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邦:远比“911”和“文革”更令人悲愤的 “三一八”

不少国人在衡量一起政治事件的大小时,总像老农一样地“实在”——死了多少人?财产损失有多大?却鲜有人顾及到事件背后的意义巨细。

“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发生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美国出大事了,死了几千人呐”,唏嘘之后,又建议我写一篇谴责恐怖分子的文章。但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为那些遭受不幸的人难过,但却愤怒不起来。该向谁发火呢?那些因偏执而不要命的恐怖分子吗,我连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清楚,我生什么气?生谁的气?但这时,网络已被世界网民的欢呼和谴责之声撑爆了。

在中国,“亲美派”因为美国人“受气”而义愤填膺,而“反美派”则因为美国人 “背时”而幸灾乐祸,但给人的总的感觉是:两派都在自做多情。美国就是美国,是的,这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美国的事说到底还是美国人的事,“911”对我而言难有切肤之痛。

提起网络,另一件为人们所热衷的话题就是“文革”——誓死捍卫者有之,抵足痛骂者有之。前者多半是些脑子进水的主,明明他父辈的日子过得很惨,却对外人引经据典,一口咬定曾经阔过,比阿Q还不如;后者虽然令人同情,但由于常年哭天抹泪,已经接近于祥林嫂的分裂状态,见人就说毛泽东害得他家破人亡,却很少有人能像巴金老人那样做出起码的个人反思,而是一股脑地把罪责推给上面。

毛泽东想毁掉中国经济吗?不是。毛泽东下令向不搞“文革”的人开枪了吗?没有,都是我们自己在下面闹的。有些被批挨斗的其实当初也整过别人,有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反革命”在临死前不是还高喊“毛主席万岁”吗?当然,这里我并不是说毛泽东没罪,他的罪是独裁,这是历代帝王的“专利”。“文革”的罪魁祸首不是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并无处不在的小农意识,正是这个让我找不到愤怒的方向。

相比而言,“三一八”绝对是个冷门。要不是鲁迅那篇经典的《纪念刘和珍君》,恐怕不会引起多少当代人对于七十八年前的那桩血案的关注吧。鲁迅才华横溢,他的 “长歌当哭”超越“真相”,直抵事件的核心和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引发了一个民族的火山,众多知识分子和民众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军阀政府耻辱地下台。“三一八”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事件也失去了争论的由头,我想这大概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冷门的原因吧。但“三一八”对于后世的警示作用是巨大的:那就是异族之间的征战与屠杀,或是本民族内部真刀真枪的权力斗争,其非理性与惨烈远远比不上一国政府动用国防军在首都街头开枪射杀自己的青年学生。

“三一八”的巨大影响力并不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而在于政府下令开枪——一开枪,性质就完全变了。政府因为自我颠覆基本的法规和道德而失去了存在的基本理由,而人民的愤怒与反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性和情感上最正常的反应(除非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劣等民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段琪瑞到死也不敢承认自己下达过“开枪令”,因为这是一道底线,既是法规的,也是道德的,罪与非罪就在这里了。

今天,有人在谈起“三一八”时,总会联想到“二二八”和“光州起义”,其实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后两个带有明显的武装暴动性质,前者则是典型的群众示威。当段琪瑞政府下令在大街上对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屠宰时,其卑劣与凶残连法西斯政府也望尘莫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军阀混战、丧权辱国、死人如麻的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为这件事悲愤交加的最根本原因。 血案发生后,不仅愤世疾俗的鲁迅急了, “现代隐士”周作人急了,就连“风月诗人”徐自摩也急了——他挥泪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梅雪争春》,为一名喋血街头的十三岁少年哭泣。

在帝制时代,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今天,对于“文革 ”和“911”,国人可以有不同的感情。但对于“三一八”,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它已经超越政治,超越利益,超越时空,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的一道界线。凭着它,我们可以区分文明与野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区分义与耻,甚至能够简单地区分好与坏。

