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海伦回来过

 

他们谈起过海伦那绝世的美——诗人终生辛劳用韵文打造的美,只为她的顾盼一下子给推翻;早已被岁月冷却的热血,仍要激情而结巴地将她咏赞。当露水洒下睡意,她的美让人宁静——如尼西亚的三桅船,航行在飘香的海上,将倦于漂泊的船员送回故乡。而一场休憩若是太久,诗人的心却要卷起风暴。如同生活安逸的老年海员,夜晚梦着桅缆晃动,梦着大海一片蔚蓝将自己召唤——爱伦。坡笃信着她的美,怒海上漂荡,“你典雅的脸庞,你的鬈发,你水神般的风姿带我返航。”回到希腊与罗马昔日的辉煌。找不到那业已消失的岛,就永远不要抛锚。

可是,你,海伦,一个为荷马吟唱过的女人,生活也似乎是一场英雄的梦,璀璨着转眼退场。属于你的一切,火焰上的火焰,海洋下的海洋,王座接着王座,你那高傲与孤独的神秘,已经浅浅的睡了。山巅水涯,谁还念着你的名字。男人为了芝麻琐事,会喧嚣、蛮横的戏谑,不再挂念我们经过荒蛮竞赛、历尽惨痛时光而赢得的美人;不再过问完美的爱和你怀中被击败的第一个男人。即使他们穿上有翼的鞋子,飞去你高入云端的城楼,见着你与男友散步,也只不过和其他特洛伊的男男女女一样,开个玩笑,讪讪而过。

当希腊的舰队碇泊在奥利斯港,头领与国王坐在帐篷里会商,准备着攻下特洛伊,以武功为自己创建辉煌的业绩。他们各有所图。而千百艘艨艟之首,英雄普罗台希劳斯的战舰却第一个冲向海岸——他的血首先染红特洛伊的海滩。那是特尔菲的神谕预言:带头在特洛伊海滩登陆的人,活不成。如同生命中最初的苍老——第一场等待,第一次悸动,必是换来惨淡的伤痛。这是属于你的时代,海伦,仿佛单凭爱情就决定了人生的一切。我们眼看着普罗台希劳斯倒下去,眼看着他的妻子雷奥德迈娅为追随丈夫,自愿赴死。她吁求上苍把丈夫还给自己,如华滋华斯诗中所言,“祈求者热烈的爱中充满信仰/她一边说一边把手举向苍天……”世上再寻不到雷奥德迈娅与普罗台希劳斯,他们就像两张秘密谈论爱情的扑克——红心皇后与黑桃杰克,永远属于你那早已遗失的时代的某一套牌。除了你,谁还会注意到,多少年来,海尔斯邦德山坡上,从雷奥德迈娅为之而死的那人墓上,长出的那丛树。它们盘桓着向上生长,长到足够高的地方,只要望见你特洛伊的残垣,一望之下,高高的树顶又会枯去。如此枯荣不止。

华滋华斯在诗歌里赞颂他的美人,“世上最美的一切中,有我的爱人”,“你的美是你人间的嫁妆!”他不知道,海伦,人间的一切才是你的美的嫁妆。时间把万物举到唇边啜饮,唯独面对你的美,它一再举起却又放下。你可曾梦回特洛伊,想望那样的图景:你站在特洛伊海滩上——生命一度壮怀激烈,鲜血曾在这里流成河——此刻,是美好的黄昏,宁静而晴朗,巨大的落日平静地缓缓下降,海面上的天穹温和慈祥。你凝神细听,这一片汪洋仿佛苏醒已久,发出无休止雷似的轰鸣,中间还夹杂熟悉的特洛伊的声响。难道那古老的辉煌又回来了?你转头望,颓垣断壁依旧,残碎的阿波罗神像在落日下幽幽地叹息。万物都在衰落,皆如特洛伊的消亡——曾经有过英勇的军队、将领和预言家,繁华的港口和遍布海上的船只。但城市被围,终年战乱,它的城市空了,人口已离散,它的丰收的土地无人管,使命被遗忘,语言已消失,一种乡村土语高居在无人攀援的山上。

