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不济离乡关
话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在蒋公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抗战，赢得了最後的胜利。尤其光复了在日本统治下五十年的台湾、和十四年的东北，使该两地区人民重见天日，投入祖国慈母般的怀抱。我当时刚满十四岁，饱尝日人的铁蹄压迫，孩子早熟、人民爱国，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如前所述，东北光复之日，亦即苏联红军抵达之时。他们在渖阳驻进日本占领中国的北大营後，官兵便有计画的到所有工厂，将制造母机和重机械拆下，装载在火车上一列接著一列运往苏联，据说当时时价总值约在五十亿美元以上。同时将缴获日本军队之全部武器，统统交与林彪之八路军令其坐大。在另一方面，根据苏联与中华民国新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红军应於战争结束後三个月内，完全自东北撤出。换言之，苏军应在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离开东三省。虽经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不断交涉，红军赖著不走，继续遂行其掠夺「劫收」之能事，直至次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始完全撤离。综结红军盘踞东北八个时间，除大肆「劫收」外，不仅强迫日侨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到处强奸东北妇女同胞，大家为了瞒过「大鼻子」，妇女们全把头发剪成男式「分头」，并改著男装，以期「避祸」，熟料苏军会去抚摸乳房，因适时冬季，有时误将美男掳去，照样难逃污辱。笔者的姐妹以及亲戚，都被藏了起来，吓得几个月全都不敢走出大门！
「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这是人情之常。中共从红军那里得到了好处，自是感激万分，称苏俄是老大哥倒也无可厚非！但面对他们禽兽不如的罪行，既不抗议，更不指摘，任其为所欲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中国人立场言，中共只知一党一己之私，不顾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死活！老实不客气地说，东北老百性【HGC： “老百性”，原文如此。】已把中共给看扁了！然八路军为了扩军增强造反资本，更在地方上实施对地主进行清算斗争！并非法将地主装入麻袋中，投入严寒下冰窟之冷水中，任其冻死！或用马将地主活活拖死！同时更用「热坑」烙饼方式，当人无法忍耐而不得不摇动身躯时，即被指为表示愿意参军之卑鄙手法，欺骗人民，压迫人民！故有识之士，无不奋起反抗，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都成了中共枪刀下的冤魂！
笔者由少至今，最爱书也最喜欢读书。光复那年，学校固然解体，但我有些因「反满抗日」坐牢或被罢黜的老师们，不久全回来了！於是同学们和老师们有了往来，而後者决定以自动自发方式，旨在传道、授业、解恶，以补日治时代「奴化教育」之不足，尤以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为主。前後授业虽仅半年，但要比过去八年「鬼子教育」所获的心得，真不可以道理计，特别是民族思想和时势教育，对於一个青少年而言，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後，因国军光复渖阳，学校不久复校，改建新制。吾校并入辽宁省立渖阳第一中学，亦即伪满第五国民高等前身，该校在日本浪人恶毒薰陶下，过去因斗狠闹事出名，有「五驴子」之称。除了英式足球年年蝉联冠军外，实在一无所长。不过，新的校舍是原日人「城东小学」所有，建筑宏伟，采光一流，与吾原中学校舍相比，该是最高学府的等级了。足证日人前在东北，处处享受特权，高人一等。该一中除了原「新城子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外，还有渖阳市附近的其他六所学校，被合并进去。有不少同学为了从头开始，故意降级，因此高班学生较少。我则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降反跳，由於自知用功，成绩尚还差强人意。经历过的校长有任佩霖和李恩浩两先生，他们全是接收大员，而训导主任李廉和历史老师张刚键，都是从日本宪兵队的牢里出来的！这四位老师对笔者影响最大。在学校普遍不安的情形下，第一中学学风该算是最好的了！记得当时省主席，亦即「九一八事变」时任渖阳北大营团长的王铁汉将军，特莅校训勉。後来在台有缘与他们夫妇结为亦师亦友。
