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从事中国历史的通俗化写作，难免出现错误，这首先因为中国史籍卷帙浩繁，同一史题有两种以上经典存在的情况颇多，如唐史有新旧两书、五代史亦有新旧两史。其次，是对专业文献历史的理解不够准确，比如我在最近反应较好的《历史上的三种人》一书中称（五代）冯道读四书五经，即为”常识的谬误”，因为”四书”概念晚于冯道一百多年，至南宋朱熹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而合《论语》、《孟子》才有”四书”之称。这两种情况是”技术性问题”，尚与价值表达无关。

第三呢，就是为迎合时代需要，篡改历史文献，进行价值化伪造。

《于丹<论语>心得》（简称《于丹论语》）的价值表现，就属于第三种。她努力颠倒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完全歪曲了论语原意。也就是说，《于丹论语》所要说明的就是用一个”新解释”，歌颂中国现在的国家主义强势，继续维持”大政府，小社会”的古典政治态势。所以，《于丹论语》不但在中央电视上走红，连一向以出古典经典为已任的中华书局也跟着大捞一把。

《于丹论语》以”政治上正确”出发，走进图书商业市场，的确是一个成功的策划案，但是，基于”政治上正确”的商业成功并不能掩盖学术上的拙劣手法。

究《于丹论语》之政治技法，只有”一招绝”，此绝招分两处表达：其一，《于丹论语》在第一章”天地人之道”中，引《论语。颜渊》之”子贡问政”的故事，即”足兵、足食、足信”三阶选择之论。

《论语》本意是：在万不得一之时，去掉粮食，也不要对让国家失信于百姓，因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是百姓的信任。

《于丹论语》玩了一手借尸还魂计，改为：”无论什么时候，老百姓都要对老国家有信仰。”其二，《于丹论语》有了第一章的借尸还魂之计，还怕读者不认可，又在第六章”理想之道”中讲述孔夫子与冉求对话的故事时，再次牵强附会为”人民对国家要有信念”.中国现实政治中确实需要国家主义观念，《大国崛起》的理念中的相当部分即是如此表达。但是，没有民主制度为依托，没有民主政治观念为文化底蕴，国家主义往往在理论价值上迅速滑向新黑格尔主义，进而是褊狭的民族主义导致的法西斯主义，至少是文化法西斯行为。

如果说《大国崛起》意在委婉地将新黑格尔主义引向新康德主义，让民主成为一种道德律令的话，那么，《于丹论语》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法西斯”的变相宣言。

中国历代借《论语》诠释进行政治意见表达的著作，总计不下于200种，其中以清朝乾嘉学术之后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为主流，衍生出58种之多。大清整个论语诠释体系，形成一派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之做派，最后维新运动就栽在了《论语》解释上。康有为托孔子之名行改制之实，在操作过程中发现《论语》中的政治伦理恰恰是反现代的，比如《论语。泰伯》篇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要老百姓按指令做，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康有为托孔子言改制，本意是将孔子民主化，但孔子本质上是反对普遍民主而寄希望于精英良心的。对于此点，康有为干脆大笔一挥，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全变：”老百姓知识水平高了，国家政治采取公开投票方式，给他们政治自由；老百姓知识水平不够，就训练他们，使其达到参政的水平。”这种胡说八道不用说在顽固派那里看来可笑无比，就是让社会上的一般知识分子来论都无法接受。也就是说，不是什么顽固派的镇压破坏了维新运动，而是维新选择的文化合法性靠不住，才使其成为政治泡沫。

从政治理论批判与文化反思方面讲，《于丹论语》仍是”新皮囊装旧酒”，是接续大清《论语》诠释的主观臆断（至少是康有为”胡说”）的一个现代小高潮。于丹借政治支持走红固然是精明的个人选择，在商业上也无可厚非。但是，《于丹论语》的走红，恰恰说明：1、中国目前的主流政治精英整体上缺乏文化反思能力，根本没有历史批判理性的观念，只是权宜的意识形态退守，即从共产主义往民族主义方面龟缩。这可能导致”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即民主口号化。2、中国儒家文化的反人性与反民主性，尚未被民间多数知识精英所认可，反倒拿来用以”反共”，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知性悖论。也因为”《论语》政治”无法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的可能性，最后，反民主的最坚决力量也就不是现在的主流政治精英，反而将是现在权宜地利用”民主”壳资源的体制外”文化复古主义”力量。

2007年3月20日写于绵逸书房，3月21日发于洪哲胜《民主论坛》

 

喻权域是我导师的朋友，90年代上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时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他住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按照中国传统伦理，父亲的朋友谓之父执，老师的朋友可谓师执，那时我是以一个后学晚辈的身分往访他的。

喻权域真够大义灭亲的。十年之后，我写的《讨伐中宣部》和《致美国兵》，惹怒了这位同行前辈，撰文《焦国标想当美国兽兵就让他当去吧！》。此文是这样开头的：“十天前，朋友把焦国标写的几篇诗文送给我看。我读后感到恶心，老想呕吐，几天的休息也没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他骂我

◆“不顾基本事实，不讲一点道理，只会按‘美国之音’的反华调门说话，而且比‘美国之音’更凶、更横。这样一个流氓、无赖式的人物，居然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聘任为副教授，这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他还有如下的谩骂：

◆“焦国标说谎造谣的胆量不亚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

◆《致美国兵》“反映了焦国标这条走狗的嘴脸。走狗总是比主人更凶残”。

◆“如果戈培尔在泉下读到焦国标的诗句，会自愧不如焦国标的脸皮厚。”

◆“焦国标的无知也是惊人的。”

◆“焦国标连这些简单的常识都没有，竟然当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还被香港的《亚洲周刊》吹捧入云，实在是丢中国人的脸。”

◆“焦国标写诗作文讨好美国，死气白赖地想当美国兵……”

◆“建议北京大学的邵华泽院长忍痛割爱，把他聘任的焦国标副教授送给美国。”

◆“焦国标必须放弃中国国籍。不能让焦国标继续丢中国人的脸。”

说实话，看到这些责骂，我特别有成就感。为什么？说明我的文字把蟑螂、老鼠、黄鼠狼之类最阴暗、最下贱的东西弄疼了，弄脑了。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今后我决不骂那些曾上门拜访过我的后辈，无论他做事、做文在我看来多么离谱。我从喻先生这里得到一个教训：人什么德都可以缺，惟长者之德不可缺。

喻先生在责骂我的同时，为什么顺路筑邵华泽一耙钉呢？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二人有隙。据这位朋友说，邵华泽曾将喻权域赶出人民日报社。为什么赶走他？说是由于他左得邪门儿。

实际上我去北大新闻学院工作与邵华泽先生没有任何关系。邵虽挂名院长，实际上不过问任何院务。每年新生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来两趟，别的时候不到学院。邵是89“6.4”之后执掌《人民日报》的，我认为这种人都有“6.4”原罪。所以在北大新闻学院五个年头，我没与“邵院长”正经说过一句话。

我在北大新闻学院时，“邵院长”每月从新闻学院领2，000元干薪。

这也是我看不起他，不搭理他的一个原因。都退了休了，还这么贪心。据说范敬宜先生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也是每月领2，000元的薪金。不过范先生比邵先生要不识相得多，他每周居然煞有介事地在清华新闻学院升堂工作两天。大约是05年，国务院新闻办赵启正先生退休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院长，我曾写文章表示反对，文章题目叫《我反对赵启正出长人大新闻学院》。中国三大新闻学院，全是老新闻官僚挂院长，这种局面令我想起中国新闻人的初夜权。

回头继续说喻权域。03年10月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先生去世的时候，喻权域曾写过一篇文章《穆青同志的名言：共产党员要姓“共”》。他说他“在新华社35年，直接、间接受到穆青同志很多教导，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穆青先生是我们的乡贤，我曾多次到过穆家。同为新闻界中人，话题有时自然而然集中到一些新闻前辈身上。我记得我曾经询问过两个“新华人”，一个人是戴煌先生，一个是喻权域先生。穆青不是一个爱论人的人，他对戴、喻二人都没有多谈，但从他的口吻中我感到了某种不同：对戴是相当的肯定，对喻是咂嘴不好说，似乎比较复杂。

穆青在八宝山火化那天，我碰到喻权域。喻既然在新华社工作35年，来送穆青的人应有不少是他的同事。可是我看到喻在那个圈子里灰溜溜的，侧身在人群里挤来钻去，没什么人搭理他。我当时对此感到很奇怪。现在我不奇怪了：寡合的人不一定坏，但是喻的左肯定是大家都不待见他的原因。90年代他在中国人权协会做秘书长，那是他灵魂彻底抵押给魔鬼的时期。

我很早就知道喻权域曾被打成右派，是从我导师那里知道的。被老虎吃掉的人化而为鬼，引导老虎再吃更多的人，这种鬼叫伥鬼。当年的喻权域是因言论而受迫害多年的右派，可是今天他却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议对所谓汉奸言论治罪，真是不折不扣的伥鬼。不过吃言论汉奸的老虎在哪里？光一个没牙老口儿的伥鬼是吃不了人的。

（2007年3月9日纽约旅次）

民主论坛

 

