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300位作家手稿 长驻这里

上周，林海音、何凡的子女，整理出2600余件父母的文物，捐赠给国家台湾文学馆，其中包括1650张文友照片、信件600余封、林海音的手制旗袍200余件等。这对夫妻在战后文坛扮演极重要角色，他们不分年龄省籍地提携后进，因而有「林海音家客厅就是半个文坛」的美称.林海音的长子夏祖焯表示，将这些重要文物捐给台文馆，纯粹是地理与生活环境的认同，也符合父母一生对「文学是超脱政治的独立艺术」的信仰。

是徵集，也是搏感情

於此同时，台文馆也公布现有馆藏文物清单，将文物分为手稿、信札、照片、图书、期刊、报纸、视听资料、书画、器物及其他10类，迄去年底，已有近9万件的作家文物，其中包括三百余位作家的手稿、一万六千多封文友往来的书信。这些文物的徵集，除了作家本人及家属主动捐赠外，主要由台文馆研究组的研究员，与捐赠者长期沟通联系，取得彼此的信赖与共识.例如，作家朱西甯刚过世时，当时文建会的黄武忠处长，正为台文馆文物典藏计画四处奔走，他诚恳地向朱家说明典藏环境、管理应用等办法，并提到「捐赠」在 中国与台湾还是难被家属接受的观念，若朱家答应了，也许能有带头效应。朱西甯女儿、作家朱天心表示，当时全家几乎不用考虑商量，当场便决定捐赠，并着手整理所有父亲的手稿、奖章、书信、器物，一共近3000件。朱天心说，最近老作家舒畅过世，朱天文与台文馆研究员一同整理舒畅的遗物，研究员认真且慎重的态度，也让她分外感动。

目前，专责作家文物收集的台文馆研究组研究员，每月会定期探访作家，关心作家的生活与身体状况.助理研究员刘维瑛表示，探访时常常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作家最后愿不愿意捐赠文物，而是每次听老作家说故事、搏感情的经验，更觉可贵.而过程中最难过的，莫过於听到文物意外被清掉了，例如作家张拓芜整理好的整箱书信，被外劳当作垃圾丢掉。害怕这种「来不及挽救」的情况发生，台文馆将30到50年代的作家，当作现在最迫切联系的目标，刘维瑛说：「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凋零速度太快了。」

作家文物具重要价值

作家是一个国家及地区的重要文化资产，作家的文物则是体现他创作生命的重要史料。日前「俄罗斯三巨人」文学展时，读者们看到普希金婴孩受洗时穿的衣服，仍保存完好，惊讶不已。朱天心说，父亲的骨灰就摆在母亲床头，家人与之安然共存，但每次接近台南的台文馆时，总有上坟的心情，因为那里与文学相关的遗物，才是对父亲的完整回忆。

朱天心今年初在日本奈良一个民间博物馆恰巧参观到几位重要大师代表作品的手稿特展，「看到我最喜爱的三岛由纪夫连剖腹自尽前的字迹，都一字一字清清楚楚、意志饱满的，让我证明自己没有读错作者。」朱天心说，天地之大，这些手稿应有容身之处。

而去年11月柏杨将手稿等文物捐给北京现代文学馆，令 台湾各界大叹可惜，也促使台文馆积极筹画数位典藏计画。

作家手稿的留存有多重要？有一例可证.张爱玲生前因找不到费时多年翻译的《海上花》英文手稿，特报警协寻。这份张爱玲过世时，都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手稿，后来在她过世两年后，在捐赠给 美国南加大的两箱文物中意外「出土」，由学界严密考证润饰后，《海上花》英译本终於在张爱玲逝世10周年之际出版，也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再添一笔.

张爱玲文物尚未收藏入馆

台文馆公布的蒐藏办法中，提及「不论其所在地域、作家国籍、创作主题类别、使用语言等，在台湾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之价值，能够从各种角度切入呈现台湾文学多元发展面貌者，均在蒐藏之列。」不免让人联想不曾在台湾 生活、却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张爱玲，其相关文物是否有机会入藏台文馆？

张爱玲作品的出版者皇冠文化公司，拥有为数极多的张爱玲遗物，几年前还曾举办过文物展，在2005年出版的《沉香》书里，亦附了这些珍贵遗物的照片，包括：手稿、衣物、手錶、剪刀，及友人林式同文章中描述张爱玲晚年始终穿着的「浴室拖鞋」等。但皇冠出版总编辑卢春旭表示，皇冠目前暂没有捐赠计画，仅供个人或单位依研究之需，向皇冠提出参阅申请。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兼台文馆代理馆长吴密察表示，文学家的文物与历史文物的差别在於，历史文物近年隐然形成「市场」机制，历史博物馆还编有「徵集费用」的预算，供收购文物之用；但文学显然难以用「价格」衡定，任何文物都可说是无价，也因此，只能回到「人」的 关系，建立信任。台文馆是否会积极争取收藏张爱玲的文物？吴密察表示会与皇冠接触，试探捐赠意愿；也希望各界若知道哪位作家的文物在哪里，都能主动与台文馆联系.

