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4年9月22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对网络作家孔佑平和宁先华的重判，他们在2004年9月16
日被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和十二年徒刑。国际笔会认为，孔佑平和宁先华仅仅是因为和平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遭受监禁，因此是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的。我们呼吁将他们
立即无条件地释放。

根据笔会的信息，报道说孔佑平在2003年11月与宁先华一起被逮捕，是因为在海外网页
上贴了5篇文章和7首诗歌，挑战有关“六四事件” 的官方版本，指控官员腐败。两人
还被控张贴网上文章呼吁建立中国独立工会和支持地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据信，
这两人被判重刑与中国东北正在增长的工人动荡有关，那里的许多工厂工人因为国营企
业的失败而停工，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正奋力而出。孔佑平和宁先华是2004年9月16
日被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的。

请送出呼吁：

抗议对网络作家孔佑平和宁先华的重判，并呼吁根据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将他们立即
无条件地释放。

呼吁书请寄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国北京 100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司法部长张福森阁下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2004年9月21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惊悉，知名网络作家孔佑平先生于2004年9月16日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同案的网络异议人士宁先华先生亦被判十二年徒刑。

孔佑平先生于去年12月14日被辽宁警方拘留，当时的所谓“罪证”仅仅是他当年在国外网页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和诗歌，涉及的内容不过是呼吁重新评价“六四”，质疑所谓“北京小阳春”，批评当政者的腐败，以及要求释放被无辜关押的网名为“不锈钢老鼠”的北师大女学生刘荻（去年11月被免于起诉而释放）；现在判此重刑，也只是加上了他在互联网上发文支援组建“中国民主党”和“独立工会”的“罪证”。正如“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前发表的声明所说，对孔、宁两先生的重判，“是中国政府当前采取的抑制网络言论自由的一长串镇压措施的最近一次”。

举世瞩目的雅典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人们还在回味著和平、友谊、公平、自由的美好的日日夜夜……；

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刚刚结束，通过了有关中国的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以言治罪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停止采用“颠覆罪”来迫害和监禁表达政治观点的作家……；

联合国大会正在召开，世界各国代表为和平、合作与发展，为人类的反恐怖战争在紧张讨论……；

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之时，沈阳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支持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网络作家判刑之重，已超过了六年来中国各地对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最重判刑（13年），以言论罪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不仅是自十年前北京法院重判 “自由民主党”三位领导人胡适根（20年）、康玉春（17年）和刘京生（15年）以来罕有的，也是自79年各地镇压“民主墙”运动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少见的，与国内外所期待的“胡温新政”显然背道而驰，对今年初人大会议刚将人权条款列入的
宪法修正案更是公然倒行逆施的严重侵犯。

近两年来，中国各地对网络言论大肆镇压，先后拘捕“网络异议人士”近百人；据不完全统计，仅以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为“罪证”而判刑的网络作家已达20多人，使中国成为以网上政治观点治罪人数最多的国家。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为此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各界人士：

──谴责沈阳市中级法院严重践踏中国宪法、对孔佑平、宁先华以言治罪枉法重判的倒行逆施；

──关注孔佑平、宁先华以及所有被以言治罪的网络作家和其他异议人士；

──要求中国有关当局尽快纠正沈阳市中级法院对孔佑平、宁先华的判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孔佑平、宁先华以及所有被因言治罪的人；

──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呼吁书请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阁下
（中国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转）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阁下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张福森阁下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注：呼吁书也可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转交

国际笔会第70届代表大会于今年9月7日至11日在挪威北部的特罗姆瑟市召开，来自世界各地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和来宾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两名代表是副会长兼秘书长万之和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参加大会的中文作家还有：来自台湾的台北笔会两名代表和一位来宾，来自美国的海外中文作家笔会一名代表。流亡印度的西藏笔会也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大会了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状况的决议案。现将其中以两票弃权一致通过的关于中国的决议案根据英文原本全文翻译如下。

关于中国的决议案

考虑到：当局对中国公民以及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正在进行广泛的镇压；

警觉到：40多新闻工作者被关押于中国监狱，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者之一；

反对：国家下令扩大打击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媒体，包括逮捕编辑，停止发行，以及封锁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新闻；

