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pologist
The celebrated Austri
莫少平律师谈郭飞雄案再次“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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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6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张敏采访报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去年9月30日被逮捕的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太太张青3月14日得知，郭飞雄案已于3月1日再次由检察院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按照法律程序，这是本案最后一次“退查”。 现在在广州家中的张青说：“我在3月14日打了个电话，打到天河区检察院，检察院说3月1日又‘退查’了，第二次退查。” 问：“按照法律规定当时应该通知谁？” 问：“郭飞雄先生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进一步确认？” 郭飞雄的姐姐、在湖北的医生杨茂平讲她给沈阳公安方面打电话：“我跟他说‘听说退查了’，他说‘你听到的消息是对的’。我说‘那他什么时候能回到广州？’他说‘到时候会通知你的’”。 2005年郭飞雄先生曾经参与广州太石村维权事件，2006年参与对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营救。郭飞雄这次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据知情者说，涉案经营出版物为《沈阳政坛地震》一书。 得知郭飞雄案3月1日再次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我采访了郭飞雄委托的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先生。 最近没有计划会见郭飞雄―― 问：“请问律师有没有计划最近去会见郭飞雄？” 这是最后一次“退查” 问：“郭飞雄的这个案子再次送交检察院之后十几天，又退回补充侦查，您怎么看这个案件进展的情况？” 问：“按法律规定程序，这是最后一次‘退查’的机会，是吗？” 问：“退查之后再移送检察院？” 问：“也就是说，本月月底或月初就要再次移送检察院？” 问：“到了检察院之后，期限是多长时间内。。。？” 关注郭飞雄同案审理情况―― 问：“从他们进展的步骤来看，还有没有什么您可以作出一些分析评论的？” 我们了解到，另外两个人好像没有被指控其它的犯罪，被指控的犯罪好像跟郭飞雄涉嫌被指控完全是同一个罪。按说，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并案审理，不应该是分开的。你既然指控同一个罪，那所谓同一个罪里边的几个人，你都不让他们相互进行质证，相互印证有些所谓‘情节’，这实际上是无助于核查清楚你整个的一个所谓的犯罪事实。” 律师书面意见长时间得不到回复―― 问：“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有没有向有关方面……” 问：“他们有没有回复？” 问：“回复的时间，是不是也有一个时限？” 问：“关于郭飞雄案，您看还有特别想讲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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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访耆宿 诗人纪弦
诗人纪弦与探访者
初春料峭，美国圣荷西的天气乍暖还寒，这偌大的城市自上世纪末开始，一直都是美国人的骄傲，这里林立着各大品牌的高科技公司，其股票转瞬的指数变动起伏，足可震撼整个世界的证券市场。
坐在诗人张堃的车内，我无心览看流穿在玻璃窗外幢幢建筑物上霸气凌人的标志，而这些符号是各大名校的菁英学子梦寐以求的追求目标。
最后，车子驶到靠近旧金山的密尔布瑞市（Milbrae），我们从苍茫辽阔的高速公路旁，转向矮树郁翠的小路，很快便到了诗坛耆宿纪弦先生的寓所，这里的宁谧彷彿与矽谷的熙攘狂热绝隔无缘，屋前虽无画桥垂柳，却有霏雨袅绕岚气，衬托出春临江南般的秀雅妩媚。
纪老的二公子引领我们暂坐客厅，时近午后四点，也是纪老午睡将醒时分。一刻过后，听到急速的碎步声，此乃纪老扶握步行支架迎来，诗人虽被漫长的岁月镂刻沧桑，然其清臞奕奕的神采，似乎是永恆的诗魂所孕育的气宇。
我屏息聆听诗人的第一句话，竟是：「我十分怀念台湾，台湾是我第二故乡，我好想回去看看，那里有很多好朋友，他们还好吗？我在台湾住了很多年，在台湾教书很多年，我很喜欢台湾台北，我希望什么时候有空回去看看……」在闲谈中，诗人不断重複上述那段话。当然，这不是客套话亦非呓语，我可以深刻感触到诗人此刻只剩下这个肃穆祈愿的梦，而这个梦里渲染着诗人过去在台湾浪漫的存活事蹟，当人枯老时，新欲无从滋长在寥落的心境，往事便开始丰盈活跃起来……
纪老的二公子说：「他老人家曾在2005年间中风，后经急救治疗，身体的状况逐渐复原，偶尔也吟作简短的诗句。约在数月前，据诗人的二公子说，纪老竟吟作了一首非现代诗来形容春夏秋冬的诗句：
春 三人同日去看花
夏 從早到晚不回家
秋 禾火二人相對坐
冬 夕陽西下一對瓜
这应是诗人最新的作品了。
我拿了一本《创世纪》介绍我诗屋内所拍下众多诗人的相片给纪老看，他看着相片旁众诗人的名字，竟能完全正确逐一念读出来，相片内有不少纪老的旧识所勾起的断碎记忆，让诗人顿时沉思在往事麇生的时光隧道里.之后，纪老很欣慰的说：「我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很孝顺，我一直都跟女儿住，最大的儿子在洛杉矶，其他的都在这里，我生活安定，心情愉快，我的晚年过得很好，我偶尔也写一些东西，没有拿去发表。」
其间，纪老提笔写了两个句子给我，「祖国万岁！诗万岁！」
因怕纪老的身体与思绪过度负荷，我们不敢久留，临别时他一再嘱咐：「请代我向大家问好。」望别纪老的身影，倏忽想起他那首名作〈狼之独步〉：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悽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独步，该是诗人最佳的写照。
时逢西元2007年2月26日，诗人年值九十五岁.
