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重聚在诗歌的旗帜下——复旦诗派迎新Party》去年12月30日晚在泰康路尔东强艺术中心举行。
    “复旦诗派”是以历届复旦诗社成员组成的诗歌群体。成立于1981年的复旦诗社，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学生诗社之一，出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院派诗人。复旦百年校庆之际，他们回到母校，举办了“复旦诗歌日”并编辑《复旦诗派诗歌系列》十六本，为母校百年献上厚礼也为中国新世纪诗歌书写新的诗篇。在诗歌聚会上，复旦诗派的代表诗人许德民、孙晓刚、杜立德、刘原、韩国强、杨宇东、张海宁、鲁育宗等相继朗诵了自己的诗篇。参加聚会的著名诗人赵丽宏、黎焕颐、严力等也纷纷登台献诗。在和诗歌久别重逢或者小别重逢之后，来宾们都兴致勃勃地登台朗诵，以诗歌的名义庆贺新年的到来。参加诗歌聚会的还有各界人士龚心瀚、郑祖康、陈村、周长江、俞晓夫、朱国宏、尔东强、姚献民等。

                                       ——推荐《和解的智慧》

政权与国家的稳定，终归是要落实于一个合理的制度和安祥的民心之上。

作为当今世界仅存的共产专制大国，中国正面临着艰巨的民主转型。中国的民主转型为何如此艰难？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哪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未来的民主转型中，我们将遇到哪些阻力和挑战？什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何种道路？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长期思考与研究，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两位学者，冯崇义和丘岳首，向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献上了他们的一部论文集：书名是《和解的智慧》。该书已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两位作者的18篇文章以及三篇附录。其中，有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深入浅出的阐发，有对时政的理性的分析批评，也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富于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

和一般的时评政论相比，这本书更有学者的严谨与明晰；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本书更通俗流畅，贴近现实。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本书有很强的时间性：它是为当下的中国而写，希望为当下的读者所读，指望在当下的中国发挥一定的作用。正象两位作者在前言里所说：“我辈本是书斋中人，直接出面干预江湖中事，实是情非得已。”作者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李慎之一样，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再不实行就要出大麻烦大危机大灾难了。我们是在和灾难赛跑，再不大声疾呼就来不及了。

两位作者指出：“中国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转型：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从大一统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型、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这种宏伟的转型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希望和期盼。与此同时，社会大转型也引发种种矛盾与危机。失范现象遍布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处处显示出现有党国体制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的需要。…… 为此，我们渴望并将致力寻求一次‘壮丽’的和解——体制内外、海内外不同政见者基于宽容理性和政治多元化等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和解”。

请注意：在这里，针对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作者首先提出的主张是政治和解。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从表面上看，作者并没有对中国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譬如说，作者没有提出应该怎样解决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问题，怎样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怎样解决腐败问题，怎样解决失业问题，怎样解决三农问题，怎样解决人口问题，怎样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以及诸如此类。作者首先提出的是政治和解。这是不是太务虚、太空泛了呢？不是，绝对不是。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开端是相当程度的政治和解”。没有七十年代末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为共产专制就是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不断地制造社会的分裂、对立与仇恨。如果听任这种分裂、对立和仇恨不断积累而拒绝实行和解，整个社会必然会爆发大动乱大灾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冯崇义和丘岳首似乎并没有提出解决当今中国各种问题的具体办法，但实际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解决问题”还更为基本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 “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自由民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自由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自由民主就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这难道不是比提出一两个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更重要吗？农民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回答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时，开门见山第一条就是“让农民自己说话”。这个答案不是比那些具体的政策性建议更根本吗？

作者指出：“和谐，是指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稳定，是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政权与国家的稳定，终归是要落实于一个合理的制度和安祥的民心之上。不错，中国的经济是在发展，但经济大厦建得愈高，愈是要求有一个坚实平稳的文明政治基础。缺乏合法性的专制政治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天堂。中国的危险恰恰在于一座不断拔高的经济大厦与政治合法性地基的不相适应。封杀有善意建言认真探讨问题的网站，逮捕及恐吓有独立见解的异见人士，一如在这一原本就脆弱的地基上再挖掉一些沙石。” “大厦倾倒，无一方将幸免于难，是谁也不乐见的。要免于这一灾难，急需各方人士、特别是握有主动权的政府一方的理性、妥协和宽让。执政者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异见，不能以固有唯我独尊独大的偏执心理态度拒斥不同政治理念，更不能以掌控的国家暴力扼杀思想者。”

