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5年以来，一个以前只存在于政治学词典的专有名词，开始在中国媒体舆论中频频使用。这就是“利益集团”。2006年两会期间的舆论更是把利益集团当作重点话题。不仅如此，这个本来流行于美国的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是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人们纷纷谴责利益集团影响和操纵公共政策。“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口号已经亮出。有人断言，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内忧，成为改革的影子杀手。为此，有人疾呼“叫停改革”，以免改革成为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似乎一切都是利益集团惹的祸！一时间，对利益集团说“不”声震天价响！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以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斥为利益集团的，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权势分利集团。真正的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产物，是权力与商业利益分离的产物；在中国，权势分利集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权力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利益集团是公民自由结社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公民不能自由结社的产物；利益集团是消除行政垄断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强化行政垄断的产物；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自身；权势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政治权力。所以，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还不是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缺乏真正的利益集团造成的：一方面，权力与商业利益密切挂钩，另一方面，真正的利益集团发育严重不足，普通民众无权组织起自己的利益集团来参与利益竞争。

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利集团。他们之所以强势而表现出集团性它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权势分利集团有组织以地区、部门为势力范围，以行业利益为纽带，有执照，依托党政权力瓜分和占有经济资源和商业利益，靠权力分利，是权力和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巨无霸。这些权势分利集团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他们排斥民间力量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依托权力无节制强化其寡头垄断地位。这些权势分利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的，官商完全一体。他们的主管今天是企业的当家人，明天就可能是高官，后天又是银行家。在中国，这些权势分利集团所向披靡。他们最有能力向决策者施加压力，利益最有保障。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顾名思义，是利益取向相同的自愿结成的团体。利益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有组织的，二是纯民间的。现在根本不存在利益集团所需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按照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其监督和领导。这样就使中国目前所有的社团具有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性。一切团体只有取得行政挂靠之后才有可能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因此，这些组织都不是纯民间的，而是挂靠、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无处挂靠的利益群体根本就注册无门，哪里有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现在的立法与决策过程根本就没有为利益集团预留空间。在我国目前尚未承认利益集团地位合法化的背景下，有权势分利集团，有到处散落的利益诉求，有作为权力附着物的半官方组织，就是没有纯民间、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尽管如此，我认为，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民众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因为，承认人的利益，就意味着承认人们追求与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在追求和捍卫利益的过程中,相同利益的追求者志同道合,形成为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追求和捍卫其利益，这是正当的权利。只要利益无法禁止，利益集团也无法禁止，因而也就不应该禁止。允许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就要允许这些利益集团来竞争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因为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不可避免。事实上，禁止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正中权势分利集团的下怀，这样就没有利益集团与他们竞争了。帮助弱势群体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励他们组织起来，结成利益集团。

政治学有个经典主张，这就是：让野心与野心相对抗，让权力与权力相制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应该允许、鼓励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禁止利益集团和利益竞争，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是，国家为利益集团亮绿灯，为权势分利集团亮红灯，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让所有利益集团平等竞争，让国家退出市场，让官员退出企业。

中国也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在文明社会，政治参与越来越多地是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对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常常就是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一股巨大的分权力量，能够有效地垄断与极权。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利益集团，就没有民主。只有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才能加速民主的到来。

 

　　^{人文的另类杂志本来死生有时，偶然有几份因缘际会成了传奇，香火却是不会绝的，大家都做不下去的时候，肯定会有人进场去办，因为每一代都会有人选择人文事业。不过按理，一个大国应该有能力稳定养起5-10份每期销量在10万至150万本的人文主流杂志———终有一天。}

^{陈冠中 香港知名文化人，1976年创办《号外》杂志。漫画 赵斌}

　　美国杂志概览

　　美国可被称为人文类的杂志，大型的少、小型的很多，故可分成主流、另类两类，有独立的或营利的，但更多是受补助的或背靠非营利机构的，在网络年代，纸媒体难免受压，这是共性，人文杂志的经营肯定是辛苦的，但不至于没市场。这里不算新闻性的周刊或带人文内容但另有归类的主流杂志，如《读者文摘》、《国家地理》、VanityFair（《名利场》）、Esquire（内地译作《先生》，香港叫《君子》，旧译《老爷》）、ArchitecturalDigest（《建筑文摘》）、Wired（《连线》）等等；有时尚前卫文化感的次主流杂志如Interview（《访问》）、Dazed andConfused（《蒙瞪》）等还是归时尚类；也不谈有人文味的城市杂志（周报也算杂志），如纽约、芝加哥、得州月刊、VillageVoice（《村声》）、LAWeekly（《洛杉矶周报》）和各大中城市收费或免费的城内生活杂志；也不包括特殊或专业人文趣味的杂志，如FilmComment（《电影评论》）、ArtForum（《艺术论坛》）、RollingStone（《滚石》）、ColumbiaJournalism Review（《哥伦比亚新闻评论》）、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更不说各种粉丝志（fanzine）和要同僚审批的学术刊物。在美国有两份很出色的佛教杂志———ShambhalaSun（《香巴拉太阳》）和Tricycle（《三轮》），另有进步的犹太人杂志Tikkun（《调和》）和美国少数民族杂志Transition（《过渡》），都很人文，但不包括在我这里所谓的人文杂志内。

　　主流人文杂志

　　我这里介定的人文杂志是指读书人的综合杂志。美国最难得的是还有三份杂志和一份书评报，可以说是这个人文定义下的主流刊物，独立靠广告和发行生存，在美国大城市的机场、大型连销书店甚至一些报亭都买得到。它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纽约客》、《大西洋》、《哈泼》和《纽约书评》都有来头，其中《大西洋》创办于1857年，当时美国还没有衔接东西两岸的铁路。以上四份都有过较大的发行量，至今每期《纽约书评》和《哈泼》超过十万份、《大西洋》超过二十万份、《纽约客》超过一百万份。