一九四八年六月，黄埔军校到东北第二次招生，亦即招考第二十三期学生，於六千余名报考的青年中，共取了六百人。校长对我们考取的九人，特予接见鼓励。时因国军到处抓兵，不敢轻意离开学校，直到报到最後一个星期，才返家徵求父母同意。当时正有国军炮兵团，驻防家乡，住我家之连长、观测员全是军校前期同学，他们得知双亲难下决定，便从旁说项，同称军校现改新制，入校新生将来允文允武，前途无可限量。加上当时有钱有势之人，莫不设法飞往京津及其他後方地区，我家累世务农，自不愿变卖祖产而他往，然能送子去四川成都，机会难再。当时东北局势，已呈不稳，但见国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纵有挫折，亦认短暂，对未来和长远而言，仍大有可为。那时家中，我走之後，即无青壮之人，盖长兄已去世七年，侄与侄女，俱皆年幼，但经族人及老师们权衡结果，众皆赞同。相信我的二老在两难情况下，最後终於首肯。还清楚记得家父家母一直牵著我的手，把我送到车站，那是八月间的一个早晨，从那以後，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
同月，招生处负责官员陪同我们搭乘军机飞往锦州，是时正是东北人所说的「青纱帐」季节，从机窗俯视美丽的河川农田，绿油油一片，美丽地令人会多看几眼！那也是第一次鸟瞰故乡大地，後在锦州目睹国军构工，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我们再从锦州坐火车到秦皇岛，在该地乘海轮至上海，後又接乘江轮，逆水而上，因首次看到我国大水长江，真是兴奋异常，乐而忘忧。直到重庆，得知长春失守，共军主力南下……局势虽与我不利，对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等将军及其所属部队，仍抱莫大信心！约於十月间，到达成都，是年十二月一日正式进入了陆军军官学校第廿三期入伍生第一总队受训。正是：
时运不济离乡关 投笔从戎往西川
整个局势如垒卵 寄望黄埔复河山
国府中央迁海东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秋季，国共内战由高峰进入最後阶段。而国军败象，已暴露无遗。徐蚌（中共称之淮海战役）会战的失败，首都南京的失守、长江天险之不足恃，国军由北向南，节节败退。不旋踵间，广州不保，政府机构被迫撤往陪都重庆。很不幸，第十六兵团罗广文司令，率部叛变。重庆步广州後尘，陷入共军之手。
国府於是又搬往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成了蒋公的临时行营。最高当局鉴於军心不稳，为防意外，改由军校廿三期第二、三总队学生担任警备工作。当时只见冠盖云集，高官显宦此进彼出，络绎不绝。
约在十二月初，在我们尚未觉察时，政府机构舍我们而去。官校校本部一下子变成非常冷清，真的门可罗雀，而且令人恐慌不安！官校於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由国父亲自创建以来，到大陆撤守前共有三位校长，即蒋公、关麟徵和张耀明两将军，关张的官阶均为中将，且为蒋公的官校第一期学生。关校长於抗战胜利後接任校长职务，直到三十八年秋转任陆军总司令时为止。後来，蒋公便任命了关将军的长期副手张耀明将军，出任军校第三任校长。军校教育长吴允周将军（军校三期）、政治部主任王锡钧将军（军校一期）继续留任。而学生总队的三位总队长，分别是萧平波少将，李邦藩少将和董桂森上校。还有教育处长李允中少将（军校二期），他後来担任军校迁校行军的指挥官。也主宰了我们这批「末代军校」学生的终生命运！
国府中央对高级将领及其眷属撤往台湾一事，可能早有决定。故吴，王二氏及其家人，全不辞而别！张校长人虽在成都，但却把带领学生的责任，交给了李允中和三位总队长。接著，他们奉命要把校本部和学生迁往云南的大理。自那时起，似已注定前景不佳，命途多舛！
初，全校师生、官佐、士兵，奉命整理行军装备，并要设法「轻装」，力求以能携带能量和必需品为主。於是大家把皮鞋、皮靴、蚊帐等较受市民喜爱的东西，全部卖掉花用。乃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指挥官李允中将军率领大约近万的大队人马，悻悻然离开我们爱恋的蓉城，向遥远的目的地进发。我们第一总队，因又分骑、炮、工、辎重、通讯、战车等兵科。故大家又称其为特种兵总队，以别於二，三步兵总队。笔者在炮兵大队（共三个中队）的第二中队受训。由於总队长决定，由我队驾驶炮车（美式七五米喱榴弹炮），是军校最新式的重武器。我们全队一二○名学生及官长十员，每二十余人分乘一部，但因装载炮弹、车胎、汽油，实际上仅能轮流乘坐，每次仅有五，六人搭乘。每回轮到乘坐机会，均有「坐上炮车，实在快活」的感觉。怎奈昙花一般，瞬间即成过去！我们走了三天，到了大邑。
话说四川大邑县，是时城高墙厚，保存完好，城门紧闭，当易防守，而城墙顶端，宽厚平坦。虽无法用做大炮阵地，但架设轻、重机关枪，最为理想。我们第一总队於傍晚时分，开进占驻。也说得上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了。
