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美籍华人老T化名“郑亦农”写了一篇为四川博导副省长李达昌“挪用公款罪”的鸣冤文章（见附件），专门寄我，读罢，令我深为悲哀：“为什么一个博导非去当副省长？就不能躲得远点？”同时，也为他庆幸：“总没沾上受贿的边儿，人头还没被他所效力的主家借去。”
大凡乱世愚代，总会有借人头的事情发生，敢进局（入阁）就要有个心理准备。借出人头，也不算什么，因为局（阁）里总有个信条：为你所信仰的事业奉献一切。人头当然在这“一切”中。人们不得不佩服北京的王宝森、河北的李真，斯人虽去，还算个践赴了信仰的人。以之衡量李达昌，还不够英雄，比不得王李二杰。无他，人头还在项上吗！
这不是幸灾乐祸，实在是想给朋友的朋友上一课。当然，我一没见过李达昌（只是从老T那里挣些资料翻译费）；二呢，凭我“狂奴故态”的牛劲，也看不上他的博导头衔、副省长之职，尤其后者。
话休絮烦，说自己的经历好给达昌先生上一课，毕竟他还有“生还”的希望。
不到30岁时，我的文名就在金融界有一号了。相对应，我只有中专学历，这个反差更让人羡慕。比方说，人民大学全文转摘我的学术论文，再比方说北京总行的行长（一把手）批示将我的研究报告印成文件让行员们学习，等等。有人猜测我的前途会一片光明。40岁以前爬到副厅级已没问题。再谦虚地说，在县级市的银行坐第一把交椅，实在没问题。这后者，是狱警给我上政治课的一个不易话题：“你要正干，哪进这个地方来，不早当行长了？！”后来，这个话题也成了做老板的发小教训我的定律：“你要正干，早当行长了，我贷款也不这么难了。贷给我几百万，怎么我也给你个小奥迪子开开吧？！”
事实上，我有我的逻辑：一，要是我用心往上爬，先进京，捞个副处干，这得20万左右（1990年代的“不变价”计算）；二，我得回省，争取从正处往副厅级上爬，得100万左右；三，我这个人狂，凡想干的事儿一定干好，副厅不解气，往正厅上干，又得200万左右，再往下，就不算了，带来的可预测的后果就是出借人头：
1，这320万，我得通过给别人批贷款、立项目“贿进来”。
2，我家数代皆农民，没后台，出了经济问题，上级准先拿我开刀，人头非上了借贷程序不可。
3，为了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我得营造关系网，花上个千数万也不是大数目，但不知进了哪个圈子，让敌对一方看准了，就得拿“这个农民的小子”解气。
4，当贪官往往心理出毛病，因为总的来说这项人头生意的经济收入进得多留得少。以会计学方式算是“占3送7”－－贪进1000万，得送出700万“喂关系”。
第3条尤为要紧，君不见许多大案主人的“辉煌历史”中大多有“穷孩子出身”这一反差报道，好比中专生成了经济学家之类。穷孩子出身的人一般心理素质不好，不如高官巨宦家里的人从小惯见权谋玄机、软血硬肉。所以，“出了大事的人”多为穷人的后裔。
有一位对我“走上反党道路”颇为不解的人（他是打算一力提拔我的，“40岁干到副厅”也出自他口），后来在仕途走了下坡路，他终于说了一句明白我心的话：“你这家伙太坏了，太滑了！真是‘不可不用，不可重用’的那类人。”我顶了他一句：“你嫌我没当上李真第二吗？”
罗列此者，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坚信一点：要当好人，就别当官。
这也算我最后同情朋友的朋友李达昌先生的肺腑之言，这也是他终可“生还”的一次重大机会。至于老T的呼吁也非全为人情，实在不解官道玄机。据我猜测：达昌先生似乎有点省悟，不愿再走出借人头的路子，才导致今天结局。
至少，这是一个重大原因。
剩下的一句“废话”写给我的朋友老Ｔ：“要想升得快，就得干得坏；要想得信任，就得黑了心。”
这是“占３送７”的政治学通俗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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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判博导省长，司法再传丑闻
作者：郑亦农（美国）
引言
四川省前副省长李达昌先生，失去自由已超过一年，做为他的好友及老同学，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他的案情。案发之初，也曾担心他是否真有贪渎行为。尽管我对他的过去知根知底，确信他人格高尚，作风正派，但如今官场，两袖清风者实在难找，说不定他暗地里也有贪污受贿之事？后来查遍成千上万条报导，始终无法找到贪污受贿的任何线索。所有嫌疑罪名，都重复同一句话：“违纪挪用公款，造成重大损失”云云。
