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沙祖康先生快退休了，临退休能担任一届联合国副秘书长，也算是一道美丽的回光返照。可是在我看来，老沙基本上是一个被报废的外交官。被谁报废？被中国反人权的外交传统报废。不久前我曾写文章指出，周恩来开了中国反人权关怀的外交传统。“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官，全都被这个传统毁掉了。他们忙碌一辈子，回首一看，全部工作不是抵挡西方对中国的人权关怀，就是对外抵赖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权灾难。

“反华”实是褒词

沙祖康就是这样一个被中国反人权外交传统毁掉的可怜的外交奴才。当今世界，真正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不是那些对中国政府唱讚歌的外国人，而是那些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存在人权问题的外国人。沙祖康颠倒香臭，不辨美丑，竟把后者当成“国际上一些不友好的势力”，把人家的人权关爱当成“借人权做文章”，把人家辛辛苦苦拿出来的人权改善提案不知好歹地诬为“反华提案”。真是恩将仇报，莫此为甚。今后凡我中国人民都应该明白一个基本事实和简单真理：从中国政府嘴里说出的“反华”一词是一个褒义词。中国政府指谁“反华”，谁就是值得中国人民高度尊敬的人。凡被中国政府称为“反华势力”的人士和组织，都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相反，那些被中国政府称为“对华友好”的人士和组织，十之八九都是中国人民真正的罪人。比如日本的那些“对华友好”组织，就从来不向中国政府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最近《环球》杂志记者採访沙祖康，老沙说他在外交上的强硬姿态是被迫的。实际上没人迫他，他强硬的根子在於愚昧，在於被中国反人权的外交传统所毒害，在於黑心专制主义的奴才们不可能领会西方文明世界的人权红心。人们记得，有一次老沙抢白台湾记者说：“谁搭理你们！”意思是国际社会都已被我们北京搞定，谁管你们台湾的死活。老沙的这个强硬难道也是被迫的吗？野蛮就是野蛮，愚昧就是愚昧，垃圾就是垃圾，废品就是废品，不要怪别人。

只敢抢白绅士

沙祖康们从来只敢对英国、美国强硬。试问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英美更绅士的国家吗？试问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英美外交官更绅士的个人吗？你们这些外交奴才，敢在俄国外交官们面前撒野吗？敢在日本外交官面前使泼吗？看人家不揍扁你！流氓只敢抢白绅士，这是从来如此的。李肇星、沙祖康们的另一个撒野物件是台湾。台湾弱小，又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敢撒野。汉奸从来都是这个德性，只敢对中国人斗狠。

首发苹果日报

 

“贫穷不叫社会主义”的理念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贡献，而不管它叫“科学”的还是“民族”的乃至“民主”的诸种社会主义理念。这个贡献，在学术规范中讲，就叫“经济效绩合法性”，即是说：提高国家的经济能力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能够使败坏了的社会主义的“名声”在百姓心目中恢复人气。

从1978年12月份邓力倡改革之后，到1988年秋天的改革“闯关”之前，中国的情况确乎如此。但1988年“6.4”以后，问题的性质变了。不过，人们还尚未对此变有比较清晰的看法，问题一直拖了十年，到了1999年（邓逝世后两年），治能低下且腐败不堪的江泽民政治“闪亮登场”，则意味着经济效绩合法性正式成为副资产。在江泽民政治这样的一个严重腐败的时代里，邓小平的最后一点政治家底被折腾已光。所以，为了既存秩序的维持，使用合法暴力采取普遍的镇压就成了无可奈何。

在这个时代里，标志性的事件不是打击法轮功，甚于不是在“6.4”

十周年时对异议人士的“大逮捕”，而是上海的郑恩宠案件。郑恩宠律师仅仅因为替弱势群体──那些阻碍了政府经济效绩合法性追求的人们──维护本应有的正当权益，而被投进了监狱。

经济效绩合法性可悲地被诠释成贱民资本主义（如周正毅们的崛起）

与权贵资本主义（如上海官员的私家别墅）的“双甩尾蝎”，然而，理性资本主义却成了又一顶“被扔到太平洋里的帽子”。用较为标准的学术规范表达，那就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达成了宰制中国社会的“君子协议”。──这种判断，完全没义愤的成份，因为面对冠以改革名义的整体变动，我们终于无奈地发现“种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的谶言变成了现实。虽然说，近30年的改革历程也使言论尺度有所放宽，哪怕体制内的媒体表现为“粗鄙的高尚”，而那点高尚毕竟还是存在了。可怕的是，对言论制裁的随意性成了人民集体恐惧的一部分。这种恐惧并没动摇了民间精英的政治改革诉求，恰恰相反，它在草根社会导致了“末世论”的极大膨胀。在末世论膨胀过程中，现存意识形态与花了100多年时间才勉强搭架的半现代社会结构也成了渲愤的对象。

至于末世论情绪存在多大的破坏量，现在无法测知，也许这个问题得留给2050年以后的学者去研究了。

在经济效绩合法性之外，尚有许多项修正系统可以建立，比方说，“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独裁不叫社会主义”，等等。但是，整个意识形态体系与半现代的社会结构到目前为止，尚无法给经济效益合法性“点刹车”。宏观调控，在更大的意义上是重复清代“相权在中枢”还是“相权在封藩”的历史故事。

中国经济有机会转变增长模式吗？中国的经济速度能降下来吗？

没人敢真正回答这样的提问。

既然经济效绩合法性作为一个过旧的套子套牢了现时的政治精英，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最牛的钉子户这样的事情还会层出不穷。与重庆的“世界焦点”不同，发生在云南大理州的红塔集团借助地方政府力量非法侵占农民耕地问题，才是经济效绩合法性陷入泥沼，在郑恩宠案件之后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云南大理州下关镇政府强卖农民土地并从中截留大部分地价收入的行为，足以说明这样的政府肯定不是“人民的”。相反，既便不是作为利税大户的烟厂的“买办”，至少也是地皮中间商──欺行霸市的地皮商。这个欺行霸市的镇政府在逃避事件引起的责任时说：“政府并不是拆迁的（行为）主体，而是受大理卷烟厂的委托进行工作。”