　　美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很多，只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不见得看杂志看书，但偌大的国家总还得有十万以至上百万人要看主流人文杂志，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文内容才能整合出足够的读者群，关键在“主流”两个字。

　　《纽约客》开始的时候是一本幽默杂志，先后雇员包括文章大家如索伯（JamesThurber）、怀特（E.B.White）、厄普代克（JohnUpdike），而好文笔的幽默文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是能吸引广大有文化的读者的，一下建立了高的平台，然后才谈得上与时俱进，这是《纽约客》的经验今天为什么没法重复的原因所在，因为读者阅读趣味已变。不要忘记，当年的纽约高级知识分子曾讥讽纽约客是“中眉”（middle-brow）杂志，意即是媚读书人的俗，是自命高眉者不屑为的。到了今天，很多人会认为《纽约客》是高眉杂志，这是相对而言的。上述《纽约客》经验有两点却可以参照：首先要抓住读书人有阅读欲望的共性主流趣味，同时不要太高眉（不要高估读书人），才可以把饼做大。

　　什么是今天美国读书人有共同阅读欲望的趣味呢？从以上四份刊物看，是政治和社会议题。读书人还是关心国事天下事的，起码是爱聊或爱看别人聊国事天下事。四份刊物都花大力气做时政文章，不单请权威学者和大名气作家深入浅出写时政议题，还邀约大牌记者写独家深入的调查报告。这正是中国至今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南方周末》的做法，不避时政，甚至为高文化水平的读者滚地雷。做不到这点，人文杂志就得认命做小众市场，不要怨销路打不开。

　　因为除了时政外，读书人族群的趣味其实很杂很散。我在20世纪70年代追买过《纽约客》，只为了宝琳·姬尔的影评，但现在不太会有人这样做。《纽约书评》则在20世纪70年代中以前比较多介绍急进———意指欧陆———的学院理论，后来风向转了，立即回到美国读书人的主流，即泛自由派立场（在美国政治光谱上已算是中间偏左），封面大文章一定是借书评热点时政的长文———人文杂志不怕有长文，只要是令人有阅读欲望的长文。

　　小众人文刊物

　　在主流刊物之外，美国有很多另类的小众人文刊物，它们的发行网比较窄，多是靠订阅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UTNE月刊，是由UTNE这个人的家庭作坊开始做的。做什么呢？早期就是专从2000份另类刊物中选出好内容做文摘，口号就是摘出“另类媒体中的最好”，因为另类报刊太多，需要一个挑选平台。UTNE的编辑很用心，每期有主题，近年更主动约稿，每年颁出各种奖给另类刊物。UTNE是独立经营的另类刊物的范例，现在算是有次主流的地位了。要进入美国另类刊物世界，可以从UTNE开始。

　　有些另类刊物因星移物换，由灿烂趋惨淡。譬如MotherJones（《琼斯妈妈》），在大文化气候仍有点急进的上世纪70年代中很有力道，也做过不少独家深入调查报告，至今仍在，但已被边缘化了，只能转向非营利，靠一些进步势力的基金会和个人捐款维持。当然也有些老而弥坚的政论刊物，如创于1865年左翼的Nation（《民族》）和创于1914年自由派的NewRepublic（《新共和》）。

　　另类人文刊物很多要靠补助或挂靠基金会机构学院，譬如，以发表优秀新派写作著名的Granta，附属于《纽约书评》；传奇老牌文学及访问刊物ParisReview（《巴黎评论》）成立了非盈利基金会，以便拿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钱来养自己；获奖专业户VirginiaQuarterly Review（《弗吉尼亚评论季刊》）归弗吉尼亚大学；麦卡锡时代一路既异于左也异于右的Dissent（《异议》）季刊则有独立主张研究基金会支持。

　　其他人文刊物

　　我会偶然看一下其他有特色的人文刊物，如WilsonQuarterly（《威尔逊季刊》）、HudsonReview（《哈德逊评论》）、Kirkus Review（《柯尔克斯评论》）、YaleReview（《耶鲁评论》）、NationalInterest（《国家利益》）、Progressive（《美国展望》）和American Scholar（《美国学者》）等。

　　美国最受议论的高眉人文知识分子刊物可能是PartisanReview（《党派评论》），由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到50年代的新左到变了传奇，从来销路不过1000多份，后来由波士顿大学接手，最终还是撑不下去。不过，在1965年创办、被认为引领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一代风潮的Public Interest（《公共利益》）季刊，也于去年停刊，大概都是完成了历史任务。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
作者：俾斯麦
版本：三联书店 2006年2月
定价：59.80元}

　　^{《思考与回忆》是俾斯麦1890年去职后倾全力撰写的回忆录，不仅述往忆旧，亦是他的政治遗言。他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政治思想与外交战略及19世纪德国乃至欧洲复杂多变的历史均正焉毕现。}

　　俾斯麦作为德国历史上并肩菲特烈大帝和希特勒的政治名人，他的回忆录不仅对于理解近代德国和欧洲历史意义甚大。在这本回忆录中，俾斯麦用极少的篇幅回顾自己的功业，而把大量篇幅献给了自己所参与和制定的第二帝国外交政策。可以认为，俾斯麦所忧虑的，是第二帝国尴尬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未来困境，以及由此衍生的当前和未来的外交难题。

