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中国社会， 百年以来，持续存在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以青年为主但也不乏中老年人。 他们文化素养低下， 处于社会下层, 但精力旺盛，不甘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一心想挤身于上层社会。 但因文化道德素质的原因， 决定了他们不会去选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问的追求，来对社会有所贡献。或勤勤恳恳去发家致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 他们选择了发家捷径就是揣摩统治者的意图， 做一些激进的行动， 说着统治者不便说出的话， 做着统治者不便做出的动作， 来取悦统治者. 以此来希望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赏识，从而幻想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 清末的义和团、文革中的红卫兵及现在的愤青就这样的群体。

因为这些人缺少文化素养， 道德水准低下， 他们不会去同情弱者， 伸张正义。 相反， 手段凶狠，善于打、砸、抢。清末义和团， 就是这么一类人。 他们不会也不敢提出反对封建专制，而是甘愿为清朝统治者利用， 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洋人没有灭掉几个，却大肆残酷屠杀维新人士， 清朝统治者也不便大批屠杀维新人士， 而他们却敢说敢做。有资料说，义和团曾冲到紫禁宫要抓捕有维新思想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骂回。这与文革时红卫兵冲中南海斗刘少奇何其相似乃尔。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 也近似义和团。 为了响应领袖的号召，他们抛弃了良知，疯狂搞打、砸、抢， 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迫害大批所谓的阶级敌人，而这些人实际是社会的弱者。

今天的愤青， 也是此类似人物。 凭他们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 他们不会去为当前的弱势群体说一句公道话， 而是揣摩领导，看风向，表现自己， 什么“中国可说‘不’”,“要把台湾炸成焦土”等等。他们所做行动也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而仅仅是想迎合领导。由于他们的本质所在， 决定了他们也许可被利用一阵子，红一阵子，但最后是要被历史所抛弃的。

义和团最后被清朝统治者慈禧太后所抛弃。 文革中， 红卫兵风光了一阵子， 后来只得乖乖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的愤青看来前景也不妙。

义和团——红卫兵——愤青，某些方面来看也是精明人士，他们希望在政治上以最小的风险，来获得最大的利益。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人头落地，人群马上转向，打出“扶清灭洋”旗帜。文革中， 毛泽东号召打倒刘少奇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万红卫兵闻风而动响应，因为这样最不会犯政治错误，又有出头机会，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假设当时有人发出“要民主自由,不要专政暴力“的号召，谁会跟从？

    中国几千年来的残酷封建统治，造就了这样的一批国民， 他们不会去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正，而敢去冒犯统治者， 而是一有机会就会去迎合统治者做着极端的非理性的行动，但最后又被抛弃。 2àN

“双规”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特有名词，其实，比较正式的官方说法是叫“两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不是一个法律措施，而是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和政府行政监察机构对党员干部和公务员采取的一种特殊调查手段，又叫“两指”（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据说这一手段常常很有效，一听见“双规”，有些贪官污吏就会脚软，比香港廉政公署的请吃咖啡厉害多了。在一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代，“双规”对于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人们可能不失一定的威慑力，但既然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明”问题，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措施，从中共纪律检查机关有关工作条例和通知精神来看，明确规定了一不准使用司法手段和那些羁押场所，二不准修建“双规”、“两指”的专用场所，三严禁逼供、诱供、体罚、打骂、侮辱人格和使用戒具。但从实际实施当中又常常难以做到，甚至被某些有权者利用，作为打击报复的工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双规”这种手段会行使到党外既非党员、也非官员的普通公民身上，在台州就闹出了人命案。

最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辑》，其中附录了三篇案例，还选编了大量政策法规。如果光是看书名，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本枯燥乏味、毫无看头的理论书，其实那里面三个案例都是活的，都足以发人深省。第一个案例是前几年《江淮晨报》披露的，2000年，69岁老人陈安稷原是浙江温岭市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按理与“双规”挨不到边，然而却被台州纪委违规拘禁45天，最后在“规定的”地点天台隋梅宾馆被活活打死。悲愤交加的死者家属将台州纪委告上了法庭。第二个案例是《华夏时报》首先报道的，发生在2001年，浙江玉环县一个69岁的普通村民王洪福，非党员非干部，在被当地纪委“双规”时从宾馆四楼的房间跳下，虽未丧命，却已形同木偶。第三个案例是《名牌时报》记者报道的《陈越飞申诉案》，1998年，陈在担任中共台州路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时得罪顶头上司，遭报复，被“双规”，受尽严刑逼供之苦，证人也在逼供、诱供下几次反复，最后作了假证，指控他收受了35000元贿赂和其他物品。当年，就有《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等媒体刊载《谁还他清白？》等报道，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当地纪委的反击。陈越飞锲而不舍，七年来向各级机关、领导写了3000多份申诉信，在高层的过问下，到2005年他的清白才终于有望洗刷。