关注到：香港的言论自由正遭受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证据；

进一步关注到：中国政府在西藏继续采取压迫措施，为限制支持西藏独立的任何表示，而限制人权，或限制认同西藏一体的宗教和文化表达；

担忧：中国当局正将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言和批评的网络作家（“网络异议人士”）特别作为打击对象的增长趋势；

督促中国政府：

释放在中国以言治罪而监禁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包括：喻东岳、郭庆海、姜维平、高勤荣、刘京生；

释放在西藏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包括：坚白强曲、坚白曲觉、阿旺嘉参、阿旺普琼；

释放在新疆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包括：历史学者兼作家拖乎提·吐尼雅孜；

停止致力于检查网页，并立即释放因在互联网上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的所有网络作家；

停止采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迫害、关押和监禁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作家；

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确保公平审判、充分的辩护权和上诉权，以及符合国际标准保证犯人健康与安全的监狱制度；

终止镇压在西藏和新疆行使言论主张权的人。

2004年八月二十五日

国际笔会即将在挪威特罗姆瑟召开第七十届代表大会（九月六日至十三日），会上还要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如何推动国际笔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作。本笔会因此愿意以此公开信的形式向贵笔会呼吁，让我们为实现国际笔会的理想，为维护中国地区作家的写作和出版自由，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共同努力，我们愿意在此原则前提下和贵笔会进行对话和合作。

以下是我们的看法：

一，贵笔会和本笔会都是签署承认了国际笔会宪章并被国际笔会接受为正式成员的中文作家组织，因此我们应该是有共同目标、共同义务、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的姐妹笔会，我们有进行对话和合作的基础。

二，根据国际笔会的规则，同一个国家或地区或同一个语种可以有不同笔会组织的存在，例如美国有美国笔会和美国西部笔会，在澳大利亚有墨尔本、珀斯和悉尼笔会，在中国大陆也有过中国笔会和上海笔会、广州笔会等等。因此，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和中国笔会并存，正如香港笔会、台湾笔会和海外华人作家笔会也早已存在，是不矛盾的，是没有冲突的。

三，根据国际笔会的宪章，笔会是非政府组织，是维护作家写作自由和权益的作家团体，而不是管理控制作家的政府行政部门，更不是干涉作家写作的政府的工具，也不为某一限定的意识形态服务。

四，以上述各项为前提，我们愿意和贵会进行广泛的合作和对话，共同维护中国地区作家的自由和权益。我们愿意向贵笔会无偿提供我们翻译的所有的国际笔会的文件，上载贵会的网页，使贵笔会作家也能够了解到国际笔会的工作项目和进展情况。我们愿意向贵笔会提供我们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整理的因写作而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作家的档案，使我们可以为他们的自由一起努力。

五，据我们从国际笔会了解到，贵笔会已经多年没有派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了，而且从一九九七年起就没有上交根据国际笔会规则各下属笔会应该按时交纳的国际笔会会费，没有履行负责任的国际笔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在中国国内也没有开展和笔会相关的活动，作为下属笔会的合法地位和声誉都已经大受影响，实际已经失去了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投票权。我们希望贵会能积极活跃起来，立即补交会费，派出正式代表参加挪威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参与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使我们有机会开始对话与合作，与各国笔会代表一起，为关注和保障中国作家的基本权益，为促进中文作家和文学的世界性交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贵会“中国笔会”的会籍名正言顺，维护贵会作家的声誉。

六，国际笔会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由蔡元培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创立的中华民国笔会，曾经有过维护作家自由和权益的良好记录。我们认为，现在存在在中文文学地区的笔会，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的笔会，都应该继承这一传统。我们笔会愿意以此为前提和这些笔会全面合作，一起促进中国的言论和写作自由。

七， 为促进国际笔会在中国的工作，我们笔会将邀请国际笔会的高层领导访问中国，促使国际笔会更加关注中国作家的状况。国际笔会秘书长已经接受我们的邀请准备访问中国。我们希望中国笔会能和我们一起安排他的访问活动。我们还建议，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们中文作家的笔会可以一起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一，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网络”协调人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7月20日）

