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园回忆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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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三月底“讨伐中宣部事变”之后,中宣部还是老实、“谦虚”了一阵子。最初,大约是 2004 年五月份,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胡锦涛召刘云山上殿熊了一顿,要中宣部检讨自己的工作。接着,大约到六、七月份,据《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告知,中宣部曾经在媒体中广泛征集对它的工作意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这在中宣部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种种“ 遗迹”说明,中宣部可能夹了一阵子尾巴。 但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我相信它迟早要反扑。第一,行政学上讲,任何一个机构都有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本能。第二,中宣部作为一个最愚昧、最反动的机构,它要过一种像流氓一样的生活,就必然要恢复对新闻界的绝对淫威(任何淫威的终端显示器上只有两种图像:金钱和女人)。第三,只要胡锦涛不下彻底改革的决心,迟早他要缩脖子,发还“中宣部可以在报界胡来”的令牌。中宣部的势力与反中宣部的力量,对于胡主席来讲,前者是枕头风,后者是黄脸婆。耳根硬搁不住“枕头风”天天吹,何况老胡耳根硬吗?中宣部部长随时可进中南海,可是反中宣部的力量能吗?信息不对称,胡内心的压力也不对称,到时候天平不分金和铅,胡仲裁焉有不向烂铅倾斜成为胡斜裁之理? 2005年三月,我前脚离开中国去美国(3月16日 ),后脚北京大学就把《自动离职通知书》送到我家(17日)。到美三数日,我收到著名中国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David Shambaugh(沈大伟)先生的电子邮件,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宣传体系的文章,希望见个面,听听我的意见。记得我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去位于白宫西北角不远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拜访沈先生的。 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Molding the Mind of China: Reforming the Propaganda System,翻译成汉语大约是“把中国人的精神放进模具——再造宣传系统”。其中“对中国宣传系统的挑战”一节提到《讨伐中宣部》。他写道:“焦国标的文章是对中宣部恶意、冷酷的攻击,要取消中宣部。令人感到诡谲的是,焦斜刺里发动的凶猛攻击却没有给自己惹上麻烦。一个党员告诉我,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导小组讨论了他的案子,总书记胡锦涛个人也有指示:看住他,但不要惩罚他,除非他坚持进一步的恶骂。” 原文如下: Jiao Guobiao’s article is a vicious and searing attack on the PD, which calls for its abolition. Intriguingly, Jiao’s broadside did not get him in trouble ( I was told by one Party member that his case was reviewed by the Propaganda & Ideology Leading Group, and on instructions from 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personally, it was determined that Jiao should be watched but not punished unless he persisted in further such diatribes). 