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向朝鲜古巴学习”的内部讲话出口转内销以来，当事人和官方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此问题有过任何证实、辩解或是澄清，有点让人真假难辨。不管是准确与否的小道消息还是以讹传讹的泛滥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你的新闻不自由呢？越是封锁严密的事情，民众知情的好奇心也越大，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何况还有许多被封锁的消息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不争论”的做法本身就不够科学，官方主动出来争论或辩诬是有助于澄清实事的，中国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实在差的太远。其实，即使这一内部讲话是真实的，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现实状况与朝鲜和古巴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更不用说学习了，主客观条件都决定了中国想学这两个小兄弟也学不来。倒是中国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从去年开始启动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颇让人刮目相看，越南与中国的现实倒有许多可比性和相像性，如果中国能够屈尊从越南政治改革的经验借鉴一二，一定会使中国受益匪浅，而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民主化进程对整个世界的正面影响远不是越南那个地处东南亚相对较小的国家所能比拟的。当然，这需要大国放下架子，也要放下面子。

以我们鸭绿江那边的邻居朝鲜为例，在国际关系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国家，被公开的就有走私武器、贩卖毒品、印制假钞（既有美元也有人民币）、绑架人质多项恶劣记录，以国家的名义从事这些反人类最基本道德的国际恐怖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会是绝后的。已经开放二十多年加入WTO也已经四年多试图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会想朝鲜学习这些国际经验？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它能够被我们学习的也许只剩下内政方面了，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和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也就是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基本状况），前者又可分为软硬两手，硬的是指诸如户籍管制制度那样限制民众自由的社会基本制度，在朝鲜老百姓要外出走亲访友只要离开村子就要开路条备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实行过限制普通民众外出行动自由的办法，普通居民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少有自由流动的可能，只有公事出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外地同时也必须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当然文革的大串连除外）。现在的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相对进步了不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人群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了，尽管还有暂住证等限制，但毕竟比文革以前限制自由流动的时代进步了。中国可能把人员流动的制度改回改革开放以前的状况吗？或是向朝鲜学习吗？可能性基本没有。朝鲜的内政还有软的一手，软不是指软弱而是指软环境，在这里特指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恐怕才是有可能说这话的人最想学习的内容吧？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之一。但说总归说，自己“美好”的愿望或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有很大差距的。以互联网为例，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已经过亿，这也成为欲向朝鲜古巴学习之人的心头大患。朝鲜和古巴就少有这样的麻烦，倒也没有完全禁止，在平壤和哈瓦那街头据说也有网吧，但上网费用极贵，平壤网吧上网一小时要10美元，哈瓦那的网吧上网一小时要4个欧元，这个价钱对于当地的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朝鲜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平均基本工资就10美元左右，哈瓦那一个小时上网的费用正好是一个古巴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平均收入，不用说网上内容的屏蔽，就是上网开销也足以吓跑所有普通民众。平壤和哈瓦那街头存在的网吧一方面是装点门面炫耀本国“自由”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也只是为外国旅游者或记者提供方便兼赚外汇的一个特定场所。中国的某些权贵肯定也对互联网狠的咬牙切齿，至少那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黑龙江前任政协主席，不是互联网“恶炒宝马案”她也不会得到中纪委领导的亲切关怀，她和她的五个亲属也绝不会从封疆之地风光一时的人上人变成了人下人阶下囚。多少当权的官僚想起此事不寒而栗，多少利益中人欲除之而后快，某些当权者也只能在互联网以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和反黄防止不良信息的名义对互联网严加控制，但对已经普及了互联网要想再彻底打压或是杜绝是万万不可能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都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担当得起，光是电信业的经济损失就难以估量。互联网是这样，传统媒体也是如此，传声筒和喉舌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总是难以调和，既想严加控制又想市场化捞取经济利益，哪有好事都让一己独占之理。尽管宣传部门还在严加控制，中国的媒体人在管制与市场化之间艰难的寻找着平衡点，但毕竟与非市场的文革以前的那个传声筒时代的媒体不可同日而语了。说这些当然不是说对中国互联网和传媒的现实比较满意，只是说明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前的那个时代也就是类似现在朝鲜和古巴的基本状况了，更没有可能向回走学习朝鲜和古巴对意识形态的极端控制的手法。至于说朝鲜国内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丰收之年缺粮三分之一，灾年缺三分之二，靠着国际救济还饿殍千里每个老百姓每天仅有250克口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在追求着核武，养活着110万军队（国家总人口才两千多万，一说只有一千八百万，朝鲜是世界上军队人数占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国家），国内工业企业60%是军工企业。这些中国也是学不来的，如果真正学习了对政权有影响的利益阶层都不会愿意，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不仅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保障，权贵们的利益同样无法保障。总之，向朝鲜和古巴学习是一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实在在的空话，不管讲话的存在与否都对中国的现实都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

