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松浅层自由；扼制深层自由
尽管当今中共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不变，但是，其统治宗旨再也不是毛的世界革命，不再具有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推展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而祇是维持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在此相去甚远的宗旨之下，他们的统治方式也与毛时代大相径庭。为了在与昔日截然不同的社会大环境下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他们采取了收缩政策。这政策可以归纳为这样12个字，“实行有限自由，坚拒丝毫民主”。应该说当今的中国民众比毛时代拥有了许多自由。在经济生活上，毛时代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人们没有选购的自由。在人身行动上受着无数规章制度的管制。职业的选择要听从党安排，做革命的螺丝钉。居住上不能自由迁徙，更遑论农业户口与吃商品粮户口之间的天堑鸿沟。结婚离婚要单位同意；子女就业要靠组织关心，甚至到另一个城市探亲都要单位开具证明。人民群众象工蜂一样严格第按照蜂王指挥作息。
90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早在80年代，粮油主食、肉类副食、衣料、肥皂、生活用煤等的配给制度逐一取消。80年代中后期，扩大个体经济牌照的发放。人们较易取得个体经营牌照，有了一定程度的创办私人企业的自由。外商厂也开始进入，给人们的择业自由开拓了空间。一些国营工厂的技工和技术人员跳槽到外商厂工作。许多农村男女青年则离开农活来到外商厂的生产线上。邓小平南巡后，外商进入步伐加快。国营企业之间人员的流动也成为现实。随着粮食市场的开放和户籍保甲制的放松、以及人事挡案制的松弛，人们的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得到某一程度的实现。李鹏为收罗人心，洗刷他在六四中的恶名，在其任内力主实行双休日制，其后还有所谓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鼓励人们旅游探亲，再也不需为此寻求单位证明。新世纪到来后，中共还有更大的改革措施，结婚、离婚不需单位证明；投考大学无年龄限制；大学生可以结婚；开放公务员公开招考；简化领取出国护照手续等等、等等。这一切使当代中国人民有着毛泽东时代不可想像的许多自由。但是，我们祇要稍作探究，就可知道，这并不说明中共政权有着质的变化。
自由权利可分为人身自由权和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可视为浅层自由，政治自由则是深层自由。90年代以后，中共逐渐把毛时代彻底剥夺了的浅层自由逐渐给回人民，而对深层自由仍然实行严格控制或扼杀。
深层自由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组织政党）自由。毛时代，人们一句私下牢骚话都会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当今，共产党对人们私下的言论已无力再管，但对公开、公众言论则仍然实行严格控制。你绝无可能在公众场合发表你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左的政治观点；你更不可能把揭露共产党反动本质和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刊于书面报章上。至于成立旨在反对专制的政治组织则立即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等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被中共判处10至20年重刑。1998年，一批七九、八九两代民主志士组织中国民主党。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几十名中国民主党的骨干成员被判十几年重刑。至今秦永敏、高洪林、查建国、毛庆祥等十几名民主党志士仍在黑牢之中。2003年，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10年重刑。王小宁于2001年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2002年王小宁向我提出退出中国社会民主党，另组完全扎根大陆本土的“第三条道路党”。旋即被秘密逮捕，并于2003年秘密判处10年重刑。去年，作家杨天水重组中国民主党，又被中共逮捕，判处12年重刑。共产党镇压的疯狂程度在新青年学会案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如果说胡石根、秦永敏、王小宁、杨天水等的几波组党行动是挑战了共产党最敏感的神经，那么杨子立等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新青年学会”则完全是和缓的社团行为，理应不会招致大祸。事实上“新青年学会”也并不作尖锐的政治诉求。它祇是十分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为民工子弟创办民办学校。但万万没有料到，对“新青年学会”这样旨在以平和手段改革社会现状的社团，共产党都要以最严酷的手段予以镇压。“新青年学会”四君子被判处6至10年重刑。