　　俾斯麦死后的帝国外交

　　二十世纪初，时人如此评价德国的外交政策，“当（在会议桌上）发生争论时，德国总是在开口前把一支左轮手枪摆在桌面上，结果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联合起来对付它”。蛮横的帝国外交态度背后是同样蛮横的帝国的武力，欧洲大陆最强大的陆军、最庞大的军事工业、条顿骑士团精神和野心勃勃的君主威廉二世。尽管俾斯麦已经在1898年作古，但毫无疑问，这个地处中欧的超级军事强国的缔造和条顿骑士精神的复活都应归功于这位“铁血宰相”。至于“第二帝国”那位骄横傲慢且昏庸无能的当政者威廉二世，恐怕只有当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之后才有机会自欺欺人地向前奥地利流浪汉写信称这是“第二帝国的荣耀”。

　　俾斯麦死了，与这位外交大师一同离去的是第二帝国一贯谨慎、权衡的外交政策。第二帝国的外交界，再也没有人能继承俾斯麦“像魔术师一样在空中玩转六个球”的外交能力。现在，帝国失去了昔日的平衡感，在西壁，德国人继续加深与法国人的仇恨；在东壁，威廉支持奥匈帝国与俄国争夺巴尔干，直接把俄国人送进了英国的怀抱；在海上，威廉的海军计划把英国人的清梦打搅了，让这个岛国感受到了几百年间从未有的来自大陆的威胁。恐惧第二帝国的武力，终于使欧洲的各大强国组成了“协约国”。欧洲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爆一场世界大战。果然，1914年萨拉热窝一位塞尔维亚青年帮威廉二世点燃了导火线，让威廉二世惊呼“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市民、军队、国王，乃至乡下的农民，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由衷欢呼，在战争的狂欢中，似乎没有人想到德国要面临东西两线作战。而这，恰恰是俾斯麦当政第二帝国时期最为恐惧的外交悲剧。

　　对于俾斯麦外交事业继承人的盲目和健忘，基辛格在《大外交》中作了如下评价：“德国人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备工作，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明察秋毫。“

　　俾斯麦时代的帝国外交

　　缔造第二帝国，应当归功于三次由普鲁士主导的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如果俾斯麦撇开这三次战争本身的军事准备及作战方案，仅就外交成就而论，其精彩绝不输于战争本身。俾斯麦纵横捭阖，施展各种手腕，造成有利于普鲁士的国际局面，然后各个击破对手。最精彩一笔，莫过于与奥地利缔结城下之盟，而没有强攻维也纳，使得普鲁士在解放南德意志之时永远免去了后顾之忧。拿破仑曾嘲讽“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不罗马，更非帝国”，1871年，普鲁士王在凡尔赛宣布称德意志帝国君主，长达一千多年的诸邦割据，各自称雄的混乱状态终告结束。

　　在帝国的缔造过程中，俾斯麦显示了他超卓的外交才能，但如何在欧洲诸大国中维持帝国，才是俾斯麦最担忧的难题。第二帝国的悲剧在普法战争之后便埋下了伏笔。由于普鲁士强大的陆军传统，陆军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陆军在获得对法战争的胜利之后，不顾俾斯麦的反对而割占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份，陆军的短视致使第二帝国在西壁制造了一个“永远的敌人”———法国。在1871年之后的二十年外交工作，俾斯麦十分清楚，在将来与法国一战可能将无可避免，但绝不能让俄国从东壁卷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否则将是德国的悲剧。既然与法国一战无可避免，对俾斯麦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得罪英国与俄国，在东面极力调和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的矛盾，抑制海军的扩张以使英国不担心德国海军力量过于强大。在这二十年中，俾斯麦一次次召开和会，充当欧洲大国利益纠纷斡旋人的角色，拉拢英俄两国，极力使德国摆脱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在回忆录中，俾斯麦曾提到，如果形势所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放弃奥匈帝国以避免使德国陷入到对俄国的战争中去。

　　应当说，俾斯麦在当时采取的外交策略是极其成功的。不仅避免了德国再一次陷入“七年战争”之后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而且成功地利用了欧洲当时极端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德国上升为欧洲大陆第一政治大国。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克制冷静而又狡猾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

　　俾斯麦外交的终结

　　《左传》记穆叔为官，“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之谓三不朽。三不朽中，俾斯麦立功立言皆有之，惟立德有所欠缺。俾斯麦以“比皇帝本人更保皇党人”的政治身份出任宰相，蔑视议会政治，打压当日左右两派，重建菲特烈大帝的军国主义独裁传统。随着德国政治地位在欧洲的上升，第二帝国虚骄自大的情绪也不断膨胀。俾斯麦离任前，他的外交路线实际上已经举步维艰，去职之后，威廉二世更是干脆抛弃了俾斯麦经营了二十年的外交路线。

　　检视19世纪末的欧洲地图，德国居于欧洲各大国的心脏部位。德国的外交成败，不仅关于德国的未来生死存亡，更关乎欧洲的和平或战争。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军方、党派和君主），俾斯麦维持欧洲交互平衡的外交策略在十九世纪末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武力外交。德国人首先坐在了炸药包之上，顺便给整个欧洲也背上了炸药包，威廉二世等待的就是那颗引爆整个欧洲的细小火星。

 