生命可以逐渐老去，但孤峻的诗魂总是永恆燿灿在万古的时空里.
奥运媒体自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都是好消息
中国的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控制，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各级政府对于新闻报道，尤其是敏感议题的报道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但是，中央政府今年宣布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前，开放外国媒体自由采访，这曾经被视为扩大新闻自由度的一个举措。但是部分地区立即制定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据媒体报道，为了应对中央政府在奥运会期间开放外国媒体自由采访，山东省的一个市级地方政府最近出台规定，要求各级干部“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新闻，高调报道积极的消息”，“象对待上访退休人员那样对待记者”，以及“每个月都审查可能出现的负面报道”，同时还把地方干部执行该项规定的“成效”与年终评定联系起来。中央政府年初刚刚制订的开放媒体报道政策，立即有地方政府制定“应对措施”，对媒体的报道加以干扰。对于这一点，中国资深媒体人，曾任冰点杂志主编的李大同戏称，这是外国媒体在地方上“开始享受中国中央级媒体的待遇了”，他说，“原来他们不可能享受我们的待遇的，因为原来我们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能管的了。他们外国记者原来是想去哪儿都不行了，需要批准。但是，虽然我们原来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如果你想报负面新闻，那就会被强烈封锁。现在外国记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权利有了，现在开始享受我们的待遇 ，就是说开始对你封闭。”
中国许多官员习惯对于媒体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而对于媒体曝光本地负面新闻更是严加防范。对于本地媒体，当地宣传部门就可以完全控制，而对于外省媒体，中央级媒体，以及外国媒体，无法采取直接封杀的措施，而只能通过一些其他途径来干扰记者的报道工作。李大同为我们列举了一些地方官员经常采用的手段，其中包括表面上提供协助，陪同采访，但其实就是威胁线人，“你敢说，说了我就给你小鞋穿。不敢拒绝你采访，但是封锁消息，威胁线人。基本上你一到下面，他就知道你来了，就象年糕一样的粘着你。你想躲都躲不开，有时候就象地下工作者一样，搞得非常秘密的。”
李大同认为，中国官员抵制媒体曝光是一个体制性问题，而中央政府虽然有扩大媒体采访自由的想法，但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如果是选票决定他的位置，就没有问题了。选民有意见，他就去改进。但是现在出了事情，上面拿你问责，完全靠你报出来的消息来考察他。这是个做官形象的问题，这是对上的，不是对下的。治下有多少丑闻，他都可以不管，但不能让上面知道。任何事情，都不能指望依靠中央政府的一纸规定就能解决，不可能的。中央政府表明态度就已经是个进步了，但是下面你就得和地方政府作斗争。这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很正常。”
习近平跻身上海市委书记牵动太子党发展
中共高官的子女，特别是元老的子女，向来有“太子党”之称。这些公子哥们往往不如父辈英勇，不少还牵扯上丑闻弊案。身为太子党亮点之一的习近平此次被发布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可望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台面上几位太子党“明星”未来的仕途势必再成为外界注意焦点。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前几年才过世。习仲勋早年参加共产党军事建政行动，中共建政后担任政府多个要职，周恩来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时，习仲勋是副总理。
文化大革命时被斗被关，习仲勋平反后在广东省工作，一直当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在太子党背景加持下，仕途顺利，一九八五年到福建工作，十几年长时间在福建发展，公元两千年当上福建省长，二零零二年换跑道到浙江省当中共省委书记，才又过四年多的时间，就拿到上海市委书记的要职，准备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核心。
习近平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生，如无意外，五十四岁的他在今年秋天中共十七大将当上政治局委员，二零一二年十八大时他五十九岁，还有机会再更上层楼进入政治局九常委之列，官途一片光明。
不过，习近平如果要再进一步争当国家领导人就难以预料。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表示，十八大中共接班担任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人，目前看好的领先群是一九五五年左右出生，习近平要再去争抢国家领导人的机率恐怕不大。
另一名明星太子党、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薄一波也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和习近平相比，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生的薄熙来在年纪上就占了劣势，能否以商务部长的职务在十七大抢进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有不小疑问。
还有一位明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他的父亲李乾成当过上海市副市长，李源潮因此也被归类为太子党。李源潮和薄熙来年纪差不多，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出生，尽管共青团的背景让李源潮成为关注的新星之一，未来发展是否受年纪的限制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太子党的出线，并不意味着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对太子党“厚爱”，相反的，先前也有传出胡锦涛为避免太子党挑战权力，尤其是握有军权的太子党，于是刻意对军中太子党展开打压行动。
因此，一般认为太子党在往权力高峰的发展中，受到很大的局限，即使被拔擢，也是“名额有限”。
