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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4日狱委讯】惊悉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星期五上午与秘密跟踪他的人发生冲突，被带到派出所内强行滞留十个多小时，大约在半夜12：40左右飞雄出所，被人打伤。 我们强烈抗议这种野蛮的黑社会化的权利运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郭飞雄被打伤事件。 唐荆陵、蔡楚、范亚峰、秦耕、杨群、江河、晓山、野渡等 。 |
郭飞雄与秘密跟踪者发生冲突被强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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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4日狱委讯】RFA消息：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星期五上午与秘密跟踪他的人发生冲突，被带到派出所内强行滞留十个多小时。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星期五上午11 点半左右因与秘密警察起冲突被带到他家附近的临河派出所做笔录，直至截稿前，仍未或释，而他的手提电话受到干扰，无法接通。 记者当晚８点半致电在外等候郭飞雄的唐荆陵律师：“十分钟前见过他，又进去了，刚才外面对方的两男两女想要冲过去打他，被警方制止，现在他们也进去了，不知道是警方要谈话还是怎么样。但明显的，这些人的行动自由度比郭要多。” 当晚7点记者致电郭飞雄手机时，他说：“我现在还在派出所，和一警官和那个秘密警察三人谈判，我被强制谈判，现在就是我拒绝交出我的胶卷。” 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他上午走下楼，想拍下秘密警察的样子。被拍的警察上前想强行夺走相机，后来两人都被带回当地派出所。郭飞雄当时告诉记者： “我１１点１０分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一个黑社会分子不断用身体撞击我，向昨天打唐律师那样。我就找了另一警察来评理，带队的警察，昨天给我儿子女儿反复拍照的那个，他开始和我互相推搡，要抢我身边的相机。他抓我相机我就抓他领口，他松我也松，互相推了大概１５ 分钟， 附近派出所警察来了，把我们带回派出所，现在正在笔录。” 郭飞雄在受到警方及黑社会24 小时跟踪监视后，星期四，连家人都受到骚扰，他认为当局是要以家人安危来威胁他停止维权的工作。他星期五上午准备反击之前告诉记者： “我在半个小时内要对他们进行拍摄了，昨天他对我的两个小孩进行反复拍照，这就是暗示要暗杀。他无缘无故对小孩拍照干什么，要伤害就伤害我嘛！我只能从这角度理解，他还对我太太拍照，但我们不会因为他们威胁要做什么放弃我们正常生活的，我要把这些对小孩拍照的秘密警察拍下来，留下法律证据。这些流氓今天又加了几个杀手，可能是昨天打唐荆陵的。我照相他们肯定会打我，就让他们打，对这种杀手型的人要留下法律证据。 ” 广州律师唐荆陵星期四下午前往郭飞雄家探望后，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及殴打。唐律师说：“昨天我去郭先生家探访，坐了一二十分钟就被人跟着了。因为我是去看他的过程中这些人沾上我的，应该讲他的情况比我更危险。” 在唐律师探望郭飞雄被打，郭的家人又被强行拍照后，同样长期被当局监视跟踪的高智晟律师星期五发出声明表示若飞熊有损伤他们将上新华门抗议！申明中说： 从目前的情况看，极有可能这种野蛮的黑社会化的权利运作将在全国大面积开始。外部世界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此， 第一：我们对这种权利运作要提出强烈的抗议！ 第二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中共自己正在葬送我们和平转型的希望！ |
郭飞熊反拍跟监骚扰人员却遭警方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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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4日狱委讯】(新唐人记者唐宇 大纪元记者王新 采访报导)中国维权人士郭飞熊3日，因反拍连日来跟监、骚扰他的人员，遭对方推搡，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郭于中午11点向警方报案请求处理，却反被扣留在派出所，直至发稿时间已超过12个小时仍被扣留。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熊，因太石村事件被广东当局关押了106天后刚刚被释放，但近日又遭到了广东政府黑恶势力的全天候跟踪。跟踪者不仅近距离跟踪郭飞熊的夫人，且明目张胆的拍摄郭的年龄还很小的孩子的照片。3日，郭飞熊拿相机反拍对方予以反击，遭到对方推搡，双方遂发生了肢体冲突，郭飞熊随即向家附近的警方报案处理，警方却反而要求郭飞熊交出相机及胶腃，遭郭飞熊拒绝，于是警方将郭飞熊扣留。 郭飞熊15：14分，发给朋友范亚峰的短信中说道：现在人在派出所处于无理由的半扣留状态。 15：22分郭飞熊短信中说：已被暴力性半扣留，等领导批复。 16：17分郭飞熊短信中说：四个小时了，不准走。还是我主动报的案。 16：36郭飞熊短信中说：我们现在是一边退让，一边在要命的原则上强顶。对方其实是在试探我们。 范亚峰向记者表示，由于郭飞熊及家人连日来，不断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跟监、拍照骚扰，这些跟监人员连小孩都不放过。3日，郭飞熊拿相机反拍对方因而遭到对方无理挑衅，双方遂发生了肢体冲突，郭飞熊随即向警方报案处理，警方却反而要求郭飞熊交出相机及胶腃，因为郭飞熊不肯，所以警方就将他扣留。 昨天因探望郭飞熊遭到了广东黑恶势力殴打的唐荆陵律师因不放心飞熊的安全，一直守候在派出所。据唐荆陵律师讲述：与郭飞熊发生冲突的有 6人，持外省口音，而且其中的4人就是2日跟踪唐律师的那4人。唐说他刚到派出所的时候，还跟郭打了招呼，但马上就被警方制止了，警方不让他与郭见面谈话，说是会怕影响郭的情绪 0点30分，在郭飞熊被扣留超过12个小时后，记者打电话到扣留他的广东林和派出所，派出所人员回答说：“你有什么问题就到派出所来，我们不接受电话访。” 0点50分，记者再次打电话给派出所，对方说郭飞熊已经出来了。随后，记者打电话给唐荆陵律师，唐律师还没有收到郭飞熊出来的消息 0点记55分记者再次打郭飞熊律师的电话，手机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
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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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续二） ——狱中日记摘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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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凡是括号内的部分，为补充记述或分析，非日记原文之内容 （简 述：2005 年9月5日下午，番禺区民政局对太石村民作出妥协，宣称将在9月7日到太石村确认罢免动议签名的真实。我得知消息后，便决定从北京赶往广州，对即将开始的罢免选举作现场报道和法律咨询，以期抓出一套较为规范的罢免模式。我的好友、著名宪政学者范亚峰博士提醒我：这可能是人家的缓兵之计，他们很可能就要抓你了。我答曰：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此时被抓并非坏事。 随后我南下广东，多方联络朋友筹备，9月10日我和艾晓明教授、《南方都市报》记者一道去了太石村。9月11日，《南方都市报》登出了两版关于太石罢官的报道。 9 月12日，风云突变，广东警方大规模出动，强力突入太石村财会室，抓走留守现场的村民48名。我因前一天晚上在网吧熬了整整一个通宵、且未能与都市报车辆会合，而没有赶往现场。