根据亚马逊书店、巴诺书店、北美主要媒体图书排行榜综合整理

　　上榜书的更新太慢，大概是全世界图书排行榜面临的共同境遇。和中国的图书排行榜的“静止”差不多，英语榜单上同样是老书当家。即使偶尔有诸如《两个蓝衣小姑娘》这样的新书上榜，可是看看它的作者———依然是排行榜的常客。本周小说类图书榜单，俨然“永不过时”的《达·芬奇密码》继续独占鳌头；再看其他上榜图书：《坏事在前》———讲述正开庭调查中的一宗谋杀案的法官被绑架，两个侦探全力追踪；取名模仿但丁《神曲·地狱篇》的《第十圈》———漫画家之女被诱奸，漫画家从此堕入迷案中；《圣殿骑士遗产》———以十字军时期的展品失窃拉开主线；《卑鄙棕发女》———法庭下原告杀了被告，法官的秘密迟早公之于众……可见依然是“悬疑推理”风劲吹。本周有一本《两个蓝衣小姑娘》，在4月4日上市前，已在巴诺、亚马逊排行榜上占据了极靠前的位置。有“悬疑小说之后”之誉的作者玛丽·克拉克，继续她发表于1975年的畅销小说《孩子们到哪儿去了？》的套路，相同的是依然从天下父母的噩梦———家中孩子被拐走着笔；不同的是，这次她的写作中少了往常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但未正式推出已经广受瞩目，可见克拉克在悬疑推理小说迷心目中的地位。

　　非小说类的新上榜图书———凯瑟琳·科洛里和卡第·厄尔斯特合著的《与你共事真要命：如何摆脱工作中的情绪障碍》，3月新鲜上架至今，在按小时更新的巴诺、亚马逊排行榜上一直稳占一地———“减压”类书籍占据21世纪的图书前十位，毫无异数。

　

 

4月7日———4月13日

_{本周总榜新书《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榜眼

翻译作品的重点所在

　　本周总榜上惟一的一本新书来自央视名嘴，“说球的”黄健翔。比起2000年他的《歪批足球》，这本新书仍有男人的豪情，但也多了些“坐看云起”的况味。著名记者李承鹏在为之作序时，特别提到黄健翔“大声说‘我就是欣赏张靓颖’”，以此证明他“不仅有工作，而且还有生活，与时俱进的生活”，因为“没有生活的人是干不好工作的”。但这让读者多少有些不愉快，因为不久前关于黄和张，曾传出过迅速被当事人否认的绯闻。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大众受充分训练，对任何空穴来风都十分警觉。黄恰在此时出书，难免坐实了炒作的结论。这也难怪，近来书业似乎在向娱乐圈偷师，宣传手法务求争夺眼球，甚至不惜低俗化。不过，或许宣言要“像男人那样去战斗”的黄健翔无心于此，大家还是不要被传言转移了重点吧。

　　重点所在，也许是我们在选择图书时需一再考虑的问题，以避免被误导。如继续停留在小说榜单上的上海译文新版的《洛丽塔》就是个好例子。“第一部‘全译本’”，“字数最多、没有任何删节”，较之1989年漓江版（23万字）、2003年译林版（26.1万字）分别多出12万字和约9万字等宣传，有效地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甚至某种窥视欲。《南方周末》有针对性地做了整版报道，细究原委。最终认为除各家译笔繁简有异外，新版译者主万依据的是（英文）详细注释本才是《洛丽塔》忽然“丰满”起来的原因所在。“至于‘猛料’，绝非如巷里坊间渲染的那么多”。

　　与总榜的新意欠奉相比，学术榜单倒是流水不腐、每周更新。这其实与此类图书的小众性有关，随大流的读者相对较少。但也并非毫无趋向可言，比如，“日本”就是重要关键词之一。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持续热销不仅因为它够经典，更与两三年来中日关系的僵局有关。巧的是，新上榜的《犬与鬼》同样出于一个美国人对于日本的观察，并且同样地以分裂对立的意象作为对这个国家的总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科尔指出，日本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东方国家中现代化最为成功的标本，但实际上，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体制失败型”国家的典型，藏匿了太多的错误。书中指陈令人心惊，“知彼”有助于我们“知己”，即以邻为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菊与刀》一样是那种绕不过去的经典。2005年该书问世百年之际，《南方周末》曾刊出阎克文的文章，以发行最广的三联译本（1987年初版，于晓、陈维纲等译）为例，严厉指责其错译误导之处，以及“由此造成的显性或隐性的破坏性影响”。关于这一点，网上也多有议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时就出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彭强、黄晓京），用的是1986年四川人民社的译本。但本周上榜的这个“修订版”，译者为于晓、陈维纲，显然是在三联译本基础上的修订。

　　“修订”得如何，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如阎克文所言，“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经典文本，其思想密度、知识含量和逻辑严谨性都具有高度凝练的性质，每一个术语、概念和词组在整个逻辑链条中几乎都是无可替代的……”译者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与此类似的事情不少，我们扼腕叹息之余，也惊喜地发现，学术类图书的读者水准越来越高，要求（尤其是对翻译）越来越苛严。高素质的读者未来势必能催生更精准（至少不误人子弟）的学术类图书。

　　_{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涵芬楼书店、卓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蓝与蓝》作者：李彦

　　版本：左岸文化2006年1月

　　定价：400（新台币）

　　一个水手的优雅诗篇

　　曾于海军服役的军官诗人李彦用敏锐的触角，以随意优美的文字经营出动人的诗篇。内容有描述军旅生涯的感怀，有对爱情的体认，对岁月的回忆，虽然书中无法看出诗人思维的时间经纬，但其心智与视野一次次的蜕变，不经意的跃然纸上。本书纪录了他在大海的蓝与天空的蓝之间度过的心情岁月。

