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白韩之争”偃旗息鼓，“高韩之争”强弩之末，硝烟弥漫的博客骂战终于谢幕了。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论战：白烨一篇著述引火烧身被追究学术腐败问题；陆天明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想到却被网民乱箭穿身；陆川为维护父亲尊严以毒攻毒急火攻心；最后高晓松把整个事件由热闹推向了荒唐……

    批评家、作家、导演、歌手，在现实中，这些都是受人尊敬和崇拜的身份，却因为一场网上混战，头上的光环黯淡消散。参战的诸位，在整个3月可能都承受了一生中最多的骂声。就连看似大获全胜的韩寒，其实也是受害者，因为没有选择关闭评论和留言功能，他在博客上遭到的污言秽语不比任何一位少。

    作为事件起源地，新浪博客频道为“战士们”提供了战场，没有预料到的是，本想把点击率和影响力当成战利品收获，结果却苦涩地发现，各路豪杰撤出之后除了一地鸡毛外啥也没有，再继续下去新浪博客将面临刻意炒作的窘境。刚刚放到嘴边的蜜糖转眼变成了毒药。不知道是受客观原因影响还是为了阻止博客大战再次爆发，新浪博客频道壮士断腕，毅然决然地将“高晓松起诉韩寒”的专题从头条的位置撤了下来。没有博客频道的引导，论战的热度不会如此之高。

    同样，没有博客频道及时地泼出这盆冷水，事件也不会轻易地这样结束。不结束怎么办？继续眼睁睁地看韩寒如斗兽场中的困兽一样被围攻？眼睁睁地看骑虎难下的高晓松不得不打一场闲得无聊的官司？眼睁睁地看博客频道这块中国博客娱乐中心变成是非之地？不表态全国博民都不答应的徐老大发话了，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息事宁人。博客新浪频道也及时地收了手。不过，事闹得这么大，如果结束得太简单，总会给人带来一点儿上当的感觉。再后来，高晓松发表了三封信告别博客，一场骂战的结果居然匪夷所思地有了些伤感悲壮的味道。

    在这场论战中，无辜的博客成了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武器，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激，可以扬。博客主人就是古代的大将军，站在自家城堡墙头指挥“粉丝”们向敌方进军。而各自的“粉丝”就是一位位久经沙场的精壮劳力，不知疲倦地去踏对方的场子。后来，各位大佬玩够了，高晓松在午夜12点更改了博客首页，“全文显示”变成了“部分显示”，惹眼的《律师函》被隐匿起来了；韩寒三改博客标题，风格由激烈转为平和，由明嘲变暗讽；陆川也在博客上承认粗口，并删去了脏话。三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也许是觉得再没完没了下去，自己不烦观众也烦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骂战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们终于看清了博客真实的一面。什么“自由、分享、交流、沟通”？在这场骂战中如果说有自由的话，那也是“自由地匿名骂人”，有分享的话也是“分享对手的污点”，交流与沟通，更是影子也看不到一点。骂战不仅伤害了各方当事人，也给一些参与评论者带来了不少困惑，网人和菜头因为支持韩寒，遭到匿名博友连续的怒骂，最后发表博文“骊歌”欲告别新浪博客，不过这篇博文没在网上放多久就删除了。

    骂战为娱乐版提供了无数个新闻头条，文学圈、影视圈、音乐圈联袂为读者作了一个精彩的演出，单凭这，我们就值得为之鼓一掌。然后，忘了这场骂战给相关人等、给博客这个概念带来的伤害，就当这是一场娱乐事件———虽然有些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相信这不会耽误博客世界里马照跑、舞照跳。

前年此时，欧洲以外少有人知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了捷克的卡夫卡文学奖，半年后，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去年，卡夫卡奖颁给已被文坛遗忘多年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 ·品特，结果，他也在当年赢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一定要从中总结出什么规律，那么你将理所当然地说出这样的预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归于村上春树。 　　捷克新闻社（CTK）上周的消息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了2006年度的弗朗茨·卡夫卡奖。他将于今年10月28日，在布拉格老市政厅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领受此奖——如果他亲自去领奖的话。 　　当年的耶利内克女士和品特公都未亲往，前者是害羞，后者则是因为走不动了。再回到那个刚刚成形的“卡夫卡—诺贝尔”魔咒，村上君若真想在今年12月去斯德哥尔摩，最好早点宣布10月份不去布拉格。 　　卡夫夫终其短暂一生，与诺贝尔奖无缘。但以他的名义创办的文学奖得主，却接连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 　　57岁的村上春树与卡夫卡颇有缘份，其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出版于2002年，目前正在西方热卖，加上较早前的《挪威的森林》，已使他成为近年来最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的日本当代作家，其作品在世界各地已有20余种语言的译本。 　　卡夫卡奖创办于2001年，最初三年的得主分别是美国的菲利普·罗斯、捷克的伊凡·克利玛，以及的匈牙利的彼得·纳达斯（Peter Nadas）。奖品包括1万美元的现金支票，以及一尊由捷克艺术家雅罗斯拉夫·罗纳（Peter Nadas）所作卡夫卡塑像的缩微复制品。

好的制度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使富人变穷。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
――写在前面

我是谁？将何去何从？在当今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处的位置在正在或未来的变革中是有利还是受损？我为什么会感到生存压力？我对我目前的生活感到舒适吗？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引发社会成员对正在或即将变革的社会结构产生个人的重新定位和诉求，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和寻找新的认同。例如，医疗改革之后，人们要考虑到存足钱看病；住房改革之后，人们考虑到要贷款供房；教育产业化之后，引发了高校生源比例的结构性变化，颇受非议；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举国欢庆；……这些，都是社会成员对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和认同指数的反映。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实质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自身安全感的安全系数和该社会中的成员对执政党、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指数。

所有问题的中心命题只有一个，就是：我是谁？我有安全感吗？

当今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虽然宏观表面平静，但微观内部已翻腾。国人普遍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和缺乏认同感之中。可以说，当今的社会变革，是解放以来仅次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这种大的社会变革虽然以平和的姿态出现，但谁也不敢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谁能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来一次？