正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丝毫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迹象。两位作者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呼吁中共当局停止政治迫害，实现政治和解，是不是太迂腐、太书生气了呢？我相信作者的现实感决不比别人差。事实上，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了解从而对大灾难到来的可能性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才写下了这本书。两位作者的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不能不感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向读者热诚地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2006年1月12日狱委讯】VOA记者杨明报道:一个国际性的媒体监督组织谴责美国微软公司和中国当局窒息言论自由，删除一个敢于批评社会时弊的记者博客。  对微软作法表示震惊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审查记者赵京的著名博客，并对微软公司屈从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删除赵京博客的有关内容表示震惊。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部研究员克里斯丁.琼斯对记者说：“中国越来越企图通过让互联网公司屈从他们的压制政策，来窒息新闻和言论的传播，这让人深感不安。互联网公司有责任捍卫互联网的理念，那就是信息的自由和公开交流。”  雅虎提供帐户咨询导致师涛被判刑 琼斯说，胡锦涛主政后，中共当局在互联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尖端科学技术，对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中国记者和网民进行审查和监控，网民受到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她说，中国政府还有效地说服许多跨国信息技术公司帮助他们进行审查和监控。例如，去年雅虎公司就因为向中国当局提供记者师涛雅虎帐户的咨询，致使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因所谓“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处十年徒刑。  微软：遵守全球法律规范 微软公司对删除赵京博客的做法进行了辩护。微软表示，这样做是“确保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能遵守全球和地区的法律、规范以及企业惯例”。微软说，虽然这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但是微软坚信，微软和其它跨国公司能向这些市场提供服务和通讯工具，要比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更好。  赵京：空间越来越小 赵京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的研究员，在微软空间上以笔名安替设立了自己的新闻和政治博客网站。安替去年12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批评中国当局撤销新京报总编职务以及新京报记者罢工的消息。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微软公司于12月30号删除了上述有关内容。  赵京2006年1月4号在他主持的安替博客上说：“微软删除掉我的空间的那个下午，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但到了夜里，我难过地哭了……做一个自由的中国人好难。”据赵京说，他的博客一年内两次被封。他说：“在中国我们这种新闻人在未来几年内将空间越来越小。”

 

【2006年1月12日狱委讯】今天，郭飞熊别我而去，群车众警如临大敌，蜂拥而至，着实让我们再次零距离看到了这个政权的非同寻常的“强大”及非同寻常的怯弱！  上午，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到访，希望拍几张有便衣及跟踪车辆的照片，我满口答应之，我告诉朋友：“在今天全球六十亿人口中，便衣特务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就在中国，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具体的个人身边，便衣特务数量最多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尽可恣意妄为”。在拍照过程中，朋友兴奋的两眼猛放异光，与往日不同的是，不仅无牌照车多的让朋友目瞪口呆，今天，我家周围第一次出现公开配置警灯，公开在车前挡风玻璃上贴“安全”牌子的车辆，可谓天遂朋友愿，让他一次拍了个够。有意思的是，我们拍照过程中，特务的车就象耗子躲猫一样，开着车到处乱躲、乱藏，过路人的好奇地驻足围观。  上午送走朋友，我走到一辆便衣的无牌照车前敲了一下车窗玻璃，车上坐的四名便衣竟吓得都本能地抱着头拚命地朝后仰，我坚持继续轻轻地敲玻璃，其中一位可能感到我并无恶意，便小心地打开车窗，脸上仍显惊恐状地看着我，我告诉他们不要紧张，我的车今天不能用，我要到火车站去送郭飞熊，你们的车跟着，还不如让我们就坐你们的车送一送。他们说这绝对不能由他们自己作主，其中一位也不在惊恐，小心地问我：“我们能和您说话吗”？我回答：“我从未拒绝过和任何人说话，现在我们不是正在说话吗？”，他又问：“您今天不是要和郭飞熊一起走吗”？我答：“没有啊！”，他又问：“那我们到售票点调查，你们是买了四张到湖北省的火车票，那谁和郭飞熊一起走”？我答：“我们只买了一张票，就他一个人走”，他又说：“我们调查的是你们买了四张票，以为您和郭飞熊等人要到湖北去调查法轮功！这两天把我们紧张坏啦！郭飞雄走了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啦”，我说：“但愿你们能有休息的那天”，这时，一位便衣突然地问：“你每天和那么多的人一起吃饭，资金从那里来？谁掏钱？”我答：“对不起，那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不应当由我来做”，一段有趣的对话结束。  郭飞熊在一群便衣的“护送”下上了火车，踏上了归程；带着他的微笑，带着他的自信和坚定。  2006年1月11日 在有特务跟踪的日子里于北京。