三个案例看起来都很寻常，涉及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对于我们认识“双规”，以及法治进程中“双规”何为，不会是没有启发的。研究“双规”、“两指”的专家鲜明地提出《“双规”、“两指”不得限制人身自由》、《双规中如何维护宪法权威依法保障人权》、《如何监督和防止刑讯逼供》等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双规”、“两指”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
值得认真对待。

[金友平主编《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5元]

       昨晚，被韩寒“网骂”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博客上发表声明，宣布将关闭个人博客，称博客这种形式“使得恶毒占了上风”，自己对“恶语”虽然“能够容忍，但却不知怎么面对”。

　　在这篇名为《我的告别辞》的文章中，白烨表示，自己博客的开张本身就比较勉强，现在了解到自己“不适合博客”。“少了这个博客，虽然少了一个交流的渠道，但也少了一些不可预知的麻烦，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他表示，目前自己对文学博客的发展非常悲观，“关了这个博客，很有一释重负之感”。

　　白烨在声明说，韩寒对他的骂式批评和拥戴者对他的跟踪谩骂只是事情的一个诱因。“面对诸如韩寒尤其是他的拥戴者那种非文雅又非理性的恶语，我即便能够容忍，但却不知怎么面对。这样一个一明一暗、一实一虚的交流平台，他们可以随便骂你，而你只能正面应对。这种先天的不平等性，无形中就使得恶毒占了上风。”

　　记者就此联系到白烨，他表示《我的告别辞》在个人博客挂两天后，此博客将会关闭。而对于韩寒的“网骂”，是否还会有别的方式进行回应？白烨以“算了吧”作答，他表示没必要再跟韩寒“较劲”。他表示，经历此事件之后，自己对80后作家仍会关注，但“不会再投入如此多的热情”。据了解，白烨博客将成为首个关闭的“名人博客”。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美）马克·里拉著，王笑红、邓晓菁译

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版，１９．００元。

　　奥一网讯 叙拉古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国。柏拉图见识了老国王、新君的暴戾，理想国方案根本无法实施，只好又一次失望地离开。１９３４年，当海德格尔担任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后重返讲台时，一位同事尖刻地质问海德格尔：“君从叙拉古来？”那位同事的名字已经无从知晓，可是他对海德格尔的这一讥讽却十分有名。

　　这是马克·里拉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的一段逸闻。他称之为“叙拉古的诱惑”。这本书的书名叫《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在书中，马克·里拉将现当代的几个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摆上了手术台，剖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幼稚与疯狂。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作者希望通过分析他们介入权力政治的经历，告诉人们，这些思想深刻、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背叛了独立自由的理念，成为极权原则或恐怖政体的支持者和拥戴者，他们的心魔与他们的思想体系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而一旦人们不能深切体察这些联系，就有可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无疑，海德格尔、施米特等人的所作所为是知识分子的背叛。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究竟要坚守哪些原则呢？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定义和朱里安·班达的论著《知识分子的背叛》给出的定义各为极端。尽管看起来葛兰西的定义更容易把握，但无疑班达的定义更让一些人感到舒服。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愿意认同他们的观点。在林贤治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萨义德的观点就得到了正面的呼应。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和“业余者”身份，强调“内心流亡”和边缘性。

最近去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观看了唐人街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春节游行。共产党的宣传、统战部门，每年春节有一个名词叫做“送温暖”。只不过最近这些年，这三个口是心非的字，几乎变成色情行业的广告词了。2月6日的悉尼大游行，是今年共产党声势浩大的“全球送温暖”活动的一部分。北京组织了500多人的游行队伍，据称花费了一个多亿，几个集装箱的道具，用完之后就扔在悉尼了。一位当地朋友说，他有好几个朋友接待北京的游行队伍，都发了一笔小财。悉尼的唐人街万人空巷，骑着高头大马的澳洲警察开道，紧接着一张张来自紫禁城下、中南海边的笑脸，最小的只有7、8岁。这样浩大的街头游行，在国内已经很罕见了。我站在街头，看在眼里，有一种荒诞感。我以为来到了离共产党最远的天涯海角，没想到共产党的锣鼓敲得这么响，响得这么远。

