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倍的人情”
9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李敖展开了他“神州之旅”的第一场演讲。
不可避免地，在这场演讲中，他多次提到了一个和他、和北大都有深厚渊源的人——胡适，并在结束时表示：“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我捐了35万元人民币是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中国人最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元给我，今天我相当于用1500倍来还这份人情。”
李敖一次性拿出100多万元新台币，并非一时冲动。早在今年2月份的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中，他就提出要为胡适立像的想法，并出示了和凤凰卫视签署的续约中的有关条款：“第3期应付款为新台币1385280元整。乙方须于2005年5月31日交付，该款应交由乙方刘长乐先生，凤凰电视台刘长乐先生，代表李敖先生，捐赠北京大学作为胡适先生制作铜像的专款专用建设基金。”
李敖的父亲和李敖在台大的老师姚从吾都是胡适的学生。而李敖自己也与胡适相识相交，对胡适及其思想学术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他所以扬名文坛，也源于为胡适辩护而发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因此，胡适之于李敖，当然不止是资助过1000元的恩情。
演讲结束后，记者在北大校内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认为，胡适是近代思想文化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对北大贡献最大的3位老校长之一，立像是早就该做的事。一位新闻专业的学生认同李敖所说“胡适的思想是最温和的”，并表示这正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
在北大未名BBS上，学生们对于李敖的这一建议都表示认同。其实，在北大校内为胡适立像，李敖并非第一个提出。在北大未名BBS的精华区，可以查到两次学生自发呼吁捐资树立胡适像的记录，这两次呼吁都曾经成为热门话题。
而来自北大的最新消息是：有关立像的具体事宜还在商讨之中。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北大港澳台办的潘庆德说：“李敖说北大有蔡元培的像，有唐·吉德的像，就是没有胡适的像。此言差矣！”据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刚建成的新馆阳光阅览大厅内，有名人雕塑墙，其中一幅就是胡适，工作人员还专门带李敖参观了这个浮雕。
“胡适先生应有的地位，北大已经给予了。”潘庆德说：“胡适先生为北大的发展，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名人雕塑墙正是为了纪念他以及蔡元培等老校长而修建的。”
潘所说的雕塑墙就在位于新改建的图书馆南门入口处，由于在工作区一侧，不是很醒目。墙上刻有9个头像浮雕，以纪念为图书馆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校长和老馆长。
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北大校内塑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雕塑应有一定的历史涵义和指向，捐赠者与接受捐赠者具有特殊身份。据介绍，自1998年以来，校内开始控制户外大型雕塑的设立，目前批准的只有百年校庆期间在湖心岛建立的校庆标志和“北大星”两座雕塑。
这位工作人员并未说明所谓的“历史涵义和指向”以及“特殊身份”具体有什么标准。如果他所言不虚，那么，燕南园55号前面于1998年落成的陈岱孙像应该是最新树立的室外人物像。
除了陈岱孙像，北大校园内的人物雕像还有77、78级学生捐资的蔡元培像、李大钊像，西班牙捐献的塞万提斯像，法学楼前的马寅初像，中国文化研究所前的老子像。置于室内的人物像就更多了。
胡适归来之难
在北大107年的校史上，共有过29任、28位校长。但至今为人传颂的，不过四五位而已。在这几位中，胡适是任期最短的，只有3年多，但是他和北大的渊源、感情，却是无人可比的。虽然他并非北大毕业，却一直将北大当作自己的“第一母校”。
1929年，去沪3年的胡适回到刚刚复校成功的北大，写了这样一首诗：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如果没有提示，又怎能让人想到这首“情诗”竟是一位著名学者写给一所大学的？胡适自己也知道“说出来只怕也没有人相信”，直到1951年才发表了这首诗，发表时还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近百字的“短跋”。
胡适对于北大的感情，其来有自。1917年，刚刚回国的胡适，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毅然谢绝多方邀请，来到北大任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在北大，他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北大成就了他，他也和北大结下了终身情缘。
此后30年间，胡适除了出国考察和公干，大多数时间都在北大任教，历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校长，为北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去台之后，他也“虽在远，决不敢忘北大”。说起来，他的去世也和北大有关——在欢迎杨振宁、李政道等外籍院士的酒会上，他谈到自己和杨、李的师祖饶毓泰的师生情缘，过于激动而心脏病突发。最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北大校旗下葬。
可是，胡适对于北大的贡献，因为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埋没了——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另一位对北大贡献巨大的老校长蒋梦麟。就在胡适发表那首“情诗”的同时，北京大学正在带头开展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在大陆的他的老友、学生乃至长子，都被迫加入了批判的浪潮。
理解了这段历史，才能理解北大人对于老校长的特殊感情。这是一所大学能否面对自己的历史、传承自己的传统的问题。23年前，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北大人——82届毕业生集资树立蔡元培像，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只是胡适的归来比之蔡元培要艰难得多。