 

刘晓波：《单刃毒剑》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四 谁向日本出卖了中国和国人的利益？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个共产大国彻底决裂之后，毛泽东同时对抗两大超强的狂妄，使中国的国际处境迅速恶化，毛发明的自作多情的第三世界理论，对改变中国的恶劣的国际处境，并无多少实质性帮助。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因边境军事冲突而恶化到极点，苏联人甚至准备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没有美国的坚决反对，中国说不定将成为第二个被蘑菇云笼罩的国度。

在前苏联共产帝国的高强挤压下，1972年，毛泽东终于放下了解放全人类的狂妄，握住了“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伸过太平洋的手。美中联手抗衡前苏联，使两大超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向美国倾斜，也使中国走出了孤立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的危险处境，特别是得以在外交上取得对台湾政权的优势。

同一年，毛泽东也握住了“军国主义”日本的手，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来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促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跟着到访北京。对中共而言，本来就对日本皇军心存功利性感激的毛泽东，接待田中角荣主要是为了台湾问题。

1972年9月29日，毛泽东以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的如下承诺：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这样的邦交正常化，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的蒋介石政权，为了获得日本的外交承认来抗衡大陆的中共政权，于1952年4月28日签署了《台日和约》，以放弃赔偿换取日本对“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当年，在韩战的硝烟弥漫朝鲜半岛之时，抗衡苏中共产同盟便成为美国外交第一要务，美国对日政策也因此而大变，由惩治日本变成扶植日本。为了振兴日本，美国加快了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复兴其经济，尽快建立美日同盟。作为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就是先签署其他盟国与日本的和约。于是，美国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力主由台湾的中华国民参加会议，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在无法说服苏联的情况下，只能把国民党政权排除在和约之外，转而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商讨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对此，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而当《旧金山和约》在1951年9月8日签订之后，日本政府却极为欣慰。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欣慰。因为日本可以充分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的机会，来谋取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最大利益。正如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对内阁说：“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蒋介石和毛泽东，谁放弃赔偿就承认谁。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日本用外交承认换取中国放弃赔偿的权谋，在相隔20年的时间里，居然分别玩了两次，且不费吹灰之力。国、共这两个独裁党，各自为了独占中国统治权而发动比八年间抗战更为惨烈的内战，不但让国家和过人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且把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这还不够，两个政权还要为各自的权力而再出卖中国一次，先后与日本签订放弃赔偿的条约。

现在看这两个条约，真佩服两党政权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国、共放弃赔偿的措辞几乎雷同：

《台日和约》第一条乙项：“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也就是自愿放弃赔偿要求）

《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作为生死对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基于权力自私的极端机会主义，两个独裁者真如双胞胎一样。只要对一己政权有利，八年抗战的废墟，可以不重建，却一定要打内战；国人在抗战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和巨大代价，也可以置之脑后，却一定要为各自的政权争个国际合法性。

放弃战争赔偿，只对两个互为死敌的独裁政权有利，而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无异于出卖。

2005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事实上，《窃听风暴》的导演多纳斯马克与东德的监狱博物馆馆长在以不同方式维护同一段历史的真实：作为艺术家，多纳斯马克必须借助虚构和想象，才能使人们目瞪口呆地回顾“一九八四”年的那段东德历史；但当他为拍摄《窃听风暴》而租用监狱博物馆大楼时，馆长很干脆地拒绝了，原因是，整个东德历史上，维斯勒这种特工中的“良心发现者”，一个都不曾有过。

而我们所处的真实是：这样的特工却是存在的。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或者，根本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那些具有中国姓氏的“多纳斯”，他们只不过在警察机关里混饭吃，并没有出卖掉自己的良心。

不过，这无法改变被监控者的命运，普遍的窃听是无法避免的，窃听者的个人选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正如没有任何一个“多纳斯”存在的东德政权，也未能挽回它在1989年轰然倒下的命运。

电影中，安排剧作家德莱曼和他漂亮的演员妻子作为窃听对象是一个精心的选择，现实中的“窃听”却要比这个故事乏味得多，任职于某机关的朋友告诉我，忙到连晚上春节都要加班，弄到的却都是毫无价值的信息。实际上，比较有趣的，可能是广义上的窃听——富于想象力的线人安插，会使所有悬念和推理小说都黯然失色。不幸的是，它不是电影，不是小说，而是现实生活，多少年来，这是朋友们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

大量的事实面前，我被迫承认：我们只是身处围猎场的麋鹿，时时被“枪口”对准。记忆中，警察反应最快的一次，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外地来的朋友从火车站给我电话，早就不信任住宅电话的我，不由分说地断然挂掉，再用一个新买的手机号，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拨回去。一小时后，当我和这位朋友坐在饭馆里对饮，传呼机响了，回过去，一位许久不见的警察问我在哪儿，坚持要来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喝酒，并许诺替我买单。

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受惊扰，我说了许多好话，才打消了警察前来“买单”的好意。从那以后，我对所有的电话联系都失去了信任。

但这种来自电话的窃听，因为早有心理准备，反而不是对人伤害最重的，最可怕的是你身边的“朋友”，在胡石根案和冯邵力案中，隐约都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如果说秘密组党的做法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其中至少包括：这个社会中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于是，只能放弃秘密，甚至连抗争也放弃了，但是，谁又能放弃对个人隐私的保留？当你想到做爱的情景将被录音，当你想到商业上机密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警察眼前，当你想到一个挖鼻孔的动作可能被警察拍照，这样的日子，如何能够忍受？