　　《青春正盛》作者：林正盛

　　版本：联合文学2006年1月

　　定价：250（新台币）

　　人生是点点滴滴的瞬间

　　在林正盛执导的电影里“青春”一直是他十分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回他选择用文字而非底片，书写下自己曾经拥有的青春。他在书中说起“瞬间”，对他来说，“瞬间”二字带着残酷，是一种永不复返的残酷感。在人生漫长生命长河里，点点滴滴的往事，回想起来仿佛都成了瞬间。

　　《爱上图书馆》作者：王岫

　　版本：九歌出版2006年1月

　　定价：250（新台币）

　　传播书香的责任感

　　一位浸泡图书馆工作三十年，仍旧乐此不疲的老馆员，他以充满书香的人间岁月佐以热情澎湃的人文气息，写下多年来爱书的体会，同时也不忘传播书香的责任感。他以“观书者”自居，将图书馆员的角色具体而微地描述出来，其间的心得与甘苦读来令人会心一笑。

  近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据了解，绪方贞子此行，主要是评估日方对中方的日元贷款事宜，为最终取消对中经济援助，确立基调。这也是多年来，日本朝野日益增强的呼声。
   
   表面上，日方的理由是，中国已经能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证明其国力发展，已经无需日本援助。实际上，中共狂支军费，穷兵黩武，以及蓄意煽动反日风潮，才是日方决意取消对中援助的主要原因。中共军费开支成倍增长，却处于“不透明状态”，引发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不安。
   
   针对日方的政策调整，中共外长李肇星宣称：“没有日本援助，中国也行”。其实，这是典型的“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因为，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并非依靠自力更生，主要就是依靠外资，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外资，包括日元贷款，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
   
   以日元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日本对中经济援助，开始于1979年，迄今，投入资金达3万多亿日元，涉及项目达232个。对中国经济建设，尤其基础建设，起到重大作用（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中国海港、铁路、水利发电站等重大项目的建设）。然而，对内，在中国人民面前，北京当局对日本经援几乎只字不提，试图把所有建设成就都兜揽到它自己头上。日方对此深为不满。
   
   非但如此，北京还蓄意挑动反日。愈演愈烈的反日风潮，与其说是中国民间的情绪发酵，不如说是中共当局的政治需要。以此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外界评论，在中共的高压下，中国人民只有在足球和反日两个话题上，才能“享受”到“自由”。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固然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值得批评。中共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指责日方，声称“任何人都不能忘记和篡改历史”。如果中共那么重视历史，为什么不反思自己？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罪孽，毕竟属于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而不属于当今民主的日本。然而，反观中国，不论是早期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还是后来的“六四”大屠杀，以及当今镇压法轮功，都是共产党一党所为。作恶者不仅没有下台，还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反省，还强词夺理；专制与迫害，不仅没有结束，还在持续进行，企图“进行到底”。
   
   日本政治家表示：期待一个民主的中国出现。一语道破了中日关系的症结。事实上，中共固守专制与独裁，不仅危害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损害了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因为，自从中共制造“六四”大屠杀之后，就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
   
   在西方国家，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25%来自劳动力、原料、能源等资源；中国的情形刚好相反，只有2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75%则来自劳动力、原料、能源等资源。也就是说，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高成本、低效益、高消耗、低产出的原始阶段。
   
   不仅高技术不能光顾中国，就连中国经济赖以为继的外资，也渐渐转向。比如，中国失去了日元贷款，日元贷款却大规模地转向印度。不仅是日元，台商和台资，也开始大量转向印度。说到经济改革，印度比中国晚起步十几年，如今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道理并不复杂：印度拥有民主与法治，这是国际资本安全的保障，也是国际社会觉得物有所值、投有所益的信心所在。
   
   说到底，中共拒绝民主，就是拒绝国际合作，包括丧失西方高技术，坐失日元贷款。当今世界，正处信息时代，各国均在高科技引导下，迅速发展。没有高技术，中国不可能真正崛起。一时的“荣景”，只能如昙花一现。中共枕于一党之私，蓄意耽搁民主改革，从而与滚滚过往的国际科技潮流失之交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明显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阻力。
   

鲁德成最终被救到加拿大，成功施救的是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旅居加拿大的民运朋友Z先生等五君子，其中也有大名鼎鼎弱不禁风的盛雪的努力。如果说不张扬是做事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么，不吹嘘、不表功的美德正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全力以赴的动力与源泉。

Z五君子为救鲁德成到加拿大是担了风险，牺牲了自身的一些利益的，遑论那些十二万分繁复的各种手续。

我曾呼吁“……大陆许多见死不救，当众强奸的事例多矣，我们痛心于国人的麻木沉沦。现在鲁德成就在我们面前要沉入水底，我们也当那麻木的看客吗？！何况，对于鲁德成三君子，我们大家都有罪，都欠了他们还不清的债。我们大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不起鲁德成、余志坚、喻东岳啊！

“对于这样一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永远捶打着民族良知的大错事，我们全体都应□悔，而不是装聋作哑、分辩解释、推搪诿过、或仅仅私心难过。如果连这样的认识、勇气、担当也没有，我们与中共何异？！我们这个民族将无救了！