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突现的时候，就揭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认同危机。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2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新时期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茅先生在《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解决了合法性问题，才有改革的开始。共产党才能够比较放心，允许大家来参与改革的讨论。如果讨论中反覆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讨论变成往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下一步如何走的重要问题就被扔到了脑后。”茅先生明确指出，必需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上推进中国所有改革和完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和平变迁。事实上，随着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参见燕园评论于建嵘先生的《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以及本人的《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一个命题，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已经出现危机。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在《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中指出，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执政党不加以重视，将会危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位从宏观角度以调查研究形式对当今中国社会作了真实严峻的剖析，下面我将从微观角度以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进行阐释：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2、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
3、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
4、中产阶级的孵出；
5、结论。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强，不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就连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1%的权力精英和4%的经济精英，都普遍感到了不安全；处于社会中层12%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安全感指数相对较高的阶层。中国各阶层的不安全感具体表现为掌握权力的权力精英对社会成员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的控制，即对自身拥有的权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和私有企业主向国外转移财产，即对自身拥有的巨额财产的不安全感。仅《人民日报》公布，近年来中国贪官600多人卷款50亿外逃，实际的数字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和现正打算外逃的贪官约2000人，加上已经拿到外国绿卡的中国官员和经济精英的子女亲戚等，共卷款1万5千亿。中国高层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平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不安全感则来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诉求则简单得多，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担心偷盗，抢劫，飞机出事等。安全指数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指数，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阶层安全感普遍下降，这个阶层的暴民数量就会明显增多。茅于轼先生说，中国每年处死超过一万人，“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恐怕大部分都属于社会的低层。”为此，茅先生建议少执行死刑，主张用毛泽东的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安全感的普遍溃乏，以及安全感引发的攻击性，容易引发一个社会的变革危机。王、胡、丁三人的文章指出，目前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多是“能量聚集型”；但如果“能量聚集型”事件得不到解决，就会发展为“放大型”社会事件，导致如印度尼西亚之类的暴乱。

2、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所谓认同，就是指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类。认同感，外在表现为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相关。认同又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多数人的自我认同构成社会认同。例如我认同我自己是一介平民（自我认同），认同杨元庆是精英（社会认同）。认同有一种承认、归属之意。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普遍偏离，主要指中国各阶层的社会认同彼此偏离。例如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普天同庆，是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民族认同普遍一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中国社会各阶层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骄傲。但除了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其它社会认同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执政认同，改革认同，同一阶层对另一阶层的财富认同等。改革并没有如改革之初有预记的那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带动下大家一起富裕，而是少数人得益，大多数受损（相对受损），因此使得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遭到质疑，即改革认同的偏离：在某一项改革中，高度认同的只是既得利益集团，受损的弱势群体则只有无奈跟随；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方面甚至还不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加之近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由此产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共产党执政认同的偏离：权力精英要求更加集权和建立新的权威，广大平民呼吁政治改革和民主。执政党总是努力把国人的民族认同引向执政认同（如申奥、发射载人飞船等）。仇富心理的出现，近两年来独甚，每倒下一个富豪，国人都拍手称快（孙大午案除外，对孙大午案，出现相反的一边倒），即是对富人的财富认同的偏离：资本积累的原罪与掌握巨大资本的精英阶层的为富不仁和赤贫阶层与下层平民对财富不公平占有的仇恨。中国已经出现执政认同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到了这点，企图以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弥补，同时加强对国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控制（例如对自由结社和网上言论的控制），极力利用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来建立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引导国民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同于执政认同（例如反党就是叛国），极力混为一谈（例如爱国主义就是爱党）。相比而言，中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执政认同程度较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继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已经相对沉淀和明晰，即1%的权力精英、4%的经济精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各级政府局级以下官员、技术和文化精英、高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中资外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构成了12%的中产阶级，广大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构成中国80%的平民阶层处于中国社会下层，还有3%赤贫阶层。由于改革继续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中国社会的分层逐渐出现类似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上层精英不认同下层平民，下层平民也不认同上层精英。中国事实上与印度一样，成为极不平等的国家。

3、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认同的偏离。现在社会风气日下，传统道德失守，在于中国人的认同出现在与传统相比比较大的偏离。例如，由于贪污腐败盛行，权力精英靠攫取权力快速致富，使中国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受到威胁。各行各业贪污腐败成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占一亩三分地，职业道德沦丧。娼妓普遍存在。虽然人们以妓女为耻，但对妓女的态度较传统改了许多，同情多过责难。有部分地区出现夫妻档，男的拉客，女的接客，俗称“放飞”。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安全感的增强和认同感的偏离还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如“民工”现在成为不稳定的代名词，民工在每一个城市，都被视为“潜在的小偷”，成为一个城市的不稳定因素。普通市民嫌民工脏，有大学教授建议在公共汽车上开辟“民工专区”。打、砸、抢是暴民的拿手好戏，群体性哄抢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利用权力强占则是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一贯作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到天安门自焚惨剧，说明了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已经到了相当地步。中国已经出现俄化和拉美化倾向，俄化即权力精英中的腐败集团逐步取代平民成为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拉美化即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化。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断恶化，达0.49，实际已经超过0.50，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之所以在如此大的基尼系数下仍能维持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娴熟的高压控制手段，以及中国二千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钢性。然而经常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下层平民的集体上访、自焚、投毒、爆炸、纵火等。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下岗职工刘建平在公司居民楼内纵火自焚，造成居民楼内多人死伤；继南京拆迁自焚和安徽农民朱正亮天安门自焚之后，10月1日
，湖北荆门又一农民企图在天安门前自焚未遂。越来越多的冲突事件表明，改革开放前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冲突事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两个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直接对立事件，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不能再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平民阶层对精英集团是一种羡恨交织的复杂心态，精英集团对平民则是一种强排斥与漠不关心的鄙视态度。自今年国庆节以来，短短15天，就有近20人不远万里来天安门前上演自焚、跳水、纵火等惨剧，北京公安局称已逮捕16人，并称将对在天安门前闹事的人处于严惩。“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上求于天而天不应，下求于地而地不灵，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前20年的改革，民众的机会相对而言公平；96年之后，特别人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已越来越向精英集团倾斜，下层平民在政府决策中少有代言人，很难在政府决策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存在于下层平民的革命情结已经在下层平民的心里潜在，一有机会，规模化的暴民就会产生（近年来全国千人以上的暴动达几十起），由于缺乏组织性，大多被成功镇压。

4、中产阶级的孵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杠杆。理论上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取得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约有12%的中产阶级，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极不稳定时期。此时，中产阶级的意义非常。有调查表明，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者达40%，极不满意者达12%，这还是对4亿居住在城市人口的调查，如果加上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会更高。在调查中，对自己目前生活满意度较高的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呼唤，已经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呼吁了很久，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迟迟不肯壮大，一直在12%左右徘徊，现在，最有可能进入中产阶级的是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最近，小资和白领这个群体迅速壮大，几乎每一个小资都发着中产梦，其中部分已初具实力。假使这些准中产的小资十年后进入中产阶级的阵营，也不过是给中产阶级的比例提高约2至5个百分点，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2020年达17%，中产阶级的社会杠杆作用仍然有限。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然而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的大幅度提升之后，作为“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孵出的瓶井。高等教育改革已经使高校生源发生了结构性改变，96年以前，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农村生源占60%到70%，城市生源占30%到40%；随着这几年学费的持续高涨，2003年，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已出现结构性变化，农村生源缩减到40%至50%，而且呈现继续缩减的趋势；城市生源扩大为50%至60%，呈继续扩大趋势。而且，由于城市生源的增多和农村贫困生源的增加，中国高校生源阶层分化明显，集团与派别林立，贫困生引发偷盗抢劫等治安性事件，富家子弟则引发逃课、打架斗殴等群发性事件，高校学风日下。与此同时，高校中贫困生与富家子弟之间的沟通存在明显障碍，冲突时有发生。有高校教师呼吁，现在，随着高校生源结构的改变，在未来社会中，执政的将是这些不知民间疾苦的高校学子，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将会更加不知体谅下层民众的艰辛，那时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尖锐。事实上，由于教育产业化特别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中国下层上中层再向上层变迁的通道已经收窄或堵塞，中国下层向上层变迁的成本加大，中国上层对下层的强排斥已经钢化，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增长的脚步放缓，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缓冲作用有限。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如果还不及时更正这一点，中国社会矛盾引发暴力革命的危机将增加。