原来，当我们离开成都时，大部份伙夫们都是老资格的半兵半民，常听他们得意地说：「你们大队长当学生时，都吃过我做的饭菜！」可见他们不仅年纪大，而且全有了家室。因此多未随行，自然也勉强不得。因此之故，各队炊事，悉由学生轮班负责办理。那天适正轮到我本人和另外五名同学。是次是我生平头一次下厨。全队於用过半生不熟的米饭後，各就指定位置；或出任务、或去警戒，或和衣而眠。而我们六位客串伙夫们，於清理完毕後，已经感到累了。遂就近找到临时安身之所，转身便进入了梦乡。
约在午夜时分，城外难民，雀噪不已。喧闹之声，由小而大，由远而近，终至把我惊醒。最後难民们蜂拥而至，直呼「快开城门」。就在此时，共军重迫击炮弹，呼啸而至。说时迟，那时快，有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我们中间，火光耀眼，药味薰天，烟雾弥漫，天昏地暗。迨稍镇静下来，发现吴侠同学倒卧血中，不幸遇难。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罗东亚同学上体及双臂均被碎片及石块重物打中，伤势不轻。另三位同学和李湘津区队长与我，均挂了彩，算是幸运儿，没有太大影响！大家全是头一次碰到真刀真枪，而且目睹死去的同学和鲜血，不记得别人的确切反应，我则被吓得直发冷汗，腿打哆嗦，被惊得不知所措！大家为了迅速救助我们这几位伤号，每个人表情严肃，忙成一团。所好，有位同学做过二○七师里的排长，经他好心劝慰，同学们才从惊乱中，恢复了秩序。
人在紧迫中，才会感到时间过的最快！不觉间，东方已发白。队长派人买了棺木，委托当地乡绅代为吴同学处理後事。全队官生经此无情打击，忧郁寡欢，历久而不能去！
迨至翌日下午，城之西、北、南门皆不支，随时有遭突破之虞。总队长乃下令破坏所有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因紧急撤退，大炮、车辆，自在摧毁之列。我们最珍爱的炮车，刹那间成了一堆废物。从此只能徒步行军，那天个个轻装，夺门而出，人人垂头丧气，心情凝重！
就在同一天内，第二总队，亦在安仁镇到大邑途中，与共军十八兵团徐向前部遭遇，死伤一百余人，第二总队李总队长不幸阵亡，为国捐躯。对官校师生士气之打击，莫此为甚！
就在此时，从云南传来卢汉主席已於十二月九日投共的消息。那么军校师生的预期目的地，无异已自地图上消失。顿时，陷於前无去路，後有追兵的绝境。正是：
国府中央迁海东 首战伤亡实不轻
屋漏偏遭连夜雨 行船又遇对头风
末任校长为贪生
就在此时，张校长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成了「及时雨」。他操著浓重的秦腔，首先给大家打气，表示将和学生们同甘苦，无论生死都在一起等动听言词。讵料，翌日清晨，便飞台湾去了！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後来在台湾一直距二十三期同学於千里之外！他到晚年，除与于右任、同乡和军校一期同学黄杰、胡宗南、袁守谦等有来往外，甚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不过，在他去世时，我们这批九死一生的廿三期部分同学，仍跑到殡仪馆礼堂，向这位第一期老大哥致哀！大家不期然地想起当年，设使张校长那时能和同学「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以他过去作战经验和声望，说不定会带领我们打出一条生路出来！倘张校长不幸在作战中阵亡，当有泰山鸿毛之别。人生自古谁无死，但看死在何时，死在何地！然张将军竟不此之图，只顾个人安危，不顾学生和部属死活，丢下三千子弟於不顾，扬长而去，逃之夭夭，一走了之。他把平时训诫我们的十二字诀：「负责任，守纪律；不贪生，不怕死！」忘记的乾乾净净，怎不教人失望，痛心！
自校长出走，接著有宪兵团、政大学生、陆大将官班、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随员和警卫营，还有胡宗南部的散兵游勇，统统跟著我们後头，他们是否也归校本部指挥，便不得而知了。有人说：「人多势众」。其实不然，特别在部队行军时，无组织的人群，勿宁说是一种灾难。大家对食物、饮水、屋舍，均有同样的需求。而且前进时，争先恐後，道路往往被挤成水泄不通，动弹不得。此外，还有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难民，何止万千？且行动方向，并非一致，甚至交错行进，所在多有。时为隆冬，蜀地低云多雾，以致天浑地暗，更平填了不少愁意！
听说李允中将军身傍，早有奸细埋伏卧底。当是时也，何啻千载难逢，他们遂进身建言，谕以大势已去，狂澜既倒，何不订城下之盟，通电北京，既可立功自保，又可为学生找一生路，否则……。李当时自有打算，不为所动。又数日，谣传国府自台派来大批运输机，前来接运学生。「人往好处想，水往低处流」，实乃求之不得，怎不信以为真！於是，又把学生队伍开向新津机场。迨至机场附近，枪声大作，守备机场之胡宗南部视吾等如仇家，我们根本无法靠近机场，去台梦想，到此完全破灭。後来传言胡部同共军作战，毫无建树，但就抢登飞机，却有一手。不管怎说，人家近水楼台也好，捷足先登也好，反正上了飞机，平安地到了台湾！