当日村民不断向我电告坏消息；晚上村民又不断来电，要我想法搭救被抓走的老人。我心急如焚，答应等消息彻底明朗后赶往太石村。 我一边联系律师，一边筹备发起非暴力抗争以救援万一被刑事拘留的老人们。我筹划和全国的朋友们一道在各自家中进行微型的接力绝食，一旦绝食起动且律师到位后，我将赶往太石村与村民一道绝食（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是否系为一时冲动所左右？我到现在都无法对此作出准确判断。但多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成熟考虑：如果万一卷入了群体事件，作为有责任的当事人，我绝不逃跑；作为船长，不管船大船小，在船员尚未完全撤离之前，船长是绝对不能先走的——当然我不是太石村民的“船长”，但在罢免村官一事上，村民在心理上一直对我有信赖和依托之意，我对他们负有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辜负他们。 13日凌晨，我给好友、著名维权活动家赵昕发了一封邮件，认为出击时机已到，“我们要在我们选定的时间地点和事态中，将自己主动送到强权者的手中。此乃非暴力运动的精髓。现在网上对太石事件反响极为强烈，正好构成了民意基础。” 13 日中午午饭后，我又来到广州市一家网吧发布最新消息，并查看朋友们的回应。刚刚坐定不到10分钟，一群便衣拥了上来，向我出示了拘传文书。应我的要求，他们出示了“番禺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证件。此时为下午2时左右。随后我被警方用车押往番禺区沙湾公安基地。当晚10时我被正式刑事拘留。 从13日到15日三天中，拘留我的法律文书换了三次，事由——因……嫌疑——改了三次：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结伙作案。我追问说我“寻衅滋事”的根据，回答居然是：有村民揭发我在现场看到“坚持到底”那个标语有些歪了，我叫村民重新挂正。就凭这一细节就把我给刑事拘留起来了？！就连这一细节也不存在！ 对于公安的正式审讯，如同上次在北京入狱时一样，我不回答任何正式提问，但偶尔会主动为了我自己选定的目的作一些阐述。我对审讯人员的态度总是“泰山压顶式”的，整个过程与上次十分雷同，这里我就不想详尽描述了。可参见《郭飞雄自述：因申请抗日游行被捕入狱之经过》http: //bbs.buba.cn/showthread.php?t=3638，便可推知这次的细节。比如为了让番禺警方尽早释放被抓的老年村民，我对审讯我的某局长可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当我被告知此案乃领导人签字督办后，我放弃了攻心战，大约自第四天或第五天起，进入完全沉默状态。 将北京公安审讯人员与广东公安审讯人员作一简单对比，可能是有意思的。北京人火大，审讯人员总是与我针锋相对，甚至跳起脚大骂，但他们心胸明显宽广一些，就是挨了我的整，事后还是能与我和好。广东人生性随和，但番禺的审讯人员太无赖，有时对我出言不逊，被我狠狠地训斥一番后，稍稍停顿一会儿，仍然与我嘻皮笑脸，让我很是为他们不值。但请读者注意：这只是我对办案单位的几名警察的看法，不代表我对整个广东人的看法。这几名审讯人员如此表现不佳，可能主要是因为所为之事太不正当、又不得不厚颜坚持之故。而对于看守所的警察和医护人员，我都感觉不错，我是相当喜欢广东人随和亲切的性格的。 办案单位为番禺区公安分局，背后操纵的实为广东省公安厅。真正的决策人或指挥者应该更高。他们为我罗织的罪名很多，诸如：为村民绝食的幕后黑手；为太石村民长期占据村委会的指使人；想发动周围几个村声援太石，一起来扰乱社会秩序；想当太石村村长；向村民索取黑钱；与高智晟律师一道试图从太石村被扣住的财务中提取数百万律师费；接受法*轮*功非法资助；与海外民运勾结（一位冒充王丹朋友的人对我所做的采访都成了证据）……但是直到我被放出，对方都未向我提出任何一条证据证明他们的指控。 为了陷害于我，那个众所周知的机构在抓捕我之前，一直在为我设置一个“美人计”陷阱。但自从05年中某位律师遭遇同类指控之后，我便对此保持高度警觉，对方的意图在9月12日正式落空，13日便直接将我抓捕。 出狱后我才知道，办案单位曾赶往湖北找到我的哥哥，问我是否神经有问题，是否家庭不和，是否遭受什么重大人生变故；我的姐姐也被人问到完全相同的细节。如果我的生活中有任何模糊不清的事件出现过，那么，这次长期坚持绝食的我，完全存在着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在审讯中，办案人员就告诉我，专政机器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我到处教人绝食！这可能让他们不愉快地回想起了1989。 根据上述情况，便可以推知，为什么广东省公安厅一直拒绝将长期绝食绝水的我送到医院治疗。他们一直声称我“对抗侦察”、“玩假的”、“九头鸟”耍手腕、偷喝矿泉水……我的绝食绝水，可能正好在帮助他们消灭民间社会的某种作战能力。在此问题上，我和他们动机相反，但也有着某种一致：我正要借助这一机会，实施一个空前长期的绝食绝水计划——原计划坚持三到五个月、创下一个国际记录。绝食绝水的目的，要向所有的人显示，我们维权人士并不是躲藏在后面让村民冲锋陷阵、而自己置身事外的阴谋家，我们是与村民同命运的，我们愿意接受比他们更大的牺牲；我坚持的时间越长，外界的反响越大，便越有利于一起被关押的那些村民；我的坚持还可以起到鼓励一代年轻人、激发越来越多的朋友起而加入维权运动的作用；我的坚持更可以向各级政府部门的当政者证明，我们维权者是真正的信仰者，是有烈性的、敢于献出生命的先行者，你们那套恐吓打压用在我们这一代顶天立地的斗士身上根本不管用，从而从精神的高度震慑住他们。我想，我之坚持绝食绝水59天，是起到了预想中的一些作用的。在太石事件中，引导民众的维权者作出了比民众更大的牺牲，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的自我牺牲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少了未来中国转型的血腥。 9月16日，绝食绝水已三日的我被按在草地上，用竹筒灌食。此后数日水、米不进，约在入狱第8至9日，我身体反应剧烈，不断喘气，当晚在污浊的空气中几乎无法坚持，只好在深更半夜反复用凉水浇头，次日一称体重骤然降低4斤。次日，我对看守所所长言出现危情，所长遂从我所在的658仓调走8人，剩下17人，空气状况大有改观。但办案单位因此以为我怕死，随后便出现了行刑逼供、以期摧毁我的意志之事。事见《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二）》。 约在9月20日，看守所卫生室对我开始简单救护，确定三日二次灌稀粥、打点滴的方案，平均三天输入体内6斤水。于是身体逐渐在某一平台稳定下来，直到11月10日才遭遇第二次危险。 我在9月15日即写了律师信，但此信直到25日左右才被发出。9月28日4点30分，唐荆陵和温海波律师入看守所见我，但办案单位有意只安排了10分钟。我当场揭露他们对我的行刑逼供。 10月2日，番禺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第一次提审我，我一言不发。 10月4日 （当日在检察院文书上签字，我被正式逮捕。） 10月5日 10月7日 10月8日 10月11日 10月13日 10月14日 10月16日 10月17日 10月20日 10月21日 10月23日 10月26日 10月28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10月31日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11月2日 “断头今日意如何？ 11月3日 11月4日 11月5日 11月6日 11月8日 （听人说）西瓜煮鸡，好吃。 今日体重113斤。在卫生所与医生争论，喘气，差点抽筋。急忙自掐人中，不是昏死，而是抽筋。超出意料。 （办案单位）最阴险的族类…… 11月9日 11月10日 11月11日 11月12日 |
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危机
