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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紫阳同志在北京逝世。此时，我在美国，无法赴赵家弔唁。从北京来的消息，富强胡同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因为人们都拥向富强胡同了。人民爱戴自己的领袖，这本来是好事，应该高兴的。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同年十一月，胡耀邦九十诞辰，中央决定纪念，但规格一再降低，规模一再缩小。参加纪念的人严格控制。此时，我已回到北京，胡家也提名给我发请柬，但是我没有收到，被剥夺了参加纪念的权利。不只是我，许多耀邦同志的老朋友，老部属也都不让参加。对两位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勳的总书记为什么要採取这样的态度呢？连接这两位总书记命运的就是“六？四”，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举世瞩目的“六四”；赵紫阳对“六四”所坚持的态度导致他的下台直到终身软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个章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哀史。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闻名於世的邓力群先生，把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公诸於世。他的本意在标榜自己的一贯正确，却正好为两位受人民拥戴的好书记所受的冤情提供了许多有力的佐证。短短的时间里，哀悼赵紫阳逝世，纪念胡耀邦九十寿辰，加上《十二个春秋》连在一起，把历史浓缩了、凸现了，使人深受教育。
怀念伟人，最好的纪念是尽力瞭解他们，全面瞭解他们，不仅自己瞭解，还要让更多的人瞭解，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想到这里，我提笔写下了这篇拖得太久的纪念文章。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评价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傑出领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他们两位性格不同，有些思路也不一样，存在着矛盾，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传闻：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於这种传闻，赵紫阳很不以为然，也很在意。十年前（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二日），他和我有过断续的三次长谈，详细分析，介绍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当时没有录音，我把他的讲话记了下来，经他看过并做了修改。
赵紫阳说：耀邦这个人优点是待人宽厚，心胸坦荡，可以争论，不整人，不记仇：弱点是太喜欢出语惊人，喜欢提口号，喜欢标新立异，不受约束，重大问题随便表态，不是有意想凌驾於组织之上，是喜欢即兴就发表一番意见，而这些和原来大家讨论的又不一样。“关於胡耀邦下台赵紫阳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传说，最近我才知道，无非是三件事：一件事是八三年陈云讲话批评耀邦，有人说陈、赵联手倒胡；第二件事就是八四年我给邓写过一封信；第三件事就是八七年生活会上我的发言。现在，我一件一件说给你听。
邓力群利用陈云倒胡
紫阳介绍说，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财经小组汇报，陈云、耀邦参加，还有乔木、邓力群等，汇报是为了回答小平提出的问题，小平说，计划保四增五，年年超过那么多，不好吧！这个会主要是想让小平点头。没想到，陈云突然发言，拿出稿子念，十条意见，讲的就是胡耀邦到处讲的“拿赤字吓人”、“消费推动生产”等等。很厉害，小平、耀邦，连我都（感到）很突然。陈云对耀邦一肚子气，没有地方说，当时我观察小平，他也很不高兴。耀邦认错，小平说这些事以后再议吧，今天主要听他们汇报。乔木说，恐怕要开个会，澄清一下，让各省来人。小平说，怎么开，你们议一议吧！会后，我去书记处上讲，会如何开，如何讲，要耀邦自己定，由耀邦去讲，别人不好讲。赵紫阳特别指出，启立告诉我，邓力群已经去新华社会议上捅出去了。我给邓力群挂电话：“你立即收回，不能扩散！”
邓力群插上这一杠子，很值得注意。他在自述中叙述了这件事：“三月十七日上午开的政治局扩大会，恰好当天下午，我到新华社的分社社长会上讲话。我没有请示就做了传达。我说，这个会我因有事推迟了两天才来，正在发愁，来这里讲什么，恰好上午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我就把会议的结果一五一十的进行了传达。当时记性好，因此可以说把上午的会议原原本本地全部传达了。”（《十二个春秋》上三九三页）。所谓“原原本本地全部传达了”，主要就是陈云对耀邦的严厉批评。一个中央常委，在内部会议上对总书记的严厉批评，不经请示，就迫不及待在当天下午向新华社会议上捅出去。邓力群这样做的用心很坏，决不是用个什么“正在发愁”，“恰好”云云就能够遮掩过去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把陈云对胡耀邦的不满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新华社扩散出去，想搞臭胡耀邦，整胡耀邦！赵紫阳态度很鲜明，给邓力群打电话，要他“立即收回，不得扩散”。紫阳此举在维护耀邦。关於一九八三年陈云严厉批评胡耀邦的事，紫阳和耀邦交过心。紫阳说，耀邦，你不要太敏感了，这只是一些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看的太重。紫阳还对胡启立说，我和耀邦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同舟共济。胡启立把话转告了耀邦，耀邦很高兴，启立又转告了紫阳，说耀邦说“同舟共济”，紫阳也很高兴。看来，八三年陈云批评耀邦，邓力群等人是想利用来倒胡的，但此人肯定不是赵紫阳。
领导制度改革的信遭误解
第二件事就是八四年的一封信，紫阳拿出一个影本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个，才听得明白。这封信是：