笔者推测，自那时起，李对未来前途，已失去了信心，终至完全动摇。那一日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距中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好是三个月。李的电文被刊在「成都晚报」上，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拥戴北京新政权。第二十三期成了最後一期，我们便成了「末代军校」的学生。同学们看到这一消息，无异晴天霹雳，难予置信，面对这个悲惨境遇，简直不能接受，在惊愕失望之余，均不约而同地嚎啕大哭，痛不欲生！正是
末任校长为贪生 送掉三千子弟兵
卖国求荣伤天理 黄埔罪人李允中
劳动改造当牛马
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过著无政府状态下的生活。我们原来军校的中队长、区队长，有的离队，不知去向？留在队里没有走的，也不再过问日常行政。至於我们自己，因语言问题，无处可以藏身，加上没有金钱，可供逃亡途上之需。於是只能凭天由命，逆来顺受。大家轮流买菜买粮，生火造饭，设法填饱肚子再说。有时三五友好，也会私下对未来进行猜测，可是既无情报，又无参考资料，当然不可能做成任何的正确判断出来，那种对前景一片茫然的感觉，好似浓雾里的迷航孤舟，何去何从，不知所措！
直到有一天，原军校通讯兵副大队长姚某（他是潜伏的民革份子——中共的同路人）带领约十名的共军干部。後来始知其中一位是团政委和一位连级队长，进行所请「宣慰工作」，有三个干部分别讲了话，他们全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态度自然友善，口才当然一流。再三强调大家都是同胞，满嘴仁义道德。而且开口「同志」、闭口「同志」，教人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总之，要你没有身为「俘虏」或「改朝换代」的感觉。进而使你接受现实，「反正谁当皇帝全都一样」。中共这种做法，实乃「三头政策」中之「点头」具体表现。
现在谈一谈中共的「摇头」。中共口中讲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时间上，大约又过了两周。又派了两位「代表」到中队里来，他们二人一老一少，自称是「解放干部」以别於「参军干部」。他们原是阎锡山将军的部下，显然是中共有计画的安排。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编造名册、登记军械弹药。听说有不少「代表」因遭反抗，被人暗杀，内中约有十二名师级干部，在四川接收工作中遇袭丧命。足证当时中共在四川，并非全得人心。
「代表」们在和平解决枪械的问题後，一夜之间，胆子就变大了，而口气也由软而硬，命令必须贯彻，凡事没有商量。这回派了全套人马，大刀阔斧的把原来的编制组合打散，并来一些前国军军官同军校学生，另行混合编队。惟对原军校的队指官们，调往其他地方进行「改造」。其实如果了解中共惯於施行「隔离审查」後，也就见怪不怪了。
新派来的共军干部中，不少人系原国军出身。我的那位队长便是军校十四期炮科学生，但他是怎么当了共军干部的，则不得而知，不过他确是我们原军校「炮兵大队」第一中队长马品三少校的同班同学。我的那位区队长是国府山西省军训团出身。中共运用这种巧妙的安排，似乎给大家带来一种「信息」——中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那些解放干部却口口声声说自己「过去所做所为全是有罪的，对不起人民！」，他们是「戴罪立功」，要为人民「做出奉献」！他们比我们好不到那里去！从没有看见他们高兴过！当时共军称为随营学校（实际是劳改营），设若干大队，大队长，政委均属团级。大队下设若干个中队，中队长、指导员均为连级，连下有三个区队，区队长属排级。这些干部约有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所以在表面上有大队长、中队长之设，但实际上全由中共所控制，因为党代表高於一切，他们才是各级单位的「掌门人」。事实上指导员的本来身份，是队里的「共党支部书记」。如说中共是「新中国的主人」，绝没有冤枉他们！
「劳改」的目的，主旨在於「洗脑」，如把它说成文明一点，那就是思想改造。中共的口头禅是「倒出来，制造好；装进去，消化了」。中共认为通过「学习」和「劳动改造」，是走向「新生」的不二法门。首先由「政委」、「教员（官）」，反覆教授讨论「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民主专政」（陈伯达著）和「唯物史观」。说什么「人是从猴子变的」，「中共只专反动派的政」、「存在决定意思」与「物质决定一切」等等。我看负责讲话的人，自己也似懂非懂，有时话不答题，前後矛盾，甚至纵然强词夺理，也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奉有「上级命令」，不顶著头皮卖狗皮膏药成吗？相信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经过所谓「学习」之後，开始教你承认自己是「蒋某的爪牙」、「国民党走狗」、「人民的敌人」和「正统思想的同路人，反动份子」等等。共干们更公开向大家摊牌：「合作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能顺从指挥棒起舞，便会被笼络。如其不然，那便有你受的了。说白了也就是「顺我则生，逆我则死」！就这么简单。