最近手边在读的同时有三本书：《新编美国文学史》[王守仁、刘海平主编]、《英国小说艺术史》[李维平著] 和Marcus Cunliffe的“The Literatuer of the United States”。讲述的同样是英美文学史，但是读后的感觉却不一样。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所用语言乏味单调，如同嚼蜡，不时出现一些象“…如同吹进…的一股春风”“…在文坛激起了…浪花”这样恶俗不堪的句子。英美人则就很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句子灵动、飘逸，富于想象和幽默，但同时不失学术气质。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喜欢堆砌作家生平和作品梗概，真正的创见很少，英美人的则并不用四平八稳的结构，任意挥洒，基本不提故事梗概，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家，完全不从出生地和童年讲起。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多半集团作战，主编挂帅，十几人多管齐下，充分体现团结就是力量，英美人则单兵行动，独来独往，多半是一流名校的资深教授，集数十年的治学呕心沥血而成。
让我们读一段Cunliffe的文字：
The apparent paradox is that only when America became more authentically “other”, more American, could it afford to be more European－－or more cosmopolitan.Viewed one way, the expatration of Henry James or Getrude Stein was a betrayal of American wholeness. Viewed another way, it was a mark of national confidence.” (p 279)
让我们读一段中国人编写的美国文学史里的任意段落：
威廉.杜波伊斯是世纪之交时影响最大的两位黑人作家、政治活动家之一(另一位是华盛顿)，他的政治主张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至今仍是美国大学有色人种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
谁笨拙，谁轻盈，谁机智，谁驽钝，立见高下。
文学批评是一种很有别于其它人文学科的活动，它除了需要写作者对于所评论的语言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对其中的隐喻、象征体系有着侦探般的热情之外，还需要作者本身拥有很好的驾驭文字的功底，甚至批评家本身最好也有文学创作的经验。
所以英美很多一流的评论家首先是文华绚烂的作家，比如萨谬尔.约翰逊的英国诗人评传，读起来就文采飞溅，比如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大卫.洛奇就写过好几本好玩的畅销书。或者，很多一流的作家成名后转而进行文学理论的总结，比如詹姆斯、劳伦斯、吴尔夫、艾略特、福斯特、庞德等人。当然，也有反例，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就写过小说，后来自己不好意思，遂掏钱将之从书店全部买回，然后付之一炬。
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通常则面临两种尴尬，要么就是理论搞得深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奇差，于是只好拼命的使用“大词”或“术语”装饰门面，要么就是好的作家试着研究文学创作理论，结果专业素养太低，毫无理论深度和学理价值。前者的代表是清华大学的王宁，后者的代表可以是王安忆和格非。 当然，也有反例，比如余华对于霍桑的评论，就是那种理论深度和形式激情的完美结合。
信手拈来一段某学术期刊上的段落，与诸位奇文共赏：
独霸文本的男权不但以“勇敢、进步”的殖民者的光辉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而且暗中把怪物的反叛之音和女性零散的话语层层包裹起来，以期将其泯灭殆尽。即使叛逆之音偶有外泄，也必须经过霸权叙事网的层层过滤，最终才以扭曲的镜像展现在公众面前。但伊丽莎白的一封承载有女性话语的信函首次撕开了弗兰肯斯坦的苦心经营的男权巨网…对英法的阳性特权进行了隐义的批判。
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引了。文学研究是需要旁征博引的，也是需要批评家本身具备一流的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夫。在新中国对于文艺界多年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胆战心惊于”政治正确”，处处如履薄冰。我们的文字正在死亡，一些诸如“民主”“崇高”“伟大”“辉煌”这样的字眼要么就是异化，要么就是萎缩。一步一步地侵蚀下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也已经成为了危襟正坐，不苟言笑的“人民日报体“或“新闻联播体”。我们的文学论文则是抱住当下流行的外国文学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理论名词，拿大词当万金油，就像上面用女权主义分析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一样。
文学的美，就这样被玷污了。文学批评的趣味和智性，就这样被葬送了。
难怪远游在外的伦敦大学赵毅衡教授在被一个满嘴大词的博士生问及中国的形式批评危机时，非常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形式批评从来就没有好好开展，根本就谈不上陷入危机”。这是非常中肯的批判之词。甚至可以说，中国也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上外的李维平是国内难得少数几个潜心问学的英美文学研究者，其乔伊斯研究也是国内领先。但是翻着那本书(尽管已经比国内同行的专著在原创性和理论深度上好太多)，仍然不难看出研究方法的粗陋和诸多论据的错误。比如第二章，在分析希德尼的作品时，他对一个千字的语篇中的修辞方法进行统计，然后列表说出每百字各种修辞的出现次数。如果真要做这种文本形式的统计分析，那起码科学的态度是要有原始数据和关于数据源的介绍，可书中什么也没有。比如在提到英国早期历史时，至少犯了三处史实错误：第一，昂格鲁撒克逊人没有“征服罗马人”，是罗马人撤离后他们才来的；第二，罗马人的统治是四百多年，而不是他说的“五百多年”；第三，伊丽莎白女王是1603年去世，而不是1605年(那一年倒是发生了针对詹姆士一世的暗杀)。对于一本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这些简单的史实错误是不应该出现的。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像李维平这样能不为了职称，一本接一本的出专著，而不是编书或者粗制滥造论文的人，中国已经少之又少。
简而言之，功利主义导致的学术弱智，和意识形态导致的批评语言的美感缺失，就是当下中国“英美文学研究界”面临的集体尴尬和危机。
余华， 一个杰出的广告家
大家认为余华的书哪本最成功？《活着》？《在细雨中呐喊》？还是《许三观卖血记》？其实都不是，一般人是想不到的。就是它了，余华给读书杂志写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就是这本书，使得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笼上了一层令人目眩的光环，甚至被那些为理想所折磨着的文学青年奉上神台，认为余华将是他们在文学世界里的引路人。
在这本随笔集里，余华就现代文学中几个著名作家侃侃而谈，其中一个被他的嘴唇磨得光滑的一个词就是“叙述的技术”。在中国作家中，一部类似于书评集的书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恐怕除了余华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众所周知，一个新生的概念往往会引起巨大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几乎与概念的具体内容有实质的联系，比如前几年风靡中学生文坛的“新概念”。在余华的随笔集了，这个“新概念”就是“叙述的技术”，或者余华不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但他一定是第一个如此煞有其事地提及这个词的人，在他的随笔里，在他的访谈里，这个词无所不在。有句话说谎言重复了一百次之后它就是真的了。这就是广告效应。由于“叙述的技术”这个词如此频繁地提到，以致所有不管有没有看过余华的作品的人都认为他的小说里真的有什么技术，于是都去寻他的书来看，这个时候余华不大红大紫也难了。
