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老北大早已雨打风吹去——那个欣然接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者梁漱溟的老北大，已然遁入历史深处。新北大不再给梁漱溟这样的“土老帽”留下一个位置，新北大的教师必须拥有或洋或土的博士学位，且不管其博士论文是否属于抄袭而来。而在老北大的时代，一切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制度虽不完善却显得生机勃勃，一流的人物和一流的学术成就相映生辉；到了新北大的时代，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这所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庞大的、迷宫式的官僚机构，确实，这里官员的数量远远比教师多，而在那些有机会留校的年轻博士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熟谙“关系学”的平庸之辈。“学术的北大”和“思想的北大”都处于凋零的命运之中。蔡元培和梁漱溟等先辈，今日若是重返北大的话，当作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力熏天的领袖。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但是，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文革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
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
    今天的北大，最需要的不是引进多少位拥有西方名校博士头衔的学者，而是让真理的光芒破土而出。真理长期遭到了遮蔽，年轻的学子们在黑暗中行走，他们来北大本是为了寻求光明。北大不能只有未名湖的美丽，北大应当成为真理的管道。可是，这管道如今却被堵塞了。北大需要像梁漱溟这样的真理的斗士来疏通这管道。梁漱溟遇到了老北大，遇到了北大的黄金时代，这是他的幸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它还会重新出现吗？今天的新北大，有没有可能遇到今天的“梁漱溟”呢？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士来面对。

街上的人都显得可疑
　　　　　　　　　　爹，就是他把我们扔到大河里的

　　　　　　　　　　渔夫
　　　　　　　　　　一汪寒江雪
　　　　　　　　　　钓走了我身上的鳞片

　　　　　　　　　　我光秃秃的了
　　　　　　　　　　一个听话的婴儿渴望习水

　　　　　　　　　　红色就是他们的脸
　　　　　　　　　　坟墓上雕刻着鲜亮的五角星
　　　　　　　　　　允许背判的判决书

　　　　　　　　　　我背干粮上京
　　　　　　　　　　背唐诗三百首寻找城门

　　　　　　　　　　我迷路

　　　　　　　　　　在郭小川书房里哭过清明

　　　　　　　　　　那年，没有文字拜祭你
　　　　　　　　　　一首诗歌
　　　　　　　　　　我想都是不变的路上行人

　　　　　　　　　　欲断魂。

　　　　　　　　　　书房里的日记
　　　　　　　　　　记录了两条不会说话的鱼

　　　　　　　　　　一条没有思想
　　　　　　　　　　一条没有自由

　　　　　　　　　　江冰未化
　　　　　　　　　　渔夫已老

　　　　　　　　　　可我已经是一条大鱼了

　　　　　　　　　　放风的时候出来凑凑热闹
　　　　　　　　　　我亲手燃放的隔江烟火

　　　　　　　　　　正与他们的歌女欢庆亡国

　　　　　　　　　　（2006-04-06于Sand Beach）

清明无法祭父，仅以此诗表达死亡与生存的零距离。

民族主义国家几乎无例外地愿意树立自己美好的形象，以至于影响到社会单位如企业的行为方式，有时你会看到有工厂的大标语赫然书曰：“外树形像，内抓素质。”在另一端，由于树形象要紧即可能带来很直接的效益如官位提升、订单签订，就会忽视内在素质，或说为了形象而有意封闭自己。这种封闭导致了“自愿幽闭”，尽管在形式上的交流存在如“对外开放”，但精神本质却是“故意例外”。

“自愿幽闭－－故意例外”实质上会损坏他们的形像，即容易被“妖魔化”，特别是他们力欲妖魔化别人的时候，更会受到反制。道义原则下的反制即便不是即时发生，也会在一定时滞后反应，而且后者的效果更为严重。从英国查尔斯王子1999年的“蜡像说”到今天贝卢斯可尼的“煮婴论”，中国的国际政治“树形像工程”终于收到负效果，这种“收获”恰如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后果一样。

我们没必要从西方人的黄祸意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巨匠霍克海默的“警惕黄种人”的历史阅读结论）来考察文化差异的历史，只看查尔斯王子的“蜡像论”的背景就可知一、二。查尔斯在1999年时曾拒绝出席中国驻英大使馆一次欢迎江泽民访英的宴会，因为“作为持有不同政见者”（不同于王室），他讨厌中国的领导人即江泽民，说他的形像如“蜡像”一般，言之为呆板而毫无生机。

