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谈中国出版审查制度(演讲稿)
◎ 武宜三记录整理
贝岭校订
【导语：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但中国人却从来没有真正享用过这些权利。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北京公安局的人的答案是：你装什么孙子？！你是中国来的，你知道那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所以，凡可以称为中国国情或中国特色的，其奥妙便都在其中矣。本文是根据贝岭先生二OO七年二月八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演讲纪录整理的；演讲会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陈健民教授主持；小标题由记录者所加。】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应是装饰门面的。
今天我是作为文学编辑、出版人来谈中国出版审查制度的。我曾身受中国出版审查制度之苦。二OOO年出版印刷《倾向》第十三期后的第九天，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非法出版』罪名拘捕了；口头理由是：『擅自印刷境外刊物』。
《倾向》是一本有国际刊号、已出版多年的文学杂志，作为一份流亡文学杂志，于一九九三年在海外注册。第13期主要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语诗人谢默斯‧希尼作品的作品专辑。
我反问北京公安局的审讯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我出版杂志犯法了么？』我当时是中国公民。
然而，北京公安局的人却这样回答：“你是中国出去的，装什么孙子！？，你真不知道？你知道那(《宪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由于中国没有私人出版社，所有出版社都是政府的。所以境外杂志或书，想在中国出版印刷，简直是不可能。这种对公民行使宪法赋予权利的剥夺，不是通过《宪法》、法律来呈现，而是通过“潜规矩”，也就是临驾宪法的由国务院在50年代颁布的『新闻和出版暂行条例』来施行的，它已『暂行』了半个世纪。
在中国，一份杂志的创刊先要有部(省、中央直辖市)一级政府部门的审查并正式批文核淮，再经中国新闻出版署的审查核准，才有可能创刊。而出版社出一本书必须持有部(省、直辖市)政府一级的准印证，出版社请求出书介绍信上要加上省一级出版局的批准印章才可上机印刷。2000年，当时我是持香港一间出版社的文件，找北京市通县的一间印刷厂印；该厂在看了杂志胶片认为没有违忌内容之后，仍质疑香港出版社文件的效力；于是我问他：香港出版社的文件不行吗？香港回归了，香港已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是一样吧。印刷厂认为有书印不易，结果400多页的杂志书就印出来了。
其实公安局因为这本杂志抓我，并不是完全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倾向》杂志在中国的『地下』印刷及流传本身，《倾向》在公安局眼里不是文学杂志，是一个政治符号，流亡和思想及文学合一，在当局眼里就有政治和『反共』的涵义。他们说有七个人花了十四天时间，研究了这本杂志的内容，认为这种文学刊物根本没人愿意看。在花大功夫也找不到伪造介绍信也没有私刻公章的情形下，在没有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我本人仍被内定要『劳教三年』或上法庭判刑。最后由于美国政府介入才被以『遣送出境』结案。我仍被判行政罚款二十万，据传，印刷厂被罚款八十万。如此一来，这间小印刷厂也许就要关门了；但是，它与印刷厂印法轮功书籍厂长要判十三年徒刑比起来，它已是『幸运』了。
二、全世界最严酷的出版审查制度
这就是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是全世界最严酷的中国出版审查制度。中国的出版审查非常严密，远远超过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出版审查制度。其它实行新闻出版审查或专制独裁的国家都没严到没有私人出版社、没有私人杂志社，但中国做到了。
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首先就是取消了私人出版社、私人杂志社的合法存在。
出版审查先是由出版社的党委、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作书的审查，也是最重要最初的审查责任非常重大，它关系到的出版社生死存亡。如果出版社出版了有政治问题的书刊，例如达赖喇嘛写序的《西藏流亡诗选》之类，出版社就要受严厉处分或许中止运行了。
所以，中国对于有政治或色情问题的出版物，先不是处罚作者，因为出版社要承当了主要责任，目前中国作者因写一本书而坐牢、受罚的情况少了；而我是特例，因为我是自己直接去印刷。