“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改也，人皆仰之。

“中华民族道德滑坡全体沉沦的挣扎从此始！对天安门三君子，对鲁德成的态度可以是一块试金石。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对此真心□悔。知耻！知耻近乎勇！知耻，非真耻；不知耻，才是真耻！知耻，才对得起三君子！知耻，才对得起良知！知耻，才是人！知耻才会有救！知耻，才能救鲁德成！知耻，才能救自己！知耻，才能面对将来、面对子孙！知耻，才能再做事！“\f1 骤闻此讯，心潮激荡，匆匆草此，语或粗鲁，见谅小过，愿成大德，有心之人，请附吾议， 叩头致谢，为三君子。”\par现在，Z五君子不声不响真正地救了鲁德成，无论我们对鲁德成三君子曾是看客或是帮凶，曾经沉默或作过事后呐喊，我们再不能面对五君子这一善举、美举、壮举无动于衷了。知耻与向善，正是源头与归宿！明确地、明白地、即时地向五君子致敬感谢，正是张扬正气，驱除污秽的好时机。三君子和五君子，正是真善美的表率，正是人性的统一。无需害羞，不必吹捧，切勿超然，让我们说一句老掉牙的话：向五君子学习！学习五君子的真善美，回归人性！

Z五君子，还有盛雪，你们端坐了，黄河清向你们鞠躬！

06、4、12于地中海畔顿首

中国大学现状系列之四

大学历来承担着批判性保存和发展人类知识和价值的传统使命，这价值领域的使命表现为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尤其当社会处于价值激烈震荡的转型时期，大学的这种作用更加突出。然而，当其体制上成政府下属机构，作为大学核心价值和生存之本的学术自由十分边缘，办学宗旨既偏离大学自诞生就坚持的开发人类精神潜力，又割断大学与民主的天然联系，背离现代大学推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正的使命——这样的大学已经灵魂不附，遑论为社会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 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不仅把传统使命抛弃得十分彻底，而且在近一二十年间不断涌起的非理性狂潮中随波逐流。结果，社会患疾，大学无一幸免。最受人诟病之处，是加入腐败的狂欢，特别是当贪欲被受教育机会商品化释放出来后，便无所节制。然而，这象牙塔内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塔外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乏力。 设小金库、回扣、贪污、行贿受贿之类各领域共有的腐败模式，大学一样不少，腐败程度也不逊于别处。可是真正触目惊心的是大学依仗特殊资源发展出来的腐败新途径、新模式，这是渗透一切学术环节的腐败。 在科研立项、评奖，职称评定，硕士、博士授予权的申请和资格评审这类纯学术事务上，学术标准不及关系和金钱，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反常已经常规化。拿教师职称来说，有学术实力而不谙或不屑学术外功夫者往往不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但学术之外功夫十分了得的人；就学校之间在博士硕士授予资格上的竞争而言，不向有关部门“行贿跑点”，不跟投票评委一一勾兑，多半没戏。如此，莫说不少大学的教授头衔当不得真，许多学校的学位授予资格也是当不得真的。 教育部名目繁多的“评估”，则催生了大学有组织地造假作弊的腐败“新气象”。这种造假作弊还依仗校方掌控的权力资源教唆、威逼师生参与。大约一两年前，成都一些高校为应付教育部教学评估，纷纷组织开展了全校性造假。如何使师生在被抽查中按校方统一口径回答问题，如何制造学习空气浓厚的假象，等等，成了这些学校整整一学期的头等大事。虽说正常教学活动大受干扰，师生无端遭受折腾，但对校方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卓有成效的造假使得原本资质平平的学校在教学质量评估中一举夺优。接下来是重奖有功人员。最搞笑的是，被重奖的除一些二级学院的头儿们平时有教学任务，其他的几乎清一色不教不授不做学问但在造假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行政、后勤官员。奖励方式是按这些有功人员行政级别高低，分别组织到国外或国内公费旅游一遭。而这如水般花出去的钱，多半是要打入教育成本的。 本该既保持标准又开风气之先的大学竟然有组织地造假，如此示范，难怪学界作弊成风，难怪诚实、正直这些品质越来越稀缺。不过，为了应付形形色色的“评估”而造假，社会危害性可能稍逊于下面一类造假：每年国家课题中设立了为数不少的偏袒性或对现状辩护性的伪学术课题。这类“课题”需要的不是学术实力而是政治站队，不是学术良知而是见风使舵和善于搁置良心去投权势所好的投机性。伪学术“课题”的课题费十分可观（注）。这钱不仅滋养了大堆学术垃圾，还提供给一些无良学者的发财途径——还在90年代初，学界“先知先觉者”就已经发现，争取国家课题是学者名利双收的一条捷径。 背离了大学精神的高校尤其把久已有之的体制性扭曲、劣变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如今，任何评比、任何一种学术职衔或荣誉设置，都会迅速变成新的分赃途径和分赃机制；而学术上引进任何评价指标，都会迅速发展出足以应对它的新的造假手法。所以，许多在学术上连三脚猫功夫都谈不上的学官可以脚踏几只船，官位、学衔、研究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专家……有多少要多少，一个不拉，统统集于一身。最近有人鼓噪设文科院士，我看，趁早打住。莫说我国文科严重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分科不伦不类，根本不具备设立条件——据悉，中国社科院将建立的学部委员制，可能成为在文科建立院士制的前身。而它要设的五个学部中把作为人类思想探索中出现的众多流派之一的马列主义跟人文、经济、国际问题、法学与民族学相并列。这破坏学科为基础的分类就很让人看不懂，但却提示了：推选学部委员的标准不可能真正从学术出发。据2005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社科院欲设“院士”？》，参加学部委员推选的人“必须有副高以上职称或者是党委委员”。真不知这“党委委员”身份与学术何干？仅此规定，便透露出非学术因素不仅渗入进遴选标准，而且举足轻重。即便搁置意识形态化导致的学科关系混乱，搁置非学术因素支配遴选标准，仅根据这么多年屡试不爽的变形规律，此举也无非增加一个学术上的顶级分赃机制罢了。 至于为克服学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而引进的国际上常用的“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自然》和《科学》论文数”、“SCI论文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等评价指标，命运一点不比学术职衔之类的好。这些指标，比如“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在中国大学作弊造假是轻车熟路。例如，怎样提高论文引用率？就有大学能够发明出如下作弊法来应对：以金钱奖励为诱惑，要求教师在论文中引自己学校刊物上发表的本校教职工的论文。这可是一举多得：既制造出了“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又提高了本校刊物的“论文引用率”。 在作弊常规化、组织化的环境下，作弊是正常态，不作弊倒成了另类、傻冒。 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弊丑闻，人们现今还只盯着抄袭剽窃、篡改试验数据之类个人劣行，对性质更加恶劣的有组织作弊缺乏足够重视。笔者说得上是学界抄袭剽窃劣行的经常性受害者了，对这种或偷鸡摸狗或明火执仗的思想盗窃行为深恶痛绝。但平心而论，无论对学术可信度的破坏，还是败坏学生心灵和加剧社会精神沦丧，个人剽窃行为再怎么层出不穷，再怎么可恶，跟大学有组织作弊这样的集体欺诈行为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何况，有组织的作弊还为大量的个人剽窃行为撑起了保护伞，剽窃者可以有恃无恐。所以，才有如下怪现象：几年前在某名牌大学身居要职者的剽窃丑行已经引来“洋人”兴师问罪，却地位巍然不动；抄袭剽窃劣行最近曝光的“著名法学家”可以对采访记者公然以“某某部会找你”相威胁……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让剽窃者这般气壮如牛。  注：几年前，课题费上亿元的当代社会阶层变迁研究便属这种“伪学术”。该研究按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官员阶层美化成“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却无视高级官员中变相的世袭性和由此产生的封闭性，无视整个官僚集团中广泛而深刻的腐败，无视利用公权设置私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抵制改革在官僚集团中有相当代表性。事实上，当前中国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官僚阶层。只有罔顾事实，才会把最大阻力封为“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至于所谓“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之说，其实为极端官本位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报告中关于“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断言，则事实上用极为可疑的“不一致说”和“补偿说”为后来广泛发生于官员中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利用公权设置私利提供了合理性辩护。——作者