我想起在酒神剧场遗址起舞的伊莎多拉。邓肯,“穿上鹿皮衣衫,镶上雪白的饰边,/就像我们一样,让它在风中飞翔。”她熔岩般的热情,翩翩舞姿,可曾惊醒狄奥尼索斯和他沉睡的女祭司们?而他们醒来,这世界早就变了模样——沉重的巨石已坍塌,却是一个纤柔的舞蹈精灵在如火苗般攒动。我记得邓肯谈论爱情的话:“现在,我淹没着我的情人,就像大海淹没了一个冒险的游泳者,用汹涌澎湃的波涛,围住他,旋转他,缠裹他。”那也像你,海伦。她以波澜壮阔的大海,你以熊熊燃烧的特洛伊……

叶芝拾掇着那些遗失的美,是皇帝在溃军中扔进了暗池的皇冠,是做着梦的女人在地毯上用银丝编织的肥了蠹鱼的爱情故事,是昔日乌发中的玫瑰,是捧在手心里的冷百合。云似的烟悠悠升起,诗人的眼睛没闭,还看得到你——“看哪!壁龛似的明亮窗户里,我看见你站着,多像尊雕像,一盏玛瑙的灯你拿在手上!”——你所有颤动的头发,仿佛就在眼前,如此真实。

我们做过太多的梦,把梦都做累了。为何偏偏对你的美还那么执著。海伦,你回来过么。你来之前我们称过时间:它有时重有时轻;当你离去,一种空虚感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负。海伦,你回来过么,带着从苍白的时间之火中传来的号角声,将更古老的狂想之箭落在爱你的人骨髓之间?海伦,你回来过么,挟裹着那爱情决定一切的时光?——我们纳罕,难道还有第二座特洛伊城供你焚烧?——还是说,那每一个泪下潸然的爱情世界,那每一座摇曳相思路上的情人心,便是你再度焚起的特洛伊?

村上春树翻译名著全新演绎《漫长的告别》

 

对于村上春树来说,翻译美国小说名著成了他近期展现文学才华的又一大亮点。继去年岁末推出《伟大的盖茨比》之后,村上最近又翻译出版了雷蒙德·钱得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Long Goodbye)。日本评论界称赞村上版《漫长的告别》较之半个世纪前的译本,以全新方式赋予了原著都市文学新的内涵。

雷蒙德·钱得勒是美国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以创作冷酷而又有文学味的硬派侦探小说著称,其代表作《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小说写的是一个优雅有礼的酒鬼蓝诺斯和一个贫穷高贵的私家侦探马洛相遇,两人之间发展了一种诚挚而悲伤的友谊……早在50年前,翻译家清水俊二就将这部作品译成了日语,清水版《漫长的告别》一直以来被众多的读者誉为“名译”。

日本文艺评论家池上冬树在对照原著仔细阅读了两个译本后认为,清水的翻译风格属“简约派”,往往三个形容词只译其中之一,或是跳过数行,直接进入下一段,但他的译本语感特别好,让人忍不住想读出声来;村上则用类似于文学创作的翻译方式,将每一个词语的含义都认真地演绎出来,作为硬派侦探的主人公在他笔下成了一位冷静的观察者,从而赋予了原著都市文学的全新内涵。池上冬树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村上春树的翻译“格外精密”。比如“queen”一词,清水俊二将其直译为“女王”,而村上则译出了其指代女同性恋者的深层次含义。池上冬树说:“村上对原著背景的理解显然更进了一步。”

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随着此书的发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跟风办起了“钱得勒读书节”,这位已故美国作家的作品一时间成了书架上的新宠。

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古典小说”,称钱得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的世界,“至少对我的影响极大”。有评论认为,村上的作品如《寻羊冒险记》,感觉上很像美国的硬派侦探小说,主人公的对白就好像是从钱得勒的小说中抽出来的一般。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张建红被判重刑的抗议声明

2007年3月20日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本会会员、诗人作家张建红(笔名力虹)于2007年3月19日被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六年徒刑。独立中文笔会认为,这个判刑仅仅根据张建红在海外中文网络上发表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文字定罪,严重违背了中国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保的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基本人权,是滥用恶法对张建红履行公民义务和作家职责的严重政治和司法迫害。独立中文笔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呼吁有关当局纠正错判,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建红,并保证他在继续羁押中不遭虐待的法定权利。