中国出版审查的最后环节，是新闻出版署(局)的审查；新闻出版署(局)对出版社审查不到位的出版物作最后把关，新闻出版署(局)对有『一般性问题』出版物的处置是『卖完后不许再印』，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对有严重问题的出版物处置是『立刻下架』，『立刻收回』甚至『收回销毁』；出版社就要受到例如停业整顿、罚款，不给或少给出版社书号，总编辑撒职、开除公职；直至出版社吊销执照、出版社『关门』整顿等不同处分。
三、丑恶的买卖书号体制
书号、杂志号，全世界都是免费申请提供的；可是在中国，书号为政府控制；由政府分配给出版社，结果书号被出版社拿去卖给书商，一个书号卖一万五千元至一万元不等的人民币。书号却变成了权力、金钱及控制书商出版书的手段，书商出版出的书要经过出版社的审查，并以该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由于书号的买卖，又使出版社不必出书单靠卖书号即可赚钱，成了寄生虫。这真是丑恶之至的中国现象。中国的出版社是如此之幸运：出版社的办公大楼是政府免费提供的，社长、编辑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薪资是政府付薪的，这些出版社靠卖书号、靠出版书的利润，可以拿到比薪资还要多的奖金。世上还有比中国的出版社更好生存的出版社吗？
所以，中国出版事业的真正开放，必须允许私人出版社、私人杂志社注册面世；否则，就没有任何自由、公平及开放社会的基夲要件。
同时，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和它的执行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新闻出版署及下属的地方出版局又是最蛮横最狡滑的机构，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新闻出版署及下属的地方出版局对一本书的禁止或惩罚，就不再用任何『红头』文件，正式公文或官员具名文告了，改持全部用电话、开会(不记录、不录音)、口头吹风达到对书的禁止及对出版社的惩罚。为什么？就是为了不留证据、不落把柄，上了国际新闻谁都不承认。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就不承认禁了什么书，这是现代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很聪明、很高明的方法。章诒和指控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厉声斥责官方出版社出了章诒和的书，要求立即禁书下架。严格来说，章诒和并没有录音证据，文件檔、证人都没有。但新闻出版署和邬书林敢不敢控告章诒和诽谤国家机关、诽谤国家工作人员而让章诒和去坐牢呢？他们又不敢，这是因为新闻出版总署和邬书林们都底气不足，都心虚。
四、中国作家对作品的自我审查
中国作家对创作内容的自我审查和出版社对书的政治审查一样，都自动承担了审查制度威胁力强大的附加威慑功能；这真是悲哀。
另外，中国出版社对作家著作和译着的删减从不注明或以注说明什么地方做过删节。中国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从没有了注明『此处删几段、几字或某章节』的最起码的文明规范。区别只是，有的出版社删的少些，有的出版社删的多些，但都不注明。这也是我放弃在中国出书可能的原因之一，我不能像有些流亡作家或受审查作家那样，为了能在中国出书，而让出版社给自己的作品做政审整容、让人随意删改，甚至自我审改。例如把『极权主义』改成『集权主义』，『极权』改成『集权』，一字之改，意义便不一样了。例如纳博科夫回忆录《说吧，记忆》，在中国出版时，删去了标题为『邪恶的列宁』的一章，无提示或注。所以，当友人作为官方出版社的编辑想要在官方出版社设法出版删节版哈维尔的书时，我坚持宁可不出，也不能出删节版的哈维尔著作。
在中国如此这般的出版体制和审查制度下，作家为了能出书，能不下笔设限，并对写作内容做自我审查吗？为了能出版、为了出名、为了稿费，为了印书量、为了版税，就要自我设限、自我审查，作家的自我审查是比出版社的政治审查伤害文学、伤害文学心灵、伤害想象力，它更可怕，这影响了表达的顺畅，戕害了作家的心智。
五、作为出版人，我对中国出版的希望
作为一个流亡文学出版社的出版人，我期望中国将来允许私人或民间力量创办出版社。现在是书商从出版社买书号出书，这几千个中国的书商就是将来民办出版社的主人，那一天，就是将书商正名为出版人的时刻了。那时，中国的审查制度将成为历史中丑恶的一页，也会彻底结束书号买卖现象。希望仍在，中国现在已允许有了民营书店、民营化的时尚、时装杂志，也早晚会有从地下出版起步的民办出版社。 (陈健民教授和熊景明博士在讨论时补充说：最根本的希望，还是在于政治制度、法律方面的改革，否则私人出版、地下出版反而会给作者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最高要求是开放党禁、报禁、出版社等，低端要求是希望当局与时俱进、逐渐放宽出版管制尺度、扩大言论空间。)