学渊自评：最近国际舆论颇注意温家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的说法，和温家宝的署名文章中重新强调邓小平“不扛旗”“不当头”的低调路线，海内外普遍的感觉是中共路线有重新“右摆”的倾向。我想，温家宝只是一个事务官僚而已，他在中共的政治路线上是无足轻重的，署名温家宝的文只是中共新一轮路线斗争的一些新结论，这一轮斗争的批判对象是胡锦涛在国内企图回到平均主义和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全面对立的状态，在国际上则是以“和平崛起”为口号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新左倾机会主义。事实上，胡锦涛主导的“反日”“禁书”“打卫星”等连续动作，已经在国内外、党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数月前，有郑必坚者自称有“和平崛起”口号的发明专利权。郑必坚者，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执笔人，中宣部里巧言令色，祸党祸国奸佞之徒也。数日前，又有“胡锦涛团派亲信刘某某女士空降上海”的消息，刘某是不是“胡的亲信”犹是问题，她是否已经主持上海工作还有待确证。

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否已遭拙败？还可从中共是否继续宣传“和平崛起”，郑必坚是否再敢吹牛皮来得以求证。而最近又有亲信媒体称，温家宝在访日期间，将以购买“高铁”向日方赠送大礼的消息，这就是“新义和团运动”换“新庚子赔款”，专制必然卖国的必然性。

朱学渊：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了吗？

中宣部发动禁书运动，遭到章诒和、袁鹰等党外内作家的强烈反抗，引起了国内外左中右各流派知识分子的一致谴责，“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阻碰壁，胡锦涛本人颜面扫地，而此时此刻又是“十七大”当即的微妙时刻，“胡锦涛同志还能不能领导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就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的问题”了。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胡锦涛说意识形态管理要学习北韩、学古巴后，若干军队高级将领先而大惊，继之大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其实，党内大惊大怒者，何止千千万万。经过这几年倒行逆施，胡锦涛已经将党引进一条进退维谷的绝路。事实证明，每当共产党发生错误，就必然进行“路线斗争”，在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龙头虎首后；小小政治辅导员自然没有“毫不斗己、专门斗人”的本钱，理性的路线斗争对共产党还有点积极的意义。

在发动禁书运动的轻举妄之前，胡锦涛有清算陈良宇的重大举措，有提拔团派亲信的踌躇满志；而且扬言要继续清算他人，要继续提拔亲信。

而当禁书被挫败后，“清算提拔”也辄然中止。为什么中止？这就是有党内斗争。因为再继续放任胡锦涛的胡作非为下去，共产党很可能会被他的弄死。中共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大的就有两次，周恩来王明是一次，毛泽东四人帮是第二次……。看官或许说，你这言之凿凿有什么根据呢？

日前，香港《多维月刊》发表了一篇“北京”民间维胡派“谈胡锦涛”的专稿，作者说他在北京与“几位学者和商人相遇，他们对海内外对胡锦涛的一些评价甚为不满，认为这些评价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都没有准确理解胡锦涛的困难处境，没能把握住胡锦涛的脉，他们戏称自己为”中国民间维胡派“”。

胡锦涛兴学邓小平“左灯右拐”，行的却是“右灯左拐”，事事都在卖假药。说穿了这些无名无姓的“民间维胡派”，连“官方维胡帮”也算不上，而只是些“亲信保胡党”而已。《多维月刊》的专稿说“他们对海内外对胡锦涛的一些评价甚为不满”，还说“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他们打压胡锦涛关於党内民主的信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促成知识界、媒体界反党反胡，他们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党态度“”。

这些“锦涛即党”的“胡党”的所谓“反党”又是些什么呢？一说是有关方面封杀了前《人民日报》副主编周瑞金的演讲活动，二说是《人民日报》迟用了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篇破文章。我们姑且不说这是坚决贯彻“学北韩、学古巴”的结果，中共宣传部门奉命封杀千千万万篇文章，万万千千张嘴巴，为什么独独周瑞金、俞可平的文章不可封杀呢？“胡党”则在专稿中说“周瑞金与中央领导从来有接触”，而且“俞可平和周瑞金发出的信息，是政治改革的信息，……是胡锦涛”边缘突破“的一种表现”。

因此，大家就应该明白真相了。原来周瑞金、俞可平的演说和文章，都是胡锦涛亮出的“右灯”；而事后发生的禁书运动，才是总书记“左拐”的真动作了。而对于主持禁书工作的中宣部下属的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胡党”则毫不假以颜色，斥之曰：“邬书林愚蠢！小官僚误国！”犹嫌不足，再踏上一只脚：“封八本书，这会是胡锦涛让干的吗？胡锦涛还不恨死邬书林这小杂种无事惹事！”

“胡党”把话再说到这般田地，就实在太过分了。即便周瑜可以打黄盖，即便黄盖也愿意挨打挨骂，但周瑜也不该如此弄假成真、气急败坏。再说，邬书林同志能够顾全大局，自己背个“误国小官僚”恶名下油锅，倒也罢了；他的邬爹爹邬妈妈身为“京官父母”，非但没有捞着个“光宗耀祖”名分；还得为党的事业，背个生“小杂种”的烂污名声了。

为什么“胡党”这般急不择言呢？实在是因为胡锦涛的处境太窘迫了，反对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十七大”又太紧迫了。而“胡党”的这番不择言，又更使党内高层看清了胡锦涛不仅路线错了，而且性格反复无常、不可与事。

中共宣传口完全被“反党人士控制”，也实在太难令人置信了。而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党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宣传部门的抵制，大概倒是事实。今天的共产党虽说还是“毛泽东的党”，“邓小平的党”，但决不会是“胡党”以为的“锦涛即党”了。最近市面又有“独家文章”出笼，说曾庆红为了“党本位”“国本位”，要出任国家主席，我想“胡党”再这样“恶搞”下去，连曾庆红同志也不敢与胡总书记共进退了。

二○○七年三月七日

《动向》三月号

关于原《爱琴海》网站总编张建虹先生被判重刑的声明 王东海、朱虞夫、吕耿松、任伟仁、徐光等

2007 年3月19 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在拖延了两个多个月后，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张建虹（笔名力虹）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进行了宣判： 被告人张建红以撰写大量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方式，向公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一迟到的判决不仅使被害人张建红（张建红不是被告人而是被害人）感到惊愕，使在场的被害人之妻董敏女士和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感到惊愕，也使参与此案侦查、起诉的警官、检察官感到惊愕。这一案件的审判，为中国共产党干预司法审判、破坏司法独立提供了铁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对外国领导人和外国媒体口口声声、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的司法是独立，但张建红案件证明这完全是谎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它的特务机构 —— 政法委员会—— 无时无刻、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干涉着司法审判，破坏着司法独立。张建红妻子董敏证实，宁波市公安局承办张案的警官们向她保证：张建红的刑期最高不会超过五年，一般是两到三年，不判实刑的可能性非常大；宁波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也只是一般地指控张建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没有提到”罪行重大”这四个词；宁波市中级法院原先也并非认为张建红”罪行重大”，不过是一般的”煽动”案而已。其实，在高智晟律师被判”判三缓五”后，无论是张建红本人，还是辩护律师和浙江的维权人士，甚至是宁波公、检、法机关的张案承办人，都认为张案的处理不会甚过高案，也可以说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媒体也有这样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建红先生作出了某种官方所说的”悔过表示”，张建红的岳母甚至在宣判这天为张建红先生做好了丰盛的晚餐，准备为他压惊。这个案子的结果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如李建强律师所指是” 钦定重判”，是上面划了圈的。李律师指出的理由是3 月6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人权报告，关于中国部分提到了力虹的案子。第二天，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的提出了美国人权报告。 13天后，力虹重判6 年—— 这是中共当局对美国人权报告的报复。  我们认为，中共法院对高智晟律师判三缓五并诬陷其有”检举他人的重大立功表现”，和对张建红判六年重刑，这是中共当局分裂民间力量的一个重大阴谋，以加深人们对高律师的误解，所以特此提醒人们不要上当。除此之外，中共还有一个毒计：破坏人权律师的声誉。我们知道，中共当局不许莫少平律师为高智晟辩护，自己指定了两名辩护人，并暗示这两名指定的辩护人会比莫少平律师更胜任，结果也确实取得了判三缓五的”好业绩”。对于张建红的辩护人，由于不是当局指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有”好业绩”，以此来贬损他，作为当局指定的律师的反衬。作为人权律师，李建强先生已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打击他、贬损他已是意料中事。 但是，中共这一毒招并不仅仅是针对李建强一个人的，而是针对中国全体人权律师的：想一想，中国有哪一个人权律师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成功过？而当局指定的律师，竟然成功了！这无异告诉国人：中国不需要人权律师，只需要御用律师。没有人权律师，中国就永远处于专制的黑暗之中，共产党就可以永远独裁下去！  张建红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字狱的被害人，文字狱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刑种。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上除中国、朝鲜、古巴等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这一刑种。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因说出了真理，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思想家和诗人张建红也因说出了真理，被中共法院判处六年徒刑。虽然时代不同，处罚的程度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独裁者妄想封杀真理。  我们坚信，张建红先生是无罪的，正如他在上诉状中所写的：我相信，历史不久就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连署人：王东海、朱虞夫、吕耿松、任伟仁、徐光、林辉、昝爱宗、温克坚、戚惠民、来金彪、高海兵、王富华、王荣清、王荣耀、杨建明、萧利彬、胡晓玲、张祯宗、范子良、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章诒达、席传喜、邹巍、刘进成、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徐江姣、郭四妹、池美英、朱瑛娣、董谨、刘福利、沈利虎、沈正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胡俊雄、田永德、郭少坤、邓太清、杨在新、张鉴康、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南光亮、南光存、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马小兵、池美珍、程云惠、董敏、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 陈晓昶 、毛国良、毛奇峰、吴高兴、程凡、周骏义、张中政、崔公展、沈建明、王杭立、刘世遵、姜力均、武中立、李锡安、王凤山、丁贵荣、方月松、张金林、朱昂、蒋彦明、蔡楚。