若我生活在1926年,也会同前辈们站在一起,视刽子手为仇敌。

郭飞雄在南昌获释

 

【2006年3月17日狱委讯】RFA消息:据著名维权律师郭飞雄星期四向本台记者张敏表示,在被警方强行带往南昌市后,他已经于北京时间三月十六日晚11点15分获得了释放。因此,郭飞雄也随之结束了32小时的绝食。

《帝国潜流》被指抄袭

 

知名网友十年砍柴称该书抄袭他的《闲看水浒》

 

  近日,知名网友十年砍柴在网上发帖,称李光阁著、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有抄袭自己著作《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的嫌疑。昨天,真名李勇的十年砍柴表示目前在与律师协商,准备起诉。

  据了解,去年11月18日,李勇接到新华出版社编辑刘飞的电话,说他正编辑一本有关解读《水浒》的书,希望李勇为该书写篇书评,作者还在书末表示感谢李勇。李勇当时的回应是,收到书以后再决定是否写书评。今年1月18日,李勇收到《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一书(该书注明2006年2月出版),放了一段时间后抽空读完。

  “但是,这书决不像作者说的那样对我的书进行‘参阅’,而是一种很巧妙的抄袭,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而且,它的整体结构、主要观点也与我非常相似,一些俏皮话和小篇章就像孪生兄弟。”李勇说。在网文中,他还详细列举25处文字。李勇称,网上发表的只是一部分,这样的现象后面还有很多。

  记者随后联系到该书责编刘飞,在得知出版社可能成为第二被告后,他表示,“在编辑《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之前,我没有见过李勇的那本书,有朋友告诉我李勇有这么一本书后,我才联系到他。但我觉得我编的这个书与以前的很多书都不一样,我觉得两个人有些想法相同也不奇怪,因为大家谈的是同一本书,他是不是也吸取了别人的一些东西呢?比如受到一些启发。抄袭与合理引用、模仿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作者还在书里感谢了吴思、李勇等人。

  当时作者提出让我加上一些注,表明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说没有必要采用这种体例。如果法律判定我们侵权,那么我们依法律办事。”当记者表示希望通过出版社联系到李光阁时,刘飞表示了拒绝。

美国女作家佩特森获“诺贝尔儿童文学奖”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3月15日电 第四届有着“诺贝尔儿童文学奖”之称的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15日在瑞典女作家林德格伦的故乡维默比揭晓,美国儿童文学女作家凯瑟琳·佩特森获得了这一世界著名的奖项。

    今年的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吸引了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137名儿童文学作家参评。经过评委会几个月的艰难筛选,佩特森因其作品对逆境中弱势青少年心理状态的真实描绘而获奖。

    传教士家庭出身的佩特森1932年出生在中国江苏省,中国经常是佩特森文学作品中采用的背景。她的小说常以在特殊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在逆境中改变命运的努力。佩特森的成名作品有小说《通往特拉比西亚的桥》等,她还曾于1998年获得安徒生奖章。

    在接到瑞典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评委会的祝贺电话时,佩特森表示非常吃惊,她已决定将本次奖金捐献给一个鼓励读书的社会组织。

    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是瑞典政府在2002年为纪念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林德格伦去世而设立的奖项,用以缅怀林德格伦为孩子们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鼓励全世界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

    瑞典政府提供的纪念林德格伦文学奖奖金数额为500万瑞典克朗(约合64万美元)。颁奖仪式将于5月3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梁京:从跪著的"自由"到跪著的"民主"

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个以无产者挣脱锁链,获得解放为目的的运动结果却如哈耶克所言,成为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在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权的国度,人民反而失去了自由。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为共产党夺取政权牺牲最大的中国农民,遭遇最为悲惨,他们长时间地被束缚在集体农业中,不仅普遍陷入贫困,而且几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五九年到六零年的大饥荒,更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大陆农民最满意的不仅是吃饱了肚子,更重要的是重获人身自由。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跪著的自由,农民依然没有政治权力,依然是二等公民。令世人震惊的是,这有限的自由,竟然给了大陆经济如此巨大的推动力。