5、结论。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解放以来继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分层已经相对稳定和明晰。社会上层精英对社会下层平民的强排斥性钢化。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变窄，变迁成本加大。在整个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中国民众普遍感到失衡，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强。社会结构缺乏普遍的认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各种现象和执政党的执政以及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认同和对他人的认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激化了改革开放不公所带来的种种矛盾。这种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敌我矛盾性质。潜在的革命已经在人们的心底产生。中国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能量聚集式的潜在革命危机，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最初的革命发生的人们的心底，仇恨的种子正在萌芽，随着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增长，即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取得成功，如果民众从未来经济改革中获利不多或者说甚至继续受损，中国民众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满情绪一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中国社会将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暴力革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再见的历史事件，潜在的革命经已产生，亦可化解在萌芽状态。

“如果你要有个美好的将来，那将是与他人共同的将来。”在资本积累的原罪面前，每一位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评价，何清涟的书《现代化的陷阱》将有100年的历史价值，我只有无奈地承认这一点，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的结尾。

一个自由的国度与一个专制的政府统治下的国度之间的最明显区别莫过于前者对那些统称为法治的伟大原则的奉行。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汪晖先生的一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掀起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二者在学术上的话语权的争夺，反映出对政治走向不同的认识，最终自觉不自觉的映射到中国的宪政建设之上。然而，中国的诸多学者（辟如，北师大的韩震教授、北大的苏力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由主义。但，于此同时，不可否认新左派的贡献，对现实政治现实问题的不同认识，可以使自由主义在不断反思中成长，其对自由主义构成一定程度的智识挑战。本文着重于遵循自由主义的思想进路，探寻中国的宪政建设的方向。

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对中国民从犹如陌路之人，但在西方，这一思想形态却为众人所悉。卢梭、洛克、贡斯当、伯林、托克维尔都曾对自由作过精辟的阐释。辟如，卢梭曾言道：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主张政治上参与的自由。贡斯当区别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他说，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他们承认个人社会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集体性自由相容的……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密监视”，在贡斯当看来，现代人的自由却意味着个离开国家而独立，法国的托克维尔，揭示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乡镇与社群对于维护自由的重要意义。当代政治哲学家、思想史家伊赛亚·伯林，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他认真区分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如他所述，积极自由是“谁有权强制别人去做在他、而不是在当事者本人看来是正确的事”，消极自由是“在何种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被容许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不受别人的干涉”，如果混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概念，或者以积极自由替代消极自由，将极易造成极权主义从而导专门断。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众人皆知，其反映了自由之于人存在的重要性，不禁人们会问起：自由呀，我们为何千万里去追寻你？自由为何在人生诸多价值中占有如此重要位置？各个具体社群、国家的社会语境不同，自由对于人类具有普世性吗？对于这些问题，F·A·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解读。首先，他认为自由与自生自发秩序是相容的并且是它的规定性之所在，在人的自由尝试和努力过程中，认识到其价值本身的重要性，这主要因为稳定的人类秩序，能够从个人自由的行动过程中产生；其次，哈耶克从反面论证自由重要性，他说，通过干涉自由而力图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和设计社会分配模式的做法，极易导致理性不及自由力量的丢失；最后，他认为，自由是人获取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人拥有、把握默会能力或知识的前提条件，顺着哈耶克的视角望去，在人类追寻的“某些终极价值”中的核心价值便是自由。

谈及自由，让人自然想到其劲敌“极权主义”。对此，中国民众更是甚为知悉，奴隶及封建王朝，哪位君主实行的不是极权统治，那样的政治制度下，人们的自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路人相遇只能侧目而视，不敢畅言，更谈不上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那么，在现代的所谓民主社会中，是否与极权主义就绝缘了吗？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是代议制民主，虽然比直接民主适时性更强，但其本身也隐藏着异化的根苗。首先，因为这种国家形式存在非理性的危险，民众很难使用自己的批判理性，相反，由于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被导入盲目的服从，其次，通过多数人意志形成的权力，会使个人的权利处于危险之中，通过多数的专制，民主会导致它的反面。德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对人的统治不仅存在于极权主义之中，而且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群众性民主和集体主义中，现代社会中，个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在集体意识形式、消费主义神话、工业文化、技术、缺乏独立精神等多重因素的作用融合于社会的整体，从而作为批判精神的主体的人不复存在。依霍克海默的观点，我们从中得出，反对极权主义的唯一堤坝是个体独立的批判精神，它是对当代社会进行批判的积极价值。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也对极权主义作了深刻的阐解。她说，极权主义四处渗透的意识形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思想、无判断，这一意识形态是种极端的思想体系，在这时里，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不宽容、极权主义的价值，在这种过度膨胀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历史的整个复杂性被强制性的纳入到某一公式中。她认为，极权主义现象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实际而具体的潜在可能性，现今的民主制度也可能堕入其中。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学勤曾说：“自由主义不是用来理论的，它是用来走路的—贴着地面步行。”我们在宪政建设之中，如何使其在此之路上走的更稳健、顺畅呢？如何更好将化理想为现实呢？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自由主义明确无疑的指向是自由，其在社会意识领域的主导，使得这一政治哲学价值观反映到对宪政的理想向往之上。以自由主义视角来看，若要免于他人的强制，则取决于一个私人自治的空间的制度，这种意义下的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由“法治”加以创设和保护的。在哈耶克看来，“法治”是一个“元法律”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理想。根据此原则，得出法律要具有一般性、确定性和平等性，这三要素是保护自由的关键。在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中，日趋完善中国的宪政建、实现法治设显得尤为重要。

刘军宁在《自由主义宪政追求的再次登场》中，说道：“宪政区别于其他政体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为冲突各方提供了得到共同认可的，几乎可以化解、调和一切冲突的游戏规则……这种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的核心便是宪政制度。”在宪政建设之中，首要谈及的便是宪法，因为作为根本大法，它明晰了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限度，限制着政府的权力运作范围和方式。在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之中，应让公民自身参与其中，让公民的个人意志最大程度的得到反映，从而产生对宪法的认同感，以此而自觉的遵守、关切宪法。宪法的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应以个人的自由、权利为依归，宪法的政体框架设计应符合控权原则，能够使各种权力之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制衡。