匙外话。目前中国和台湾之间出版物、书藉的不对等市场情形，即，简体字书店在台湾已铺天盖地地涌现，而台湾出版社的繁体字书在大陆不可进入书店出售，已使台湾的出版业奄奄一息。这是一个开放社会与一个专制社会之间不对等及不公平性出版环境的严酷现况。这是另一重要话题。
【贝岭先生演讲后，学者、学生和外来的听众都纷纷发表自己对中国出版审查制度看法，与贝岭作了热烈而融洽的交流，最后贝岭应听众的要求朗诵了他自己的一篇诗作。】
《自由写作》首发
七朵金花(随笔)
◎ 兰 馨
我们这辈人，几乎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部叫《五朵金花》的电影，并对影片所描绘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载歌载舞的生活和爱情留有深刻印象。每每想到片中五位性格各异、美丽善良的“金花”姑娘，我就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七朵金花”——阿姨家的七姐妹。
儿少时过年，初一阿姨一家来我们家吃饭，初二我们一家去阿姨家吃饭，就象左右横动的钟摆一样，十年如一日，已成两家的“制度”。因此，跟表姐们的相聚，几乎全在有吃有穿的春节，济济一堂，印象特别美好。
阿姨个子高大结实，白里透红的圆脸，生得慈眉善目，说起话来耐声耐气的，现已快九十高龄。别看她现在整天掐珠念佛、清心寡欲的，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她可是轰轰烈烈、隔三差五地生育，只是一肚子的千斤，生到第七个才罢休。
看看表姐们的名字，都是那么的“花香袭人”，但命运各异。
大表姐桂蓉，长得挺象阿姨的。由于姨夫的“历史问题”——昔日租界里的一个巡埔，建国初期便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沦为政治“贱民”，1958年毕业后，大表姐被发配到河南开封的一家工厂。上海小姐哪里受得了北方的艰苦生活，通过杭州当领导的舅舅的穿针引线，她结识了近郊果园里的一个老实本份的员工，不久便通过姻缘落户杭州大观山，免遭发配之苦。真是嫁鸡随鸡，结婚没几年，大表姐已讲得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以至于我以为她是我杭州的亲戚呢。有一年春节大表姐来我家作客，吃过午饭，我陪她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直爽的她突然嗓门大开，冲着前排一个不停地晃动脑袋妨碍后面人看电影的高个说：“你这个老贵，乍个这样”（意思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看电影的），立即引发一场“口水战”。我被大表姐竟然用杭州话教训上海人搞得不知所措，要知道在当年，上海人自感高人一等，外地人都被歧视地看作“乡下人”，岂能容忍大表姐她用“土话”说三道四的。儿少时的这个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大表姐入了党，做了官，再后来居然还当了几届“人大代表”。我一直不解，这么一个心直口快、仗义执言的人，是怎样当上官的呢，因为“贤人渐退，小人日进”是中国官场的历来写照啊。
二表姐桂凤，苗条的身材，秀气的脸面，总是带着微笑。或许是在空军部队当医生，一身军装的二表姐，总让我感到她走起路来也特别的英姿飒爽，尤其喜欢她军帽下的两条不是太粗太长的辫子。有一次，她带着也是军人的男朋友来我家，我觉得他们俩就象当时电影里的一对红色恋人，从银幕里走到了我的现实生活中，使自己乏味的生活变得美好、多彩。那时，我真羡慕二表姐找到了一位军人，而且还挺英俊的。那个年代，军人可是怀春少女的“白马王子”啊！因为表姐和表姐夫的军人身份，阿姨家变成了军属，春节的年货供应就比非军属要多得多（他们常把多余的让给我家），这是对“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最好诠释，也最能说明我国在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下——先是说美蒋反动派勾结反攻大陆，后又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欲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不得不凸现军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三表姐桂仙，生得小巧玲珑，两片薄薄的嘴唇，快人快语。1962年毕业后，被一曲欢快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溶化灌农庄”所引诱、激发，三表姐瞒着父母，偷偷拿了户口簿，到学校报名去了新疆。那知一下火车，迎接她的是沙海深深、冰山闪闪。她傻眼了，想再返回大上海，可比登天还难。在一个由户籍制所维系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社会里，迁出的户口就象泼出去的水。后来，三表姐与在疆的一位上海籍战士结婚，丈夫复员后进入新疆公安局工作，再后来随丈夫工作调动一起离开了据说是好地方的新疆，落户宁波。之后，每每我们兄弟姐妹头脑有所发热，父母就把三表姐作“反面教材”，说得我们哑口无言。