久而久之，我开始怀疑这个案子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于是同社科院老同学联系，想听听他们对本案的分析。他们认为，从已知材料判断，老李并没有从中渔利，但挪用公款数字巨大（最初公布上 1000 万美元，后落实为 430 万美元），上面硬要抓他个典型，以渎职罪判刑，谁也没办法。因此，大家都为他惋惜，说他的确是好人，但运气不佳，碰在风头上。唯一的希望，是将来上级能体谅他的功劳苦劳，再落实政策，缓刑处理或者提前保释等等。如今一年过去，媒体暂时冷却，但有迹象显示，高层坚持要从重从严从快，制造另一个冤假错案。经考虑再三，我决定冒冒这个风险（所谓替“坏人”说话的风险），反反这个潮流（冷酷无情和袖手旁观的潮流），为他写一篇文字，说几句公道话。
我所了解的李达昌
1978年，我和达昌同时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班读书。复试时同睡一块北师大木板地铺，入学后又住同一座上下床，学的同一专业。同窗三年，情同手足，往来密切，无话不谈。我们都出身于贫寒门第，靠自己的刻苦，加上改革开放的历史机缘，终于有机会进入最高学府深造。我们都希望以自己的学业专长回馈社会，服务祖国，振兴中华。
后来风云际会，达昌脱颖而出，从学界步入政界，一路升到副省部级，成为我班同学中的佼佼者。但他从不脱平民本色，说话不打官腔，生活不搞特殊。每次进京办事，公务之余，总不忘找老同学聊聊天，下盘棋，吃顿便饭。他因肝脏不好，从来不沾烟酒，对名利和享受看得很淡。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曾经接待过他率领的一个四川商务考察团。那时他已出任四川财政厅长，手上掌握大量外汇。但考察团严格执行出差标准，只能住条件极差的汽车旅馆。为了节省外汇，他还退掉自己的房间，在我家打了两夜地铺。我看他个人零用钱太少，连给家人买点小礼物都不够，想送给他点美元。他百般推辞，只收下两百，算是暂借，后来我回国访问时，他还还了我人民币。与此同时，我也接待过东北某考察团，虽然那些官员比他级别低得多，但能在首饰店数千美元地购买钻戒项链，把美国售货员惊得目瞪口呆。两相对比，李厅长一行确属于艰苦朴素，甚至有点寒酸。
他对尸位素餐嗤之以鼻，对权位更不留恋，一直想早点离开政界，再回学校教书。但数年之后，他居然从厅长升为主管经济大权的副省长，让许多人大感意外。后来才知道，那是两会期间有限度发扬民主的结果。“既然群众信任我，把我推向高位，我咋能让他们失望呢？”后来，达昌用浓重的成都话，向朋友们解释他升官的原委。事实证明，他当财政厅长九年，副省长八年，勤政爱民，两袖清风，走遍四川每个县，为基层扶贫解困，给人民办实事。在招商引资上建树良多，确实是个学者型的好干部。
去年秋天，突然传来消息，说达昌从副省长位子退下，几次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大学教书，终于得到批准。一时间，“副省长回校当博导”“换一个方式为人民服务”等大字标题，充斥海内外媒体。我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没料到媒体会炒得如此之热。熟悉国内情况的朋友认为，过份炒做这条新闻，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因为他违反了官场“潜规则”。出于关心，我赶紧给他写了封长信，告诫他千万不要再炒。我说，“副省长下台当博导，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对于某些官员而言，除了当官，别的什么也不会。媒体对你的褒奖，等于是对别人的奚落，甚至贬低，恐怕会让人不舒服，不高兴，甚至节外生枝”。
万没想到，我的信墨迹未干，他便受到案件牵连，戏剧般地被清查，旋即铛锒入狱，失去自由，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只不过这次换了口气，什么“ 05 年头号大案”“李达昌浮沉录”“卸官从教难逃法网”等等。两次炒做高潮距离如此之近，正负反差又如此之大，恐怕在中国新闻史上，罕有匹敌。
李达昌案概况