如果一个企业可雇（委托）一个政府进行不正当谋利，那么索罗斯完全可以写一个委托书，让温家宝内阁代他们收买中国全部的战略导弹，包括最新的“巨浪二”水下发射系统。

如果政府受企业委托而作为的说法放到1840年～1860年之间来论论，未尝不可。因为中国从有了中华民间以后，地方政府必然在法理与伦理上代表人民。到了共产党统治大陆，政府招牌上比国民党多了两个字即叫“人民政府”。

下关镇政府不可能不在共产党治下，但它已经完全违背了政府的人民性──失去了法理基础与伦理基础。

知微见著，不管大牌学者们怎么叫唤“改革不动摇”，而当今实质已经表明：经济效绩合法性已成悖论，陷入泥沼，解决问题的路径有两个：

1、追索江泽民政治的责任，回归1978～1988. 2、再次“向前看”，放弃经济效益合法性追求，牺牲一段时间与五至十年的高速增长时间，构造一个明晰的民主构架。

第一个选项不太实际，只能停留在批判层面，实际操作起来就会导致中共精英集团的全面内斗，或许是另一场“文革”。因为，回归“1978～1988”首先要从宪法中把“三个代表”清理出去。这样做，几乎不太可能，只有让它“存在而无效”即虚置此论的宪法意义，又无伤宪法大体。

第二个选项较好，继续往宪法里“续东西”，形成一个逻辑博弈，即便不是直言从训政往宪政方面过渡，也要委婉地表明进行民主化程序试验。这样，“三个代表”也就相当于一个从泔水缸里捞起来的泡涨的馒头，由全体政治精英（包括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份儿吞下，而不再讨论“该不该吃”、“能不能吃”。

尤其对于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吞下泡涨的馒头总比被末世论极度膨胀而爆炸后，打翻在地而“嘴啃泥”，要强得多。

（2007-04-01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50年前，由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的一场由上而下反右政治运动，令无数知识分子因向中共坦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被喻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三部禁书作者，章诒和昨日在香港接受本报专访时，回首往事，观望现今中国，感慨万千∶“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历史、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根、我们的文化叫”三消文化“∶消费、消遣、消？。”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大部份已获平反。但至今，反右一词在内地仍忌讳甚深，官方禁止民间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中共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错的，无论是她的领袖还是这个党。”章诒和说，当年的反右运动违反宪法∶“它根本没有通过宪法，整个操作是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后期处理是邓小平。邓小平一生最大的错误有两个，其中第一个就是反右。”

无数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春天，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共产党纷纷提出意见，这场被视为中共执政以来第一场的民主运动，仅维持逾一个月就被腰斩，不但严重打击了言论自由，更令知识分子从此噤声。章诒和指，反右运动令中共“成功地实现了一党专政，成功地实现了一言堂，成功地实现了一个人说了算，毛泽东是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也是。我们13亿人就在给共产党打工呀。”她痛心地说∶“这是不可以的，民族就完了、国家就完了、社会就完了。”

“50年的驯化都成良民、都是顺民，你还有甚麽？”

今日的中国不但在学术界难找到当年的“五四”精神，社会上更被“三消文化”所包围。“（中共）然后再鼓励平庸文化，其结果是丧失思维和记忆。这叫甚麽，这叫愚民政策，非常成功。”导致“60岁的人，不知道甚麽叫反右；50岁的人，不知道甚麽叫三年困难时期；40岁的人，不知道甚麽叫文革；30岁的人，不知道甚麽叫六四；20岁的人，不知谁是胡耀邦、谁是赵紫阳。”

章诒和虽然对当前内地社会现象感到失望、悲观，但她极希望透过对反右运动的反思，来恢复民众的集体记忆和对历史的认知。官方数据显示，50万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受迫害，但民间认为实际数字应大大超过300万人。

打破沉默作品列禁书誓打官司

章诒和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称为《最后的贵族》）、《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伶人往事》，均被当局列为禁书。她指，当局的查禁行动事实上始於1957年反右，而一直持续至今∶“1957年右派获罪，就是因为言论，出版就是言论问题。因为言论的文字表达就是出版，言论的肢体表达就是行为自由。”

斥中共做法违法违宪

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於去年底将章诒和的第三部作品再次列为禁书时，她决定打破沉默，起诉对方∶“这是违法的、违宪的，而且这种违法违宪是由党政机关做的，它恶劣在这儿。”虽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及副署长邬书林事后均否认有此事，但她说∶“我会出示有文字的东西证实我是榜上有名，就是在查禁上特地写了我的名字。我觉得这官司要打，结果会是99.99%不受理，中国法院会不受理，但不管受理不受理我也会做，因为这是一个权利，一个普通公民意志的表达。”

以右为荣被打成右派坐监10年

当年被打成反革命罪犯的章诒和，在监狱中度过漫长艰辛的10年，在经历过人生无数大险大恶、大悲大苦的她，今日仍坚称自己是一名右派，并以此为荣。

“我所有的财富都是从困难中来的。人在苦难中特别有志气、人在苦难中特别有记忆、人在苦难中能生出智慧、顺境是不行的，特别是在中国。”她笑称，如果没有这场运动，她会有份很好的职业、结婚生子，变成一名平凡的太太∶“不会写作、人变得很平庸，就像普通妇女一样，今儿吃甚麽，明儿玩甚麽。”不过，现在的她以至将来的她，仍会继续写作，继续“与天堂（父母）对话，寻求天堂的回音。”

对於当局至今未为其父章伯钧平反，她说∶“我不希望为我父亲改正。共产党没有权利，没有权利给我父亲按右派，也没有权利给我父亲改正右派。你凭甚麽，你违法。”