乔治·奥威尔是对这个世界期望最少的人之一，但他没有写出卡夫卡那样模糊的小说，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农庄》，以及大量的书评、随笔、广播讲话稿和日记。战争时期你总能在ＢＢＣ的节目里听到他的声音。
每个人“回报社会”的方法都不一样。卡夫卡的做法是：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继而创造出属于那个世界的语言，再用这种语言来反对我们平常说话的语言，所以他的世界显得陌生。可奥威尔从来没有创造过陌生的世界和语言——即使用上他最大胆的想象，他写的童话和反乌托邦故事都毫不让人惊奇。
所以，去年我还认为奥威尔很差。那时我只关心语言，并认为写作者所做的一切最终要回到写作本身，所以我的生活反而显得缺乏目的，另一些人在写作时始终没朝这个方向回归，他们的生命力耗散在宇宙其他地方。他们显然对生活抱有更明确的要求。他们评论。 我对语言的追究还因为，当我听到人们谈论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甚至科学时，我立刻会觉得“汉语真是太贫乏了”。 我以为英语的情况可能比现代汉语要好些——英语的结构感，至少还是可以用来保存思想和表达思想的。不过，英语可能也好不了太多。我估计一个英国人甚至会说：“英语太贫乏了，汉语的情况可能还要好一点”。
人们可能真的更容易批评自己的母语。人们总带着补偿的心理去学外语。然后真的认为得到了补偿，所以说话夹杂外语的人，总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更强了。 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作为一个英国人，奥威尔对自己的母语进行了批评：“现代英语，特别是书面语，到处都是坏习惯……” 在《政治与英语》中，奥威尔列举了几种：“僵死的比喻、花里胡哨、给词语安装假肢、装腔作势的用词、不知所云的文字”，他认为艺术批评文章尤其充满废话——“浪漫主义”、“可塑的”、“价值”、“人性”、“死的”、“伤感的”、“自然的”、“活力”等等词语，说不上有任何意义，当人们说“某先生的作品的卓越之处是有活力”，那几乎等于是说“某先生的作品的卓越之处是卓越”。 当我们说“民主”、“暴行”、“自由”、“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公正”、“为正义而战”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总统一样的傀儡。
奥威尔认为“民主”这个词本身具有多种对立的意思，“民主”既可能是好的，又可能是坏的，所以，当你要表达个人感情时，“民主”这种大词根本就没法用。 卡尔·波普尔《反对大词》一文在学术领域也进行了类似列举。他甚至认为“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反实证主义”都是一个意思。波普尔还认为那些在学术上反对他的人是因为听说他是个“实证主义者”而反对他，而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他，也没读过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强调：他“不为词语而争论”，他完全拒绝与哈贝马斯、阿多诺等人的讨论，因为那些批评从来就没真正进入过他的思想。那些争论并不存在。 与奥威尔一样，波普尔也强调语言清晰——只不过他不屑谈论语言。
现在回想，当我抱怨“汉语贫乏”时，我本来想说的可能也是：我们的思想本身太贫乏了，这句话似乎更深刻——因为谈论语言似乎总没有谈论思想显得深刻。但现在想来，反而不够直接。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奥威尔那样直接谈谈语言呢——追究语言并不是什么肤浅的事。因为仔细想想，并无所谓先于语言、先于表达的思想，当我们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海德格尔是这么说的。但更值得澄清的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思想。
至少奥威尔是如此。当他谈语言，他谈的就是思想。他的语言如此清晰，以至于完全就是思想本身。 当然，这造成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最大缺陷：他的思想如此明确，以至再用比喻去说明就显得多余。当他说那些猪啊、驴子的时候，谁都知道他是在说谁；读了《1984》的故事梗概再继续去读小说本身也将是毫无所得的。
与奥威尔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他的世界太写实，以至没有理论可以套住这野马。德莱塞毕生都在试图将斯宾塞单调的社会学说融入他丰富的小说里，但这些议论始终都只是“毫无关系的伴唱”。读书并没有给德莱塞带来任何帮助，但如索尔·贝娄所说：“他有的是生活”。 奥威尔则不然。不过与其说他“缺乏生活”不如说他的作品缺乏“任何带来歧义的、不可言传的东西”。他的形象思维价值甚微。正如德莱塞的评论是多余的，奥威尔的小说是多余的。对他小说的过度诠释更是多余的。
对奥威尔的一切批评都集中在此，并以此来否定他的全部，说他是个糟糕的作家。 阿多诺认为奥威尔强调的清晰语言仅仅在逃避更深入的智力探索和怀疑。他的攻击对象还是奥威尔的小说。 这种批评也造成了我对奥威尔最初的成见，但我逐渐发现他的评论文字和他的小说是同一件事物的好坏两面。当他的语言——或者说思想运用到社会批评、文学评论，他的怀疑精神是无与伦比的。我发现，在现代世界里，他没有相信过任何人，没有相信过任何一种貌似天真无邪、简单的东西，他对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特许认可”、“有资格天真地说话的弄臣”——的怀疑也相当彻底，他几乎从没有被他逗乐过，他说吐温其实总是“欲言又止”，他所有密西西比故事都似乎“笼罩着另外一部更伟大、更明白的书的阴影”。他也不相信真有那样一个“毫无压力的社会”。他还认为甘地——那个时代另一个天真而虔诚的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如何，奥威尔帮助我消除了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天真幻想。他仿佛总在提醒我们：“别把世界想得那么天真。”对他来说，“当一切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都是可疑的。”这种姿态和眼光并不比哈贝马斯以及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反思水平差。
奥威尔至少是个杰出的批评家。而且，他用评论的方式而不是小说的方式将他对世界的一切看法直接地说出来了。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他流露的思想比小说中流露的要充分、纤细和丰富得多。
与阿多诺不同，奥威尔用简单的英语、在区区一篇媒体文章中就能将问题讨论到学术文章的深度——爱默生也能在布道中迅速深入某种知识。这还让我想起伯特兰·罗素——我从未见过有人用那么简单朴实的英语那样赤手空拳地进入到高等数学的腹地——在这方面，罗素更激进而自负地认为：数学简直可以去掉那些相当于术语的数字，完全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
这也是奥威尔、罗素、爱默生、卡莱尔等人与卡夫卡的区别，卡夫卡的语言不是我们熟悉的语言——社会批评家则要求世界“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思自己、矫正自己——甚至反对自己”。这些批评文字是可以直接被争论、被反驳的，因为它就是对你说的。 但小说语言的交谈对象是可疑的——像耶稣在沙地上划字时说的话一样，那些话不知道说给谁听，所以你读了之后最健康的反应应该是沉思或者哑口无言。文学语言生活在文学创造的世界。
阿多诺恰好将“深奥的写作”称为学术文章中的“文学成分”，在要求直接说话的语境下，他们反而主张“深奥的写作”。
他们制造某种“陌生的语言”，并希望以此来同世界“保持疏远”。他们想成为学术界的卡夫卡。他们的评论不知道在评论谁。 批评家凯斯·波利特认为：这种“文学性”是多余的——这种姿态“只是在一个不存在激进的选择的世界里做出的激进的姿态”（参见于威《奥威尔与劣质写作》一文），波利特也许想说：他们如果真勇敢到想与这个世界保持疏离，为什么不干脆去写小说？ 他们没资格谈文学。卡夫卡创造了整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些人什么都没创造。正如波普尔所说的：连一个真正的问题都没有创造。
从任何角度说，“深奥的写作”都只不过是在表达能力有限时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绝对不能成为语言的目标，否则将完全沦为冗余信息。 对此，我想没有比奥威尔那句话说得更明了：“我们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聪明人竟要以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再说一次为己任。”康定斯基在《艺术中的精神》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两个多月前，村上春树继长篇《天黑以后》出了一部短篇集——《东京奇谭集》（株式会社新潮社出版）。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喜欢出奇制胜的作家，除了《挪威的森林》，几乎篇篇翻空出奇。如《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奇鸟行状录》、《列克星敦的幽灵》和《海边的卡夫卡》，有一个短篇索性就叫《图书馆奇谭》。