相较之下，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虽然没有父亲庇荫，仅四十二岁，年富力强，共青团书记处书记的背景和胡锦涛一脉相承，加上被刻意摆到河南及现在的辽宁历练，这些亮丽的条件远远压过上述太子党的光芒，成为目前最被看好的未来中共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选。
本会会长刘晓波获得第十一届人权新闻奖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获得第十一届人权新闻奖 中国信息中心 |
|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人权新闻奖在香港外国记者协会颁发，有中外记者上百人与会。在杂志类奖项中，刘晓波先生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的《汕尾血案始末与背景》获得优异奖。这是刘晓波第二次获得此奖，也是继张裕、赵达功等人获得此奖之后，笔会成员再度获奖。同时，刘晓波也是本年度颁发的所有奖项中惟一的大陆作者。
由于中共当局不发给刘晓波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刘晓波虽然受到邀请，但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独立笔会副会长余杰代刘晓波领奖，并在发言中指出刘晓波被非法剥夺出国权利及赴港澳旅行的权利的处境，希望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给予更多的关注。 |
齐 戈：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
20世纪初叶，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就来到了中国，其为何物？知其名而不见其实。49年到今天，据说这个名词成为现实，观其名而知其实，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恍兮忽兮，莫名其妙。直到今日，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虽是一个最为流行名词，但还是一个最不为人们所明白的东西。把这个名词带给中国人的是共产党，让人们搞不明白这个东西的也是共产党。对于这个东西，就连共产党自己就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更何况普通大众。邓小平就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没有完全搞清楚是委婉的说法，不清楚才是大实话！苏联没有搞清楚，我们自然也搞不清楚；连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老祖宗尚且如此，我们这帮徒子徒孙又能明白到哪里去？这些社会主义的推销员都不知道推销的东西为何物，却偏偏要把这个不清楚的东西强加于国人，这叫哪门子事？这如同洪秀全的的上帝会一样，他天父天兄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事，在中国居然有本事实现了又实现，坚持了又坚持，争论了又争论！快60年了，这场闹剧总该收场了吧？其实不然。
最近在网上看到管见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姓社姓资”是个什么问题。说的是，“姓社姓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的原则问题，它也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事情的由来是，“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与政府导向之矛盾愈益复杂，各种大大小小的特殊利益集团看准机会，大肆攫取社会财富，同时，他们混淆视听，将种种负面后果的责任都推到‘市场化’头上，引导弱势群体及社会舆论，矛头指向‘市场化’，而他们浑水摸鱼的机会则延续下去。反市场化，利器从来都是现成的──质问‘姓社姓资’。 有人已经在公开表示，凭什么不许就姓社姓资争论，‘我很不赞成这个话’，更有人为制止国有资产流失、为反对私有化而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国际歌》中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管见先生在一番论证后，就指出“姓社姓资”是个伪命题，他的本意当然是批驳那些假社会主义之名，行反改革之实的种种人等。不过，我到要问管见先生，所谓“姓社姓资”值得你去和他们理论吗？人家连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这普天下哪里有什么“姓社”的东西?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在中国，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不过是十字坡孙二娘的幌子，装神弄鬼的一张面具，我们岂能煞有介事与之争论？
若是一定要争论，那不妨先说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中国，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个东西！最多是个招牌，是个幌子，是个说法！这个结论不是凭空想象，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让我们认识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暴力，是恐怖！夺取政权时期的战争且不论它，土改的屠杀可是上百万的冤魂。好，你说是耕者有其田，让天下的穷人有口饭吃，但紧接其后的合作化运动，又把农民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土地归了你各级政权，把持在自称是人民公仆――实为南霸天、黄世仁的手里；农民还是光棍一条，苦人儿一个，成为有史以来，这个社会最贫困、最悲惨的群体！真是巧取豪夺有术，就是不讲天理良心。所谓三农问题，追根溯源，难道根子不在这里？
说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于是公有制就带上了善的面具；以国家的名义、实则是权利者对全社会进行抢劫。以暴力剥夺了农村的财富不算，还以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由头剥夺工商业的财产！斩尽杀绝，毫不手软。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抢劫、是强盗！剥夺民间的所有财富才是他们的本意，才是公有制的实质！民间社会被你们剥夺得一干二净，民间力量的成长发展自然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民间的权利，民间的声音。一个没有民间力量的社会，是监狱还是军营？不会是让十亿人都成为皇亲国戚、权贵势力吧？
