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历时一周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向梵蒂冈教廷“叫阵”,终于以爱国会常务副主席刘柏年灰头土脸地放软身段而暂告一段落。刘柏年这一仗硬不起来,除了由于教廷公开地严词谴责产生作用,更因为中国内地天主教信众空前的一面倒表态,令刘的教内地位受到质疑。

一周之内三次主教祝圣的气氛落差,实在是鲜明对比。昆明和芜湖的祝圣,便衣公安密布,紧张兮兮的,恐防有人破坏。渖阳的裴军民祝圣,却洋溢节日气氛,信众们自发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大家津津乐道新任助理主教得到教宗的祝福。

刘柏年可以不理会境外媒体和主教的评论,甚至可以不把教宗放在眼内,但国内信众排山倒海的表态,直接威胁及他作为中国内地天主教领导人身份的认受性,毕竟完全靠由上而下的权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爱国会罔顾教廷反对,执意自行祝圣马英林为昆明主教后,中国内地天主教信众立即反弹,纷纷在内地天主教的各网络论坛大肆抨击,情绪异常高涨。

中国内地最大的天主教网站之一天主教在线(http://www.ccccn.org/)甚至要连连删帖,以免授人以柄。

该网站发表声明说:“中梵关系和国内教闻两个栏目的评论我们已经设置为先经过审核通过才可以显示出来,5月1日□晨6点至中午12点评论已经激增到90个,但没有一个评论可以通过,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再试图发表过激和带有脏字的言论。我们的贴吧和博客也会删除这些言论。网站充斥这样的言论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危及网站的生存。”

在另一个主要的中国内地天主教网站,则仍贴有一些可以通过审查的评论如下:

“马英林.你那么想做主教?怎么不在自己的教区做?故意做为炮弹打破中梵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你那么愿意做奴才???呸呸呸!!!”

“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无视教宗神权没有好结果。”

“俺是什么也不知道,真让我们看不明白,他们还要灵魂不哈哈哈哈……”

“我们的主教是为教会服务的,我们不要与教会作对的主教。”

“摆给谁看呢?耶稣说过:瞎子给瞎子拎路,只能掉进坑里。”

月前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被擢升为枢机时,刘柏年公然要求陈日君支持共产党,又批评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自选自圣”事件开始时,他明知教廷态度,却诳言“没有收到梵方反对的消息”和“教宗不会不同意两位新主教的任命”。教廷正式表明立场后,他才转口风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反对和梵蒂冈共同确认主教”,还证实了过去一段时期的新主教都是先得到罗马教廷批准。

刘柏年由嚣张变老实,是中国内地天主教信众团结一致坚持信仰的胜利。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行道。有关中国内地天主教的事情,往往是外面的人在瞎热闹,而不知道内里的真正行道。

最大的瞎热闹是对“天主教地下教会”误解。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疯狂的时候,中共当局严禁一切宗教活动,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宗教活动只能在地下进行。文革后,宗教活动逐渐恢复,教堂重开,天主教徒都回到天主堂参加宗教活动。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阻止天主教徒在信仰上忠于教宗,所以不存在天主教徒匿藏地下始能坚持信仰的需要。

中国内地天主教徒的公开活跃,从数以十计合法注册的天主教网站即可得见。这些网站并非天主教爱国会营运管理,民间色彩浓厚,网上论坛讨论热烈,信仰立场忠于罗马教廷和教宗,并且都是在政府眼皮底下活动。过去一星期,这些网站发挥了空前的集体力量,逼使一度公然对教宗不敬的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也不得不乖驯。

至于基督教,情况则有点不同。有些教派由于信条或人际关系原因,拒绝与官方认可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建立关系,不能使用官方认可的教堂,他们用作崇拜的场所则不获官方认可为合法教堂,于是出现“地下教会”形态。这跟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基本上是可以公开活动的情况,实在并不一样。

天主教爱国会偏离过去多年的路径,不管罗马教廷反对重搞“自选自圣”,若果成功,会是权威的确立。但事实发展的结果是给国家带来外交困难,更在网络年代暴露了自己脱离教众,正如一位信众网友留言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爱国教会:民主特区还是看门狗?