今年49岁的张建红是宁波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编辑,曾为宁波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和浙江文学院签约作家,被捕前为自由撰稿人,自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出版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包括两部长篇小说和几部电视连续剧。1989年后曾因支持学生运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劳教一年半,并被撤消各级作协会籍和一切职务。2005年8月创办并担任总编辑的人文网站《爱琴海》在全国知识界中颇有影响,但在七个月后的2006年3月9日被浙江有关部门以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强行关闭,曾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此后,张建红以力虹的笔名在海外的几个中文网站上发表了一些批评有关当局的文章,却遭至进一步的打击,于2006年9月6日下午被宁波市公安局拘留。 2007年1月12日,宁波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审理张案2个多小时,宁波市人民检查院指控他于去年3月以来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的有关谴责当局压制言论自由并残害法轮功学员、声援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等62篇文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却未提供丝毫涉及“煽动颠覆”的事实证据。现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但也罔顾事实“以言定罪”,并超过检方起诉书指控的量刑范围,在判决书中添加“罪行重大”的武断从而加以重判,实属肆意枉法越权。即使“恶法亦法”,比照高智晟律师发表类似文章数百篇并发起维权绝食被北京法院去年底以同样罪名判处“三年徒刑缓期五年”,宁波法院重判张建红的司法不公也显而易见,实属倒行逆施。

独立中文笔会在强烈抗议之外,坚决支持张建红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各界人士:

──谴责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严重践踏中国宪法、枉法越权重判张建红的倒行逆施;

──要求中国有关当局尽快纠正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建红的判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他,并保证他在继续羁押中不遭虐待的法定权利;

──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滥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对异议作家和公民进行政治和司法迫害,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师涛、张林、杨天水、严正学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而遭关押的人士;

──呼吁中国司法机关废除《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违宪恶法条款,以绝有关当局肆意“以言定罪”的法律根源。

呼吁书请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阁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阁下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吴爱英阁下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

注:呼吁书也可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转交

郭永丰:力虹被重判六年,鲁讯就应抢决

 

据天网报道:3月19日下午15点,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宣判浙江作家力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又一次言论自由权利被无情剥夺,严重践踏中共自己《宪法》,对所谓”和谐社会理念”的嘲讽。

于是,这也使笔者想起曾经被毛泽东赞扬为骨头最硬的文人斗士,当年帮共产党打江山的鲁讯先生来。如果鲁讯先生有幸活到现在,还依然像他当年骂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政权一样毫不客气,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话,按照给力虹先生的判决,就一定是死刑了,要被立即枪决的。

因为鲁讯先生当年所写文章,与今日的力虹先生所写文章,在文笔方面比较,其犀利、尖刻程度一定是有过之无不及。虽然他们同样都是反独裁专制政权的,都是为所有人谋永福的。也许在为所有人谋永福方面,鲁讯先生还远没有今日力虹先生所看到的那么深刻、全面和清醒。因此,他的反专制是非常模糊的。尤其当中共行反专制是虚,搞真正新独裁专制最实际时,鲁讯先生竟然就没有在当时及时识破,而彻底揭穿之,还继续帮其宣扬着要大力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一切的,结果又怎么样哩?

很明显,如果在那时,鲁讯被国民党政府所抓捕的话,也许也被这样判刑的,但绝不会这么严重,也决不会如同今日中共当局一样丝毫不讲法理、公德、人性或任何天良的。这真匪夷所思啊!

直到今日,当我们再次翻开历史,看鲁讯所写很多文章时,觉得鲁讯这人极不理性,或比较客观地看问题,而是很多文章都是胡说八道,乱骂一通,这如果遭遇现在的社会时,就看着这样一种写作的方式,也会被今日中共政权治以死刑的。而力虹先生所写文章,虽然语言有些激进,但基本依据的都是客观事实,真正属于过头的话绝对不是很多,作为坚持理性战斗的力虹先生,绝没有犯有这种低级错误的,但是,他却遭遇到了如此毫无人性与惨无人道的惩罚。