沈氏接近于一个红色中国学家,他告诉我,中宣部、中联部、统战部等都曾接受过他的访问,相比林培瑞教授、黎安友教授不得到中国,这是一般中国学家难得的礼遇。在沈教授给我的文章打印稿封面下边有一行字:Submitted to China Quarterly,January 26, 2005 (2005年 1月26 日此稿已投给《中国季刊》)。据此推断,此文当写于2004年下半年。翻阅了沈的这篇37页长文之后,我心里明白了,北大做出“自动离职”处理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胡锦涛“看住他,但不要惩罚他”的指示已成老皇历了;对于中宣部来说,意味着它对新闻自由力量的大举反攻倒算开始了。“自动离职”显然已经超过“ watch他”的程度,而属于“punish他”的范围。 反扑决不会止于满足北大开除“中宣部讨伐者”,它必然要恢复过去一年里失去的“所有天堂”。如果说2005年春北大急不可耐与我撇清关系时中宣部还是幕后黑手,那么2005年末整肃《新京报》和关闭《冰点》则分明是中宣部由幕后跳到了前台,正告世人:“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胡汉三还是我胡汉三!” 实际上“讨伐中宣部事变”之后,中宣部管辖的领地并没有缩小,甚至其说一不二的权威程度也没有改变,只是在道义上谁也不把它当成正经东西看了,大家都在背后耻笑它。它自己也一时觉得灰头土脸,没法见人,不敢再像过去那么神气活现了。现在它要反扑,收复的是道义上的地盘,是“妄图”恢复它昔日的圣蛋样子,是企图继续拥有对新闻界恣意妄为的跋扈特权,以达到无论它多么丑陋,即便背后大家也不敢耻笑它的理想圣蛋境界。 ——但是就像一个离开海滩 1000公里的螃蟹,你还能再横行几个时辰,多远呢? 李大同先生说,他要到中纪委申诉。我非常支持。应该多联络几个有类似经历的“苦主”一起干,包括洒家。如果能在共产党党纲党章范围内找到一条收拾中宣部的路子,把它装进魔瓶,那敢情好。兵不血刃而趟出一线新闻自由来,则“冰点人”功德大大的,那将是比苏报案更加光辉灿烂的里程碑。李夫子,免乎哉! 我现在担心大同先生被收买,中宣部或共青团中央塞给他个甜枣核漱漱,就把嘴占住了,一个嘴不可能边吹口哨边喝可乐,或者被它们的淫威由雄鸡吓成草鸡。此前多少被中宣部收拾的总编、社长、记者、编辑,包括《新京报》的总编辑杨斌,不都是这个熊样子吗?杨斌被“杯酒释兵权”,到现在连屁都不放一个,躲深圳是偷着乐还是生闷气儿去了?乐不死你,闷死你活该。是条汉子你就给我站出来,把《新京报》那点破事儿抖他个底儿掉,看它中宣部的黑手往哪里藏。 现在,你倒挺能配合中宣部工作的,它不让你公开你就私吞了,它不许你透明你就自觉黑着。当年袁世凯拿二十万大洋买断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都绝不出卖,一定要发表,说他梁某不为一人一姓而生,乃为四万万人而生;你杨斌现在躲起来做闷葫芦科算什么玩意?再看那些被病魔夺去生命的人,有的尚且愿意捐出遗体,以“肥”后来;你被“宣魔”斩断新闻生命,却这般忍辱含垢,甘愿共谋,实在是一个未曾“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哪。 你们这些总编、社长呀,叫我怎么说你们好呢!宣传部的人也是人,你们也是人,凭什么就得听他的——错也得听他的?你比他弱智吗?他比你天生正确吗?即便是你亲爹错了,你也不会听他的,莫非中宣部的人比你亲爹还享受你的“特供”?《南方周末》一位记者告诉我,有一次中宣部向《南方都市报》“借”一大笔钱。报社的头头儿很清楚,中宣部哪有还债能力呀,所谓借钱,还不是明勒索吗?最后说别借了,赞助你们五百万吧。中宣部拿这笔钱盖了个楼堂馆所。 今年春节最走俏的一条短信是这样的:“在没有冰点的日子,浦志强在河北滦县老家给您拜年,明年说啥也得跟中宣部算账!”中宣部乱来,也是你们这些新闻机构的头头们惯出来的!站出来举报他们,跟他们斗啊,为子孙后代斗出一个新闻自由! 2006 年,合剿中宣部! 2006年 1月30 日,大年初二北京 众所周知,温家宝是刘皇叔转世——喜欢流泪。记者招待会上,他流泪;“非典”来了,他流泪;在欢迎法国总理拉法兰的仪式上,他流泪;在某次矿难坐谈会上,他流泪;为某个丧父10岁牛津男孩,他流泪…。现在,据说当代刘皇叔又为“人民生活流泪”了,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见到总理为人民生活流泪我心惊胆战》,因为他“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也就是担心中共以后太关心人民生活了! 