人们熟知中国大陆上的「会」特别多，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在当时还不及目前大陆那么多，可是共产党的会议多，那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尤其共军里的「会」，实在多的不得了。诸如「学习会、讨论会、检讨会、总结会、庆功会、斗争会、公审会、动员会，工作会！」，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纵然有幸，摆脱一时，亦无法脱逃於永久。职是之故，活在劳改营里的日子，可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话要小心，举止须谨慎。否则祸从口出，後患无穷。确实是动辄得咎，度日如年。
如前所言，供你选择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要你无条件的服从，无条件的「投降」。如果公然表示异议或反抗，共干们会认为你是活得不厌烦了，虽不至手起刀落，砍掉你的脑袋，但在黑名单上必有你的大名。事实上确有少数同学和队友，由於年轻气盛，乘一时口舌之快，结果送掉了性命。中共「枪决」人民时，通常集合数万人，名之曰「公审大会」，实则由高干们早已决定好了的事情，何来「公」「审」？他们更露骨的说是「教育群众」，无非是为了「杀鸡儆猴」，故意做给大家看的。这便是「三头政策」中的最後一项——「杀头」。我非常同意当今中国人权斗士吴宏达先生的说法：「中共经常在自己同胞面前杀人，这是非常不仁道的事情」。更有甚者，最近以来，甚至擅自从受刑者身上取下有用器官，出售谋利。一九九八年间，一位大陆人士曾在美公开做起这种买卖，真的令人乍舌！
在劳改营里，除了「学习」和参加会议外，同时必须从事体力劳动。诸如种菜、掏粪、养猪，修路、开山、打石子等劳役。表面上说是自动自发、大家自觉的「为人民服务！」但实质上则是「榨取国军官兵的无偿劳动力」，大家沦为「铁幕内的奴工」，而且无论风雨，都有不同的劳动安排。记得有位军校先期老大哥，他不幸被俘并列为「战犯」。曾同前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关在一处，他们因年龄较大，不适宜体力劳动，中共遂命令他们制作成衣。尽人皆知，中国大陆有的是人，实在不差他们那群人，去做那种工作。但中共「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宿意凌辱和折磨高级将领们的身心。诚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我们的老大哥後经中共中央特赦，移民来美。他尝言：「大家如早知被俘的可怕，莫不情愿死在战场上」。果真当时国军领兵的将领们全不畏死，个个抱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我个人深信国军不会一败涂地！正是：
戍马仓皇惹人愁 河山变色做楚囚
劳动改造当牛马 掏粪挑土敲石头
龙游浅滩遭虾戏
我的指导员叫张和水，他虽是北方人，但个头不大，大家都说他长不高的原因，是被太多的心眼儿给坠住了。冷眼看他，已是靠近五十的人，还过得去。倘若瞧上几回，便会发现其面目全是麻子。记得家乡人把这相貌形容成「矬人肚子三把刀，麻面无须不可交」。当时不期然的想到这两句话，而所面对的「支部书记」，完全是这副德行。
他说他自己是孤儿，他本姓是什么并不清楚。有一次他又直称是由老姑养大的。听到他的不幸身世，倒颇教人可怜的！他没上过学，识的字有限。有次队友无意间捡到了他的记事本，初以为这回可好了，有了白纸黑字，可以发现这位神秘人物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事後竟大失所望。因为横的竖的全有，除了部分是文字外，其余好似「密码」，可是「译电员」也不定译得出来！看来他是现代的仓颉，全力创造新字。相信日子久了，连他本人亦将不知是何物？中共把这类干部，归纳在「文化不高的干部」层次里。可是他每次讲话时，以自己是「大老粗」出身为荣，丝毫没有谦冲为怀的样子，不免令人汗颜。
他有句习惯语——「也就是说」那句话。这句口语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问题是在於用在何时，用多少次？但张指导员在讲话时，每次说了一句话或数句之後，必定要来上那句口语——「也就是说」。加上知识有限，他对人名，地名往往搞不清楚。常是东一句、西一句，下言不接上语。每次在情急时，他不知不觉的会说两、三遍「也就是说」。通常「政治」大课是两小时，後经我们几位好事同学的统计，张员注册专利——「也就是说」，被使用次数平均在一五○到二百次之间。他还不止一次的声明，他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叙说，全是为了「革命」！算了吧，谁要去跟你「革命」。反正他也是靠著两片嘴皮吃饭，同军乐园里的姑娘差不多，那是非卖不可。所以说你听也好，不听也好，他照卖不误！队友们公认他的讲话，是不折不扣的「王大娘裹脚布，又臭又长！」