并且,今日之力虹先生,论起地位、名气和影响力,那是与当年就号称文化斗士的盖世名人鲁讯无与伦比的,但他们的遭遇,却是如此天壤之别,反差太悬殊了。

可是鲁讯先生在当时却很幸运,尤其在英租界的庇护下,竟然就没有坐过一天牢,当共产党坐天下后,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还依然被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圣人受到亿万人民的顶礼膜拜。由于毕竟是由中共独裁专制政权的创始人和鼻祖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文化楷模和典范,所以便一直受到无论更替了多少代的共党政权的鼎立支持和大加吹捧,同时也受到亿万被麻痹和愚昧着的人群的凑热闹。

如此比较下来,鲁讯真是太幸运太万幸了。而作为同样骨头也是最硬的当今中国新文化的战士——力虹先生,由于所生时代毕竟不同,尤其没有受到像当年如同英租界一样的坚强庇护时,却要遭遇如此的大倒霉了。

2007-3-19

邵 建:为何一个电话就能叫停电影分级?

 

据报道:本届“两会”的人大代表彭富春和政协委员巩俐再次对“电影分级制”提出建议。其实早在2003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政协委员、著名编剧王兴东就有过提案。时间过去4年,该提案却迟迟没有下文。据该报道称,某电影界知名人士向该报透露,电影分级制的进程被一个电话叫停。打这个电话的是一个“老同志”,他在电话中质问:“你们想搞电影分级制?想放这种电影啊?”

一个“老同志”和一个电话,便使电影分级至今仍是泡影。这个现象很不正常,但也很有“中国特色”。可以说,电影分级作为制度业已为世界各文明国家所采纳,近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电影分级,而我们俗称的“三级片”,就是港片中只准18岁以上年龄人观看的第Ⅲ级。然而,我们呢,已经主动摆出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却在这个急需融入的问题上借口不已。这不得不让人生疑:融入国际文明社会,是可以落实到实际的真动作,还是徒然摆给人看的一个姿态?否则为什么轮到落实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抽象肯定,又具体否定。

一个人拍电影,拍什么或怎么拍,是他自己的权利,无所谓分级与否。可是,一部电影面对的观众却是不同的,至少有年龄层次上的区分。电影分级,不仅保护了儿童,也在保护创作自由。作为个人,他或她对不喜欢某些成人内容的片子可以选择不看,但社会包括社会权力却不能以各种道德理由或意识形态理由进行压制。然而,真正做到这个意义上的创作自由,正需要电影分级提供保障。在影片分级制度下,我只要我的片子不让儿童看就可以了,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注明片级。我们今天不是分级制而是审查制。审查者如果想封杀一部片子却可以用“儿童不宜”为理由,而它实在也是一个理由。因此,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创作自由成为空话,还为创作不自由提供了堂皇的借口。

一句话,电影分级可以让男女老少的观众各得其宜,没有电影分级而又说禁就禁,无异于把儿童当成人又把成人当儿童。这样一个有成例可以援引的制度在中国却这样难产,而其背后又是“老同志”的一个电话。这确实让人感到中国特色不愧是中国特色!这个特色说到底就是权力特色。这样一个在权力之外的“特权”的存在,对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极为不利,这已有教训。且不说这位老同志是否有他的偏见,即使他的意见是对的,也只是意见而已,可以拿来和不同的意见讨论,哪怕最后采纳了它。但它却不能代替权力或直接成为权力的裁决。社会权力姓公不姓私,它是对全社会负责的。不能让一个人的一通电话改变权力的性质,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公权岂不就是对老同志负责,甚至是对某一个人负责?当然,在电影分级上,权力本身就不想开这个口。也是那篇报道:一位官员在今年的一次电影会议上说:上边有指示,不许再提电影分级的事。张口就是“上边”、就是“不许”,这是典型的权力意志。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梁  京:温家宝的末世良臣心态

 

温家宝在两会的表演,再一次体现了他的风格,把真诚与虚伪,良知与自欺混在一起,令人既生几分怜悯,又有几分厌恶,十分不是滋味。

我一直试图理解,温家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治理这个国家,看过他这一次表演,我开始想明白了,这是一种末世良臣的心态。末世良臣的心态,可以用一句孔老夫子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相信,在温家宝的心中,他已经不止一万次重复过孔夫子的这句话,但是,他绝没有勇气把这句话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欺欺人的需要。不过,在这个电视直播的时代,所有政客的内心都写在脸上,难以成为秘密。对于这一点,江泽民似乎更明白,所以他干脆不花心思去掩饰自己的得意与寡廉鲜耻。