跪著的自由并不是没有后果的。现在看得很清楚,在一个跪在政治强权面前的自由经济中,弱者的权利必然普遍遭到忽视。六四以来,大陆各种弱势群体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伤害,农民在这个大变局中又一次成为最大的输家。不错,传统意义的农民是一个必然消亡的阶级,但大陆农民的遭遇在于,太多的人找不到转换身份的机会。传统农民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城市却只为他们打开了仆役的侧门:他们只能以所谓农民工的身份进城打工,却很难跨越成为市民的高门槛。农民日益成为流民。

在很长的时间里,忙于瓜分和享受财富的大陆当权派无心关注农民的遭遇,大陆的知识和文化精英也专注于享受跪著的自由带来的种种好处,直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开始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

在农民问题上,胡温显然比江朱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江朱不负责任的农村政策后果最直接的承受者,江朱造成的很多后果他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要由他们来买单。

2006年两会的准备过程与进行过程,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之关注,问计求贤的态度之诚恳,为多年所罕见。中共中央还专门为扩大政协参政发了一个5号文件。我想,许多人都与我持相同的看法,那就是这一次共产党并不是做做样子。靠农民打天下的共产党真正感到了农民问题对自己的威胁。共产党当权者从越来越多的太石村,东洲村事件中看到,不少农民已经不愿继续跪下去了,更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带领他们一同站起来。

农民问题正在成为促使共产党放宽民主议政尺度最有力的杠杆。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虽有认识,但并没有什么有信心的办法。放宽议政的尺度,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政策失败后的政治风险。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陆所谓的民意机构中,最缺的恰恰是农民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农民代表的议政体制中,议论农民问题,比较容易形成的基本的共识,就是不要让农民问题颠覆现存的秩序。

跪著的自由引发的问题正在催生跪著的民主。跪著的民主能否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呢?我注意到民建中央提出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建议。据《新京报》报道,民建中央调查部负责人,政协委员熊大方说,他们调研发现,城市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已经淡漠了再回农村的想法,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也基本上与城市居民相融了,在提案中他们特别建议优先使他们迈过市民化的”门槛”。但这一建议马上就遭到公安部某官员的反驳。他认为,”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无法招架。”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间”。

看来,跪著的民主如果找到什么办法的话,恐怕也必须是让农民继续跪著的办法。问题是,农民会答应继续跪下去吗?中国人会愿意继续跪下去吗?这个问题不是我今天能够回答的,也不是今天当权的任何精英能够回答的,而恐怕正是要由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来回答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

评魏承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
——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
 

纵观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群体,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尤其是上个世纪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专政之下,经历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体制改革,其生存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社会的地位等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又有其独特性。因此,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就是以当代中国上海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考察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上海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包括共产党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工具知识分子和改革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政治态度和行为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透过这些考察以了解在中共实行全能主义政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有些什么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

上海,是现今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也是知识分子的集中地。而上海原本就地处人文荟萃的江南地区。西方文明的输入,更是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景观。上海成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交汇点,为近代中国各种思想主义、文学流派,艺术风格的表演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大舞台。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个阶段,上海的知识分子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上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从一开始就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发生关系。有许多涉及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重大事件,都牵涉到上海。由此可见,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中国具有典型意义。

至于本书作者魏承思,生长在上海,曾经任职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参与主持制定上海文化发展规划。该书经过十多年来的检阅档案材料和人物深入访谈,从社会学角度,对上海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政治态度和行为,进行考察研究: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共产党中国会变得胆小怕事?许多闻名于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党基层干部俯首帖耳?什么力量促使知识分子从公众代言人变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是政治高压,是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环境?