据悉，查尔斯故意怠慢江泽民的原因有二：一是，老江及中国外交官们在香港回归时的拘谨表现，让他这位已经政治上很拘谨的人都受不了啦；二是，不赞成江及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西藏政策。

关于查尔斯拒不出席大使馆公宴而在家与女友即尚未正式结婚的卡米拉举行私宴，已有林林总总的报道，自不必细说。按中国的俗语说“请客不到，两边害臊”（两边者，主客双方也），但是，在此十年前，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中国一位物理学家（异见者）受美方之邀参加，由于这位物理学家没在中国官方名单上，被自己的同胞堵在大门外。

这样一群把持国家权力的人，在“改革开放”之前，妖魔化西方人；当“改革开放”使西方人成为坐上宾时，他们又妖魔化自己的同胞如那位被堵在门外的物理学家。

查尔斯的日记到今年2月21日才正式因法院申理程序而曝光，此时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已经出版了一年多了。否则，库恩先生会在第22章添上十分有趣的一段，更提高了《江传》的可读性。不过，在江泽民大力妖魔化自己的同胞或把对内妖魔化推向高潮之后，库恩先生又帮他把这种妖魔化予以合法化、历史化。

外国人帮中国人妖魔化自己的同胞，真乃闻所未闻之事。简单回顾与对比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在《江传》上，1999年前后重要事情有许多被“善意”地略去了，比如1998年未对民间组党人士的逮捕，1999年夏末（9月）对网络作家的逮捕；1999年10月21日（在完成这些逮捕后的）访英行程，亦不写入《江传》。难道中国驻英使馆已经未卜先知地知悉了查尔斯王子的决定？

一个以妖魔化别人为能事的体制，肯定地会十分警惕来自他那个小集团之外的“妖魔化”力量－－这是我的一个亲身体会：1999年4月，我写了一篇文章，曰《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文中说老江的举措大体上就像个满清时代的人。此话源于他的一个为中国人丢脸的动作（那时我还很“民族”，论到现在根本不会管它）——在APEC会议，老江与小克被请到直立话筒前，话筒后面不远处有沙发；小克先讲，老江一提裤褶（熨线）想往沙发上坐，但一看不对劲，又回到话听前，站好，听讲。

我对这一动作的批评，被控为“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定性黑字白纸地存于《起诉意见书》，到正式起诉及判决就没了这句话，但背后的定性是不变的。我不可能与查尔斯共谋，而且查尔斯不懂中文，也不会读到我发表在《欧洲时报》上“妖魔化”老江的文章。之于这两个偶然，政治家们应记住的是，对外界批评当坦然处之，能改的缺点还得尽量改；改不了，也没必要神化自己。

抽象论之，妖魔化别人（从西方人到自己的同胞）又要反制对自己的妖魔化，需要的是“神化”自己。只可惜，这的“神化”从毛泽东崇拜的短暂狂热结束以来，再也无法奏效了。

然而，神化无法凑效并不意味着不承担妖魔化的成本。最近，意大利政界闻人贝卢斯可尼，“接续”查尔斯1999年的“蜡像说”又推出了“煮婴论”，说共产党中国煮过婴儿当肥料。而且，老贝在痛遭国内批评的时候，仍然坚持不收回已发出的“大放之厥词”，称言“资料来自《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云云。我没看过《黑皮书》，但不太相信“煮婴论”，至少可以理性地说：既便有一二例，也不会是普遍现象。倒是，毛时代的大饥馑出现过“人相食”的现象，那个现象比较普遍，规模不小，但至今没有一本较正式的文献来说明。只有个别社会贤达（如李锐）的回忆算作个体证明（如其文《“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就人性而论，“人相食”与“煮婴作肥”没多大本质上的区别，由于后者缺乏更为可靠的旁证，暂存不论。但是，既然吃人的历史存在，一个居于社会顶端的统治集团就没必要继续“神化”自己。简言之，该纠偏的就得纠偏，如停大规模的宗教镇压，释放所有被判刑人员；该道歉的就道歉，如就1989年六四事件给出全面和解态度而不是“早有定论”。