学习朝鲜学习古巴的实质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们也都是中国当年伟大领袖的好学生好弟子。如今中国已经不是回不回到从前的问题了而是走到十字路口的改革何去何从的问题，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胡锦涛和温家宝已经为此下了结论：改革还得继续。尽管这一结论还有点模糊，并没有说明如何继续的问题，但这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共高层已经拒绝了中国新老左派回到从前的政治诉求，同时也是对向朝鲜古巴学习的一个侧面间接的否定，学习朝鲜学习古巴已经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命成为了历史笑谈同时应该为其画上休止符。

中国应该向谁学习又该怎样学习？这是1840年以来困扰了历代国人的一个话题，师夷长技是必须的，但不一定非得用来治夷，这也是我们自身发展所必要的。但总有一种“国情论”的声音说：“中国人只能吃馒头，吃面包是会坏肚子的。”且不说政治制度不是面包，退一万步讲就算道理成立，西方的成功经验和政治制度还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最近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相似，同为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同样进行了经济改革政策，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从去年开始的进行的一系列的促进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中国应该从中得到些许经验和借鉴，这对中国绝对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当然，越南国情也有与中国不同的地方，越南在二战以前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殖民者在当地掠夺的同时也植入了西方天主教的宗教文化，二战后又南北分治，南越又长期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影响，国家相对较小船小好掉头，越共党内又不是很团结导致相互之间有一个相对的制衡基础，这些都是与中国相比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方面。不利的地方是越南在二战后经历了近40年战争动荡岁月，成为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斗争的最前线，从为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到与美国为敌的越南战争，国家统一后没有几年，又以保护越南侨民为由武装干涉波尔布特治下的惨绝人寰的柬埔寨，先后有70%的青壮年男子死于战争。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一和平，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越南并没有走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初所走的极左路线，幸运的避免了一段弯路。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亦步亦趋的搞起了他们自己的革新开放，也同样是一党领导下的经济搞活和对外开放，只是起步比中国晚了几年。如今，越南进行了二十年的革新开放也几乎遇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同样面临的问题，民主的匮乏和信息的不透明，官员腐败盛行社会不公普遍存在。越共领导人显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革新（改革）道路上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他们选择了相对更现实更亲西方的道路，尽管在起点上与中国相比有所落后但却有后来居上之势。从去年开始，由越共高层发起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制举措不能不让人对这个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刮目相看。

去年，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在国家总理潘文凯访问美国前夕，越美两国签署了宗教自由方面的协议，并在一天之内释放了国内所有在押的宗教人士。同时，越南悄无声息的放宽了从前流放国外的异议人士回国的限制，其中就有在耄耋之年回归故土的老人。

进入2006年，越南又有了新的动作，先是农历新年之后的二月和三月，越南全国的各大媒体纷纷卷入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已经不再是诸如“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样的哲学问题讨论，也不只是在经济层面国家政策何去何从的辩论，这场开始于二月三日，越共于当天公布了将在晚些时候召开的越共十大上提交讨论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并邀请人民对这份报告提出意见的大辩论，甚至已经涉及针对在党内精英阶层中广泛存在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进行批评等政治体制改革等议题，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参与其中，就连许多有政府背景的高官也都参与其中，“政府公布的经济成就中存在大量水分，总的来说，政治体制中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失误和领导不力。” “如果越共真的愿意实现民主，那么就必须允许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样的话语已经公开见诸报端，面对这样急风暴雨般的讨论越共当局并没有出面制止而是相反的发表声明声称“要阻止这场辩论变得‘危险和有害的’”。当然，提到辩论也一定有对立面，越共党内的保守派也公开发表文章反击那些对越南社会主义原则的置疑，并认为应该将这些问题的讨论放到内部刊物上而不是公开讨论，这会对国家有害。这已经不重要了，能够将事关政治体制的话题放到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辩论就已经是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空前的大进步了，这足以让那些在中国国内的报刊杂志撰稿时还得转弯抹角说话遮遮掩掩的国内同仁们羡幕不已。