四表姐云仙，身材高挑，口齿伶俐，性格活泼。很幸运，1965年毕业后，四表姐分配在上海闵行一家响当当的机械厂当技术员，当年这可是一只金饭碗啊。她学唱“样板戏”特别棒，尤其是《沙家浜》里阿庆嫂与刁得一的一段对唱，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其实这也没什么稀奇，那时文艺贫乏，除了几个样板戏外，什么也没有，四表姐就把“阿庆嫂”演唱到极致，这算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奇特效应吧。发生在四表姐身上的故事很多，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结婚闹洞房那一天的“故事”。当时，在挑选由谁来摸“子孙桶”（在嫁妆的马桶里放些长生果、枣子、红蛋等，预示新郎新娘早生贵子）的时候，四表姐执意让我弟去，而弟竟然一下子就摸到了红蛋。日后发生的事情便有点玄乎了，阿姨家的第三代也全是千斤，唯独新婚之夜被弟摸到红蛋的四表姐，生了一个男孩。看来，民间的一些神神道道的习俗——尽管横遭打压，但它还是代代相传，其中还真藏着不少未解之迷呢。
五表姐凤仙，就象冬天里的水仙花，清新、素静，中等单薄的身材上配着一副白皙的瓜子脸和细巧的五官，细细柔柔的说话声让人感觉特别的贤惠和善良。可惜，五表姐生不逢时，1968年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一遍红”政策，去了当时让我感到遥不可及且是蛮荒之地的吉林延边。在七个外甥女中，我妈好象最喜欢五表姐，或许是认为她一个文弱女孩，在外“插队落户”挺可怜的，所以格外疼她，只要她回家探亲，妈总叫她来我家吃饭，并精心准备饭菜，还有可口的午点水果羹。我喜欢五表姐来，她不仅会带来黄豆、黑木耳、人参之类的东北土特产，也会讲述一些那里的风土人情，我听之眼界大开，好奇心陡增。作为回礼，我妈则送她一些肥皂、毛巾、布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当时购买这些东西都是要凭票的，我不知道妈是怎样从牙缝里省下的，印象中除了送五表姐以外，妈还接济杭州的亲戚，而当时的票证是按生活最底标准发放的。
六表姐凤娣，个子高高的，圆圆的脸上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笑起来象弯弯的月亮。看“凤娣”这名字就知道，姨夫是多么渴望最后生一个儿子啊。1971年毕业后，因为五表姐已在外“补地球”，所以六表姐的命运就被改写，分配到了全民所有制的图钉厂。六表姐的独特之处是她的恋爱观，即男方可贫可富、可俊可丑，但不可不是中共党员。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里，这种恋爱观到是很“革命化”的。如其所愿，六表姐最后相中了一位工作在派出所（现称警署）的中共党员，甜甜蜜蜜地结了婚。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有点“不孝”——无后为大，我不知道“革命化”是否与此有关。
七表姐月凤，白里透红的鹅蛋脸上，相嵌着两个甜甜的酒窝，天生的一副婀娜多姿的身材，使她成为学校里的美女舞蹈家。记忆中，逢年过节属她最忙，不是参加学校文艺演出，就是参加街道文艺表演。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为我们亲戚跳《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骏马奔驰舞，那个活灵活现样，让我这个比她小的表妹羡慕不已，我苯拙地模仿了几下，结果落得个贻笑大方。后来听阿姨对我妈说，追求七表姐的小男生不少，但她不为所动，自觉用毛泽东思想来抵制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蒙昧主义的“文革”时期，人们相信，不但人的思想问题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清神启智”，而且人的精神疾病也能用毛泽东思想来“祛病除疾”（见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七表姐除了喜欢跳舞演出之外，还喜欢看文艺小说。无论是我到她家作客，还是她来我家作客，我常看到她手里捧着一本书，安安静静、孜孜不倦地读着，那种神态，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十八世纪画家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油画《读书的少女》。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昔日那人来人往、欢声笑语的场景，都已成串串记忆。如今，表姐们早已为人之妻、为人之母，有的退休，有的做了外婆，有的则挥泪送别丈夫。我常想，表姐中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边缘化”，人生不尽如意呢，如充满爱心的五表姐凤仙，中年丧夫，哮喘缠身；舞艺出众的七表姐月凤，转七转八地做了点心师。她们本该有更好的命运啊。
不知是谁说的：一个人可以生错地方，但不可以生错时代。这是否为一个解释命运的答案呢？
《自由写作》首发
在影院(实验小说)