可以说，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奇谭”。奇思妙想，奇人怪事，奇光异彩，奇葩异草，纷至沓来，蔚然成篇。读之，始而陌生，继而会意，终于会心一笑。从中不难看出其为人为文的潜在姿态：宁愿奇特，拒绝平庸，宁为鬼才，不为庸才。

　　《东京奇谭集》收奇谭五篇。分别为《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可能找见的地方，无论哪里》、《天天移动的肾脏石块》和《品川猴》。这里，村上似乎不愿意让读者视之为奇谭而一笑置之，开篇特意强调事情虽奇，却实有其事。为此讲了两件“过去自己身上发生”的奇事。一件发生于20年前旅居美国期间。一天晚上他去马萨诸塞州剑桥城一个酒吧听钢琴手弗兰纳根演奏爵士乐。“演奏绝不算坏，但其中缺少仿佛把我们的心灵带往别处的某种什么，或者说未能找到魔术般的光点怕也未尝不可……那时我忽然这样想道：假如此刻自己能有权利点两支曲，那么选哪两支呢？左思右想了好一会儿，最后选的是《巴巴多斯》和《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岂料弗兰纳根快结束时果然演奏了这两支乐曲！而且演奏得“十分精彩，扣人心弦”。另一件也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同样和爵士乐有关。村上“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是收藏爵士乐旧唱片。当他在一家旧唱片店“以幸福的心情”买下一张名叫《10 to 4 at the 5 Spot》的唱片正出门时，擦肩进来的一个年轻男子问道：“Hey, you have the time（现在几点）？”村上扫一眼手表回答：“yeath,it’s10to4 差十分四点 。”言毕惊呆了——答话和他手中唱片名称一模一样！“得得，我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莫非爵士乐之神——假如波士顿上空有这东西的话——正朝我闭起一只眼睛微笑，问我‘你可中意（yo,youdigit）？’”

　　后来村上把这两件奇事讲给一个熟人听，对方说他也有过多少相似的、“来自偶然的体验”，第一篇奇谭《偶然的旅人》由此正式展开。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男同性恋者，长相英俊，衣着得体，举止稳重，彬彬有礼。同性恋者往往“有各种各样特殊能力”，而他是技术一流的钢琴调音师。他每个星期二上午都开车去购物街一家书店里的咖啡屋看书。一天邻桌一位女子问他在看什么书，他答说看狄更斯的《荒凉之屋》。女子随即出示其手中书的封面，说自己也在看同一本书。“确是令人惊讶的巧合。平日的上午竟有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购物街的空荡荡的咖啡屋，坐在相邻座位上看完全相同的书。而且不是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畅销小说，而是狄更斯很难说是一般性的作品。”后来这个“胸部丰硕长相蛮讨人喜欢”的女子主动邀他一起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只好说出自己是同性恋者，不能同女子做爱。女子哭了，脸伏在他肩上哭了很久很久。他感到于心不忍，用修长的五指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当他发觉她的右耳垂有一颗黑痣时，他感到一股类似窒息的怀念之情———年长两岁的姐姐也在差不多同一位置长一颗差不多同样大小的黑痣。”女子告诉他后天要去医院复查乳腺癌。同女子分手后他打电话给十年未见面的姐姐，两人相见时姐姐同样说后天将住院做乳腺癌手术。“那时我忽然这么想来着：偶然巧合这东西没准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如果我们有强烈求取的心情，它大概就会作为一种信息在我们的视野中浮现出来。”

　　五篇奇谭中最奇的还是最后一篇《品川猴》。一个叫安藤瑞纪的年轻女子得了一种“忘名症”，每星期有一两次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做心理咨询时，对方问她过去有没有同名字相关的记忆。于是瑞纪讲起读高中住宿时有个极漂亮的名叫松中优子的女孩儿自杀前曾委托自己保存她的名牌，并提醒瑞纪“注意没人的时候别让猴偷走”。后来几经周折，查明“忘名症”起因于一只猴——一只会说话的老猴从瑞纪家偷松中优子的名牌时一并偷走了瑞纪的名牌。“松中优子曾说没有人时别让猴偷走了。瑞纪以为是开玩笑。原来松中优子知晓此事。”

