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如果我们去观察遗存的王国维先生之照片，可以看到他虽然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但有一样却富有象征性，这就是他的一副眼镜是新潮的！就在这副新潮的眼镜后面，是两道犀利的、挑战的、傲气的目光！这双眼睛的后面就通向他的一颗灵动的、卓越的、追求新境界、大境界的心灵！

　　王国维的学术境界太迷人了，你一踏进“王学”的宫墙之门，就迎来庭院深深，松柏参天，花果飘香！这里有他亲手创建的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史学的殿堂等等，一座连一座，美轮美奂！当你流观这些殿堂时，你会惊讶、赞叹、折服他的智慧、原创力以及建构的境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学术大师之魅力，而且王国维又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世界的！

　王国维没什么学位，中等文化程度，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更不是博士后，他完全是靠孜孜不倦地自我奋发、刻苦。他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学术的灵魂在于境界。为什么他能够在二十世纪初，一百年之前，建筑起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里程碑，一座又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就在他把握了学术的灵魂是境界。

境界是学术的灵魂

　　青年王国维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将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秘密结晶于文学意象之中。

　　青年王国维，是英气勃勃的诗人、哲学家、美学家。他有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当他深入体味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的三首词时，突然灵光照彻，发现了人生的大美、大哲理、大境界。他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话连缀成“三境界”说，从而玲珑剔透，成功了一个美妙的经典语言！《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这是王国维对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深刻反思，并作出了核心的概括，又巧妙而形象地结晶在文学意象中。我们应当追问：王国维怎么会作出这种“三境界”说的？他是怎么串联起来？怎么激发出来的？

　　如果我们走近当时年轻的王国维，会发现他正踌躇满志地寻找自己发展的道路。再走进他的心理空间，我们会惊讶王国维当时的心中活着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哲人，这些曾是王国维的精神导师！

　　王国维深入研究过的，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大哲人，有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等大文学家。王国维又深入研究过许多的外国哲人，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歌德，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培根、休谟，有俄国的托尔斯泰，有荷兰的斯宾诺莎，有法国的卢梭等等。王国维在自己编辑的《教育杂志》中曾经为许多伟人写过传记或评论。王国维从这些伟人中发现，他们的成功有共同的内在逻辑，而那种逻辑正在这晏殊的、欧阳修的、辛稼轩的三首词三句话中。

　　这同时也成为了年轻的王国维、乃至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与座右铭。王国维的一生就是依循“三境界”而行进历练，而终至巨大成功的。时代最终造就了王国维，而王国维也最终多维度地造就了20世纪的一代学术时势。在王国维短短的学术生涯中，他就涌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具有震撼力并影响久远的学术洪波大潮！

　　王国维在1904年28岁时发表《红楼梦评论》，掀起了第一个学术的新潮，标示出“红学”研究的新向度！王国维开创了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观念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开创了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王国维在1909年33岁时发表《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这一核心的新理念，这是对于传统文学评论的理念革新。王国维在1912年36岁时发表的《宋元戏曲史》，郭沫若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后来告别文学、美学、哲学后，他继续掀起一个又一个学术的新潮！他在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上都是公认的奠基人！1917年41岁的王国维发表力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郭沫若赞扬：“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历史学的开山！”

　　不仅如此，王国维还是大教育家、考古学家、逻辑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等等。比如，他一百年前就率先提出了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有一个美育的问题！这是何等的睿智！他的学问就像一颗大宝石的每个切面都发出耀人的光芒，又像涌动的新潮应合着世界的潮流！

三重境界的历练

　　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为什么王国维如此激赏这种意境？因为此意象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为了。“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景啊？昨天晚上，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这是一种变化的意象，时序在变，物象在变，世事在变，心态也在变。这正与王国维的观察相同，当时是一个世道巨变、学术剧变的时代，是旧学蜕变为新学的时代，是国门洞开的中外学术碰撞的时代。然而也正如王国维指出的，当时中国是暮气沉沉的学术界！王国维是学术新潮的先觉者，他确实“一叶知秋”，在“一叶”的飘零中觉察到秋天的到来；他更能知道秋天后的冬天以及紧接着的是烂漫的学术春天。