以前有国内的朋友人表扬，说我的文章像是海外华人写的。我说，对，我要做一个精神上的海外华人。做一个好像没有被共产党统治的人。用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去表达我对现实中的那个统治者的藐视。但这两年我出去和海外社会接触后，才发现中国的国界并不是共产党的边界，海关关得住异议人士，关不住共产党。世界的铁幕并没有专门为中国落下，谬种已经到处流传。大部分海外华人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甚至超过了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们。以澳大利亚为例，中文媒体除了法轮功以外，几乎全部沦陷在领使馆的势力范围下。领使馆以贷款扶持亲共的媒体，以中国银行、中国民航等大客户的广告为利诱，以回国的签证为威胁，一点一点的夺走了唐人街的言论自由。很多华人，即便是拿了澳大利亚护照的，他们的肉体被澳大利亚政府管理，他们的灵魂却仍然被中国共产党统治。他们到领事馆去办签证，比一个大陆人到公安局去办护照，还要毕恭毕敬，还要奴颜媚骨。

大部分海外华人处心积虑的和法轮功、和民运人士，和一切共产党不喜欢的人保持着距离。在悉尼的一次作家沙龙上，主持人特别叮嘱我们“只谈文学，莫谈政治”。当我讲话中说到当代作家面对专制的怯懦时，主人脸色大变，起身退去。在墨尔本的演讲会，几位作家告诉我们，一些当地朋友一听说演讲者或演讲的题目，就不敢来了。弃暗投明的前共产党外交官陈用林，曾公布了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渗透情况。我在澳大利亚这半个月的访问，真切的感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势力，甚至比成都的共产党还要嚣张。一个当地朋友在演讲会上和我们合影，他看到有其他人举起照相机，立刻神色大变，从我们身边溜开。

在悉尼、在墨尔本，以及以前我去欧洲，都有无数好心的朋友告诫说，“这里情况复杂，特务遍地，一定要警惕”。在几次演讲中，我特别介绍了国内的民间维权运动，讲到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敢讲真话，敢尝试像一个公民那样去活着。我不无悲哀的想，也许这是一个不美丽的误会，我们大陆人渴望做精神上的海外华人。而你们中的很多人生在民主国家，却在继续做一个精神上的大陆人。我迄今不愿在一个专制社会生养子女，而你们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去捍卫自由。我为无数海外朋友对国内维权运动的声援和支持而感动。但是唐人街也需要维权运动，唐人街也需要自己的高智晟律师，你们有吗。让共产党滚出唐人街，你们敢吗？如果海外华人都争取不到自己的新闻自由和精神的自由，我们这些活在大陆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如果有一天你们的维权运动出现了，我也会在国内绝食声援你们。

不过做精神上的大陆人的，又何止华人。今天，共产党正在用一种腐败的市场体制和专制的政治，威胁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在鼓励西方政府和他们的企业降低自己的文明标准去赚钱。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容易从老百姓手中攫取财产的政府，他们崽卖爷田不心疼，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土财主，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收买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绑架每一个把根留在大陆的海外华人，甚至挟持了全世界大多数汉学家的学术立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专制国家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公开地、如此成功的腐蚀着全世界的文明价值。如果有比共产党更坏的，没有共产党有钱。如果有比共产党还有钱的，没有共产党这么坏。

共产党在澳洲的势力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华人社会。在堪培拉，我们一行拜会了6位澳大利亚的议员，对澳大利亚出售铀矿给中国政府提出了批评。澳大利亚国会大厦的正中间，有一个流水平台，象征着民主政治的公平和透明。一位众议员在这里向我们引见了工党影子内阁的外长、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凯文.拉德先生。他是这样向我们介绍凯文的，“这是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国会里唯一一个把腰杆挺直了的议员”。

面对财大气粗的共产党，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西方人难，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海外华人难，做一个把腰杆挺直的大陆人更难。谁是精神上的海外华人？中国人的民主追求，似乎已具有了某种全球化的意义。把全世界从共产党的精神绑架中搭救出来，只能从克服自己的恐惧开始。