不纠偏，不道歉，就永远无法避免被“妖魔化”。设使社会顶端集团并不把被“妖魔化”当然一个重大政治因素来考虑，那以上分析则无丝毫意义。中国历史上，同胞互相妖魔化的情况不少，远的不说了，只说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再到革命党，都有“灭清妖”的诉求。其间虽然义和团与“妖”达成一致，但“妖”终未免于被逐。革命党称满清为“胡发异种”，不也是“妖”的一种吗？

共产党是否非法
    英纯子：路兄，今天不是采访，想找您随便聊聊，不知您是否有兴趣？
    老路：哈哈，与美女对谈，如坐春风，老路能无兴趣？
    英纯子：惭愧。不过我们是老朋友了，您即是语含讥讽，我也当好话听着。咱们言归正传。路兄，老路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莫非有什么微言大义？
    老路：哪里。老路又不是圣人，哪里敢有微言大义？不过是杭州一个网友随便叫起来的，老路觉得不错，就用了。
    英纯子：我还以为您是想穿新鞋，走老路呢。
    老路：不过最近的一些回归保守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倒是真有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搞的自由主义，从思想高度到话语深度，都没有超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虽然自命“先进文化”的代表，其实不过是在重复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尝不是在走老路？
    英纯子：最近网络上有人在批“西山会议”，您的老乡贺卫方教授受到严厉攻击，不知您怎么看？
    老路：西山会议是三月四日召开的，那个会议纪要在网上传开时，我正在香港访问，上网不便，消息不灵。回家后上网上看到了，觉得国内的左派分子确实是九斤老太的孙女，一代不如一代。
    英纯子：怎么讲？
    老路：左派们认为老贺们是“图穷匕首见”，想要颠覆国家政权了，不得了了，所以建议中共开除老贺，或者干脆把他投进监狱。老路认为，老贺不过是第N种忠诚，正如老贺说的，他爱这个党，所以才这样言说。
    英纯子：左派们指责贺教授宣布共产党“非法”，这个您怎么解释？
    老路：共产党“非法”是一个历史判断、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不用谁来宣布，它是个客观存在。老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给共产党支招，让共产党赶紧修补这个漏洞，这还不是第N种忠诚？
    英纯子：您这种说法更加惊世骇俗，贺教授认为共产党是一种非法的存在，还是从技术层面即共产党没有进行登记来论证的，而您直接说共产党在事实上就非法，你有什么理由.吗？
    老路：当然有。你不要忘记老路是律师，是法律人，法律人当然不能信口开河。我说共产党是非法的存在，在49年以前恐怕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共产党在大多时候（除了抗战时期）是作为一个叛乱团体存在的，49年以前中华民国可是合法政府。49年以后，中共掌握了大陆的政权，但是这种政权的掌握不是通过民选，而是枪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这种掌握政权的程序合法性其实非常稀薄。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必须通过自己的执政努力不断取得人民的认同来积累，你我都知道，这种积累一波三折，到了文革结束，合法性已经变成了清汤寡水的稀粥了。
    英纯子：但是国内也有不少宪政学者认为，共产党执政是有宪法根据的，五四年以后的所有宪法序言都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毛泽东就曾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如果把宪法作为一个评判标准，共产党的非法判断是不是将遭遇法理上的阻却？
    老路：这个问题提得好。你知道，共产党不信上帝，共产党建立的是个世俗政权，共产党的逻辑是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那么，共产党建立的这个政权，它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
    在西方，在大多数国家，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来源于人民的协议。你看美国宪法第一句是什么？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後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这就是它的合法性来源。这是个完全世俗的东西。美国虽然是个基督教国家，但它的政权来源却是世俗的，即人民的同意。共产党不承认上帝，但是它却搞出了一个先验的权力来源。它在宪法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凭什么领导？这个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宪法没有回答。宪法只是在长长的序言里含糊其辞地论证，在中共的领导下，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它的潜逻辑是，中共既然能够夺取政权，它当然应该掌握政权。
    把这个逻辑当成合法性来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逻辑如果成立，那么，阿狗阿猫为什么就不能起来造反，夺取政权从而取得合法性？这个浅显的道理，即使刘邦那样的无赖也都明白，刘老三明明是通过自己浴血奋斗打下了江山，他偏偏要说自己是老娘与白蛇野合而生，因此他夺取天下乃是受命于天。共产党的精英们何其聪明，难道会犯那个连刘邦都不如的愚蠢的错误吗?所以，在宪法的第一条里，才会不加论证的宣布，工人阶级（实际是）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的领导者。这个宣布的逻辑是共产党就是天，这就是“奉天承运”。至于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只有鬼才知道。
    必须承认，共产党虽然逻辑霸道，但是并不装神弄鬼，倒也显得坦诚、可爱。
    英纯子：听您这样分析，我倒是有点明白了。贺教授是不是也是从这个理念出发，认为共产党“非法”呢？
    老路：我不这样认为。其实夺取政权的方式虽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但不能说非法夺取的政权就永远非法，不是这样的。共产党的政权还是有其合法性的。
    英纯子：您把我说糊涂了。
    老路：法律上有一个时效概念，一个物件当初你占有的时候可能是非法的，但是如果过了一定时间，或者这个物件遗传到你的子孙手里，你的占有就可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就可能转变为合法。当然，对国家政权的认识不能这么简单。但是至少是，如果你当初夺取政权的手段不合法，但是经过多少年，你取得了人民的同意，人民已经认同你的统治，你这个政权就不能说是非法。中共49年以后的政权应该是这种状态。现在的问题上，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正在流失。作为中共的20多年的老同志，贺教授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正是为中共着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不会这么着急，因为我没有这个动力。
    英纯子：您好像没有机会加入中共？
    老路：2003年到是有过一次机会，那时候因为我写了一些批评共产党的文章，我们单位的领导找我谈
话，并且希望我加入中共，我说了一句话：我本佳人，奈何做贼？领导大怒，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三国演义里说：汉贼不两立。领导更怒：你竟敢骂共产党？我说我骂我自己，你们是汉，我是贼，不成吗？
    英纯子:哈哈。结果呢？
    老路;结果律师证被扣走两年啊。
    