　

记者孑木被禁止采访后续报道：家人受到压力

【2007年3月21日狱委讯】 博讯记者孑木（孙林）日前被南京市外事办主任拜访谈话，将孑木的博讯记者证带走，说是要核实，同时明令孑木一系列维权采访是“非法”的，禁止孑木以后进行采访活动。 博讯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是根据奥运期间对海外媒体开放的新规定而进行的，而且孑木的采访都是涉及民生的基本话题，不涉政治。 为此，博讯给外事办蒋主任发传真，要求出示禁止采访的相关法规、条例，但到发稿时止，博讯编辑部仍未收到答复。在博讯给蒋主任的传真中，博讯编辑部申明博讯没有政治背景，是商业性的新闻服务。 然而，在20日，孑木的姐姐和姐夫到孑木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力图说服孑木退出博讯记者，否则他们的职业生涯将中止，而孑木本身的人身自由也面临威胁。据了解，孑木的姐姐、姐夫都在政府任重要职务，可以肯定，这种给家人的压力来自更高层。 孑木对此非常愤怒。孑木表示，他与家人基本没有来往，只有纪念过世老人的场所才见面，平时电话都没有。他不明白，为什么有关当局为了保护滥用暴力的城管，不惜使用这种手段，以威胁家人来给他施加压力。 孑木称，他姐姐最后含泪离开。孑木目前感到非常痛苦。他表示，虽然和姐姐几乎不来往，但对此仍然很担心。当博讯编辑部问是否有人找他97岁高龄的父亲时，他表示：目前还没有，但是如果有人敢找他父亲，并因此造成他父亲不快和身体健康受影响的话，他将被“逼上梁山”。 博讯编辑部呼吁：我们诚心希望和南京有关部门沟通、协商，找到解决办法，请停止以任何形式骚扰孑木的家人，这种株连的做法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倒退，也是卑鄙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的姓氏对很多中国人来并不陌生，他首先使人们联想到的是“托-季联盟” 中的季诺维耶夫。事实上，他在西方也常常被人把他和那个化名为季诺维耶夫的人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并无任何瓜葛。国内有文章提到过他，记忆中只留下一个曾经反对苏联体制如今又对俄国现行体制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最近这些年来，他在俄罗斯算得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其特立独行世人皆知。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一些主流报刊上，有时是作者，有时则是别人文章中的一个人证；他的身影也出现在电视上，有时是访谈，有时则是与政界人士辩论。2002年10月29日是季诺维耶夫80岁诞辰，这一天或前后，《莫斯科晚报》、《苏维埃俄罗斯》等数家报刊发表了对他的专题访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季诺维耶夫是当今俄国思想界不容忽视的人物。

第一次见到季诺维耶夫是在2002年11月初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乌尼契为他举办的80岁诞辰庆贺宴会上。是日，校长办公室外的学术会议厅里，来自首都各高校和科学院的几十位学者济济一堂，数名记者穿梭其间。大家争相发言，追述当年同学、共事或师从时期的旧事，表达自己对季诺维耶夫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祝贺。然而，我却在季诺维耶夫脸上看到一种与周围热情洋溢的氛围不协调的表情：是习以为常的淡然，也有置身事外的漠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宴会结束，要求签名的人陆续散去，我寻找机会与他交谈了几句。我发现，在给我的签名中，日期整整差了一个月。廉颇老矣？但是他仍然激情洋溢，有时甚至相当绝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这样说：“他的一些论断常常令人恼火，你很难同意他，但与他争论是徒劳的，那将是自取其辱，季诺维耶夫会向你提出逻辑上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哪里来的那些论据来。他擅长倾听，这正是他的说服力所在。而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吃惊地，甚至惊恐地发现，不知不觉中，他的见解已经成为你的了。”

我开始听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讲授的“逻辑社会学”。听课者老中青三代一目了然：除了选修这门课的本科生，其他都是莫斯科大学或其它院校的老师，其中不乏两鬓斑白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研究历史的退休女教师是提问和讨论最积极的分子。而我，也许是来听课的第一个中国人。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好奇丝毫不亚于我对他的好奇：当然，他的好奇更多的是针对我身后的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少，即使有，也多是负面信息。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员，鲜有人能对中国有正确认识。对于普通民众，中国等同于“东方异国情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正常化的各种民间交流，包括学术的或商业的交流中也传递出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主要是改革的巨大成就。人们渴望了解真正的中国，对此我深有体会，想来季诺维耶夫也不例外。上课中，他在评说俄国社会的某一现象时往往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中国怎么样？” 当被问及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他这样回答我：“我对中国的情况很不了解，所以不能对它进行令人信服的评论。” 但在潜意识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不仅寄托了他对这一社会实践的深切关注，中国自力更生的发展成就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认识和他思考苏联体制的崩溃和后苏联俄罗斯社会的混乱等原因的有力论据。因此，在课堂上他不止一次公开宣称：“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除了中国。”

因为这层师生关系，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交往。课上课下，我们常常向对方提问，但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原因，每次交谈都言犹未尽，很多时候，我提出的问题他不能当场作答，待下次上课时给我一份书面回答，有时则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告诉我答案在某章某节。因此，我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他写的文字中得来。与此同时，我也从介绍他的生平、著作的文章和他的同事的议论中一点一点地释疑，他在生日宴会上的那一落寞表情便是他超乎寻常的、永不衰竭的激情的最恰当不过的注脚。

作为苏联的同龄人，季诺维耶夫的一生见证了苏联七十年历史：

一个油漆匠和农妇的儿子，中学时代熟读马恩著作，由于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认为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与马恩著作不符，而把一切归咎于斯大林个人。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哲学文学史学院，与几个同学组成恐怖小组，打算在阅兵时行刺斯大林，计划破产，小组成员遭到逮捕，未成年的他被判处入监，由于押解人员的疏忽，他逃脱了。1940年，在全国各地东躲西藏近一年后，最终被抓获。其时，苏联反击德国的卫国战争已经打响，他面临两个选择：上前线或蹲监狱。就这样，他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被送往航空学校学习，上前线作战，获得空军上尉军衔。

1946年季诺维耶夫挂着战斗勋章归来，成功避开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考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54年以探讨《资本论》逻辑理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获得副博士学位。这篇在今天受到颇多赞誉的论文（2002年底，俄国科学院哲学所原封不动地出版了该论文作为送给季诺维耶夫80岁生日的礼物，并在简介中给予了极高评价：“它意味着国内哲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意识形态化的经院教条向专业的严谨和科学转化，提出了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基本主题和问题”。），当年在莫斯科哲学界引起过相当的轰动。莫大校长在季诺维耶夫80诞辰宴会上的发言称之为“当时国内社会思想的一个重大事件”，答辩会吸引了许多学生旁听，国家学术委员会数名代表亲临答辩现场，季诺维耶夫不得不答辩了三次才获得通过。论文的大胆创新鼓励了更多的后来者，也引起了西方苏联哲学研究者的注意。这一注意在苏联引起的反作用公式如下：被西方研究者称赞的，苏联国内就予以批判。季诺维耶夫正属于此列。

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任教（1956-1976，其中，1967-1970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因拒绝开除有参与持不同政见运动嫌疑的同事而被解职），同时在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55-1976）。除了哲学、逻辑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外，季诺维耶夫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同时开展文学创作，在上述各个方面他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迄今为止，他出版了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著作14部，社会学论著14部，文学作品18部，还有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无从统计的学术论文和杂文。学术的创新、思想的敏锐和叛逆使季诺维耶夫在西方许多国家声名鹊起，他的著作和文章被迅速地译为多种欧洲文字。

季诺维耶夫的社会学研究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紧密结合，其文学作品则借助文学手段描述其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他所创立的新体裁——社会学长篇小说是他对俄国文学的重大贡献，既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也造成了他个人生活的又一次重大转折：1976年他的第一部社会学长篇小说《破绽百出的高度》在瑞士问世（先是俄文版，随后发行法文版），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被开除所有公职，失去一切学位和职称以及各种奖励和称号；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他再次面临选择：移民或者入狱，他选择了前者，也就失去了苏联国籍。1978年，季诺维耶夫举家迁往德国慕尼黑，一走就是20余年。

