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左到反右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说，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而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为“两家争鸣”，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我们称“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社会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不可否认，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显而易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争论，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来说，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被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培养出来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对立与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说早期的人类，站起立起来行走，头顶上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人的层面。或者说，在所有运动之中，坚守人的价值是最后的底线。
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还记得这个笑话，肖雪慧老师6年前第一次见我，说常看到论坛上有个叫“版主”的人，不知是谁，很厉害，十处打锣九处有他。我惶恐的说，我就是一个叫版主的家伙。今年是“天涯社区
由于官员是自上而下任命，而非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因而百病丛生，沉疴难医。鲜有职业道德，常见职业恶习。试描绘如下：
身不由已
官场乃是非场、名利场。进入官场就得改变自我，入乡随俗按潜规则办事。这个潜规则就是首长意志高于一切，团体利益高于公众利益。谁坏了规矩，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久而久之，大家只能合眼放步，随波逐流。虽然有些执掌大权者也想恪守道德贞操，可他们被无数人绞尽脑汁算计，躲了初一，躲不过初二，迟早会被他人牵着鼻子走。
魂不守舍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岗位的工作很无奈。衙门闲人多公事少，于是大家身居蜗室，魂飞天外。想发财、想升官、想出国、想吃喝、想勾引异性……惟独不想岗位职责。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买官卖官猖獗，社会价值体系颠倒，谁还会把钻研专业、创造实绩当真？
言不由衷
官场盛行套话、空话、假话、废话。写出来引经据典，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天衣无缝。明明是假，可大家都一本正经像办实事一样认真。只要在公开场合，除了格式化语言彼此竟相顾无言。于是编来抄去的文字游戏，虚与委蛇的外交辞令便成了进入官场的必修课。
心不在焉
有道是“在其位，谋其政；食其禄，忠其事”。然而国际国内无数经验教训让众多官场中人心存疑虑，总感到自己坐的是无底轿，担心哪一天面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局。于是表面应付工作，暗中准备退路。
名不符实
自吹自擂的高调标榜，与人前背后的普遍下作形成强烈反差，大权们变幻莫测的脸谱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实自我。他们深知自己办的事大都上不了台面，更清楚自己在民众心目中有几斤几两，生怕当众受到质疑出乖露丑。于是把官衙封闭的如临大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力不从心
进入官场如同身陷蜘蛛网，迟早会被打磨的棱角全无、才气全消，理想抱负再无踪影。即使萌生一些想法，待碰了Ｎ多钉子之后，大都心如止水。于是明白，自己周而复始地忙忙碌碌，多是为了保住饭碗做自欺欺人的无用功。有了自知之明后，大家纷纷成了泄气的皮球。
食不甘味
进入中国大陆官场起码的实惠是混个肚圆。有公款吃喝垫底，有公权力寻租，官员们当然是不吃白不吃。由于白吃白喝成了中国大陆身份、地位、能力、价值的体现，因此所有官员都要用足权力拼命吃喝。官员无不以赶场吃喝为荣，以吃新、吃奇、吃贵攀比炫耀。可接踵而来的是，官场成了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重灾区，不少官员面对佳肴美酒再也没了胃口。
夜不能寐
一般人都以为，利用职权伤天害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睡不安生。其实不然，官员头一两次受贿还真是心惊肉跳。时间一长便心安理得，反倒是没人送礼浑身不舒服。真正影响他们的睡眠的是：如何把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榨出更多油水。因为他们明白，“天不变，道亦不变”。处在共荣共损的圈子里，他人都会主动成为自己的保护伞，不拼命捞才是傻瓜。
悔不当初
如今之所以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就是因为进入官场能够“先天下之乐而乐”。权力无监督，业务无考核，有新“四项基本原则”（注）作保，中国大陆公务员已成为古今中外最幸福的群体，何后悔之有？如果说后悔，也不乏其人：下级后悔高估了上级觉悟――不敢送礼；上级后悔错判了政治形势－－不敢收礼。
罪不容赦