4月18日至25日越共十大的召开又有破天荒的举动，第一次在党的总书记选举过程中实行差额选举。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推荐党内位列第一的现任总书记农德孟（65岁）以及位列第四的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63岁）两人为下任越共总书记候补人选。这是党内民主的第一步，这也是稳健扎实的一步，从零到一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尽管只是一小步，但一万个零也顶不上一个一这样简单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也许有人会说笔者对于越南的民主过于乐观，也许有人会对由一个专政的政党主导的民主化不抱信心，也许有人出于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对同为共产党一党独大的越南也有可能出现反复。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企盼的民主也不会一夜之间嘎然而至，按循序渐进的原则自上而下达成朝野和解的民主化进程一定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最优选择，释放所有宗教人士为宗教自由提供了可能，重大政治话题的讨论为新闻自由铺平了道路，执政党内民主奏响了国家民主的前奏曲。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些民主的软件措施应该走到以普选为最终诉求的民主化最前面，再加上执政党内部的民主促进作用，越南是有希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就像中国不能学习朝鲜古巴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样，一旦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就一定是一条“不归路”，中国的经济改革回不到毛泽东时代，越南的政制改革也没有再走回头路的可能，人类社会只能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没有人能够轻视社会平衡的重要性，也没有人不重视权利义务责任平衡的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性，也少有人能够抵御现代化之于社会的诱惑，而这些都离不开人类共同的宝贵社会财富——民主。

祝福越南，为中国祈祷。

2006年4月22日 完稿

我想不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是如此“够黑”的法院，不但其不能叫“人民法院”，甚至连法院两个字都不配，它是一家暴利法院、暴力抢劫法院。

现在，我出于公民不服从、公民维权的需要，在我的博客上公布我对杭州市下城区法院的声讨，指责浙江杭州市下城区法院是“够黑的法院”。如果该法院不服，或者继续用强权说话也可以，或者他们可以再动用公安继续以“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处罚我5000元，随后我将继续我的“民告法官”的事业，甚至告到北京最高法院，最高人大，都义无返顾。中国的法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公民自己争取来的。中国的司法独立也是公民争取来的，公民的权利也是同样。我相信，通过广大维权公民的努力、抗争、不服从，中国会早一天得到司法独立，实践以法治国。

 <开放>杂志四月号

在史大林专制最严酷的岁月里，俄罗斯伟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仍然坚持写诗。她将《安魂曲》中的诗句朗诵给朋友们听，并请求他们背诵下来，当她确信倾听者已经记住了这些诗句时，就把纸片烧掉。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即便写在纸片上的诗句会变成死亡判决书，还要继续写诗，要将诗流传下来。这一点，只有对诗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绝对信心的人才能做到。

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不是消遣，不是娱乐，写作是对记忆的捍卫，写作是对善恶的命名。在我看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和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都是以「个人记忆」为主题的佳作。两位身为子女的作者，出于将自己的经验永久保存下来并为他人所知的信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母亲」形象。这两本书从「个人史」出发而奠定了「国家史」的基础，将「私人记忆」　拓展到了「公共记忆」的层面，从而赋予了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以崭新的维度。

真实地记录被异化的母亲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和《我的母亲杨沫》这两本书的共同点在于：凸显了中国文学中「另类母亲」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母亲」的形象一般是正面的、乃至崇高的。中国的写作者，尤其是身为子女的写作者，深受「为尊者讳」的传统的制约，我们在古典文学中看多了守寡数十年、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长大的母亲的故事，其牺牲精神确实坚韧而博大。但我们永远无从窥视那些可敬又可怜的母亲的内心世界。母亲永远是沉默的。在李南央和老鬼的笔下，作为母亲的范元甄和杨沫的「负面形象」第一次出现了。范、杨的经历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她们都是由「进步女学生」而成为中共党员乃至中共体制中有相当级别的干部。范元甄在延安是与江青齐名的「四大美女」，后来嫁给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有才子之誉的李锐；杨沫则以《青春之歌》一举成名，成为与丁玲齐名的、被党所喜爱的老资格的女作家。在中共的文宣体系中，范、杨这样的「革命元老」，其回忆录、纪念文集之类的，一般都会充满赞美和歌颂之词。而这两本出于子女之手的文字，将母亲「不光彩」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是对中国讲究「面子」、讲究「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潜规则」的超越，因而具有一种罕见的震撼力量。

母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一个时代如何把两位母亲及更多母亲变成了冷漠的机器？老诗人邵燕祥指出，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范元甄、杨沫这一代在抗日前后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邵燕祥强调说：「写历史人物，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实现对谎言、大话和伪造历史的纠正，因而成为类似写作中不会被大多数人效仿的标尺｜｜这样的写作需要直面真实的绝大勇气。

