Author: wulb

    詹姆斯·弗雷的回忆录《岁月流沙》经某网站披露涉嫌造假后，在全美引发了一场关于回忆录是否允许虚构的剧烈文学争论。而此次造假风波的另两位主角：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小姐和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终于打破沉默，分别于近日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欧普拉在周三晚主动邀请CNN主持人拉里·金，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电话采访中，欧普拉出乎意料地力挺弗雷，并希望受《岁月流沙》感动的读者继续支持弗雷。有读者认为，如果没有欧普拉小姐当初的“善意之举”，没有人会去较真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兰登书屋也于本周三对读者投诉行为做出了回应，兰登书屋将满足消费者全额退还《岁月流沙》购书款的要求，这一举动也打破了兰登书屋不接受退书的惯例。但兰登书屋方面对此并不十分担心，据乐观估计，受《岁月流沙》涉嫌造假事件凸增的图书销量要远高于退书数量。

　 加拿大顶级诗人厄文·莱顿近日在蒙特利尔护理中心溘然长逝，享年93岁。

　　莱顿在现当代加拿大诗人中拥有重要地位。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但是他真正的激情和名声都是由诗歌而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莱顿出版的诗集《黑色猎人们》让他声名鹊起，随后开始热衷于参加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辩论节目“舌战”，言语犀利，反应敏锐，很快成为名辩手。莱顿创作丰富，他的诗歌坚实有力，富有讽刺性和色情意味。他在1959年凭借一部《献给太阳的红地毯》赢得了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文学奖。

　　　在50多年的文学生涯里，他出版了40多本诗集和文章集，曾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那年最后的获奖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莱顿特别爱和批评家较劲，批评的声音越多越响，他对自己的声望就越感到陶醉。他曾宣称：“我是一个天才，我的作品将和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以及济慈的最佳作品永垂不朽。”

　　莱顿1976年获得了“加拿大勋章”，这是该国的国家级最高荣誉。

     贵州省首部网络诗集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

    《暗夜里的灯盏》是贵州省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网络诗集，所选诗歌关注社会、人生、人性，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于一体，诗歌风格各异，融先锋创作技法与传统诗歌创作技巧于一体。

    该诗集是贵州省民营网站“抒怡心苑”论坛诗歌集萃，精选了近年活跃在诗坛的陌上耕夫、南山等２０位网络诗人１９０余首诗歌。该诗集的出版，反映了贵州网络诗歌发展态势，填补了贵州省网络文学作品结集出版的空白。

　　2005年的文学面孔不似往年的暧昧不清。这是一张“浪子思归”、“渴望担当”的面孔，浓眉大眼的面孔，苦思、亢奋而有些鲁钝。众多文学评论家提出了越来越相近的批评主张。众多文学期刊发表了越来越粗糙的中短篇作品。众多重量级作家先后拿出了沉淀多时的长篇小说。总的看来，2005年的文学面孔表情丰富。

　　“现实”与“历史”归来

　　此年的长篇小说收获甚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范小青的《女同志》、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每一部都来者不善。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作家刻意抛置的“现实”与“历史”，

在2005年得到了凶狠的书写；主流文学界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祛历史化”、“祛现实化”、“祛集体化”的现代主义腹语式的叙事潮流，在积累经年的道德焦虑与真实诉求中渐渐星散。破碎行进的乡村与城市浮现在《妇女闲聊录》、《秦腔》、《遍地枭雄》和《女同志》中；无法消逝的“文革”长影倒映在《平原》、《兄弟》和《后悔录》里；时间不再剖开现代主义的横切面，而在《空山》中走向纵深……联想起近年来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林白的《万物花开》，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及艾伟的《爱人同志》等长篇作品，可以说2005年文学对“现实” 与“历史”的回归绝非偶然。

　　这里所说的“回归”除了是就文学整体而言，还有针对这些作家的意思———这些回归者多是昔日的先锋派、炫技派作家，无意识的反历史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者，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现实”与“历史”的怀抱之中———嬉戏的孩童终于长大，承担重负的仁心取代了弃家远游的玩酷。