　　因此，他要独自去寻找学术发展的道路，这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民族的学术。他又十分欣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意境，因为太密合王国维的逻辑了。王国维就在寻找着道路，而且确实是“独上高楼”般地寻找，一个“独”字真实地成了王国维艰苦寻路的写照。他曾指出，当时学界尚未觉醒，昏沉麻木，毫无朝气；因此他必须独立观察，独自思考，独辟蹊径地去创造伟业。

　　同样，一个“高”字也密合了他的寻路情况。他确实能够站在民族命运的高度，同时又是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去瞻瞩，去寻路的。诗句中的一个“望”字也颇可以玩味，王国维在登高望远地寻路，要“望尽天涯路”。这“天涯”不仅是中国的，并且是放眼世界之“天涯”；不仅仅是当下时空的，而且是古往今来的“天涯”。

　　于是王国维出色地揭示了那一时代的学术特征：第一，学术必变的时代；第二，研究自由的时代；第三，最大发现的时代；第四，西学东渐的时代；第五，中学外渐的时代；第六，学术“三无”的时代。

　　再让我们来听听王国维这位先觉者的声音吧！虽然已经是21世纪了，但是他在20世纪初的声音还是那么生动有力，那么能打动人！

　　王国维说：时势在变，国势在变，学术当然也在变！如今已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而是研究自由之时代。王国维热情洋溢地讴歌：“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他又揭示出规律:“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敏锐地总结：当时有几大发现：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文献；内阁大库之文书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些新发现所产生出来的“新学问”，都足以显示重大的学术价值，为以往所不能比拟。

　　王国维说：学术“三无”，学无新旧之分，学无中西之分，学无有用无用之分。从近代以来，人们经常争论“中学”、“西学”，哪个重要，哪个为体、为用，等等，至今不休，王国维超越其上，真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王国维说：学无中西之分，“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有兴者”；“学问之事，本无中西”。这就是王国维的卓越的世界眼光、超前的学术的国际化理念！学术又没有有用、无用之分别。王国维说，学术要去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真相，因此“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如此则每一种学术都有用。然而一直到今天，还有人们认为学哲学无用，学文学无用，学文科无用，等等，相比之下，王国维的眼光是深邃的。

　　王国维还科学地预言：当时中国的一些新学问必将逸出国界，具有国际性质，将合全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你看看，王国维一点都不保守，不因为甲骨片、敦煌宝库是我们中国的，就由我们中国来研究，研究到它透了，再给外国人研究，他不是的。

　　由这样的时代而反察自身，王国维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之路：1．自任学术之使命；2．与学术时代同步；3．开拓崭新的学术；4．从旧学走向新学；5．中学与西学汇通；6．智慧地学术流转。

　　王国维抓住时代的契机，找到自己的道路，也为学术界指出新路。他青年时期走用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学术相化合的路径，开创学术的新境界。他中年后在“五大发现”中的三个方面，即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王国维在学术上是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上来观察、思考问题的。他的那种学术眼光、胸襟、气度、理念，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他的大境界！王国维的学术大成功，其实不全部赢在他的终点，而大多是早赢在不平凡的起点上了。

　　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王国维执着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为之“不悔”，而为之“憔悴”。这里不仅有躯体上之苦乏，亦有心志之锤炼，甚至如王国维所说的可以“不悔”到这样的地步，即是可以为真理而“牺牲其一生之福祉”。

　　王国维是一个情商、智商十分高卓的大师。比如智商，胡适说过，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尚书》、《诗经》都研究了几千年了，可是到了王国维那里，却发现了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解读出来，是因为其中有许多上古的成语，人们不知是成语而乱解，甚至连大学问家也不能免。王国维首先发现了上古成语的问题，并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然而王国维又最懂得聪明人之下苦功夫，才能在探寻真理的学术之路上走得更远更有成效。俞平伯写《人间词话序》中说：《人间词话》“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是胸罗万卷者不能道。”俞平伯看到了王国维的胸中藏有万卷书，因此才能吐出这些丝来，编织成如此美妙的锦缎。

　　王国维是真正苦读的大学者，罗振玉家大云书库所藏50万卷书籍曾与他朝夕相处，蒋汝藻家三代藏书他得于尽观。王国维结交了当时许多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看到了许多别人没有眼福能看到的珍贵书籍。王国维手校手批的古籍不少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在每一本的眉端、行间、卷首、卷尾都留下了他的眉批、夹注、校语、跋语，丹黄灿然。你一看，肯定会感动，各种颜色的字写满了。他自己说过：“有时是校书度日。”在日本的时候，他的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不听见，我要看书呢，不理会夫人。夫人恨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他这个书夺过来，丢在火炉里。王国维痛下苦功如此！