宪政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权利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等。对这些已经粗略建构的制度框，应以自由主义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促进系列制度的合理化，实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容回避的是，在我国学术的日常语境中，论及民主的颇多，然而将民主与自由结合起来相论者甚少，对个体自由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辟如新闻自由，到目前为止，这一方面的法律仍未出台，使得媒介在报道涉关党政要人要事时，如履薄冰、欲言又止。新闻自由对于促进个人自由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表达人民的心声，使个体的批判理性得以彰现，从而有效的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对自我权利的更好关注与保护。在宪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应注重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衡性，将部分国家权力社会化（也即将国家应保持中立的事物还归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之中，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尽量减少国家对其进行的干涉和管理。根据哈耶克的知识论，每个人的知识有机构成都是不同的中，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自己更清楚自己的选择，他人对自己选择的干涉就是专断，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自由也就消失了，所以，在市场中，让个体自由的选择，是实现自由主义所倡言的自由重要方式。为了防止政府对个人权利、自由的侵犯，国家各机构的制衡制度、人民的舆论监督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容忽视。只有各机构的相互合理的牵制，才能使各机构不致于妄行，每做出一个行为都要三思而行之。人民舆论可以有效的监督国家机构及其职员的日常行为，使其时刻处于在自我克制之中。如今，我国的违宪查制度极不健全，有点形同虚设之感，有必要借鉴外国相关制度（如德国的宪法法院），切实对立法和行政、司法各环节实施强有力的督察。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所致，宪法规定的都是关于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内容，有对政府权力限制的内容，如某一行为违宪，极可能侵犯公民个体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目前而言，从实质上讲，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使违宪，也不会得到审查。如果法律条款本身对个体的自由、权利设置不合理，可想而知，在执行中，那将造成多么严重的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当然，民众的自由主义意识也是极其重要的，它与中国的宪政构建互动的，唯有自由主义的肥沃土壤的存在，自由主义才能茁壮成长，自由主义的宪政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单位：张心全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研究生方向为宪政学

——为小说《中国地图》所作的序言

    不知不觉，认识老汪已十几年了。

    记得十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民运战士刘贤斌来到我家，几口茶水下肚，就说要给我引见一位作家。于是五六个不速之客一块去找老汪混饭。当时老汪家在五楼，才10来平方米，却养了两个人两条狗。老汪的床造得像座拱桥，睡觉得搭梯子上顶，而日常的精神活动却在床下，比如写作、打电话、发呆等等。286的老电脑在床底深处，加上老汪总是深夜下班，还要猫着手脚，钻入床底，过一番秘密写作的瘾，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台湾特务在嘀嘀嗒嗒发报——可巧了，他这次要出版的小说，主角也是个特务。

    当然，老汪写的是老牌特务，几乎是这个国家一诞生就潜伏下来，等待着指令，伺机颠覆这个国家。可时光如水，时代更替，敌对双方的工作中心都转移了若干回——他被遗忘或抛弃了——于是他祇能去公安机关自首，以唤醒并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个故事在我们周围具有普遍性，我坐牢时，隔壁监房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特务，也是潜伏多年，好不容易等来了海外“恢复组织活动，发展成员，并搜集政治和经济信息”的指令，可刚一露头，即被一网打尽。此老特务的代号“飞鹰”，上校军衔，手下成员两位，一是自己的情妇，一是自己在工厂的徒弟；搜集的所谓“情报”，不过是公开流通的报刊摘录。

    “飞鹰”在狱中很和善，很认命，似乎寻着了归宿。我琢磨他落网的原因，极有可能是隐藏得太久太深，做特务的手艺已经生疏；或因世道变化太快，没跟上潮流。

    “飞鹰”是否比老汪书中的特务更幸运些？如果他没死在狱中，出狱后又去找谁来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我四舅是国民党的战犯，坐牢20几年，1999年去世之前，也曾有过从海峡偷渡去台湾，向彼岛国防部讨个说法的冲动。

    而更远的佐证是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叫《一枝驳壳枪》，讲的是一个老地主在临死前，把儿子唤到床前，瞪着眼，指着某一处地下就断了气。待儿子按其遗命挖地三尺，终于起出了一个匣子，里面有一本土改时留下的变天帐和一只闪亮的驳壳枪！照老汪书中提供的解读方式，这个老地主也是标准的“潜伏特务”，可那祇在地下埋了许多年的枪不生锈吗？还有“打响”的可能性吗？

    回头说老汪，他原籍安徽，本来书读得好好的，却卷入了89学运，并因此坐牢1年多。出狱无处谋生计，就流落到成都，租房打工，据说还卖过鱼。终于因在版式设计方面有天赋而混入了报社，并一直干到今天，已十几年了，这的确需要“潜伏特务”的耐力。老汪在单位，任劳任怨，像一架人缘极好的万能机器，但周围的世界与他陌生而隔膜，大家都不了解或不想了解他在饭碗之外做什么，有什么用。

    由于受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老汪开头的小说很晦涩，朋友们都觉难懂。我曾和他探究难懂的原因，他却回答，脑子清楚的时候，他在忙饭碗；祇有深夜回家，卸下外壳，钻进床底下面对电脑时，他才吐一口长气，松弛下来。此刻两眼恍惚，脑子不太清楚，各种纷乱思绪来势汹汹，他嘀嘀嗒嗒打字，由此上了瘾。他老婆也受到传染，有一段时间，两口子并肩写作，传为佳话。

    1997年，我主编地下杂志《知识份子》，老汪捐助几百元，上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情结人》。这是一篇意识流小说，描述了“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即将开始的一场战争”，我做校对时，的确感到方块字如军团密密匝匝地涌过来，高尔泰的弟子李亚东读出一头冷汗，祇觉出气浪和浓雾，却不得其解。我像破译密码似的，要他注意文中标出的黑体字——打回敌人老家去，它像古典音乐的主旋律，回旋了好几次，我说，你要用耳朵去读。

    接下去，老汪的文字风格日趋明朗，犹如在气浪和浓雾中露出了矛头。1998年出版的《知识份子》第二期，登出了他的现实与寓言混杂的长篇作品《我们——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写作》，朋友们都说到底能看懂了。于是老汪再接再厉，又炮制了《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等一批时事评论，并且用他刚出生的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以向大伙暗示一种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文字决心。国内一个二渠道书商大约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还冒险出了他一本小说集，当然，在市场上没引起任何反响。