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国家立法上去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要在领导制度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轨道，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百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访欧前夕
并抄送陈云同志
赵说：这封信完全没有提及领导班子的问题，提的是领导制度的问题。写这封信的起因是陈俊生的一个建议，记得当时报上登了。我觉得意见很好，这不仅是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是党的制度问题。当时，形势比较好，日常工作我们就可以处理了，希望邓、陈他们帮助我们解决制度问题，政治局对全会负责，常委要对政治局负责，重大问题应该表决。事实上，经常是这样的：开会各人说一遍，最后一个人说了算，其实各人意见都不同，最后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意思是强调：全会要管住政治局，政治局管住常委，常委要管住每个人。
信写给邓小平，抄呈陈云。
我问：为什么不抄送胡耀邦？
赵说：当时完全没有顾及耀邦，只是顾及陈、邓，会不会以为嫌他们管事多了，只是想在他们的支持下，使党的制度走上轨道。
信送上去后，邓没有找我，陈找我了。他问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了想法，他说：喔，原来是这回事。实际上，邓、陈都把它看作一般问题，未特别重视。当时就这么简单，没有想到为什么会传成那样。有人说，在生活会上薄一波还宣读了这封信，没有那回事。赵紫阳接着说：“一九八七年一月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讲耀邦的优点是民主、宽容、不整人，我们可以合作，弱点是不受约束，喜欢提些新的东西，如果在一定的气候下，也可能成为很大问题，现在没有问题，将来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可能变了，可能无法合作。所以是个制度问题，出不出问题，靠制度不靠人。毛泽东、斯大林都没有能避免晚年的问题。讲到这里时，我顺便提到我曾经为此给邓写过信。可能人们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的话，误以为是我写给邓的那封信的内容了，可能耀邦自己也以为这封信是对他的。”我接话说，可能耀邦到最后都是带着这个问题走的。
紫阳接着说：“至於领导班子的事，除此以外，没有写过任何信。”
邓小平拿下胡耀邦的原因
可能紫阳发觉到我当时十分关注胡、赵关系的神态，他主动地说：“我和耀邦的关系不错，当然也不是很好，对经济改革的决心上，我们完全一致，在经济工作的具体思路上我们有不同，经过文革，我到北京来，就感觉到经济工作效率太差，投资很大，实惠很少，生产总值大於高於国民收入，每人生活提高水准人均收入太少，不要追逐高速度，要搞好效益。我是从这个思路去考虑经济工作的。耀邦很注意速度，鼓吹提前翻番，我们两个人调子不太一样。小平也注意速度，小平和耀邦一样。但是我和耀邦有争论，邓大体上多数同意我的意见。邓发现胡、赵声音不太一样，八三年三月约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了一次，也让胡月乔参加了，他说採取这种方式谈谈好，如果开会争论就会让人以为团结有了问题。以后经济工作书记处只管大事，应该由国务院财经小组作为决策者和权威发言人。可以说，八三年三月份，在邓家谈话后，我们两人的问题就算谈清楚了。领导集团里没有大问题。”我问：“有一个传说，说邓小平说他要下，胡耀邦立即表态「我举双手赞成」，而你却说「哎呀，中国这条大船还要小平来掌舵啊」，有这个事吗？”赵说：“没有这样的事，在耀邦辞职前，邓从没有当着我们两人谈他要下的事。邓和胡要下，让年青人上，是耀邦告诉我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过耀邦说什么他举双手赞成的事。”
“为什么小平把耀邦拿下来呢？”赵又把话题转向耀邦下来的问题，“国外说邓受了老同志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牺牲胡耀邦。受挑拨肯定有，但不是决定性的。邓把耀邦拿下的原因，根本点是：一、邓对耀邦反自由化问题不放心；二、和陆铿的谈话对邓的刺激很大。”
邓让胡启立、乔石两次传话
赵紫阳介绍说：“一九八四年六、七月间，邓找启立谈了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对耀邦的问题，耀邦问题，根本问题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问题上软弱，这是作为一个总书记的根本弱点。我不直接找他，由你转达，不然太严重了。”
紫阳说：“耀邦没有重视这些话。你有见解，应该找老爷子说清楚啊！他以为应付一下就行了。这是不行的嘛！邓讲话以后是要看你的行动的。”紫阳继续说，一九八五年七月份，邓又找乔石、启立两个人，传话给胡耀邦：两件事，一个是：现在有一个动向，还是自由化的问题，现在国内、外一些人推崇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来反对我们，你们告诉耀邦，正因为这样，耀邦应该出来多讲反自由化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耀邦对陆铿的讲话。小平说，对陆铿这样一些攻击我们的话，耀邦应该有力地反驳，他却这样嘻嘻哈哈，太不成样子。
赵紫阳介绍说，邓的这两次传话，都与反精神污染有关，是重要的背景，邓对胡不满，在反精神污染以后，对胡的态度有很大变化。
紫阳说：“邓八三年提出不搞精神污染。当时我们想法子限制这个范围，经济战线不搞，农村不搞，科技战线不搞，因为不得人心，思想文化领域不久也就搞不下去了。本来，就这样就完了，问题在胡以后在不同场合说了很多话，给人一种印象，反精神污染搞错了。他给日本外宾，同上海领导人的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这些话当然会传到邓那里。”
赵紫阳特别介绍说：“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召开作协四大，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耀邦还说，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慢慢消失，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在这种气氛下，在清污中受整的人自然会发泄一下肚子里的怨气，对搞清污的人进行了反批评。人事问题上，自由选举的结果，文化界搞左的，积极清污的人，全部落选。使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十分难堪，不少老人也有意见，这种情况，邓小平可能把它看作是由於耀邦的纵容，文化界对清污的一次反扑。”