但是，我们办不下护照，即使办下护照，也未必有办法逃离这个国家，于是，你只能承认现实：窃听，是我们生活中无法逃脱的组成部分。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事实上，对于窃听的反感与对立，甚至毁掉了我的婚姻。当你意识到窃听的存在，或许，你不应该告诉你的妻子，因为她未必有和你相同的承受力，更重要的，你不要试图与她同谋以逃避窃听——意识到窃听的存在已经让人烦躁，与窃听者耍聪明更会使人崩溃，尤其那些必须全力谋生，无力与警察玩游戏的妻子们。生活就是这样，爱听不听吧！那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对家庭生活的伤害，不亚于“文化部长”的觊觎。

对于无法逃避的命运，正确的态度是，将窃听当作是不存在的。其实，很多情况下，也许真的并不存在。你以为你是谁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已。

窃听者最初的动机肯定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恐惧。不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哪怕是毫无用处的信息），大人物们是睡不好觉的。但是，大人物会利用这样的信息干预被窃听者的生活吗？在单纯的窃听以此介入被窃听者生活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大人物们自我约束的规则呢？当我开始炒股的时候，很快有一位精通股市操作的人出现了，酒酣之际，当我说出一个少为人知的异议者名字，他马上就能道出此人更多的信息。有一天，他以好朋友的身份打来电话，要我把钱打入他的帐户，他要帮我买一支“保准赚钱”的股票。我害怕了，于是我去了警察局，我的问题是：这个人是否是你们的便衣，如果是，那好，无论如何，我相信警察不会骗我几个小钱；如果不是，那也好，这样一来我就不怕得罪他了。第二天，给了我答复：不是。不过，这位亲密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从东德的历史来看，秘密警察并未充分使用他们掌握的信息，否则，以他们所具有的上帝般的超人能力，完全可以形成“以信息掌握多少决定权力大小”的局面。我相信任何具有理智的政权，都会审慎地使用警察由窃听衍生出的权力，否则，受伤害的绝不止是几个异议者。对这个体制来说，某种自我约束的制度，应该还是部分存在着的。

因此，我们不会丧失全部的安全感，只会丧失全部的隐私权，这是异议言行（哪怕是“历史反革命”）的代价。十多年下来，这严重地伤害着人的性情，但对异议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来说，或许已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曾与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招募裸奔志愿者，一定别忘这个异议者群体——袒露无遗的生活，使他们成为有勇气赤身面对一切的人——本来，这不是好笑的话题，但我们却一定要笑着加以言说，因为，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笑声，都可以成为抵御窃听行为伤害的手段。

比较而言，电子窃听不是对人伤害最重的监控。德莱曼是可以不必面对多纳斯的。你所认识的人，才会构成对你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我不知当别的朋友猛然意识到身边朋友的真相时，是否和我一样，会在刹那间惊出一身冷汗。作为悬念和推理小说的爱好者，没有一部小说比我突然得出有关某个朋友的结论时更使人惊悚——这是只有一个读者的小说，这是只有一位观众的电影。

而我们还不能说出朋友的名字，因为一切都来自于推理，你只能说具有99%的可能，为了那1%的不可能，我们无权伤害朋友，当我们几乎全都受到过某种诱惑，我们知道情况会是如何复杂。

全凭良心：身为特工，多纳斯可以保护德莱曼，作为丈夫，德莱曼却被他的妻子伤害。

从技术上讲，今天的窃听手段比起多纳斯的“一九八四”年更先进，从财力上说，今天的警察可以比东德时代收买更多线人。政府仍然可以掌控一切。但随着整体上“地下活动”的结束，随着公然的轻微不服从者的增加，窃听真的能给大人物以安全感吗？东德，这个借助线人监视了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仍然未能实现永久的警察统治。

一个不需要广泛窃听的国家才是最安全和稳定的。

其实，窃听只是在同时伤害窃听和被窃听者罢了。窃听在给被窃听者造成紧张、焦虑缓和绝望的同时，也在伤害窃听者自身的人格尊严，即使他未必能够及时体会到这一点。1994年，贴身监控的警察一边对王丹实施骚扰，一边公开宣称：“你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个国家早晚还不是你们的。”他不是没有是非观，也不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方向，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被监控者实施骚扰。真是他心甘情愿要做的吗？让
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良好的政府公务员去做鸡鸣狗盗之事，不是对他们的侮辱吗？一个窃听者，当他总是在偷听被窃听者做爱或放屁的声音，他会不会极端蔑视自己？不是每一个窃听者都能听到《好人奏鸣曲》！从心理健康上说，窃听者和被窃听者可能遭遇看似不同的相同困扰，而对历史来说，窃听活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通过一个不曾发生也不可能真实发生的故事，多纳斯马克给我们，也给秘密警察们讲述了一种完全可以选择的真实生活，那就是选择善和有意义的活法，而不是顺从邪恶与低级趣味。风暴过后，很多东西都会消失，只留下一些尘埃，而我们头顶的天空仍然可以是干干净净的。事实上，无论身处什么位置，对于非人性行为的消极反抗总是可以找到机会的。生活的真实，也体现在那些沉默无语的地方。

首发议报第294期

 

据新华网3月11 日消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3月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招待会，由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财政工作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金人庆说，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较多，支持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建设。中国的教育占财政支出的 15%多，与国际水准一致，政府最愿意为教育’买单'”.而真实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组对比数字：”2003年 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出现了独生子女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学的奇迹。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 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 “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用来办教育。1999年，美国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7.7%！”现在，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已在呼吁，中国为了自己的未来，应该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可是中国现行法律却规定，义务教育不等于免费教育。