    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必丰的逮捕判刑对老汪有强烈的刺激。李必丰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优秀的行动主义诗人，89年卷入街头政治，判刑5年；98年，因把某地工人罢工上街的实况转播给海外，又判刑7年。在写作和民运之外，李必丰还热衷于算命和偷越国境，他的两边脸至今大小不一，据说是第一次或第四次越境被活捉时，叫边防军揍坏的。在《证词》里，我引了他3首诗，其中之一是：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我曾对老汪说，这种冷到骨头里的天才诗篇，朦胧派和第三代都写不出来。但老汪似乎祇对李必丰算命的才华感兴趣，有一次，老汪向国内杂志《大家》投稿，彼主编来了热情洋溢的信，称“很快会用”，可李必丰当即起了一卦，为“未济”，爻辞翻译成白话就是：“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后来果然石沉大海。

    他们之间的漫长友谊就这样开始了，李必丰为老汪算了几十次命，每次都是“事业”。甚至在风声鹤唳的逃亡途中，李必丰也不忘潜入汪家，为他占卦，还为他的新生女送一个大猩猩玩具。接着李必丰落网，老汪长期给他寄钱写信，文风也不知不觉趋向于纪实。在经历过一次抄家与母亲的亡故后，老汪感慨万千，好像一下子老了，他沉迷于回忆，沉迷于人和事的涌现和消失，他坐在电脑前——此时他已搬家，不再是经常出没于床下的那个年轻梦幻者了——血透过指间，一点点渗入冰凉的键盘。他泪眼迷蒙，自语道：“14年了。”一个纪实、梦呓、旁白、独白、引证、摘录混杂的长篇就这样出笼了，其中有落叶和爱情，而李必丰所带出的宿命的影子几乎席卷全篇。他甚至把友人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也直接公布出来，这也是专制之下，世态炎凉之中，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不可抑制的道义。

    一个无声无臭的民运失败者的“指尖淌血”的现状和道义祇能如此曲折地表达出来，但是老汪算什么呢？一个同样无响无臭“潜伏多年的文学特务”的表达算什么呢？他的公开饭碗是媒体，是为统治者营造太平盛世神话的奴性的媒体，可他的私下身份却是谎言的敌人，就像奥匈帝国的银行职员卡夫卡在私下所干的。

    卡夫卡太冷血了，他执意要在死后才公开自己的主要作品；我的朋友老汪可等不了这么久，他一直写，一直赔钱自印，一直免费往网上
贴——但这离预期的反弹还差得远，迄今为止，还没人找上门来，指出“你的贱骨头里就是个特务”。

    遍地干柴烈火的专制政权已忙得气喘吁吁，它祇能活在“当下”，活在“快餐”里，否则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其中也包括老汪要求恢复自我历史及真实身份的挑战——这不，老汪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国家“自首”了，他写出了《中国地图》，写活了一个潜伏特务的经历。他要求有关当局因他的历史问题而处理他，以此证实他曾为一种信仰，一种目的而存在过——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这一大群“有历史问题的”人的要求。

    国家有责任处理它的敌人，但敌人又是国家制造出来的。如今，我们要通过“自首”告诉统治者，自己是如何被社会、时代、党和政府所多次强奸的。杀人灭不了太多的口，于是在强暴者的胁迫下，我们是否祇能遗忘，还是遗忘，祇有遗忘？

    哈维尔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布拉格之春以后，捷克人民因为胆怯而逐渐屈服了，世俗化了，祇有捷克的知识份子没有屈服。可在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比人民看得更透，也垮得更彻底。六四血案之后，老右派王蒙们“告别了革命”；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们摇身一变进入市场，发家致富，充分享受善于妥协带来的“创作自由”。汉学界看好的李锐回归时光倒流的凝固乡村，以功利性的民族意识抗拒殖民者的语种霸权；而内外走红的余华甚至在西方公开说，他没有禁区，什么都可以写。那我想问，他写过《中国地图》吗？或者像里面的老特务， 有过向公安机关自首的冲动？他是否可以谈谈一场大屠杀对创作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2006年1月8至12日在中国西南某小城）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议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原则。殊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是离间国共合作关系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HGC：当即著名的山西“新军”投共事件。但陈说数量有误，投效中共反政府武装的山西“新军”数量不止“好几团”。】，事后，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陕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系，军队常有往来，并因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庆时毛泽东来访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抵重庆，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毛来后，除谒见蒋公外，并拜访党政重要有关人员，我亦被拜访之一人，毛来敝寓高庐相晤，我之会客室一墙角，曾被日机投弹炸坏，尚未修竣，且会客室坐椅均陈旧破烂，有所不恭，寒暄后，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颇为惊奇，盖他人对其来渝，均十分客气，唯我则例外也。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集世界各种主义之所长，而又合乎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经其融会创造而成者，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以增强次殖民地之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而共产主义来自侵略吾国之苏联帝国主义者，须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种侵略为最危险，不可不慎也。其实此种思想，在我国二千四百余年前之战国时代，已早有之，许行、陈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则以劳心与劳力同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视之为异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读过四书，当能记忆及之，中国人民，已受三民主义之赐，获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国家已列为五强之一，不平等条约除苏联外，均已取消，绝不会再愿意去做苏俄的顺民，所以我敢断言，共产主义，绝不容於中国人民，而终被埋葬，而且中国历史之外患，大都来自北方，北极白熊凶狠残暴，不容轻视，不好玩的，为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列强之战场，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义才对，所以我根本反对共产主义。」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於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於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於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占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於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盖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也。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里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有功，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里去算了！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产党那边。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里去，才是正当办法，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於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我们失去大陆。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当日本人占领了一地区，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块钱换取我们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币一块钱，他们用这种方法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万块法币，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燕窝的酒席，才不过三、四块钱。在沦陷区，可以用一万块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人民感到并无吃亏，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他发行一种伪币，此时一万块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乃等於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再举例来说，抗战初期，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大夏大学，他们都在上海，没有钱迁校到后方，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这样看来，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这句话就是「民穷财尽」，到这时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错，可使民也穷了，财也尽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换句话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人民有五千块伪币，政府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不应该占人民的便宜，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於两百块使用，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军事上失败，把游击部队放弃，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部队；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要是我写历史的话，上面这两位先生的错误政策，虽然后者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错，影响大得不得了，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抗战期间，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系，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因此便用他。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也用他，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宋当心这个人，但孔先生因同乡关系，很信任他，便不听党里的劝告。宋子文从国外回来，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其中，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我曾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我说：「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现在要还本兑现，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主席蒋公说：「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你不要怀疑他。」我又说：「有些老妈子、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现在要还本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给他打六折，太说不过去了。」总裁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有些事是属於常识，和专家没什麽关系的。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黑市比官价还要高，可见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以适应市面需要，并以盈收对第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维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图，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政府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孰料到期后，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实在太没道理了。从此以后，华侨对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义【HGC：“坏主义”，原文如此。】，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也未予采纳。从这些事实看来，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检讨起来能怪谁呢？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败，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使我军事受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其害太大，其详见下「我与马歇尔将军」一节，不赘述。