——向贝克特致敬
◎ 涂海生
由于便意来得突然，我不假思索地解下裤子开始排泄。快感像一束闪电，迅速从脊椎传遍全身，直至肢端。如今很少有机会得到这样的愉悦了，即使射精也很难做到如此的简捷而纯粹。所以定时凝神于排便，满足于粪便所带来的高潮，并发出恣意的呻吟声，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享受。其实它更应算是肉体上的享受，对此，我总是难以区别。我的智力不允许我做无谓的研究。再说我也没有时间，因为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在厕所，而是在电影院的座位里。屁股接触到的不是光滑的坐便器，而是弹簧椅套的粗糙帆布。不用看就知道它是深绿色的，上面嵌有半生锈的小圆钉，致使底下的海绵隆起，形成规则而好看的棱形图案。弹簧椅也不是完全撑开，而是与椅背形成锐角，底部露出很大的缝隙。这说明我是欠着身子坐在弹簧椅椅垫的横截面上的。这姿势显然不够舒服，但我好像并不在乎。小时候人矮，在后排看不清楚，总喜欢这样增加高度。可到底也怕别人指责，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影片带来的快乐几乎都被看不真切的烦恼抵消了。如今影院里没几个观众，随便怎么坐都没有关系了。活在现时真是幸福。但很难证明我仍旧活着。至少，我不再关心银幕上到底在放映什么……一大片金黄。菊花？也许只是一大坨另外什么东西？过去我总是很关心内容的，也关心女演员的长相，她们的虎牙，她们掩饰过的胸脯。可现在没有精力再关心了。为了获得更多的快感，我只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肛门及肛门附近。有可能我还是一个隐匿的鸡奸者呢，只是从来没有人来引诱我，将他的阳具借我在那个部位活动。那会有染病的风险，而拉屎却丝毫不用为这些担忧。而且拉屎总的来说是更卫生、更健康的生理行为，任何医生都赞同你尽快地推陈出新，改善新陈代谢功能。瞧，现在我两手支在扶手上，两脚也着了地，开始一并发力。这个姿势固然重心不稳，但脱裤子方便，拉出的屎也容易掉进弹簧椅下的那道深缝，最终销尸灭迹。但影院内并不如想象的暗，稀稀落落的近十名观众埋伏在椅背边沿，仿佛射击用的靶子，但不移动，他们的发型和性别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安全门上的灯箱闪着“出口”两个字。虽然那块有机玻璃显得肮脏而老化，模糊不清，但安全门没有完全关闭，光线从外面长长地钻入。纷乱的灰尘中有永恒星球运动的轨迹。我知道那里的厕所离我的座位大约有二十米。只要小跑过去，还来得及把剩下的半截大便拉到蹲式便池里——光滑透亮的黄绿结合体，犹如夹心的玻璃艺术品，在同样光滑透亮的容器内沉浮才更加适宜，落水时还伴有咚的一声，清脆而沉稳，所有重物都以此证明所受到的地心引力——但周围的亮度阻止我采取行动，再说，排便的快感会随着走动消失殆尽。于是，我仍旧坐着，一动不动，听任那团东西慢慢地离体，坠落。当然，我也不想寻找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一切都已发生。不可能不让它发生。好像我一旦知道了这件事，就不能再让我不知道了。这段记忆将如何抹得去？但即使如此，就算发生了，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根本无所谓记忆不记忆，因为并没有谁在真正地拉屎。我盼望快点从梦中苏醒。这注定是个梦。我并不真实。我的感觉也不真实。所有一切不过是神经末梢由于刺激引起的一阵阵反应。组合，作用，传导，然后就是莫须有的快感，为此我不得不冒有伤风化的险。过去在大学图书馆，面对高大的书架，我也能很快产生便意。当然，后来我更愿意去超市，因为那里的置物架同样又高又大，具有更物质化的压力。我熟悉那阵痉挛是怎样在小腹处犹然而生，快速游走，并寻找突破口的。就像偷窥了女生晾在宿舍过道里的内裤，随后躲进被窝手淫，那即将射精前的一阵挣扎，既绝望又刺激。我的肉体随时能为自己找来这样那样解馋的食物。但我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有的只是爬到高潮时的颤抖，跌入谷底时的失落，都是虚幻的感觉，把我折腾得够呛。当然还有恐惧。这种感觉比其他感觉来得慢，却不容易清除。于是它一直伴随着我，以至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我现在只隐隐约约闻到一股臭气。在香精厂里也有类似的气味，比它更浓，但人们好像从来不会对此介意的。如果把它移到其他地方，比如说一家影院，就会引起恐慌。至少领座员会赶过来察看个究竟。而我仍旧坐在原处无动于衷。裤子懒得拉上，也没有兴趣低头朝下面观看。我的坚持有了结果，领座员并没有朝我走过来。其实根本就没有领座员，谁都可以坐随便什么位子。但离我最近的一对情侣突然站起来，走到前面去了。有可能他们是闻到了臭气，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厌倦了躲在后排长时间地接吻，因为坐在前排照样可以大方地接吻，而且可以看清银幕上女主人公的乳头，那就像蕃茄那么大，而整个乳房只能拿车轮来形容了。又有一个观众换了位子，仍然无法证明是因为闻到了臭气。在一座空荡荡的影院看电影，没有理由不让人中途换位子的。这可以让你从不同角度体验空虚。人类的空虚。如果我是一条狗就好了，每当抬腿方便过后，守在一旁的主人总会抖开早已准备好的塑料袋，撮取那点实物，套上另一个塑料袋后，郑重其事地将它们投入垃圾箱。