为了任命主教问题,貌似改善了的中共与梵蒂冈关系,爆发了新的冲
突!从冲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共产党的嘴脸,以及他们散布
“宗教信仰自由”的谎言。

面对教廷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30日表示,内地教会遴选教
区主教,是严格按民主程序进行的,充分尊重大多数神职人员的意
愿。至於甚么叫“民主程序”,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做了说
明,他在任命马英林为云南教区主教的祝圣仪式结束离去前接受香港
传媒采访时说,主教是经过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选举产生的。看来,虽
然中国还在一党专政之下,爱国教会在中国已经是“一部分人先民主
起来”的“民主特区”。刘柏年在其他场合还把中国的这种方式叫做
“自选自圣”,暗示比教廷的任命还要“民主”。

最近,就香港市民强烈的要求普选,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许崇德代表共产党表达了观点,他说:“今天你跟我打保
票,肯定能把爱国者选出来,我主张今天就普选。”因此爱国教会的
民主,当然也是因为刘柏年打了保票,当选者一定“爱国”,才可以
有民主。在中共党国不分的情况下,爱国就是爱党,民主就是党主。

刘柏年5月4日在北京继续表示,中国本来就不需要梵蒂冈同意,才能
任命教区的新主教,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今後还将继续“自选
自圣”主教。然後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从天主教与各国政治历史
看,几年前东欧的“颜色革命”,中亚的暴乱,都与梵蒂冈有关,中
国完全有理由防范梵蒂冈涉入政治。有鉴於梵蒂冈涉入一些国家政治
甚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就要把住这道关口,不让梵蒂冈涉入中国的
政治。

从上述解释看,这个“民主”还只是形式,关键在於爱国教会的任务
是做共产党的“看门狗”来把住关口。所谓“颜色革命”,无非是因
为那些缺乏民主的国家,因为民众要求民主,而天主教的教徒也要求
民主,因此被共产党认定“干涉内政”了。

当然,刘柏年只是讲“几年前”,实际上如果回溯1956年波兰的波兹
南骚乱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起义,也有不少天主教徒参与,最著名的
是被匈牙利共产政府判处无期徒刑的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被起义民
众释放。80年代後期东欧共产政权的瓦解,天主教徒也站在共产政权
的对立面。这些记忆,使共产党胆颤心惊,中共十六大,胡锦涛还专
门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因此中共又岂能让天主教在中国享有真正的自
由?刘柏年作为共产党的看门狗,当然要忠实贯彻。而爱国教会只许
刘柏年作为共产党的看门狗,可能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吗?他应该是中
共的地下党员!

中国社会黑洞到底有多深?

笔者在写下这个题目时,并不知道答案,只是希望通过一些资料的分析和现象的观察,和读者一起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

银行坏账

今年五月,美国安永会计公司公布了最新全球不良贷款市场最新调查报告,资料显示指出,中国金融系统的坏帐达九千多亿美元,超过中国当年的八千七百五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

著名致远会计师事务所(Ernst&Young)二零零四年全球年度坏帐调查公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为三千五百八十亿美元,约是中国官方数字的两倍。

自90年代以来,银行坏账始终是中国金融系统的致命症结。90年代,朱熔基实施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成立金融公司,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剥离总数达1.4万亿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中国也曾尝试另一种剥离方式,就是将中国的坏帐以拍卖的方式,出售给想进军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就目前情况看,拍卖市场走入低迷,有兴趣参与的公司由数年前的二十多家,锐减到五至十家。

按WTO的时间表,2006年底是中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截至日。2007年后,外国银行可以和中国的银行享有同等权力经营人民币业务。根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的坏帐已达45%,海外学者估计超过50%.届时,中国的银行将背负超过50%的不良资产,去应对这一挑战,求得一席生存之地。

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挤兑现象在中国各地时有发生,已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但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经济

中国以广大土地资源及低廉劳力,吸引大批外资前往投资,采取劳力密集策略,成为世界的工厂。在汇率上,人民币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方式,9.11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人民币价格相对各国货币低估,从而压低出口价格,促进出口的发展,对外贸易顺差增加。外国投资的大量流入与巨额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中国经济的七成以上是依赖于出口实现的。

美国称中国人为的压低人民币的币值,获得的不公平贸易优势,导致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破记录的2016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加大。继美国后,日本等亚洲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的汇率有更大的灵活性。

六月欧洲央行将提高利率,日本也将很快结束零利率政策,五一节前中国人民银行上调贷款利率,市场对美元未来走势看淡,所有这些市场因素也间接推动人民币升值。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的走高,将反过来撞击中国经济的重头——出口业。但持续低估人民币汇率,将会产生对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如:物价上涨、房地产狂飙,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从而引发社会动荡。