　　总的说来，在基本创作手法上这部短篇集没有多少新意可言。村上依然在不动声色地拆除现实与非现实或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篱笆，依然像鹰一样在潜意识王国上空盘旋寻找更深更暗的底层，依然力图从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剥离出灵魂信息和人性机微。但村上毕竟是个艺术上有执著追求和抱负的作家，不大可能自鸣得意地陶醉于老生常谈，而总要鼓捣出一点较之过去的不同。在这部短篇集中，那就是对偶然元素的关注和演绎。作品中，巧合屡屡出现，颇有中国俗语说的“无巧不成书”之感。故事因巧而生，因巧而奇，遂为奇谭。

　　不过，村上并无太多的猎奇趣味，无意为了哗众取宠而一味玩弄奇巧罗列奇谭，不甘心让偶然性仅仅作为偶然性、作为奇谭悄悄溜走。不难看出，他是在小心捕捉并叩问偶然性。说得夸张些，村上似乎将偶然性作为玻璃胶来弥合现实世界和灵异世界之间在他眼里原本不多的裂隙，作为他进一步潜入灵魂的地下室探赜索隐的滑梯，作为刺探命运链条以至宇宙秩序神秘性的内窥镜。为此，村上尝试把偶然性同自己对生活、生命的体察和直觉中的灵感联系起来，以期穿越偶然的迷雾抵达必然以至宿命的山麓，因而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冥思空间。这里已很少有以往四下弥散的孤独和怅惘，而更多的是灵魂自救的焦虑以及对某种神秘感的关心和敬畏。读之，总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引导、主宰着主人公的命运，其后来人生流程的转折点往往同往昔记忆中某个神秘提示暗中相契，或同现实中的某一偶然现象悄悄呼应。如《偶然的旅人》中的黑痣，如《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块》中那个肾形石块，如《品川猴》中松中优子自杀前那句“注意别让猴子偷走”的提醒。当然，作者没有为奇谭提供答案，结尾一如既往呈开放状态。可以说，每部短篇都是一个游离于常识常理之外的谜，都是一个不出声的呼唤和诱惑，等待读者去划上各自的句号。

　　与此同时，村上还试图通过偶然元素对超验事物加以追索，藉此充实文学作品的超验的维度，即同神、同彼岸世界的对话的维度。村上在2002年一次访谈中针对“写小说是怎样一种活动”的提问说了这样一段话：“写小说、写故事（物语），说到底乃是‘梳理未体验之事的记忆’的作业。说得浅显些，就是玩一种未体验的role－playinggame（自主参与型电子游戏）。但编游戏程序的是你，而记忆却从玩游戏的你自身的人格中消失。与此同时，编程序的你的人格并未玩游戏。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分裂性作业。右手不知晓左手干什么，左手不知晓右手干什么。如此作业分裂得愈明确，从中产生的故事愈有说服力，亦即愈发接近你身上的‘元型’”（村上春树编《少
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不妨认为，村上所说的“未体验”，与其说是间接体验，莫如说是超验，一种类似déjià－vu（既视感）的超验。事实上村上也在这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分，不断跟踪发掘，从而为其文学创作注入了超验维度的审美内涵。在这里，他所运用的恐怕既不纯粹是源自儒家之东方文化的人本视角，又不完全是来自《圣经》和古希腊文化的神本视角，而更接近一种带有本土色彩之人神一体的复合视角。因为他没有在人界和神界之间设置广阔的中间地带，也没有把神（或灵异）人格化而直接移植此岸。他力争无限逼近自身的“元型”，逼近潜意识、“自我”王国最为黑暗最为原初的内核，逼近生命极地和死亡极地。而如此生成的作品无疑“愈有说服力”，愈有同读者之间的“灵魂的呼应性”（村上语，参见《文学界》2003年4月号），因而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这也是流经村上几乎所有作品的一条隐喻主流。所不同的是——如上面所说——在这部奇谭集中他更集中地融入了偶然元素，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命运之所以为命运的神秘感，传达来自“元型”、来自潜意识底部的报告。而这未尝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所需要强化的视角和维度。

　　对此，村上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他在2002年10月14日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俄文译本写的序言中说道：“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之内，我们的肉体之外有另一个世界。我们便是活在这种内在意识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性之中。这一关系性往往给我们带来悲伤、痛苦、迷惘和分裂。但是——我认为——归根结底，我们的内在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外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内在意识的反映。也就是说，二者大概作为两面对照镜子发挥着各自作为无限metaphor（隐喻）的功能。这种认识是我所写作品的一大motif（主题）”（同前）。我想，这段话也可以成为我们破解这部奇谭集之奇和偶然性寓义的重要提示，同时也是其文学世界的超验维度得以延展和变幻的原理所在。换言之，艺术、文学艺术既不是真实世界的傀儡，又不是想像世界的附庸，而是这两个世界的落差或关系性的产儿。在其催生过程中，对于稍纵即逝的灵感及偶然性的敏锐觉察和刻意开掘无疑具有特殊意义。有的人任其“自生自灭”，有的人“鲜明地读取其图形和含义”（《偶然的旅人》）。村上则大约进一步视之为天谕，将一丝涟漪接向万里海涛，循一线微光俯瞰茫茫宇宙，从一缕颤悸感知地震和海啸的来临，从而写出了一部部是奇谭又不是奇谭的奇谭集——其实村上每一部作品都不妨以奇谭称之——这大概正是所谓艺术，正是艺术的真实。