　　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作家在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展开的虚构，也不再与中国当代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相同。从来没有写作者像林白那样，把一位农妇的闲言碎语“记录”到底，并让这破碎的记录自己诉说伦理的凋败、权力的骄纵、羞耻感的丧失和生命的包容；而贾平凹在《秦腔》里，面对乡土崩溃和精神离散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态度上的“震惊无能”，和叙事结构上的“东鳞西爪”，是与传统的乡土田园文学那完整自洽、成竹在胸的叙事方法大相径庭的；毕飞宇的《平原》看起来很白描，很中国，但是骨子里的那个狠，那个叛逆，那个一去不回头，却随着每一章每一节的进展寸寸深入，这个“狠”在小说的终结达到高潮———当端方的喉管被中了狂犬病的吴蔓玲死死咬住时，权力的巨手便在中国乡村最微小的细胞中完成了它从容而无情的拨弄……历史和现实在这些作家笔下尽量远离了庞然大物的支配，有了个人化和批判性的迹象。

　　复调思维尚未形成

　　然而，也仅仅是“迹象”。它们还没能成为坚固而丰赡的事实。在沉重的历史和纷繁的现实面前，充分的个人化写作并未实现。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仍然罕见。

　　由于精神的幅宽有限，某种观照现世的复合性眼光，以及与悖谬世界相抗衡的复调思维尚未形成。尽管作家们受过先锋写作的技巧训练，但是精神格局的促迫使其在与“真实”相遇时，要么服从既有的社会结论，要么服从自己无力的异想天开，那种由自由意识所驱遣的游戏精神总是难以萌生。为什么中国文学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洗礼之后，还会出现这种初级问题？答案是显然的：我们并未充分经历过“人”的自我发现阶段，就被这股浪潮解构掉了从未坚实存在过的“人”本身，因此，这一浪潮未能成为丰富作家之精神主体性的助力，那些表面的技巧自然无法在实质上帮忙。也正因如此，虽然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足够怪诞，但是我们的小说却总是不够怪诞，或者它们顶多是现实怪诞的有抄袭嫌疑的复本。是不可能有超过中国现实之怪诞的想象力吗？我以为不是。只是作家的想象力仍潜在地受限于“庞然大物”而已。

　　而为何“庞然大物”总是潜在地主宰中国作家的思维，我以为原因更是简单：中国作家的精神维度中，真真切切缺少一个彼岸的世界。这世界，有人名之曰“上帝”，有人名之曰“绝对存在”，有人名之曰“信念”，有人名之曰“美”，我名之曰“无限的神秘”。站在这一基点上，现世的相对性显现无遗。当这相对性的一切被绝对化地叙述时，复调思维自然难以产生。

　　新的“文学工具论”兴起相较而言，2005年的长篇小说境况胜于中短篇，因为有文体追求的成熟作家都去写长篇了，中短篇小说领域便由较新的面孔所主宰。由于文学期刊的市场化危机，导致了它们对中短篇小说“好看性”的迫切需求。

　　所谓“好看”，便是故事性强，冲突剧烈，反对晦涩，向影视剧靠拢，由此产生了不少表现出“兵法精神”的作家。举目望去，林立的文学期刊几乎找不到从前俯拾即是、令人头疼的“实验小说”了，文学的探索精神被弃如敝屣。季羡林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践证明，“河东河西”根本用不了三十年，五六年就够了。

　　五六年前那股追求片面的文学技巧和精神深度的走火入魔劲头，现在被编织故事或抄袭新闻的热情所代替。前者故不足取，后者亦无足道。

　　与此同时，反对文学的探索性和精致化追求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正义”———为弱势群体代言，把当下社会的“真实面目”最朴素地表现出来，以文学介入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等等。

　　一些评论家把曹征路的小说写作视为“文学正义”的集大成者。对持此论者的社会目标———公正之实现———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对于直接让文学创作成为社会主张之传声筒的做法，我坚决反对。它对文学的伤害有文学史作证。作家的道德激情与改造社会的使命感是高贵的，它既可以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也可以化为自由瑰奇的文学想象，就像卡尔维诺已经做到的那样。但是如果想毕其功于一役地以肤浅简陋的文学实践取代坚苦卓绝的社会实践，那就是虚伪矫情的“左派幼稚病”了。  