一、铁路

4月11日9时32分，由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京九铁路林寨车站到东水车站区间时，与武昌至汕头的1017次列车发生追尾，造成20余名旅客和工作人员受伤，一列列车机车受损，另一列列车尾部4节车厢脱线，并使铁路运输中断。当日19时30分恢复通车。事故期间，铁路运输中断，广州的报道称“退票窗把钱都退光了”，铁路部门对7千多乘客全额退票，并免收20%退票费。

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国情：铁路部门因自身原因导致的退票，不但全额退票，而且给予20%的退票补偿费。或许到那个时候，“铁老大”就不会把免收20%退票费当作“施舍”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有一桩铁路事故，时为1988年3月24日，有两列火车在上海发生相撞，发生特重大伤亡，33名日本学生伤亡，其中26名死亡。在我国，3人以上死亡就为重大事故。因为当时死伤的有日本人，政府必须严肃处理，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

资料显示：1978年12月16日，由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旅客列车按运行图规定，应在东陇海线杨庄车站停车6分，等会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列车。由于司机、副司机在行车中打盹睡觉，运转车长擅离岗位，当列车进入杨庄车站后，没有停车，继续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前进，冒进关闭的出站信号机43米，在1号道岔处与正在以每小时65公里速度进站通过的87次旅客列车机后第6位车厢侧面冲突，造成87次列车机后第6、7、8、9位4辆客车颠覆，第10位客车和368次机车脱轨。旅客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估计当时没有外国人；机车中破1台、客车报废3辆、大破2辆；中断正线行车9小时03分；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由于当时打倒“四人帮”，这起事故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郑州铁路局的声誉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事后，正司机被判10年，副司机5年，运转车长3年。1978年10月前的铁道部长为段君毅，后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0月新任的铁道部长为原张学良东北军旧部郭维城，没想到接任两月时间就发生人间惨剧。当次，倒没有一把手被追究领导责任。

今天，列车追尾事故，20余人受伤，不知道有没有外国人，以免引出国际影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事故也要有人承担责任，否则领导干部头上的“安全生产责任”就成为一句空话。

二、人大

4月12日9点30分，北京朝阳区供销社主任、朝阳区人大代表李清林在《人民日报》附近的甜水园街交通银行水碓子支行办完存款业务，走出门口时，遭4名男子猛砍，后紧急送医院后发现手掌血管全部破裂，致重伤。目击者徐先生回忆，大约9点30分，刚从交通银行出来的这位男子走到一辆黑色帕萨特小轿车前，他正欲开车门时，一年轻男子从后面快步走来，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40多公分长的刀，照着正在开车门的男子就是一刀。这时，又有3名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4个人围着已经倒地的男子一阵猛砍，持续了5分钟左右，4名男子才收手，随后跑到马路上打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现场。

北京的社会治安到底有没有广州好，我觉得很难说，因为北京是“首善之区”，应该是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可就在堂堂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大门不远的地方，就发生如此惨剧，该如何说呢？北京的一个区级部门主任，是处级干部，却开着那么好的车，帕萨特在20万至30万上下，而且是他自己提着两个满袋子去银行存款，应该不是公务，因为任何公家单位都有财务人员。不幸的是他出了银行，提着空着的袋子就被歹徒盯上，不幸发生了。