一、教师不再清贫的原因

据《青年时讯》的一次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上，中小学教育收费荣列第二，仅次于第一名——泡沫产业房地产！”原来，中国的所谓义务教育也悄悄把蛋糕做大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是由政府承担的。政府的投入一般都在85-90 ％以上。而据国务委员陈至立曾表示，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这一比例显然极低。所以，许多地方基础教育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的普遍现象，有些农村地区的孩子，上课甚至得自带桌椅。

据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调查报告指出：”云南边境小学中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不能支付自己在本国上学的费用，要每天走很多路去缅甸那边上学，因为缅甸那边收费便宜得多”.以前，毛泽东不是号召要咱拯救亚非拉呢，现在倒好，亚非拉反过来开始拯救咱们了！

以笔者自己为例，孩子才读小学二年级，但每个学期下来至少得上缴500至1000 元人民币不等。原因是，校方让孩子捎回的通知书十有八九是通知家长应缴各种杂费的内容。更有甚者，有些如其它课外辅导项目英语班、奥数班、绘画班、球类班及书法班等等巧立名目的收费方式名目繁多，常常令家长莫衷一是。有一次，天真的孩子显然是按老师事先的嘱咐给我拿来校方的一张培训报名单，而且还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跟我说：”老师说，至少要求家长报一项！”我随口一问：”否则呢？”但我一看孩子那略带不安而无辜的小脸蛋，心中就不免担心孩子会因没有完成老师的”推销任务”而日后被另眼相看，于是就选报了一个150元的”羽毛球”项目。第二天又赶紧按要求给孩子买了一付球拍。可学完一个月下来，一次我有意叫孩子在楼下的一片空地上和我试打一下，结果几招下来，我就明白学校纯粹是在变着法子骗钱”发奖金”！因为孩子既不会发球也不会接球，与一个最初级的初学者完全从零开始毫无区别。对此，我不禁十分纳闷地问孩子：”你们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的？”他回答说：”老师只教规范手势，并不教打球。”我又问：”整个培训期间就教规范动作？然后什么都没教了？””是啊，什么都没教！”原来学校的如意算盘是有意把几个简单动作分解成若干培训期，以便在接下来的第 N期培训中慢慢把收费事业进行到底。

通过这次实地检验得来的教训，使我对凡是学校动员的所谓收费培训节目一律敬而远之。如果现在的中小学愿意把所有的收费内容对社会予以公开，那么，现在国内本来就层出不穷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中很可能就会多出一项抗议事件来。

其实人们早已知道，现在的教师早已不是清贫的”臭老九”了。许多教师业已进入高收入阶层。有的名牌大学教师则堪比百万富翁。长久以来，教师和医生这两种行业都是极受尊敬的职业。所以分别素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白衣天使”之誉。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对这两种职业的尊重认同感已荡然无存。据央视”东方时空”前不久所做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94%调查者认为，教师和医生们越来越”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部分医生和教师”缺乏职业道德”.我想，这才是他们声望下降的根本原因。而在这两条原因里，后者是可以涵盖前者的。从这种声望的下降，不难折射出这两种行业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信誉和地位。

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再苛求什么君子”固穷”，但至少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塑造别人灵魂的人和维护别人健康的人，固然都不应该是收入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应当在更广泛的道德范畴上得到起码的认可。即应该恪守起码的师德和医德。

二、政府官员为什么吝啬投入？

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在二战后用掠夺来的财富大办教育，然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二战给亚洲带来破坏的同时也给日本自身带来巨大的破坏，日本直到 1962年时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水平。他们那一代孩子有的人是光着脚丫上学的。现在日本的老一代老是喜欢用那时的艰苦求学来告诫孩子们勤学进取。其实，正是日本政府使这种光着脚丫的孩子也有学可上的努力，才使日本在经济起飞时铸造了人才基础。相比之下，难道如今中国人的办学环境还比不上二战后的日本？难道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孩子想光着脚丫上学都不够资格？政府也可以坦然地拒绝为那些穷孩子免费提供课室和课本。

当今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个国家宁愿把教育当做产业、当作商品投入市场竞争，把受教育者当做榨取暴利的对象！无独有隅，中国却敢于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开这一先河！现在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眼前无不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无学可上？无书可读？以今天中国的国力，难道不能使中国的每个孩子有学可上？有教无类？难道如此繁荣的中国还盖不起小学校吗？难道还没有能力使每个孩子都有课桌和免费书本吗？

现在，即使是中国城市中的的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也常常苦不堪言。有人根据数据加以对比，说中国今天的普通高校收费已经完全可以媲美民国 30年代的贵族学校。殊不知在国民党或北洋军阀时代，其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若想读书都还可以就读师范院校。但是我们现在的师范院校也早已开始收费了。学者何清涟一次曾到湖南常德的师范大学讲课，说到收费问题，学生们就哭起来了。最后她调查了一下，知道那儿一年的收费是3800元，很多当地农民的家庭年收入才1200 块钱。所以要拿出3800元来供一个孩子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的。她问他们的校长，怎么对待这些学生，他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优惠政策，可以允许他们读一年以后，休学然后去做工，然后再来读。”何清涟说，我国现在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连政府下岗的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所以这个优惠政策实际上等于零。