侨居德国期间，他在欧美许多大学授课讲学，受邀到处演讲，同时，高强度地从事写作。这时，他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了，西方出版社纷至沓来，数十部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一度成为畅销书。1978-1999年，季诺维耶夫出版了30本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他带来了各种荣誉和奖项：他是芬兰、罗马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院士，法国和意大利多个城市的荣誉市民，“欧洲随笔奖”（1978）、“美第奇外国长篇小说奖”（1979）、“欧洲科幻小说奖”（1980）、“托克维尔全球社会学研究奖”（1982，当年竞争对手是今天中国学者已经耳熟能详的波普尔）、“特维尔全球奖”（1992）等一系列奖项的获得者。1990年，苏联恢复了他的国籍和相应的一切。1999年，季诺维耶夫携家返回俄罗斯，等待他的是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他如今是莫斯科大学和高尔基文学院的教授，科学院哲学所和社会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还主持莫斯科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的工作。他的头上闪耀着各种荣誉光环：俄国社会科学院、欧亚国家科学院、俄国语言文字科学院都授予他院士称号。然而，他是寂寞的：有人怕他，有人厌恶他，更多的人敬畏他，但似乎没人能够理解他。

季诺维耶夫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生活公式：“我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他常常抱怨人们对他这一公式的误解，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的生活公式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通公民在社会和集体高于个人的条件下争取和坚持个人自由与独立的意愿。” 他清楚地知道，在苏联时代，他这样的意愿不仅违背个别人的意志，而且逆历史潮流。但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思考中从未放弃这一公式，他力求挣脱学术政治化的影响，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解决学术问题，发表学术观点。从副博士论文开始，季诺维耶夫在逻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形成一个独特的逻辑学学派，得到当时颇具权威的芬兰逻辑学同行的认同，1974年被芬兰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他的思想通过德国学生维塞尔在德国传播开来，产生了季诺维耶夫逻辑学派的柏林小组，该小组在复合逻辑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学方面，他把苏联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一个经典模式来研究，确立了独特的研究方法——逻辑社会学方法。正是用这一方法，他得出了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即将面临危机的结论（《破绽百出的高度》，写于1974年）。移民德国之后，随着苏联社会改革的展开，他预言了任何极端的改革都会导致苏联的毁灭（《戈尔巴乔夫主义》，1988）。

他的预言最终实现了，苏联真的崩溃了，但他说：“这不是我希望的。” 这个终生与苏联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批评者其实是个矛盾体，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认为这一矛盾是合乎逻辑的：苏联的瓦解“不是我所希望的，这只是一个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也就是说，他只是作为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研究者把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逻辑总结，最终形成文字而已。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传达出了反苏联、反共产主义思想的倾向，相反，他说：“正如我以前所讲的，我降临并生活在其中的那一社会，不是我创造的，它是不以我的意志和愿望而赋予我的。因此，我从未打算摧毁它。我视之为一个历史现实，一个既成事实。我既不是它的拥护者，也不是它的反对者。在西方，我不得不多次回答读者和听众的一个问题：我赞成还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我回答道：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的回答是真诚而准确的。不能把人分成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还有很多人，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毫无差别，他们并不把自己归属于这个或那个范围。并非对共产主义的任何批判都是反共产主义，也不是所有对共产主义的正面评价实质上就是对它的赞同。并非任何对苏联的批评都是反苏联，正如不是所有赞扬都意味着赞同它本身。我对苏联社会的态度比上面提到的三种情况（赞成，反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更复杂。我反对这个社会，但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无意摧毁它，也无意给它造成损害。我批评共产主义，但不是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 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有时是非常明确的：“苏联时期是俄国历史的颠峰时期。” “共产主义思想是最高思想，没人能够废止它。生活会让很多人正面它。”

季诺维耶夫多次痛心疾首地感叹人们故意或因为理解能力的局限而不能体会上述细微差别，因而塑造出一个虚假的季诺维耶夫形象，一个反苏、反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对此，他给我作了详细分析：“‘持不同政见者’一词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它指的是那些对苏联现实持不同于官方提倡的观点的苏联人；其次，它指的是那些不仅排斥苏联意识形态，而且反对苏联社会体制即苏联共产主义的苏联人，也就是反共产主义者。以前没有把他们区别开来，到现在还把他们混淆在一起。我批判地看待苏联现实，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实的苏联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但我也没有成为反共产主义者。相反，我一直是共产主义社会体制的支持者，是理想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客观上对削弱苏联意识形态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我只追求科学地理解社会现实，作出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与当代现实不符）的结论，我的文章仍被视为敌视苏联现实。我个人对苏联现实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还在1939年就形成了，由于不以我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吻合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反共产主义思潮，但我过去不属于这一思潮，现在也不认同，而我的读者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他一再强调，“我想弄清楚所发生的一切，我想告诉同胞真相和我是如何理解它的”，如此而已。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曾收敛一贯的锋芒，一反常态地反省道：“我批判苏联社会的目的不是要搞垮它，我也没那个能力。但如果我早意识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指他的著作、文章所引起的反响实际上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瓦解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绝对不会那样做。”

季诺维耶夫一生都在批判，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无一不成为他的批判对象。苏联时代，他批判苏联社会，身在国内，却与周围环境形同陌路，在俄语中有一个适用于他这样的人群的新词——“国内侨民”；移居西方，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西方社会，他同样对它的社会体制及其形同虚无却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分析。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并非它所宣传的那样自由而多元化，尽管它包含了自由、民主等元素。这是一个以钱为首的集权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民主” 只是典型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它们具有多义性，不能用来概括西方社会的真实特征。而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即全球范围的西化是一种新的殖民行动，全球化则是西方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世界秩序的新尝试，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后苏联俄罗斯时代，他回到祖国，批判的激情从未稍减。季诺维耶夫称现在的俄罗斯如同一只长角的兔子，一个四不象的怪物，这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在反共产主义的改革旗帜下摧毁整个苏联社会根基的结果。不顾或不懂社会规律的大变革使俄罗斯沦为西方的奴仆，一个原料供给地。对此，季诺维耶夫的锥心之痛溢于言表。

且不评说季诺维耶夫的论断准确与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他的批判所预设的结果很多都变成了现实。更让人诧异的是他不知疲倦的斗志：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他都不能说服自己保持沉默，他只遵从自己内心的指示而决不妥协，更不媚权媚俗，他一直努力实践而且实现了“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生活公式，从而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心灵自由。而大多数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如他评价的那样，不仅成为不合理体制的可怜牺牲品，也为这一体制贡献了“精神食粮”，沦为它的帮凶——他认为这是苏联体制存在和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们在苏联土崩瓦解时刻的沉默就是一个佐证。

也许，季诺维耶夫的尖锐和清醒远远超越同时代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这注定了他的孤独与落寞。但他似乎并没有放弃，在各种场合解释、叙述他的主张，向他的同胞述说他所理解的“真相” —— 一如一个现代骑士，朝所有看得见的和遁隐无形的非常人事挥动着他的老剑，甚为悲壮。他的一个同事如是说：“这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曾经有过敏锐的思想，写过很多尖锐的文章，但现在已经老了… 他一直在批判，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总是眼望未来，如果在那里找不到希望，就转向过去，永远不正视现在。” 不知道季诺维耶夫对此会有什么反应。遗憾的是，由于仓促决定提前回国，我们约定的长谈不得不改为匆匆话别。进一步探讨季诺维耶夫现象，就只能寄望于他能实现中国之行了。

 

(2006年底，异军突起的网络小说《鬼吹灯》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盗墓派”，该书先是以网络连载的形式获得了360万惊人点击数；落地书出版了4本，系列销量目前也已达到50万册。此后2007年初同题材网络小说《墓诀》、《盗墓笔记》等也趁风相继出书，让“盗墓派”一度称霸畅销榜头。

从《达芬奇密码》的热映到《鬼吹灯》火爆畅销，人们对于神秘的事物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用作者“天下霸唱”的解释这是缘于大家对“深渊”的崇拜，那种神奇的探险经历，几乎可以让所有人暂时从现实世界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得到精神上的放松。　　

初看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是鬼的故事，名字听着怪吓人的，一直都没敢碰。后来突然在网上看见它的解释，原来书名仅仅是来自“人点烛，鬼吹灯”的传说，大概意思是进入古墓之中先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须迅速退出，不可取走任何物品。相传这是祖师爷所定的一条活人与死人的契约，千年传承，不得破例。

既然是在古墓中点灯，自然跟盗墓题材脱不了干系，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主人公胡一八家中传下来的秘书残卷《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开始他根本就没把这本书当回事，后来上山下乡当知青时误打误撞闯进了东北古墓才意识到古人修建陵墓是按照风水来选址。依靠着这本书，他带着好朋友胡胖子一起渐渐深入盗墓者的行列，进入关东军秘密地下要塞，云南古谷，陕西龙岭迷窑……慢慢揭开了西域古国精绝城的秘密。