两会期间，有台湾记者问伪外交部长李肇星：“如果有机会和陈水扁
直接对话，您会想跟他说什么？”李肇星立马沉下脸呵斥到：“我为
什么跟他直接对话，他是什么人，他算谁？”说完掉头往外走……。
老枭看到这里，不禁勃然大怒，恨不能一个大耳括子扇过去！陈水扁
好歹是台湾的民选领导人，李肇星侮辱陈水扁，等于侮辱台湾人民！
这也罢了，让我愤怒的是，李肇星之流，连给老枭洗脚都不配的贱胚
王八贼骨头，有什么资格耍威风摆臭架子？与陈水扁君直接对话，你
配吗？陈水扁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你代表得了谁？

中共骂陈水扁，李肇星侮辱陈水扁，臭不要脸，我偏要《为阿扁喝
彩》──这是去年的旧作，特把链接放在这里供大家欣赏，与李肇星
之流唱唱反调，为自己也为广大民众出口恶气！

元霄夜，广西中企联总经理陈冰律师来访，谈及台湾问题。我们都赞
同民主统一，一国“良”制。陈冰兄郑重建议我公开致函阿扁，恳望
其为两岸人民福祉计，放弃或淡化、柔化台独立场，在向中共喊话时
预设大陆民主化为两岸和谈与统一之必要条件。遂成《给台湾政府一
个建议》一文。刚寄给《民主论坛》，便欣喜地获悉：台湾总统陈水
扁向美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台湾人民选择与中国统一，他不会
反对，不过，如果这会发生，一定是中国先调整政治制度，也就是两
岸都享有民主选举、多党政治、真正中立的军队及言论自由，而且届
时中国人民的平均所得也要达到台湾的水准。对于北京提出“一国两
制”的模式统一，阿扁针锋相对地指出，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种
制度，就是民主制度。
阿扁被中共冠以“台独分裂分子”的头衔，在多数大陆受愚弄的小老
百姓心目中，俨然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但这次阿扁对《新闻周刊》
表态，充分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和风范，体现了一个民选领导
人以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最高行动准则的民主政治原则。阿扁这一
招，飞花摘叶，举重若轻，不论道义还是功利的角度都占尽上风，并
把一个烫手大芋头扔给了中共。如何回应，是装聋作哑、老调重弹，
还是顺应潮流、顺应民心、厉行政改、还权于民，这对中共当局的政
治智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让我们拭目以待。至于“届时中国人民的
平均所得也要达到台湾的水准”的预设，我相信只要中国人民从专制
的铁索中解放出来，创造创新的欲望能力得到充分释放和巨大鼓励，
一旦爆发出来，必定十分惊人，同时空前巨大的特权腐败和浪费得到
有效的制止，不用多久大陆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上必可迎头赶上台
湾。
我早就严正指出，党独比台独更坏，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危害更
大、更深、更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独乃台独的一大根源。几十年
来，我党对台湾不分青红皂白地使尽损招、文攻武吓、百般刁难、千
方打压，肆意伤害台湾2,300多万人民的感情，一个劲把台湾人民向
台独的方向、敌对的方向猛推，使台湾愈来愈离心离德，与大陆渐行
渐远，无异于充当台独的反面教员，从反方向增强了台独的势力和决
心，帮了台独的大忙。台独份子做不到的事，我党反而都做到了。我
不赞同台独，但不得不承认，站在民众立场上诉诸于民心、民意的台
独，比中共诉诸武力的武统野蛮叫嚣，文明得太多、“得道”得太多
了。
有网友说：大家都知道，咱们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其实在这个底
线之下还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绝对不改变制度，准确地说是绝对
不向民主方向改变制度，改成帝制倒是可以考虑。还有网友调侃：如
果阿扁坚持这种理念，接下来就该我们的代表向人民宣传统一的害处
了。这也并非绝对没有可能呢。为了维护特权统治，中共真是什么人
间奇迹、丑迹、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数十年来，其朝令夕改、朝
三暮四、出尔反尔、自我掌嘴的糗事干得还少吗。只不过人民上其恶
当、受其大骗太多太多，万一宣传上再来这么一次“急转弯”，大有
可能提前落个车毁人亡的下场！
民主统一乃两岸双赢之最佳选择。只要阿扁能加大促进大陆民主化的
力度，为两岸和平和统一作出相应贡献，那他就不仅是台湾人民的总
统，而将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阿扁这次表态振衣千仞，手挥五弦，令
老枭与同道及网友们既感且佩，且看中共当道诸公敢不敢还手、如何
还手了。如果中共坚持一党独大，顽固拒绝政改，两岸民众将会更加
清楚地看出谁是真正阻碍统一、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