但如果因此就断言，咱们中国穷，没有钱办教育。那倒不是真相：1999 年，350万辆公车顷刻间就吞掉了财政3000个亿（现在当然更”进步”了）。中国每年被贪污掉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2万5千亿人民币左右！看来中国的确是在”与时俱进”着。瞧！政府有这么多油水外流呢；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豪华的政府机关和最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中国也最善于大搞”政绩工程”.如果各地政府拿出这种劲头的十分之一来办教育，三亿儿童又何愁收费教育呢？

另据新华社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已携公款 50多亿元在逃。这数字是官方的保守报道，许多经济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应该是这个数字的10倍甚至20倍。还有一个数字，经济学家樊纲指出：2000年中国外逃资本约48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出当年 47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据有一个贪官在悔罪书中这样说：国家的钱实在太多了，我不过是取大海之一栗矣！

事实上，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正好与政府的投入成反比。究其原因，一则是人口压力导致，二则是应试教育畸形发达，三则是制度因素使然。中小学教育杂费过高，导致”义务教育不义务”，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干别的经费从来都很充足，偏偏在教育上就没钱了。岂不怪哉？

由此可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口吐莲花：”中国的教育占财政支出的15% 多，与国际水准一致，政府最愿意为教育’买单'”乃是彻头彻尾的无耻谎言！

而且，现在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不在教育之内，而在教育之外。教育的政治化，教育的附庸化，教育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才是当今中国教育更大的悲剧！国家致力于 把孩子们培养成社会主义清一色的道德白痴青年才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根本目的。于此，伪善的教育不仅违背了社会公义的游戏规则，而且也已违背了人类 普世的价值、正义和公理！

 

张祖桦，1955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
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辞职，成为独立的民间学者。
1991—1992 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
1993 年至今，任职于民间研究机构，曾受聘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主编）、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论“民主兴国”》、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等。作者原任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

【目录】

李卫平：听从良知的召唤——访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

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兼评宗凤鸣新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宪政民主与中国转型——LQQM访谈实录
以奥运促人权
维权时代的来临
只待新雷第一声——祝贺《开放》创刊二十周年
我的“三加一”分析法
农村土地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权力的垄断
爱因斯坦的智识
严重歧视农民的选举法
恶质化政府比黑社会危害大得多——声援陈光诚和维权村民

自贡地方当局应立即停止侵犯刘正有先生的人权
军队国家化乃政治文明之通则
制止“圈地运动”——还给农民土地财产权
勿使违宪审查制成画饼
人大代表选举的合法性

 “会议规则”与“民权初步”
给有意参选人大代表的朋友们九点建议

甘地与非暴力主义
马丁.路德 金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
应全力争取兑现宪法规定的“八大自由”

第一个起诉国务院的公民
漫漫上访路 正义在何方
批评与建议都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耀邦之死
北京海淀上地建材城被强拆案
强大的利维坦、虚弱的利维坦
评“太石村事件”中的政府行为
佛山南海区政府违法征地案评述
现代版“莫须有”师涛案
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

评陕北民营油田行政侵权事件
人权入宪，民权沦陷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关于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综述
论“民主兴国”（又名：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动力何在？）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杜导斌被捕而作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中国宪法的演进方向及修宪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

人大改革：从“橡皮图章”到“宪政支柱”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特色的宪政民主的基本架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警察权的制约
宪政民主概念阐释

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
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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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喀布尔书商》作者：塞厄斯塔 版本：接力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19.80元}

　一本书的畅销，经常是创意的胜利。一位西方女记者深入战火纷飞的国家，在一个书商家里居住数月，听家庭男女来口述一个国家。

　　美女记者，战争，塔利班，苏联，阿富汗少女，一幅阿富汗风情画，这基本上是《喀布尔书商》畅销的全部理由。

　　对生活观察细致入微，自然主义的笔法，让书中人物出来走台，作者隐身幕后，貌似袖手旁观，其实搜集材料为主题服务。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路子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这部新闻作品，也可当作现实主义小说来读，更准确点是报告文学。

　　如果评选五十年来最灾难深重的国家，阿富汗可以位居前列。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二十年统治与战争，百万人民死亡。之后就是部落战争，还有塔利班愚昧暴政，让一个国家奄奄一息。

　　暴戾的统治者带来暴戾，愚昧的统治者带来愚昧。统治者花样百出地毁灭了阿富汗的生活，更摧残了他们赖以存身的文化。阿富汗人看到一只长毛山羊，会想到山羊下面可能藏着一支火箭筒。阿富汗少女如果敢穿裙子上街，小腿就可能遭遇枪击。阿富汗人最热爱的“马背叼羊”风俗几乎灭绝，塔利班严禁，说违背了教义，苏联人倒不禁止，但在集体农庄里，再没有农场主，当然也就没了马匹了，拿什么叼羊？这就是被釜底抽薪的阿富汗，灾难附体的阿富汗。

　　作者一个描写战后阿富汗的画面令人心悸，一个农夫正在田里犁田，在他那块不大的田地中央躺着一辆巨型坦克，他很吃力地劳作在它的周围———它实在太重了，没法搬走它。

　　阿富汗这个国度可以丢失一切，但不会丢了信仰，他们永远不会“魂飞魄散”。这是国家重新凝聚的最大动力，但同时也是不轻的历史负担。善与恶都能在一本书里找到指引，塔利班正是以最纯粹的宗教化身自居。对于一个人来说，信仰永不破灭，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说句与主题无关的题外话，历史往往能够证明，当用一个最美的梦来唤起一个国家的时候，也许正是灾难的开始，当品德高尚的英雄满怀抱负要在人间创造天国，他往往悲哀地发现自己最终建起的是一座人间地狱。