为革命可以六亲不认丧失母性
范元甄和杨沫堪称毛泽东时代典型人格的「活化石」｜｜当然，杨沫晚年有一段短暂的人性的回归，而范元甄则继续坚持其「不合时宜」的「信念」。如今，又有不少学者名流为毛时代招魂，那么看看这两个被异化的母亲，这两个没有母爱的母亲，这两个没有温暖的家庭，这些被伤害、被刺痛的孩子的心灵，我们就能了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生活面貌了。

老鬼的写作目的也一样，他对母亲丧失母性的原因有这样的一番思索：「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是家庭也是民族苦难的结晶
在我看来，最暴虐的时代，并不是希特勒杀害数百万犹太人时代；最暴虐的时代，乃是将母亲的母性剥夺、改造成冷酷无情的「党性」的时代。换言之，也就是让母亲不成其为「母亲」，让子女不成其为「子女」。在这样时代里，连最基本的血缘亲情的伦理纽带都被连根切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剩下来的便仅有猜忌和仇恨了。领袖正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分离、隔绝状态，肆无忌惮地实施其毁灭计划。他不必亲自去杀人，他只需要命令父母杀孩子、孩子杀父母就万事大吉了。

李南央和老鬼的写作，是个人生活的苦难和国家民族的苦难的结晶。历史学者单少杰在一篇题为《研究苦难历史的珍贵资源》的书评中指出：「我们民族在那段苦难岁月里，已失去许多东西，但不要再失去历史，不要再失去国史，不要再失去家史。我们人文学界现今所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解读那段历史，如何把我们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变成我们所拥有的深厚资源，深厚的人文资源。我们既然经历了苦难，就应对得起苦难。」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向李南央和老鬼致敬，他们的文字在个人记忆与公共写作之间建立了一道桥梁，只有通过这道桥梁，我们才能抵达自由而幸福的彼岸。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日

——中共应学习越共差额选举总书记

越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4月18日至25日召开，这个比邻中国的另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其经济改革比中国起步晚，但这次越共代表大会政治改革却已经启动。上海《东方早报》引述《越共报》说，越共16日决定，将推荐党内位列第一的现任总书记农德孟（65岁）以及位列第四的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63岁）两人为下任越共总书记候补人选。毫无疑问，这是好消息。

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共产专制国家除了古巴以外，其余的都在亚洲——中国、北韩、越南和老挝。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专制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尤其是前苏共的倒台，造成了“树倒猢狲散”的骨牌效应，几乎是眨眼的时间，所有共产专制统治纷纷垮台。就是在中国，1989年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也差点让中国改变颜色。那是民主革命洪流滚滚的年代，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都企盼在中国发生同样的民主革命。

综观前苏联和东欧变革，触发变革有两点必要的前提，那就是共产党专制统治者内部分化和人民群众积极要求变革的实际行动。在中国，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保守力量与以赵紫阳为首的政治改革力量也曾展开殊死较量，前者依靠军队力量，依靠坦克和子弹，无情的将民主运动镇压下去，赵紫阳则被罢黜，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力量遭到残酷镇压。中国何时能开始民主化，中共何时能开始政治改革，这是中国人民一直期待的。

如果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和越南都已经放弃共产主义，摒弃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中国和越南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唯有在政治上依然使用“共产主义”这块遮羞布。专制就是专制，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专制。中国的专制统治可以说是继承中国封建皇朝传统统治方式，并没有任何新的意识形态说教。

中国大陆应该学习台湾，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但这就要了共产党的老命，中共肯定不干。突破口其实大家都清楚，那就是首先中共党内实现民主化，党内分派，党内派别公开化，尤其是中共领导人的产生方式。

今年3月4日，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在北京西山的杏林山庄召开，被人习惯称为“西山会议”。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这本是一次秘密会议，但不知谁首先通过互联网将会议详情透露出来，一些学者毫不遮掩一针见血的观点，点燃一场争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共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而社会矛盾激化迫使中共高层不得不考虑未来制度层面上的走向。

“西山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贺卫方教授的发言。纽约时报是这样报道贺卫方教授的：一些与会人员呼吁扩大民主并推进政治领域的其他改革，会上，最耸人听闻的评论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贺卫方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现在说不得，但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多党制、新闻自由。比如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

贺卫方的大胆言论引起左派猛烈攻击。有报道说，“北京西山会议的内容纪要在互联网上公开后，招来了网上极左及保守派的指摘与谩骂。有人直指这个号称研究改革攻坚的学术会议，实质是以颠覆政权为目的。”