共产党还能执政30年
    英纯子：有人说贺教授已经画出了颠覆国家政权的路线图，这就是分裂共产党，军队国家化，让共产党交权缴枪，您怎么看？
    老路：这一点老贺说的有点直率，但是并没有大错。首先老贺说的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任何人都心知肚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精英都是认同这个路线图的。否则就不会有党内民主，实现民主政治的说法出笼。共产党分裂是个历史趋势，毛泽东曾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个七千万人的政治团体，如果是铁板一块，那到真是千奇百怪了。所以，共产党分派是个客观的事实，共产党分裂是个未来的事实。焦国标说，共产党不是千年的乌云，我认为，它连三十年的乌云都不是。
    英纯子：对不起，恕我直言。您是不是认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会维持三十年？
    老路：对。我不像有的“大腕”，五年之内就想让人家交出政权。还有个更可笑的自由派法学家，跑到海外扬言3年内整合海外民运，干掉中共。我认为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英纯子:共产党还能执政三十年，有什么根据吗？
    老路:1984年中英谈判香港问题，邓小平先生说过一句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有记者问，50年以后怎么办呢？邓说，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了。老邓的潜台词是50年以后，大陆的政治制度跟香港没有区别，还变什么？你算算，1984年到现在是多少年？20多年，距离老邓说的那个时间还有多少年？不到30年嘛。
    不少的中共官员也都认为，中共的政权还可以维持30年，理由有两个，一是再过30年，反右、文革、六四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都将淡漠，那时候很多当事人都成古人，很多血泪都已稀释，再处理不会引起多大的社会动荡。二是经济的发展、法制环境的改善，都会给实现民主提供切实的保障。社会矛盾也不会如现在这般尖锐。实现民主当然水到渠成。
    但是民主政治是等不来的，必须从现在开始，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运作，如果坐等天上掉馅饼，恐怕三百年也不成。这就是老贺他们发布这般言说的缘由吧。
    英纯子：民主的推进需要朝野的共识，但是现在这种共识甚至在民间也并没有达成，不然，何以有左派攻击贺教授颠覆国家政权呢？
    老路：这些所谓左派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粪青。他们没有对国家、民族起码责任感，没有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码体认，他们的思路还是文革的思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火车倾覆才叫颠覆，那是个暴力词汇，老贺有那个意思吗？老贺作为共产党的一员，他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给共产党指一条明路。老贺说得很明白，他希望共产党分裂成两派，演变成两个党，然后轮流执政，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完成历史转型。这个思路是最终挽救共产党、避免腥风血雨被清算的锦囊妙计。这些左派分子如果是共产党，他就应该感恩，不知感恩，反而想把老贺抓进监狱去，岂不是狗咬吕洞宾？
    英纯子:如果共产党不接受这个建议，会怎么样呢？
    老路：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在病床上老泪横流，他说，我死后，如果不能顺利完成权力交接，那就会血流成河，尸骨如山。但是，当时的中共的领导人毕竟还有智慧，避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现在历史又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相信共产党内的精英们不会连76年的叶、华都不如吧。
    英纯子：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您自己怎么看待历史的演变？
    老路：我认为，如果不出现大的事变，30年的时间我们将实现宪政民主。
    英纯子：大的事变是指什么？
    老路：比如发生台海战争，比如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英纯子:您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态的可能有多大？
    老路：无法估计。这要看执政者的智慧和人民的忍耐程度。
    英纯子：本来说好是闲聊，但是我觉得我们谈的很有意义。所以我改变主意了，想发表这个谈话，您同意吗？
    老路：随你。
    英纯子:多谢。如果因此给您带来麻烦，我先向您道歉。
    老路：我放言无忌都出了名了，共产党哪里会那么小心眼？
    英纯子:那好。祝您好运。再见。
    老路：再见。
    