　　作者住进的是一个阿富汗的精英家庭———阿富汗最大的书商之一，但精英们的嘴脸并不能让我亲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与警察局长、部落首领的本质区别，虽然书商“几乎读遍了全世界的书”。他统治着他的母亲、妻子与儿子，如果母亲不甘心服从，他就将她赶走。这位精英的理念是“如果连家庭都不服从权威，我们怎么可能期望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到来？”部落首领说，“不是我们渴望权力，是人民，是他们想要我们。我们只是跟从人民的意愿。”警察局长说，“贫穷的人多的是，如果我们对犯罪分子不予惩处，整个社会就将彻底乱套。当所有的准则都被颠覆的时候，树立良好的榜样是至关重要的。”本书的主人公书商说，“我冒着生命危险经营我的事业，我被关押过，我被殴打过，我呕心沥血，只是希望能为阿富汗人做点什么，可是现在一个可恶的穷木匠来了，偷了我的明信片，他想毁掉我一生的心血。”阿富汗人怀念他们的国王，查希尔国王治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阿富汗最自由富足的时代，酒店里是衣冠楚楚的绅士、穿着短裙的淑女，西方音乐伴着飘香美酒，还有酒吧和夜总会。一位少女念叨着：“等国王回来后，我决不会再穿布卡，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就太平了。”本文写到这里，我部分改变了对《喀布尔书商》的印象，它并非只有“卖点”，能让我了解一个国家，有一些感悟，甚至有点动感情，一本书应该不辱它的使命了，这也可当作它畅销的理由。

 

意外之惊

3月19日下午2点30分。

我坐在辩护席上，看着力虹被三个法警反铐着，一脸凛然押上法庭，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详的感觉涌上来。我原本期望力虹会轻判，虽然不敢奢望无罪开释，但总可以缓刑吧。力虹的妈妈甚至给他买了鱼和一些他爱吃的菜。等他回家呢。力虹的太太董敏更是望穿秋水，她接到开庭宣判的消息第一反应是给我短信：太好了，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我们之所以做出这种预期是有理由的。力虹不过写了几篇批评政府的文章，涉及内容跟高智晟律师基本一样，都是有关法轮功群体的。高律师一天一篇，写了300多篇，力虹只有62篇。高律师文章的尖锐和激烈也与力虹不是一个档次。他们俩罪名一样，都是煽动颠覆罪，高律师被判三缓五，力虹该多少？

我们预期能够判缓刑的另一个理由是有关部门多次给力虹和家属承诺，要轻判，要缓刑。而且在这个案子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他们也没有为难家属和律师，都是按照规定办事，我们看不出要重判的一点迹象。但是，法官突然宣判：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建红以撰写大量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方式，向公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建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张建红罪行重大，依法应予严惩，但鉴于其在归案后有悔过表示，依法对其可予酌情从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56条第1款，第55条第1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建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我一下惊呆了。力虹显然也没有料到会判这么重，看到妻子放声大哭，转身高声喊：不要哭，我们上诉！三个警察架着反铐的力虹往外拖，力虹喊，我跟家属说几句话，警察不听，拼命拖，我高声抗议：你们怎么能这样？还讲不讲人道主义？警察根本不理睬我，他们有十几个人围着我们，看来早有准备。我还能怎样？只好架着哭昏过去的董敏走出这个据说代表公平和正义的法庭。

重判何故

我对宁波中院如此重判力虹百思不解。宁波中院自己要重判力虹，一定要跟通过政法委跟检察院协调。它自己决不会在检察院没有起诉的理由中加上自己的私货（罪行重大），它会通过政法委让检察院撤回起诉，加上这句话，这样，它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五年以上重判力虹了。宁波中院没有这样做，并且在一个月前我们询问时，法官还说案子延长一个月。我们知道按照惯例，这是在请示上级，等待指示。在这期间，3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人权报告，关于中国部分提到了力虹的案子。第二天，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的提出了美国人权报告。13天后，力虹重判6年！这期中的逻辑关系不是耐人寻味么？

如果说这只是猜测，晚上我回到宾馆，路透社的一位女记者打来电话，新华社发布了英文稿。我的朋友找来一个亲共网站的翻译稿：

（综合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19日对张建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并公开宣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张建红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建红，浙江宁波人，因其担任总编辑的“爱琴海”网站，被依法关闭及其曾因从事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等事由，对中国政权和社会制度心怀不满。

2006年5月至9月间，张建红以“力虹”为笔名撰写 110多篇文章，在境外网站上发表，在其中的60多篇文章中，张建红大肆诽谤和诋譭中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建红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于张建红归案后有悔过表示，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56条第1款和第55条第1款的规定，以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判处张建红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张建红的诉讼权利，张建红的辩护律师也在法庭上发表了充分的辩护意见。（联合早报网）

我一下子彻底明白了：原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近几年来新华社统一发稿的政治个案只有4件，杜导斌案，高智晟案，萧山教案，陈光诚案，无一例外都是中央钦定！力虹案如果是哪位“首长”划了圈，钦定重判，哪里还需要退回检察院加上那四个字？

原来如此！

无罪上诉

当力虹在法庭上喊出：“我们上诉”这四个字时，我一下子涌出千言万语！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我们当然要上诉！我在一家茶馆一边接受采访，一边撰写上诉状：