　萧乾是我国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在漫长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在文学史和新闻史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湖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7卷本《萧乾全集》，汇集了他的全部创作文字，含小说、散文、通讯、书信等，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全的版本。近日，一批专家、学者汇聚北京，就《萧乾全集》的出版进行座谈，认为全集的出版，是文学界与新闻界都值得重视的事情。它既是对萧乾的缅怀，更是为今天的年轻读者提供了阅读精品的范本。

 

　　包括描写其新婚的《纯白的婚礼》、描写旅途景致的《日本的风景》等，将收入新的《冰心全集》

　　 一批从未与国内读者谋面的冰心文章，开始陆续“回国”。记者近日从福建冰心文学馆获悉，这些文章将与2005年冰心家人赠予该馆的冰心书信、日记一道，在整理之后，补充收入《冰心全集》。而《全集》篇数也预期将由现有的9卷，增至11卷。

　　找到的佚文共有十余篇

　　据介绍，1946年至1951年，冰心旅居日本5年，期间以日文发表了许多的文章与演讲，一部分已经翻译为中文，后收入《冰心全集》，但在日本还有不少的文章与演讲未能找出，而且这些文章未经翻译、在国内也从未发表过。

　　冰心研究会秘书长、冰心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先生2005年9月30日至11月27日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在关西大学萩野脩二教授、牧野格子博士、名古屋爱知大学的虞萍博士、东京驹泽大学的釜屋修教授等帮助与支持下，收集了冰心于1963年在东京仓石中国语讲司会、1980年在京都的演讲录音、《日本的风景》、《评阅述感》等十余篇佚文与演讲文章，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冰心研究的重要收获。

　　王炳根目前带回的文章有6篇，其中包括冰心描写其新婚的《纯白的婚礼》、描写旅途景致的《日本的风景》等。其余文章仍在由日本学者整理和翻译中。据王炳根介绍，在冰心的佚文中，有一篇名为《惆怅》的中篇小说究竟是否系冰心作品，冰心家人与专家对此都有较大争议。对此，福建冰心文学馆将于今年9月在北京专门为该部作品举行专家论证会及新闻发布会。

　　名人贺卡展怀念冰心

　　记者从福建冰心文学馆还了解到，冰心文学馆将在对冰心遗物进一步整理之后，陆续推出以名人明信片、贺卡等为专题的展览。这些寄给冰心的明信片、贺卡中，有不少发自世界级名人之手。

　　在冰心逝世五周年之际，曾由冰心家属捐献给冰心文学馆数量达几个集装箱的遗物。这批遗物除了已在冰心文学馆展出的冰心使用过的桌、椅、床、电视等物品外，还有大量极有价值的手稿、贺卡、字画、书信等，时间跨度数十年，不少出自名人之手。有些留言、签字都十分特别有意思，甚至有一些贺卡与明信片，也是名家亲手绘制寄给冰心的。

           国家及我省“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夏衍全集》编纂完成，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月10日，中国文联、浙江联合出版集团共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夏衍全集》新书发布会。

《夏衍全集》编纂项目于2002年下半年启动，共16卷，约920万字，分为戏剧剧本、戏剧评论、电影剧本、电影评论、文学、新闻时评、译著、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卷目。其中戏剧剧本收入了夏衍的全部舞台剧，包括多幕话剧13部、独幕剧8篇、合作剧本4部，是目前收录最全的夏衍剧本集。 　　 据了解，全集对夏衍的作品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主要创作门类基本收全，有存目的篇什，绝大部分找到并已编入，同时还发现了相当部分从未入集的文章和已经绝版的集子，澄清了一些延续已久的误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结集发表夏衍的戏剧评论、书信日记、译文集。

　　如今，一个星期出版一本书已不是难事。而随着出版周期的缩短，图书的生命周期也随之大大缩短。一本书在书店书架上停留的时间有多长？虽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权威数据，但以业内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什么概念？可能一本书还没通过发行与读者见面，就将“投身”造纸厂化浆，或者跻身“特价书”甩卖的行列。
　　导致图书“易碎”的原因很多，但不能否认，出版界的浮躁、短视也是直接的“驱动力”。