一个顾客到商店去买手机，他关心的是手机的功能，而不是这个手机的功能是通过哪种技术实现的。在阅读上也一样，叙述的技术属于写作者的东西，一个读者只要不是写作者，他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余华反其道而行之，抓住一切机会大谈什么叙述技术，结果大获成功。因为这个时候，读者已经被“叙述的技术”这个名词蒙住了。于是，当《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说”“许玉兰说”这种句式如同牛皮癣那样一大片一大片出现时，人们重新拿起初中语文老师教给他们如何分析鲁迅文章里的“活该”独立成段的好处的方法分析起这些“××说”的“叙述的技术”来，说它们是如何的简洁，对”中文在余华的笔下变得如此简洁”叹为观止。当纯粹是鲁迅的《孔乙已》的模仿之作《傻子》面世时，居然又是一片好评，居然被人当作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余华显然是吃到了“叙述的技术”这个词的甜头，于是他更上一层楼，他在谈《许》文的创作时提到小说最后一章的一句话”这时的许三观已经是年过六十了”，他说这句话使时间整整跨越了30年，这又是“叙述的技术”。当然这只是大概的意思，余华的原话充满了得意洋洋的语气。
如同众多评论者所说一样，余华的作品是非常单薄的。偶认为除了余华那部描写少年体验的长篇处女作《在细雨中呐喊》外，其余的就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父亲评论下半身瘫痪的克利夫的小说那样——“there’s nothing in it”，与人类的生活体验无关。面对人类体验，余华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他在“叙述的技术”上独辟蹊径。但是，余华作品里的技术到底是什么呢？不用说，是《百年孤独》里的单线条与交错的时空叙述，是博尔赫斯里的玄幻与及模糊的心理意象捕捉，是三岛由纪夫在《仲夏之死》里的对精神危机的描写。但是，余华表示福格纳是他的老师，仅仅是因为他从福格纳那里学会了心理描写这个“技术”，而对于身影在他的作品的每一个角落里闪现的上述三个人，他却讳莫如深。如同工业界的技术那样，荣誉只属于原创者，而不是模范者。
余华是个出色的模仿者、故事大王以及幽默大师，同时他的汉语的音节有着音乐家般的敏锐。我曾在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上看到他在某年又获得了一个外国文学奖，那是澳大利亚颁发给他的“句子悬念大师”。余华的句子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即使“nothing in it”，因为他能够将一个个汉字构造成音节和谐的句子。但是仅凭这些，余华远不能获得今天的被视作“当代小说家魁首”的荣誉，因为仅有这些并不足以成为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巨大成功，乃是由于他对“叙述的技术”进行脑白金广告那样对读者进行狂轰滥炸，是这五个字给他的作品蒙上了耀眼的光环。从这个意义来说，余华就是一个杰出的广告家，他的广告是《我能否相信自己》，主打广告词就是“叙述的技术”。
是怎样的风令我黯然神伤
数年前，我与诗人陈东东有过一段时间的密切来往。他是诗人，也是热心的文化传播者，他跟我说，是不是可以写一点关于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的文字，或许将来能充当一本书稿的一部分。
“书稿”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概念，连现代诗歌的味道我都刚才有所浅尝。蒙塔莱的《生活之恶》是本老书，因为价廉才偶然地被我纳入箧中，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朋友随口的一句“蒙塔莱非常好的”，让一个从不看诗、对拜伦雪莱毫无兴趣的人去接触诗与诗人，进而把“乌贼骨”这个意象置入他的内心。“你被摔打、冲击/像乌贼骨/在波涛的冲击下渐渐消融”（《海滩》）——在此之前，我以为在海滩的语境下，至多只有顽强的礁石或渺小的贝壳可以通过诗人之眼的过滤。这奇妙的乌贼骨，作为生命的遗骸它更加真实，更加具体，它的摔打和消融几令我感同身受。
若非这微不足道的契机，蒙塔莱之于我还得是个长久的符号，“隐逸派”在诗歌全面边缘化的当下，也只是个停留在概念层面上的谈资。事实上“隐逸派”是字面上比较简约通俗的一个诗派，翁加雷蒂尤其如此，蒙塔莱相对运思深邃，但选取的意象也经常是很生活化的。诗人去世后，怀念他的人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气质和生活习惯，他沉默，有着诗人式的懒散，他弹去烟灰时的手臂总是举到那一个固定的高度，以致经年累月，在肩膀上留下了淡淡一层灰痕。我在这次写作中发现了这些细节，不觉又打开吕同六先生给《生活之恶》所写的序言，仿佛读诗一样仔细品味。吕先生描述蒙塔莱的诗风时用过“低徊吟唱”一词，真是恰切无比：一个与作品完全一体的诗人的形象倏然树立起来。
2001年入夏时节，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的诗歌也有了一个漂亮的新译本——由于纸张的缘故，蒙塔莱是暗的、浑浊的，夸西莫多却富有光泽，仿佛西西里岛清丽的河山。翻开《水与土》，我又看到吕先生长长的序言《心灵与时代悲剧的闪照》，立刻明白了“隐逸派”三杰成为一体的缘故：夸西莫多与蒙塔莱、翁加雷蒂一样，在意大利遭受“时代悲剧”的时刻选择了相似的诗学路径：退入自然放声悲号，退入内心发出宗教式的祈祷。蒙塔莱说“啊，蒙受创伤的春天终究是节日/倘使能埋葬这死亡的灾难！”（《希特勒的春天》）夸西莫多则说“啊，亲爱的姑娘，/别忘却机枪子弹洞穿的墙头/殷红的天竺花。”（《信》）这些诗人都那么敏感而温和，用移情后的叹息取代冲上前沿的厉声控诉，看照片，他们布满愁绪的内向的眼神都与宽胖的体形相反相成。
很难估量这两本诗集带给我多大的影响。意大利的诗歌，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神曲》，小说几乎还停留在《十日谈》、《斯巴达克思》的阶段，论戏剧，买到那部皮兰德娄作品选《寻找自我》则是更晚的事情。但在此后，我的视野里就为隐逸派诗歌保留了一席之地，并直接沟通亚平宁的词与物——在那儿，夸西莫多的诗歌有着最广大的读者群，街心雕塑和喷泉之侧都有人在吟诵。这些诗篇并不以难度和技巧取胜，相反讲求直觉的明快，朗朗上口。如果说蒙塔莱选择的许多核心意象是作点龙睛之用的话，夸西莫多的诗篇就像水墨画一样潇洒、浪漫，似乎并无“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必要。又是吕先生的一句话点到了要害：“夸西莫多擅长把对内心世界的抒发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融合在一起，把感触最深的一刹那捕捉住……”
闪光的不只是诗人的名字；在两种语言的交汇处，总有一些镜子在小心地摆布，希求将作品完好地折到另一边。吕同六先生和他的搭档刘儒庭把诗人的名字打磨出光华，每读《关税员的小屋》、《生活之恶》、《柠檬》、《海滩》、《廷达里的风》，我愿意提醒自己要有所感恩。在诗歌中译领域，赵振江和张广森合译的聂鲁达长诗《漫歌》堪称经典之作，赵老师也曾向我说起，和张先生的合作是他翻译生涯中最心满意足的一次。这种“合璧”的愉悦令人向往；如果说诗歌必然是孤独的艺术，那么诗歌翻译工作更甚一筹的孤独还有可能与人分担，前提是有共同的热忱和相似的文字品位。
正如许多作家是从诗歌起步的，意大利文学进入我的阅读生活也是靠了两部诗集。这以后才有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在这个有着漂亮装帧的系列里，黄文捷老先生奉献了斯韦沃的《泽诺的意识》，那个碌碌无为的病人泽诺，在我看来又是意大利民族独特的产物，性情软弱颓废，动不动就心事重重。而索尔达蒂的《卡不里岛来信》恰到好处的温婉、忧伤，再一次勾起了我心中的“隐逸派”情结。翁加雷蒂的名作《我失去了一切》将忧伤推到了顶点：“我失去了童年的一切/我再也不能/用一声呼喊来忘却过去。……失望日甚一日/生活于我不过是/梗在喉管的/一块欲呐喊的岩石”。
这令人怵然心动的最后一句出自《意大利二十世纪诗选》，依然是吕同六——也是这套丛书的主编——编译。