亲爱的朋友：

不久前我发出过一封邮件，征求大家对有关成功地用于中国活动策略的主意，虽然回应
不多，但你们还是可以发现以下的有用看法：

●一般认为，对中国官方直接游说，就所得到回应而言是无用的（西藏问题例外）。而
向媒体公布，则被发现是更成功得多的策略，使中国人权问题得以重视并促成对话。不
过，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确实通过例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获得中国当局对某些案件的
回应。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对他们自己的活动策略做的以下概括将有助于每个笔会：“独立中
文作家笔会目前的活动策略不是直接游说中国当局，而是向媒体公布有关案例，以引起
中国知识界的关注，特别是法律专家的注意，以及国际社会（媒体、著名作家学者、各
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注，从而对中国地方当局以至中央政府处理形成内外压力。”
（这句和以下筹款事项都引自我给凯西的一封回信 ━ 张裕注）。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也在为那些入狱作家及其家属筹款，以资助他们的法律费、生活费
和老幼抚养费，并且提出预算来翻译国际笔会的重要文件。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笔会应
该联系该笔会秘书长陈迈平先生或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张裕博士。我最后有个小要
求，希望有人能帮助翻译四首姜维平的诗歌。（此事我已经完成，是国际记者协会请求
帮助翻译的 ━ 万之注）。

热烈问候

凯西

二，澳洲悉尼笔会会长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及其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齐
普．拉利（CHIP RALLEY）的信（2004年7月29日）

亲爱的凯西：

我们这里对中国问题有些进一步的意见，愿意与“中国网络”的同仁分享，并且与国际
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和国际笔会理事会一起广泛讨论，包括希利（JIRI，国际笔会现主
席）、特瑞（TERRY，国际笔会秘书长）、尤金（EUGENE，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
主席）、萨拉（SARA，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项目主任）、下届秘书长候选人乔安
娜（JOANNA，美国笔会，我们笔会支持的候选人 ━ 万之注）和齐奥其欧（GIORGIO，
世界语笔会，匈牙利笔会）、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候选人，以及其他可能感兴趣的
人。我们观点基本上是：对笔会和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其它事情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在於
我们需要开辟一些稳定而长期的途径，以开展有关中国的工作，在中国内工作，以及与
中国一起工作。如果你能散发这份信件，我们将不胜感谢。

你给大家传阅的那些意见，在其有效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
积极参与，不仅在中国国内外公布案例信息方面，而且对受迫害作家及其家属提供实际
援助方面，已经使局面大大不同。很可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活力，使中国的有关当
局也紧张起来了。

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可以想到以其他方式与中国一起工作──一种多手并用的途径，既
符合中国的规模和多样性，也符合国际笔会的多样性──至少从一个特别的国际笔会前
景来看中国、中文作家和中文写作的多样性，以及中国有笔会的复杂历史。据我们所
知，中国的笔会1927年成立于上海，并具有国际主义的义务，其创立者是著名教育家蔡
元培，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奠基人。笔会在中国有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还分支到了台
湾、香港的笔会，以及散居海外的组织，还有一些疑问：新加坡呢？西藏呢？

我们建议，我们根据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用不同方式来让中国参与笔会事务，用一
些体现笔会独特性质的方式，具有其广义的国际文学协作与更尖锐的言论自由活动相结
合的特征。一种“具有笔会特色的中国途径”？

首先，是使在中国的作家摆脱伤害的方式：这一特殊工作可以得益于国际笔会和相关组
织能够发动的世界性舆论。我们认为，这也可得益于不断的“外交”方式，把我们关注
的问题加入与中国当局的高层对话，比如，一个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可以向其中国同行
提出某个案例，或者向一个来访的中国外长表示这类关注。这项工作需要协调，特别是
通过那些北京视为友好的驻华使团──挪威？瑞典？德国？日本？──以及非政府组
织。就澳洲而言，有一个两年一次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笔会的关注可以加入其中。

这样一类谨慎的途径，更有效的是基於一个更普遍的参与背景，从而使对话得对象包括
中国国内的司法和文化机构：司法部、文化部及其下属的作家协会，即在北京的国家机
关，以及各省市特别是上海的地方部门，也许还可包括（中共的）宣传部门。因为中国
的真正辩论多数是“知识分子”开展的，这些人一般与大学相关，所以也可以包括这种
高等教育部门。当然，还有出版商也很重要，包括报纸和尤其是那些能动的非国有的出
版部门。