   继“端午节”归属权之争和“泡菜摩擦”之后，中韩之争扩展到影视领域的“韩流”。
    
    近年来，韩剧在大陆电视上掀起的“韩流”，可谓汹涌澎湃。首播之后还要不断再播，几乎每晚都有数家电视台播放“韩剧”，尤以《人鱼小姐》和《大长今》最为热播，为引进两剧的央视和湖南卫视赚了大钱。而国产剧的收视率却日益萎缩，让大陆的影视人和影视衙门脸上无光。
    
    面对滔滔的“韩流”，大陆的某些影视名流和爱国愤青祭出爱国主义这一绝对的“政治正确”，公开指责播放“韩剧”过多。比如，影视界名流张国立说：“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中国正成为文化进口大国，看韩剧是卖国行为。”
    
    现在，中共广电管理部门终于出面，作出减少韩剧播出的决定：今年将严格审查韩剧，最多把播放量减至去年的一半。
    
    垄断性行政衙门介入韩剧之争，标志着中国广电界开始了文化上的全面“抗韩”。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某国文化产品走红国际市场，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尊重平等竞争原则的开放心态，致力于提升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种是基于贸易歧视和爱国主义的保守心态，既要对外来文化产品的风行横加指责，又要动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法国知识界就为了保护本国电影，曾呼吁政府出面抵御好莱坞电影，让自我吹嘘的大法兰西气派露出小家子气尾巴。
    
    显然，前一种方法是正途，后一种方法是歧途。中国影视界及影视衙门太没出息，放着正途不走，却偏好歪门邪道。影视人不思如何创作出更具竞争力的影视作品，更不敢向影视衙门争取更宽松的创作环境，而只知道求助于狭隘的爱国主义，毫无道理的贬损外来影视产品；影视衙门不思如何为影视界提供自由创作的制度环境，更不愿意放弃影视审批的垄断权力，而只知道动用垄断权力来限制韩剧的引进。
    
    如此抵制外来文化和保护本国文化的歪门邪道，表面效应确实能够为韩剧热降温，但实质效应却是中国影视的自戕，非但无助于国剧质量的提升，反而让国剧在垄断权力的庇护下不求进取。
    
    比如，广电总局为了抵制好莱坞大片对国产电影的冲击，不仅在进口数量上作出严格限制，而且为了拿出国产片票房过亿的政绩，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支持张艺谋的大片《英雄》，人民大会堂的首映式，似乎是在炫耀张艺谋的“国导身份”；下令所有院线空出一个月的档期，标志着由影视衙门撑腰的张导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霸主地位；果然，《英雄》创造了超过两亿的票房，为广电总局创造了“空前政绩”，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票房尊严”。然而，就《英雄》的美学的文化的评价而言，首创国产片票房奇迹的大片得到的却是恶评如潮。有人说，《英雄》不过是陈腐历史观的现代包装，甚至就是献给暴君的“贺年卡”；有人说，即便从制作技术的角度来评价，《英雄》连“唯美主义”都算不上，至多是象明信片一样单薄的“唯漂亮主义”；有人说，《英雄》是对观众的不尊重，甚至就是在亵渎观众的智力和审美能力。
    
     要我看，中共电影衙门帮助《英雄》创作“票房奇迹”，为中国商业电影开创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既是对其他影视人的歧视，也无助于中国商业电影的质量之提升。君不见，《英雄》之后，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和陈凯歌的《无极》，尽管也都创造了过亿的高票房，但大多数评论家和观众都认为，两部大片皆是高投入而低质量的劣质品。有影评人甚至说：为这样的大片写影评，即便是恶评，也是一种浪费。
    
    更可悲的是，在官民共同“抗韩”的背后，隐含的是传统的大中国傲慢。曾几何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中国一直东亚的主宰者，朝鲜自然也不例外。在文化上，朝鲜曾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政治上，中国曾是朝鲜的宗主国；以至于，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交恶，恰恰开始于争夺对朝鲜的主导权。大中国败于小日本，让出对朝鲜的主导权和割让台湾，既是大中国落伍的最醒目标志，也是“大中华文化圈”解体的标志。
    
    现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日的“东亚老大之争”愈演愈烈，中韩之间也时有龌龊。韩剧的热播凸现了国剧的清冷，这是刚刚重新找回帝国骄傲的国人所无法忍受的。
    
    更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中、日、韩三个东亚大国，皆陷于病态民族主义的泥潭，在纵容极端民族主义上，独裁大陆和民主的日本南韩并无多大区别，三者都把民族利益作为凌驾于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之上的最高价值，陷入只问民族国家而不问是非善恶的新一轮道德蒙昧之中。如果三国继续放纵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无法处理好棘手的台湾问题和北韩问题，而且很可能引发东亚局势的长期动荡。
    