　　新闻拉着出版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显示出对出版业越来越强的拉动作用：一是选题上的拉动。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各种披露事件“真相”的相关书就会蜂拥而至。比如，戴安娜车祸身亡后，半个月内就有六七种关于戴安娜的书出来；著名港星张国荣的那一跳，又跳出了17种怀念张国荣的图书……而另一个拉动就是新闻事件的发生带动相关的图书出版，比如SARS、禽流感的爆发，带来了医学保健书的畅销；伊拉克战争拉动了兵器图书的畅销等等。
　　不仅如此，一些文艺图书的创作也因糅进了诸多新闻要素而派生出一个评论界颇有争议的全新品种———“即时小说”。

　　资源跟着网络走

　　这两年，网络文学也成了出版界着力挖掘的一个出版资源。只要在网上走红、点击率高的作品，一般都会被出版社相中，从网络走向传统的纸质出版物。这其中当然不乏优秀的作品，比如号称“第一部网络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时下正热的《双面胶》等等。但不能否认，也有鱼目混珠之作。
　　出版社的热衷和竞相追逐，自然又“催生”了越来越多网络作品的诞生。一位网络写手曾开玩笑地说：写网络作品不怕不出，就怕不红。你出我出大家出，供大于求造成市场的过剩，自是在所难免。

　　灵感追着娱乐走

　　时下，出版与娱乐也是“非常接近”。比如，很多编辑把选题的灵感锁定在娱乐界。屈指算来，演艺界的大大小小明星、主持人，几乎已被出版社一网打尽，且有的还在“培育”潜在明星“写手”；再则，影视书也是出版社追逐的热点。比如先电影而推出的《艺伎回忆录》、《无极》小说版等等，有的为影视先期造势，有的与影视中期互动，影视与图书互惠互利。
　　此外，娱乐界发生的各种“事件”也让出版界及时“跟进”。比如“超女”的走红，各种版本的“超女书”便迅速占领书店的书架。这些书的生命周期有多长，自是显而易见的。

　　速朽图书制造泡沫

　　图书强调“即时”的时效性，拉近了图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但同时也因“时过境迁”而快速“失效”。
　　有关人士提出，近年来，中国书业每年推出的图书新品种逐年上升。目前，中国出版业的年出版图书种类超过了15万种，但是真正在读者的视线及书架上长时间停留的图书，除了工具书，其它是少之又少。
　　在刚结束的二渠道春季订货会上，大量特价图书的出现，便传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越来越多“速朽”书的出现，不仅导致了库存的大量积压，浪费了资源，也挤占了新书的生存空间。应该看到，这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发展进程中难以跨越的深渊。    

“速朽一代”指的是谁？不，我不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适用于许多情况的标签。“速朽一代”也不属于指代某个固定的特殊群体的专用名词，相反，它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之中，由那些最不固定最善变的文化游牧分子所构成——“速朽一代”没有组织，它各自为政，它是浮在时代表面的原子化的个人，正是这样一些无所不在的原子化的个人促成了当前文化标识的流行：它的善变性，与时代的无方向性保持着高度的同步，它的速朽性质则从反面体现它的易被时间呑噬的短暂新鲜感令人不可思议地抓住了时代精神的虚无特征，而这恰好是它的活力以及它之所以吸引人们的诡秘之处，同时也是它有可能以“速朽”为标签为我们的时代做出文化注解并使自身成为历史经典的意外依据。

　　“但是，”有人会问，“你所谓的速朽一代，难道不正是指那些脱离现时代最基本真实和最尖锐问题的矫饰文化和流行写作吗？”是的，你的问题提得好极了，亲爱的先生。在一个充满了残酷真实和尖锐问题的时代，竟然产生出如此不残酷不尖锐的文化和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不能从文化和写作内部去寻找。

　　那个笼统的文化消失了，写作同样如此。从一种眼光看出去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另一种眼光看来则不然。决定眼光不同的因素很多，拒绝承认另一种文化和写作之价值的情况仍然存在，但这种拒绝恰恰是该文化和写作的外部生存条件之一。“速朽一代”被一些人鄙夷的事实，并不能推翻它被另一些人欣然接纳的事实。“他们的写作微不足道！”“他们所描写的生活和情感微不足道！”是啊，我一度也这么认为。微不足道的何止是生活和写作，还有微不足道的“批评”！在这个小小的关于争辩“谁更有价值”的真理事件中，真理并没有出场……因为隔膜和轻视，那种相互的轻视，即使还不至于发生对抗，但差异的鸿沟已使交流发生了障碍……不必再呼吁彼此的理解，这已经没有必要，在“谁更有价值”的选择题辩论中，“分殊化”是一个双方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确实，“速朽一代”赢得了它应该赢得的赞成票……