在最近的国际笔会会议上，有关国际笔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已经有过一些非正
式讨论。齐普已经简要地与尤金讨论过，一个狱中作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可能
性，而且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笔会代表团访问的讨论。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协调
（和激发）这些努力，并有一个更广泛的中国战略来指导。不论是直接地还是提供咨
询，悉尼笔会都有兴趣参与构思一个广泛的中国战略，并使到访问中国得以实现。这样
的访问任务，也许可以从低层面的事实调查任务开始，可以很得益于请一个了解中国现
场情况的外国学者，比如请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来做。

显然这是一项庞杂的工程，总体上对国际笔会是太大的承担，但这样的途径可以打开与
作家协会代表的中国笔会（北京、上海和广州笔会）对话的大门。这样的对话还应该包
括公开讨论中国作家也认同的笔会类的问题，比如，有关对中国作家的实际状况的理
解，被中国作品在国外通过粗糙翻译和国外市场发行来代表的有害方式所扭曲。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办法通过一些笔会活动的不太尖锐的方面（与狱中作家问题分开）
使中国写作界参与进来。例如，由中国的非官方出版交易会来组织一个有关全球化环境
中写作的论坛，这是今年三月尼克在香港会见香港英语笔会的弗雷德．阿门特鲁特
（Fred Armentrout）、吴玲（Merle Linda Wolin）以及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时由他们提出的一个极好设想。此外，澳洲的墨尔本笔会正计划在明年中举行一
个“亚太作家网络”论坛，会以某种（多种）形式包括中国和中文作家。

我们悉尼笔会对中国事务有特别兴趣，因为我们中有些人熟悉中国，掌握一定程度的中
文。（尼克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刘晓波的老朋友，刘最近在六四事件的十五周年期
间一直被警察骚扰。尼克和齐普都定期到中国旅行。）作为第一步，我们认为搜集有关
中国作家的情况及作家协会等组织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共同的
出发点。我们想到出版一个报告的可能性，由悉尼笔会出资和撰写，并争取获得其他方
面的同意和支持。

我们的看法来自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当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显然黑白分明时，也有大
量的灰色地带。作为背景介绍，大家也许有兴趣看看《伦敦书评》今年七月八日发表的
两篇文章，一是多年为《卫报》报道中国问题的著名记者吉廷斯（John Gittings），
评论王超华编辑的《一个中国，多条道路》，另一篇是孙晓东（Anna Xiao Dong Sun）
评论旅居伦敦的中文作家马建的新小说。

吉廷斯写道：“今日中国有很多争议和辩论，很多都是对党的教条提出挑战，远远多于
西方媒体头条新闻报道的最近对‘异议人士的镇压’所提示的情况。气候常随政治形
势……及媒体选择而变化……。在那些被禁止话题背后的问题──民主对党的稳定性，
言论自由对党的一言堂──构成了一场活跃辩论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提出的问
题，也是过去那个世纪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提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这场辩论
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外界比以往对中国发展的兴趣小的多。”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建设性的方式来深入看待这个问题，使中国跳出这个“太硬的篮
子”。也许我们在挪威特隆姆瑟（TROMSO，即今年国际笔会大会会议所在地）可找出时
间来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最好的祝愿

齐普．拉利（CHIP RALLEY），澳洲悉尼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尼克拉斯．霍塞（NICHOLA JOSE），澳洲悉尼笔会会长

三，凯西．麦克恩（CATHY MACCANN）给“中国网络”各笔会的信（2004年8月4日）：

亲爱的朋友：

对悉尼笔会的尼克（Nick Jose）和齐普（Chip Rolley） 提供的笔会有关中国工作和
在中国的工作的策略建议的珍贵反馈，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而且你们中有很
多人表示，大家愿意在特隆姆瑟（国际笔会大会）会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
写信告知大家，萨拉（Sara Whyatt， 国际笔会狱委项目主任）将为此在特隆姆瑟组织
一个会议。不巧的是，我不去特隆姆瑟，但真感谢哪位能向我们这个网络中不去那里的
人带回有关会议的报告。我将很遗憾错过这些讨论，但我希望有圆满的成果并希望听到
并向前推动这些问题。