《鬼吹灯》能火，完全在于它特殊的题材——盗墓，在以前没有几个人能把其中的名堂讲得丝丝入扣，没有哪个传说有头有尾、绘声绘色，但是盗墓内幕、风水宿命、神鬼传奇，永远是人们好奇并着迷的要素。很多网友说，看此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的投入，“平时都市喧嚣的一切似乎完全被隔绝，只有屏息凝神地目睹着年代久远的遗迹，等待着精彩发生”，由于作者的故事讲得惊险离奇，胆大的人也能吓出一身冷汗，胆小的人恐怕连门都不敢出了。

趁着《鬼吹灯》小说的风靡蹿红，漫画版《鬼吹灯》即将赶在本月上市，电影版《鬼吹灯》也在协商购买中。

看《鬼吹灯》的后遗症： 　　

大概是由于太痴迷主人公的探险经历了，很多网友在看完后都不约而同地引发了后遗症，大家在网上列举症状以寻病友。

1.停电的时候，习惯把蜡烛点在房间的东南方……

2.进屋的时候不想从正门进去，总想着有没有什么打盗洞的可能

3.看到像爪子的东西，总翻看上面有没有“摸金”两个字~

4.看见下水道没井盖就老远的绕道走，怕是鬼洞

5.总怀疑自己是不是哪个古国的后裔

6.经常逛潘家园，梦想着能找没皮没面的风水书

7.晚上做梦，心里老想着自己突然也搞个古董来就可以买房了

8.誓死也不再吃粽子，害怕晚上满脸长毛

9.晚上不敢开窗，怕阴风吹到自己

10.晚上习惯看星星，不随便说话，谁知道身边有没有鬼

主人说书

张牧野：不读古书光靠编 　　

◎张牧野

《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真名叫张牧野,地道的天津人,今年只有28岁。开始打电话一直是关机，他的经纪人告诉记者，他最近好像在家闷头写书呢，后来终于开机了，一问果然要出新作品。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你又开始写书了？

张牧野（以下简称“张”）：本来三月一号想开始写《鬼吹灯外传》的，最近公司有点忙，没腾出工夫呢！

青周：是《鬼吹灯》续集？

张：不是，就是一个系列故事，跟《鬼吹灯》没什么关系，主要讲“水图腾”的崇拜，其实中国在特别老的快要消失的文明里特别崇拜水，认为人是从水中而来，死了之后也要在水中而去，掌握了水的秘密才可以长生不死。　　

青周：你从哪儿知道的？

张：我编的，你信吧，呵呵。

青周：那你的故事里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呀？

张：细节是我编的，但是很多素材都是我从新闻中看到的，只是把它们扩大化了，比如《鬼吹灯》里关东军地下要塞，摸金校尉有一次盗墓的时候无意中挖通了一个地道，因为我也去参观过那个地下工事，其实里面没什么就是几个炮眼，但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把它戏剧化了，把它变成了一个蝙蝠洞，又加了个存放干尸的棺材和密室……其实就是加了这些拿人的情节。

青周：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是从书里看到的？

张：我不怎么看书，订的杂志就那几本：《看电影》、《航空知识》、《电子游戏软件》。

青周：不读古书？

张：你看我像读古书的人吗？哦，我喜欢看《水浒传》，我都看了20多遍了，我小的时候家里就那么一本课外书，还是“文革”时期的版本呢。不过我喜欢看电影。想当导演，不是没那机会嘛！

青周：《鬼吹灯》漫画版已经部分登在网络上，你看了吗？觉得怎么样？

张：还成，就是觉得漫画版跟我写的没什么关系，它不是《鬼吹灯》的插图，而是根据《鬼吹灯》改编的，我也不好点评漫画怎么样。

青周：电影呢？现在谈得怎么样了？

张：好多电影公司都在谈，美国好莱坞、派拉蒙都来谈这个剧本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呢！

 

今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无间道风云》和最佳外语奖《窃听风暴》（又译《别人的生活》）有一个共同之点：都是有关“特工”的。前者是根据香港电影《无间道》改编，内容是人们熟悉的黑白双方的卧底故事；后者是德国三十三岁年轻人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施马克了不起的处女作，内容关于当年的东德当局如何通过窃听来监视控制艺术家。

在很大程度上，这次的最高荣誉与其说是颁给《无间道风云》这部影片的，毋宁说是颁给它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这个人的。此公1973年以自传体黑帮片《穷街陋巷》一举成名，1976年拍摄的《出租汽车司机》成为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也将美国独立制片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此后每隔一两年这位老兄都要闹出一些不小的动静，他先后四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愤怒的公牛》1981、《基督最后的诱惑》1989、《好家伙》1991、《纽约黑帮》2003），以及不止一次最佳编剧提名，但是都失之交臂。人们称他这一次获奖是“众望所归”，的确，有关马丁·斯科塞斯与奥斯卡就像是一部长长的悬念剧，它应该落幕了。

从影片本身来看却不免令人泄气。不应该说根据别人改编的电影在原创力方面，肯定就逊了一筹，但是这部美国版的《无间道》实在没有多少激动人心之处，其紧张、热烈的气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饰演卧底的两位大明星莱昂纳多和马特·达蒙充满焦虑的表演完成的，应该说，此前的梁朝伟和刘德华比这二位沉得住气多了，所呈现的性格也较之复杂。由马丁·斯科塞斯“成千上万”个繁复镜头（他近些年的“标牌”）所传达的，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缩减故事，其中黑白分明，善恶有别，各走各道，所谓“卧底”，不过像是换了一个科室上班，不同的环境对于当事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其他渗透性影响，他们都不准备用自己身边人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哪怕一分钟，不承认在对方身上也有自己的任何内容，并因此感到有些内心压力。影片安排了两个卧底英雄共享一个女朋友，以与女性的交叉关系来替代人物本身精神内部的交错纠结，这真是非常表面幼稚的。可以说，当马丁·斯科塞斯离奥斯卡奖越近一些，他离自己最初凌厉冷峭、不屈不挠的起点就越远一些。这令我想起此地的陈凯歌，以陈凯歌在《黄土地》及《孩子王》中流露出来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厚视野，他其实不需要拍摄《无极》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而马丁·斯科塞斯拍摄这部获奖影片，也仿佛是同样的鬼迷心窍。

对比之下，这部《窃听风暴》提供了一个补充视野，不管从人性的复杂性来说，还是人性的可能性来说，这部影片的处理完全不同。年轻人多纳施马克为这部电影整整准备了九年，当他拿着自己写完的剧本四处寻找投资，人们第一反应是“这个东西太严肃了”，他们推测观众仿佛更加喜欢《再见吧，列宁》那样带有怀旧的喜剧影片。

不只是马丁·斯科塞斯影片中的那些“黑白”卧底人员，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是在一种“规定情景”下生活，按照老掉牙的剧本扮演自己的角色。除非“剧情”发生变化，否则“性格”一如既往，人们进而将环境说成是命运，一切都是环境使然。用这部影片另外一个主人公、剧作家德瑞曼先前的话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能做什么呢？”德瑞曼的“环境”是1984年年底的东德。在他夫人主演的戏剧剧场包厢里，坐着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警察。在观众席上，坐着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长。散戏之后，文化部门与安全部门的人们一道坐在空下来的座位上，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因而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负责监听剧作家和女演员夫妇的任务分派给了一个叫做魏斯乐的警官，他原先在警官学校教育年轻学生们怎样运用不给睡眠的疲劳战术，从“嫌疑犯”口中掏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他的课堂上有学生提出“这样做是不是不人道？”他的反应是迅速在这个学生的座位图示下标出一个不信任的记号。当然他也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剧作家“老奸巨猾”，不轻易让人抓住把柄，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他不能发现什么，将会直接影响他的仕途，他的“头”在布置任务时就是这么说的。但是看上去这位魏斯乐先生踌躇满志。他还有一个动机不能挑明说——刚才看戏时，他用望远镜紧盯着女演员许久许久。他与他的同伴在剧作家家里布满了窃听电线，保证每个角落都能够听见，包括他们夫妇做爱时。

不能一概用“犬儒主义”来形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情况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对于德瑞曼来说，他的底线是按照良心而写作，为了写作他需要过一种安静的、不受搅扰的生活。但当文化部长当面威胁他的剧本有问题，他的演出可能被取消时，他当即表示“人是听从于自己的良心的”，即他可以在所不惜。他的两位作家同行毫斯和艾斯卡看起来比他要更加激烈一些，他们使用的语言正是我在翻译工作中所写下的：“本来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如今变成司空见惯的”以及“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好友艾斯卡自杀，德瑞曼这样的生活也许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艾斯卡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丧失了写作状态，为此日夜不宁，感受自己的忍受到了极限。他的朋友带来了一部微型打字机，他用这个东西写下了关于东德人们自杀现象的文章，其中发布了艾斯卡死亡的消息在西方发表。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东西当然是匿名的。相反，那部庞大的警察机器因此而感到极为紧张，有人开始为找出作者忙碌起来。

如果说德瑞曼通过自己不同寻常的行为，打开一个亮起来的人性空间，许多人为他的做法受到鼓舞，那么，窃听者魏斯乐的所作所为则仅仅为他自己所准备——在不为人所知的暗处，他也为自己打开一个人性的空间，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升华的人性。