我敢说，在中国大陆，在掌握实权的岗位，没有几个高官敢站出来，让公众清点家产，以证明自己清白。我还敢说，如果随机抽查，恐怕实权高官多半都得判刑。不过，这都是草民的乌托邦幻想，当局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试验。但是，如果对腐败现象听之任之，难免重演载舟覆舟悲剧。如今两极分化严重，痛恨腐败，要求清算腐败情绪日益高涨。若听任如此状态持续蔓延，说不定哪天会引起社会多米诺骨牌整体倒塌。
注：新“四项基本原则”：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吃喝基本是请，消费基本靠送。
梁漱溟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熟悉他的美国人马歇尔、司徒雷登称之为“中国的甘地”，他对东西文化的认识，他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为抗日救国奔走的热忱，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致力于推动国共和谈等言行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关于他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字了，包括大部头的传记、评传，然而重点都放在他1949年或者1953年之前的思想、活动上，也就是他的后半生，对其晚年的人生和命运语焉不详。刘克敌先生曾研究过陈寅恪，但他对梁漱溟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怀，他的故乡山东邹平就是当年梁漱溟搞过乡村建设的地方，早在20多年前他就读过梁自费出版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当时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性人物还健在呢。20多年后，他终于执笔完成了《梁漱溟的最后39年》。
1949年的梁漱溟其实只有56岁，对于未来还有着一肚子的雄心和大志，他在当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自负地说：“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类似的话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正在那里办《光明报》的梁漱溟脱险归来时也说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自始至终，他都认为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知行合一，重视实践，目光向下，身上有一种宗教徒一般虔诚的理想主义。所以直到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时，他面对“哲学家”的称号，在1987年的一次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诚恳地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他的这番自白让与会的文人雅士大跌眼镜，也让那些吃哲学饭的专家学者不无尴尬。
不过，严格地讲他的事功都只是前半生的事，说“一生的实践”并不准确。从1950年进京之后，他一生的事业实际上已结束，他不可能再去从事乡村运动，在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执政党面前班门弄斧。特别是1953年他在政协会上发言为农民仗义执言：“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并因此与十几年的旧交、同龄人毛泽东发生公开的“雅量”冲突，从此他由昔日的座上沦为批判对象，开始过起闭门不出的生活。
半个多世纪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对作者说，毛泽东1953年为什么会对梁漱溟大发雷霆有两个原因，一是毛一直希望其父亲参加政府工作，并以他在民主人士中的影响发挥作用，帮助推行各项政策，而他当时却有看看再说的念头，多次表现不积极，毛失望。二是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政策不是那么服气，毛认为有必要给予警示。他的发言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加上众所周知的毛、梁关系，毛认为拿梁漱溟开刀、进行批判可以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个解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比较有说服力。
不过也因为梁漱溟早在四年前就中箭落马，所以平安地避过了1957年，和他当年一同发起民盟的同伴几乎无一幸免。然而他照样没有躲过“文革”，他的家被红卫兵占领，罚跪、游街、批斗，古稀老人忍受了一切人身侮辱，但当他视同性命的手稿几乎不保时，他受不了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没有参考书，凭着记忆，他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写出了《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完成了《人心与人生》，多年后正是这本书感动了年轻的刘克敌。还有一件世人熟悉的事，1974年，当声势浩大、人人表态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八十高龄梁漱溟终于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以两个半天的时间侃侃而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公开直言“林彪没有路线，……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些话放在今天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是危言耸听，迅速招来了小会、大会连续不断的批判。但他始终不屈，而且留下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回答。