凯西

首先我很感谢会员们的信任！

在新一届理事会诞生之际，我要特别感谢笔会的初创人贝岭先生，他在笔会创建上的功绩无人可以代替。作为上届笔会的执行主任，他与蔡楚先生一起，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为上届笔会做了大量琐碎而细致的工作。不管贝岭先生今后身处何方，笔会同仁将永远记住他的创会之功，也希望他始终关心笔会的工作，将上届笔会的经验和教训介绍给新一届理事会。

我也要特别感谢上届主席宾雁先生和副主席郑义先生，二位在中文文学界的威望使初创的笔会生辉，不但为笔会过去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此次笔会换届中也功不可没。笔会同仁将永远记住我们的首届主席和副主席。

我也恳请你们三位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给予新理事会以支持，因为笔会需要你们的威望、良知、智慧和经验。

我之所以参与选举并接受这个职位，乃基于对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信念和中国的言论不自由环境之间的悖论：言论自由乃为现代文明的要义之一，而目前的中国恰恰是没有基本言论自由的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反对文字狱和创作更优秀的作品，实为笔会的宗旨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本届笔会的首要责任是按照章程办事，与其高调宣言，不如踏实做事：

1，本届笔会的主要责任是：推动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中文文学的繁荣，反对压制言论自由和维护会员的言论权利，帮助笔会会员进行创作上的国际交流。为此，将设立自由写作工作组和狱中作家工作组。

2，特别致力于帮助文字狱的受害者，关注的重点当以笔会会员为主。同时，也关注其他因言获罪者和其他缺少言论自由国家中的文字狱。需要强调的是，会员的言论安全是本笔会关注的重点之一，但本笔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维护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反对言论迫害、文字狱之外，再无任何政治性的目的与诉求。

3，基于特定条件的限制，此次笔会的换届只能通过网络民主进行。相信会员们与我的心情一样，非常珍惜现在所试验的网络民主，通过互联网践行民主还是新鲜事物。我决心与所有理事和会员一起，将网络民主试验推动下去，日益完善笔会的民主规则、议事程序和决策程序。在此，我要特别感激万之先生、蔡楚先生和孟浪先生，三人作为换届小组的具体操作者，为这个网络民主试验所投入了大量精力、积累了初步经验和取得了高质量的工作成效。也要感谢郭罗基先生和王丹先生为投票、记票所作的工作。你们的具体操作和会员们的踊跃参与，使笔会的网络民主试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遗憾的是，此次笔会选举的会长候选人提名，自始至终只是我一个人，希望今后出现“二人竞选”、“多人竞选”的局面。为此，我也要感谢蒋品超先生自愿参与竞选理事的热情和行动。

4，笔会既然是公益事业，那么本人在担任会长期间，凡是涉及到笔会工作，皆以公益为唯一标准。或者说，对于我自己而言，协调公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乃为首要责任，这也是对我的考验。我的理解是，不必讳言私利，但凡是决心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唯有将公益做好，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负起个人责任，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能在公益最大化之中。所以，大家的信任和本人的意愿，已经使我意识到：必须尽到会长的责任，与其他理事和全体会员精诚合作，做好笔会的公益，就是我个人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我也希望所有自愿加入笔会的会员，能承担起与会员身份相当的责任，也就是笔会章程对会员提出的要求。

5，尽量保证使笔会的正常运作，克服国人的窝里斗传统。私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箱和背后小动作，只要凡事公开，摊在桌面上，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哪怕是讨价还价，即便做不到绝对公正，起码也要力求公正，特别是在涉及到会员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按章程办事，该由理事会决定的事，定要征得理事会多数的同意；该提交会员大会决定的事，定要征得会员多数的同意。随时欢迎会员提出建议和进行监督。我相信，爱自由就是爱生活爱他人，爱权力就是爱自己。

6，理事会成员在任期内，一律不参与笔会本身设立的“写作自由奖”的评选、由笔会出面争取到的其他资助。此条现在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因涉及其他理事利益，章程又没有规定，须经民主协商议定。我希望提交理事会和全体会员讨论。如果多数同意，可以作为理事会议事、决策的规则之一。