开始则是不自觉的，他为女主人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当他看见自己崇拜的女演员由那位部长的车送回来，他为这对夫妇感到不平。他干预生活即干预“剧本”的第一个举动是在监听室里弄出门铃的响声，让丈夫去开门，让他看见自己的妻子正从那辆豪华轿车里走出来。第二次则更加过分了。当这位妻子在胁迫的下仍然要去旅馆与那位大人物会面，他从暗处现身，以一个热情观众的身份表示喜欢的就是她的“真实”，并提醒说“为了艺术出卖自己，这可不是一个好买卖”。当这位夫人返身折回，令她的丈夫欣喜不已，也让他自己充满了成就感。

而他密切注视这对夫妇的一举一动时，他也有机会零距离接触这类与与自己的环境完全不同的人们。当好友艾斯卡自杀，德瑞曼难抑胸中悲痛，在自家钢琴上弹奏出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魏斯乐戴着窃听耳机，在一大堆冷冰冰的监听机器面前也感到热泪盈眶——

一种他不熟悉的感情出现了。的确，当年的列宁也为这首曲子所感动，同时担心这首曲子会影响他所从事的暴力革命的原则，令这位革命导师“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当然实际上他没有去做。这位好奇心十足的窃听者还从剧作家的书桌上带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在这样的句子面前流连忘返：“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暇/而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谁为这样的诗句而激动，谁就仍然有救。他继而向上司提出由自己一个人来监视这人家，这样他就可以有选择地记录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打字机的事情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记录当中。而当影片结尾处女主人供出了藏在自家过道地板下的“作案手段”之后，他竟然提前一步，在他的同行没有到来之前，将这个烫手的东西转移走了。他再次改写了“剧本”也改动了自己的“角色”。比较起马丁·斯科塞斯获奖影片中的两位“特工”，这一位窃听者要有意思、有魅力得多。他走出了自己的“规定情景”，用自己的“性格”制造了另外一些场景，不仅使得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劫难，也使得自己的人性得以拯救。

导演兼编剧多纳施马克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你是有选择的”。这就是我称之为“伦理上的想象力”的东西。它指的是人们出于对于自身的信任，决意过一种符合伦理的生活，觉得那是可行的。它既存在于生活当中，也存在于创作当中。人们感到自己需要有一种比现在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觉得自己可以“离地”，走进那样一种生活中去，而不是永远地被某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纠缠着。将一种伦理上的冲动称之为“想象力”，是因为那样做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是匪夷所思，或者在别人眼睛里是大逆不道的。哪有一个“趴窝”的特工最终被自己监视对象所感染？当多纳施马克联系运用当时东德一些办公大楼进行实地拍摄，监狱博物馆的馆长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据这位博物馆长说，在整个东德，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坚持这样写剧本这样来拍摄，是因为逻辑上这是可能的。这就是良心的逻辑，伦理上的逻辑。

多纳施马克的想象力来自“生活”，来自那些有想象力改动自己“剧本”人们的生活，他们是捷克的哈维尔、扬·帕托切克、伊万·克利马，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库隆、里普斯基，是东德的比尔曼（东德）、匈牙利的基斯，他们都不是天生打算成为英雄的人，而是像这部《窃听风暴》中的德瑞曼一样，仅仅想不受干扰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也与德瑞曼一样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于是迈进另外一个争取自由的空间。当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反问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而最终支持他们的，便是一种对于自身伦理的要求：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当从改变自身开始有所改变。

影片中缺乏这种伦理上想象力的是剧作家的妻子、女演员克里丝·玛利亚。在特工魏斯乐劝她别去部长那里约会之前，她的丈夫就已经劝过她，说她是如此受人欢迎的大演员，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是她就是不听。她不能想象自己没有部长庇护的情况，不能想象没有鲜花和观众，那种局面只能令她感到恐惧。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前面提到的马丁·斯科塞斯也许提供了一个注脚：老马都已经如此如彼，没有必要一定要捧那个小金人。啊，陈凯歌也已经如彼如此，也没有必要拍那个《无极》，看来某些人性弱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地方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位美貌性感的大演员克里丝·玛利亚走得更远。在当年东德的个人档案公开之后，丈夫德瑞曼读到厚厚两大叠他的“黑材料”，有许多是这位妻子所提供的。

我在批评当下年轻导演的创作时，经常遇到的反应是——对方振振有辞地说，这是生活中真实出现的，即认为作品只能照搬生活。《窃听风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是根据生活本身而是根据生活的逻辑、伦理的逻辑编造出来的故事，而它相当具有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伦理上的想象力，便是拒绝艺术上的最要命的想象力。生活中同样需要这种勇于改动自己“剧本”的想象力，对于魏斯乐来说，这种想象力部分地是通过倾听贝多芬的音乐、阅读布莱希特的诗作获得的。

 

Z兄：

自从前几日答应你为郭君飞熊写篇文章后，近来颇感难于着笔，这对于我来说是少有的。我虽不敢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矜，但写文章于我来讲确也是家常便饭，易如反掌。世间文章千千万，宇宙文章万万千，动人者固不多，值得深长思之者亦少，大多平凡如朝露，正如你我的人生。而写郭君之文，却使我颇费踌躇。杀气腾腾的一方会说，你还是怕惹火烧身吗？看来我们足够有威慑力，哦耶！且慢作这样的欢呼，如果你们真这样想，也未免太高看自己。杀气腾腾者往往因为心虚而高看自己，这不足为奇。正义凛然一派会说，有何踌躇可言？像郭君这样坚毅勇敢的人，你还吝于赞美，那你还算一个什么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你还算有什么良心？我要说大义凛然于今固然是稀缺资源，但大义在身亦可不必一定时时以凛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像我尊敬的胡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不自标道德楷模，却能及身而化，润物无声，说明白谦和、平直有理的话，于我这样身受奴化教育，身染戾气、中毒甚深的人，都有化育之功，让我虽不能至，却也心向往之。下面将要说的几点，非全部关涉郭飞熊君，其间的缺失也非郭君一个人才有，我认为与我们这些热爱自由民主的人有关，因此一并说出来，请大家指教。

一：我赞同郭君“不流血、无敌人、非暴力”这近乎“三无”的理念。这样的理念，一下子就让人想到甘地。甘地有人称其为圣雄，有人称其为巴布（父亲），这些都不是甘地自封。我看《甘地传》真的是很感动，因为他说“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但看人群中一片圣化的赞叹之声，我还是生出应有的警惕。我想甘地是值得敬佩的，但也不必神化。一个人要在一个信奉权威，崇拜偶像的国度，有清醒的头脑，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人都容易听好话，喜欢受人注目，喜欢别人夸大自身的优点。好在甘地在一个比较信奉权威的东方土地上，还比较清醒，否则威权主义的火苗，便会滋滋而生，而酿成神化中的鹦鹉也难救的大火。

要赞美一个人是挺容易的，但要赞美得是地方却不容易；要批评人也不是那般艰难，有横下一条心的野蛮，带着一身戾气，也不难做到。但要中正平和地评价一个人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二：不要身陷宏大叙事的丛林，这是个活不出来的丛林，因为这个丛林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人有限的脑子给废了。郭君飞熊在具体维权时所体现的勇毅与坚持，我非常欣赏并支持，但他说到国家、民族时，他常把自己给忘记了（他与焦国标的论战，焦的话虽未必都对，但郭似乎更不能让我接受；他的“911挤掉美国多少泡沫”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领域正面临一场思想风暴”的文章，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有人会表扬说，这样多好啊，这样的人公而忘私，这样的为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人胸怀祖国，而惟独没有他自己，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我不知郭君怎么想，如果有人这样说我，我会觉得不快，会觉得愤怒。无论怎样的高帽与夸奖，都抵不过侮辱我智商给我带来的创伤。

郭君在维权时是个务实的人，但在谈论国家及民族时，他似乎忘记了人在国家、民族之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国家、民族这样的大氅，在这个专制到让憋气的国家，谁也不敢不穿。穿上这个大氅，即使你满身流脓，也没有人看见。即使你走近了，别人闻到了他的一身臭气，有一些人掩鼻而过，有人甚至会说，这身臭气是多么香啊，只有少数说实话，你这身衣服穿得把你捂出了痱子，捂出了一身恶臭，把你这件爱国牌大氅换下来洗洗吧。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族群身份的认同，这是人的本能，但不应该有过份的民族主义；我们应该知道爱国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个什么主义。我说爱国主义可笑，或许你认为我可笑偏激，但我说爱妈也来个爱妈主义，爱老婆来个爱老婆主义，想女人来个想女人主义，你一定会觉得可笑。爱国这事，就一定比你我各自爱自己的妈更高尚吗？爱国可能像空气一样，不必提，它也存在，你一提它，反倒可笑，你时常提它，就觉得你在搞比傻表演。你一个人傻还不成，还要许多人与你一起傻，你一个独舞还不干，还要别人与你一起群魔乱舞，这是实足的把人当猴耍。