　　被批评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全景式社会”与“时代总体性”都不过是用言词勾勒的结果，所谓“总体性的生活”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抽象的大脑之中。生活视野和个人经验的局域性必然导致表达的“分殊化”——“速朽一代”无意回避现实的残酷面和尖锐性，因为它谈不上回避并不了解之事也谈不上回避未有深切体验之物——个人命运和生活环境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高屋建瓴的概念认识而获得解放，哪怕这是一种更具覆盖力的真理概念。而写作，特别是“速朽一代”的写作，它的贡献仅在于，它恰当地出没于现实的另一些层面，这“另一些层面”绝不是用一句“虚假生活”或“半张脸”就可以打发的。

　　文化和写作中的“责任理论”至今具有自封的优越性和优先衡量权，人们仍然习惯性地继续将“文学责任”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但这不过是空洞的泛泛之论——“要做个好人！”那有什么可争辩的？可是，“何谓好人？”人们在这个问题前开始分裂了……“文学责任”同样是一个经不住追问的命题，“何谓责任？”“谁”对“谁”负责？对“责任”之内涵的不同解释何以会针锋相对，哪怕对立的双方都赞同“责任”一词，最后仍然要发展成势不两立？“文学责任”并不能统一不同的人，随着争论的深入，这个命题进一步分裂了不同的人……现在的问题转化为：“速朽一代”的“责任”表现在什么方面？

　　“速朽一代”的责任是——为自己写作，它的核心是自我。难道不是吗？有什么问题吗？文学的责任是为了别人，因为文学在为“别人”，“别人”就会为之感激涕零——且慢，如果一个律师替别人辩护，别人将感谢他；如果一个律师替自己辩护，就有问题了吗？为“别人”伸张正义和争取权利不仅高尚而且可以载入史册，为自己伸张正义和争取权利则势必渺小而速朽，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一个人对“表达自我”没有兴趣，他怎么会对别人“讲出自己心里话”感兴趣？如果一个人从来不为自我着想，他又有什么必要感谢别人“为我代言”呢？

　　结果居然是这样：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写作在现时代赢得了许多人！是他们都很自私吗？还是他们不过为了了解“某个”与他们无关的“自私的人”？共鸣居然在许多同样自私的琴弦上发出，或者，并没有共鸣，那些人仅仅是好奇，一种公开的窥视……这么简单？那些人粗鄙而无教养，这样说可要小心！那些人在充斥着假面和肤浅表演的文化中精神正在堕落，这样说更要小心！反思不是凌驾他人之上的宣判，反思应当态度超然。以道德责任的代言者自居，不过是另一种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升华错觉，一种对自我的无边放大。当写作已不再是一门少数人掌握的特殊技能时，它就必然成为更多人参与的即兴表达，“速朽一代”更是如此：它成了逸出责任理论的一次性个人表演，何况责任理论在现时代的诸多远为重要的领域都已经失效。

　　“速朽一代”在另一种我们可能完全不知情的语境中长大——我们自以为已经烂熟于心的现时代，一直被我们同样自以为烂熟于心的字词和概念反复描述与总结，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不证自明，但我们所谓烂熟于心的那一套在“速朽一代”眼中却可能全然陌生。在同时代中生活并不意味着只会产生出一种类型的人和一种类型的头脑！我们耿耿于怀的诸项重大问题，对他们也许并不存在！我们们急于想知道他们一些什么呢？或者，我们对他们想告诉人们的感受和经验统统不感兴趣，只是一味要求他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坚信只有我们才抓住了时代的根本！可惜呀，也许正是他们才抓住了时代的根本，这可说不定！