李案过程并不复杂。先有中川国际承包乌干达欧文电站工程，后因工程进展不顺利，双方出现争议。为此，财政部拨款一亿元人民币给四川财政厅，要求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一千万美元，准备支付乌方索赔。后经谈判，乌干达放弃索赔要求，但条件之一，是双方继续合作，再搞其它工程。在后来的中乌合作和公司重组过程中，李达昌“无视”财政部“不得挪用”的纪律，“擅自”批准挪用部分专款（ 430 万美元），最后导致贷款无法收回，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消息说，在审理中川国际前负责人郑安卡（后任四川省设备成套局局长）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多笔批款手续，由副省长李达昌签字，于是牵连到李。李在成都被调查期间，省里并未发现李有违法犯罪事实，于是决定不做司法处理。后来中纪委直接插手，事件突然升级，于05年年初四川两会期间批捕李，并解送北京。先羁押在秦城监狱，后又移送北京市检察院，设立项目，准备起诉。
一种说法认为，中纪委介入的幕后，是有重量级人物做出批示（或口头指示），要抓个“挪用公款的典型”。而且据说，中纪委插手的案子，从来没错过。即使查不出李达昌的大错，也要找个小错，不起诉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人物的面子要紧。
几个重大疑点
法律非我专业，故无法从司法角度对该案说长道短。但做为普通社会学者，对人治法治这些东西，也略知一点皮毛。现在不妨从情理入手，以常识判断，对李案提出几点重大疑问：
一，“中川公司”责任谁负？“中川公司”乃四川省直属企业，当年投标乌干达电站，因情况不明承包基数太低，后又因管理不善而亏损累累，难以为继。李达昌接手此工作时，那里已经问题成堆，上级要求他执行中央和省里指示，建好电站，解脱“中川”。为此，除了批款资助中川重组，已经别无其它选择。到如今，中川问题的始作俑者，烂摊子的制造者，个个平安无事。替他们扶危解困的人，反倒成了罪魁。放火无责，救火有罪，是何道理？
二，批款决定出自谁手？李当时分工主管该项工作，由他签字，合乎常理。但问题是签字背后，既有主管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签字同意，又有相关会议的集体决定。在中国行政体制中，集体领导或协商决策是条重大原则，似为惯例，完全由一人说了算的情况极少。如果涉及上千万数目，又是国际工程，财政部还有明文，难道刚刚上任的李达昌，竟可一手遮天？别人都不参与决策？都被蒙在鼓里？假如当时主意大家拿，决定集体做，但后来出了问题都推给他一个人承担，这难道公平吗？
三，行政纪律和刑法的界限如何划分？中央专款不许挪用，本为常识。多年搞财政工作、而且十分小心谨慎的李达昌，应该比普通人更明白这条纪律。那为什么后来又挪用了呢？其中内幕如何？真相如何？想必办案人员不难从李本人口中得到答案。局外人看来，不排除几种可能性：第一，当初专款是准备对方索赔，后经谈判，对方放弃索赔，这笔专款原定的用途已不复存在。要么中央收回另做它用，要么经中央同意由四川支配，二者必居其一。假若谈判成果（不索赔）功归四川，那么使用该款时，无形中给四川增加了同中央协商的筹码；第二，乌干达放弃索赔的条件之一，是另组公司，继续承包当地其它工程。这当然需要某种追加投资，因此，动用这笔款项，也算名正言顺；第三，李达昌任四川财政厅长多年，曾长期同财政部打交道（俗称“跑部钱进”），深知各省同财政部的往来规则。他或许沿用其它省市先例，因此才不认为动用款项会冒什么政治风险。第四，即使“擅自动用”是个错误，属于违纪，如果没有个人利益动机，断不至于触犯刑律。挪用公款的事，哪省哪部没有？对于一项工作错误，硬要绳之以法，难以服人。
四，批款后果的严重程度如何确定？另外，说他批款涉及金额庞大，所以才会有如此严厉的司法动作。这个说法看似有理，但经不住推敲。这是个涉及两国关系的经济案件，牵扯到众多政治经济因素，无法单纯用金钱数目衡量其严重程度，还必须综合考虑当时的情况。即使上千万无法收回，那也要看为什么无法收回，是否有人中饱私囊？如今各地都有大规模形象工程，无效投资动辄上亿，最后沉淀为银行的上万亿不良贷款。除了个别严重的收贿索贿者外，没听说哪位高官因“决策错误” 受到过处分，更别说法律制裁了。