章诒和简历

．1942年9月6日生於重庆，安徽桐城（今名枞阳）人

．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二女

．儿时曾居於香港亲戚家三年，在培正小学读书，中共建政前随家人迁到北京定居

．1960年考进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其间被下放到四川川剧团艺术室工作

．1970年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并判有期徒刑20年，狱中诞下一女

．1979年5月，她的丈夫唐良友在成都因急性胰腺炎离世，在秋天她被判无罪释放并返回北京。其后任职於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2001年，退休并开始写作

．2004年出版《往事并不如烟》等作品，引起文坛轰动

．2006年10月，她的《伶人往事》被中共列为禁书，引起知识分子强烈不满，谴责当局干预言论自由

 

“我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谁上来都一样。”“五十年的驯化都成良民、顺民，还有什么？”被喻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三部禁书作者章诒和在香港表示，回首往事，观望现今中国，她认为∶“这个民族没有历史、这个国家没有根、文化叫消费、消遣、消闲三消文化。”

因禁书事件广受海内外关注的章诒和接受香港“苹果日报”专访表示，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大部份已获平反。但至今，反右一词在中国仍忌讳甚深，官方禁止民间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中共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错的。”

章诒和说，当年的反右运动违反宪法∶“它根本没有通过宪法，整个操作是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后期处理是邓小平。邓小平一生最大的错误有两个，其中第一个就是反右。”

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共产党提出意见，这场被视为中共执政以来第一场的民主运动，仅维持逾一个月就被腰斩，不但严重打击了言论自由，更令知识分子从此噤声。

章诒和指出，反右运动令中共“成功地实现了一党专政，实现了一言堂，实现了一个人说了算，毛泽东是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也是。我们十三亿人就在给共产党打工呀。”她痛心地说∶“这是不可以的，民族就完了、国家就完了、社会就完了。”

她说，今日的中国不但在学术界难找到当年的“五四”精神，社会上更被“三消文化”所包围。“中共鼓励平庸文化，结果是丧失思维和记忆。这叫愚民政策，且非常成功。”导致“六十岁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反右；五十岁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三年困难时期；四十岁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文革；三十岁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六四；二十岁的人不知谁是胡耀邦、赵紫阳。”

章诒和虽然对当前中国社会现象感到失望、悲观，但她希望透过对反右运动的反思，来恢复民众的集体记忆和对历史的认知。

当年被打成反革命罪犯的章诒和，在监狱中度过漫长艰辛的十年，在经历过人生无数大险大恶、大悲大苦的她仍坚称自己是一名右派，并以此为荣。

她笑称，如果没有这场运动，她会有份很好的职业、结婚生子，变成一名平凡的太太∶“不会写作、人变得很平庸，就像普通妇女一样，今儿吃什么，明儿玩什么。”不过，现在的她以至将来的她，仍会继续写作，继续“与天堂的父母对话，寻求天堂的回音。”

章诒和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伶人往事”，均被当局列为禁书。但她决定打破沉默控告主管单位违法、违宪。

 

拿“博士”开涮不新鲜。比如说什么“穷教授，傻博士”，我猜是高知准高知们自己编的段子，在发牢骚；说什么“研究生分三种人，男生，女生，女博士生”，将“女博士生”贬为“中性人”，意在劝谕女性学历越高越难嫁。

我这里说的拿“博士”唬人，是指许多媒体在报道官员任职消息时，不仅标明获官职者有一顶什么样的乌纱帽，还要特别夸示他有一顶博士帽。我不知道获官职者与他是否博士有多大关系。做行政管理的官员一定要高学历吗？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总统，从里根到小布什，包括克林顿，都没有博士学位。世界范围内的博士多如牛毛，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不是博士，而只有一个硕士学位。博士并不表示他的知识多么“博”，只表示他的知识在某一领域比较“专”，而“专”并不是从政的基本素质。当今之世，一个人不专，可以借助专家库的智慧；一个人再专，一旦离开专业从政，就不可能仍然置身在科研前沿。

博士有什么好吹的？何况是中国当下的博士。

当下中国的博士学衔怎么啦？像教授职衔一样“不值钱”，太容易到手了！我很佩服一些博士。前几年中山大学有几个中文系的博士生在《南方周末》打工做助理编辑，我感觉他们的智商真的很高。但我也知道不少博士、博导是滥竽充数的。这些年，关于党校滥发研究生文凭的报道已有不少。还有一些官员身任要职，按说工作够繁重了，但他们不仅“考”进了名校读博，而且与全脱产的年轻学子一样三年就搞定了博士学位，真是“天纵英明”呀！

上世纪40年代，作家张恨水写过一篇杂文，讥讽当时的高学位者是“鸭博士”，意谓能飞飞不高，能跑跑不快，能游游不远，能叫叫不响。如今的“鸭博士”比50多年前只多不少。

我们的大学媚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2年，我读到一篇题为《马英九副教授与黎子流教授》的文章。说的是马英九当过台湾“行政院”的“法务部长”，挂冠回政治大学法学院教书，给他的头衔是副教授。几年历练，直至国民党想夺回台北市市长宝座，征召他出山竞选，还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副教授。马英九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没有当上教授的唯一原因是教学年限不够。这就是校规也是校格。而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虽然声明自己是初中生而辞谢，还是被聘为名校的政治学系客座教授。谁都心知肚明，大学看重的是他手中的权。孔老二说:“惟名与器不可假(借)人”，他老人家的话在我们这个“务实”逐利的时代当然过气了。在“官本位”甚嚣尘上的当今，当官似乎可以通吃，实权与虚名就该当仁不让地括于囊中。

我意识到说上面这些话的偏激和不公。因为官员的博士学位，不一定是在职读的；在职读的也不都是倚权仗势混的；不能一篙子扫倒一船人。然而，当今的博士，特别是在职官员读的博士，被众人不当数乃至“戳脊梁”也是事实。所以，我劝博士官员不要炫耀学位了，凭政绩讲话才能服人。或曰，又不是我自己在夸耀！那好，请媒体不要炒官员高学位，比学历高消费了；若是有关部门想借此夸耀干部知识化，我看还是不要夸过了头吧？