什么时候需要大提特提爱国，那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但即便是那个时候，你也不能说“爱国压倒一切”，一切都压倒了，国爱来还有何用？（一切都压倒了，稳定这劳什子还拿来干什么。我们长点逻辑的脑子便不难知道它的可笑）在非常时期，就像冬天，需要穿一件爱国的大氅，以便保暖。但一年除了冬天，还有春、夏、秋三季，你却一直穿着那件厚重的大氅招摇过市，你自己恶臭不难为情，也要替别人想想。如果不替别人着想也就罢了，但强迫别人也要像你一样夏天穿着厚重的爱国大氅招摇过市，这便损伤了别人的权利。这样损害我的权利哪怕是以爱国的名义，我也要说不！

三：不要自我加冕，要自我祛魅。争取民主自由，其实也就是争取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这事业也许并不伟大但实在是非常需要。君子示人以朴，一般人都理解为君子以本真状态出现在别人面前。但我的理解是，除了展现本真状态外，还有不装神弄鬼，不要神化圣化自己，要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局限，要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是有缺陷的一代，我们注定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是人。何况我们身处一个怎样罪孽深重的国家，大家的缺陷是何等的昭彰。缺陷是人的胎记，不足是人的标志，神魔同在是人的宿命。不完美，所以我们要努力；不完美，所以我们不要自我加冕，不要自我神化，不要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人想把自己神化，那是对神的僭越——我这里只是借用，我固未必信人是由神造的，但也不敢说神是由人造的，但神的观念似乎是由人造的——没有比这样更不可思议的了。神化自己的人，那是野心膨胀到想把自己看作非人，那是个人欲望膨胀到遮住了自己的私处，却无法掩盖自己满身罪恶的痔疮。针对中共不注重真正的民生，或者说口惠而实不至，却热衷做神六上天之类好大喜功的事情，香江才子陶杰曾说：一个满身痔疮的人却穿了一条时尚的内裤。我说，从以前的“伟大、光荣、正确”到今天的“八荣八耻”，几度夕阳红，痔疮依旧在。我们的奴化教育，把人倒挂起来了，倒挂着是很不舒服，但不少人却甘之如饴，而且“有很多人在表演倒挂金钩”（流沙河先生《庄子现代版》）。中共当然是最喜欢表演倒挂金钩的了，我们也应该自我提醒，别自己表演了倒挂金钩，却还在那里得意洋洋。

四：培养有风度的敌人，学会做不越过底线的妥协。这事是非常难的。许多人虽然常分不清是非，但不妨碍他自以为正确，甚至以绝对正确自居，真理好像是他家养的狗，随唤随到。如果这样的话，家狗野狗遍地，何患真理无处无之？我一直认为民国时有不少的友谊，令我赞叹，如陈寅恪与吴宓、胡适与陈独秀。事实上，互相之间在观念上作一个有风度的敌手，也不乏其人。民国也有它的污浊，但在那时也还有尊重敌手的古风，尤其是在胡适身上，尽显无遗。两国相交，不斩来使。用在个人身上，就是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更不作无端的道德审判。好像别人做事的动机，他已洞悉无遗，揣在自己的荷包中，随时可作把柄拿出来展览。这样的意图伦理，常常心存有罪类推，将使你的敌手没有风度，也不会用有风度的方式来对待你。你或许会说，你冉云飞真是个书呆子啊？你还想别人有风度地对待你，他还想掐死你呢！我知道，也有人不喜欢我，但我想让他们认真地对待我，而不是将我置之死地而剿灭。我曾说过，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不神化自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自产敌人的。因此自由主义很难成为一股现实的政治力量，但却可以成为不停叮咬国家这个庞大机器，不可替代的牛虻。没有这些牛虻的努力，不知道一些心怀野心的人要怎样的圣化自己。胡适与陈独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思想上的敌手，但却不妨碍他们的友谊。我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做人之底线，并不妨碍我们互相之间的不同，观念之有差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五：白天终会来临。黑暗在中国几千年了，似乎从不曾休息过。而且似乎还在蒙蔽我们的渴求，但我还是相信，天终有要亮的一天，哪怕这一天需要等五百年。我愿意在黑暗中，与诸位想说话者一起说话，互相鼓励打气。但从不愿强行喊醒那些在黑暗中沉睡的人，他希望在沉睡中过完他的一生，这也是他的权利（我在以前的博客上已有表达过）。如若是我们发出点声音，也有人有同声相求的企望，那么我们就一起在寒夜里互相温暖，一起在黑暗说点话，互相扶持着走。所以从不敢以启蒙者的自居，自身还有许多蒙需要去启，何敢以启蒙者的面目示人？有人老觉着我身上的精英姿态，那实在是种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来自我读书稍多，能够稍微比他们写点文章，或许有时文字里的心态，有太过自信而强加于人的嫌疑。我也并不忌讳，人永远不可能完美，人的思考是有限的，不然上帝不会发笑。不然苏格拉底、蒙田不会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尊敬胡适先生，但却不曾准备一座神龛去供他，让他去吃冷猪肉。我对他最大的尊敬，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凡人来对待，当作一个在邪恶盈地的人间，而依旧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他的光辉依然可以照亮像我这样被愚弄了整整几十年，充满了非此即彼思维，充满报复思想，充满戾气，只重利害而不问是非，把胜利看得比求真更重的人。想起他，就像我们在无尽的黑夜里，想起天边的第一缕晨曦，他不经意地挂在那里并不炫耀。他从不想让你把他视为抬头望见的北斗星，因为你把他当作唯一的方向，唯一的指示路标，乃至唯一的依靠，甚至唯一的老师，那么这就是有违“师教”——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但如果你随时搞意图伦理，老是揣测别人的动机，动辄去怀疑别人，那又有违对待人要在“疑处不疑”的“胡训”了。

我说黑暗从不曾休息过，不是说就没有白天，白天终会来临的。我只是说，黑暗好像在中国特别慢长。中国这个无灯的隧道，不仅黑暗，而且人们似乎死寂地走在其间，没有任何一点声音。即便有幸听到一点，都微弱到让人感到似乎不曾存在过。因此，我们要表达一种互相的声援与支持。

我家“狄更斯”作为一只守夜狗，它像我们的政府官员一样不守亚当。斯密的教导，当好说几句“现在已是几更几时，小心火烛”的更夫，而是嗷嗷不休，害得我三点即起。我对他不好好守夜，侵犯我睡觉的权利，表示愤慨。在控告不好好守夜的狄更斯之余，临屏敲键，写下如上的信，与其是在说郭君，不如说是在说不完美的我们自己。我无意且无力更无心教训谁，更没有资格指责郭君的努力，我对他的努力充满敬意，但我对他涉及到国家、民族时的一些观念，不能认同。但即便如此，我也反对中共对他的打压，对他维权而进行的非人迫害。我再次强调我对郭君许多具体的努力都是支持，对他一些涉及宏大叙事的言论，是持批评态度的。从郭君目前糟糕的处境，以及维权不令人乐观的情势来讲，从人情物理上来看，我本来也只想把这文章写成对郭君的“表扬稿”，但无奈我是个比较理智的人。我不愿因为什么统一战线，把我自己的思考也给“统一”掉了，更不愿遵奉为了达到最高目的——即便这目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把自己的思想统一掉，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后，要想回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就不容易了。这就像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早期共产党人，不乏心怀赤诚为劳苦大众牺牲一切，当然更包括牺牲独立自由之思想，最后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虽然敬佩郭君，依然不能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以上言说皆为一得之私，非敢以为必是，更不敢以真理自恃，望Z兄、郭君及大家諟正。

冉云飞2007年3月19日凌晨3：15至7：30于成都反动居

我觉得走出来对艾滋病人有好处，能把整个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告诉外界。中国的传染途径与外国不同，中国主要是卖血。我想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很重要

卫生部主管艾滋病的副部长王陇德跟我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就是王陇德副部长承认，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卖血和输血导致的；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第三个，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

3月15日上午(当地时间3月14日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80岁女医生高耀洁接受了世界妇女权利组织“生命之音(VitalVoicesGlobalPartnership)”的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来自五个国家共8位杰出人士获奖，其中有四位中国妇女:高耀洁、王行娟、谢丽华和郭建梅。

平生第一次出国领奖的高耀洁，惊动了中美高层。前美国第一夫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该组织的名誉主席之一。她说:“我觉得中国有这四位坚强的女性在这里得到承认是件非常好的事情。”颁奖典礼前，她专门接见了高耀洁医生。

今年80岁的高耀洁医生原是中国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主任医师。她退休后，于1996年69岁的时候，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病人和遗孤。由于高耀洁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艾滋病蔓延的问题，终于逐步被揭露出来。

美国当地时间3月18日清晨7点，在洛杉矶友人家小住的高耀洁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

 《南方都市报》记者 姜英爽

希拉里个别会

见我说谢谢你的信，才能让我来到这里

记者:首先祝贺您这次获奖。这两天在忙什么？

高耀洁:他们(会议组织者)给我建立了一个健康档案，帮我买了一份保险，正在给我在一座大医院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

记者: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高耀洁:这两天记者的采访一拨一拨的，够累的，我的声音都有点嘶哑了。检查结果现在还不知道，检查可细(致)可细(致)，跟中国医生一点都不一样，要是我在这里看病，可急死了。