当年写完那篇蒙塔莱的小传，我忽然有一种很想倾诉的欲望。这位素来胸怀濒海的诗人不断地提醒我时间如海浪般淘漉的力量，提醒我生活本质上是在迫人忍耐的，忍耐寂寞、惆怅、眩晕——以及死亡，正仿佛一支狂想曲，阴惨惨，暗幽幽，远处是彤云低低，鸥燕声音喑哑地飞来飞去。他在《夏日正午的漫步》中写到似火骄阳下“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则直接切入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威胁、死亡的气息令人焦虑不安。后来我又读到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诗选《无限》，在其中，吕先生收入了《无限》一诗的四个译本，满是意大利式的抒情：
“我安坐在山冈/从篱笆上眺望无限的空间，/坠落超脱尘世的寂静/与无比深沉的安宁……”（吕同六译）
“我静坐眺望，仿佛置身于无限的空间，/周围是一片超乎尘世的岑寂，/以及无比深幽的安谧……”（钱鸿嘉译）
“我坐着远望，/浮想联翩，/无穷无尽的宇宙，/万籁俱寂……”（王焕宝译）
“可是，当我在此静坐凝望，/我想象中显现了远方的/无限空间，呈现了超人间的/安宁，和无比深沉的寂静……”（飞白译）
蒙塔莱在海边踯躅，莱奥帕尔迪在山上，凭此世之无比伤怀畅想出世的无限安宁——非心地如此不能成为意大利的现代诗人吗？吕先生在《意大利二十世纪诗选》中也选了其他人，邓南遮的词藻，马里内蒂的癫狂，读来俱不如隐逸派那样隽永；而这本《无限》——才72页的一册小书，其中点缀着一些精美的风景速写，以及诗人的宅第和手迹的照片——吕先生在短序里称莱氏为“咏叹痛苦的抒情诗人”，在我眼里与后来的隐逸派简直是息息相通的一体，那般细腻，又那样脱俗！我不禁揣想，一个沉浸于这几位意大利诗人的翻译家，他自己的气质又会是什么样的。
总有太多可敬的人，在你开始惦记“是不是该拜访一下”的时候仓促永诀。现在写这篇所谓回忆文章，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在回忆蒙塔莱、夸西莫多、翁加雷蒂、莱奥帕尔迪，还是从未能谋上一面的吕同六。在
不经意之间，这些人已经不分彼此了：提到吕同六就会想到隐逸派，想起隐逸派就会提到吕同六。蒙塔莱说了：“人来到世上走这么一趟总得以某种方式具有一种意义”（《在我们的时代》）——不避一厢情愿地说，吕同六的意义就是撑起意大利文学引介的半壁江山——在隐逸派之外，还有莱奥帕尔迪、卡尔维诺、曼佐尼、特奥多尔·夏侠、皮兰德娄、莫拉维亚、达里奥·福……对这样的人，应该记得感恩。
一个受惠于翻译家的读者，最好的回报大概就是把他的译作多读几遍了。我选择了夸西莫多的《廷达里的风》：“廷达里，我知道/你是多么脉脉温情，/在巍峨、寥廓的山脉上/俯视娟秀的风神之岛……”在夸西莫多家乡的岛上，受“生活之恶”所迫向往“无限”的冲动融化进了山明水秀之间，但是命运迫使他的足迹远离故土，“远去了，迷蒙的烟雾里/悄然陪伴我的朋友们，/远去了，喧嚣的声浪/和纯真的柔情……”可以无数遍地念，无数遍地吟。诗人的血液、灵感、魂魄都在廷达里，护佑每一个专心陶冶其中的人。
吕先生逝世后的几天里，我的个人日志里有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留言缅怀，并说要继承前辈的意大利语文化传播事业，即使无法比肩他那样卓越的贡献。且借西西里的空气把这些唁辞送到逝者那里，顺便捎上我自己的感念：漂泊之后的诗人，终将重登故土的山峰，他看到“明媚的廷达里又显现在我眼帘；/……我佯装提心吊胆，/亲爱的朋友岂能理解/是怎样的风令我黯然神伤。”
谨以此文缅怀吕同六先生。
2005年11月5日凌晨
戏剧作家哈维尔成为总统的一个历史节点
2006年3月17日，捷克语版美国剧《将你的车停在哈佛校园》将在捷克上演。进入新年，戏剧和电影演员达格玛·哈弗洛娃就开始排练了。新闻图片上美丽的哈弗洛娃笑得很璀璨，她已经“暂停”演艺生涯、专心慈善事业十来年了，因为她在1997年嫁给了总统。
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成为总统前，是一名剧作家，而且是捷克新时代荒诞剧的开创者。我在《捷克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这本小册子上查到对他的介绍，说他受到《等待戈多》等的影响（见该书第120页）。大概一个“剧”字联系了哈维尔与哈弗洛娃。哈维尔与米兰·昆德拉是同时代人，《玩笑》、《生活在别处》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太多的昆德拉作品让我们耳熟能详，可我们实在很难见到哈维尔的作品，上海的东方出版社1992翻译出版了他的自传，那是“内部发行”的，今日已经很难找到这本书的影子。
我这里的文字不是介绍“捷克前第一夫人”的；也不是介绍1989年岁末成为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后来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之后作为捷克总统一直到2003年年初连任期满而卸任的哈维尔，而是要说一位作家、荒诞派剧作家成为总统之前有关公民权利的一个历史节点。
生于1936年的哈维尔，尽管出身于布拉格一个有产阶级家庭，但也曾辍学，他当过化学实验室助理员、舞台管理员，服过兵役；他的第一个重要剧本是《花园聚会》，1963年被布拉格一家活跃的剧院所接受，在戏剧圈、文化界，哈维尔逐渐成为捷克的公众人物。到了1974年，哈维尔就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5点钟起来滚啤酒桶”。原来捷克人比德国人还喜欢啤酒，刚刚看到的消息是：2005年捷克人均啤酒消费量全球第一。1975年，哈维尔发出了一封著名的信件，那是给当时的总统的，题目就是《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这封长信描述了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这让我们知道，哈维尔作为一个公民、一位知识分子，并没有忘记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哈维尔的中国知音是著名学者崔卫平。早在2003年3月13日，《南方周末》就曾刊登了、哈维尔作品中文主要翻译者崔卫平的文章《哈维尔：政治家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了作者的作品集《正义之前》（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这个文章让我明白，哈维尔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更是一个为他人能挺身而出的好人——他与一支摇滚乐队发生了特殊的关系，构成了他成为总统之前的那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作为剧作家，哈维尔喜欢音乐是很自然的。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中，就多次提到哈维尔，说到哈维尔与音乐（《我的生活》，译林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其中将哈维尔译为“哈韦尔”），说“瓦茨拉夫·哈韦尔喜欢听露·里德的歌曲”；1994年1月，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访问捷克时，哈韦尔带他们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他叫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而哈韦尔则是“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见该书第 626页）。而希拉里的回忆录《亲历历史》中，则有专门的《布拉格之夏》一章（《亲历历史》，译林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该书翻译为“哈维尔”），说得更为详细；希拉里印象中的哈维尔“却很羞涩”，说他“雄辩无碍、为人风趣、极富魅力，令我深为折服”。“大家愉快地用过晚餐后，哈维尔带领我们步行穿过老城区，来到音乐家、年轻人和观光客汇聚的著名景点查尔斯桥。当哈维尔还是个在野的持不同政见者时，就常常与志同道合者在此聚会，演奏音乐，交换从黑市购得的唱片或录音带，并相互传递信息。”
希拉里紧接着带出了那个历史节点：“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自由运动遭苏联镇压后，音乐，尤其是美国的摇滚乐，帮助人们维系希望于不坠。197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这一名称出自弗兰克·扎帕的歌词——遭当局逮捕和审判后，哈维尔领导发起抗议。在联名签署被称为‘77宪章’的人权宣言，并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处苦役后，哈维尔凭借文学与知识理念撑持自己。”（见该书314页）