 

拥有石家庄市区户口的一些居民，看中邻近郊县房子便宜，买房居住。刚安顿下来，当地公安机关就上门要求办理暂住证。这些购房者认为，有当地房产，就不是流动人口了，不该办理暂住证。公安机关则称，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暂住三日以上的人员都是流动人口，按照规定，都需要办理暂住证。（3月28日《河北青年报》）这个看起来有点离奇的故事恰恰揭示了一个道理：任何旨在为歧视某一部分居民制定的法律、政策，到头来会让所有人遭受损害。

暂住证制度依附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上，其法律依据是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基本宗旨是适应计划经济需要，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禁止农村人口随意进入城市。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各城市实施的暂住证制度，同样是为了限制农村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即使这些人长期居住，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城市政府通过签发暂住证，也可以回避给予其常住人口身份，从而将其排除在有资格享受城市政府分配之福利的人口之外。

城市政府这样做，当然很划算：对外来人口，城市只取不予。而当媒体对市民进行调查的时候，很多本地居民也支持暂住证制度。他们的心态完全合乎经济人理性：多一个城市户籍人口，就多一个人抢城市福利。

谁也料不到，有一天，拥有大城市户籍的人也会成为暂住证、成为户籍制度的受害者。假如你支持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用暂住证制度限制外地人进入本地，那就你没有理由反对农村禁止城市人口进入，外地人限制你进入。有人曾开玩笑说：如果严格按照规定，两会代表委员到北京开会，也应当办理暂住证，因为两会的会期早就超出三天了。玩笑归玩笑，但暂住证制度的荒谬性一览无余。

事实上，恐怕正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分割制度，加剧了城市人口的就业难与住房难。可以设想，假如法律没有设立户籍壁垒，某些在城市无法找到合适岗位的城市人口，就可以到农村寻找就业岗位，人员自由流动能给所有人提供更多选择机会，从而增加每个人的收入。假如法律不禁止城市人口购买农村集体的土地或农民宅基地，那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就可以到农村购买或建造价格相对低廉的房屋。土地用途的自由转换，可以让城乡两地土地同时发挥最大效用，并改善所有人的居住条件。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夏曾提醒人们注意，一项不公正的、歧视某些人的法律或政策，会有当时人人似乎都立刻看得见的后果，人们因此而支持这些法律或政策。但这样的法律或政策，因为其不公正，所以，必然会产生一些不大容易当时就看得出来的后果。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出来的暂住证制度，就是这样的制度。最初它限制农民分享城市的福利，现在它则限制市民到农村降低生活成本。结果是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使以牺牲一部分福利的方式不正当地保护另一部分人的特权。

有些人到今天仍然留恋户籍制度，恐怕更多地是由于短视，没有认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后果。有些城市以治安问题为由恢复暂住证制度。这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恰恰是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导致大量事实上常住城市的人不能真正纳入城市生活中，对城市没有归属感，所以他们才会采取短期化行为模式。假如政府对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人口给予选民权，则其对城市生活具有稳定的长期预期，自然会更像一个市民那样正常生活。

不论从推进市场化，还是从改进民众福利角度看，都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城乡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王小波选择辞职，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并不是“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而是认为自己更适合写小说。他当初这样做时还远未成名，不可能有什么炒作的动机，所以绝非摆了个pose

要了解王小波“独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还是要读他的作品和言论。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说明他对自由的向往，但撰什么样的稿却不是无关紧要的

王小波说过：“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作为作家，他留下了几部一流的小说，这些小说恐怕更不容易“过时”。从这一点上说，他也会赢得长久的纪念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编辑 吴金 美编 康哲峰

为纪念王小波逝世10周年，3月30日开幕的上海国际雕塑年展拟展出王小波裸体塑像，却因遭小波家人抗议而决定撤展



1980年，刚刚结婚的王小波与李银河在宿舍楼下

王小波的自由姿态

南都周刊：王小波逝世时，他的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世间十年风雨，王小波已不再是王小波了，在媒介与公众间，他已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从一个独立于既有制度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到一个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知识分子”，这中间经历了大众与媒介怎样的解读及“文化想象”？所谓的“自由”究竟是在一个怎样的逻辑下被论述出来的？

朱正琳：王小波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判断，而不是一种“文化想像”。判断的根据是他的言与行。王小波是不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按照一种约定俗成的见解，凡以自己的言与行争取和维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的知识分子，就可以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依此标准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陆续出现，王小波只是其中的一位。公众就是这样判断的，因为他们已经用“自由知识分子”来称呼这样一些人。我认为公众的这个判断能够成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是个事实，而并不是被“论述出来”的。如果有谁想“追寻90年代的文化图景”，这个事实当然不容忽视。

南都周刊：学者朱学勤说：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被人们怀念，最值得言说的还不是他的写作，也不是他的风格，而是他的生存方式。辞职而写作，不仅意味着拒绝那一份薪俸，而且意味着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请问，独立于既有体制之外，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对王小波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意义是什么？

朱正琳：王小波选择辞职，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并不是“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而是认为自己更适合写小说。他当初这样做时还远未成名，不可能有什么炒作的动机，所以绝非摆了个pose。不过，后来人们把他的这一行为解读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姿态，而并非单纯的职业选择也有一定根据。王小波辞职的最直接动因，不是因为觉得学校工作占据了过多时间从而妨碍了他的写作事业，而是因为再也没法忍受一周1-2次的“政治学习”。那种从“文革”沿袭下来的“政治学习”要求参与者“表态”，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征收话语捐”。对于政治学习这种“设置”，我们一般都应付应付了事，相当于应付一些繁文缛节而已。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安之若素。但在王小波的感觉中，显然却侵害了他所珍视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这一点上说，他的选择的确出自很鲜明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其意义则在于，这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普遍存在的人格分裂。