一家七口，两个大人，五个小孩，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但这个特别的家庭却是离开谁也不行。虽然这两个大人，根本就不知道其中三个捡来的孩子姓什么，家在哪里。

这一家七口，根本没有一丝违反计划生育的嫌疑，最初他们也不是因为所谓计划生育而成为盲流的。甚至更为残酷的现实是，这两个大人，也就是孙国民和苏桂芬夫妇，最初因为遭遇生不出孩子和不孕的尴尬，才使他们在村子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成为村里“不会制造人”的后进典型，受尽了奚落和嘲讽，甚至失去了当男人、女人的尊严——连计划生育干部都不屑于光顾他家。

无奈之下，他们逃离安徽淮河边一个叫孙佃铺的自然村，历尽千辛万苦和受到种种欺骗后，终于在捡了第一个弃婴后，加入了全国盲流的队伍，乘坐免费的拉煤火车，途经湖南、广东、湖北、上海、辽宁、北京等省市的城市角落，陆续收养了几个流浪儿和弃婴，前后长达十年之久……一路上，劫难重重，差一点活不成，但惟有“今天要活下来”的信念，正如《圣经》马太福音一节所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不要以为中国人多，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中国一部分生活质量差的人想象成没有尊严的人；不要以为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差，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一部分中学没毕业或小学没毕业的人都想象成他们是影响中国形象的包袱。在这部我一口气读完的小说《盲流》里，我分明看到中国农民拼命保持活着的尊严，比任何城里人都强烈，甚至比任何所谓生活质量高的人都强烈，因为书中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对妻子说：“太阳从不耽误出来，天下能下雨，地上长庄稼，人吃粮食就可以活着，所以，上天就是让人活着、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

说实话，承认中国的现实，似乎要比美化中国的现实更艰难。也就是说，当我们天天感受歌功颂德的电视画面和报纸声音时，不知不觉神经都麻木到了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切的地步。我不知道中国平均每天有多少个弃婴，有多少个人无家可归并流落街头，有多少人在失去尊严的同时又对自己失去信心，以及又有多少人走上了“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的自杀的绝路。

是的，中国人何尝不希望日子越过越好的，但事实上中国的现实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沉重压力，有时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恰恰是不去做或不愿意做。据最新《参考消息》援引国际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当局立法同意为街头流浪汉登记“公园”为居住地，因为当地政府依法为这些人发放福利金要求他们必须提供合法的居住地。这就等于说，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合法居住在公园，然后才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可我们中国的盲流呢？中国的公园明令不允许流浪汉安营扎寨长期居住，比如小说《盲流》所形象地描述的孙国民一家，从来都是在盲流路上居无定所，不是被抓、被遣送，就是被偷、被抢、被打。假如政府开恩允许他们一家？？其中五个人没有户口，都是黑户口，能够以实际居住的“公园”登记为居住地，并可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话，国家财政可以保障穷人的孩子免费就地读书，那么，孙国民不就可以摘到“盲流”的帽子了吗？孙国民夫妇实际上替社会收养的几个弃婴和流浪儿，不就可以摘掉“黑户”帽子了吗？孙国民夫妇本身，不就可以不再像当孙子一样享受“二等国民”的待遇了吗？

看了这部小说，真的不感到小说是假的，反而愈加觉得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火车站站台等人，这个地方可是距离天安门只是两站路远，等火车一停靠，马上涌出一大帮孩子，都像煤灰里钻出来的孩子，他们所要的无非是列车上扔下来的可乐罐、饮料塑料瓶和其它一些值钱的垃圾、废品。这些孩子本都是读小学二三年级的年龄，可他们却没有资格坐在教室里接受由国家依法提供的最基本的义务教育。当时，我就问其中一个孩子几岁了，他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白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耳聋，还是哑巴，或者根本就不愿意说话，整个过程我只见他在争抢垃圾，或等待下一班列车，前后总没有发现他说一句话。