你们用谎言编造了一个地上的天堂，又用谎言来支撑这个“天堂”。所谓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就象巫师的咒语，驱使亿万人走向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荒唐！紧接其后的三年大饥荒，付出了几千万生命的代价。山林伐尽，赤野千里，饿殍遍地！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是谎言、饥饿，是几千万生命的灭绝！谁见过几万乃至十万斤亩产的丰收？谁见过饿死了几千万人还敢掩盖的朝代？这普天之下敢撒如此弥天大谎的，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找出第二家来？一个靠谎言支撑的社会，一个以谎言维系天下的政权，只能是强盗的乐园，骗子的天堂，百姓的地狱！
从49年起，社会主义这个东西在中国除了暴力、恐怖、抢劫、欺骗，还在人与人之间挑起仇恨，在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同乡之间乃至父母兄弟之间。揭发、告密、反目，美其名曰化清界限；对任何表示不同的见解的人进行野蛮的迫害，监狱、皮鞭、镣铐；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人类有史以来最不耻的恶行，竟敢登堂入室，成为这个主义控制社会，迫害公民的利器！以思想改造之名，行思想控制之实，从院系调整到57年的反右，直到荒唐透顶的文革！你们迫害了多少知识分子？逼死了多少思想者？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中国成为无声的中国；文明礼仪之邦，成为邪恶无耻之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从美丽的谎言开始，最终走向至恶！
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毛泽东不知道，邓小平不知道，江泽民不知道，胡锦涛也不知道；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子虚乌有之物，却偏要人人都坚持、去实现；好一个痴人说梦，一说就是几十年！说穿了，社会主义就是独裁政治的幌子，是寡头政治下的黑帮资本主义。在国家的名义下，社会主义成为你几个寡头把持政权，垄断社会的理由！正义何在？天理何在？而如此荒唐的东西，还能写进你们那本叫做宪法的愚蠢的书里！中国这架被劫持的航班，已经被它折腾了60年，被它蹂躏了60年，究竟要多久才能放过我们呢？无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对于一个劫持者来说，哪有什么道理可讲。人权、民主、自由，是被劫持者能说的吗？活着就是你的幸运，这就是劫机者施舍给我们的生存权，也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最好的注脚。既然如此，除了沉默、忍受，我们似乎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至于还煞有介事地和他们争论“姓社还是姓资”，不过是对牛弹琴、多此一举罢了。
林保华：北京“两会”之外的灾难与抗争
每年3月，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会在北京开会，通过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家方针大计，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如何健全社会架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自称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更表现救民于倒悬之中的慈悲心肠。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年来开大会，人民大会堂里发言、鼓掌，会外则是上访、鼓譟，只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因为无法“里应外合”，原因是坐在大会堂里的人，是国家豢养的特权阶层，大会堂外面是无权无势的社会边缘人。截然相反的利益关系，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
如果仅仅是切断政府、官员、委员、代表与上访民众的关系倒也罢了，问题是能够到北京上访的，也只是社会边缘人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边缘人留在自己困顿生活或走投无路的地方；如果一年一度应该接见民众的委员、代表都不屑与民众接触，连装模作样都不为之，那么平时他们又怎么可能去关心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民众？因此也难保一些“定时炸弹”不在这个黄金时间爆炸。
最轰动的是江泽民时代2001年“两会”期间的“两炸”，3月6日江西万载县芳林小学因为制造爆竹发生严重的爆炸案，四间教室倒塌，造成60余人死亡的惨剧，死者大多数是小学生。接下来，3月16日凌晨，在中国棉纺工业中心之一的石家庄市发生一小时内的四次连环爆炸，从而导致炸死一、两百人和几十人受伤的惨剧。
◆2002年两会期间，东北的大庆与辽阳分别有数万工人上街抗议下岗并被政府与管理阶层掠夺对他们的补偿费用。辽阳示威群众更把矛头指向正在北京开会的前市委书记的人大主任龚尚武。正是这些贪官污吏，使情况已经够糟的下岗工人处境更加悲惨。
◆2003年两会期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数百名纺织厂下岗工人上街请愿，要求政府增加每月的生活保障金，一度堵住佳木斯到北京的铁路。此外，一名来自黑龙江国企下岗工人方庆辉携带炸弹，闯进路透社北京办事处，要求透过电视就中国的腐败问题接受採访。
◆2004年两会开会会议期间沙尘暴袭击北京酿成三死七伤惨剧。同时，贵州省毕节市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2名矿工死亡，两人失踪。新疆哈密烨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井採公司二井则发生重大透水事故，共有九名矿工遇难。
◆2005年会议期间，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一个煤矿爆炸，井下16人遇难，另有11人下落不明。大会一结束，重庆市奉节县境内的苏龙寺煤矿发生爆炸，18人遇难，一人失踪。