《自由写作》首发
独立中文笔会综合报道：本会会员、大陆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笔名力虹的主编张建红，周一被浙江宁波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六年徒刑，辩护律师指审判结果非常荒唐，家人表示无法接受判决，坚决上诉。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周一下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浙江异议作家张建红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权权利1年。
张建红的妻子董敏周一亦有到法院旁听，她在判决后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她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一定会上诉。她说，张建红在听到宣判时也很激动，并表示要与家人说话，但却被警察带走。
张建红的辩护律师李建强接受本台粤语组采访时表示，审判结果非常荒唐。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时，并没有提出“案情重大” 的叙述，而按照中国法律，这样的起诉应该判处5年以下徒刑。但宁波市法院却自行加上“案情重大”的罪名，重判6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中国法律。张建红本人也拒绝认罪。
现年49岁的张建红笔名“力虹”，是大陆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 的创办人和主编。他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曾被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劳教两年。1999年，他又因接触中国民主党筹建人曾被中国国家安全局拘禁一个月。
2004，张建红成为浙江文学院签约作家，其长篇小说《红衣坊》在2006年1月出版，同名32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3月9日《爱琴海》网站被当局强行关闭后，开始在《博讯》、《大纪元》、《观察》、《民主中国》等海外网站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政论文。去年3月，爱琴海网站被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以网站有大量“非法信息”为由关闭。引起海内外的抗议声浪。张建红也在去年9月被捕。之前他曾经在网络上发表大量异见文章，并声援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进行批判。
新华社周一引述法院的判决书说，张建红因为网站被封等事由，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心怀不满。2006年5月至9月间，撰写了110多篇文章，在境外网站上发表。其中60多篇文章中，张建红大肆诽谤和诋毁中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李建强表示，判决书中的这种表述，完全是断章取意，歪曲陷害。无论是判决书还是起诉书，都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力虹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就事论事的发表评论，谴责专制腐败的社会现状，没有涉及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
张建红创办的爱琴海网站由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北岛任总顾问。在宣言中表示的网站宗旨称“在谎言之中说出真相，在邪恶内部坚守正义，在黑暗深处开凿光明”，“这里是你、我、他，所有朋友们的精神家园”。
新华社在报道中称，判处六年刑期是因为张建红”认罪态度好、从轻判处”的结果。
维权人士指出，由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现实状况，辩护律师很可能采取低调合作的态度，以为当事人求得更多回旋余地。
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主要维权组织都一直批评中国当局一方面倡导”和谐社会”，同时又加紧封锁民间言路，对反对声音严厉打压的做法。
2004-2005年，<<收获>>杂志为北岛办过专栏(“世纪金链”)，共开九期，讲了九个”世界级大师”诗人。后来这些文章原封未动，收集成册出书，标题是<<时间的玫瑰>>(2006)。