我的评论是：多亏他是人大代表，否则就不会被新闻界所关注。因为我知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被打，甚至被砍，新闻报出来的又有几个？多亏他是人大代表，有这样的压力，破案就应该不难了。

三、冤案

悲喜交加的人物“佘祥林当上总经理首日上班卖出3箱啤酒”。自2005年4月13日佘祥林无罪释放起，经过整整一年的适应社会，佘祥林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深圳某啤酒公司宜昌地区销售总经理。4月10日上午10时，他来到了葛洲坝一家酒轩。当他笨拙地递出平生第一张名片时，酒轩胡老板足足愣了一分钟，喃喃问道：莫非你就是京山的佘祥林？胡老板赶紧将他迎进大厅，不收取进场费，并让佘当天先送3箱。

媒体锦上添花不是错，能雪中送炭才可贵。全中国，还有多少个几年前，几十年前的冤案没有昭雪，还有多少个无名的佘祥林还在饱受苦难，甚至有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媒体啊，人们啊，能否擦亮双眼看清楚这个真实世界？媒体是了望者，人们有雪亮的眼睛，人民借助媒体不是仅仅为了歌功颂德，还是为了减少不义，维护社会公正。假如媒体的错位，不作为，人们如瞎子盲目，那么谁能保证我们之中的人不会成为新的佘祥林呢？

四、爆炸

4月10日凌晨2点25分左右，山西省原平市轩岗媒电公司职工医院发生爆炸，到11日为止已发现有33人死亡，在现场找到大量雷管导火线等危险物品。楼房地面层为车库，楼上则有17个房间住了人。炸点四周都是小旅馆，当时住满了人，爆炸后全部坍塌。几天来，原平风雪交加，更为人间增添悲情和不安。据称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受伤人数还没有准确统计。警方还在调查炸药的数量和来源，但网上有传言披露，一名个体矿主9日晚把矿坑用的炸药载回住处，暂时放在车库里，结果凌晨就发生了爆炸，至于炸药怎么会被引爆，并不清楚。但轩岗煤电有限公司宣传部长李建章指这个说法“毫无根据”。

既然爆炸原因尚不清楚，为什么轩岗煤电有限公司宣传部长李建章就可以指那个有关炸药的说法“毫无根据”呢？既然是爆炸，又有雷管导火线，不是炸药又是什么爆炸呢？搞宣传的李部长或许被爆炸吓昏了头，不知道如何回应记者了。

33条人命归西，血的教训别等到血迹干了以后，就忘记了血，更忘记了教训。

中国是对枪支和炸药管理最严格、甚至最严厉的国家，可为什么就有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炸药呢？当年，老布什在当总统的时候，保守而又坚定地道出了美国人持枪的理由：“每一个自由的男人和女人都有权力拥有枪支，以保卫自己的家园。”如果有人（哪怕它是个善意的）未经允许闯入自己的家——这里的家不是国家的家，而是自家住宅的小家，任何一个自己都有权开枪防卫，这是他自己的最后权利，最后底线。自己用枪保卫自己的家园，这就是美国精神。当然，持枪的理由很多，最著名的是全美步枪协会的名言：“步枪不杀人，人才杀人”。美国有持枪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拥有文明、法治、民主。

当然，枪的威力远不如炸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能把这个源头给管住呢？现在中国的不幸可以证明，不是炸药杀人，是搞乱炸药、管乱炸药的人在杀人。

我们小时侯是吃“狼奶”长大的，知道两把菜刀闹革命，也不过是菜刀而已。或许当时不那么容易搞到炸药。现在，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却看见炸药随处炸矿、爆炸的事实，真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被歹徒利用报复社会、革无辜者的命呢？当年，张君说“我杀人主要是因为我穷”时，革坏人的命和革无辜者的命又有什么界限呢？我们会不会都有可能那些无辜的牺牲者之一呢？我们没有最后的拥有枪支的底线，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身体免于被炸的妄想，因为一切都在发生，我们却不知道该问责谁，该怎么办？

五、戒毒

中新网4月12日电，截至2005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116万。2005年，中国强制戒毒29.8万人次，劳教戒毒7万人，同比分别上升了9.3%、8.6%。

中国到底有多少名吸毒人员，正如中国每年有多少个死刑犯人被处决一样，只是问，没有答；只有超过，没有超过了多少这个具体数字。上面新闻提到的只是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没有登记而实际上吸毒的人，又有多少呢？或者按照这个报道的逻辑思维，没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多少万呢？很遗憾，没有报道，我也不能猜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登记吸毒人员在增加，没有登记的也在增加。肯定是有个具体的庞大的数字在背后，暴露的只是冰山一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数字，它都存在，而且在威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平安。政府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往土里一埋，就以为天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六、少女

4月11日，广州市第115中学30多名女生被年级的级长赶出了学校，原因是因为这些女生头发过肩而不准进校门。这些被赶出学校的学生在校门口等了一天之后，都未被校方允许返校上课。女生说，“他们所谓的‘标准’就是头发不能过肩，过肩一点点的都被抓了出来。”“我们有留长发的自由，学校怎么能干涉我们的自由嘛！”“他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上学？”在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对中学生的仪容仪表方面只是规定：“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女生不穿高跟鞋。”

女生就是女生，与男生不一样，因为她们有留长发的自由。可笑的是115中学的做法，让天下人笑话了，也太不把教育部的规范当回事了。

中国的中学教育，自上世纪中叶以后，似乎越教育越退步了，八十年代不这样管，九十年代也不这样管，但了二十一世纪，居然像清朝腐朽政府管男人长发、女人裹脚一样管起了女中学生的头发来了。当权力一旦被滥用，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也就不觉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