温家宝不清楚的是,在崇尚民权的时代,末世良臣的心态不仅是一种自欺,也是一种不合时代精神的自恋和自怜。在王权至上的时代,一个末世良臣,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明知大厦将倾,也要忍辱负重,做一些有利民生的事,这是因为他确实别无选择。但在今天这个时代,温家宝真是别无选择吗?

今日共产党的高层,虎狼成群,温家宝想做善事,必遭处处制肘,需要时时小心,这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但以温家宝在共产党和政府之高位,他能够推动的大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那他为什么没有全力去做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温家宝和赵紫阳最本质的区别。赵紫阳在少年时代就投身共产党,自然作了牺牲的准备,而绝想不到会有”君临天下”的机会。而温家宝就不同了,当他加入共产党时,共产党已经当权,温家宝虽然自信入党是为了信仰,但权力的诱惑早已深藏于心。为了欺骗自己,温家宝和胡锦涛一样,总是用对共产党事业的忠诚来为趋附权势的私心开脱。

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他们明明是因为害怕邪恶的势力,不敢做许多他们本该做又能做的事,却要把这些事情说的比登天还难,动不动就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自欺欺人的滥调,大陆的百姓早已经听得没了脾气。不过这一次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却吃了外国记者的一个软钉子。

法新社记者问温家宝,说他的文章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一百年,是不是说中国人一百年也不能有民主。这个问题很妙,刺到了温家宝的痛处。温家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年论,实在是画蛇添足之败笔。本来温家宝文章的立意,是在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无意对抗世界的普世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用不著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百年论。但温家宝天天看到中共的腐败,天天看到巨大的社会不公,身为中共常委和国务院总理,不仅无能为力,还要经常违心地保护各种邪恶的势力。温家宝已经不相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任何改观的希望。于是乎一不留神,搞出来一个初级阶段百年论,被洋人挑了毛病。

温家宝和中共的末世良臣们,实在没有必要总是拿自己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来自欺欺人。中共当权者现在的所作所为,早已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将来有一天,社会主义的思潮再次在中国兴起,也不会有人把胡锦涛温家宝视为社会主义者。如果胡温想拯救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最好是鼓起勇气,多做一些他们早就知道该做而不敢做的事。

陈破空:“愤青”部长记者会,不知所云

 

中共“两会”期间,商务部长薄熙来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被安排出席一个记者会,就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与货币政策,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本来是商业话题,听上去却有“讲政治”的味道。这两名“太子党”,尤其薄熙来,越扯越远,越扯越兴奋,最后,连他自己,恐怕都不知所云。

被安排的“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如何评价美国议员对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加征27.5%关税的提案,薄熙来以抨击的口吻说:那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是贸易霸权主义。然而,众所周知,美方可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原因,乃是中方违反国际通则,操纵人民币汇率,人为导致美中贸易巨大逆差,危及美国国内的产业和就业。

对此,薄熙来不仅只字不提,反而把美方在反复交涉无效后、可能被迫采取的因应措施,指责为“贸易霸权主义”。实际上,在中美贸易中,不守规则、投机取巧、大肆耍赖、进而制造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中共一方,搞的才是“贸易霸权主义”。难怪,海外华人专家把薄熙来的这种是非颠倒的表述,定义为新兴的“大国沙文主义”。

有台湾记者问到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以及国际上对此的负面评价,薄熙来主动提到国际上有关中共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议论,然后,将历史上西方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与当前中共在非洲的行为相对照,“义正词严”地说:(西方)殖民主义采取愚民政策,比如让人抽鸦片。而中国做的事,是让人看病,让人念书,让人变得更聪明。

薄熙来的讲法,且不说是否符合史实,比如,“让人抽鸦片”,在历史上,究竟是西方政府行为,还是西方奸商的个体行为?是通商中的主体行为,还是附带的糟粕?单说薄熙来的比较,就有两大问题。

其一,以历史上的西方,来对比现实中的中国。这就好比,只要西方历史上发生过杀戮,当今中国,不管中共杀多少人,都合理。不提今日西方的全面进步,只说当今中国的“落后合理”,这是十足的歪理。其二,以西方历史上的负面点,来对比当今中国的正面点。不拿优点比优点,也不拿缺点比缺点,而是拿自己的些微优点,来对比别人的些微缺点,而且是对比别人祖宗的些微缺点,何其牵强附会!