他的讲话内容，不外「蒋××不曾抗战、只知打内战」、「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应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要立功赎罪」等无稽之谈。
为了做历史见证，将在另节中赘述。此外，张指导员予人最深刻的地方，便是他习惯同时穿用两件衬衫，而且不扣第一、二个钮扣。歪戴著「八角」帽子。手枪经常绑在皮带上，枪柄尾部系著红布条子，足登一双民用「皂鞋」。他这种打扮，很像东北地方的「红胡子」。说真个的，也是站无站样，坐无坐像，「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他们赢了咱们，说什么都不服气！但话又说了回来，军人不能凯旋还朝，反而当了俘虏，只能怪自己！何况「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古已然，於今尤烈。呜呼，「宁为太平犬，不做乱时人，」正是：
龙游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国破家亡成鱼肉 水深火热无尽期
检讨批评度光阴
有人说：中国大陆搞个人崇拜，使老毛从工农大众革命领袖，一跃变成了国君、皇帝，其实他已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他的「毛语录」更能驱鬼避邪，不仅可使工作效力提高，且可在开刀时代替麻醉剂，甚且妇女难产用毛语录也会无痛分娩。凡此种种，实在荒唐之至！其所以如此，全都肇始於那位「工贼」！该死的刘少奇（1898-1974），为了取得宠幸，发明了「毛泽东思想」，直到今日仍为祸故国。刘把毛的一言一行，奉为神明。老毛为了对刘表示感激，曾说「一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这「学习」二字，当然指刘之「马屁精」而言。当时在延安窑洞时期，毛刘狼狈为奸，相依为命。该说正处在蜜月期，一个是百般奉承，一个是求之不得。说穿了二者相互利用，各怀鬼胎。刘更以第二把手自居，有持无恐，充当毛之打手，得罪政敌自不在少。迨与毛发生权利冲突时，大祸临头，终不能免。到刘被批斗，众皆见死不救，且落井下石，进而大打落水狗。刘的结局，是共产党员的最後下场！也是老毛帮凶的应得报应。
刘虽在「新中国」活了廿五个年头，但他带给人民的灾难，绝不是三言两语便可说得完的。听说那套「自我检讨和相互批评」，也是刘创始的。在共军中行之有年，每天在睡前，必须开「检讨会」，把辛苦了的自己，无端的骂上一顿。记得有位队友实在无话可说，但为过关，无意间提到手淫事。大家都从年轻时过来，这又算得上什么？可是共军中穷极无聊，无时不管，无事不管。像这种事，竟检讨几个晚上，本来仅有他一人「自娱」，经检讨结果，变成大家「乐」了。
话又说了回来，刘万万没有料想到自己须要「检讨」！而且还有继之而来的「全武行」——「相互批评」。此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而反治其身！」正如早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漫画，画中有两个镜头：一个是有人拿著鸡毛毯子，替自己的衣服除尘（暗示自我检讨）；另一个是一人反拿鸡毛毯子打人（暗示相互批评）。是一幅讽刺性的作品，确实道尽了中共「整人」的面面观！它是悲哀，也是人民的血泪！
中共在控制人民的思想之前，先控制人民的言行。他们自身靠造反起家，所以随时随地防人「造反」，防人起来革命推翻它。因此，疑神疑鬼，对谁也不相信。於是，想出「集体行动」的点子出来！其反面解释，便是没有个人言论、行动的自由。更为了易於掌握群众，实行挑拨离间，孤立分化。最後使队友彼此间相互防犯，不敢亲近，当然不可能说些「知心话」了！弄得大家没有好朋友，彼此碰面，言不由衷，互相穷打哈哈！称得上是新中国新社会的「新文化」了！真的是回想起来，仍然感到非常可怕！但中共干部们却在窃窃私语，互报佳音，收到宏效，统治成功，自是心满意足了。正是：
检讨批评度光阴 阶级弟兄无知音
逢人但说三分话 不可全掏一片心
挑拨离间揭疮疤
中共对待被俘的国军军官，一般都经过这个步骤，予以严格筛检。基本上，它把人区分为三类：计所谓「积极份子、中间份子、落伍份子」三者。它这种做法，既无确切依据，又无一定标准。完全取决於中队指导员的喜怒，自然是片面的。因为不可能在一个团体里只有三类人。古人说的好「一样米养百样人」。又有「人心不同，如其面焉」的先哲名言。那里可以把人硬性划分。当然，中共的做法，自有其特定目的。
在原则上，中共的干部们都使用这种「三分法」。其具体措施是：掌握积极份子，拉拢中间份子，争取同孤立落伍份子。於时机成熟时，便对没有争取过来的落伍份子，予以全力和无情的打击。最後再把其中几个定位为「顽固份子」。这些人的命运，苦日正多，弄不好会凶多吉少，当不难想像。
一般干部，虽然也曾被整过，但他们若无其事，仍对整人最感兴趣，且乐此不疲。在做法上先教人自己说。并鼓励每个队员「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以及「宽大政策」等等。总之，教你深信不疑，什么事情都可抖落出来，保证不会「抓小辫子」或「秋後算帐」！