     2006年4月6日

    “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指的是1950年10月10日以后，即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占北朝鲜，中共中央秘密决定出兵援朝对美作战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大规模杀、关、管国内敌对分子，旨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运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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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印度经济提速，增长率超过8％，这立即在中印两国乃至世界上激起讨论。“印度将超过中国”、“21世纪是印度世纪”等言论和认为印度经济积重难返不可能赶上中国的言论形成了一次小论战。今

师涛被强迫劳动之苦役“宝石加工”真相揭秘 陈少文

【2006年4月10日狱委讯】师涛先生目前在湖南省沅江市“赤山监狱”暨“湖南省第一监狱”内 服苦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里的“赤山岛”真可谓是目前中国关押政治犯最大的监狱之一，也是中国目前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世界。我曾经把这座人间炼狱比作台湾的“火烧岛”，那是台湾民主斗士们最为痛楚的地方，同时也是台湾民主自由之圣地，故后来被改称为“绿岛”。  赤山岛内除少量原住民外，全是身披警服、手执警具的警察，全是身  着黑白相间铁窗形囚服、脑袋被刮得溜光光的重刑犯。全狱划分九大  监区，第一监区即“基建大队”，主要从事挖泥塘、挑湖沙、建筑工  程等高强度、高危险的苦役，是我三年蒙难里呆得最久的地方。第二  监区即“湖南电机厂”，生产单相、三相多种电机，里面关押的重刑  犯，几乎全是所谓的“黑社会”大哥和杀人放火的江湖大盗。第四监  区是“湖南建筑机械厂”，生产挖掘机、铲土机等建筑机械，是关押  法轮功领袖人物最多的地方，大法弟子“贾则发”在2004年的10月18  日，机智勇敢而具有传奇色彩，神秘地拂手而去，至今仍旧逃避中共  围追绞杀。这出惊心动魄越狱大剧，就发生在第四监区。第三、五、  七监区即“劳务公司”，人数最多，是关押法轮功弟子、政治精英、  民主斗士最多的地方，三个监区，全部从事针织加工、编织加工、宝  石加工、竹席加工、节日灯加工等手工艺。  由于我从事基建苦役，就方便于在各监区活动，也就基本了解到监狱  里的生产、生活情况，也就基本能与全狱的政治精英、民主斗士、大  法弟子们取得联系，更对监狱里最黑暗、最血腥、最惨烈、最悲壮的  情况了如指掌。现在据海外媒体和省内民主精英的披露，《湖南商  报》总编、著名诗人与民主精英师涛先生在赤山监狱的“劳务公司”  里被强迫劳动，从事宝石加工苦役。  宝石加工分布在第三、六监区，七监区亦有少部分人从事宝石加工。  由于师涛是在我去年8月5日出狱后分配到赤山，所以，我不清楚师涛  先生分在哪个监区。但无论师涛先生分在哪个监区、哪个小队，都逃  避不了那种非人的折磨、那种兽性的压迫、那种恐怖的威胁！  赤山监狱的生产与生活区全部修建于50年代初，因此，房屋非常地简  陋，通风和照明是非常地恶劣，且人多浊气熏天、机器躁声震耳、灰  尘扬沸遮目使囚徒们生存在一个黑暗的天地里，又挣扎在水深火热的  熬煎中。  