    2006年1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又是一个10日。
    　　
    　　七个月前，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105名小学生被洪水吞没。记得事发后不久，黑龙江省省长曾有这样的自责：“看到这么多孩子在洪水中遇难，十分难过，我作为省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示中央给我处分。”
    　　
    　　半年前，天涯社区网友shidi发文《我等着——为沙兰镇惨祸一个月而作》，追问在这起令人叹惋的悲剧事件中有关官员的问责问题：“也许，一个月的时间还很短吧？踏勘核实，调查取证，分析问责，反躬自省，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我愿意等着。以那些死去的孩子的名义，守着那一片触目惊心、让人泪眼模糊心如刀绞的残墙，我等着。”引发天涯网友强烈反响。半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等到了什么？
    　　
    　　在网上，除了社会各界“爱心捐建的沙兰博爱小学落成挂牌”之外，别无消息。那位曾自请处分的省长安然无恙，依旧频频出镜，或“喝第一口松花江水”，或到矿难现场“慰问”“指挥”；当初因涉嫌玩忽职守被逮捕的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做何处理，也没了下文。看来，我们对这起事件如何亡羊补牢的等待，还需耐心地持续下去。
    　　
    　　中国儿童的非正常死亡，是触目惊心的！据新华网报道：2004年公安部接报严重危及师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恶性刑事案件67起，涉及25个省（区、市），共造成50人死亡、171人受伤；学校和幼儿园共发生火灾事故799起，造成12人死亡，9人受伤；共有4205名学生在交通事故中死亡、2.1万名学生受伤。2005 年1至4月，公安部接报严重危及师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恶性刑事案件19起，涉及9个省（区、市），造成9人死亡，34人受伤；学校和幼儿园共发生火灾326 起，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1455名学生在交通事故中死亡，5905人受伤。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刚刚逝去的2005年，除沙兰镇惨祸外，至少还有如下几起群体性的儿童伤害事件：
    　　3月8日，山东一辆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因司机违规操作引发火灾，造成12名儿童死亡；
    　　4月2日，一名在广东打工的人员因多次讨要工资不成，闯入校园持菜刀疯狂砍杀学生，造成8名学生被砍伤，其中6人重伤；
    　　6月23日，安徽泗县发生甲肝疫苗事件，300多儿童接种疫苗后异常反应，其中最小患儿3岁，年仅4岁半的女童李威死亡；
    　　11月14日清晨6时许，在山西长治沁源县郭道镇公路上发生惨案，沁源二中初三年级正在出早操的学生被疾驰而来的载重卡车碾压，20名学生和1名教师遇难，多人受伤……
    　　
    　　每一次“天灾人祸”发生后，我们常能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或是“相关部门启动紧急抢救预案”，或是“立即做出批示”，或是“带队赶赴现场”……份量不可谓不重，报道不可谓不及时，这让我们在面对悲惨的灾难时，多少有一丝温暖感。但是，理当随后出现的问责处理，怎么就能这样地悄无声息呢？是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很难落实？还是那些灾难发生地又别有大事无暇顾及？抑或是另有隐情碍难曝光？我们连了解一起触目惊心的灾难的起因和责任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孩子们走了，他们再不会回来。而有良知的人们，会在一个个如花般的小生命的过早凋零、尤其是在此后的无人负责的疑惑中，感受到双重的凄凉：除了在灾难来临时表示一下震惊和关心，除了带着忧虑和关切去垂询慰问之外，我们的“公仆”们难道就无事可做了吗？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面对灾难的正常反应吗？在又一个失望的10日，让我们继续软弱无力的追问：追问对那些灾难的深度报道和透彻剖析，追问向开一代新风的官员们的问责制度的确立，追问公共安全体系的健全……所有这些看似宏大的追问，其实只为了表达一个很切近的希望：在今后势难绝迹的种种“天灾”中，“人祸”的阴影能越来越少，最终绝迹！
    　　　　
    　　孩子们走了，他们再不会回来。我怀着深深的隐痛和一个成年人的愧疚，为他们祝福：愿他们在天堂里有花团锦簇的学校，有放心锻炼的操场，有安全行驶的校车，有无忧无虑的朗朗书声；愿他们身边都是殷雪梅那样的老师，愿他们永远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欢笑和免于灾难威胁的环境中……当然，我更愿意看着所有这些祝福在我们身边一点点兑现，哪怕很缓慢、很微小，这至少可以一点点、一步步地，减少那些天灾人祸浑沌不清的灾难，减轻投射在这个“和谐盛世”上空深深的阴影。
    　　
    　　2006年1月10日