今天只说”方法”，也只揪住曼德尔施塔姆不放。诸位在此点上达到共识后，我们再往下走。
别的不说，只讲一件事情：北岛不懂俄语，却以英译本为准，对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俄译汉译文大加挑剔，这种做法就极不专业，榜样非常不好。不专业的滥情文章谁都可以写，但精细导读，则需要专业修养(当然包括懂得原文)。这是致学的严肃的态度问题。
现在时髦/共识的话是：形式比内容重要。要想做出”形式”，就得讲究”方法”。而北岛在那书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恰恰首先就是”方法”问题。美国人喜欢用”专业”(professional)一词来评价/形容某事做得地不地道。什么是”专业”？北岛所依照的那些俄译英的译本，统统是从俄语原文译过来的。美国评论俄苏文学的文章和专著，没有一篇/本是不懂俄语的人写的。这就是专业。
是不有点”崇洋媚外”了？但汉语中，古雅一点的说法也有，即：”为文之道”。
写诗是一回事，译诗是另一回事；译诗是一回事，评诗是另一回事；评母语诗歌是一回事，评外语诗歌是另一回事；讲述同时代的诗人好友是一回事，讲述无从谋面的前代诗人、尤其外国诗人则更是另一回事。如何对待这些界限/界线，就见出”专业”和”不专业”的态度上的区别了。
导读外国诗人和诗歌，首先应该懂得原文。这是吃文字饭的”基本法则”。如果马悦然不懂汉语，却以法译本为准，来对北岛诗歌的英译本品头论足，那北岛自己又会怎么想？！
不是说不可以从第三种语言转译，比如鲁迅就转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郭沫若转译过歌德的<<浮士德>>。转译者也可以向原文译者提出商榷意见，甚至可以质疑原文译文(如果他在参考几个第三种语言的译本后，在原文译文中发现重大”误笔”[北岛语]的话)。
但是，在以第三种语言转译外语诗歌的北岛的行文里，读者所感到的根本不是”商榷”的态度谦虚，或”质疑”的逻辑严谨，而是”老大”的一言堂霸道作风。除了北岛所讲的那九位大师外，他在书中说过谁的好话？
虽然北岛提及的那些俄译汉原文翻译，确实有几处明显”误笔”(如将”蜜蜂”译成”肺草”，将”腮腺”理解为”铁路[线]”)，我不为那些译者辩护(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他参照英译本再译的译文，以及讲评，同样”误笔”多多—-不论对俄语而言，还是对英语而言。此外，北岛对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的评述，也是先入为主，想当然，歪曲历史事实。
如果他对俄罗斯诗人的讲评/导读会有如此”误笔”，我就不得不怀疑他对其他非英语国家/语系的诗人的导读，以及对其译文的挑剔。当然，在挑同样也是由英语转译的译文错误时，北岛并未”犯规”，因为他们的”原文”都是英语。但哪怕是只有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导读有”误笔”，那也就够了，就足可以证明北岛所采用的致学方法/态度是学术/文字上要不得的。
英语不能代替其他语言，那是语言霸权。而拿英语”砍”其他所有人的人，太霸道了点。
另外，在那书中，北岛似乎是天南地北，神乎其神，其实所展示的只是”一种英语阅读”和”一个北岛翻译”而已，根本就没有北岛所津津乐道的那所谓接近原文的情绪/节奏/风格的感觉，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九种不同的风格/风姿/风骚/风采。所以北岛在那里对别人的严厉批评，也就首先重重地回击了他自己。
不过，更令我怀疑的，是北岛写那些文章的真正的…—-不说也罢。
名人说话尤其要小心，不要想当然，以免谬种流传(其实已经流传了，听听对<<时间的玫瑰>>的”好评”吧)。
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论主观还是客观使之然。北岛在国外呆了那么长的时间，接触不少西方文学界(创作和批评)人物，怎么就没学会他们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不懂原文而精细导读诗歌，还恣肆挑剔译文，<<时间的玫瑰>>在这方面大可称为一本”奇书”，绝对少见。真不知他的那些外国教授/院士朋友会怎么想。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同行们在此共勉吧。
我懂俄语，也懂点英语，所以我说了上面的话，并负责。
我手头有一篇文章，指出北岛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之文的种种”误笔”，也曾给他寄去—-通过邮局和电邮，但泥牛入海，不知何故。有错不认，这是态度问题。如果此书再版时，我挑的那些错误被”匿名地”更正的话，那就是可以告上法庭，追究”侵犯版权”的法律问题了。
最后，懂英语的朋友，给咱译译下面的句子？
1)
Asthmatic sloth of asphyxiating steppes!
Sick to death of space.
2)
Heaviness and tenderness (sweet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