《梁漱溟的最后39年》提供了一个曾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漫长的后半生中许多重要的细节，从那些细节中窥见他的性格和时代的冲突、性格和命运的联系，其实更重要的还不是性格，而是时代的因素，当然，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与顾准、林昭等相比，他对时代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洞若观火，但不能否认他身上的凛然风骨，那种“浩然之气”，他对接续中国文化的自觉更让后人感叹，“文革”风雨中，他面对浩劫，写信向毛泽东求助时，关心的却不是人身的安危，钱财、衣物的得失，而是手稿。他说抄家时被收去的书稿如不发还，就无法续写，这无异于宣告他的死刑，在他看来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举行记者会，坦承自己“脑子里充满了忧患”。观其形状表情，也确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温家宝公开而痛苦地承认，中共“腐败越来越严重”。胡锦涛则在“两会”上提出“三种意识”论，期望中共干部具有“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
对中共本身而言，这种针对性不言而喻。当“中国崛起”、“大国崛起”甚嚣尘上，中共大小官僚尽显自满自得之时，哪里还有“忧患意识”？当中共官僚集团把持了国家权力、财富、和资源，而恣意作威作福之日，哪来的“公仆意识”？当官场腐败泛滥、官员奢淫成风之际，又岂有“节俭意识”？
胡温的忧患，为党还是为国？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为国，何不赶紧改造制度，开放言论、新闻、和选举，落实他们口中念叨的“民主监督”？将权力和责任交还给民众，如此，所忧之事，如“腐败越来越严重”等，都可解套，且事半功倍；胡温自己，也可青史留名。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近来中共官方媒体一再引用的古语。听上去，胡温的忧患，更像是为党，生怕共产党在安乐中死亡。如果是为党，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就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把个泱泱大国，折腾得千疮百孔，天怒人怨。邓小平掌权后，竟以为，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就能抹煞中共在政治上的劣迹。岂料，单纯的经济改革，而不触及旧有政治体制，权力被垄断，经济也被垄断。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贫富分化，强弱对立，仇恨弥漫。之前，血腥的阶级斗争，已经令中共在历史上留下铁证如山的罪孽，如今，大规模的官场腐败，不仅将中共发展经济的“功劳”完全抵消，还让中共再度于历史上留下难以洗脱的恶名。
温家宝终于找到了一个比喻、一个说法：“决定一个舰队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航行最慢的船只。”在这里，温家宝似乎要表明其心志，将转而服务人口众多的“困难群体”或者“弱势群体”，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温家宝的提法，直接否定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也颠覆了在此之前，中共御用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主流经济学”：以牺牲广大弱势群体为代价，换取中国的“发展速度”，实际是换取官僚集团的利益膨胀。
看上去，胡温想改变一些东西，但因特殊利益集团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前进的障碍，言改变，谈何容易？看上去，胡温想吸取胡耀邦、赵紫阳的教训，在尽量不触犯权贵的前提下，小心行事，以免如胡赵那般“出师未捷身先死”。然而，形势比人强，时间又岂能等人？
让我们联想明末的崇祯皇帝，该君继位时，明王朝已经腐败透顶，民众抗争，烽烟四起，尽管崇祯皇帝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却未能避免明王室覆灭的命运，自己也落得个吊死煤山的结局；让我们再联想晚清王室，虽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却百般拖延政治改革（君主立宪），意图王室“中兴”，却最终为革命洪流所埋葬。
不将民众利益置顶，不把国家安危优先，而专为王室、即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打拼，正是明王朝和清王朝必然败亡的历史逻辑。
在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做何选择？无疑是胡温当前面对的最大课题。举棋不定，概在于此。邓小平的基本路线，为党不为国，必然地，治标不治本；如果胡温的“和谐社会论”，也是为党不为国，也必然治标不治本，结果就只能重蹈邓小平之覆辙，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党，白忙一场。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温家宝总理要访日了。有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与温家宝总理交流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并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中方对此有何看法？