力虹是一位具有英雄之气、英雄之魂的侠义诗人，我代书的上诉状一定要彰显出他的英雄情怀和诗侠风骨！

上诉人因本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甬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提起上诉。

一、判决严重违背法律规定，实属亵渎法治，枉法裁判

起诉书认定上诉人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虽然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但是它毕竟没有说上诉人“罪行重大”，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上诉人应该在五年以下量刑。一审法院却严重违背法律的规定，竟然毫无根据的认定上诉人“罪行重大”，重判上诉人六年徒刑，实在是荒唐透顶，连法律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根据一般的司法常识，没有指控就没有判决，检察院没有认定上诉人存在“罪行重大”的所谓犯罪事实，法院怎么能无中生有的自己认定上诉人“罪行重大”呢？证据在哪里？标准在哪里？难道法院能够一身兼两职，自己指控、自己审判么？如此明目张胆地枉法裁判，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所谓“罪行重大”的认定，既侵犯了公诉机关的指控权，又剥夺了上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实属荒唐之极！

二、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无中生有，大肆捏造并广泛散布虚假事实，诋毁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激起他人不满和仇视”的所谓“犯罪事实”，纯属断章取义，歪曲陷害

第一，判决书没有举出一个证据、陈述一个事实证明上诉人“无中生有，”大肆散布“了哪怕一点”虚假事实“。判决书才是真正的无中生有！

第二、所谓“诋毁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荒唐透顶。上诉人的所有文章都是就事论事地发表评论。没有涉及到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诋毁”？

第三、认定上诉人的文章能够“激起他人不满和仇视”更是懦弱心虚的表现，上诉人谴责专制、腐败的社会现状，目的是推进社会进步，如果在客观上能够让群众提高民主法制意识，共同促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岂不功莫大焉？又何罪之有？难道人民法院要为专制张目？为腐败保驾？

三、上诉人撰写文章批评政府是行使言论自由权和批评建议权，对上诉人做有罪判决严重违宪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上诉人依据宪法的上述规定，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批评控告权，对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专制、腐败现象提出批评和谴责，这是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权利！国家既然在宪法中规定了这些权利，上诉人行使这些权利如何就成了犯罪？将上诉人行使言论自由权、批评控告权的宪法权利等同于犯罪行为，这样的判决将置宪法于何地？置国家的司法形象于何地？

四、本人的认识和上诉要求

本人自始至终、现在也坚持认为，上诉人撰写文章主观上是要促进国家人权状况的改善和民主法治的进步，不是为了煽动什么人颠覆国家政权。客观上可以让更多的人包括国家领导人认识和了解到我们社会存在的严重的专制、腐败现象，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所以，上诉人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只有功，没有罪！如果说这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想问问各位法官，你们要把国家政权当做什么？

高级法院的法官们，上诉人认为，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自由民主的前夜，本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秉承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坚守的那种历史责任和牺牲精神，为国家和民族进言。本人知道，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要以牺牲他最优秀的儿女作为代价的，如果你们坚持要与历史为敌，人民为敌，与世界文明准则为敌，那么，你们就这样下判吧。假若你们还有起码的司法良知和荣誉感，你们应该判我无罪！

因为我相信，历史不久就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我知道上诉也可能是徒劳，在这个法律被蔑视、人权被践踏、正义被嘲弄、良知被抛弃的社会里，这份上诉状可能会成为掌权者窃笑的材料，会成为他们继续在不见天日的看守所囚禁知识良心的理由，但是我们还是要上诉！我们要穷尽所有的手段，用尽所有的权利，不图让执政者良心发现，只求为历史留下纪录！我们将记下所有的耻辱和光荣、肮脏和圣洁、卑劣和高贵，让后人走过这段历史长廊的时候，记住一个诗人的名字，也记住那些迫害诗人的专制者的嘴脸！

2007年3月19日力虹被宣判之日于宁波

　关键词：于丹、两会、还是有王朔！

   　近期，网络话题勃发，真让人感觉春天来了。

　　声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事件，成为本周最令人惦念的事，可惜十博士除了在两家网站上贴出一纸怨气十足的“檄文”之后便没了下文。穿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T恤衫到于丹签售现场抗议那是行动，十博士可不能像幼儿园里的孩子那样今天说完明天就忘脑勺后面去了。不管博士们是否真正出马，他们口口声声的“抵制”，起到的实际效果却完全相反———于丹老师这几天的曝光率可是又攀新高峰。如今这年头，挑起争议比什么都有用。十博士们开了一炮就不见踪影，网友们可没闲着。板砖大多扔往两个方向，一边厢激辩于丹能不能将《论语》“心灵鸡汤”化，一边厢嘲弄“十博士”是不是有意做成一个著名商标，也有怀疑主义者反省这会不会又是某出版社或某书商设的局。不知抢注域名爱好者有没有注册一个“十博士。com”，必将成为文艺复兴的网络生力军。

　　这几天不少人的MSN名字前面都出现了符号，是一项由美国传播过来的所谓“慈善”活动，如此迅速的蔓延速度是否能代表中国网民心怀天下、放眼世界的爱心呢？有人在博客上评论：“网络上的流行趋势往往是一个群体性的盲目行为。”两会正开得热火朝天，代表们委员们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广大网民的心，诸如国山、国服等话题以及周海婴、王蒙等诸位老师的发言都在网上引发了讨论。