　　不要指责“速朽一代”只知道“现实的一半”，更不必要求他们去认识“现实的另一半” ，应先设法知道“他们知道的一半”是什么——除了自我，摩登，表面化，流行时尚，陶醉于假相（这一指责本身也在提供一种新的假相迷信），还包括：新技术与媒介之利用、图像主导、即用即弃、通讯革命带来的新书写风格，多样性之混杂、朝秦暮楚、无方向性……他们才是现时代所造就的真正体现其特征的一帮！

　　所谓自我，时髦，表面化，流行，假相，不就通过“恋物”来达成的吗？是的，先生们，的确如此。支撑“速朽一代”生活的，乃坚定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那种喋喋不休的对物质细节的关注和个人感官印象的描述时常招人垢病，殊不知这最容易见异思迁与始乱终弃的“恋物癖”正是现时代文化发生重要变迁的后果——从“观念拜物教”转回到“商品拜物教”，既是向上走的过程也是向下滑的过程——虽然已经返回生活的物质基点，同时又因为物质自身越来越短的淘汰周期，“速朽一代”在物质主义的现实/虚幻之矛盾体中看到自己的双重面影。

　　“速朽一代”从不渴望最高目标，
那全是些“不可能之物”。“速朽一代”坚信的此岸性在于它的“可期盼”、“可触摸”和“可占有”——限制在物质领域里的生活图景才可能被有效地想像，它具体地呈现在那里。和“速朽一代”所写作品的命运相比，生活现场中大量被使用的“物质成品”，特别是孤零零的“单件物品”，往往老得更快——物品越时髦，就越比文字更易朽。“速朽一代”把写作全面依托在物质生活之上，这可靠吗？他们的前辈说，当年人们涌向灯塔顶的楼梯时，半途脚下的楼板被抽掉了。后来有人传说，灯塔顶楼里面一片漆黑……“谁说我们不要光明不要精神？”他们中当有人忿忿不平。当然，其实我们都应当了解，追求个人目标同物质的关系紧紧相联，而着重谈论物欲和官能不过是精神观念的指向发生转移的表征，区别在于：以前精神观念是一块牌位，物质祭品远比牌位低卑。现时代的精神观念则是对一切物质的重新命名，精神和物质终于合为一体了。

　　千百年来，生活从来都是速朽的。生活在时间中逝去，它很少被记载。人们并不因为生活的速朽就毅然放弃生活，生活也不是因为它将被记载才值得一过。人们生活，既在于宿命，也在于生活的此刻性和一次性：偶然，意外，短暂，期望及不可预知。生活的强大魔力即在于此，它牢牢地吸引了人们。那么多生活不被记载又何足惜！

　　“速朽”不过是“化为乌有”的另一种表达。人们自从能够用文字和图像保留自己的一部分生活残痕以来，便开始迷信有些东西可以世代相传，进而免遭“速朽”的厄运。让一种东西长期保存，其实变成了“记载这种东西的文字”得以长期保存……这可能是历史经典得以产生的最初梦想，而经典一旦真正产生，人们便转过身对那些注定要与“不重要”的生活一同归于湮灭的“速朽”文字嗤之以鼻。但是，一个迄今为止对“速朽”最为有利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了——写作行为被教育普及与书写传播工具的廉价化扩散到极为广大的人群之中，记载每天“速朽的生活”，汇成现时代最壮观的景象：即时写作，即时阅读，历史只是课本，经典只是化石，新闻才是一切……这个伟大的转变，颠倒了被历史与经典盘据在金字塔尖的图型，沉睡在金字塔底被压抑数千年之久的大众开始发挥他巨大的能量。

　　“速朽一代”就在此背景中诞生，它和写作的普及和廉价化密切相关。因为普及和廉价，写作的神圣与不朽（经典和永恒是它的两道魔咒）开始“脱魅”，写作所具有的一切潜能都充分展现出来。“速朽一代”的写作只在乎空间的扩张，而不在乎时间的绵延。唯有这样，写作才能更接近速朽的生活本身，从而也更接近生活的一个宿命真理：它是瞬间的，而不是不朽的。对经典和永恒的渴望，其实就是“花朵对化石的渴望”，就是“无对于持续的某物的渴望”……“速朽一代”为了今天的存在已经等待了数千年，它拥有的就是“此刻”，就是即将速朽的“当下”。它知道，到了明天，它将归于虚无……幸运的是：此刻，它仍在！