南都周刊：自由在王小波的身上，当然不仅仅是指他游离于社会文化体制之外的身份，更应指称他作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思考自由，并以他独有的方式书写自由，去直面暴力与禁令、伪善的面孔之壁。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王小波那个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知识分子形象才得以体现出来？

朱正琳：这是当然的。要了解王小波“独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还是要读他的作品和言论。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说明他对自由的向往，但撰什么样的稿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写一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赚钱吃饭，那就不过是“下海”而已。这些年这样跳出体制“下海”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多了！王小波写小说，就坚持了一种“独立、自由的品格”，他的作品在他生前迟迟难以出版也许可算得一个证明。他自己说：“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点。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作如此理解。”因此他把自己的立志写作说成是一个反熵过程(不肯“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而后又补充说：“再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反熵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写小说要坚持独立、自由的品格是十分自觉的。至于说到他的杂文，不仅充分表现了独立、自由的品格，更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他说得很清楚，他打破沉默写杂文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

王小波与中国语境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先后出现顾准、陈寅恪、王小波热。人们把这三个人放置在同一论述语境中，请问这是否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有人说，人们在他们身上寄予了一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渴望与想象，他们的集体出演是为了完成一幕自由、独立的精神剧。请问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朱正琳：从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点来说，这三个人确实可以被“放置在同一论述语境中”。所谓语境，也就是相互关联的上下文。这一相互关联的上下文是一篇长文。陈寅恪先生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概括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顾准先生是在践行这一理想，80年代、90年代的王小波也是在践行这一理想。而可以被放置在这篇长文中来论述的其实又何止他们三个人？虽说是为数也并不多，但也称得上是前仆后继。至于说到他们三个人在90年代先后“热”起来的原因，有偶然也有必然。比如说，王小波的早逝就是一个偶然，而《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顾准文集》的出版也都有偶然的一面。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人格理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经久不衰的感召力，则是事情必然的一面。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像一下，事情就更清楚了：如果《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顾准文集》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80年代、70年代、60年代就得以出版，反响会如何？恐怕也会“热”。当然，90年代有90年代的特定背景，某些因素显然强化了对这一人格理想的共鸣。

南都周刊：王小波曾说，“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王小波以自由主义作家的身份出现，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对于19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

朱正琳：问题大了点。我不认为我有能力、有资格评估王小波的文学作品对于“199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在我的记忆中，自由主义这个被冷藏了几十年的概念是在北京大学诞生100周年的1998年前后，重新比较鲜明地出现在公共空间的。纪念北大诞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明重新出现的自由主义直接继承了上世纪初就在中国萌生的一种思想传统。这种传统似乎已中断了好几十年，但实际上却在民间一直以薪尽火传的方式在沉默中延续。王小波也在这个传统中。也可以说，他也是其中的一点星火。只不过他有机会打破了沉默，与其他一些打破沉默的人一起，开始公开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给王小波的小说贴上“自由主义作品”的标签，我认为不太合适，因为小说首先是艺术作品，而不是某种主义的载体，尽管作家本人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但王小波的杂文在传播自由主义理念方面却是功不可没的。虽然他从没有系统地谈论过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只是在谈论一些自由主义的常识，但由于他犀利准确的观点和幽默风趣的谈论方式，使得他的杂文可读性很强，这无疑加大了传播的力度。

王小波还不会过时

南都周刊：关于王小波的奇迹或神话，流传已久。坊间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比如“王小波的杂文在常识层面上谈得很好，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就没有讨论”；“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有人说，10年之后，王小波身上所负载的常识，在今天已经过时了，需要对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进行除蔽、除魅，您认为如何？

朱正琳：王小波的杂文是在谈常识，不过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杂文能做出学术上的建树。而且，当一些至关重要的常识被淹没在种种谬见之中时，让这些常识得到澄清就是很必要的工作了。我要说，王小波的澄清工作做得很漂亮！

“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进行讨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那好像是学者们的事，至少不是王小波一个人的事，你们就讨论起来呀！王小波是个作家，他的主业是写小说。写杂文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学者们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不经过深入研究形成有创意的思想就不值得一说，其实那至多只适用于纯学术领域。在公共事务领域则不然，大部分判断都得依靠清明的常识。有人指鹿为马，我未必要研究完偶蹄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并且有了新发现之后才能发言。还有，王小波的杂文经常在把他“从沉默中学到的东西”告诉他人。这样学到的东西当然不是学术研究成果，但那种领会很深、叙说很生动的生命体验完全可以起到与学术真理相互印证的作用。

“王小波身上负载的常识，今天已经过时了”的说法，我当然不会同意。举例说，哪些常识过时了？“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最大的弱势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说不出来的群体”？“思想应该带来乐趣而非恐慌”？“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利，他就已经不战而胜了”？……我看不出有哪条已经过时！其实，只要前面提到的那篇长文没有最终完成，王小波说到的诸多常识就有必要一说再说。至于有人要对“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进行除蔽、除魅”，那也请自便。既然你发现王小波被弄成了个流行符号，附加了许多的蔽与魅，那么，除蔽、除魅就是正当的，不过说他所申说的那些常识已经过时却不是个正当理由。