没为耀邦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
“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期间，小平已下了决心，小平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邦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
紫阳说：“六中全会不久，耀邦告诉我，邓找他谈了话，邓说为了年轻化，十三大邓不作顾问委员会主任、常委，由耀邦接替，胡不再任总书记。这样，就可以带一批老同志下来。耀邦对我说，我的意见你来作（总书记）。我说，我多次对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胡、赵）两个都是同一个年龄杠杠的，哪有你退下我来接的道理，对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我既不懂也毫无兴趣，我愿意在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这条路子上继续搞下去，搞出点眉目来，我别的没有兴趣。耀邦说，启立他们恐怕还不行吧！我说，我有这么个建议，我们可不可以不设总书记，常委轮流主持会议，做召集人，日常工作各部委自己去办，我在国务院还可以继续搞下去。耀邦说你这个意见可以考虑。据我观察，耀邦没有感到小平对他的看法有了变化。他和我说这件事时很轻松，以为只是年轻化的问题，他没有感觉邓的不满。我感到，北戴河以后，一些老人对耀邦完全不一样了。邓的决心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耀邦下来，我没有站出来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紫阳说，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已经没有用了。耀邦辞职以后，他们要我出来牵头，我没有推辞，因为当时我再推辞就虚伪了，更重要的是，我以为由我来接比别人接好。”
紫阳同志讲话时，神色凝重，给我的印象是，他很诚恳，对耀邦没有恶意。紫阳接着说：“在许多问题上，我和耀邦是配合的。”紫阳同志说，反精神污染时，书记处讨论中，不少人不赞成邓力群他们向左引。耀邦同志让郑必坚来找我。我说，既然耀邦要搞，我支持作工作。乔木、邓力群提了一个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问题，送陈云，陈云批了。我想了一个主意，根据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用思想体系和现行政策联系和区别的办法处理。后来，我和耀邦两人给小平写了一封信，小平说，“既然胡、赵这样看，照他们办吧！”看来紫阳对他和耀邦的这种配合是满意的。
胡赵配合被邓力群嫉恨听完紫阳同志的介绍以后，我觉得，理解胡、赵的关系，最主要的是要看他们在原则问题上是怎样共同战斗的。我还觉得在分析和理解胡、赵关系问题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要看在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是不是发扬他的思路的。紫阳同志说得很对，胡耀邦下台后，如果不是由他来接替，而是由邓力群来接替，中国的苦难可就大了。这一点，读一读《十二个春秋》会有很大的启发。
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专门有一章《赵紫阳转而支持胡耀邦》说，“赵支持胡，而胡也感觉到赵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付我更加起劲。”（《十二个春秋》下篇第六○七页）。这一节的末尾有个长注释写道：“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的说法确实不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
这是胡赵联手对付左的干扰的一次胜利，挫败了邓力群、胡乔木“把党往左拉”（邓小平语）的图谋。
耀邦下台以后，紫阳同志第一次重要讲话是五。一三讲话。
邓力群说：“赵紫阳发表五。一三讲话，情况发生逆转，紫阳说，今后对四项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赵紫阳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观点，强调对待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十二个春秋》下篇七○○页）。
“五。一三讲话，讲来讲去，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两个基本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的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邓力群说：“我只是想，这样一讲，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紫阳同志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先把自由化的范围限制一下，尽量不要伤太多人，然后，慢慢从反右转为反左。看来，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效果很好，难怪邓力群大叫“反自由化夭折了”。
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历数紫阳的罪状，最主要的：一，撤销他的书记处研究室；二，让他的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落选。这正是大家拍手称快的事。在我看来，赵紫阳是顺着耀邦的思路走的。他们两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好夥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傑出领袖。
二○○六年三月作者为前《科技日报》总编辑。本文节选自作者《深切怀念紫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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