　　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

    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书信都用英文写，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议。孔祥熙先生卸任时，移交给他很多黄金，白银也不少，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人心惶惶，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工会罢工，商会罢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设法平息风潮。

    我到上海后，邀工商社会人士进行调解。他们说：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张，不合乎我们的国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当即表示：大家要冷静，我们慢慢想办法。我并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讲的是：「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大意是说，外国人在上海经营银行，其制度是特别重视商业，他们把我国农产品以廉价收购运回本国，加工后再以高价工业品卖给我们。这可用三句话说明外国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政策，那就是：「不管农业，敷衍工业，特重商业。」但我们应采取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应该是扶植农业，提倡工业，顾及商业而不能以商业为中心，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因此，我批评现行经济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

    演讲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等各大报把我的讲词刊出来。那时宋子文先生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听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后，令当时任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梦麟先生，带了报纸到庐山向总裁告了我一状，说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当。总裁当即打一电报给我，他很客气的说：「立夫兄！你对金融有什麽意见可向我说，不要对外发表。」於是我拿著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说：「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骂了你呢？还是帮了你的忙？请你花十分钟仔细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后说：「你没骂我呀！写得很好嘛。」我说：「在我的演讲中，我仅说明过去几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袭外国而仅注重商业，於我国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议以后金融政策予以彻底检讨，加以改革，这是替你解脱的，不料却引起你对我的误会，我要离开上海回南京了。」他说：「你别走，明天我请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负责人在中央银行开会，特别请你发表演说。」以宋氏骄傲的个性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说：「回南京我的票都买了，已不能再躭搁。」但经其再三恳切的挽留，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连夜邀请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领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银行开会，我演讲时仍强调日前我所讲过的三民主义经济政策，并指出目前我们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多少年来带来吸我们的血的制度，极不适合时宜於我国的需要；这当然非宋院长的政策，但今后望其能针对积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

    我的演讲历时四十五分钟，宋氏始终很虚心的坐在主席位子里听讲，据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听人讲话，是罕见的事。我讲完了，他并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讲中还强调：「我非学政治经济与银行学，只是站在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立场，希望改革现行金融制度，以适合国家社会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罢工罢市反对宋氏风潮后返回南京。待总裁自庐山归来，我即写一报告历述上海见闻以及平息风潮经过给总裁，并指出此事件暂时虽已无问题，但目前我国金融政策已届危险边缘，亟应研究改革。总裁看了我的报告后，当即命令成立一「经济改革委员会」，且令我担任主任委员，刘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该会委员之一，另有学者专家多人参与。宋氏按时出席开会，在他这位一向骄傲的财经专家来说，是颇不容易的事。嗣经拟订一经济改革方案并依法定程序通过，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给总裁交由财政部门执行。

    我想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总理是经济长才，而非军事专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们还不至来到台湾。回想起来，无限感慨！

   

    节选自《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5章、第6章各同名节内容

中国司法停留在夜郎时代，连正当的批评也当成了威胁，把最有爱心、最忠诚于国家的记者都当成危害国家的罪犯。

贵州省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为发表了4篇批评中共的文章最近遭到起诉，作为律师，我接受了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女士的委托为他辩护。通过互联网，我很容易就读到了这四篇文章，我对这个案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2006年3月13日，踏上了去贵州的行程。
    

李元龙的四篇文章题目分别是：《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不光是涮涮八十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

其中，《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是出于仰慕美国政治制度、希望在自己成为精神上的美国人。其实，正如一位人权专家所说得，在事实上加入美国国籍也不是罪过，何况是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很多优秀华人比如杨振宁、李政道博士不仅在思想上、而且都在实际上加入了美国国籍，这又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党和政府的坐上宾？

《生的平凡，死的可悲》是对中共历史上宣传“政治童工”刘胡兰为意识形态争端而牺牲提出批评，这个问题大陆很多学者、作家都对此提出了反思，比如狄马先生的《刘文学遇难记》反思少年刘文学为抓偷辣椒的地主儿被害死，就与李元龙的文章异曲同工。其实，少年入党、少年为党牺牲也早已不被中共所提倡，而且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也违背了普适的价值理念。

《不光是涮涮八十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是对中共的某些领导干部（还是中低级干部）不近人情的表现（老母死亡为了开会不奔丧）提出批评，主题也并无大错，老母去世为了开会不奔丧的做法，很难说是出自真心忠于党的事业，恐怕更多的还是为了自己升迁，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其实是对中共形象的一种抹黑。

《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则是对中共某些地方机关吸收一百岁的老人入党这种做秀之举提出批评，吸收一百岁老人入党从中共的宗旨看也是违背党章的做法，只会让社会对宣传入党的真实动机产生误解。

总起来看，这些批评的对象都有具体所指，即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现象，当然，文章最后一般都归结于对中共形象的攻击，但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提到国家政权、更不用说攻击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笔者认为，贵州司法当局把李元龙对中共的批评认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于把党当成了国家政权本身，把批评等同于“煽动颠覆”，这在事实上不成立，在逻辑上也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3月14日，我和当地一位律师到毕节地区看守所会见李元龙先生，手续办得很顺利，管教人员查看了我的律师证、律师函、委托书和毕节地区检察院的起诉书，立即安排会见。

因为天气寒冷，李先生穿着一件军大衣，人看上去很瘦弱、斯文，一介书生模样，完全没有“夜狼”的恐怖和狰狞。

同行的律师介绍说：“这是山东来的李律师，给你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其实他说的不确，我是由独立中文笔会提供费用来辩护的，并不是免费援助，在这种场合，我也懒得解释。）

     李元龙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感谢，非常感谢李律师。”

     我问他，“你在里面的情况还好吧，朋友们都很挂念您。”

     李元龙：“我还好，在里面照顾得还好。感谢朋友们。”

     下面是我们正式的谈话笔录。

     律师：起诉书你收到了吧？有些什么想法呢？

     李：我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不承认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制定的，就是用来定我们罪的。我没有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只是想让这个国家走向民主、自由，实现和平转型，我的想法错了吗？我没有错，没有。

     律师：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讨论，关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你有些什么要谈的？

     李：有。文章是我写的，我认帐。但我不是用hotmail的邮箱发出的邮件。邮件是我儿子发出去的，什么内容他不知道。这些文章都是我先手写好，然后录入电脑的。我不太会用电脑，写这些文章也是为了练习打字。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录入电脑，而且发出来，很有成就感。所以会有手写稿和电子稿等两种文本。

     律师：从思想层面上，您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些文章呢？

     李：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我是党报的记者，整天说假话、套话，心里很压抑，渴望能有机会说说自己心里的话。二、目前的国内现实，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牵制言论等等，让我觉得中国社会需要转型，作为知识分子我有批判、揭露这些现象的义务。三、我通过互联网，看到了海外的一些信息，也受到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变化。