秦刚回答说：安理会改革问题，涉及联合国今后的发展以及联合国各个成员国的利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联合国各个成员国之间充分发挥民主，进行耐心、广泛地协商，才能达成最广泛的一致。
一听就是最低级的外交辞令。日本官方听到这话，心里肯定就下判语了：“在我们日本入常这事上，压根儿甭指望中国下好蛆。中国只会下歪蛆，歪着尾巴乱拱，直到给我们拱黄为止。”
我劝温家宝总理别象秦发言人这样小家子气，应一斧头一个橛儿地回答：“我们中国支持你们日本的入常！”
我为什么这样建议呢？是基于法国与德国的关系。法德世仇有1，000年，从东西法兰克王国时代就没消停过。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甚至亡于德国。可是二次大战后，在德国和英国的作合下，法德两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彼此再不互相敌视，国际社会再不互相使绊子。近年德国象日本一样，想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你瞧人家法国什么态度，是不是象秦刚这样虚情假意？不是。
中国也应该向法国学习，对日本大度一些，不要陷于历史恩怨里不能自拔。睚眦必报，令人不齿。我相信，如果日本入常了，中日关系只会改善，决不会养虎遗患。中国若能在对日关系上一改小人的诡计，堂皇做成人之美的邻居，就一定能在对台关系，对美关系，对自己国内人民的关系上，有大长进。
胡主席说要建和谐社会，可是坏得象流氓恶棍一样的中国政府，却整天骂日本，骂美国，骂民进党，骂陈水扁，骂民主自由，敌视自己的人民，这样的中国有和谐吗？不可能有。这样的中国象人吗？不象。
和谐待日本，和谐待美国，和谐待台湾，谐和待自己的人民，这才是和谐社会。只与黑非洲那些制造人权灾难的野蛮政府和谐能叫和谐吗？不叫。
所以我提请温总理谁的话都不要听，就听焦国标一句话：到日本，一口答应安倍首相，“俺支持你们入常！”
（2007-03-27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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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为《“高陶事件”始末》作序，对抗战时期的“低调俱乐部”大致奚落。所谓“低调俱乐部”，盖谓抗战初期，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诸人常聚谈于南京西琉湾八号周宅，皆以呼吁对日作战的言论为不负责任的“唱高调”，逆时而动，倡议“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实现中日和平”。于是，曾经参与聚会的胡适，为周宅“题名”，曰“低调俱乐部”。数年以后，局势丕变，“俱乐部”会员有继续“低调”以至“失声”做了汉奸者，如周佛海；有不再“低调”转唱“高调”者，如陶希圣；而“白面书生”胡适则稍作“变调”，念诵六字真言，云：“战难和亦不易”。唐德刚称胡适的态度是“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历史证明”云云，谈何容易！且胡适在抗战初期的态度，业因新史料的发见，令人改观。唐德刚撰序之时，或未之思，或未及见，因此，亟应替他的判语做个补充说明。
国史上，战与和的选择成为大问题，出现于南宋以后。此前，能战即战，当和则和，皆以敌我实力对比作为定策依据；故以汉、唐之盛，不免缔盟称臣之事，而时人不以为病。“南宋以来，以战为名高”(郭嵩焘语)，主战者不论结果如何，皆是英雄；议和者降志辱身、“苦撑待变”，仍逃不脱“汉奸”的恶谥，其尤者，则是数百年来不得翻案之秦桧。近代学者吕思勉慨乎有言，南宋与金议和，“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清代学者赵翼总结：“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廿二史箚记》卷二十六)；即是“必不能免”一语的注脚——“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在吕氏看来，秦桧压根不是什么“汉奸”，而是一个“有识力”、“肯负责任”、“眼力过人”、“手段过人”的“爱国”者。“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白话本国史》第三篇第一章)。吕思勉是无征不信的学者，也是坚持原则的爱国者——抗战期间，他“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说秦桧“爱国”，乃自“详考史事，求其真相”得来，绝非时尚“翻案”者比。可见，“历史证明”秦桧是“汉奸”，固然不虚；但是，考证历史，发见秦桧“爱国”的苦心，也不荒唐。综而论之，不得不感叹“历史的吊诡”。鄙人前谓“历史证明”谈何容易，即是此意。
1936年2月17日，胡适在北平兄弟会发表英文演说。这份讲稿一直“禁止公开发表”，秘藏于日本YMCA同盟资料室，直至2005年7月，方由日本学者转交中国社科院近史所闻黎明研究员，再经翻译发表，已是2006年10月。胡适在演讲中谈到了秦桧，说，“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但是，“七百五十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因为，“他与敌人达成了屈辱的和平”。胡适也谈到吕思勉的著作，因欲为秦桧“所受到的谤毁作辩护”而被政府查禁。以史为鉴，胡适对当时局势作了一个语义微妙的判断：“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战争总归比和平更容易一些。目前与日本进行和谈，需要远远超过淞沪战役期间十九路军将领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非凡的勇气”。以此为背景，再看看“战难和亦不易”的六字真言，吾人或能明白胡适的心曲。然而，这句话是胡适对当局的建言，他个人对时局的态度又如何呢？演讲最后一段是这么说的：
“人们说：‘屈辱的和平总比破坏性的战争好一些’；这是真的。但我们不是理性的动物。甚至于我这个二十年来的和平主义者也认为，如果发生战争，我将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