1977年年初，因为“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成员被捕，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落实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先后有两千多人签名，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也写到了基于这个事实的一个细节，只不过小说中的主人公托马斯在“飞快地运转着思绪”之后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在那个时候，哈维尔还是“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可这些活动在那样的时代其“代价”是可以预见的，它给哈维尔带来了3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5年，刑事起诉的罪名为“颠覆共和国”之类。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卡斯特利奥为塞尔维特案对抗加尔文，还是伏尔泰为老卡拉案件拍案而起；无论是左拉为德雷福斯案愤怒地喊出“我控诉”，还是杜拉斯为一位越南作家教授被关在狱中十年而致信范文同，都没有像哈维尔这样，坠入牢狱之灾。
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正确的思考使人荒谬地受难，荒谬的受难使人更加正确地思考。比哈维尔的荒诞剧还“荒诞”的“牢灾之难”就不去说它了，在那段时间，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以及“狱中书简”，希拉里说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如今已成为异议文学的经典”；目前，我们能够零星所见，如在《散文与人·宿命的召唤》（邵燕祥、林贤治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版）一书中，就有崔卫平的译笔（见该书254页）。另外的著名篇章，还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在《对沉默的解剖》中，哈维尔有非常深刻的剖析，他说，“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力。”这就是不再沉默的铿锵之声。由此，我想到北岛的一句简朴却震撼人心的话：“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哈维尔是金字塔尖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代表人类良心的人；正如哈维尔自己所说的：“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人类灵魂应该装进的是人类良心。良心系于灵魂的哈维尔，其实是个时时都很谦卑的人，他曾称自己只是一个“捷克的乡下佬”。米兰·昆德拉有个说法是“老实人哈维尔”；崔卫平则说，在翻译过程中，能从哈维尔身上获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深呼吸的感觉”，“是任何别的人都不能代替的”；徐友渔也说，“他在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而我，更愿意把为公民权利而挺身而出的哈维尔看成是“好人”——普普通通的好人。
谁也没想到，一个籍籍无名的摇滚乐队受审案，最终会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了：1989年10月，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哈维尔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这真是温柔得像一片天鹅绒；一个多月之后，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哈维尔也在12月底被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代表——联邦议会选举为总统。这就是“东欧地震”中的一环。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此前写就的《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一书，被称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然而其书中最后说到“教训”的一段话还是很发人深省的：“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复杂的人类环境水火不相容；只有当政治权力受到制约时，社会的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见该书第305页）在复杂的人类环境里，在巨大的人类“地震”中，哈维尔是一个有良知、有脑子的人。在我看来，与其说哈维尔是戏剧家总统，不如说是总统思想家。“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中国的智识者李慎之说，“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尊严地生活、做个真正的人”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样的“后极权社会”，因为没有民主性，所以就没有先进性；因为没有自由者，所以就鲜见文明者。哈维尔不仅仅是教导人们如何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且不惜自己入狱，去帮助他人尊严地生活、做真正的人。对于哈维尔来说，作为总统，无论多优秀，任期都是有限的，干满两届总要下台；而作为优秀的剧作家，其生命力要强得多；进而作为优秀的思想家，有望能够穿越千年时空；最后，作为一位为了他人“尊严地生活、做个真正的人”而在狱里狱外都能让自己“尊严地生活”着的真正的人，则能永远流传不磨灭。
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蓝色星球上，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奇怪形态。让人感到木佬佬奇怪的是，哈维尔的文集在有的地域无法公开翻译出版。由此地球人大概都知道了，有的地方有很多聪明人，可惜这些聪明人大抵是有“智”而无“识”的。在人类文明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结满了人的成熟的文明之果，本来跳一跳就可以摘到，但有智无识者偏偏都将其看成是禁果，而那些想跳摘者，对不起，你们通通都是受到了蛇的引诱。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向政府“妥协”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日前向埃及伊斯兰最高首脑提出申请，请求当局为他的一本小说的出版放行。此举一出，马哈福兹的朋友和同僚们都大惊失色，认为这是作家向保守的伊斯兰政府投降的表现。
马哈福兹今年94岁高龄，据他说，出版商已经请求爱兹哈尔大学出版其《小巷的孩子们》一书。爱兹哈尔大学是伊斯兰逊尼教派最古老的学术研究地，也是开罗最负盛名、在伊斯兰世界最进步的高等院校。《小巷的孩子们》在1959年一问世就惹出了乱子，伊斯兰学者们称这本书描述的是亵渎神明的宗教人物。此书在全埃及遭禁。
马哈福兹的朋友们感到困惑是有理由的。因为以老作家的名望和地位，并不必非要为这一本小说向当局低三下四。马哈福兹于198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如“开罗三部曲”、《人生的始末》等都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学经典。也许老作家认为自己已入耄耋之年，希望不要因这本作品无法在埃及露面，而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何清涟:女性沉沦的原因分析