同理观察李达昌案，李没有受贿，没有吃回扣，完全为了执行同乌方协议，在权限范围内批准款项，用于重组公司和再搞工程。首先，他没有越权，没有改变专款的流向和使用目的，何来“擅自动用”？其次，问题出在公司负责人上。是他们欺上瞒下，“擅自”改变用款目的，拿去炒股，导致资金流失。如果李达昌对此知情不报，甚至包庇纵容，当然要承担责任。但如果被蒙在鼓里，那罪不在他。应该惩处的是非法滥用资金炒股的人，而不是依法批款搞工程的人。类似情况各地都有，为什么其它高官可以不负责任，而李达昌就得承担刑责？
五，如属犯罪，如何确定犯罪动机？如果项目组真能查出李有任何个人利益输送（包括贿赂、回扣、化公为私，转移财产等等）行为，我们当然没话可说。但如果确实查无实据，那又怎么解释他的“犯罪动机”呢？只要打听一下李达昌为官的口碑，问问同他共过事的上级、下级、同事、朋友、同学，便不难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官和清官。对于这样一个勤于政务，廉洁奉公的好干部，不想重用也便罢了，为什么还要反过来打击迫害他，让他连“返校教书”这点愿望都无法实现？这种做法是否太过分了？太残酷了？主张严办他的人，也不想想其它清官会怎么看这个案子？会怎么联想自己的未来处境？难道中共高层不担心好人会因此而心灰意冷，给共产党撂挑子？甚至变得玩世不恭，同流合污，为渊驱鱼，壮大贪官污吏的阵营？
错判李达昌，更显中共司法腐败
表面上看，李达昌已经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他虽然曾经贵为副省长，操过四川一省的财政经济大权，但那毕竟已成过去，如今已经恢复一介平民的身份。即使给他造一个“冤假错案”，倒霉的也只是他自己和家人。别说对于全国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对于他的家乡四川，大概也不会引起什么震动。再过几年，人们也许会忘却他的名字。
然而，我却不这么看问题。我将透过李案表像，看到比他家庭悲剧远为严重的体制性问题，即更为深刻的潜在性危机。弄得不好，由此案触发的信心危机，将像瘟疫般传染给成千上万各级官员，从而加速干部队伍整体的腐败进程，最终祸及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我的分析，基于以下几点判断。
首先，李达昌案的海内外影响不可低估。李达昌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已经超越许多政治家和演艺明星。打开网络Google搜索器，李达昌名下的新闻报导总数，已经超过42,500条。其知名度的积累，并非源自他以往的权力地位，而是源自前后两次新闻炒做，特别因为两次炒做的间隔之短，反差之大。不久李案结局之后，相信媒体至少还会有另一次炒做高峰。如果说，李达昌入狱之初，由于许多信息尚在封闭，因此外界的分析探讨相对较少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结案之后情况会大不相同。那时，消息的爆炸性将退居次要，后继的分析追踪将占据媒体主流。李案给国人和外界一种什么印象，会直接关系到中国政府和司法系统的声誉。另外，李达昌长期负责四川省对台工作，曾经以副省长的官方身份应邀访台，并在访台期间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在台湾和全球客家人中间形象好，人脉广，影响大。如果错判李达昌案，将给台湾人再上一课，让他们进一步看清中国政治司法体制病入膏肓的腐败程度。
其次，李达昌案的争议性不可小看。李达昌辞官归教的时候，国内外媒体曾经充满颂扬之声。而案发之后，许多媒体又调转风向，一边倒地给李达昌抹黑，甚至捕风捉影地称他是“大贪官”。 这也难怪，因为“有罪推定”本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但没过多久，网上开始出现反驳声音，认为从已公布的案情，并不能得出李是“贪官”的结论。即便违纪批款是个错误，也不能抹杀他为官清廉的形象。我确信，本案的重判错判，将会引发更多联想。许多熟悉李达昌的人将会像我一样，陆续站出来为他说公道话。
第三，李达昌案极为独特的历史地位。大多数受审的贪官污吏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老百姓拍手称快。而李案的错判，则属于罪不应得，老百姓不但无动于衷，甚至会心生反感，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李是清官，认为“好人未得好报”，“共产党不识好赖人”，不利于中共政权的稳定。