这一波又一波的严酷镇压行动表明了共产党丝毫不放松镇压深层自由力度的意念。对浅层自由的放松和对深层自由的继续严控，这成为当今共产党维持其专制政权的两手。放松浅层自由不但不会危及中共政权，而且在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搀和下会起到某一程度扶持作用。
中国汉民族是勤劳、重实际利益而缺乏理想主义的民族。在毛时代，人群中一些潜能较强的人往往被压抑着，被迫做着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工作，从毛时代走进邓时代，尤其是邓后时代，他们的确有被解放的感觉。人身自由的获得使他们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有了发挥的余地。有技术有体力的人们纷纷去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更有开拓精神的人们去自创企业。能读书的人们去争取文凭和学衔以走向社会上层。即使是没能离开家乡的农民，有的也因创办养鸡场、做养鱼专业户、搞客运货运等取得成功。当他们赚到金钱后，如雨后春笋的遍地商品房、小汽车、高级家用电器等着他们去购买消费。还有花样百出的娱乐项目、旅游景点等待他们去享受。成功者成为奋斗者的示范，激励着更多的人为获取物质享受去拼搏。他们对这种社会现实感到满意。他们不再关注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制度是否合理。客观上他们认同或认可了共产党的统治。这与毛时代靠高压、愚民来使民众绝对服从其统治无疑是有所区别的。
人群中少数富于理想主义的人们，认为人应该不仅拥有择业、居住、迁徙、婚姻、旅游、娱乐的自由，还应拥有充分表达思想的自由；以演说或着文来陈述言论观点的自由；还有结成组织的自由。由于共产党剥夺人的这些自由，他们指责共产党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反动的，指出贪渎的泛滥来源于制度的反动，并进而提出民主政治诉求。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掐住这些人的喉咙。使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淡薄。
对浅层自由不断予以放松；对深层自由的坚定不移予以继续剥夺，成为没有“革命资历”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维持其政权的两手。
（二）、收缩专政防线、扩大政治基础、强化镇压手段
毛时代实施着全方位的绝对统治。每一个社会细胞——工厂、商店、学校甚至街道里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链的一节。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与这种全方位绝对统治互为支撑的是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和人身强制。当今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继承的是毛创立的、却被邓小平等变了调的家业。计划经济的萎缩；人身强制的放松，使中共当代领导人再也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在许多私人企业里、外商企业里、尤其是在个体经济里，共产党的组织已失去了活动的空间。新的大片公寓楼的兴建，也使昔日互相知根知底的街道保甲制日益式微。粮食配给制的取消使人们易于四处流动。面对这种今非昔比的局面，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不得不收缩其政权的防线，从昔日的“落实到基层”收缩到军队、警察、司法、民政和施行各种行政权的政府机构。祇要这些要害部门、这些政权的精髓和象征仍然在共产党手里，江山就不会变色……
80年代以前，一个国营企业就是一个小王国。里面有保卫科——施行警察司法权。他们甚至能在厂里私设牢房关人。有武装部，管理指挥本单位的军队——武装民兵。有政工科、宣传科、共青团、人事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然是一个政权的雏形。90年代以后，这成千上万的小王国瓦解了。无产阶级专政高大的城墻倒塌了一大片。专政的铁杆捍卫者们退却到皇城之内，高筑皇城的陡墻。别看皇城之外人声吵杂，祇要居高临下的皇城里意志一律，随时可以派出尖锐力量冲出城门，消弭各种吵杂骚动，那么这个毛泽东创建的，邓小平改建过的，就仍然是共产党主导的红色江山。
毛时代共产党是虐待狂式地进行镇压屠杀。不但镇压那些为数极为稀少的政治反对者，而且镇压那些仅仅是出身于历史上的敌对阶级，而在现实生活中俯首贴耳、苟且偷生的人们。当今共产党则是实行有选择的有限的镇压。即祇镇压政治反对者，对服从其统治的人们，不论是什么出身，都可在达摩克利斯剑之外。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除了奉行这种收缩战略外，它还极力扩大其政权的基础。毛时代峰期中国8亿5千万人口，共产党党员3千万。两者比率为3.5%.现今中国13亿人口，共产党员6千8百万，比率攀升为5%.这个比率就是说每2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中共党员。除开少年儿童；除开那些四处流动谋生的农民工；除开城市里大量底层民众——这许许多多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人们，那么，这个比率就会高达20%以上。换言之，在社会上较有稳定生活状况的人群里，平均几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比率。