◆2006年两会前夕，北京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停车场发生纵火事故。会议期间云南宣威市中村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七人死亡，三人受伤。另外，湖南省涟邵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一矿井发生瓦斯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六人下落不明。3月6日，五名年龄介乎五、60岁的男女，跨过人民大会堂外的绳索，奔向大会堂前门，但在距离大门25米的地方，被守卫捉住，公安没收他们的传单并带走他们。
今年两会期间的3月9日，湖南省永州珠山镇因官商勾结大涨公车票价引发民怨，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骚乱多日，群众一度多达20，000人，用砖头与石块砸派出所门窗，警方也动员1，700名警力镇压，一名学生被警察打死，数十人受伤。当地已实行军事管制。
永州是古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贬到比较蛮荒的永州当刺史（州长），写了著名的《捕蛇者说》，结论引用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也”，来形容只为逃避贪官污吏的横徵暴敛而三代冒着生命危险在那里捕捉毒蛇的捕蛇者说的故事。然而到现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永州也不能逃避贪官污吏的横徵暴敛，终于导致“官逼民反”。如果共产党是负责任的政党，应该把那些委员、代表送到永州，读“捕蛇者说”，开现场会议。然而两会对此似乎毫无反应。这种麻木不仁的表现，还期望这个党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社会能够和谐？这种骚乱与暴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余世存：传统学术的现代魅力——《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代序
一。
对历史人物和经典作品加以阐释，是西方知识中的一种专门的学问。在现代，更有学科或学派将其发扬光大。上帝死了、作者也死了之后，从哲学之语言学转向，到分析批评，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到斯特劳斯一派解经，都说明文本存在及对文本理解的重要。文本乃人们交往沟通的“主体间性”，是人们的共识基础，是我们文明普遍可传达的载体。阐释则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
此种阐释，于传统中国更不陌生。可以说，此种阐释是传统中国人立功立言立德的载体。它是传统中国学术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子曰诗云，到太史公曰，到异史氏曰，到乱曰，到评点，笺注，疏议，集解，到自成一家之诗话、词话、笔记……，中国人有着极为丰富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经验。可以说，阐释经典，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象征。
二。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应激的转型历史里，也开始以新的眼光求学问道。人们以西方知识谱系或科学的标准来“整理国故”，言说之间有了焦灼的底蕴，学问、人生、大道等等文明意味被真理一类的历史意味置换。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支配了数代中国人。道坎陷为理，智坎陷为识。人们希望找到真理，希望表达真理，甚至希望只要真理地表达。此种心态既导致传统学术衰败，又导致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屡建屡败。在政统之外，道统、学统始终无能言说自身的正当有效。
此种中国知识的低能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重不安。从上一世纪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在30年代的学术共同体自觉，到闻一多的诗歌自觉，到70年代钱钟书的学术自觉，到90年代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皆为前辈学人知识自尊的努力。而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林昭、殷海光、顾准、李慎之等人在神州陆沉之际的个人担当，几乎就是传统中国圣贤的当代人格象征，他们是在天地大道消隐之际不忍心的仁者，是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之时飘零的“花果”，是黑暗混沌的浊世间不灭的“薪火”。兴废继绝，到了只是少数人参与的地步，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可见一斑。
时间演进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四五一代中有了更多的知识人尝试学统一类的言说，中国学术共同体、中国学术规范，等等成为一时的知识热点，自性与他性、世界知识与本土知识，等等成为知识界广泛讨论的话题，邓正来、汪丁丁、杨念群、朱学勤、汪晖、甘阳、王焱等人都有独立的发言：“汉语神学”（刘小枫）、“汉语思想”（余世存）、“汉语人”（夏可君）等等也一时为人称道；秦晖、喻希来、王康、徐友渔、崔卫平等人，或自铸伟辞，或借来他人的火种，以尽心力。到新的世纪，读经之说现身，无论是中国基督徒们对圣经的诵读，还是蒋庆等人对儒家典籍的倡读，成为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99年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中国知识领域又一大事。
三。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跟中国的历史转型一样，仍属于苦难的历程。“道术为天下裂。”当代的中国知识始终没能摆脱四分五裂的乱象。共同体也好、学术规范也好、思想学术共识也好，都不存在，都系虚拟想象而非现实。无论处于启蒙的革命中、还是处于治理的革命中，现代中国学术始终呈现出工具一面，远未能张显其价值。在给中国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方面，中国知识人几乎交了白卷。中国知识、学术，表态者多、宣言者多、策议者多，而自成鲜活的产品者少。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传统中国学术、西方知识尚未能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化。官学、国学、西学、私学等等学术碎片又彼此割裂。同时，学问本身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产业，无数中国知识人投身到学问的流水线上生产、作业。从代圣立言，到言必称希腊，到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都难以有效地参与重建中国人最低限底的伦理共识。相反，当代的汉语知识参与主导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断裂。即使主流社会有着学以致用的自觉，但学术的工具性使得治学或成为敲门砖，或成为学术贵族们的“玩意儿”。用诗人们的话，我们时代浮现的都是浪花泡沫，什么都已经说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四。