7，在笔会会员杜导斌先生因言获罪的个案上，我们笔会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万之先生、茉莉女士和高寒先生。万之先生，不仅在我通知他后的第一时间，高效率地写出上报国际笔会的英文文件，使国际笔会在我们笔会的声援文件发表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给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张福森部长（司法部）的公开信，表示对杜导斌案的严重关注；而且，万之先生还亲自给马悦然、黎安友等著名汉学家写信，征集这些有影响的学者签名，这在近年来大陆的人权个案中还是第一次，证明我们的笔会具有一定的动员力。此次万之和王一梁去墨西哥参加国际笔会年会，还将重点向与会者介绍杜导斌案，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茉莉女士和高寒先生在为杜导斌案征集签名和捐款方面，做了大量繁琐而具体的工作，并为此类工作积累了资源和经验，是我们笔会未来的人权工作的宝贵财富。

8，在强调本笔会对会员的言论自由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本笔会还注重会员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质量，笔会在吸收会员和评奖时，其标准要兼顾会员的道义良知和审美质量，决不可使笔会变成泛政治性的组织。

我相信：提高笔会和自己的威信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提高同仁们的地位和威信。尊重会员的选择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是一种尊重，发生分歧时的公开化的协商、谈判和达成协议也是一种尊重。

以上承诺，请全体会员监督。

2003年11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今天,5月26日晚，我接到孙文广教授的电话，向我告知了山东济南市警方对他的非法传讯。

今天下午大约5点半左右，孙教授正在家里休息，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的十几个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孙教授的家中。

他们宣称要检查孙教授的电脑，孙教授要他们出示搜查证。但他们却回答说：有工作证就行。随后，警察出示了工作证，开始在房间里反复拍照录像。

然后，又是在没有出示合法传唤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孙教授带到山东大学公安处办公室，并抄走了孙教授的两台电脑。警方就孙教授的网文进行讯问并作笔录。据孙教授讲，他们主要问了三篇文章，两篇是批判江泽民的，一篇是批评中共宪法的。

整个询问过程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询问完毕后，警方扣留了两台电脑，声称要在检查后才能归还。

我谴责济南市警方的执法违法！强烈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据我所知，山东当局对孙教授的迫害早已开始，去年就已经禁止孙文广教授出境，剥夺了他每年前往台湾探望亲兄弟的权利。

年龄已过七十的孙文广教授可谓历经磨难之人，从1957年大学毕业到1981年12月刑满释放，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仅仅有三年安静的日子，其它二十一年几乎可以等同于被迫害。

早在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指控为“思想右倾”，受到连续批判。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再次受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即被批斗、隔离。他不服气，写大字报反击，向党中央写上告信。他的抗争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1966年6月中旬，他被关进监狱六个月，追查他攻击毛泽东的问题；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队”运动中，他再次遭抄家、批斗、游街、拷问，被扣上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罪名”，关进”牛棚七个月；在1971年的”清查5‧16″运动中，他又被关进”牛棚”二十一个月；1974年12月，他再次被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

1976年11月，在”四人帮”被捕后的一个月，他开始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上书，诉说自己的冤狱，批评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的错误。这些上书非但没有给他带来解放，反而在1978年1月被济南中级法院判处七年徒刑，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随后它被送入 “济南劳改支队”。在狱中，他并没有认罪伏法，而是一直在为自己的清白申辩和评论国家大事，写出了长达五十多万字的《狱中上书》，真可谓不屈不扰。

1981年12月，孙文广教授出狱，但只能留在劳改支队就业。一年后才获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19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相继担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及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主要是批判极左经济思想理论。

孙文广教授退休后，开始撰写政论，批判中共独裁和呼唤中国民主；他声援受迫害群体和参与民间维权，特别是，他多次撰文为法轮功呐喊，并参与发起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签名信，至今已经获得上千人的响应。

孙教授的批判性政论以尖锐直率、饱含激情、说理清晰见长，所有文章也只能发表在海外的各个中文网站。由此，他很快成为网络上极为活跃的政论家，并成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同时，他先后在香港出版了两本文集《狱中上书》和《百年祸国》，另一本《呼唤自由》也即将出版。