在共产党的社会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共产党员的人数竟还能如此大幅度增加，这说明共产党已从当年严格挑选党员到拉人入党。事实上在许多高等院校里，入党的容易程度已相当于毛时代入团。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扩大其政权基础的手段还有个一招，扩大官员队伍。从毛时代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革命接班人，到邓时代大胆地提拔、破格地提拔，培养第3梯队、第4梯队，共产党的官吏队伍已空前膨胀。1979年毛去世后的第3年，邓时代的元年，共产党的编制干部279万人，10年之后增加为543万人，再过8年之后，即1997年，也就是邓小平去世之年，共产党的在编干部激增为800多万人。同期中国人口增长了30%，官吏数目则增加了300%.当今中共官吏和所有吃“财政饭”的人（即包括各类一般公务员）共达4700万。官民比率达1比28.如果作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国唐朝的官民比是1比3927；明朝是1比2299；清朝是1比911.当代经济、工商业发达，各类专业管理人员相应产生，官民比是要比古代高一些。但断不至高到当今中共政权的程度。例如日本官民比是1比150；法国是1比164；美国是1比187.中共政权官民比为何高到如此程度？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的时候说：“现在军队干部太多，陆军有个师师长姓王，还有七个副师长都姓王，如不裁掉一些，就成王八师了。”
20多年过去，共产党年年叫精简机构其实年年在膨胀。“王八师”之典故重演不衰。如教育部有6名副部长、外交部6名、卫生部6名、劳动部6名，其他各部多为5名，商务部最多，有7名副部长，连同正部长就是8名。幸亏他们不都姓王，否则就是王八商业部。
广州市郊区的行政划分魔术也很能用来说明共产党官吏队伍的恶行膨胀。70年代以前广州有个附属于广州市的郊区。80年代到90年代。同样在这9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渐次划出了芳村区、白云区、黄浦区、经济开发区、天何区。从一个区魔术般地变成5个区。每个区都配备着同样整齐的各类机构。官吏队伍一下便扩大五倍。许多人平地升官，真是皆大欢喜、不亦乐乎！尽管官吏队伍已膨胀到前无古人、今世无双的地步，但是共产党为了扩大其政治基础，还在年年招考公务员。 2004年中央机关招考公务员7800人；2005年招考8400人；2006年招考8600人；2007年拟招考12000人。除此之外各地区亦另行招考公务员。如2005年江苏省招考300人、沈阳招考350人等等，故全国招公务员的总人数将是另一个更大的数目。
政府公务员实行招考任用制方向是对头的。但必须伴随大规模裁除不称职的冗员。冗员不除，又年年招人，其意为何？为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除冗员会伤官吏队伍的心。不要看那些贪官污吏品质低劣行为污秽，但在拥护专制、抗拒民主方面他们则是同仇敌忾的。裁汰他们会大大动摇共产党政权的根基，故切不可贸然行之。至于招考公务员，一则向世界显示中共在改革，不祇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选拔接班人，也在向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看齐，实行公开招考。同时，这一措施又可拉拢新一代青年才俊，使之不要去反对现政权，使之与现政权认同。社会上最有活动能量的就是这班人，收拢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稳定了社会。故无论官僚队伍膨胀到何种地步，共产党都不会真正裁汰冗员。除了扩大政治基础外共产党还极大地强化其镇压手段。虽然在新形势下共产党再没有大搞整人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显著的专政机器公安部门是共产党政权中最庞大的机构。一个地级市的公安局中就有十几个处。后来为适应“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需要，加强打击“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邓小平又再创国安部。使中共警务人员倍增。但共产党还不以此满足，它还极大地扩充其武装警察部队。八九民主运动中，共产党动用野战部队血腥屠杀人民为世界诟病。事后共产党也总结经验。镇压是必要的，但不必用野战军实施。于是扩建武警。把几十万乙级陆军师改建为武警部队。时至今日武警部队总人数已接近百万。武警的主要任务明确定为“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这句共产党的行话说白了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0000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000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近年来，万人以上的群体暴动事件就有2004年10月重庆万州爆发官民因街头细故引发的暴力冲突；同月底四川汉源爆发由于政府强制拆迁和官员黑箱作业造成官民冲突事件；2005年6月安徽省池州因一桩普通街头车祸引发的官民冲突事件，2005年5月浙江省东阳农民由抗议化工厂破坏环境演变成反地方官员腐败的流血冲突事件；2006年10月四川广安爆发因医院拒绝抢救一名误服农药的四岁男孩导致其死亡的警民冲突事件；2006年12月四川达州爆发因传官员轮奸虐杀酒店女服务员而引起的警民冲突事件……这其中以汉源暴动规模最大，有多达10万农民参加。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共产党急促地扩充其武警部队，将其分布全国各地，以随时出动镇压起来反抗的民众。应该说，共产党的这一强化镇压措施是有延缓其政权的作用。因各地的反抗运动是分散的、随机的。尽管它瞬时能发展到万人乃至十万人的规模，由于孤立而无全国响应，终在共产党及时调动武警前往镇压下瓦解。