我们自知绵薄，但跟上述先辈和学界同人一样，抱有重光中国学术的用心。我们相信，中国学术一旦诚心于物，必能感人心，尽天命。
事实上，传统学术的魅力已初步显现。私塾之出现早已为新闻报道；读经则不仅是宣扬者姿态，更是部分青年生活的内容，是他们人生意义的生成途径。再举近例，注疏者之一编撰的《非常道》成为去年中国社会的一大热点，众多的读后感言，此一知识产品使历史显露复杂面相，传统学术运用起来如此有趣。不特此也，出版家严搏非确认：“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今年《非常道》的出版却意外地构成范例，它差不多意味着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的形成。”
于此可见，传统学术方法正有许多需要中国知识人刷新运用之处。
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工作仍在尝试阶段。仍以上述阐释之学为例。当代学人从西学中获得教益，他们的阐释工作更多在于表达个性，他们的学术似乎更多地在生产读书笔记。而唐逸断言，“输入的概念，必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才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仅仅“改变”生活方式，也不能“激活”外来的概念，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可以完全洋化，但思维依旧。是故，当下阐释、译介西学，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法治、理性、市场、民主等等，始终是词典或经典上的概念，或与少数人的学术活动有某种不完整的关系，却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活的观念。
但我们发现，那种面对经典的态度，正是断裂之社会重建伦理共识的关键，正是阐释大有可为之处。
我们同样发现，面对经典，关键不在于言说自己，关键仍在于寻找普遍的可传达的言说，言说指向共识。此亦西人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三复斯意的态度。我们发现，这种态度跟传统中国学术之注经方法相似。
为此，我们不揣浅陋，将我们对动物庄园的注疏工作敬献给汉语世界。
五。
众所周知，注经一事向来是挑战着注经者本人。注经者自谓解人，对经典品头论足，将自己与经典同列，此工作并非博闻强记一类可以取巧，它更是对注经者才学识的检验，它更多暴露者，乃注经者之心性。
经典自身会对谬托知己者实施报复。
是故中国明智君子，不到沧桑迟暮，不敢轻易在经典一侧立言；也因是故，无数注经解经疏集笺证点评，堪与经典比肩者，寥寥可数。韩非解老、郭象说庄、朱子语类、圣叹注骚，等等现象，并不多见。红学（注红楼梦者）、鲁学（吃鲁迅者）、胡学（拜胡适者）之盛，与传统学术相距已远，其纷呈犬儒之学、独尊己见罢黜他言者，有伊语伊于胡底之势。
注经者惟一功效，或在将经化为“日常用法”，使经在民生日用里“安身立命”。
六。
《动物庄园》，又译《动物农庄》，《一脸猪相》等，系英国大家奥威尔反乌托邦名品。其书虽有艾略特等人极力阻挠，而一经问世即风靡欧美世界，渗入苏俄。至于汉译多种，深得中国有识者喜爱。
论者咸谓《动物庄园》系反苏反共反革命之力作，读者却各有会心所得。即或此意亦作者作书动力，而时移世异，此书仍得鉴别、趣味大不同之今人喜欢，可见经典之历久弥新。今日看来，此书虽然影射明确，而关怀却已迈越苏俄革命，直指启蒙运动甚或人类的命运。其变形扭曲处，自与好莱坞卡通之浅薄单纯有异。
论者多谓苏俄革命自马克思那里借来火种，对通达明察者而言，苏俄革命仍是自家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之大才明哲，不免栽陷马克思，而二人后来终有所悟，“这个狼种是我们自己的”。对任一有责任感之文明个体而言，“认识你自己”才是正当方法。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神圣化进行尖锐批评，他针对当时一些具有理论幼稚病的俄国人痛陈，把历史公式化的作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初选《动物庄园》而非其他久远之经典进行注解，乃在于我们的注解并非完全募仿传统那样简单机械。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努力让其他语种里的性格、人物、形象到汉语世界安家。在今天人们已经将全球当作旅游资源，将其他文明传统当作消费对象时，其他文明的经典亦应活在当下活在吾人心中才是。
注疏者之一多年前曾作此说：“这个数千年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而坐霸天下的语言如今不过是一种方言，这个有着庞大言说者规模的语言不过是一个弱小的语种。汉语的知识总量极为微小，汉语的思想分布极不均匀，汉语的表达空间极是可怜。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借用别人的说辞做概念；我们没有工具，借用别人的框架规范做工具；我们没有目的，在语言的转换中生成了我们的思维和目的。直到今天，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现代理性等等属人的生命意识仍是借助于其他语种来鞭策并要求着汉语的‘自我完善’。”最近的例子，则是中国优秀的志愿者曾金燕对母亲们和妻子们告诫的：“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此语足令有耻之“汉语人”勇猛精进，以贡献于汉语思想，服务于汉语世界。
七。
中国传统，向有读懂读通一书之说，即使读破万卷，亦以不作腐儒腐语为诫。现代学术分类，多有令学子学者往而不返。皓首穷经，才学折命，而难有通达之见通达之人。知识的污染毒害了不少人。在这方面，我们的注经传统或可作为一解毒剂。一花一世界，它在一书中见出大千宇宙。它在要求我们展现才学外，亦检验着我们的生命质量。
《动物庄园》，虽然小说，却含至道。我们注疏之际，发现它仍挑战着我们的趣味、同情心、认知，挑战着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在关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承诺、社会革命、阶级解放等方面，此书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未得统一的标准的答案。关于爱与仇、清算与正义、名与实、阴谋与救赎等等，仍需要每一时代的人做出选择。以是故，在关于小说技法方面，我们注解得极少，而重在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哲学叙事的把握，以让读者见识历史、人物的喧哗，有所明心见性于自身。