　　随着新书出版日期临近，王朔也越来越high.但大家对他先骂人后道歉的招数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他已经进入了自曝家丑的更高境界。最初的骂人是生猛，其后揭自己老底也算真诚，但如今连母子亲情的戏码都搬到电视节目上，这就有点矫情了吧。难怪网友也从最开始的热捧发展到了棒喝。新书还是快出吧，这么折腾下去只怕王老师会越来越不可爱了。最后谨以网友根据《我不是黄蓉》歌词改写的一曲《王朔听我说》赠给王老师：“他名叫王朔，很会写小说。他曾经感动你，也感动过我。如今的王朔，变得很啰嗦，骂这个骂那个，无聊地炒作。几个月下来，大家视若无睹，还不如宋祖德受人关注。这世界早已不再是你的江湖，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不要说你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复出表明了你的态度。看一个男人算不算大丈夫，要看他有没有勇气认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你何必太留恋，十多年以前。亲爱的王朔，请你听我说：潮起了潮会落，这就是生活……”

　　「部分热门网络话题及热帖」

　　●国山？国服？

　　《为何热衷国字号提案》，天涯海角客，新浪博客《零零碎碎说“汉服”》，

　　长短句，凯迪网络

　　●十博士抵制于丹

　　《电视知识分子：游走在娱乐与学术之间》，边塞亭栏，天涯论坛

　　《你们真是太有才了———也谈于丹》，扫红轩主人，天涯论坛

　　●王朔上电视语出惊人

　　《闲话王朔》，土家野夫，凯迪网络

　　《王朔与媒体的文化博弈》，扫红轩主人，天涯论坛

　　●张鸣声称可能离开人大

　　《网友评论“张鸣事件”》，博客中国

　　●王蒙批评体坛

　　《王蒙做人不厚道》，醉客隆，天涯论坛

 

老舍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这是1962年的话了，但预言得到了印证。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当今文坛响当当的人物，其优秀作品堪称经典，大概没有人会反对。不过，两老作品风格不同，汪曾祺拥有大量的读者，而读林斤澜作品的人相对少多了，好像有些曲高和寡的意思。这点，林斤澜自己也常感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关于汪曾祺的传记和研究也就多些，林斤澜的传记则至今才有第一部———《林斤澜说》。

此传作者程绍国和林斤澜同为温州人。1957年，林斤澜的九妹林抗、妹夫潘大平双双落难，下放到程绍国的村庄双溪。因缘际会，文学青年程绍国因此得以认识林斤澜。1979年，林斤澜重回故乡。在双溪，林斤澜对妹夫潘大平说：“叫绍国抬一缸酒来，我们慢斟慢酌，恐怕还说不好写作的事。”此后二十余年，程绍国与林斤澜亦师亦友。在林的指点和推荐下，程发表了多篇散文和小说。而林每一次回温，都由程照顾和安排行程。程绍国对林斤澜为人为文相知甚深。因此，为林作传，程绍国无疑是合适的。

顺便提一句，林斤澜对家乡晚辈提携颇多。最近《江南》杂志专题讨论“温州文学现象”，说小小的讲经济的温州竟文学艺术创作人才辈出，我想这与林斤澜等前辈一贯支持不无关系。

《林斤澜说》不以传主生平为序，写法散文化。如一部电视纪录片，并擅用长镜头表现。所列十一章，均可独立成篇，多记林斤澜与师友的交往，与沈从文、老舍，与汪曾祺，与高晓声、沙汀、艾芜……

夜读《林斤澜说》，常禁不住感慨世道艰难，人性之美。当然，程绍国写了很多别的作家，有些提法林斤澜或许未必认可，但这一切意在林斤澜，意在表现其生存智慧和高明的创作。更为可贵的是，《林斤澜说》所述近五六十年中国文坛的人与事，都以人性和谐为立足点。所以，这是一部不是传记的传记，是一部有意味有特色的传记。

沈从文与林斤澜聊写作，提起刘绍棠写景爱用“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等语，沈从文直摇头，问：“刘绍棠呢？他看见的春天呢？他在哪里？”有教育家自费出版散文集，向林斤澜索序。林以为其文章无个性，亦以此典故回敬，借沈从文口问道：你呢？你在哪里？你的春天呢？你的感觉？你的个性？这是《林斤澜说》提到的故事。而我愿以此故事向个性之林斤澜及《林斤澜说》致敬。

 

       本期小说榜有一些可爱的书。《购物狂》是塞拉的“购物狂”系列小说中的最新一部，这系列长期受到《纽约时报》的关注，已在全球售出近2千万册。主人公贝吉现在结婚怀孕，成为了伦敦一家精品店的小头头，却不料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前女友依旧旧情未了，这个可爱的小女人从此开始一段艰辛的侦察历程。

　　非小说榜有一些严肃的新书。《长路漫漫》绝对值得推荐。其讲述的是塞拉利昂一个12岁的童子军在内战中的生活变迁中面对战争时的恐惧内心。

　　这本令人心碎的小说赢得了全世界各个媒体的高度赞誉。《英国卫报》概括该书是“我们这代人中最重要的战争故事”。

　　历史书《300》则把读者带回到公元前480年希腊温泉关之战，当时的波斯军团带着“将河水喝干”的大军进攻希腊，却在斯巴达碰到了300名勇士。

　　这场战争最终被无数后人纪念。

　　《瞬间》同样讲述战争，不过这次纪录的却是ABC主持人在2006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受到大脑损伤之后的爱与治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