社会问题

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是4-5%,中国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认为实际的城镇失业率大于12%.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研究认为,全国的失业率在20%至40%.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发生七、八万起大规模示威抗议,平均每天超过200起。每天到天安门抗议的访民少则数百,多则二千。今年五一,进京访民激增。从21日起,每天都有一千名以上的访民被抓。在‘五一’前的围捕下,上万访民被从北京抓走。

结语

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已经形成了社会危机的黑洞。如何合理安置3.25亿人的就业问题、剥离银行不良资产、让人民币汇率自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以及如何缓解生态恶化、正确处理访民问题?中国个各层面的问题和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已是势在必行。那么,是在体制内采取改革的方式,还是从体制的根本——产生这些问题的温床上入手,就是大家不可回避的课题。

狄马:林达是谁?

在读到《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
想》之前,我不知道林达是谁。后来通过网络,我才知道林达是旅美
学者丁宏富、李晓琳夫妇合用的笔名。其实丁氏夫妇也不是什么学
者,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不是做学问,准确点讲,应该是“旅美小商
贩”。因为女的在国内学过一点与美术相关的技能,因而,每逢南方
小镇的节庆日,他们就把事先做好的小工艺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剩
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到美国各地旅游。有一年,夫妇俩开车到哈佛看
望在这里讲学的老同学朱学勤,被朱戏称为“两个小贩到哈佛”。

正因为没有豪壮的体制背景,出国后又一直挣扎在美国社会的底层,
所以一点也没有大陆官派留学生的坏毛病:在国外大讲传统文化,盛
赞东方文明,回国后又痛斥资本主义,大讲爱国主义。无非不外乎西
方那个研究所或名牌大学,给他多少多少钱,许以高官厚禄,他都不
为所动,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好象他出了一趟洋差,反而比国内处
于水深火热中的同胞还爱国。

这一套三本谈美国宪政文化的书,就是夫妇俩在长途贩运之余写下
的。由于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发表,只是分章分节写给大陆一些朋友
的书信,所以一点也没有大学者、大教授的架子──还未动笔,就恨
恨地磨墨,准备写给后代读者以不朽。林达的文字深入浅出,浅得有
时使人感到罗嗦,白得有时使人觉得寡淡,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对某
一历史事件引人入胜地分析,比如,对独立战争、“阿姆斯达”诉讼
案、南北战争、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声名昭著的“水门事件”
他都有精彩绝伦的描述。

最关键的是,对于一个我们熟知的事件,林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
不同的认知视角。比如黑人民权运动,长期以来我们被告知的“事
实”是,美国政府很坏,在别国大谈民主自由,在自己的国内却搞种
族歧视,证据就是经常纵容警察打黑人。但看了林达的《近距离看美
国》系列,我们才知道,“事实”根本不是那回事。黑人和白人不是
一对简单的对立关系,民权运动也不是起来和联邦政府作对。事实
上,黑人民权运动始终受到北方白人组织和民众的支持,黑人领袖马
丁.路德.金也多次被邀请到白宫做客。总统肯尼迪不仅没有“镇
压”,反而至始至终都给黑人运动以极大的支持。为了取消种族隔
离,实行“黑白同校”,总统甚至派国民自卫队护送黑人小孩进入白
人学校;为了支持黑人的“公路入座运动”,联邦政府在志愿者的车
厢里,派数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车,长途汽车前后派多达20几辆交警
车护道,天上还有直升飞机。只是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是地方分治
的,而由极端保守的南方白人选出的州政府是瞧不起黑人的,而根据
“民选”“自治”的原则,联邦甚至是州地方政府的权力都很有限,
不能象我们习惯的那样“一杆子插到底”。

这一套书上市很早,大概在1997到1999年间。我就在书店多次见到
它,但一直没有买,原因很简单,就是嫌它设计太简陋。后来经不住
一些朋友反复推荐,我就买回家试看,谁知竟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将
三本全读完。后来因为写文章,反复看了不下三遍,每次都有新的斩
获。我从不掩饰我对美国──这个诞生了《独立宣言》和华盛顿、杰
斐逊、林肯等一批历史伟人的国家的热爱,但看了林达的这几本书,
一个空洞而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国家,在我心中从此变得血肉丰满,充
满了细节和动感。在我看来,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国,就是给人类的梦