殖民主义固然不好。但薄熙来胡乱评说殖民地,倒不知他如何评说香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颗璀璨的“东方之珠”,正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才获得了经济高度繁荣、社会高度自由、政府高度廉洁的惊人成就。而在中共管辖的区域内,迄今,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与香港媲美。

说起来,谨奉“马列主义”为圭臬而敌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政权,至少,从意识形态上如此。对中国民众而言,中共统治,与“殖民主义”又有何异?如果说它是“殖民主义”,那是最坏的“殖民主义”。

真正有意义的,应该是对比当今中国与当今西方。其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比如,薄熙来列举中方在非洲办了19所学校、38所医院、100多个医疗点、多个体育场馆,等等。殊不知,与当今西方在非洲的善举相比,中方的那么一点“好人好事”,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

单说美国。每当非洲面临饥荒,都是美国首先向非洲提供粮食和应急食品,价值动辄达到10亿美元。在布什总统任内,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又提高到先前的3倍。援助4 亿美元,用于非洲女童教育;援助12亿美元,用于防治非洲疟疾;援助150亿美元,在5年内实施,用于抗击非洲艾滋病;并与欧盟一道, 减免 14个最贫穷非洲国家的全部债务,免除另外18个非洲国家的债务。

除了政府行为,西方民间对非洲的援助,也堪称巨大无比。比如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自己生活俭朴,也不打算把遗产留给孩子,而决定将其全部财富的 95%,分期分批捐献给非洲,用以救济那里的穷人。美国第二富豪巴菲特,也捐出自己全部财富的80%,加入到比尔?盖茨的慈善计划中,用以帮助非洲穷人。

薄熙来以非洲目前石油出口中,欧洲占36%、美国占33%、中国占8.7%为依据,辩解中共并未在非洲“掠夺资源”。然而,国际社会的批评,并非指中国在非洲出口石油中,占据多少份额,而是针对中共在当地的掠夺性开发,以低工资、长工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剥削当地工人,激起当地工人的不断抗议。外界还批评中共,在“不干涉内政”的幌子下,庇护非洲的独裁和贪腐政权,抵消了国际社会在非洲以经贸换进步、以援助促人权的共同努力。

薄熙来以共产党员的横蛮嘴脸,在记者会上信口开河,大放厥词,充分表现其“愤青”部长的性格,也充分暴露其红卫兵的本色。只要联想到“文革”时期,薄熙来原本就是迷信暴力、热衷武斗的“联动 ” 组织头目,再观今日其言其行,就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昝爱宗:我支持戴煌状告新闻署长龙新民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是我尊敬的老先生,几年前在北京工作时为了编写《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在卢跃刚先生的推荐下前往戴老家里采访。当时的情景印象很深,戴老住在新华社大院内一幢普通的居民楼,家居比较简朴,他们夫妇俩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了我们很多他的珍贵资料,后来他的事迹被我们写入了《第四种权力》一书。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当我和一位作者、时为北大学生的高巍刚进戴老家门后,就有一个女邻居敲门进来,很巧,正好打断了我们刚开始的采访,那闪烁的眼神朝我们张望,原来她来借类似钳子之类的东西,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窃听风暴”一样的镜头,好在等她走后我们的采访得以继续。

今天看到戴老状告新闻出版总署的消息,首先想到戴老简朴的家,老人一生不容易,九死一生,住的房子也很旧了,而且老人最需要的是再版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本广受欢迎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弥补生活开支。可是,没想到出不能再版,又是新闻出版总署捣鬼,戴老说:”他们不让我出书,不但剥夺了我的言论权,还剥夺了我的生存权,我现在只能靠稿费改善生活,你看这房子都20年了,到处破烂,我要挣钱装修!”看来对新闻出版总署有意见的大有人在,不知戴老是否知道,我和北大几位朋友策划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也同样被”上级”封杀。该书自1999年11月在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以后,不但不能再版,书店剩余的书还要回收销毁。恐怕这个”上级”不是中宣部,便是新闻出版总署。