     律师：但是你是怎么被盯上的呢？

     李：我发第一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还不会用电脑，是我儿子帮我发出去的，四天后我登陆《议报》网站，发现署名居然是我的本名“李元龙”。我担心暴露自己，立即让朋友打电话给编辑，改为夜狼。后来的文章都用夜狼或者“yehaolang”，估计国安就是这样发现的。

     律师：我认为，您对法律的认识有些误解，您撰写文章批评中共的行为其实并不违反法律，更不能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认定你的文章捏造、歪曲、夸大了有关事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失公允，指控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论证。

     李：对。他们说我捏造中共执政期间死亡8000万人，“六四”用坦克车压死学生，我这都是从网上的来的信息，他们说我捏造，应该拿出真实、权威的材料啊。他们没有比照，凭什么说我捏造？

     律师：这些你都可以在法庭上说。我们也会从法理上为你做无罪辩护。

     我还跟他谈了其他一些事情。限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再转述。

     总的感觉是，李元龙在侦查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他的正上高三的儿子也被牵涉其中，被传唤三次，这个残酷的事实让他精神几乎崩溃。为了儿子，他不可避免的要说一些自污的话，以求得到“宽大”处理。

     

承办李元龙的案子，感触最深的是，他非但不是一匹恐怖的“野狼”，而且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良心记者，一个毕节市非常闻名的“大好人”。

他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救助了三个贫困的孩子读到了大学。其中一个还读了北大。他被捕以后，从监狱里传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他的妻子杨秀敏律师继续负担这些孩子的学费。

当地舆论对李元龙因写文章被抓，反映强烈。他的报社的好几个同事还专门为他写了证词，证明他做了大量的好事，要求法院放过这个好人。私下里，不少检察官、法官和政府的官员都认为，李元龙的案子根本不应该定罪。

从贵州回来，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两个词，“夜郎”和“夜狼”，贵州故称夜郎国，那里的国君坐井观天，居然和大汉比较谁的疆土更辽阔。如今的贵州虽然也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是司法当局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夜郎国时代，如其不然，何以思想闭塞若是，连正当的批评也当成了威胁，把最有爱心、最忠诚于国家的记者都当成危害国家的“夜狼”呢？

《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在日记里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2+2=4的自由。”说实话，我不太明白。可以说2+2=4的自由算是什么自由？哪一种制度会禁止人们说2+2=4？对自由有大致理解的人都会同意，“自由就是可以说2+2=5的自由。”——允许说2+2=5的制度，必然允许说2+2=4；允许异端言论的制度，才是真正自由的制度。

不过，细细品味，在乔治.奥威尔这篇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这个等式并不简单，似有深意。有过在极权体制之下生活体验的人们或许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2+2=4就是一个常识，只要不是疯子傻子都会接受的常识。自由制度的生长固然有一些历史际遇，但和极权制度相对而言，它不过是尊重常识、接受真相的制度。自由不是标新立异；它不是整天呼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调，慷慨激昂地要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它不过是承认了人的基本需求、本能和人性：只要是人，都想要幸福安全地生活，都不愿无缘无故地挨骂、挨打、挨枪子儿。自由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允许人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愿望；这些愿望在每个个人那里是极其自然的、理应如此的，就像2+2=4那样。当无辜的公民聂树斌、滕兴善被绑到刑场上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心中的世界，就是一个黑白颠倒、连2+2=4也不许说的世界。

而极权制度必然是一个强制人们说2+2=5的制度。极权主义就像一个野蛮的妓女，她用枪杆子来逼迫人们歌颂她的贞洁；这还不够，她还逼迫人们真的认为她纯洁。只要统治需要，极权制度就会剥夺人们说2+2=4的自由。在《1984》里，2+2=4的自由在残忍的刑讯中被剥夺了：特务头子奥勃良对温斯顿的审问是从他日记里的这句话开始的。他伸出四个手指，问：

“我举的是几个手指？”
“四个。”
“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
“四个。”
电击。疼痛。
“几个手指？”　
“四个。”
更强的电击。更剧烈的疼痛。（奥威尔对刑讯的想象力比中国警察差远了，连101号房间也是从中华帝国借来的。）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什么，四个！”
更强的电击。更剧烈的疼痛。
“多少手指？”
“四个！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四个！”
“多少手指？”
“五个！五个！五个！”
“不，温斯顿，这没有用。你在说谎。你仍认为是四个，到底多少？”
“四个！五个！四个！你爱说几个就是几个。只求你马上停下来，别再教我疼了！”

按照思想总管奥勃良的说法，改造思想（其实任何对思想的改造其实都是最恐怖的刑讯逼供！）分为学习、理解、接受三个阶段。到了最后，温斯顿完完全全接受了“自由即奴役”的说法，他不由自主地在本子上写下“二加二等于五”，他发自内心地热爱老大哥、热爱党。

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让他说出并相信2+2=5？为什么花这么多银两去控制言论思想和信仰？难道2+2=5能够给党（“英社”）带来巨大的好处？

也许就是如此。“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党的说法和温斯顿的说法——2+2=4，应该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看法——产生了矛盾，这是毫不奇怪的，甚至是必然的：2+2=4不会给党带来额外的好处。党伪造了生产数字、伪造了战争和叛徒、伪造了历史和现实（负责篡改一切、消灭真理的正是温斯顿所服务的“真理部”），因为它区别于历史上的一切统治形式：谎言乃是老大哥、核心党员进行统治、获取好处的基础。2+2=5同时是一个区分技术：指鹿为马意味着绝对的服从和绝对的忠诚。于是谎言披着真理的外衣在我们的生活中肆无忌惮地重复千遍万遍：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没有一个人因为网络言论被捕；中国是世界上人权最好的国家；等等。谁需要这类谎言？一个男人只有欺骗老婆或者勾引别的女人时才喜欢编造“她是我小学同学”的谎言；一个罪犯才需要毁灭证据和虚构身份。

这个时候，再说2+2=4就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些因为思想、言论而入狱者无非就是不识时务、仍然坚持说2+2=4的人们。也许不是因为他们的数学太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双重思想”的逻辑。与其说“双重思想”是极权主义的共同特点，不如说它是不幸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们必备的生存技巧。双重思想要求人们同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而两种说法都一样自然、一样真实。双重思想是党的“核心思想”：“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在真诚地接受2+2=5的同时要知道2+2=4才是真实的；而一切关于2+2=5是谎言的信息都必须忘掉，就像它们从来没有过一样。党的口号也只有通过双重思想才能理解：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对有些人来说，“双重思想”的技巧实在太难掌握，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一、坚持说2+2=5。这在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和个人能力大致相符合的、一个人想要的一切。唯一不幸的是，党也有2+2=4的时候。二、坚持说2+2=4。这在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前一种人不想要的一切。失去住房、失去工作、失去名誉、无法出国、进监狱，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人人必须表态的地方（比如大洋国），沉默、装傻，既不说2+2=5，也不说2+2=4，是不行的。　