想一个停靠之地,就是给自由精神灌注一个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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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所著的底下三本书,都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

◆《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1997年5月
◆《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1998年4月
◆《我也有一个梦想──近距离看美国之三》:1999年3月

(2006年5月7日草于长安)

傅国涌:“国民人格上的安慰”

  1929731日,张孝若写信给胡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前月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像先生这样的要说便说,着实是‘凤毛麟角’了!现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弄钱,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驰,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门前一对石狮子干净了。”武人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是“为国民争人格”,文人胡适在《新月》批逆鳞、争人权照样是“国民人格上的安慰”。

在李尚平、孙志刚他们惨遭横祸的时代,又有谁能给“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当湖南乡村教师李尚平因为仗义执言而被蓄意谋杀时,举国上下,除了《南方周末》等极少数几份报纸报道了真相,除了网络上的愤怒和悲伤,面对一个青年教师的死,偌大的教育界,多少名流贵人们竟无一人公开说一句公道话,也没听说有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李尚平惨死,同时死去的还有正义、良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欲求“国民人格上的安慰”而不得的时代。

2003年春天,当孙志刚遭收容而丧命的消息传出,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拍案而起,以一个教师、一个母亲、更是一个公民的身份写下了那篇正气凛然的檄文。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和许许多多也谴责了“完全丧失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收容制度”。正义的呼声终于把收容制度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场.她们的声音,不仅安慰了孙志刚的在天之灵,更是“国民人格上的安慰”。

面对无辜生命的丧失,面对邪恶的谎言,那些有地位、有名声的人,更应该挺身而出,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1923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发表讲演,提出“少数人的责任”,呼吁知识分子负起更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苟安在自己温暖的屋檐下,恶劣的社会风气、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旧制度又怎么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苟且偷生、奴颜卑膝的“作家”、“大师”“学问家”再多,也绝对不会给一个民族增添丝毫的荣光,反而只是多几个酒囊饭袋,多几分耻辱。“犬吠蛙鸣齐颂圣”,除了像舒芜的诗中所说,他们还能做什么?二千多年来,一个民族只知道向皇上高喊“万岁”,这样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喊“万岁”的话,应该喊“李尚平老师万岁”、“高耀洁医生万岁”、“蒋彦永医生万岁”……只有那些带给“国民人格上的安慰”的人们才值得我们尊敬。风萧萧兮易水寒,他(她)们直面这个千疮百孔、毫不完美的世界,义无返顾地说出了真话,李尚平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刘晓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再过几天,就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纪念日,但象改革以来的每一个文革纪念日一样,中国再次出现外热内冷的巨大反差。

中共官方的压制和封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个体的良知匮乏,也不能推卸责任。特别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都不敢面对自己的文革经历,更不愿承担道义责任,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的今天,对这场“浩劫”的全国性反思还未开始。

一方面,尽管中共官方于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拥护。但仅仅是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把林彪和“四人帮”作为毛泽东替罪羊,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弊端。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各种托词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讲受害经历。比如,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然而,直到现在,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为借口而保持沉默。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文革回忆录,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最为疯狂。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标榜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要么诉说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基本不提他们那种“自来红”的特权傲慢,也不提他们造反来自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个体责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责归咎为极少数替罪羊(如四人帮),或者归结为抽象的时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体性。

比如,2003年12月,叶剑英的儿女儿叶向真曾向凤凰卫视谈到过叶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双重身份——中共元帅之女和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使她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连她自己也承认那时的她“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但她对自己的红卫兵领袖生涯的叙述,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她参加了那些造反活动,是否参与过“打砸抢”和“揪斗”,是否迫害过别人。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狱之灾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作为一场全民卷入的狂飚,遭到残害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难以统计出准确的数字。那么,参与迫害的人数将几倍于被迫害者,却很少有人反省和忏悔。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造反派的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没见到这些暴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

在此意义上,阻碍国人直面文革灾难的负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参与制造文革灾难的个体不愿面对自己的历史。正是这种不肯忏悔和反省的民族传统,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间基础。因为在网络时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于反省和忏悔,那么官方绝对无法封锁民间对文革的自发反思。

呼吁当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进行个体性的反省和忏悔,并非是要对他们进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审判,而仅仅是为了:1,还原文革大灾难的真相,并通过还原真相来总结文革的教训,以避免此类悲剧的重演;2,逐步摆脱那种把所有灾难归咎为外在因素而不愿直面个人责任的传统意识,进而培育一种健全的个人责任意识;3,把文革这场全民参与的大灾难变成国人的精神财富,通过每个人自愿的反省和忏悔来提升国人的精神素质。