他们有计画的营造好「气氛」和「环境」以後，便发动积极份子「带头」，响应所谓「说老实话运动」。命令每个队员把自己的「祖宗八代」身世，交代清楚，彻底坦白。共干们在一旁边听边记，有了这个摸底机会，更进一步的掌握了每一个人。与此同时，复以「阶级立场」。将你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不同成份。易言之，你到底是剥削阶级出身，还是被剥削阶级出身，到此便可揭晓。多数队友们通过这道关口後，莫不心知肚明。每个人除了是「反革命份子」外，平白地又多了一项「剥削阶级」的罪名。当时我还不曾有宗教信仰，对「有罪」之说，还是头一回碰到！
记得有位原胡宗南将军部属，他是上尉参谋。在当时只有他一人有套罗斯福呢军服，已被穿到破损平亮，且在左右屁股附近出现若隐若现的两块大洞。他是南方人，讲话很难使人全懂。不巧有位多事的家伙，追问他从前有没有佩带过手枪。他直言不讳，承认有过「单把手枪」。这话被共干听到成为「三把」手枪。由於常情和事实判断，他不可能同时持有那么多手枪。还好没有变成冤案，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後来，他也被送去了韩国，当了炮灰。他个人逃过彼一劫，但未能逃过此一劫！不禁教人感伤！
所谓「互相帮助」，也叫「互助」，这也是共军里竭力提倡的。如果就文字本身著，是善行，是好事。本来吗，「助人为快乐之本」。但是此地所说的互助，其动机和目的，全超出常人所想像。就告诉你吧，其实是把「互相帮助思想进步」而言。说穿了，便是互揭疮疤，自相残杀。这与我国固有文化「忠恕之道」以及「勿道人之短」的做人基本道理，完全相反。因为毛共最怕大家「一团和气」，没有矛盾可以利用。
本来，队友们也全了解「互助」是项圈套。可是共干们咄咄逼人，花言巧语，教人入壳。於是成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共干们保证在先，说了话像放屁似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殊不知言多必失，你一句、他一句的结果，难免变成了把柄。正误入了中共「引蛇出洞，然後一棒子打死」的计谋。我有三位二十三期同学，就是中了圈套，而枉死在四川新都的刑场。他们赴义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使「陪斩」的我们，心如刀割，莫不为之动容。事实上因有他们的成仁，才激起了生者的觉醒。今天检讨起来，他们三人仍是二十出头未经世故的大孩子，纵有思想问题，也不至犯下死罪，中共心狠手辣，昭然若揭。当然，毛共志不在此，纯系演给我们看的！人死不可复生，杀之何益？徒使大家认清毛共狰狞面目，并留下「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老毛讲宽大」的臭名。正是：
挑拨离间揭疮疤 言者无罪是空话
引蛇出洞一棒子 最怕老毛讲宽大
军政大学谁稀罕
经过折磨，吃尽苦头。但同时也学了一些回避和应付的方法。俗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老共们也有句名言：「小过不断，大错不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脸皮要厚，炮打不透」，他们确实有几套呢！
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往往超出想像以外。君不见有那么多的所谓「地、富、反、右、坏」，以及那些被下放的一千六百万名知识份子，饱经无情迫害斗争，依然仍活下来的原因吧！而我们中国人「忍」的功夫，特别独到，好死不如赖活著。也因为这个忍字，不知使多少暴君苛政又苟延了许多年！笔者在时间和程度上虽与前列人士，不尽相同。但源自老毛之迫害则一。他们之中有的人身经百战，皆以「运动员」目之，那我们这群被俘的国军官兵，应该当「选手」了。我所接触到的人，莫不避重就轻，个人自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家对於应付工夫，说得上「王小二看唱本，无师自通！」所以每个人「既不怪天，又不怪地，只怪自己没勇气！输掉了江山、输掉了土地，也输掉了所有的脾气！」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混水摸鱼，虚应故事，如是而已。
劳改营本属师级「总队」，专责主持其事。为了满足队友们的虚荣心，一夜之间，被改成「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军大）。实际上，它是「军事政治大家学习」。除了继续授以思想改造的「理论」外，并无其他不同。依毛共根据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1883）、列宁（Nikslai Lenin 1870-1924），史大林等人的落伍说法，人类最早的社会是「原始社会」，依次进化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将来必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最後人类必然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强调到时人类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此不再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毛共的喉舌们更把人类从未经验过的「共产主义社会」，形容成比耶稣教的天国更要美好。自然少不了反覆讨论，教每个人重覆叙说一遍，算是全体队友均有心得了！这便是新中国「军大」所授的内容。试问？有谁会稀罕。