　　王国维第二次东渡日本后，转向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经学、史学的研究。他开始下更大的苦功夫、笨功夫。年轻时，他最不喜欢读《十三经注疏》，现在他要通读《十三经注疏》，要精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封泥、简牍等。他决心要开拓出又一片新学的广阔天地出来。他为罗振玉收藏的大批书籍、甲骨片、金文拓片、碑刻拓片、封泥等一一整理编次、考证。日本的夏天太热了！常常汗流满面,身上全部湿透了。有时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非常的艰苦。所以每天早上王国维在日本京都迎着一轮朝阳踏着露水，朝气蓬勃地走向罗振玉的住所，然后开始一天的艰苦历练，晚上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回家了。明天早晨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明天晚上又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这是何等艰苦的锤炼！但是王国维快乐地、主动地接受这种工作，其实是为了投身到新学问去，宁愿先下“炼狱”的功夫。正因为在日本有这样一段艰苦的历练，王国维走向了后来更辉煌的学术境界。

　　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说，寻找到方向对头的道路，又执着地追求，经过千百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汇流入真理之长河中去，这是何等的欣慰!

　　王国维在这里机智地活用了这一十分诗意的境界。本是元宵佳节，游人如织，灯火如海，鲜花如潮，就在这样的情景寻觅心里的理想佳人，当然难找，因此虽然千百度地寻寻觅觅，可怎么也找不到，然而最后在蓦然的一次回首时候，却发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佳人在冷落的灯火处。这是何等的欢欣鼓舞！何等的喜出望外！何等的出乎意料之外又正在情理之中！

　　这种喜悦是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到的，正如王国维曾经说过的：“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这是连南面称王者也享受不到的，也是无法交换的。

　　王国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梁启超曾经称赞王国维：“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这都是他“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真实写照！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他不是一辈子只在某一个较狭窄领域中的专家。他不是一个狭窄专业中的所谓“领军人物”，而是开拓一个时代学术的战略家与统帅！

境界的关键在人格

　　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他还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

　　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学术道路要人去选择，什么样人格的学者就会选择什么样子的道路，选择怎么样去走条路，走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境界。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同样境界的关键在于人格。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道德与人格是如此的重要，“一个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人格，对于进入辉煌的学术境界是太重要了！梁启超真可谓慧眼！

　　王国维自己也曾经指出，学者出现的一些问题多与人格有关，有的就是大学者也不能免。王国维特别重视：“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力戒“以意气为之”，特别讲究“实事求是”。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他还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再后来学生们懂得了做学问不要不知为知，不知就是不知，要由不知去求得真知，这才是学者，才能做大学者。他做导师的时候，也是这样坦率。研究生来问他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一遍一遍地讲，懂否？懂了，好。要是不懂，我再给你讲，一遍一遍讲，懂了吗？懂了，行了。有的问题，王国维一看，不大清楚，他就用海宁话说，“弗曾见过！”“阿拉弗晓得格！”王国维就是这样严于律己的。

　　正如梁启超曾经赞扬的，王国维“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谨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顾颉刚十分敬仰王国维的学术与人格。他曾经比较过王国维与康有为，说道：静安先生确与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做完之后，便以为自己学问成功了，曾说“三十五岁以后，学问没有进步，也不求其进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已经死了。这也就是王国维的天天求进步的人格魅力！

　　王国维的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国际著名学者。为中西文化所“化”的王国维,藉时代之伟力，凭俯视一世之才，将新学问煽扬得光焰四射，催开出奇葩丛簇。王国维的学术世界洪波涌起，星光灿烂，弘深瑰丽，显示了真正学术大师之“大”、哲匠之“哲”、巨灵之“灵”。王国维的学术境界给人们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位大师的榜样力量也是无穷的。

