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对于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苏联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对苏联倾注了那么多的爱、迷恋和向往？又是什么给他们的漫漫人生带来深重的迷惑、痛苦乃至恐怖？即将推出首部自传的王蒙近日又有新作问世，散文集《苏联祭》记录了他隐秘而曲折的心灵历史。
    据作家出版社《苏联祭》一书责任编辑陈晓帆介绍，该书是理性、冷静、务实的。王蒙先生曾两次访问俄罗斯（前苏联），前后相隔20年，他特殊的身份与敏锐的观察力，为他解读不同阶层人物，以及政治、文化、风情提供了独特而深切的感受。因此书中充满理性的公允与反省———“苏联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的相当一部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实验的英勇、荒唐、恐怖、富有魅力与终未成功；个中的经验教训、爱爱仇仇，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在史册上，警诫着并且丰富着人类文明，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与成熟。” 
　　陈晓帆认为，《苏联祭》同时又是感性、激情、浪漫的，它展示了一颗被苏联深厚的文化艺术滋养的敏感多情的心灵，怎样经历了追寻美梦的激情、怀抱美梦的沉迷、梦破的苦痛以及梦醒的释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游历，对作者来说，都“是一次灵魂的冒险”。
    王蒙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如果说他的青年时代有四个关键词，它们是：革命、爱情、文学与苏联。如果说需要合并一下这四个词，他愿意将革命与苏联合并，爱情与文学合并。或者将它们都合并在一起吧，对于他来说，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面对曾经那样友好过与仇恨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对他的威震地球与终于解体……就像面对青春，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自己的经历，面对自己的美与丑，面对自己的善与罪、褒与罚、年轻与衰老一样。”“面对，记下，并且说出，这就是这一本《苏联祭》的由来，这首先是我的心灵史。”

受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中心之邀，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来到北京，今日将在北大做题为《法国当代文学趋势》的演讲。“安妮·埃尔诺并不为国人熟知，但她是法国当代杰出女作家，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目前国内对法国当代文学史的了解基本截止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希望国内学界更多地介入法国当代文学。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说。
　　安妮·埃尔诺：“情感的简约主义者”
　　法国当代杰出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曾凭借代表作之一《位置》于1984年荣获法国雷诺多大奖。她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一个女人》（包括《位置》、《一个女人》、《耻辱》）中译本于200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作品几乎来自她个人的亲身体验，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及私人小说意味。
　　在埃尔诺看来，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远比性别对一个人的影响深刻得多，表现那些从未有发言权的底层人群的生活情景是她应尽的义务。
　　有评论家认为，安妮·埃尔诺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定义她是“情感的简约主义者”，但也有人形容她是“情感大军的统帅”。对此，安妮·埃尔诺表示，她试图以准确简单的词语来阐释人的情感，但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
　　余中先：中国忽视法国当代文学
　　安妮·埃尔诺在法国享有盛名但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分析，这是中国缺乏对法国当代文学的介入。他说，目前中国人了解的法国当代文学史基本截止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这之后法国当代文学的现状被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所忽视，其实这些和中国当下的关系更为密切。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老翻译家对当今文学作品关注较少，而年轻学者又很难把握当下作品的价值。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当代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身就存在争议。

俄罗斯著名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因患脑癌于10日晚逝世，终年84岁。
　　季诺维耶夫1922年出生于劳工家庭，兄弟姐妹共11人。二战期间季诺维耶夫曾做过飞行员，并学了哲学，也获得了讲授哲学和逻辑学的大学教师资格。
　　1976年，季诺维耶夫因小说《黑魆魆的高空》而获得世界声誉。这部小说写于1974年，1976年在瑞士洛桑出版。小说中，季诺维耶夫用辛辣讽刺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名叫伊班斯克的地方的事。然而，《黑魆魆的高空》也使季诺维耶夫后来离开了自己的祖国。1999年夏，季诺维耶夫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侨居生活，从德国慕尼黑回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捷是国内第一个介绍季诺维耶夫的人。他告诉记者，季诺维耶夫一生创作的小说不多，但《黑魆魆的高空》还是为季诺维耶夫获得了国际上的较好评价。国内尽管还未对《黑魆魆的高空》引进出版，不过，季诺维耶夫的思想著作却早有出版。
　　此外，据张捷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季诺维耶夫写了两部中篇小说，一部叫做《灾难性的改革》，另一部叫做《诱惑》，后来作者把这两部小说合在一起出版，冠以《乱世》的书名。

教育费涨了、医疗费涨了、住房价格节节攀升，而老百姓的收入却没
有同时正比增长，实际上相对反而下降了。

涨价决不是象那些家伙所说的那样：“是避免浪费”，“利于国民经
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变相的制造贫富差距。你看，前几年的电信
流氓式涨价，也是理由头头是道冠冕堂皇，然而电信却成了中国最富
的行业之一，职工收入非常高，一个临时工都远远超过社会上的普通
职工的收入。这两年的油价攀升，不也使石油企业成了人们眼里的香
饽饽聚宝盆吗？教育黑心收费，许多教师（主要是城市）不再喊“神
圣忧思录”了……可见我们的财富供养了一个个小团体一小撮一小撮
人，我们更穷了，他们却更富了。这是改革的悲哀，是中国的悲哀，
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和耻辱！