关于应不应该、需不需要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实际的福利制度,我在《“知猪”张五常》、《我为乞丐鼓与呼—-兼批张五常君》等文中已谈得够透。日前发文《张五常自承没有良知!》,居然还是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同道支持张五常,那个因上网而坐牢而著名的不锈钢老鼠居然为张辨护曰:“言论自由是要求国家不作为,而福利是要求国家作为,显然前者所需要进行的考虑比后者少,因为不作为就几乎不会为此付出什么成本,后者是有成本的。”、“他这话(张五常: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的意思是不反对帮助穷人,但是反对由国家来帮助穷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好这件事,帮助穷人应该由私人行为体来做。” 短短数语,大违常识。现代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该管的不许管,如不能把舆论监督变成监督舆论;该管的就一定要管,“帮助穷人”、建立健全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即福利制度)恰恰就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中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可能追求西方社会甚至香港那样的高福利,但根据现在的经济状况,完全应该也有能力在基本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为国民提供最低的保障。不锈钢老鼠认为这样的保障应“由私人行为体来做”? 我要提请不锈钢老鼠和各位支持张五常观点的同道注意我在《我为乞丐鼓与呼》)中列举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如下事实: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量中国穷人正在象猪狗一样无望无助地地死去,死于自焚自杀、死于贫困绝望、死于职业病和各种疾病,死于天灾加人祸,死于交不起儿女的学费,甚至还有直接死于冻饿的,千年前万恶旧社会“路有冻死骨”的惨景,居然发生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经济一枝独秀的神州大地上! 号称著名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何以不顾最基本的事实、毫无理由地“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提出如此毫无探讨价值的伪问题,如非装傻,就是别有用心。民间裁判网友说得好:本来,福利制度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防止贪污的问题,但是,张大学者跑到“世界190多倒数排大名比印度非洲还惨”的大陆骂福利制度,无异于是“给民工送减肥茶,给婴儿吃避孕药”。其目的除了给玩法西斯神五神六航空母舰的中共“拜爺擦爺鞋”以外,确实没有其他解释。 张五常的言论,让我想起一个叫《狮子的命令》的寓言:有一次,狮子吃了一头野猪。偶然在清亮的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龇牙咧嘴,满口是血……有什么好说的呢,实在难看得很。于是狮子为了不再看到自己这副样子,便命令把水搅混(P?巴乌姆沃利)。 其实许多问题都属于常识或伪问题,就如一潭清水般一目了然。但在中国,狮子为了不让人们看清“龇牙咧嘴,满口是血”的影像,便“命令”广大帮闲阶级发明各种伪理论,把水搅混。为了让水持续地混下去,狮子们就不得不致力于监控舆论、统一思想、严管媒体、封锁网络等等工作,因为先进思想犹如外来清水,自由言论就象“澄清”浊水的明矾。张不是狮子,但说他是帮助狮子搅混水的帮闲,应非冤枉。可悲的是,一些同道也被帮闲阶级的堂皇冠冕所迷惑,被他们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绕胡涂了,竟然昧于事实、昧了常识,跟随着帮闲的魔棍跳起舞来。 现在,连龇牙咧嘴满口是血的狮子都有些心软了,为他治下的猪狗牛马们悲惨的生活而流泪了(更可能是做秀的泪或鳄鱼的泪),张五常君这个帮闲竞为此而心惊胆战起来。他害怕什么呢,怕中共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广大弱势群体看得起病读得起书?难怪鲁迅说,帮闲和奴才有时是比主子更加凶恶毒辣的!