王国维大陈寅恪一十三岁，但他们是“许我忘年为气类”的相知。陈寅恪治史讲究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他强调考证古史要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而且他特别注重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陈寅恪得文章通篇具有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其史著之文体熔诗史于一炉，议论磅礴，令人敬畏。陈寅恪治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的释证，由于他精通梵文而对佛教经典不同版本的勘照比较很有心得，曾经讲授佛典翻译文学。又由于家学渊源，使他对晋唐诗人作品所作的历史和文化上的笺证为史学重镇，陈寅恪说：“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是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不但在中山大学开讲元白诗证史一课，指导学生的论文，比如指导高守真作太平公主的论文。而且他还一直笔耕不辍写出《元白诗笺证稿》，《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重要典籍。

　　陈寅恪与陈垣并称“史学二陈”。陈垣的专长在于目录，校勘，史讳，年表等的研究，他还擅长词章之学而且独创出史源学一目。据说陈寅恪在给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时说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表态。陈寅恪解释说：“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故不足以判决其是非。”这里大约是一部分对自己学术范围的界定，一部分也有对当时疑古学风和顾颉刚“古史辨”一派的批评。陈寅恪的晚年很多意见都用曲笔写出，鲜有直疏胸臆者。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比较淋漓。
　　
今录其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此信行文大家能够看出似乎不是面对中科院，汪篯而是面对的郭沫若。这里面陈寅恪和郭沫若有些过节，一个是因为《论再生缘》的缘故，一个是因为两人对王国维的评价问题。“四堂”之中观堂和鼎堂从未谋面，但是郭沫若在解放前每每感叹王国维的成就如同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之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解放后郭沫若随着自己在党内地位的提高却对王国维做出如下评价：“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维感情是封建式的。”有人宣称郭沫若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其实这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写过《中国通史简编》的范文澜。
　　
　　陈寅恪和郭沫若接下另外一桩梁子是在1960年的冬天开始。1960年的冬天郭沫若突然对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一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从1961年5月4日，6月8日，6月29日，8月7日，10月5日到11月5日郭沫若分别六次在《光明日报》撰文评价《再生缘》一书及其作者陈瑞生以及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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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中最后一段话牵涉到一些典故请大家去看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实事实上在1961年3月郭沫若去
广州曾和陈寅恪见过一面，根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和中山大学的秘书刘翰飞介绍说他们见面的时候郭沫若曾在询问过陈寅恪的年龄以后，当即吟出一副对子曰：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其实象郭沫若，胡适这种人当年很会作秀的，他们端底才是不会打无把握之仗的，什么会见演讲之前一定会组织些材料，进补些文章方才粉墨登场。据当时世界书法第一的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上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简单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如此。”
　　
　　呵呵，北大的老人三沈三马们自然是对暴得大名的胡适看不惯的。但是胡适在北大还是有一群小兄弟的，比如傅斯年，他们就是一把子的，关系很不错，最后都跟国民党跑路了。胡适在史学方面的建树一是开新风气之先河二是提倡对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也。他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又有超越和建树，他在专史方面的著作有《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皆是半部，被称为半部书教授。胡适和傅斯年的关系从北大开始就非同一般，据说在抗战胜利后蒋邀请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一职，但他不愿担当，因为要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时代管。后来傅斯年又对胡适面临选择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两个要职时的犹豫不决而大动肝火，傅斯年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介石：“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呵呵。傅斯年字孟真，为山东聊城人，典型的山东大汉的身材脾气和性情，他在五四运动当天的爱国大游行中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带领大家火烧赵家楼。他主办过《新潮》杂志，创建了史语所，后来他还有炮轰宋子文，轰倒孔祥熙两项壮举。傅斯年曾经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有句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傅斯年受德国朗克史学的影响，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衰歇，提出了许多振兴救弊的主张。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陈寅恪曾有诗赞曰：“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演讲台上，终年54岁。1962年6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发现，除了书籍、手稿外，余款只有153美元。在众多的挽胡适联中，有一幅道出了胡适一生的尴尬：“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呵呵，其实死于闹者死于噪者都还是死得其所的。一个教授死在讲台上和一个演讲家死在就会上完全象一个士兵死于战场上和一个侠客死于仇敌的乱刀下一样光荣而神圣。留在大陆的陈寅恪是怎么死的哪？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其他如马一浮，翦伯赞，吴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人就不说了。看到他们的死，仿佛王国维的自沉是那么从容有致。陈寅恪的挽联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当时的顾颉刚还很年青他说同年三月康有为的去世他还能淡然置之但对王国维的中道而废则抱着悲痛和深深的遗憾，顾颉刚经历过文革于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对于顾颉刚的死我不好说些什么，人间正道是沧桑。顾不是冯友兰也不是钱穆，更不是胡适郭沫若。