我想，假如这样的流浪孩子，能够遇到像“当孙子一样做人”的孙国民这样的实在人收养他，没准他也能有自己的户口，有自己的一个真实姓名，有一个真正的亲爸爸，甚至有自己的一身新衣服，然后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去上学……“无论你有多苦，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活着的力量”，因为孙国民虽然像“当孙人一样乞讨”，像“孙子一样丢人”，但他所做的正是中国非政府组织（NGO）所做的最原始的基础工作，甚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组织（NGO）是像孙国民这样的盲流才能做成功的”，至少孙国民他可以用十年乞讨换来的十三万块钱给他所收养的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买五个正式户口，然后可以种地、养鸡、养鸭、过有尊严的好日子，不再盲流。

十年艰辛，流离失所，无所谓值得不值得，因为人活着就会发现“太阳从不耽误出来，天下能下雨，地上长庄稼，人吃粮食就可以活着，所以，上天就是让人活着、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在《圣经》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这更可信的句子，《马太福音》有一节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是的，我们通过这句伟大而朴实的真理可知，拥有活着的力量就是拥有信仰、信念，乃至信实。《阿甘正传》里还有一句话说，“朋友：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仰望星星，看见整个天空就那么铺在那儿，可别以为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仍旧跟大家一样有梦想。”

确实如此，活着就不能绝望，就要继续有梦想。看完这部《盲流》（作者刘书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发现这正是一部在纸上表演的安徽人版“活电影”。事情起点在安徽，发生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角落，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并没有什么距离，“一切都是你意料不到的，同时一切又在情理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语），我作为生在淮河北岸的安徽人，面对这部小说所折射的现实，同样是无奈，但在无奈之余，我祝福那片苦涩热土上生活的“像当孙子一样做人”的现实生活中的孙国民及其子孙们，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尊严，时刻保持活着的力量，保持最基本的梦想，直到享有真正的幸福生活。

  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日前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将北京的发达与周边地区的贫困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蓝皮书指出，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而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北京的“空吸现象”还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人均GDP排行全国第二的首都，被一个270多万人的贫困带所包围，这实属世界罕见。

　　媒体用一句“大树底下不长草”来形容这一现象。但通常情况下，大树底下是长草的，而且长得蛮好。因为，大城市经常会有一种辐射效应，会通过资本、人力，尤其是知识的扩散，引领其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给周边民众带来机会。

　　但是很奇怪，在中国，大树底下却往往就是不长草。像“环京津贫困带”这样的现象，可见之于不少大中城市周围。

　　这种现象，乃是体制使然。陈志武教授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他的结论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支配，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作为全国权力中心，北京当然永远不可能缺乏投资及其他经济资源，因而，北京经济可以迅速发展。

　　大城市周边地区要从大城市受益，就需要通过提供大城市所需要的资源或服务，融入大城市的分工体系中。事实上，北京周边地区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第一个方面，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北部地区。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很显然，北京并没有给予这些地区以合理的补偿。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权力，而不是市场交易的公平机制。周边地区也希望得到合理补偿，但北京是凭借着首都的政治地位上谈判桌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倒向了一边。河北北部地区的资源不可能卖出好价钱，那些地方政府及民众每年蒙受数以十亿元计的税收和收入损失。而作为首都的北京觉得，京外人为北京牺牲，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北京、或许还有所有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具有辐射性——也许广东、浙江两地例外。根源仍然在权力分配资源的模式。陈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78到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能为明年增加约0.59元的GDP，也就是59.16%的回报。投资效率最低的，正好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平均回报率才40.54%，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这三大城市又正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投资比率最高的地方。奥秘在于，权力吸引或者驱使投资集中于三大城市。

　　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说，市场是一个自发扩展的秩序。而这三大城市由权力造就的经济，则丧失了城市作为一个由高度密集的分工网络组成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市场所应具有的根本特征：自我扩展性。大城市不过是一个个经济孤岛，它不具有带动周边地区的能力。相反，权力给大城市制造了庞大的租金，政府通过权力将城市的所有资源价格人为压低，只要进入城市，就能分享租金，周边最聪明的人力等资源于是流入大城市。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其实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分析说，在法国，巴黎吞噬了外省。巴黎从外省抽走了具有才能的一切人，巴黎也成为法国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艺术中心、时尚中心等等。托克维尔解释说，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源是，资源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分配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