戴老的遭遇,以及他的维权,也同样是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维权。不但戴老需要状告新闻出版总署——其署长龙新民就是第一责任人,还有章诒和、余杰、廖亦武、余世存、吴思等作者,都应该状告这个打击出版自由的新闻出版总署。而且我本人在这里指出的是,我于2006年10月份也赶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因为新闻出版总署粗暴地在我还是中国海洋报社记者的情况下注销了我的新闻记者证,编造了一个滑稽的理由”工作变动”.我和我的律师、浙江大学研究员庄道鹤先生递交了起诉状后,该法院立案庭的法官表示”受理”,但他很明白地告诉我能否立案,他们自己定不下来,需要请示所谓的”上级”.法院应该是独立审判,怎么还要请示所谓的”上级”,这是推脱责任,还是撒谎?后来,法院来了一个电话,说不能立案。我们要求他提交书面不予立案的证明,然后我们好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继续上诉。可是,他说只能是”电话通知”,没有书面说明。那么,我的官司只能顺水流了,不了了之。这就是北京二中院法院法院的水平。

现在,又轮到戴煌老人状告新闻出版总署了,还是到有管辖权的北京二中院,不知道法院能够依法立案。如果不予立案,能否书面说明理由,然后戴老就可以到北京高级法院上诉了。

行政诉讼,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希望法院能够尊重戴老这一权利,顺利立案,还他一个公道,同时也是还法律一个公道。

依法治国,不能光说给别人看的,还应该实行出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不仅仅是写在宪法上的,也需要实实在在地实行出来。希望在法院有识之士的保护下,作家出版社能够顺利再版戴老的旧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尽快撤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图管字(2006)第403号],纠正所谓的”不宜安排出版”,改正为”合宜安排出版”,尽快还戴老的言论权,出版权,以及生存权。也希望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能够知错就改,向受委屈的戴老诚实道歉,别再与出版自由为敌了。

王光泽:乡村信徒,福音最柔弱的种子

 

2006年的岁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很早就听说基督教在信阳开始兴盛起来,在我的故乡罗山县城,兴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我便很想去看看。

早上,薄雾还没有散尽。我开了一辆老款的绿色富康车,带着我的高中同学潘克文先生前往罗山县城北部的教堂。

潘克文是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毕业于河南省金融干部管理学院,现在当地银行机构工作。近年来,他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阅读了圣经以及和基督教相关的一些读物。

通往教堂的路非常狭窄,还不够并排行使两辆富康车。车还没有到,我们就听见了歌唱赞美诗的声音,在乡村的旷野里格外清晰。在小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筑物,这就是罗山教堂。

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歌声并没有停止,只是大家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子。我们找到教堂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让我震惊不已。教堂的一层大厅黑压压地几乎全部满座,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其中又以老年女性信徒居多。像我和克文这样的年轻男子,我们没有看到第三个。我大致数了一下,当天来做礼拜的信徒大约有300人之多。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约70岁左右的张老先生告诉我,楼上还有一层,人多的礼拜天,楼上也会坐满了人,大约能容纳得下500多人。

教堂距离我的母校罗山高中不远。1987年到1990年,我曾经在那里求学。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我接受的完全是无神论教育,美其名曰“科学唯物主义”。这是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书本讲述的无神论之外,我们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几乎一无所知。官方的教科书把这些宗教信仰当作封建糟粕来冷嘲热讽、大加鞭笞。

在无神论之外,有神论的幼芽还是顽强地滋生出来。大概是中共执掌政权并不久远,截至1989年,不过区区40年的时间。唯物主义作为官方钦定教义,也不过40年。就中国大陆而言,无神论此前并不是主流。