从1960年到1982年，中共政权对孙教授的长期迫害，可谓负债累累。时至今日，旧债还未得到公正的清算，中共警方又开始了新的迫害。我不能不质问：这个邪恶的制度还要不拿人当人多久？还要非法践踏孙教授的人权多久？

最后，我想把这句话献给孙文广教授，以表达我对他几十年顽强抗争的敬意：在这个无自由的国家，公民反抗独裁的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尊严和责任中生长出来。

2006年5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会议的最后两个题目，是文革研讨。大会是在四十年前文革正式肇端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四十周年的时刻召开的。与会者们对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证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刘国凯所指出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例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司令部的兴衰等，说明文革并非完全按照毛泽东所构想的方式进行。其中不断有平民为自身权益奋起反抗的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没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几乎全部借用毛泽东的口号和教条，来争取生存和尊严。这是在思想极度专制的条件下无可奈何的情况。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反抗确实是打击了中共的特权统治。民阵主席费良勇先生指出，刘国凯的研究填补了文革研究的一个空白。尽管他的这个“人民文革”概念不太准确，而且有点共产文化的味道。可以改为文革时期平民自发的维权潮，较为妥帖。会议的讨论证明，这一争议对党化“文革研究”的误导具有纠偏的重要作用。决不能听任官方研究一笔将造反派抹倒，把文革罪责仅仅推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身上，是中共官方的狡猾的遮掩。
   
     会议充分肯定了宋永毅、王友琴为代表的文革研究，揭露了文革暴行最严重的时期都不是发生在党政机构瘫痪的时期，而是党政机构大权在握的时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和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有的地方打击所谓的五一六），一打三反时期党政领导稳固，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最高潮。其实打击迫害都是党政机关一手制造的，党才是真正的元凶。发言者认为，文革研究受到限制是共产党害怕研究的结果使人民认清党的真实面目，所以阻挠研究的深入。康正果提倡历史研究需要冷静，抑制反迫害的受虐狂热。反驳的意见认为，历史不可能完全摆脱正义的判断，而且国内人民至今还不能正常地表达正义的判断。当年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现在几乎都是权倾一时的高官。蔡崇国希望中国社会再也不要重回文革时代那种一元价值判断的状况，社会价值判断必须多元化，才能出现和些宽容的风气。黄元璋提倡文史研究讲究正义和理念。 

   
    国内电脑网络的大会听众向会议提出问题说：这样的文革讨论对国内的政治能有什么现实意义？主讲人对此一一作答。有的研究者认为，文革式的共产党暴政不是三年，也不是十年，而是至今还存在，例如现在的反人权的各种国家暴力行为，研究文革就是要彻底结束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统治，找到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高寒:我为“中国天鹅绒行动”一案承担责任——高寒的声明

在得知中国政府将中国天鹅绒行动及其所创办的网络模拟选举判定为刑事罪案之际，本人谨在此宣布，我对此案负责，并愿回国受审。

第一、关于中国天鹅绒行动的创立。本人参与了此案的策划、组织、实施的全部活动；起草了中国天鹅绒行动宣言和所有公告；设计和管理了中国天鹅绒行动网站；实施了模拟中国民主政府的选举，……等等、等等。总之，这事，我认。

第二、关于中国民主政府的网络模拟选举。本人早已宣称：此举的特征是亦庄亦谐，是模拟，是沙盘操演。毋庸讳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接受“政府民选”这个现代政治游戏规则和它所包含的宪政伦理。在这个虚拟政治中，我们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专制体制进行了严词批判，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并不主张将中国共产党完全摒弃于宪政体制之外。相反，我们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力量一道来探索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进程，并鼓励中国共产党能从民主选举中去重新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该选举不仅没有排斥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在共计 20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中，特意让中国共产党员占据了 10名。此外，第一轮选举结束，我们也没有因是两位共产党人获得最高票而不承认这个结果。换言之，在这个模拟选举中，中国共产党员占了候选人的 50%；在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结果中则占了 100%.如果说这就是“颠覆国家罪”，我愿意回国就此接受审判。