（三）收买精英阶层、制造表像繁荣、煽动民族狂热情绪
80年代初，邓记共产党就一反毛记共产党的陈规，开始着手缔结官知联姻。首先是对老一辈文化名人百般礼遇优待。以最优渥的待遇把他们供养起来，并给予各种荣誉。接着是把1961——年1965年入学的5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首批收拢对象。其中政治尤其可靠者成为共产党各级领导职位的继承人。胡锦涛、温家宝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接着1977-1979年考入大学者也成为笼络对象。这几批大学毕业生没被网罗到官僚队伍之中的，大多也在其工作岗位上得到恩泽。纷纷被评上职称、高级职称。工资、住房、各种补贴纷至沓来。
十几二十年过去，老一辈文化名人已大都辞世。那几届大学毕业生也年届退休或年近退休。共产党笼络目光移至新一代社会精英。尽管共产党的官吏队伍已极端庞大，绝大多数单位都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但共产党还是咬着牙年年招考公务员。公务员招考的条件之一是学历大学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下。显然是用以招徕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这一招相当有效。每年都有数量极为巨大的知识青年去挤公务员的窄门。现已有53万多人报考2007年的国家公务员，连同各地自行招考的，投考者将超过百万。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判定，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往往主导着社会舆论和民情。他们的能量与人数不成比例。人数众多的平头百姓往往是集体失语的沉默一群。而人数远远少于他们的社会精英却会发出巨大声浪。故能得到社会精英的拥戴和认同是维持政权的关键。应该说，共产党的这一判定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邓小平摒弃那种荒谬绝伦的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毛式社会主义政策，使生产得到发展。同时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引进外资，这些年来中国基本解决吃饭问题，藉此，能投入人力去从事修筑公路、铁路、桥梁、高楼、建电站、射卫星等项目。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提高主要就有赖于这些方面。尽管这些项目的成就并不说明底层民众生活的改善，但中共政权却以此作为其政权合法存在的依据。
当东岸沿海各大中城市高楼栉比鳞次；当高速公路上小汽车来往如梭；当子弹高铁呼啸而过；当霓虹灯昼夜不停地闪亮，世人的目光就会看不到农村腹地的贫穷雕敝；就会看不到终年劳碌却薪水无着的民工的满脸愁苦；就会听不到病重无医乃至茫然等死的底层贫民的哀叹……于是共产党政权就有政绩作为它存在的理由了。
共产党除在这些硬件上制造表面繁荣景象外，还在软件上下功夫。那就是竭力营造一片娱乐升平的景象。在数不清的歌舞连台之中，最能发人深思的是旋风不绝的选美大赛。
毛时代，对选美是极尽谴责的。中国大地上绝无选美痕迹。国外、香港的选美活动一律被斥为为资产阶级香风臭气，指责为侮辱女性甚至是玩弄女性的低级趣味。现在仍然是共产党执掌政权，但选美在中国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不妨回过头去检视一下它走过的足迹。
1989年广州地区推出了以“广告新星大赛”为名的选美比赛，这是中国选美比赛的初试啼声。90年代之初“选美”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1993年“北京小姐”选美活动在北大设了报名点。《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北大女生高菁写的《北大女生拒绝选美》的文章。从侧面表达官方不支持“选美”活动。接着，1994年全国妇联公开表态反对举办选美活动。但是，此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知识女性的不屑和妇联的公开反对并未奏效，选美活动愈来愈频繁和热烈。
1999年一个重大的转折信号是《北京日报》社首开省市党委机关报主办“选美”活动之先河，主办了”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党报，它代表着北京市委的意向。既然北京市委主办，妇联就哑了。接下来2001年举行了第二届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哈尔滨、沈阳、深圳等地的、历时一年半、经过数千人初赛、复赛、决赛而产生的32名选手在北京通州会堂进行最后决赛。此次大赛经国家民委批准，并得到了全国妇联的特别支持，由中国民族报社主办。比赛结束后，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的遗孀于若木、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赵宗鼐为优胜者颁了奖。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秘书长方建文也出席了总决赛。