在一个允许人们说2+2=4的制度下，一定允许人们说2+2=5。理由在于，允许人们说出常识，等于允许人们相互交流、彼此尊重，等于赞同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原则；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所认定的真理，等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口径，不存在真理的审查机关；这必然导致一个利益多元、思想多元的社会体制。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同2+2=4的社会里，说2+2=5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伤害；而一个强迫人们说2+2=5的社会里，2+2=4的认同者就是敌人。

在一个允许人们说2+2=5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会说2+2=5。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焚烧国旗案；焚烧国旗的行为被惩罚的时候，州通过立法禁止焚烧国旗的时候，不少人故意焚烧国旗表示抗议；而当最高法院最后认定焚烧国旗属于宪法所保护的表达自由的时候，焚烧国旗的行为却极少发生了：在一个连烧国旗都被允许的国度，那还烧它干什么呢？如果言论自由的边界是“即刻而现实的危险”，还有多少人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如果2+2=4是一个隐喻的话，它不是指政治意义上的绝对理性和唯一真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公认的标准，超越民族、阶级、文化的正义标准。虽然历史地看，“正义”或“自然法”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变脸，但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最基本的正义原则、遵守不遵守伦理底线，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分。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么把种族的纯洁性当作最高的标准（纳粹的“种族正义”）；要么把领袖的语录作为最高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要么把一切自由民主的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口号（“以阶级斗争为
纲”）；要么或明或暗地支持“强权即公理”（“落后就要挨打”）。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普遍的正义准则。它被人们普遍接受，就像2+2=4一样。在我看来，这些普遍的准则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标尺，而是共同的正义底线；不是积极的激进的主张，而是消极的合情合理的禁令。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善的状态，人类的智慧也不足以设想和描述这种完善状态；但人类的智慧已经发展到了可以为所有的政治共同体设定一个及格线。不得灭绝种族，不得剥夺生命，不得施加酷刑，不得干涉司法独立，不得剥夺言论自由，不能垄断新闻，不能强制信仰，不能侵犯私产等等，达不到这些要求就是不及格。

但极权主义玩弄语言技巧和庸俗的辩证法，把一切人权标准、自由准则说成是相对的，把“国情”或“传统”作为拒绝文明的挡箭牌，把各种批评说成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在不允许说2+2=4的地方，奴役也不允许说成是奴役；“奴役就是自由。”警匪一家就是依法治国，冲突四起就是和谐社会，操纵选举就是人民民主，煽动仇恨就是爱国主义，愚民教育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维持特权就是保持党员先进性。
  
奥威尔借主人公温斯顿之口说道：“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的的确确，在我们的社会里，“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到了必须说出来、必须捍卫的时候！那个在街上得意忘形的皇帝真的什么也没穿！为了开“两会”就把上访者赶走或抓起来是不人道的；把持有不同的思想观点人投入监狱是反文明的；法官不依法审判而屈从政法委的命令是不公正的；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是违法；用枪炮镇压赤手空拳的请愿者是犯罪；户籍制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身份歧视；农民土地是不能随便征收的，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是不能随便拆的；加入练气功的团体不能受到惩罚；人们选择和更换政府的机会不能被剥夺。——虽然有时候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简单的论断需要复杂的知识或复杂的说法，但我们更多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些简单的判断！正常的理性总是可以让我们说，手被刀砍断是很疼的，除非是在麻醉状态——即使我们的嘴一直被堵住，即使我们一直被注射麻药，可那手还是被砍断了啊！

2006-3-8  
《大风》首发

北京作家牟筱白惨遭毒打

【2006年4月3日狱委讯】三月二十五日住在北京市中心前三门地段的作家牟筱白，在自家楼下惨遭暴徒毒打。他当时血流满面、奄奄一息。警察能把他送到医院就很不错了。之后，医院还是本着”先收钱，后治疗”的行规处理。牟先生这时请警察先垫付，警察依然婉言拒绝。但是同意开车送满面鲜血的牟先生回家取钱。然后，回来就医。  牟先生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在青年时代参加北京地下文学活动频繁。先后参加了郭世英组织的《X诗社》，后来又参加了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改革开放后，他依然活跃在北京文坛。笔锋锐利，最早发表文章揭露衙内陈小同的恶行。  这几年来。除了国内诸如《北京晚报》、《南方周末》常有他的作品外，也在海外《开放》、《动向》等媒体也多次刊登牟先生的文章。因此，过去有关部门常常关注牟先生，这次事故之后，这些部门则不闻不问。至今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牟筱白先生为自己生存的安危感到担忧。 　 （来源：博讯）

Hong Kong complaint targets Yahoo for role in jailed journalist case

New York, March 31, 2006—A Hong Kong legislator and a representative for the family of jailed Chinese journalist Shi Tao filed a privacy complaint Thursday against U.S. Internet giant Yahoo for its role in the imprisonment,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The family is also considering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 in Hong Kong or the United States, said Zhang Yu, a spokesman for the family Zhang and Hong Kong legislator Albert Ho said that Yahoo’s Hong Kong operations violated a Hong Kong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when the company provided mainland authorities with account information used as evidence to sentence Shi to a 10-year prison term for “providing state secrets to foreigners.” Their complaint was filed with Hong Kong’s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which said that it would investigate,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s. Yahoo has denied violating any privacy rules. “We support a prompt and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Yahoo’s compliance with Hong Kong privacy regulations,” CPJ Executive Director Ann Cooper said. “Our colleague Shi Tao continues to be jailed unjustl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sending an e-mail on a Yahoo account that he believed was private.” At a press conference today, Ho showed court documents revealing that Yahoo Holdings (Hong Kong) Ltd provided information to authorities that helped identify Shi, an editor of Contemporary Business News in China’s Hunan province, as sending an e-mail to a U.S.-based Web site summarizing propaganda authorities’ instructions to the newspaper. “They’re a Hong Kong company,” Ho told reporters,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Why do they have to comply with Chinese requests? This is the biggest question.” The April 2005 criminal verdict issued by Changsha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in Hunan refers to “account holder information furnished by Yahoo Holdings (Hong Kong) Ltd..” The verdict said the information confirmed the sender’s telephone number and business address. Yahoo’s General Counsel Michael Callahan wrote in a December 2005 letter to CPJ that Yahoo had responded to an information demand by the mainland PRC government, but that Yahoo’s Hong Kong subsidiary was not involved. “The PRC government ordered Yahoo! China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Yahoo! China complied with applicable PRC law. Neither Yahoo! Hong Kong nor any other Yahoo! subsidiary would respond to a PRC law enforcement request, other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applicable laws,” Callahan wrote. “In this case, our domain names in China were registered to Yahoo!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 which was also the holding company for the Yahoo! China operations, however, as indicated above, Yahoo! Hong Kong was not involved in any way in this matter.” In November 2005, CPJ honored Shi with an International Press Freedom Award for his courage in defending the ideals of free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