《动物庄园》中之动物命运，能得读者之大同情，在于它撩拨了我们人类，它拷问我们的慈悲。在性格、命运、灵心面前，一切观念、意识形态的污染，一切所谓高贵的、博雅的教育，都显得多余。我们注疏之际，发现任何观念的碎片、体制的名利、成功的境界、知识或思想的荣誉，都无能面对人生命运本身。我们的注疏有如语言的百衲衣，远比不上经典本身的护生质地。西人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如果把《动物庄园》看作诗，把我们的注疏、我们关于人类革命年代的观念看作历史的话，此语成立。
注疏工作看似枯躁，却是一个丰富的对话过程。它的魅力难为外人道，关键在于，它让人体会：人类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
八。
聂绀弩有诗：“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钱钟书因此为聂诵王船山诗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傅国涌：一个法国外交官书信中的动荡中国
从1909年到1945年，一位叫做儒勒·乐和甘的法国人从24岁踏上中国的土地起，直到1945年在哈尔滨去世，在漫长的36年间，他曾先后在成都、汉口、天津、北京、重庆、海口、广州、汕头、上海、香港、哈尔滨等地工作和生活，以一个普通的驻华领事的身份，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用法语和老式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了中国的动荡岁月（法国博里斯·马尔坦著 张宇凌译《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岳麓书社2005年5月）。
他对这片苦难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挣扎、努力、奋斗的人都怀有深深的同情，1915年12月，他在参观了圆明园废墟之后写道：“圆明园作为远东独一无二的丰碑只余下破碎的喷泉、摇晃的墙壁、倒塌的楼梯、塞满瓦砾的水池、粉碎的琉璃、大开的墙洞，牌坊通向新的废墟。”他为这个壮丽的园林的毁灭而感叹，他为英国军人在1860年的“愚蠢的破坏欲”而吃惊。儒勒·乐和甘的信和照片大部分是1909年到1926年写给远在法国的母亲的，那正是20世纪中国最动荡不安、最有戏剧性的年代，他的信因为他母亲的去世而中断，以后只有一些断断续续写给法国公使的报告和写给妻子的家书。这些被束之高阁、尘封了60多年的书信、发黄的老照片，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被后人发现。
1911年，年轻的儒勒·乐和甘在四川亲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他在9月7日拍下了被四川总督、“屠夫”赵尔丰杀害的平民横尸街头的珍贵照片，他发现北京报纸上清王朝的官方评论与他的所闻所见并不一致。这年10月16日他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说：
“坚持说省长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战斗是没用的。甚至说衙门在9月7日遭到‘袭击’也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拥有不可推翻的证明材料，我绝对是在场的惟一有这些材料的欧洲人，尽管获取它们无比艰难。这就是关于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有人被击碎的手中还拿着扇子。没有一个人手中有枪。”
残暴的清廷已到了强弩之末，当保路运动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武昌枪声又响了。儒勒·乐和甘在成都目睹了“要求建立新政府”的这场革命，看到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第二年8月，他从成都沿江东下时，手持的护照赫然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外务司”发给他的。
1913年，他在汉口见证了孙中山、黄兴等民国缔造者再度成为亡命客的“二次革命”，他在8月19日的家书中不无凄然地告诉远在巴黎的母亲：“革命似乎要结束了，政府处处获胜。政府要么用武器，要么用金钱来保持自己的胜利。交易可以说是公开的。只是在中国目前这种脆弱的经济状况下，这么昂贵的方式不可能长久使用。”9月3日，针对他母亲关于什么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疑问，他这样回答：“你问我北方派和南方派的意义。如今，这两个词表示支持和反对袁世凯的人。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大人，根本不把议会当回事，让议员们去叫嚷，尽管有时他们叫得有道理。他进行的是独裁统治。自由，甚至他敌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这个国家已经受够了动荡。”
1914年3月10日，他还是在汉口写信，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民国在他眼里——“我们这里现今比12月2日之后的法国更加不像一个共和国！袁世凯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点的东西；从议会到普通的市议会，所有议政机构3个月来悉数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革命党们一个个被清洗；去年发动起义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从他们可能占据的职位上替换掉。”
这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西方普通外交官当时的评价，后世想为袁评功摆好、为袁翻案、同情之理解袁之作为的治史者读到这些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紧接着，袁世凯以一手操纵、量身定做的“新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把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可以无限制，实际上做到了终身总统，还可以推荐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与皇帝已只隔一层薄薄窗户纸。在法国这个大革命的发源地成长起来儒勒·乐和甘一眼就看穿了这些把戏隐含的危机。他在1915年2月4日写的信中说：
