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万润南的政治智慧
朱学渊
重新出山的前民运领袖人物万润南先生，也是有过一次良好交往的朋友，他在十多年后的一番思想袒露，却非常使我失望。他借刘宾雁先生的话，说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起了一篇《和共产党“分道扬镳”》文章的头，最后落实到“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的尾，他说：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它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反对它的人呢？有象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万润南把邓小平的蛮横说成“智慧”，还说“……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聪明，……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比尔盖茨有没有说这样的话，亦如赵紫阳有没有说中国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都是需要查证的。
总之，万润南说的“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权力武力”；而专制只要多活了一天，就是多有了一天蛮横的智慧的。人若没有权力和武力，就跟着共产党走下去。
万润南崇许什么呢？“打着左灯往右拐”是“欺骗”，“两手都要硬”是“残忍”，这都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愚昧，它们贯行中国历史几千年，长短的朝代已更替几十次，邓小平再多行一次，不过是多玩了一次“浪费时间”的循环游戏而已，而“不争论”“硬道理”的灾难恶果，已经统统突现在中国社会里。万润南鼓吹“左灯右拐”“两手都硬”，就是要中国人把“不欺骗不残忍，就不能成事”的传统游戏永远玩下去。
万润南所看不起的“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其实都是言行一致的基本人格。齐奥赛斯库之“车毁人亡”，是因为制度的不好，而这种制度又是他自己在罗马尼亚一手推行的；戈尔巴乔夫能“人未亡”，是因为他推行了改革，已经在前苏联造就了相对宽容的社会气氛。人的成败生死，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的，万润南惋惜齐奥赛斯库失去了“赖活”的机会，而齐奥赛斯库本人却可能以为得了“好死”的光荣。 万润南说，他这多年来一直在铲除心中的“小毛泽东”，而这篇文章却叫我们看到一种奴隶兼爱奴隶主的心态，这是专制造就的国民性，也是国民性助长了专制的“相得恶彰”。当然，不能说万润南的话都错了，但他的世界观却是很有问题的。至少，民主运动是要争取一个力图禁绝“左灯右拐”，禁绝欺骗民众的“非赖活”社会。
万润南：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假如面对左的刘宾雁和右的曹长青，共产党肯定更害怕刘宾雁。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宾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无语。那么多人在说，真情怀念的、虚情标榜（自己）的，我想再说也增加不了什么；又看到善意评价的、恶意泼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无语。直到读了曹长青先生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我才觉得该说点什么了。在入题之前，我也先交代几句与宾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首倡警惕人人心中的小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宾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间，我岳母冯兰瑞家里。我岳母是个很有独立见地的老太太，她同宾雁是熟识的老朋友。她请宾雁来家里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伟岸的身材，宽阔的方脸，饱经风霜的前额。
后来读到他写的《人妖之间》，觉得写得棒极了。在七九年的时空环境里，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伟光正」的阴暗面，把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无论是政治含义还是文学意义，都让人感到震撼。
同宾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流亡到海外以后。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筹组成立民阵，我又见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阵倡议书领衔的几个人当中，宾雁先生和苏绍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辈，严家其先生和吾尔开希则是代表当时知识界和学运领袖的风云人物。但总得有人跑腿办事，于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成长的。虽说因为六四同共产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一开口、一举手、一抬足，处处是党文化的印记，所以一开始招来许多口诛笔伐。我在批评声中慢慢地学、悄悄地改，逐渐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彻底同党文化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所谓「清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宾雁先生「要警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警语，道出了根除心中贼的长期和艰难。
严家其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阵主席后不准备连任，我完全理解，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诚意地找过方励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请他们出山，都没有得到首肯。后来找到宾雁先生。我们谈得很晚，他详详细细问了许多问题，我恳切地作了回答。最后他说还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宾雁家睡沙发。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动情地说，朱洪阿姨一辈子跟着他历尽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现在，我有点懂了：这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的回答。
后来宾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来，我接待他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发现批评你、说你坏话的人，大多数都是距离你很远的人，距离你越近的人，越说你的好话，看来你这个人坏不到那里去。」可能是身边的人更能感受到我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宾雁后来在许多场合Wanruennan我讲公道话，也因此让先生招到许多无端的攻讦。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对宾雁有所亏欠。对民运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我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观感。我要说，宾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我还记得九三年华盛顿会议上面对「小毛泽东」们的丑陋表演，宾雁一声「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许多人的心。每次我途经普林斯顿，都会去拜访先生。最后一次是他在病中、手术后。每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沸腾的民怨、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都让人深深感动。
我们也常常谈到「小毛泽东」，谈到毛式思维、毛式语言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许多朋友到了西方，话语内容变了，话语方式却依旧。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次在海外讨论新权威主义，我讲过诸如「当前，是扬弃还是坚持新权威主义，是区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之类的昏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自然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批评声中，我慢慢学到了一种谦卑、学到了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宾雁先生走了，但身后并不寂寞。曹长青先生因为「顾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气，所以现在他可以表示同你分道扬镳了。
宾雁不希望中国盲目一边倒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至死眷恋社会主义」和「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看法，以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刘宾雁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的报章媒体，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成为好朋友。八九年刚到美国，NYC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得，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C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后，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例如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群众组织七嘴八舌的串连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出版物的摊位。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法国未来蓝图；然后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屡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High到最高点。紧接着，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浇了一盆凉水。他略带低沉地说：「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他「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后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共产党害怕「第二种忠诚」
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么「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不等于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么，宾雁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于某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它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象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只会当作反面教材看待。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他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苛责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后者如《窦娥怨》。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么「特权」，那么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问题在于：究竟是刘宾雁以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他的报告文学？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后者。他在文章中质疑刘宾雁：「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这实在是苛责。刘宾雁有什么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是特权，那么也是先有文章，后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这种「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么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的原因。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于后来为什么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就教于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们。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