于是，有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台北胡适墓前的叹息：“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他回来后在一篇题为《我为胡适说几句话》的文章里写道：“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季羡林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北大校史专家、学者陈平原写道：“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
毛泽东：“50年后再给他平反”
在北大45号甲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挂着北大著名学者的画像，其中胡适的介绍开始就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曾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胡适曾被中共列入“战犯”名单。但是欧阳哲生说，他并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文件说明这一点。胡适地位的突变，主要来自建国后的两次“胡适大批判”。
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就是所谓的“洗澡”——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规模不大，却开了对“旧知识分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改造”的先河，其方法为后来的一系列运动所继承发展，直至反右、文革。
而1954～1955年间由“《红楼梦》事件”引发的第二轮批胡，则更加轰轰烈烈，可以说动员了整个知识界的力量。运动中撰写的批判文字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卷的《胡适思想批判》。从此，胡适和他的思想被彻底赶出了大陆思想文化界。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胡适大批判”是必然的。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和核心人物，胡适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领袖。不仅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这样“学界领袖”的角色众人都认为非胡适莫属，甚至在知识界的“总统民意调查”中胡适也遥遥领先。其影响可见一斑。
胡适能得到这样的地位，并非偶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每个领域，几乎都绕不开胡适。虽然他的白话文写作水平不高，但是却为千万文人乃至亿万中国人打开了新语言的闸门；他的《红楼梦考证》，不论结论如何，却为文学研究树立了科学方法的典范；史学、政治学……乃至第一个提出建立原子研究中心的，也是他。
虽然有人惋惜胡适“政治上天真”却非要参政议政，但胡适面对动荡的时代，显然不能袖手旁观。在《人权论集》的序中，他写道：“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胡适自认为其议政并非代表某个党派阶层，更非坚持某一主义（政治上的“主义”和他信奉的实验主义哲学是对立的），而是坚持独立的立场，进行问题的批判。
当然，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胡适的意义。1955年，在怀仁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我们对他现在要批，50年后再给他平反。”
正如季羡林先生抱病所写的《胡适全集》序言的题目，50年过去了，是否应该“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走进北大校内的博雅堂书店，在推荐台上赫然可以看到《胡适杂忆》、《胡适晚年口述自传》、《胡适的声音》等一系列关于胡适的书。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大陆出版的胡适专著已达30余部，胡适本人的作品、学术著作出版多达几十种，翻译了大量美国出版的胡适研究专著，还出现了两本胡适研究的专刊。《胡适全集》也在出版之中。在三联书店，有胡适图书的专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胡适系列”的责任编辑曹凌志认为：“我们原来一直在读鲁迅，港台却在读胡适。他是被打倒的对象，但是现在，我们走出了那个时代，应该重新认识胡适，他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改造了文化中的很多成分。”
这股“胡适热”，最直接的原因是随着学术自由的落实，学界开始对一些近现代人物进行重新评价。而根本原因则是，要理解近现代中国，胡适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欧阳哲生曾说：“如果要列举一位最能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趋向的历史人物，我认定胡适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
今天的大陆学界力图还原胡适，也出于建立中国文化传统的需要。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仅是几千年的儒家等“旧传统”，也包括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的新的文化传统。被“文革”打破和中止的，不仅是旧传统，也有新传统。今天各种“读经热”、“国学热”兴起，但是继承新传统也同样必要。而新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把新旧文化理解得最好的，正是胡适。
只是，为胡适立像似乎不被认为只是个学术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教授谢春涛认为：“胡适跟国民党去台湾，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属于敌对阵营。后来在政治上批胡适，但否定其他贡献是不对的。这个问题核心是政治，给这样的人物平反，是北大决定不了的，还得由北大之上的机构定。”
“但是那么大的党，党内的认识肯定是不一致，老人们转变观念是不容易的。”谢春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