七十年前，毛泽东写过一篇自吹自擂的文章，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果真是这样的吗？据档案文献记载，在历时十二个月的长途追剿中，共军损失了二十余万人马，朱德红一方面军逃窜至陕北时，仅剩两千五百余羸卒。沿途打败仗毙命的有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闽浙赣苏区主席方志敏、中央苏区政府执委何叔衡、胡海、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谢子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共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粤赣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红四军政委曾中生、红五军长董振堂、红八军军长李天柱、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红廿军军长蔡申熙、红廿五军政委王平章军长邝继勋吴焕先、红廿八军军长廖荣坤刘志丹、红廿九军军长兼政委陈潜、红一师政委黄苏、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独一师师长侯梯云、红四师师长张锡龙、独五师政委谢维俊、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红十六师政委陈寿昌、红十八师师长张振昆、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红廿六师师长程克纯、红卅四师师长陈树湘、红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第等等；在三十年代叛变中共投降国民政府的中共文武高官有：陕甘甯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红军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龚楚、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长黄达、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涂振农、中央执行委员孔荷宠、刘士杰、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郭潜、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洪易、中共中央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长杨岳彬、中共湘赣边特委军委书记苏先骏、中共闽赣省委委员红四军政委彭佑、红九军军长何畏、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余洒度、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红廿二军政委罗寿南、浙南红军总指挥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十七军军长张涛、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倪宝树、红九军团参谋长张冀、红一方面军独四师师长兼政委龙普霖、红三军团第二师师长郭炳生、红军步兵学校校长中央教导师师长周昆、独立第三师政委旷朱权、红十军团十九师参谋长王如疑……等等，其中仅大军区与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超过十人，师团级更多。

一九三三年前，变节原因多为党内肃反扩大化及被俘。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失利后，叛将剧增，此后三年游击战争叛变的团以上干部，多不胜数，有些部队甚至全部主官都叛变，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都先后投降国军。前述涂振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时，毛泽东连总前委书记都被撤了。红军时代兵员最多时不过卅万，现存纪录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就有数十员叛变，那是相当高的比率。

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中共党史、军史、教科书中一再渲染“长征的胜利”，却刻意隐瞒以下事实：（一）国军胡宗南部大败毛泽东徐向前部，十万红军埋骨葬身于松潘草原，毛泽东仅以身免（二）国军关麟徵部追击至甘肃大炉子时差点活捉毛泽东，红军仅剩一百人将毛抬走（三）关麟徵在晋西苏家庄大败林彪红一军团，林彪落荒而逃。

所谓“长征的胜利”又是付出什么惨重代价才取得的呢？（一）在赣闽湘等“苏区”，由于枉抓滥杀，人口大量减少（二）红军所经十一个省，到处掳掠焚城，留下了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面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伤残，农村普遍破产（三）因国力消耗，大伤元气，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土大半沦为战场，公私财产损失（以战时币值计）逾一千亿美元。

至于中共各苏区内部的“肃反”、“长征”途中的自相残杀以及斯大林乘机在海参崴逮捕关押处决华侨华工，更是数以十万计。

中共放弃盘踞六年的江西苏区，是因为广昌失守，门户大开，不得不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既无固定目标，又同抗日扯不上边。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次年一月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六月份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双方都想在川陕甘三省立足，伺机西进新疆以便取得苏援。然而由于在松潘草原败于国军胡宗南部，红军被迫出川；十月逃窜至岷县哈达铺，从当地邮局劫掠一批报纸获悉国军在陕北围剿上万刘志丹部红军，中共中央才决定踅向陕北投奔刘志丹。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已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的政治姿态，以抗日作为争取民心的口号。总之，“红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流窜十一省到达陕北后才编造出来的。从中共当时领导人的言行举止看，他们根本从来没打算抗日。例如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制造济南惨案残杀中国军民一万一千人，激起全国性反日怒潮。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对反日运动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只是实行暴动推翻南京国民政府，而日军的行动是打击国民政府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中去，无异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那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掌握决策大权的李立三竭力主张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以配合他在南方夺取武汉三镇。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很担心中央政府不能坚持抗战，因此竭力为国府坚持抗日打气。八月初抗日战争在华北地区全面展开，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地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以南九十公里的洛川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提出抗战爆发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与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发言支持张的见解，认为中共主张抗日，并非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了解决国内矛盾所需，他警告与会的中共高干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同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失守后，毛泽东得意地说，蒋介石如果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领土断送给日本，可日本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这样中共才能翻身。

毛泽东入住紫禁城皇宫后十五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他接见到访的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廿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至此，才完全证明，所谓“北上抗日”全无耻谎言。本书的编撰，以史料为主干，兼容并蓄，注意平衡报导，让广大读者从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以便恢复历史的真貌。所以，本书辑录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红军将领彭德怀、黄克诚、毛泽东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中共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大陆历史学家锺卓安的回忆录与论述，也选辑了指挥与追剿红军的国军将领陈诚、白崇禧、薛岳、李铁军、丁治磐、宋希濂等人的回忆录；还摘录了亲自参加烧杀掳掠的曾志（中共领导人陶铸之妻）、孔述之以及目睹苏区惨景的低级军官张赣萍、张晴光等人的回忆文章，让历史的真相从大量的片面之辞中组合发掘出来。

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也照照别人，这是我们后人不容推卸的工作，也是在这纷乱昏茫的大时代中有意义的一件事。

（注，此文作者现居香港，并非旅居美国的作家郑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