南都周刊：与王小波被神化和崇高化相比，是他被书商和粉丝大张旗鼓地推向了大众流行的前台，成为一个消费符号。而王小波本人是一位游离于大众文化之外，反对权威反对造神的流浪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有人说，如果王小波被大众文化接受，那么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的魅力也就尽失了，市场化将王小波诠释得支离破碎。请问您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朱正琳：所谓符号，我想总是要标志着什么或象征着什么。而所谓“流行符号”、“消费符号”，意思是标志着某种流行倾向、消费倾向？我不是太明白。不过，我们先不纠缠这些概念，我还是笼统地说一说我的一些看法吧。第一，王小波被符号化了，不是王小波本人及其作品的错。第二，公众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被符号化在所难免，这不是王小波一个人的命运。第三，完全被符号化乃至于只剩下一个符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作品还在那儿，难道只有“书商和粉丝”才认识字？公众不可能只按照“书商与粉丝”制造的“消费符号”去读解他的作品。不要低估了公众的判断力！所以你至多只能说“书商和粉丝”制造了“另一个王小波”，而不能说原本那个王小波在公众心目中因此就蒸发掉了。沸沸扬扬的炒作也许会将王小波“诠释得支离破碎”，但这并不意味着认真的读者就再也读不到一个完整的王小波。王小波毕竟不是靠所谓“事迹”或“轶闻趣事”行销于市的。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被大众文化接受，他的“特立独行的魅力就尽失了”，难道大众就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人？或者是说，只要大众文化接受的，就不再是特立独行的？好像没这个道理嘛！

南都周刊：评点王小波也不必为逝者讳。有人说，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应该说的承担风险的话，他几乎从来没说过，也从未触及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最关心的事情。但他的价值在于，他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多嘴的孩子，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却树起了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难能企及的话语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纪念王小波？

朱正琳：这个问题前后好像有些矛盾。如果王小波真是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位孩子那样喊了一嗓子，那他承担的风险就够大的了！我倒不觉得他像那个孩子那么莽撞。相反，他的杂文虽然也如他所言是“径直一说”，但其实表现出很高超的表达艺术。因为这种表达艺术，他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使得一些淹没已久的常识得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澄清和较为广泛的传播。要说“难以企及”，恐怕是在这一点上。从1994年到1997年，他写杂文就公众事务发言的时间一共就只有三年。他的杂文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不能说没有承担风险。但他主要是从社会伦理层面做了一些“漫谈”，而不是写时评。评论一个新闻事件的不多。不过，说他“从未触及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最关心的事情”，我却不敢苟同。依我看，“沉默的大多数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争得论是非的权利”，让自己能够把“说不出来”的那些话说出来。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他们自己已经拥有了“社会谈判权”，衣食住行方面遇到的问题也就不需依赖他人来帮着呼喊了。

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纪念王小波，我已经说清楚了。最后还想补充一点。王小波说过：“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作为作家，他留下了几部一流的小说，这些小说恐怕更不容易“过时”。从这一点上说，他也会赢得长久的纪念。

 

就在《物权法》出台之际，近来包括央视在内的各种媒体对所谓“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这幅从网络发轫的图片画面是：由于拆迁补偿未达成协议，一个被挖成近2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重庆网友将其命名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

从电视镜头可以看到，随着法院判决强制拆迁日期的到来，大批记者云集，围观在大坑的周围。更有甚者，大有现场直播的味道，随时报道最新进展。因恰逢《物权法》颁布的敏感时机，甚至有媒体以“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试探《物权法》底线”为标题，吸引眼球。而当事者也干脆打起国旗，召开新闻发布会，大有打扮成“维权英雄”的味道。

从普通百姓的立场出发，我当然对其对抗开发商的行为天然地感觉到解气。但是，掩卷深思，我又疑惑这样的事件到底该如何收场，而媒体在这中间到底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已经看过了太多的类似的情形，最典型的是，当一幕幕“跳楼秀”上演的时候，大批媒体和观众云集，在直观报道的同时，媒体无形中放大了事件的影响力，充当了无数看客的角色，客观上却给当事双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增加了沟通的困难。尤其是对于处于弱势维权的一方，似乎只有更加极端和惨烈的行为才能证明其悲壮和真实。随着飞身而下的一声巨响，胜利的是新闻，失败的却是人性──在这中间，媒体的貌似客观报道，却把本来可以私下沟通解决的事情放大在公众视野下，让双方都没有退路转圜。在客观上，媒体的报道是否扮演了一种激化矛盾，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拆迁矛盾本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体现。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无论从历史还是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最后多以协商而收场，也只有这样，才能付出最小的社会成本，保障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公众利益。同样地，在重庆的拆迁事件当中，媒体在无限关注的同时，是否也造成了这样负面的效果呢？画面上，孤军奋战的“悲情英雄”凸显的是矛盾的空前激化和不可调和。本来可以“冷处理”，可以通过私下沟通解决的双方，因为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反而进退失据，失去了转圜余地，于是形成了“拆迁僵局”，未来到底该如何解决，谁也不知道。媒体的客观报道，在这里，似乎并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国家正在步入一个“矛盾凸显期”，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碰撞，会引发很多类似的事件。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新闻媒体在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同时，更应该考虑新闻报道的客观效果。中宣部曾经提出新闻报道要“整体善意”，才能收到良好效果。我以为，所有媒体都要从这个角度出发，为和谐社会立言，全面考量每篇新闻报道对于社会的客观效果，把握时机，不盲目跟风，才能更加促进社会和谐，取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钉子户”的报道，近日又几乎销声匿迹。媒体到底该把握怎样的报道尺度以及如何坚守良心底线，不得不令媒体人深思。

 

在一党独裁的中国，不管党魁们是否真的具有原创性思想或学说，但他们也一定要弄出个“思想”、“理论”或“学说”，哪怕是时过境迁的口号，也要被吹嘘为“理论创新”。这些靠独裁权力支撑的所谓“理论创新”，不仅要成为全党全民的指导思想，而且都要加以法理肯定——写入党章和宪法。以此来确立中共“道统”的延续性和每代党魁的历史地位。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已经先后写进去了，当今党魁胡锦涛的“理论创新”也必然要写进去。

然而，今日的中国不再是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远非官方意识形态所能统一的。与此同时，今日的中共也不再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从最高决策层到中层官员再到普通党员，正统意识形态逐渐瓦解，党内价值观不断分化，党内异见层出不穷，也已经是远非党魁思想所能统一的。

最近，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的建议，又为党内多元化提供了新的证据。据海外媒体报道，董德刚先生向中共高层提出建议：要吸收十六大上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匆匆写入党章的教训，不要在中共17大上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