可悲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延续至今: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文革的最大祸魁毛泽东仍然是中国的“大救星”,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高干子弟变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

对于重大公共灾难的参与者而言,当绝大多数个人不愿面对历史真相之时,沉默或说谎的代价将被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负面代价的持续积累就是在积累社会危机,并把这种危机一代一代地转嫁下去:一代代继续说谎,直到谎言彻底腐蚀了一切,中国人再不知道何为个人诚实和何为历史真相,从而一次次或滥用或错过或放弃历史的机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开的清算和讨论,浩劫就一直没有过去,只不过变成另一场更隐秘的“浩劫”: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

2006年5月6日于北京家中(《苹果日报》2006年5月10日)

余世存:那些血性的人

  曾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聊天,聊到中途,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么温文尔雅,谁能想到你打过架?我大吃一惊,是吗,我有吗?朋友贼嘻嘻地说,是啊,早听说了,你在中学教书时跟人打架的事了。我哑口无言,我似乎一下子记起了生命迸发期的活力,我不仅打过架,跟人吵过,而且不止一次两次了。我仍然记得,在一个编辑部,我作为一个副头跟正头吵架的事;我拍打他的桌子,把他吓坏了,我自己也气疯了的情景,历历在目。天哪,那是怎样的痛快!

  今天的人们似乎以温柔敦厚为教了,君子动口不动手,正人君子都显得中正、平和。流风所及,甚至七八岁的孩子都老成得可以,那些青春少年都会在我面前显摆自己是平和的、优雅的、渐进改革的或是保守改良的。而拍桌子的我们,倒显得少不更事似的。我现在就已经持重得跟拍桌子的自己是两类人了。

  但我知道拍桌子的可贵。为义、为理、为情,人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的苟且辩护。现在就要兑现一切。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权利,就是为了兑现你们许诺的生命至上、敬畏生命一类的说辞的。在这些自然正义和社会正义面前,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忽视或无视每一个人的权利。

  遗憾的是,今天大多数人不会拍桌子了。曾听一个环保组织的朋友讲,他们的头儿把该组织当作自己的自留地、“土围子”,七八十岁的人了仍然恋栈,不肯把机会传承给年轻人。任何关乎组织发展的项目都在“老人政治”的把持下做得磕磕绊绊,所有的员工都明白,但除了两三个员工跟老人拍过桌子,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苟且;在老人的操纵下,那几个员工不得不黯然离职。而这个组织绝大多数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本应是最有血性、最能明辨是非、最少私心的人,却选择了忍气吞声。这个组织就这样发展了十几年,仍不死不活的,仅仅成了一个名利场,于社会并没有多大的益处。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朋友聊起来,感叹说今天能拍桌子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了。在新闻界,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驯服。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在迎合学官。在官场,官大说了算,是一个常识。在公检法,公务员们的敬业之道就是做好上司的仆人、帮凶、替罪羊;在文教卫,从业者们的职业伦理号称是“多帮忙、少添乱”。……不消说,对这些领域的描述是互文的。这是我们当代的一大特色。

  如果不能为义而战,那么,为利而战的时候,弱势的一方叫维权,强者一方叫什么呢?

“黑暗,以太阳的名义,在公开掠夺。”

 

据说,达摩东来,是要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自胡适之阐发了这个意思后,很多人喜欢这句话,以为自己将做了不受人惑的人。

其实,按英国大哲人在启蒙运动之初的预言,现代社会将会满足人的理性和欲望,唯独会在精神气魄、血脉性情方面压抑人。事实也如此,我们能找到一些不受人惑的人,但要找一两个血性的人,可就太难了。

昝爱宗:请余杰向布什带个话"神爱美国同样爱中国"

   北京时间5月10日,第一时间闻知正在美国的主内弟兄余杰、王怡、李柏光弟兄,将于美国时间5月11日上午,受到同为主内弟兄的美国总统布什的正式接见,感到我从未有过的喜从天降。
    这个消息传给主内一个和另一个弟兄,同样是觉得喜从天降。
    这正说明美国政府的第一人,正式认可了大陆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和坚持,以及即将到来的兴旺。
    感谢上帝,因为在主面前,我们人与人都是弟兄,要彼此相爱,要看到见证。
    上帝的教会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有三人聚会的地方,神就与他们同在。
    我不是说布什总统的接见就是无比特别,我是说神是不分国界的,神的爱更是超越世界的,也是胜过这个世界的。
    正因为布什先生也是主内弟兄,余杰等弟兄见到大洋彼岸的弟兄时,可以向布什带个话:”神爱美国,同样爱中国”。神的作工是奇妙的,弟兄之间的友好就是荣耀神。
    