“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前总统指定候选人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羊皮纸上，再将这张羊皮纸[将]封在一个金柜子里。金柜子放在一间砖砌的房间里。对房间和钥匙还有一系列支配措施，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当然，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然而，袁世凯仍不满足，他要进一步戴上有形的皇冠，把终身总统制变成帝制，把民国变成他的家天下。当时正值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迷信的袁氏忙于分封公侯嫔妃，压根就没有想到皇帝梦只是一朵毫不鲜艳的昙花。当年12月25日，曾做过云南都督的蔡锷等在遥远的云南宣布独立，打出了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旗帜，要为四万万国人争人格。三天后，儒勒·乐和甘写信给母亲：“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结束得很糟。我不仅是说因数月来最恐怖的战争而流血的欧洲，还有这里的老中国，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橘子皮上。这次，这块橘子皮叫云南革命，……云南方面宣布云南独立，大家认为另一些省也会效仿。”
“橘子皮”，多么形象的比喻，连一个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袁之老谋深算竟然得意忘形，以为可以把民国的车倒退回去，不亦悲乎？局势就像他所预料，他在1916年1月19日的信中说：“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在‘忠心’的中国，恐怖的统治让人想起法国革命93年的可怕岁月，动辄逮捕和枪毙人。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 果然没有多久，袁就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呜呼，黎元洪由副总统而总统。
当年6月25日，黎接见外交使团的仪式在中南海的总统府举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那椅子都搬走了。尸体将在周三离开他的宫殿，被运往他的家乡。”寥寥数语便将袁氏崩后，袁家子孙妻妾争财产的丑态勾勒出来了。儒勒·乐和甘断言：“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他的预料不是没有根据的，1917年6月6日，他在北京写信给母亲，“中国再次陷入危机，所有北方省份都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召回被总统免职的总理。但在开战前，他们谈判。一个军人政府在天津组成，为达成妥协，在天津北京之间官方半官方的使团间穿梭。”6月13日，“总统宣布宁死不放弃原则，却不得不践踏原则了，因为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力解散议会，他只得反宪法行事。……我们勇敢的总统走投无路，突发灵感。他确认了北京卫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当临时国务总理（只要与前任临时总理一同签署就能做到）。新总理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联合签署自己的任命。”
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愈演愈烈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丑剧再次登场，又迅速烟消云散，只是给世界看了笑话。7月11日，儒勒·乐和甘在信中说：“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放心，没什么损失]，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也是从他的信中我们才知道，7月18日中午是德国人帮助将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这一切似乎都验证了儒勒·乐和甘在1913年8月说的——“中国近期还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
1921年3月，儒勒·乐和甘在重庆目睹了农民奋起反对军阀统治、遭到血腥镇压的一幕，农民们横尸江边，带头青年的头颅被割下游街示众，“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大致上就证实了他的预言。
1925年，连接着上海 “五卅运动”浪潮的延续半年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是造成中国工人民众死60人、陆军学生死23人、法国人死4人的“沙基惨案”，儒勒·乐和甘正好是沙面租界的法国领事，是重要的见证人，在被罢工工人包围的几个月里，租界几乎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他在8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命必需品由香港提供。”直到12月1日，沙面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重整山河的机会，儒勒·乐和甘看到了，他同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
1945年2月13日，不到60岁的儒勒·乐和甘在冰雪覆盖、天寒地冻的哈尔滨法国领事馆孤独地谢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法国领事馆的官方说法是他因病自然死亡。当时哈尔滨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多年后，与他晚年交往密切的沙莱叶耶神父肯定地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这为他的死添了几分神秘，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答案。有意思的是，儒勒·乐和甘在中国的旅程就是从穿越东北开始的，三十六年前，24岁的他第一次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写信给心爱的妈妈：“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