尽管孔子曾讲过“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类似“唯物主义”的话,但是道教、佛教的存在,使得儒教对有神论有相当的宽容。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更是将儒教这一人学上升到神学的高度,寻求“天道”和“人伦”的合二为一,使得儒教不再是地地道道的人学,而是与神祗有着密切的关联。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一句名谚。“天理良心”更是民间寻求公道的是非依据。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对西方文明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引进和鼓吹激进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更是将唯物主义立为“国教”,从此中国人,只见物,不见人,更忘却了神明的存在。中国人做事既不再凭“良心”,也不再仰望“天理”,而是依据狂妄的理性杜撰出来的“历史规律”。中共执政以来,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视生灵如刍狗,更是和唯物主义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最早听说基督教这一概念,竟然是我在罗山高中读书时听到的一句戏言。我有个叫包文军的同桌是罗山县涩港镇人,他说街坊当中有几个老太太信基督教,他们觉得很好玩,把基督教理解为一种歪门邪道,还给基督教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鸡子一逗就叫”的“鸡逗叫”。当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对这样的编排乐不可支,打笑取乐一番。

那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一座规模巨大的教堂就在我们的母校附近矗立起来。虽然谈不上信众云集,但是门庭若市还是可以称得上的。

周围的几位老姊妹对我们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不时地回头来看我们,其中有一位还借给我们一本赞美诗和一本圣经,还不时回过头来指点我们所唱诗歌的位置。她们大概在猜想,这两个年轻人怎么会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一位吴姓大姐劝告我们说,你们信主吧,肯定会给你幸福平安。我点点头说,“从您的脸上我就能够感觉到您非常平安喜乐。”话音落下之后,我注意到她的眼角里泛起了泪花。我知道这是一种认同的幸福。

宗教信仰在中国还是一条很窄很窄的道路,走的人并不多。圣经里说,福音将从最柔弱的地方兴起。中国广袤的乡村存在着中国最弱势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共建政以来,农民遭受了30年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盘剥,即使是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存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9亿农民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贱民群体,他们缴粮纳税,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共和国”的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的边缘化生存,使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和可怜。他们像一堆卑微的沙子一样被专政机器扬起来又抛下去,操弄于股掌之间。

我的故乡信阳更是一个苦难的渊薮。1959年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更是表明,当时近百万信阳农民的生命如何在专政机器的淫威下被碾成齑粉。信阳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最柔弱的悲情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年轻人往往可以出门打工挣钱糊口,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强者”,老幼妇孺是这群弱势群体中最弱的那一群了。所以,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开始撒播种子。

我请教过我旁边的张老先生,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福音。他回答说,大概在五年前他老伴去世之后,他经常想念他老伴。“老伴在天国,我能够通过上帝带话给她”。我说,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呢?他说绝对不可能。我问他对毛泽东怎么看,他说他想当上帝,怎么可能呢?他太狂妄了。

我对克文说,你看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还需要启蒙吗?他们不需要自以为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他们仰仗信仰就可以有着清晰的判断。一盎司的信仰顶得上一磅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知道人的罪性有多深重;他们是匍匐下来的一群,他们是最柔弱的羔羊;他们是福音在中国的开端,他们也是中国最刚强的一群,他们是福音的载体,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识见自己的罪性,他们会让所有的伪神逐步退却。

我们没有赶上讲道的时间,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牧师开始主持颁发圣餐,然后是礼拜结束。仪式井然有序、庄严神圣,在颁发圣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信徒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一位吕姓长老。她告诉我,罗山教堂以前在县城中心,城市发展之后,市中心的地块商业价值很高。他们通过县政府将原来的教产置换到郊区,兴建了这座规模比较宏大的教堂。

吕姓长老还告诉我,县宗教局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并不干涉,也没有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班;在经济上政府也没有拨款,教会自牧自养,完全依靠信徒们的奉献。对于异端的搅扰,她说,“东方闪电派”、“三班仆人派”、“称米派”曾经对教会有过侵扰,但是教会最后都得以胜过。

吕姓长老的话让我有一些欣慰,她的表述让人感觉到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还是在逐步拓展。虽然不时有抓捕家庭教会信徒、驱散家庭聚会的报道诉诸外电,但是我仍然能够看到教会和政府之间谋求和平相处的可能。罗山教会就是一例。

2007年3月1日于北京CBD寓所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