    中国古称”神州”,只不过中国人经常坚持自己的能力,和信服这个世界,经历了多少罪有应得的苦难,但神从来没有停止眷顾中国人,祝福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人,将能够感受到神的力量,神的作为,将使中国大地真正复兴,成为与美国一样由神来复兴的国度。
    
    余杰、李柏光弟兄是在北京的家庭教会,王怡弟兄是在成都的家庭教会,一个又一个家庭教会,被神的光所笼罩,这光是胜过可见光的真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不能胜过这光。
    此时此刻,预祝余杰弟兄等人与布什的会见顺利,喜乐。
    借全球翻译的最好的中文标准新版本《圣经.约翰福音》(亚洲圣经协会翻译、霍尔曼圣经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通过一段神的话语和弟兄一同分享(第一章10-13,16节),祝福中国:
    
    祂在这世界,
    世界也是藉着祂而成的,
    世界却不认识祂。
    祂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却不接受祂。
    但是那些接受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他们不是由血缘、
    或肉体的意愿、
    或人的意志所生的,
    而是由神所生的。
    
    原来从祂的丰盛完美中,
    我们都领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
    因为律法是藉着摩西赐下的,
    恩典和真理是藉着耶酥基督而来的。
    阿们!

沃尔夫冈·顾彬: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

缅怀80年代之一:政治解冻下的身份焦虑

缅怀80年代之一:政治解冻下的身份焦虑
 
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的社会组织的剧烈变化,构成了当代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语境。鉴于政治结构的全面调整,旧的婚姻结构率先发生剧变。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离婚大潮,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全面爆发,都市家庭被这种身份变更所深刻摇撼。在文 革中丧失了城市户籍身份的知识青年,开始踏上返回故里的感伤旅途,他们像洪水一样重新涌入城市,并触发了关于住房、就业和再教育等一系列尖锐的身份冲突。而那些在文 革间作了良好英语储备的学生,则在海外亲友资助下纷纷留学欧美,西方使领馆的门前,每天都簇拥着等待签证的表情焦急的人群。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机场里,到处是家属与留洋者热烈道别的动人场景。
 
随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几乎所有城市都卷入了空间扩张的浪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伸到新世纪,至今没有消退的迹象。这种城市化引发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重大后果:一方面城市基本建设需要大量民工,而城市居民本身无法应对这种职业需求,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使那些临近城市的优质土地遭到了地方政府强制和廉价的征用,从而导致大批农民的破产、转业和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为了增加劳力,大部分农业家庭都罔顾“计划生育”的限制,竭力繁殖后代,制造大量无法纳入户籍的隐形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危机。这是对中国农业社会根基的严重摧毁。数亿农民的土地身份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崩溃。
 
正是城市的扩张和乡村土地的匮乏,从两个不同的向度逼迫农业人口向沿海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等)迁徙,出现了与现行户籍制度冲突的大规模“盲流”,成千上万的内地(主要是安徽、四川和江西等省份)农民,放弃了传统的田地耕作,利用火车和轮船等廉价交通工具,大批涌入沿海城市,自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运动。
 
由农民发起的浩大的土地离弃运动,以及知青的回城运动、学生的出国留学运动、新兴城市(如深圳和珠海等)的崛起引发的城市人口迁徙运动,社会政治角色的转换引发的婚姻变故等等,不仅显示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坚固的身份板块秩序中松动出来,变得混乱和富有活力,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游民运动。这是国家身份地理学的壮观的图景:被家庭、土地、户籍和祖国所束缚的人民,现在终于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他们流走和泛滥在大地的表面,仿佛是一些被解冻的河流。它们最终凝结成了新流氓社会的辽阔版图。
 
身份焦虑
 
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流走导致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身份焦虑”。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到那里去?这些问题突然间成为生存的首要问题。人丧失了原先的身份,同时又没有及时获得新的身份,这种身份缺失就是流氓社会的基本症候。
 