——从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一封信谈起

我在拜谒波良纳托尔斯泰庄园的时候，在其故居中看到了许多托翁的亲笔信件。从中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便经常给沙皇写信——他给沙皇写信并非像一般的贵族那样献媚，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指责俄国社会的黑暗，希望沙皇体谅民间疾苦，厉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托翁本人却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换言之，一个真正的“反革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吊诡。不过，托翁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横亘了从一八六一的农奴改革到一九一零年革命前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对俄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可以汇总成为一部个人化的俄国近代史。 托尔斯泰的书信集中保存了他与三位沙皇的通信——当然，这些信件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三代沙皇都我行我素，绝对信奉独裁专制的原则。他们虽然不敢公然迫害托翁，却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当然，托翁也深知沙皇们的本性，比如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托翁的评价是：“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都同围绕着他的人一样，可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下流东西，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下流东西。”（《托尔斯泰日记》）但是，托翁仍然不放弃对这些铁石心肠的统治者的规劝。 在这些书信中，引起我兴趣的是列夫托尔斯泰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封信，写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莫斯科——  陛下： 七月六日，一个宪兵军官由警察部门负责人陪伴，当我不在家时来到我的住宅。那时正值度假时期，我家有几位本地乡村客人，是一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我姨母和我妹妹。宪兵官员向教师们宣称他们被逮捕了，他要求他们把随身携带物品和证件交给他，搜查进行了两天，他们还搜查了学校，食品库房。根据宪警的说法，他们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另外还有其它对我客人的冒犯，还将这种冒犯强加到我本人和我的姨母及我妹妹的头上：宪警搜查了我的办公室和我妹妹的寝室。当被问到根据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时，宪警纸面上宣称是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士兵和宪兵官员在场，证实了这些说法。警官们去过我妹妹的寝室查看了所有文件和日记，然后离去。他们向我的客人们我的家庭成员宣称他们自由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法官，我们是否被指控可疑或不自由要取决于他们。宪警并加上一句，他们离去并不意味我们彻底安宁了，他说我们能够每天都来。 我感到奇耻大辱，陛下。这种对我的冒犯毫无道理。我的过去，我的各种关系，我的公开活动和服务，教育人民的相关活动，表达了我深刻观点的杂志，并没有破坏别人的幸福和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可以向一切人证明：我不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宣言的编辑者，或杀人放火犯。然而，我却被怀疑犯罪，在社会面前感到羞耻，我不得不苟活在这种持续的威胁之下。警察的到访试图在舆论面前毁掉我，舆论对我至关重要，这是我多年积累的，对我选择从事的活动不可或缺——也就是创建百姓学校。我不能指控我本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正确：我不认识任何通风报信者，我也不能指控宣判我、污蔑我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多次重复说，他们并没有以个人目的行为，而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 但是，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和皇帝陛下不是“一贯正确”吗？我不愿作这样的设想，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陛下的愿望是要惩罚无辜的人，让正当的人们生活在永远的恐惧和被侵犯的处境之中。为了知道陛下真实的意图，陛下究竟要惩罚什么人，我决定直达天听，我只要求一件事：这样不合法的事不要借用陛下的名义。 对陛下非常忠诚和非常驯服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对托尔斯泰的监视、骚扰和侮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托翁当然知道一切都是最高当局的指示，但他故意将沙皇放置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既然你宣称自己的权柄来自于上帝，你难道会肆无忌惮地惩善扬恶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可是，沙皇们将托翁的信扔到一边，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托翁的用心良苦——如果他们按照托翁所建议的那样做的话，他们本人不会死于非命，俄罗斯也不会淹没在革命的血泊之中。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迷信权力和暴力的作用，认为派遣几个秘密警察去搜查托翁的住宅，派一队士兵去托翁的庄园外巡逻，就可以让托翁闭嘴，就可以让其他人不敢与托翁来往，就可以让托翁的影响力被限定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想错了，他们的下流作法不仅无损于托翁的伟大，反倒成为一种对托翁极为有益的“形象设计”——作为受难者的托翁更加受到人民的敬重，而作为对施加伤害的帝国政权的道义资源却迅速流失了。 历史不是巧合：此信发送之后二十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党人暗杀。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是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根本没有时间看托翁继续给他写的信。该信发出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零五年，俄国首都彼得堡发生人民请愿，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军队枪杀民众，大失人心。远在波良纳庄园的托翁感觉到了革命的脉搏，他在日记中写道：“像法国人在一七九零年唤起世界一样，俄国人在一九零五年也发出同样的召唤。……托克维尔说，大革命恰恰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这正是因为法国人民普遍的情况更坏，更受虐待。按照同样的原因，新的随后的土地自由革命应当发生在俄国，因为在俄国比任何地方人民和土地的关系更坏。”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日托尔斯泰逝世，此后又七年，俄国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自诩要“比彼得大帝更专制，比伊凡雷帝更苛刻”的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枪杀。 看来，秘密警察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能够保住沙皇的“铁桶江山”。漠视民间的呼声，漠视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良心的呼吁，终于使得沙皇政权成了一个只拥有辉煌宫殿的空壳，再也没有人尊重这套制度，再也没有人信奉这套理论。秘密警察卑劣的行径，不仅没有捍卫沙皇的权力，反倒加速将沙皇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如今的中共政权与当年的沙皇政权惊人地相似：他们对任何改革的建议都置若罔闻，他们是当今世界最腐败堕落的一个官僚群体，他们不愿出让一丁点已经享有的特权。中共当局对所有不同意见都采取打压手段，认为依靠秘一群密警察就可以维持“压倒一切的稳定”。他们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对“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蒋彦永医生、高智晟律师、焦国标、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等中国最可宝贵的良心，采取比当年沙皇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制裁。他们多次到刘晓波的家中抄家，也非法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了所有的内容——那一次，他们出动了二十多个便衣警察，如临大敌一般，而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那些相貌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们，真的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吗？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知道。 当年，沙皇的警察故意搜查托翁女眷的房间，以示一种羞辱；今天，中共的特务们也将其肮脏的黑手伸向了其他打击的对象的亲人们，比如我的妻子和王怡的妻子，她们的工作都曾受到骚扰。联合国酷刑特使访华期间，几个特务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包括我出门买菜他们也尾随不止，他们的工作有乐趣、有果效吗？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讲述自己的工作吗？沙皇的宪兵们堂而皇之地说，这是奉沙皇之命；而审讯我的警察头子也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指示。是的，“最高当局”，他们认为可以用油去灭火，所有的“不稳定因素”都要消灭在萌芽阶段。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这个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的命运会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好吗？我不必像托翁那样长寿便可以看到他们的结局，对此我深有信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刘田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