在我看来，董德刚先生提出此建议的原因有三：

1，反对过份拔高与封杀异见。董德刚指出：由于做出理论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往往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评价者一般都是其下级，因此通常都是高估的多，低估的少，很难排除一些人出于私利而随波逐流，看风使舵，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很容易出现一面倒的现象，不同意见很难发表，评价结果往往偏高。

2，反对不经必要的辩论和实践检验。董德刚指出：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的理论创新，应该多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宁可多检验一段时间，也不要仓促定论。所以，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急于做出决定。

3，有损党章和宪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董德刚指出：中共15大刚刚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5年后又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和宪法。他认为，这样四五年就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不但严重影响党章和宪法的权威性，而且充份显露出不够慎重。

我以为，在近些年不断出现的现任官员提出的异见中，董德刚先生的声音，具有极为罕见的直接针对性、挑战最高权力的大胆性和对中共传统的颠覆性。

先说针对性。众所周知，中共十七大将在半年后召开。按照中共党代会的传统，每次大会皆是检验党魁权威的会议。所以，十七大，既是中共这个独裁党的大事，更是党魁胡锦涛这个独裁者的大事。检验党魁权威的指标有二：一是在权力重新洗牌中，党魁能否掌握主导权；二是在党的意识形态变化中，党魁提出的所谓理论创新能否写入党章。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胡理论进党章这个“一”，那就说明胡锦涛的权力弱势，无法主导十七大。

再说大胆性。还是众所周知，胡锦涛是当今中国的最高权力，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等理论，就是中共乃至中国未来五年的指导思想，必须通过先写进党章、后写进宪法的程序，来确立其合法性和中共道统的继承性。所以，“胡理论”能否在十七大上写进党章，事关胡锦涛能否像毛、邓、江那样进入宪法，也就是事关胡锦涛能否在全党全国确立个人权威和历史地位。

最后说颠覆性。仍然是众所周知，当中共“党天下”取代了皇权“家天下”之后，皇权时代的法统与道统相分离的传统也随之终结。尽管“家天下”与“党天下”都是独裁统治，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相对分离，而“党天下”是二者的完全合一。前者的独裁程度远不如后者高。

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皇权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正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也许，儒生官僚集团会在官场权争中失败，但他们所维系的儒家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然而，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政权的最高权力的占有者和行使者，又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所谓“君师合一”。“党天下”的道统马列主义，被归结为党魁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种双重身份的合一，取消了道统权威对法统权力的哪怕是表面的制约，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道德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江泽民主政时期有“江学说”，现在的党魁胡锦涛也必然要制造出“胡思想”。

所以，对于毛泽东开创的“君师合一”的中共传统而言，作为中共现任官员的董德刚先生的建议具有某种颠覆性。

董德刚先生的异见象其他的党内异见一样，反映了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不仅在民间社会日趋明显，而且在中共内部也不断显现。也就是说，无论党内党外，只要利益主体出现分化，其价值观念也就必然多元化。那些已经去世或退休的党内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观念都不同于现任当权者；现任官员的价值观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意识形态说辞，大多数官员奉行私下一套而表面另一套的犬儒策略。官员们的公开发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了，有些官员甚至敢于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比如，谈到中国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院长肖杨的言论显然比公安部长周永康开明得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喜欢谈“协商民主”，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喜欢谈“和平崛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直是宪政民主的提倡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一直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共军中将刘亚洲经常在网上发表出格的异见，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说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

多元是活力的源泉，也是制衡的前提。社会异见的难以压制，表征着政权意识形态的失效；党内异见的逐渐扩大，表征着党魁说教的弱化；两种多元化都是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

2007年3月31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观察

 

读上海作家王安忆的新作《遍地枭雄》，不禁对作者刮目相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出发，深深地切入当今中国社会。它所揭示出的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国人足够的注意，更谈不上有深入的了解，故而值得我们认真解读。《遍地枭雄》的故事并不复杂。小说主人公韩燕来是上海郊区征地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干过这干过那，最后当了出租车司机，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平平常常。圣诞夜他搭载了3位年轻乘客，不料这三人竟是劫车的。出人意外的是，韩燕来竟然被劫车人大王吸引，鬼使神差地与他交上朋友，并跌入黑道。这个故事看上去是一个荒诞的江湖故事，其实却深刻地反映现实并揭示人性。我读了几篇评论，感到未能切中肯綮，忍不住写下这篇文章。

劫匪何以能打动人心？

《遍地枭雄》里的3名劫匪和一般人想像的强盗或黑社会不同，他们走上黑道不是生活所迫，而是自主的选择。他们抢劫财物不是贪图物质利益和追求物质享受，而是为了过一种不受约束的、充满紧张和刺激的所谓更自由、更自然的生活。王安忆说她本来想给小说取名《遍地风流》的，可是这个名字早已让作家阿城用过了，所以祇好取名《遍地枭雄》。的确，“风流”比“枭雄”更准确，因为“枭雄”略带贬义，“风流”则更中性。故事里的三名劫匪大王、二王、三王均非善类，但好像也非恶类。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无关善恶的而又让人心动的东西，一种超越善恶，在善恶之上的更深刻的东西。

小说中的主人公韩燕来是这次抢劫事件的受害者，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在和劫匪们几天的接触下来，他竟然被匪首大王所吸引，他放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的机会和报警的机会，后来大王们把他放走，他反倒感到很失落（这和所谓“斯德哥尔摩现象”还不是一回事）。由此联想到《水浒》。在毛时代，《水浒》被套进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理论中去解读，如今是不时髦了。学者专家纷纷指出，梁山泊108条好汉根本就没几个是正经农民，就算是农民出身多半也都不务正业，整天热衷于打砸抢；另外，大多数好汉们也不是被生活所迫或被权势欺害才逼上梁山的。要说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扶弱抑强，替天行道，其实都颇有疑问，大可商榷。无怪乎老话说“少不读《水浒》”，因为《水浒》教人做强盗。这些批评都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梁山好汉既然是如此模样，为什么人们还要称他们为好汉呢？一部教人做强盗的书为什么对青少年特别有吸引力呢？这说明人性中却有一种冲动，不安于按部就班、平淡无奇的生活，深藏着一种愿望，追求冒险，追求刺激，蔑视俗世规范，追求个人意志的任意挥洒。