太阳还没有出来，天地还是一片黑沉沉，赤山岛上就响起了沉闷又尖  鸣的钟声。那是“劳务公司”辖下五个大队的起床号。按照《五十八  条》（司法部所颁布的“罪犯生活准则”）规定，所有囚犯必须在五  分钟的时间里洗刷完毕，大操坪里整队集合。其中的状态，人们可以  从夏衍先生所著的《包身工》那里得知犯人们那种悲哀、无奈、凄  惨！其形象却更比起那时候的卖身奴还要触目惊心。  早、中、晚的饭是在工棚外的空地上吃的，每餐的时间仅15分钟，除  了这吃饭的时间外，12个小时全部是蹲在黑暗的世界里听着磨具凄厉  的嘶叫。工具台上有一根细细的导水管，飞速运转的金钢磨石依赖于  水的润滑和降温。囚徒们的手捏着一粒直径不到五微米的人造金钢石  在微弱的灯光下悉心地打磨抛光，要把这粒不规则的金钢石打造成一  个具有六面体而相互透光的符合规则的饰品，其难度在女人们手中尚  属高难度，何况在大丈夫的手里，无异是在摧残他们的灵魂与身体，  无异于是在摧毁他们的精神与信心。因此，每当我在工地上远远地望  到他们放风的时候，全体囚徒们完全精神仿佛，眼神失色、手脚打  鼓，全然不知日月星辰，全然不知人间语言，全然不觉冷暖睛阴。每  一个人在大坪上或立或蹲地默默无闻地渡过这15分钟的稍息时间，接  着又爬进那个噬人的魔鬼洞窟里。  每一个囚犯均有无法完成的任务，于是暴力和血腥随时等待着。首先  是狱警的三大宝贝在伺候着每一个人：苎麻绳！姆指扣！高压电棍！  然后是所谓的“积委会”监工。他们也有三大宝贝：竹板！拳头！篇  担！“积委会”的监工是用来“以犯制犯”。他们在警察的唆使下，  动用非常的暴力，对着与他同样身分的人拳打脚踢，用竹板死劲地抽  打那些无法完成任务的老年犯人与病弱之囚，用扁担劈向那些胆敢哭  泣、怒吼冲天的年轻囚徒。打完之后，狱警们又把这那些不服的人过  一次堂，轻的则用姆指扣把左右手反手扣住吊在木柱上，稍重的则用  苎麻绳索五花大绑地勒住手脚，其残酷度无异于五马分尸。严重的反  改造分子则用几十万伏的高压电棍猛烈地攻击犯人的胫部、阴部、腋  部等神经最为敏感的部位！  为什么完不成“干部”（实则是积委会头目们）定下的任务？有二个  原因！一是磨宝石虽然不那么地超负荷、超体力的劳动，但它却是精  神最为紧张、思想最为集中、手脚最为灵巧、心息最为平和的劳动，  且长时间地站立在恶劣地环境里，每时每刻地被躁音、尘灰、浊气所  吞噬。尽管你用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明天的任务你绝对  地无法完成。何况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重复地操作同样的工作。其二是  “干部”为了中饱私囊，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天天加码，日日  增添，把任务定得无法完成！逼迫你用家里邮来的生活费去打理他  们。今天你给了我好处，则你今天在监房里喝酒逍遥，其任务则加在  其它囚徒们的身上。如果你今天没有交纳好处费，则你明天又要去与  打磨机为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党徒们就会用囚徒们的血、泪垒  就了他们的淫威！  师涛先生蒙难于其中，是否与喻东岳先生一样被这国家机器所粉碎，  我不知，他也无法知道！  （于2006年4月7日下午15时22分匆笔于湖南省涟源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