运用当代历史社会学理论,作者在书中分析指出:“共产党中国的社会结构规范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行为,并内化为知识分子的意识结构。虽然存在知识分子对社会控制所作的知性反抗,但在社会结构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反抗收效甚微,甚至是完全无效的。只有当共产党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质变时,知识分子群体的行为和意识以及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作者认为,“一定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一定类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个别知识分子可能超越周围所处的环境,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则很难摆脱环境的制约。社会环境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嬗变起著决定性的作用。”作者也以此阐释了一九八九年“六四” 民运,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去工具化的一次尝试。总的来说,该书可以作为探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的一项研究成果来看,也是其阅读价值所在。

董桥:别吵,哈维尔在看书

捷克老朋友米洛斯寄来新年贺片和两款捷克藏书票,说是去年全年他都住伦敦不回布拉格了:「年纪大受不了那边天气冷,冷得沮丧极了。哈维尔下台,山河好像也退隐,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静静过看书听曲的日子。我过不惯这样的修行生涯,真的。」米洛斯嫌这两款藏书票太新派,远远不如当年我们集藏的老书票雅丽:「这些年轻版画家太受欧美新潮影响,不读旧书,没有旧学根基!」我发现哈维尔的文人品味深深感化了他那一代的捷克人。

贝岭说John Kenny划分哈维尔的一生为六幕政治悲剧:史太林式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学生时代;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布拉格之春捍人道社会主义时期;异见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牢狱生涯时期;一九八九年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十三年的总统时期。贝岭相信哈维尔的第七个时期是「后总统生涯」的世界公民时期。贝岭与哈维尔是朋友,去年十一月哈维尔夫妇去台湾他写了不少文章。我在电话说起哈维尔健康听说很差,在台北晶华饭店还了一交要坐轮椅,米洛斯说:「那第七个悲剧恐怕只能半躺看看书了!」

 看书,好像已经成了老一辈人的闲差了;年轻人只顾看电脑看信息。米洛斯那样的书虫早年在英国满街都是,个个渊博,个个怪癖,轻易可以写出Nancy Pearl的《Book Lust》和《More Book Lust》。旧书店老板几乎都是老朋友老同道,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顺口说得出一段书海奇缘,各派作家的风格闭眼睛总结几句胜出学院教授讲三堂课。说我们生逢儒雅盛世固然不错,追猎越深下笔的信心其实越浅:谁还敢售卖半生不熟的学问?

Nancy Pearl是西雅图图书馆馆长,前两天美国报上写她在国会图书馆得全国妇女书会颁授荣誉奖状,说她对书籍世界有过非凡的贡献。她一生与书有缘,卖书,管书,写书,今年六十还清清甜甜的,难怪年轻时做过图书馆告示板模特儿,拍出食指贴嘴「嘘」人的大照片劝人不要吵闹。她说她入行三十年了,从来不敢随便「嘘」人,从来忘不了《Breakfastat Tiffany’s》奥德莉.夏萍在纽约公立图书馆遭人狠「嘘」的一幕:”Imagine shushing Audrey Hepburn!”

米洛斯那样的书虫不会学Nancy Pearl写书教人看书。她的书叫《Book Lust》,叫《书欲》,很好;加个副题”Recommended Reading for Every Mood,Moment,and Reason”加坏了。米洛斯那天在电话说:「文人总统哈维尔,多好;经济总统克劳斯,多市侩!」我说我最希望哈维尔暮年写一部谈读书谈写作的回忆录:他过去写的书都飘太多政治悲剧的幽灵,该回头做一次书斋的老文人了。

《Book Lust》说,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一本书应该看五十页才定看不看下去;过了五十岁的人用一百减掉年龄就是定看不看下去的页数:五十六岁的人读四十四页,六十三岁的人读三十七页;到了一百岁,瞄一瞄书的封面就该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嗜书上瘾者是readaholic,跟贪杯的人一样,比百龄老人还气,连封面都懒得看,乾脆要哪位作家写哪一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