   手机一词，在日文里叫做“携带电话”，简称“携带”。据说在时下日本，“携带”总数超出一亿，几乎与人口相等。手机功能之齐备简直不逊于一台电脑，其摄影功能则是电脑也不具备的。手机可以用来付账购物，代替信用卡；可以用来写作，赛似文字处理机。

    最近引起人们热议的新闻，是年方十七的高中生木堂椎以一部《修比整可怕一百倍》勇夺《野性时代》(出版巨头角川书店麾下的小说杂志)主办的首届“青春文学大奖”，此君便是“用两根指头在携带电话上写小说”的。

    既然有人用手机写书，就有人用手机来读书。近年日本众多有名出版社纷纷开设手机读书网站，于今已逾四十家。除了漫画，各社均将小说定位为主打商品，不仅积极投放尚未上市的最新作品，还将业已发行的单行本及袖珍文库本电子化，推上网站。收费形态也多种多样，便宜的月额仅须300日元，即可随意阅读不限数量；具有珍稀价值的则按册计费，读一本小说就得付一笔款。这些通过手机网站阅读的小说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携带小说”。

    携带小说诞生不过数载，但其发展势头却很好。2002年在女高中生中风靡一时的匿名作者Yoshi的系列恋爱小说《Deep Love》，四部作品共吸引了两千万读者造访，以传统的纸质书籍形式发行后，也热销了270万册，成为携带小说史上的第一部畅销书。2003年后，读书网站纷纷投入实力派作家的优秀作品，携带小说获得了飞跃性发展。如今在手机上可以读到的，既有森村诚一这样的元老级推理大家著作，也有铃木光司、内田康夫当红流行作家作品，前年的芥川奖得主阿部重信的首部携带小说也已在几家网站同时开始连载。

    此外，不少网站推出了各种读者参与型服务，希望借此牢牢抓住文学爱好者。如角川书店的子公司“角川数码图书”推出了“三百字小说讲座”，请来职业作家川又千秋主持，为读者修改习作。 

西班牙电视5台(Telecinco)的公益栏目“12m12c”近日将在西班牙境内发放由圣地亚那出版集团提供的2000册图书，以此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图书漂流活动。该栏目主持人梅塞德斯·米拉将成为此次活动的宣传大使。活动将从阿斯图里亚斯、瓦伦西亚、加纳利群岛等地的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始，扩展至全国诸省的各个省会城市，最后在马德里久负盛名的雷蒂洛公园结束，整个过程预计将长达一个月。

    关于图书漂流活动，本报已有过相关报道(见本报1月20日头版《漂流图书，市民为何不敢读？》)，即指在指定的公共场所投放一定数量的图书，供市民免费阅读，读者在取阅后再将图书投放到公共环境中去，图书即以此方式传阅于大众之中。据西班牙电视5台网站的调查，在平均一年之内，8％的西班牙网民一本书也不看，19％的网民读书不到5本，而只有26％的人读书超过20本。为此，该台致力于宣传社会公益事业的栏目“12m12c”打算以一场图书漂流活动鼓励国民加强阅读。由圣地亚那集团免费提供的这2000册图书以小说、散文类为主，多为在西班牙国内风头正劲的名家名作，如罗莎·蒙特罗的《透明国王的故事》、何塞·萨拉马戈的《死亡间歇》、伊安·吉布森的《轻装上路》、杜尔塞·查孔的《沉睡之音》等。圣地亚那实力雄厚，是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而该集团也十分看重这次与西班牙电视5台的合作。除了投放圣地亚那的图书外，12m12c栏目也鼓励市民将自己的图书“解放”出来加入到图书漂流中，以此创造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氛围。这项活动的宗旨是:交换图书，鼓励阅读，分享经验，以此来找到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西班牙电视5台已制作完成了一部由主持人米拉担纲主演的宣传短片，并将对这场图书漂流活动作跟踪报道。该台的网站上还提供了详细的图书漂流路线图，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到图书到达自己所在城市的时间与摆放地点，还可以读到关于米拉最钟爱的图书的评论文字。该台总编导比亚努埃瓦指出:“我们一直认为，电视应当负有社会责任，而这场运动正是在此范围之内的具有促进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