由于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可和支持，选美活动遂在全国波涛汹涌地展开。仅以2001年的广州为例，就可知选美频繁到什么程度。2001年3月启动歌乐小姐大赛；4月启动新丝路模特大赛；5月启动第九届“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华凌东方新娘大赛、2001精英模特大赛；6月启动自然美亲善大使大赛；8月启动花季少女大赛、和第二届“明日之星”影视新星大赛，一年之内竟有八项选美活动。其频繁之状让世界为之瞠目。
相比之下，无论是白人社会的欧美国家，还是同为华人社会的和香港台湾，选美都是纯粹的民间活动，官方一律不予介入，既不批评也不支持。
举行选美活动是民众的固有权利。至于它的适度线在哪个水平，社会人士见仁见智。由于那不是我们民主志士关注的焦点，故没有深入研究，亦无明确定见。但是我们深以为怪的是，同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从前把女子烫头发、穿紧身裙、高跟鞋都定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加斥责禁止，甚至把违禁者拉上台去批斗，怎么现在嬗变到带头去欣赏身穿三点装的美女走玉碎步了？
当今共产党官员包养多名小蜜和淫嫖高级妓女的频度远远高于世界官员的水平。相比之下欣赏三点装美女的玉体实在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共产党官僚尽可去暗中淫嫖包养，却何必带头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推动选美波涛。
90年代初选美刚萌芽，就遭到共产党原教旨卫道士的攻击。稍后，共产党“改革派”人士省悟到，当今搞选美其实对共产党政权有利无弊。但由于卫道士的声色俱厉使选美却步，解铃还需系铃人。祇得由“改革派”的官方自己来打开局面。
毛时代，共产党自信对民众有绝对的控制力。它把民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压缩到最低水平。民众非但不敢有怨言，还极为顺从地听其使唤去斗争阶级敌人和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2、30个春秋过去，世事今非昔比了。共产党神圣光环不再，民众也躁动忤逆起来。当今共产党已不敢设想自己有威望去“运动群众”批判什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恰恰相反它正需要民众都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都去纵情酒绿灯红、犬马声色。当人们都去追求那些，都去寄情于那些时，就不会，起码少些关注制度弊端和社会不公，就不会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提出疑问了。
当今中国城市里有着世界最高密度的的娱乐场所；有着频度最高的大型歌舞表演；有着世界最频繁的选美活动。中国人生活得何等多姿多彩；何等轻松愉快。当年毛泽东说“莺歌燕舞”纯粹是虚饰谰言。当今说中国一些城市里日日酒宴、夜夜笙歌倒确是事实。能给民众以这样生活的政府难道不是个好政府？难道对这样的政府还需要去指责挑剔、去终结推翻吗？
不过，无论一个社会的表像是何等的歌舞升平，总还是有些人肝火较旺。怎么把这些人的肝火引向别处？共产党祭出了民族主义。共产党现在再也不搞纪念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毛泽东了。而是年年大搞祭孔子、祭黄帝、炎帝、大禹。仿佛它最具有民族感情。除在历史题材上大搞噱头外，更在现实题材上大作文章。如“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被共产党吹嘘得神乎其神。几个航天飞行员被捧为民族英雄，到处作报告，煽起一阵“中华腾飞”的狂热情绪。殊不知前苏联和美国早在3、40年前已把宇航员送上太空。在俄国、美国的航天站技术面前，中共的那点东西实在不值一提。可是就是这么点“神五”工程就被吹嘘成是中共了不起的政绩。
GDP是共产党的一大卖点。共产党宣称中国已超过英、德成为世界第三的经济实体。数字游戏与各种大祭以及“神五”凯曲汇合起来激起了许多人的民族狂热。在民族自大感高涨的气氛下，中共通过文化痞子何新之流制造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敌视、欺侮中国的谎言。谎言的戈贝尔效应催生了一个在网络文化中被称之为“愤青”的社会群体。“愤青”即愤怒的青年。这些青年不对共产党的专制腐败愤怒，而祇对西方国家敌视欺侮中国愤怒。虽然“愤青”不是社会主流，亦非一个固定的群体，但祇要它流动性地、某一程度地存在，就为中共政权注入了些许支撑。它设法转移了社会的怨气和不满，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种种弊端转移到子虚乌有的西方国家的敌视欺侮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本文是他在社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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