　　既然生正逢时，那还犹豫什么？“速朽一代”用一种放松的口吻谈论并书写他们熟悉的那部分生活，甚至还越界妄议陌生事物。这有什么不可以？难道这世界上妄议还少吗？“别在意他们！”我们彼此提醒。可是，他们也并不在意你在背后说他们什么！是啊，他们随便开开玩笑，有时很过分，非常不严肃！天哪，严肃的人我们见得太多，不严肃才好玩。真的别太在乎，“速朽一代”多半还算是温和的，他们不怎么谈论重大问题，但小问题的自由谈论为什么不正是一个“重大问题”？想想过去，因迷恋于重大问题而把我们的生活整个拉进歧途甚至拖入黑暗中的事情难道还不够多？

　　“速朽一代”的写作遍布诸多领域：商业广告，通俗小说，物质随笔，电视综艺，网络博客，自传，电影剧本，流行歌曲，音像评论……没有哪一代的写作如他们的写作涉及如此广阔的符号世界，也没有哪一代的生活如他们所面对的生活那么丰繁、芜杂、表层、真假莫辨和光怪陆离！“速朽一代”仍然面临禁限，但在禁限之外留给他们的题材已经足够。批评他们没写出这个，没写出那个，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写“这个”或“那个”？“速朽一代”所遗留的题材应该让“经典一代”去做。“速朽一代”和现时代同步，它的速朽暗示了现时代的不可预卜之前景，所谓同生共死，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辩证法吗？

　　上述所有这些“速朽一代”的写作还在源源不断地问世，“速朽一代”前赴后继，即死即生，在“速朽一代”的原子化个人背后，是无方向性的现时代潮流。现时代潮流由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物质、强权和谎言……现在，这三股力量博弈的结局尚未可知……“速朽一代”能在其中得以生存就是一大奇观，它躲避强权，追随物质，与谎言共舞。“速朽一代”对现时代不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却具有重组文化秩序的潜能。“速朽一代”富有渗透性和腐蚀性，它的方式是娱乐的，通俗的，搁置的；它的风格是喜剧的，轻佻的，戏仿的；它的内容是物质的，享乐的，自恋的，它的中心是自我的……也许，恰恰是最后一条，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积极力量，虽然现在预言还为时过早。

    尽管人们对李登辉的政治品格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对他在任主持的“宪政改革”却评价颇高。主流的观点认为，“宪政改革”推动台湾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顺利转型，李登辉因此被冠以“台湾民主化之父”的美誉。然而，稍加严格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台湾民主化的顺利进展既不是因为李登辉的英明领导，也不是因为各派政治能势力所谓的“相忍为国”，更不是因为民进党街头斗争。在台湾，民主化之所以进展神速，并且稳步推进，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旧有体制奠定的民主基础。这些基础来源于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理想和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进行的宪政设计，它们保证了台湾政治体制在民主化浪潮之下实现体制平稳的转型。

 

一、民主的理想：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党1949年是带着封冻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退居台湾的，这部宪法是对1936年《五五宪法》的继续和发展。尽管以欧美国家的标准来看，46年宪法未必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的标准，但毕竟体现了国民党在一党专制的背景下推行宪政的诚意。虽然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受到苏俄布尔什维克建党理论的影响，信奉“以党治国”的理念，但由于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理论的影响，两部宪法都删除了“以党治国”的相关条款，代之以“以主义治国”，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1]这样的规定，使得国民政府虽然是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却远非极权政体，它承认民众各种权利和自由，基本上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国共内战后，国民党政府冻结了《中华民国宪法》，并把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退居台湾。

 

基于内外多重考虑，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废除1946年宪法，而是通过“戒严法”的折中方式，一方面维持以党治国的事实，一方面维持民主政制的框架和理想。这也就注定了台湾的威权体制只是暂时性的应急之策，即便是国民党也没有把这种制度当作最好的制度，准备长期贯彻。同时，国民党当局为民众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言论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亨廷顿认为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然具备相当程度的自由度。[2]在这样一个相对开明的政治氛围下，尽管国民党当局冻结了宪政体制，但在政府、学界以及社会各个层次中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基本是一项共识。正如朱高正先生所言：国民党政府自迁台后，为巩固政权，建立非常体制，架空宪法，而学校及大众传播却一再灌输学生或国民各种民主政治常识，即政府不断透过部门系统所施行的民主教育，正不断培育对抗、否定“非常体制”的“合法独裁”的预备队。[3]