记者:您80岁了，还是这么急性子啊。在美国这些天，是怎么安排的？

高耀洁:来到之后休息了几天，然后就是去华盛顿领奖，开了一个发布会，各个方面的会见，国务卿和夫人会见，希拉里也是个别会见了我，然后就是采访，我都不知道见了多少个电台、电视台。接下来我检查完身体，就要去我妹妹家住几天。她已经在美国定居了。

记者:您跟希拉里见面的时候，谈了些什么？

高耀洁:这个人很家常，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一开始她就问我的工作，问我在美国习惯不习惯。我看她还是不像大家评论的那个样子(强悍)，她很同意我在防艾工作上的一些看法，包括提倡性道德、洁身自好等等。我还跟她说中国防治艾滋病的情况，她对中国情况很了解，是个中国通。

记者:您有没有表示对她的感谢？

高耀洁: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说谢谢你的信，才能让我来到这里。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她亲自把我送出来。

卫生部副部长来看我

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能落实的话，就是中国艾滋病人的幸福，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记者:您80岁高龄了，还有机会到美国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高耀洁:我80岁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学去讲演，证明我的身体还是不错的。这次到美国来领奖没有奖金，但是待遇非常好，也有很多人捐款被我拒绝了。连机票都是头等舱，组织也很隆重。

记者:您在经历了这么多艰难之后，站在领奖台上，是什么样的心情？

高耀洁:发奖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我在台上的表情，我心情非常复杂。一个是非常乱，另一个我也很高兴。现在中国比过去开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能亲自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也是中国一个进步。我能来到美国，落实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也落实了和谐社会，现在国家更民主，有人提意见可以接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我来美国之前的2月23日晚上，卫生部主管艾滋病的副部长王陇德来看我了，我们在谈话中间，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能落实的话，就是中国艾滋病人的幸福，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第一就是王陇德部长承认，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卖血和输血导致的；我并不否认有‘性传播’和‘吸毒传播’、‘母婴传播’。看来现在是‘母婴传播’比‘性传播’还多。但是主要是因为穷，卖血，因为有病输血。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医学的学生，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打电话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后来派人给他检查，却发现他得了恐艾症。他都学了四年医学了，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何物，王副部长也觉得很奇怪；第三个，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他们不敢暴露身份。

记者:你觉得高层已经知道中国艾滋病面临的严峻现实？

高耀洁:对。我当时就和王陇德说，我老婆子80了，就图一句真话，如果都像你这样说话的，就真的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了。这个王陇德是我近年来见过的几十个卫生官员里面态度最好、最诚恳的一个了。他是代表吴仪来的，承认这几条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能不能落实还让人担心，因为很多时候，上令不能下达。下面的情况又反映不上去。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感谢希拉里的努力，感谢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不过我也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情况感到很沉重。

记者:您为自己感到骄傲吗？

高耀洁:压力很大。那天在记者会上我也说，我觉得我很惭愧，而且我是个失败者，我并没解决多大问题。我希望做更多的努力，我们的国家也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的传艾途径，主要是卖血

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继续死人，艾滋病还会继续增多

记者:有机会到美国，和国际组织、和一些人士接触，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

高耀洁:我觉得走出来对艾滋病人有好处，能把整个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告诉外界。中国的传染途径与外国不同，中国主要是卖血。我想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很重要。现在(国内)大家都只知道防治艾滋病要用避孕套。卖避孕套的可发了洋财了。我最想表达的是，中国如果这样卖血、这样输血下去，血液问题不能断绝，艾滋病继续传播，继续死人，孤儿不是继续增多吗？你光说“救孤儿”，救得了吗？你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艾滋病人能断绝吗？

记者:您觉得大家还是认为艾滋病主要是靠性传播的？

高耀洁:这是一种误解。现在各地还在卖血，比如你们广东。在2月份，1月份，山西和广东还有两个大的“黑血站”卖血。有人卖，就有人输。最近见到(的一个例子)，一个小孩2004年10月24日出生，2005年8月23日从沙发上摔下来，头上摔了个包。是个男孩子，(家里)比较娇，到医院去看，医院给他输了一袋“血小板”。到了9月1日，又给他输了一袋，孩子从这以后就发病了。2006年6月9日，这个孩子死了，得艾滋病死了。(这孩子才)十九个月。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妇女情况比他们更严重。第一，是剖腹产、子宫手术、宫外孕手术，输血感染比较多。我名片上有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aoyaojie)。在我那博客上，我老伴去世这半年，我收到因为妇科手术感染的四十多例，而且发生在一个县。还有人工流产，还有一个上(避孕)环出血也感染了……你们可以把博客上这些东西看看，看看这些情况。有一家四口人就感染三口，已经死掉一口了，都是艾滋病。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继续死人，艾滋病还会继续增多。这是民族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全民族的问题。

记者:您到美国去，也看到当地的艾滋病情况了，是吗？

高耀洁:对，我去看望了艾滋病组织，他们送给我好多小礼品，还有他们自己画的画，他们这边的艾滋病(人)跟正常的其他病一样，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他们这边的病人主要是同性恋等性传播。他们还有杂志。把他们找到的无家可归的艾滋病人都收到一起，管吃管喝。一些情况好的还在那个组织做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帮助那些发病者，他们还建了一个面包房，卖面包赚钱，来养活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弄得挺好的，光是员工就400多人，规模特别大。

记者:中国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个病。

高耀洁:大家都不肯承认自己有艾滋病。其实少林寺底下有三个乡都很严重。我去过一个居民点，38家，40多人都有(艾滋)病。一进村，我就发现一个女的在晒太阳，嘴巴都烂了，明显是有病，我说，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她说没事，说不到三句话，就跑了。最后我给病人发方便面，她又歪歪扭扭来了，我说你不是没病吗？她说，“丑”！

赴美领奖，与美国艾滋病救助组织Housing Works志愿者在一起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艾滋病问题，不只是河南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问题，好多地方比河南还要严重。现在政府也承认，每年艾滋病人以30％－40％的增长率在增加

记者:国外的艾滋病组织了解中国的情况吗？

高耀洁:不了解，我把我制作的光盘和照片送给他们了。如果光盘做得太长可能他们没有耐心看完，但是我做得比较短，应该很容易看明白。

记者:这次颁奖是国际组织来组织的，您觉得国际组织了解中国的艾滋病情况吗？

高耀洁:不了解真正的情况。这一次我见了好多议员，女议员。她们对我说的这情况觉着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我都拿着东西呢，我会把照片照出来。我希望让大家能知道真实情况。能促进中国政府对腐败官员加以处理。起码说，将来中国能走向真正富强。有一个议员，他跟我说，他去过中国，去过中国一些打工者聚集的地方，说发现了成堆的几百个丢弃的针管，他说那是注射吸毒扔下的，我说不可能，可能是医院的医疗垃圾。你想想，中国的打工者，哪有钱去吸毒，哪有钱聚集在一起成堆吸毒？

记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吸毒导致的？

高耀洁:对啊，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其实主要是卖血，利润太高。第二个是宣传力度不够，王陇德也承认这一点，第三个问题更可怕，是发艾滋病财的人。有人利用网站募捐，以养活艾滋孤儿的幌子来骗钱。其实艾滋病问题，不只是河南的问题，要只是河南的问题也好，实际上是中国的问题，好多地方比河南还要严重。

记者:从您1996年开始关心中国的艾滋病到今天，你觉得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还是有所好转了？

高耀洁:越来越严重。包括我自己，我原来还以为是个别的病例，是局部的，现在发现是全国的问题，比如新疆，而且都是血(问题)。现在政府也承认，每年艾滋病人以30％－40％的增长率在增加。

记者:据您了解，新增的病例多不多？

高耀洁:多，你看贵州25个县还在卖血。那时候都以为云南贵州的艾滋病人是因为吸毒，实际上我2003年就知道主要是卖血。那里比河南卖得还凶。

我也干不了多久了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艾滋病的背后是这样复杂，我是欲罢不能。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把那两本书出版，把真实的情况留在人间

记者:你希望政府能为艾滋病患者多做些哪方面的工作？

高耀洁:如果能真正落实王陇德谈到的这些问题，就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很难。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我还要看看，下一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记者:要想根本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高耀洁:首先要清除地方上的腐败。

记者:您在上海高校的演讲中反复说:不要说瞎话；不要做假事；不要做假货。

高耀洁:要是都做到这三句，民族就有希望。但是许多人还在说假话，这是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灾难。

记者:您在防艾路上走的这11年，可以支持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高耀洁: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艾滋病的背后是这样复杂，有很多人干一二年就不干了。我是欲罢不能。你也知道，我老伴不在了，我没有那个情绪再干。可是，老是有人把孩子送给我，说“你老人家行行好吧，我们快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看看怎么样把孩子给我养起来”，老是有人跟我反映情况。

记者:您老都80岁了，您还准备在这条路上走多久？

高耀洁:干不久了。你看我的声音，自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开始嘶哑，慢慢加重，至于是什么病，还要检查结果出来才知道。能干多久，也要看检查结果才知道。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把那两本书(注:《十年防艾路》、《艾之殇》)出版，我出书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要把真实的情况留在人间。

打破长城内外的沉默

2001年，高耀洁获颁世界卫生组织“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当年未能赴美领奖的她，请人在晚会上代读她的发言——《打破长城内外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