《悉尼时报》社评: 就《冰点》事件也给胡温进一言 冯崇义 丘岳首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于1月24日被封,举世哗然。在当代先进国家,媒体被当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与政府部门一样属于社会公器,绝不允许政府的垄断和随意打压。作为海外同行,《悉尼时报》同仁对《冰点》事件深感不安并深表关注。 《冰点》被封,起因是该刊刊载一篇文章,将中共建政以来偏颇的政治教育比喻为“狼奶”。应该承认,那种片面地煽动“阶级仇民族恨”的长期政治灌输,确实与“狼奶”相去不远,很容易助长政府和民众不辨善恶、恶意伤人的“狼性”。部分国人、特别是代表着祖国未来的青少年近年来以仇恨为基础的狂热频繁发作,趋势令人担忧。政府当局如果要证明《冰点》所刊那篇文章的错误,表明自己没有“狼性”,也很简单,只须心平气和地组织文章,文明礼貌地辩个明白。而中宣部所行相反,将《冰点》野蛮封杀,这不正露了“狼性”?。 胡温掌权以来,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整顿和封冻报刊网站,有如家常便饭,终于引发这次群情激昂的抗议,质询的文字和声音遍布海外华文媒体。打击正直人士、封杀理性言论的种种倒行逆施,已使人们对“胡温新政”大为失望或绝望。长此以往,便有人心丧尽之虞。改革可以渐进,但不可渐而不进。 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期待,并非空穴来风。与那种严厉打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路相反,从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到人权入宪,从提出“科学发展观”到发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胡温似乎给世人昭示了一条完整的人道主义建国路线。然而,这条颇有新意的建国路线,迟迟未见落实于实际行动。一方面是持续而畸形的经济发展,造就着虚骄之气和奢糜之风;另一方面是持续于冰点之下的政治严冬,扭曲了改革开放的利益格局。社会的不公不义正不断加剧、道德人心正日益败坏、生态环境正横遭破坏…… 胡温毕竟受惠于胡赵时代(“八十年代”)的新思想新知识,并受到胡赵的呵护和器重。天下万民确实希望他们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恢复并发扬光大胡赵新政时期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扬起政治体制改革的风帆,打破专制主义的权力格局以理顺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带领中华走上人类文明的新台阶。胡温应该非常明白,由于原有的权力格局和权利机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将固有的党政权力和各种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形成的“强势群体”,正在千方百计地扭曲“改革开放”以服务于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有损于他们的既得利益的社会进步。各级官僚,特别是掌握报刊生杀予夺之权的宣传部门和安全部门,为了他们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如升官发财),利用收紧言论之总调,肆无忌惮地迫害敢言之士、封杀反映人民心声的正直报刊。《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等体制内的开明报刊屡遭整肃,《燕南网》和《改造与建设》等民间至为理性的网站惨遭封杀,在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还让这样的恶行大行其道,实在令人寒心。 在邓小平时代,既找不到通向现代文明的桥,也找不到驶向现代文明的船,因而中华民族只好付出“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早已 找到市场经济这座桥和宪政民主(政治文明)这条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勇往直前,而偏偏还要淌“以权为本”、“以党为本”的浑水呢? 主要由中国、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加入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潮流的大转型,是继现代文明在西方首先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二次大飞跃,至为激动人心。亿万人民正在这场伟大的转型和飞跃中获得自由和富裕;中华民族正在这场伟大的转型和飞跃中汇入世界主流文明而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正常成员。然而,政治改革的滞后、政治上的倒退、以及由此带来利益关系失调,将会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确有所成。但是,如果中国滑上德意志第三帝国由统制经济、专制政治和民族主义构成的所谓“民族复兴”之道,中华民族就万劫不复了。 我们较早提出“和解”的思路、推崇和解的智慧,因而对胡温提出“和平、和解、和谐”的“三和方针”,曾经欢欣鼓舞。未料胡温连自己内部忠心耿耿的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还奢谈什么“和平、和解、和谐”?我们也为“转型”而热烈呼号,因而对胡温登台之初对宪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喜过望。岂料胡温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居然向朝鲜和古巴学习? 胡温二人,或者是利令智昏,自以为坐稳了位子,便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反改革的旗号下打压进步言论;或者是束手无策,任由那些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各级权贵为非作歹。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非胡温之福,更非国家民族之福。压制逆耳之忠言而听从谄媚之谗言,陷害刚直不阿之忠良而放纵投机取巧之奸佞,乃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的老套。如果走这样的老路,而无意或无力改弦更张,胡温便只不过是无所作为的平庸政客,甚至等同于姑息养奸的昏庸之辈。英名?骂名?何去何从,望胡温细思量!栎园回忆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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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2006:合剿中宣部
东海一枭:打倒张五常!
丘岳首:就《冰点》事件也给胡温进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