衡量妇女社会地位，国际上有常用的七项指标，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以此七项指标判断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地位排132位。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从婚姻中寻找出路。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
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象，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各种传媒连篇累牍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用各种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道、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干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并且是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既是中国男性主宰社会的话语扩张（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居然还有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原因首先在于，在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的时候，女性并未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便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其次，面对转型期种种伤害女性的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
失业率高、就业难
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例，全国总工会1993年对7个省、10个省属市的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报告，难得地说明了女职工的就业困境。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以上；失业和下岗女职工达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全国总工会1996年底的统计显示，全部职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岗人员中女性却高达59％、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４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说明，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多裁女职工、少裁男职工，而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机会也少于男性。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三分之一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人被丈夫离弃。而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就业歧视女性同样严重，不仅女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企业变相拒招女职工；一些外资企业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至20岁、合同期一般定为3至5年，期满即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以避开女工的婚、孕、产期。
工作中的性骚扰
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毫不掩饰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
性骚扰构成了一种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单位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接案统计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1994年专门就此事做过调查，她的调查报告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唐灿的文章被香港的报纸转载，国内的有关部门却称此文“有损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形象”，唐灿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
根据笔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广东各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骚扰，与内地不同的是，党政事业机关的领导干部比较收敛，因为在当地满足性消费相当容易，内地源源不断南下的年轻女子多如过江之鲫，故而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商业界则通行露骨的性骚扰，有的靓女在被招工的当天就受到严重的性骚扰。久处在这种环境中，部分受骚扰女性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
婚姻家庭的脆化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反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中国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中离婚现象也最突出。据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因为八十年代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的经济地位变动最明显。到九十年代，夫妻的年龄差距也开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
广东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靓女。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费。
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卫视的速配节目中，就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上述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在新时代的变种，也反映中国男性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的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极度金钱化，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的男性，成为趋之若骛的对象。例如，1999年武汉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成为传媒的聚焦点，那1500余名参加征婚的佳丽当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还有博士生、以及在国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