梁山好汉虽然有不少是劳动人民出身，但是他们大都不爱劳动。那并不是说“稼穑辛苦，好汉不为”。好汉们不爱劳动并不是出于怕辛苦，并不是出于懒惰，尤其不是出于肉体的懒惰。这些好汉们整天舞枪弄棒的，要练武要打仗，其实也很辛苦，甚至更辛苦，而且还危险。为什么好汉们宁愿练武而不肯劳动呢？这和人们喜欢体育运动而不喜欢体力劳动的原因很类似。知青张三因为打一手好球，被调进地区专业球队。数月后张三回生产队看望插队的哥儿们。知青哥儿们问张三：“怎么样啊？这下你的日子过得舒服了吧？”“哪里哪里，”张三答，“每天大运动量训练，比当知青还苦还累呢！”“但是你乐意，对吧？”“当然当然。”不错，体育和体力活都是劳力的，但内涵大不相同。劳动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体育却是对这种必然性的摆脱，体育是人类自由的体现。引一段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祇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祇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劳动，即物质生产领域，永远属于必然王国。我们不得不从事物质生产，因为我们要吃喝要生存。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总是被迫的，因此是不自由的。自由王国祇存在于必然王国之外，人祇有不需要劳动时才是自由的，人祇有从事不是劳动的其他活动才是自由的。梁山好汉们向往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喜欢劳动。可是不劳动你吃什么？那就祇有去抢，或者去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里指出，古代人之所以蔑视劳动，把奴隶制视为理所当然，那就是因为“劳动意味着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这一奴役是人类生活条件固有的。人类由于受困于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祇有通过控制某些人——他们使用暴力使之屈服而劳动──才可以获得自由”。“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手段，也非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工具，而祇是试图把劳动逐出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尝试”。至于说把劳动视为光荣，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种观点，那是近代才兴起的。《遍地枭雄》里的大王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这也难怪，既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劳动得不到保护，整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有权势者打着革命的旗号或改革的旗号明拿暗抢，巧取豪夺；相比之下，像他们这样冒险打劫倒还真有几分好汉气概呢。这就和《水浒传》这种教人做强盗的书竟会吸引人，尤其会吸引一些青少年同一个道理。

顺便一提，如前所说，体育运动和体力劳动同样是劳其筋骨，但两者的性质却大不相同；所以人们喜欢体育运动而不喜欢体力劳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都常常展开劳动竞赛，那就是试图把体力劳动变成体育活动。换句话，就是试图把那种为了谋生的必要而进行的活动，变成和谋生的必要性不相干的自由的表现的活动。实际上，很多体育运动的项目正是从体力劳动中抽象出来的，但唯有它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必然性之后才能成为体育运动，才能成为人类自由精神的展现。当今中国，性泛滥成灾。在一般人心目中，贪官污吏，巨商恶霸，黑社会的头头们都是在性事上放纵无度的——那也是他们显示自己权势的一种表现。可是王安忆笔下的大王却是例外。大王不近女色，大王是有老婆的，大王不是没有男人的魅力，大王是真的不近女色。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英雄们也大都是不近女色的。从现代人男女平等甚至女权主义的角度去批判这种观念自然是必要的，也当然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英雄们要不近女色呢？或者说，为什么不近女色会成为一种英雄品质呢？答案很简单：禁欲。禁欲当然是反人性的，但唯其如此它也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除了人，你还见过有什么别的动物竟会自愿禁欲吗？人有动物的一面。所谓食色性也，这就是说，食色是人性，准确地说，食色是人性中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的共性。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也明显具备一种完全违背其自然本能或曰动物性的方式去行动的能力。自愿禁欲就充分显示出这种能力，所以它能让人油然而生敬意。所谓女人是祸水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女人有多邪恶，而是说女人有巨大的诱惑力。它不过是说性欲是动物性欲望，耽迷女色表明你屈服于、沉陷于自己的动物性欲望，所以是没出息，是堕落。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欧洲，教会拥有很大的权势，而教士也是独身，其中的道理是很类似的。

危险的权力崇拜

《遍地枭雄》里的大王是一个很值得挖掘的角色。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祇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祇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大王对毛泽东的崇拜反映出他对权力的崇拜和憧憬。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祇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自由，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大王一类人来说，像这种为了称王称霸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倒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显得更有魅力，更值得崇拜。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独霸天下，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斗少了拼死投入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你死我活的追求声名显示优越的斗争的结果必定是导致专制独裁，导致一个人君临天下而亿万人沦为奴仆。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越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最大可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负，它利用制度设计，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它祇限制专制独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于给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保留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给每一个人的野心施加限制。在民主制度下，一个从政者要想任意挥洒到毛泽东那种地步就是做不到的了。

本来，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中国人对于独裁专制的罪恶可谓深恶痛绝，刻骨铭心，由此也产生了对自由民主的强烈需求。但是由于中共当局严厉地压制对文革浩劫的揭发批判，残酷地镇压自由民主运动，并且为暴君暴政涂脂抹粉，包括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大肆为古往今来的专制帝王和独裁者歌功颂德。通常，人们祇从这些帝王戏里看到奴颜媚骨。他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帝王戏，由于他们大力渲染帝王们的文治武功，不可一世，那就很可能使得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产生了权力崇拜的思想，也唤起了他们对那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的野心，刺激起他们“大丈夫当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之”的权力幻想。王安忆在后记里解释她的书名《遍地枭雄》时，特意强调“遍地”二字。想想也是：在今天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与文化氛围里，13亿中国人，其中该有多少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啊？

首发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