 

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了“封闭中央”的策略，但因为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民主理想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为今后的民主化创造了制度上的缺口，也成为“宪政改革”的起点。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派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共识，着手进行必要的改进。事实上，如果国民党当局严格按照党国体制来进行宪政设计，除非遇到内外交困的变局，否则反对党不会有任何胜出的可能。然而，因为国民党当局从理论上与西方民主制度的一致性，它并不能排除党外势力的发展和民众对民主理想的渴望。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没有这样一部体现民主理想的宪法，当民主化大潮强加于身时，台湾民主转型恐怕不会有现在这么顺利。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大大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否定中华民国的宪法主张在岛内不为人们广泛接受。在这样一部基本符合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宪法下，降低了民主化的成本，避免了因宪政危机而导致的政治动荡。

 

二、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不断发展的选举制度

   

任何政治理想都需有具体的政治制度来负责具体落实。在现代政治中，实现民主理想的制度设计无疑就是选举制度。选举制度通常作为衡量民主程度的硬性指标，约瑟夫·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塞缪尔·亨廷顿都沿袭了这样对民主程序性的定义。[4]仅以罗伯特·达尔对民主的经典定义为例，他认为民主有五项指标，即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资格。[5]对于中国而言，历史上选取政治精英惯用的方式是考试，而不是选举。如何让普通民众适应这种全新的政治实践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施行戒严体制的同时，在地方厉行自治制度。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背景下，稳健地推进了选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为民主化的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台湾戒严时期，地方自治是除了“中央民意机构”以外的重要的体现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孙中山先生承袭欧美自由思想，极力主张在中央与地方间实行分权，地方官员（包括省长、县长）由民众直选产生。地方自治是国民党当局溃逃台湾后开始实行的，1950年4月5日，通过的《台湾省各县市地方自治纲要》是台湾地方自治的法律保证。6月7日，“行政院”通过《台湾省选举法规》，7月开始举行各县、市议员，10月选举第一届县、市长。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亦同时由民众选举。[6]尽管在地方自治的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而且这种选举远非完善和成熟，但通过选举产生地方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的惯例毕竟被维持了下来。通过渐进的、累积的发展，刺激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自从地方选举制度实行以后直到1981年，在历次的省议员、县市长选举中，民众的投票率都超过了70%。[7]同时，选举为本土派势力创造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从而也就为非国民党势力的发展留下了一个缺口。“开放地方”长期的发展结果的造成了“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局面，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前，党外势力已经成为岛内第二大政治力量，拥有2000多人的基本队伍，在历次的选举中可以获得30%选民的支持，拥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县市长和省议员等中的近50个席位，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8]

 

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不断发展的选举制度不仅缓解了台籍人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更为重要的是帮助民众熟悉以选举为形式的民主制度。在民主化大潮来袭之际，台湾民众已经对选举制度有了充分的实践，确保了转型的顺利过渡。

 

三、民主制发展与民主化顺利转型的条件

 

    “民主制度会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生成”是民主化理论探讨的重要课题。主流学者认为，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发明和重新发展出来。正如可耕种的土地和充足的雨水就会促进农业发展一样。[9]亨廷顿曾列举了将近30项民主或民主化得以推进的条件，其中包括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相对平等的收入或财富分配、市场经济、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等等。[10]从经验来看，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强大等因素是民主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忽视旧有政治传统对新制度引入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李登辉着手进行宪政改革时，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民主因素，包括上文所论述的国民党传统上的民主理想和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不断发展的选举制度。这些政治因素成为台湾民主化转型顺利进行的政治保证，我们不排除民进党的街头斗争、李登辉的“锐意”改革、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对台湾民主化起到重要左右，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因素都是在国民党就有政治体制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民主理想和为民主政治搭建的选举制度平台，没有为党外势力发展释放一定的空间，我们很难想象台湾能够在国民党掌握国家大权的情况下，被街头斗争起家的民进党猝然拉下马。

 

    民主化实现的条件或许千条万条，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国民党旧有体制奠定的民主基础，它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