此外，几乎所有大型群众集会，如「公审」、「动员」等群众大会，一律把马、恩、史、列的巨型画像，摆在「司令台」的两傍，看到带有长胡子的「大鼻子」我就反感，如果把朱毛的头脸挂了出来，尚能使人理解，我们是中国人，干嘛要在公众场合中，悬挂外国人像，是问成何体统？国家尊严安在？纵然老毛个人死不要脸，但亿万同胞也都丧尽颜面！也许老毛天良未泯，到後来便未搞那套「狐假虎威」、「色厉内荏」的蠢事了！
正当百般无奈之际，奉「令」去资中县银山去修筑「成渝铁路」。虽不是什么好事，能换个新的环境，总比天天坐在竹板橙上，搜索枯肠去说些假话、废话和谎话，要自在得多。这回「领导们」的动员工作，效果奇佳。几乎全无阻力，一致愿往。队友们除了两套国军用的军长服和两件内裤外，已是别无长物，分文皆无。可说山穷水尽，一清二白。这样倒也俐落，说走便走，反正「老子全豁出来了！」有的队友私下做了四言诗：「劳动改造，锻链身体；换新环境，好好休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指导员的耳朵里，他自是小题大做，除了把当事人申斥了一顿外，也藉机训了全体。不外「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可胡言乱语，「人民眼睛是雪亮的」等等。好家伙来个单刀直入，一点也不含糊。自那以後，全体队友低头干活，闷不作声！
由於「大队」所摊工程，有「爆炸」、「填方」两种。前者凿「炮眼」，也就是以铁锤、铁钻靠人力去打洞，在要求上打的愈深愈好、愈是正中央愈好。然後置炸药信管於其中，再装设导火线，最後点燃，而把局部山岩爆开。山石因震动而崩裂，施工之人用粗重铁棍，沿所有裂缝，进行支解，好能搬运。这种工作，最为危险，如不稍加小心，最易出事。轻者铁锤伤手，重则被爆破山石击中，在工地上确有三人，因此致死。至於「填方」，便是在「表土」多的地方工作。为了凑效，常以「挖脚」方式进行，亦即由底部动手，如继续施工结果，将自然形成「屋檐效用」，说白了便是「头重脚轻」，到了下方泥土支撐不住时，便会由上倾塌下来！运用这种方式掏土，最为有效，但也最为危险。
记得某队的「区队长」发明此「法」後，还受到了「表扬」，但他贪心不足，要想「突破纪录」，竟在「下部」使气力，最後有一天三名队友被突然塌下的百吨以上的土石而活埋，等找出尸体时，两人早已气绝，面色铁青。因为实属工作意外，他们三人算倒了大霉。大队部为了表彰他们生前贡献，举行追悼会来纪念他们，当然共干别有用心，无论如何，他们总算做了一件近乎人情的事体。
中队负责的工作，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区队被指派搬运「土方」。时维六月，因往返山波约百余公尺，气温难当，汗流夹背，由於穿著「草鞋」，不利於行，便只好赤足裸体。日久天常脚起厚茧，双肩红肿，而太阳更晒破了队友们的背皮，最後个个後背变成白、赤、黄、黑，杂色俱陈。在生活上食物供应，尚称充裕，惟日间做工长达十二小时之久，且无周日休假，每於夜间睡去，常是一觉天明，新的一天辛苦劳动，又於焉开始。每日饮水之多，堪称生平之最。笔者那时仅二十岁，吃苦耐劳，勉手其难。可是我认识一位原军校教官（他本职是川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国府在台前「文建会」主委申学庸的父亲，他年老体衰，实在负荷不了，虽经多次央求，全未受理。看他上气不接下气活活受罪的样子，真的於心不忍，相信铁石心肠主人，也会放他一马！中共干部有无人性，可不言而喻了！
没有失去过国家保护之人，不知道国家之可爱！说来奇怪，我们当时想台湾甚於想家乡！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没有国了，那还有家！记得在资中时，一位师级干部抱怨的说：「人民善待敌人，再好也没用…任凭你挖了心肝喂他们，到头来他们还是想台湾、盼变天、幻想蒋某迟早会回来！」当时却有不少赤胆忠心的国军弟兄，他们不屈不挠的在忍耐、在等待，在期望著未来！正是：
军政大学谁希罕 鬼混日子等变天
奴工生活何时了 朝朝暮暮想台湾
以上《大陸淪陷與中共勞改憶往》，原題《覆巢之下無完卵 身陷鐵幕做楚囚》，是以高文俊回憶錄《韓戰憶往——浴火餘生話人權》同名一章內容
江泽民在台上时，忽然要“以德治国”。但这个“德”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自己也没说清楚。现在胡锦涛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