当然，从中央当权者的立场看，如今地方官员挪用公款、私设金库、监守自盗者层出不穷，面对财金纪律荡然无存的危险，确有必要抓几个典型，敲山震虎，挽狂澜于既倒。但可惜李达昌案没有抓对，没有抓到体制性弊端的痛处，反倒抓了一个勤政爱民，形象廉洁，而且已经成为普通教师的知识分子退位清官。在整顿吏治的关键时刻，抓一个本不该抓的错误典型，做一个本可避免的错误判决，其后果，不但无法挽救积重难返的官僚腐败体制，反而有可能加速该体制的进一步瓦解。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大案要案”，焉能不在中共法制史（甚至整个中共政权史）上留下独特地位？
第四，对李案历史信号的不同解读。如果上述分析成真，可以断言，李案所发出的历史信号，绝对不可能像检方设想的那样，能让其它官员引以为戒，从而刹住滥用职权挪用公款之风。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在职官员，将会反其道而行之，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这一历史信号，做出自己独特的解读（以下是我从不同渠道了解到的某些官员心理，在此分享）。
解读之一：“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官员表示，李案给他的最大教训，是无论决策看上去多么正确，对国计民生多么重要，凡日后需要承担责任的字，死也不能签。遇事集体讨论，自己决不拿意见，更不能坚持意见。要签字众人一块签，还要保证有上级主管的书面认可，以便有据可查，天塌下来大家顶。按照他的说法，其后果必将是行政效率的大倒退，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使政府日常公务难以运转。近几个月来，这种情况已经在四川发生，人们称之为“李达昌现象”。
解读之二：“官僚体系，只进别出”。还有官员表示，李达昌违背了共产体制的另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只进别出”，千万不能标新立异，宣扬什么“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等等。要学会按别人的脚印走，让你去人大政协，就去人大政协。只要留在体制之内，无论怎样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安全系数也大得多，像批款这类屁事，根本就不算事。共产党整人，往往投鼠忌器，不愿物伤其类。李达昌之错，在于金盆洗手，制造了差别，令别人脸上无光，无形中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易受攻击的脆弱地位。如果此君所言不虚，那不等于鼓励官僚体系的终身制吗？难道官方“改革终身制”“干部能上能下”之类的宣传，都是说说而已，千万不可当真？
解读之三：“利益均沾，结党营私”。更有官员认为，李达昌之错，主要错在清高上。以他的设想，如果李当时收取回扣，把其中一半转移海外，再用另一半打通上下关节，让所有知情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本案绝不会暴露。万一有事，也会有人出面遮掩，承担集体责任，从而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达昌毕竟书生气十足，不谙官场潜规则，没有营造自己的圈子和利益共同体，所以没人替他说话，只好自认倒霉。因此，即使中纪委查不出罪证，恐怕从维护自身“正确性”出发，也把小错误上纲成大问题定罪。当然，我无法确知，这位官员的看法，能够代表多少高官的内心世界。如果多数官员都持这种心态，那么集体贪污和法不治众的扩展速度，从此便可想而知。
总之，李达昌案件的悲剧性收场，将危及官僚体制目前已经十分脆弱的道德堤防，令亲痛仇快，严重打击少数清官好官仅存的一点正气，极大助长多数贪官庸官已无可救药的歪风，最终危害到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但无论如何，李达昌案在中共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似乎已经成为铁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