由此导致的身份确认随即变得异常迫切起来,仿佛是一场个人及其群体命运的紧张角逐。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在身份、角色和话语的全面转型中,也就是在一个身份(角色、话语)向另一个身份(角色、话语)过渡的进程里,基于某种内在的不确定性,人的流氓性不可阻挡地显现了出来。毫无疑问,人首先是他自己的灵魂的流氓,而后才是他的“在所”的流氓。
 
在人性解放的黎明,随着乌托邦信仰的瓦解,流氓精神和各种边缘意识形态一起悄然复苏了。它起初是一种空间反叛(土地、单位、家庭、祖国等等)的愿望,继而泛化和推进为时间(历史)的反叛。这种内在的欲望需要一种表述的话语。从1977年到1980年,裸露的流氓精神一直在四处寻找着它的外衣。旧的流氓话语被历史腐蚀了,变得臭气熏天,而新的话语始终下落不明。
 
1981年中国与朝鲜队的角逐,引发了最初的足球暴乱。而同年第12届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上中国与科威特的足球之战,更是在沿海城市引爆大规模骚乱。大学生先是在校园里焚烧棉被、床板和砸暖水瓶庆贺,继而上街游行,拦截过往车辆,堵截交通,演变成一场街头骚乱1。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负于香港队,再度引发了被记者称之为“黑色星期五”的骚乱事件,大批失望的球迷当天夜晚簇拥在球场的周围,堵住大门,继而冲上街头寻衅,狂热袭击西方使馆区并毁坏车辆,引发了严重的外交事件2。从此,足球流氓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足球民族主义”的涌现,是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民族主义自我测定的一种古怪方式。八十年代开始,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中国面临新的全球定位,也就是重新研判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指望中国能够迅速上升为亚洲第一强国。上述种族焦虑是个人身份焦虑的外化和延伸,它在与其它亚洲国家的足球竞赛中获得了投射。球赛已超越了体育领域,成为民族国家之间力量角逐的阔大象征。这种“足球民族主义”后来固化为中国新文化的坚硬传统。
 
流氓主义在此重新招回了传统的肢体暴力。在新流氓话语缺席的情形下,旧的暴力话语卷土重来,成为人民进行民族主义书写的基本方式。不仅如此,它还被笼罩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光辉之中。这无疑是暴力与道德传统亲密结合的一个最新动向。
 
梁硕《城市农民》(现陈放于上海美术馆大门)
 
黑夜流氓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流氓化运动总是在黑夜里趋于激烈。那些涌入都市的成千上万的民工,以非法居民的身份建造每一片楼宇,却无法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严厉的户籍制度注定了他们是永久的“盲流”,甚至无法成为都市的草根阶层。为了谋生,他们漂浮在城市各个街区或各个城市之间,一方面为城市“添砖加瓦”,一方面充满着难以言喻的仇恨。他们白天是城市的建设者,而在夜晚则成了它的破坏者,许多人大肆拆卸和偷盗各种可以倒卖的“废铜烂铁”,从电缆、铁栅栏门到阴沟盖子,这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蓄意的挑战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终止这种漂泊的苦难,相反,它加剧了前农夫的身份绝望。民工们这种工匠和盗贼的双重脸孔,以及白昼和黑夜的精神分裂,暗示了一种“黑夜流氓社会”的涌现。这种流氓社会属于夜晚,也就是属于未能被希望照耀的国度。
 
“黑夜流氓社会”不仅侵占了城市,而且蔓延到了广大乡村地区。那些留下来继续与土地为伍的农民,在白昼里辛勤地耕作,俨然良民模样,保持着用体力换取口粮的传统信念,而在夜晚集体出动,到公路上挖坑设陷、拦路抢劫。省级公路和国家级公路上到处是这样的夜袭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流氓地图上留下了无数个肮脏的印记4。这种景象是以往的毛式集权主义时代所无法想象的。黑夜不仅掩蔽了流氓的面容,而且捍卫了他们向国家主义复仇的权利。
 
人民和流氓的同一性,无疑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就是流氓的一个侧面,或者反过来说,流氓就是人民的那个隐藏起来的背面。白昼和黑夜瓜分了这两种人格。黑夜是流氓主义滋生的摇篮,在八十年代,黑夜语境不仅庇护了司法意义上的流氓,也在秘密滋养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流氓精神和话语。(摘自《流氓的夜宴》)
 
本文题图:赵波《作品No.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