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呼之欲出。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4月的越共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这恐怕会在中共党内引起振动。中共应该在密切注视越共的政治改革，也许会给中共政治改革带来借鉴和契机。

如果下届中共党代会实行差额选举总书记，我倒是希望胡锦涛和曾庆红成为总书记候选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是指定的，所谓选举只不过是走过场，唯一的候选人总是通过举手、鼓掌通过。毛泽东曾经指定刘少奇、林彪、华国锋为接班人，前两个让毛泽东又否定了，后一个华国锋，虽然当上党主席，太短命了。邓小平虽在职务上不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实际上大权在握，邓也是指定中共最高领袖（尽管权力限制），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都是邓小平指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甚至还指定了接班人的接班人，指定了接替江泽民的胡锦涛。这种“指定”制度必须改变，中共党内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也很高。赵紫阳时代曾经试行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那本来是中共党内民主化的开始，进而可能产生总书记差额选举制度。

为什么我提出胡锦涛和曾庆红竞选总书记？胡锦涛是现任总书记，他是不可能自动辞职由他人竞选。瞧瞧中共政治局和常委会，哪一个合适出来竞选总书记呢？提出两个候选人是学习越共，只要有这个开始就好。

只要中共学习越共，差额选举总书记，首先在中共党内实现民主化，整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就开始了。党内分派，派别公开化，朝着这个方向走，多党制就不远了。

2006年4月24日于深圳

● 三月两会大排场走过场，军费狂增两位数，免除只占税收１％的农业税，被大肆宣扬，教育经费一再毁弃承诺……为的只是政权稳定。

三月，在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又粉墨登场。像往常一样，照例有很多形式，很多过场。

军费增长超过总增长近一倍
中南海高唱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而声称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对 「三农」（农民、农业、农村）的财政支出，今年比上年增加四百二十二亿元，总额为三千三百九十七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就在中南海将国民经济增长定为８％的同时，中共军费开销仍然以两位数狂增，今年军费增长 ％，总额达到二千八百三十八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 ％。

众所周知，中国农业人口至少还有七亿五千万；中共军队人数则至多为二百五十万。农业人口是军队人数的三百倍。然而，面向七亿五千万人的农村支出，和二百五十万人的军费开销，几乎相差无几！即三百个农民，不如一个兵！况且，外界一致判断，中共军费开销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其公布的数字。可见，「放在首位」的，决不是中南海口口声声的「三农问题」，而是他们念兹在兹的军事开销。养肥一支军队，以确保政权的安稳。

废止农业税，国家少收不到１％
连续两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几个月前，「人大」通过决议，从二○○六年起，废止农业税。有报道声称，这相当于废除中国二千六百年以来的农业税。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废止或减免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各类税种，并不鲜见。每逢「天下大治」、百姓丰衣足食，封建王朝便推行「免赋税」、「减徭役」等政策，对人民让利，以收揽人心，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等时期。

对中南海而言，废止占财政收入不足百分之一的农业税，的确是一个最划算的买卖。既不影响其财政收入，又乐得卖个顺水人情，收买民心。甚至可能趁混水摸鱼，在部分海内外民众面前，混一个与「文景之治」或「贞观之治」相攀比的虚名。说到底，废止农业税，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高层。况且，从此，巧妙地，中南海还将盘剥农民的恶名，从中央完全转移到地方，由高层完全嫁祸给基层。

克扣教育经费：中共背信弃义
至于教育，中共高层在今年的「两会」上声称，要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把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从原来的 ％提高到４％。 实际上，早在一九九六年，中共「两会」就制订出一部所谓《教育法》，「规定」教育开支必须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６％。这一数字，也是联合国订立的最低标准。

今天，在把标准降到比一九九六年还低的前提下，中南海再次宣称「提高教育经费」。然而，还有谁能相信，那些信誉破产的「废话」？可以断言，此时此刻，人民投向他们的，除了鄙视，还有什么？

名曰社会稳定，实为政权稳定
在照例对「两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南海提出的中心口号，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人们知道，在中共的逻辑里，民主与稳定，绝不兼容。他们一贯暗示：民主意味着动乱，稳定意味着繁荣。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举国民变，清廷才慌了手脚，急忙要搬出「真正的」「君主立宪」，可惜为时已晚，终遭埋葬。中共能拖就拖，能混就混，是不是也要等到遍地烽烟，才要急忙去兑现所谓「民主建设」？果真那样，不仅为时已晚，其下场必定惨过清廷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