第三、关于中国天鹅绒行动成员及其模拟选举所涉人员名单。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名单中的国外部分，均无一例外地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并获得其授权。而其国内部分，也无一例外地作过与当事人联系并争取授权的尝试。但仅仅鉴于几乎所有正常联系渠道均遭中共政府强力封锁，故我们才迫不得已采取了如下遴选原则： 1）凡属公众人物，从胡锦涛到杨天水，其遴选通知均一律以公告方式送达； 2）凡在公告送达后反馈回否定性意见的被遴选人，则一律予以除名。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中国天鹅绒运动的网站上，醒目地提示：如果你愿意加入中国天鹅绒行动，请填上：我知道参加“中国天鹅绒行动”可能带来的全部风险，但我自愿参加。由此可见，与国内一些被遴选人联系不上，这个责任，首先得由那个逆信息时代潮流而动的信息封锁者来承担。

第四、关于此案涉案人。如果此案被定为一桩罪案，那么无疑它应属于一桩集团案。既如此，那么，本案的所有涉案人员就都应全部到案受审。但如果此案被视为是一种虚拟政治游戏，那么对此案的所有涉案人员也就都得用虚拟政治游戏这一定性去对待之，此其一。其二，如果说，将此案之主要涉案人如总统候选人胡锦涛、江绵恒等以“虚拟游戏”待之，而将同案的次要涉案人如杨天水、许万平等则以“颠覆国家罪”待之，那么，这个赤裸裸的“刑不上大夫”现代版，岂不让全世界都将中国的法制体系视为搞笑？而如此搞笑的法制、如此搞笑的国家和如此搞笑的政党，夫何尊严可言？其三，如果将虽榜上有名、却并不知情的胡锦涛、江绵恒免罪，那么同理，就也应将虽有其名却照样不知情的杨天水、许万平免罪。否则，一案两断、一案两判，此案就不怕日后进入司法院校由导师们拿去当反面案例交学生借鉴？其四，中国天鹅绒行动除了搞过总统、副总统模拟选举，此外则并无其它任何选举了。故《江苏镇江 （2006）镇刑一初字第 12号刑事判决书》中谓：杨天水“被当选为……”——“当选”还加“被”，如此初级语病居然上了堂堂中级法院判决书，该案法官之法袍该不是花银子换的吧——“……秘书处成员”云云，则至少说明，此案即使在最基本的事实部分，都办得稀里糊涂。故本人在此要祝贺江苏镇江公检法三方共同荣登“糊涂官办糊涂案”榜而永垂青史。

第五、关于杨天水先生等因有涉“中国天鹅绒运动”而被判重刑。作为此案的主要责任人，高寒在此谨向杨天水先生及其家庭，以及许万平先生及其家庭，沉痛道歉。本人愿为此案承担起全部责任。故我在此特向中国政府郑重呼吁：请贵政府将你们的镇压之剑径直指向高寒，请将杨天水、许万平等就此承担的罪责及其刑期，统统加诸于我，而对他们则予免除，请发还我的中国护照，本人愿回国受审。

高寒

2006 年5月 26日 于纽约

附注：

（一）中国天鹅绒行动的意义，当然不是那帮号称要“顺从当权者”的异议犬儒们和另一级的激进幼稚病患们所能理解的。是的，这个运动目前算搁浅了，但个中原由不为其他，仅因日积月累的个人财务危机。从当年发起救刘荻（成功）、救杜导斌（半成功）、救蒋彦永（成功）、救赵紫阳（失败）、和后来的赵紫阳治丧委员会、中国天鹅绒运动，以及敦促马英九率国民党逐鹿中原，乃至因老人逝世而夭折了的助刘宾雁等四位老人回国，……，等等、等等，这一路走来，我们并无分文捐款，全靠义工支撑。故比起因寄生“人权”、“民运”而腰缠万贯的刘青、吴宏达这帮民运贵族，甚至比起魏京生、比起胡平，……，我和我的“义工民运”弟兄们，走得很苦、很苦：债务缠身、健康透支，打工挣钱，疲惫撰文，既要时刻关注母国的突发危机，又要不时应付网上的马甲骚扰。所以，我（们）打算先歇一歇，喘两口气，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无疾而终”吧！

（二）此文的的相关段落，可供杨天水、许万平、张林先生，乃至日后可能发生的有关赵紫阳治丧委员会和中国天鹅绒行动的任何其他涉案人及其法律代理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