有几位年青女子用股场语言向笔者谈论择偶原则，十分具有代表性。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而“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不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女大学生的“贤妻良母”观
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却是贤妻良母。
闵冬潮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做过调查，然后写了“浅议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女性观”一文，谈到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现在更关注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她们认为，以往宣传妇女解放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对女性设有保护与照顾机制的条件下才出现的，这种妇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为沉重代价的，现在的女大学生们不愿意再付出这种代价，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实际的生活道路。这一特点在北京大学这类重点学府中显得更为明显，一般来说，这种学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质比女生强，于是形成一种男生占有绝对优势的竞争环境，给女生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女生还没加入竞争就在心理上败下阵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如北大历史系88级的一些女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自己培养成家庭主妇，她们以日本妇女为楷模，学习化妆、裁剪、烹调等，而对专业课程并不感兴趣。北大的女生部长就宣称：“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北大外语系一位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这些女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校外潜在的社会压力的结果，也与校内同学之间的社会压力有直接关系。例如，北京大学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表示，他们不能容忍女孩子与他们并驾齐驱。为了得到一个具体的男人的承认，女生们开始自我塑型。
如果说在婚姻市场上性魅力的竞争还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种间接表现，那么当今在中国繁荣不衰的娼妓业，则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现。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无法展开，只指出一点，由于男人们嫖娼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笔者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人士的机会比她在工厂里的机会多。学历在这一行业中体现“价值”，应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种特殊产物。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导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这种脆化的婚姻关系中，受伤害者往往是妇女与孩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指出，家庭破裂对女性心理的打击相当严重，近年来该市法院受理了近两万件离婚案，近七成被判决离婚，一些迫不得已离婚的妇女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另一些妇女则陷入婚姻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自暴自弃，被人唆使、摆布，跟随不法分子犯罪。该报告还指出，近年来女性犯罪以盗窃、吸毒和抢劫为主，其中盗窃案最多，毒品案件则大有赶超势头，女性参与诈骗、营黄贩黄、拐卖绑架儿童、出售运输假币的案件也有增长趋势，女性利用职务之便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其次，婚姻家庭问题直接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据对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调查，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占39％，家庭暴力现象突出的占44％。其他类似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第三，妇女问题不但关系到一个国家当前近半数的人力资源的素质，还关系到将来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人力资本理论已证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其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据研究，劳动者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率，女性高于男性，这意味着投资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大于投资男性，所以增加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益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据一项在危地马拉的调查，由于男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用于无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消费（抽烟、喝酒、嫖娼等），所以要改善家庭内孩子的营养，其开支往往主要来自母亲收入的增加。从女性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看，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的影响，比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等都大。13个非洲国家在1975年至1985年间的数据表明，妇女识字率每提高10％，儿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识字率的提高对此影响甚微。对2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表明，若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要受1至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
一句西谚云：“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如果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剥夺她们的人格尊严，将来受惩罚是整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