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谁删了记者与温家宝对话的原话？

3月16日中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看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现场视频直播，至少可以保持原汁原味，到了网络上就大不一样了，中央政府网、人民网等文字直播“故意”有一些偏差，不但删除了向温家宝提问的法国世界报记者的第二个问题，还把温家宝本人的一句重要的话给删除了。恐怕是宣传部门认为即使温家宝本人言论有自由，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由于源头有偏差，新浪、搜狐等门户网所保留的文字都有偏差。

人民网是这样实录的：[法国世界报记者]：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引述其中的一些话，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建设一百年。请问您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

新华网第一次是这样实录的，后面接着就删改了部分提问内容：[法国世界报记者]：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百年。请问这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另外，谈到民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最近中国的前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和多党制，您对这位前总书记的话有何评论？

前后对比，可以看出少了怎么一句：“另外，谈到民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最近中国的前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和多党制，您对这位前总书记的话有何评论？”温家宝所回答的文字中，只见人民网、中央人民政府网等都同样少了这样一句：“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和我谈的这些观点，我觉得没有任何联系。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就这样，新总理就把有关老总理的评价问题给回避过去了。这是温家宝本届政府的最后一次“两会”答记者问，此前还有一次回答记者有关类似问题时也作了回避。

我看到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网友评论到这个现象时说，难道“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被“中国特色”给吃掉了吗？

是的，中国特色的宣传纪律，可以直接将有关涉及前总理赵紫阳的原话删除，县官不如现管，现总理温家宝总理也奈何不得啊。

法国世界宝记者所提问题的有关背景

2007年2月26日，新华社以通稿名义向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千家党报同时首发了温家宝署名长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该文重提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声称“100年不动摇”，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评论，并从中解读到各自的发现，比如有舆论认为“百年之内中国没有民主”。不过，温家宝这次解释了，他说：“你说我的文章讲到100年不变，说是100年不要民主，这是你误解了。我是讲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温家宝含糊回应但没有具体提到那本书的书名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赵紫阳生前友好宗凤鸣先生著，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版。这本书没有在大陆出版发行，而且大陆严防这本书在大陆流通。以龙新民为首的新闻出版总署已下令严查境外出版物在大陆的复制、印刷，一旦发现将给予查处和处罚。但是，由于网络有空间，这本书还是有可能流进大陆，如北京的作家刘晓波就公开提到看了这本书，他认为，“初级阶段论”是1987年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的核心内容，而十三大是赵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涯的顶峰，距今已有20年了。通过《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外界知道了软禁中的赵紫阳的所思所想，了解到这位前总书记对“初级阶段论”的看重。

刘晓波先生的这篇《看温家宝想赵紫阳》还提到：20年前，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温家宝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8年前，温在八九运动中陪同已经下台的赵前往广场，向学生们作了感伤的告别演讲；20年后，温家宝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却从来不提老上级赵紫阳，甚至赵紫阳在软禁中病危乃至去世，他也没有任何表示。但他这次高调提出久已埋没的“初级阶段论”，则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的得意之作。

温家宝援引艾青诗句的言外之意是重申自由不可阻挡

温家宝就人民日报记者提到“如何在制度上保证这些政策和资金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益，让百姓得到实惠”的民生问题，这样回答：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温家宝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春天来了，未开化的大地和未解冻的河流就长不了啦，大地开化，河流解冻，则是遵循自然的规律，谁也不能阻挡。又如前面那位法国记者援引的话所言，“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民主在台湾，就需要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和多党制”，相应成趣的是，温家宝以这句艾青的诗句，巧妙地回答了刚才未回答法国记者有关如何评论前总书记赵紫阳原话的问题，并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不可阻挡，现代化和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等进程同样不可阻挡。

新世纪新闻

 

3月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堪称无可争议的第一亮点。那位法国人不仅丝毫没有希拉克式的对后极权政体的示好和谄媚，还向温家宝提出了两个最有分量、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您在两会前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您提到要坚持共产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请问您是否意味着您认为未来的100年内中国不需要民主？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香港出了一本关于赵紫阳的书，书中记述了赵紫阳的一个重要观点：中国大陆应象台湾那样实现多党民主。请问您对共产党前总书记的这句话怎么看？

我注意到，在记者发问和译者翻译的过程中，现场气氛骤然凝重，而温家宝的脸色则愈来愈难看。

不过，由于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致使温家宝在宣称“自由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之后，他的话锋便不客气地直奔记者：“你误解了我的意思。”随后就重申：在100年内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而其中第二大改革就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乍一听去，温家宝还真是振振有词地把话说圆了：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共产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并不是说中国在未来的100年之内不需要民主。然而，温家宝嘴里的“民主”这个好东西，我听着好耳熟；不管它穿没穿马甲，我都能把它认出来：它和法国记者心目中的民主才不是一回事呢。无论是检视温的署名文章，还是品味今天的答记者问，人们都不难看出，温的主张实质上依然是邓小平的主张，那就是：

◆中国需要民主，但不需要多党民主；

◆中国需要权力制衡，但不需要三权分立；

◆中国需要讲真话，但不需要解除言禁。

而法国记者心目中的民主，乃是世上通行的多党民主──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所坚决排斥的，也是温家宝所极力反对的。厘清了这一点，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法国记者误解温家宝这一说了。我想，那位记者如果事先通过法新社的江伟德先生咨询我一下，我会建议他在第一个问题中加上“多党”这个事关命脉的关键词，变成：温家宝先生，坚持共产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是否意味着您认为未来的100年之内中国不需要多党民主？这样，温家宝还敢奢谈“多党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还能指责别人“误解了”他吗？还好意思兜售确保共产党垄断执政的“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吗？

如果说，法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给温家宝留下了狡辩空间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个问题可真是点中了温家宝的死穴。温家宝表情相当难看地把心里话掏了出来：“你说的香港出版的那本书和我说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我也没读过那本书。”情急之下，口吐真言。的确，赵紫阳先生所心仪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多党民主怎么会与温家宝所嘱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什么联系呢？尊敬的法国《世界报》记者，从温家宝的这句肺腑之言中可以知道，你把温家宝看得有多准！而温家宝18年来从未踏进富强胡同六号一步，这次又连赵紫阳的名字都不愿或不敢提，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一回法国记者没有误解温家宝，但并不能由此说误解温的事没有发生过。我在先前的两篇短文中，已经直言不讳地提到不少国人误读温家宝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一文后，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之事。我见到有人紧着说温家宝“高瞻远瞩，语重心长”，直夸温说的话“特别使大家受到鼓舞和启迪”，“特别令人兴奋和欢畅”，就只差把温误解成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一类人物了。但愿这一回，温家宝自己决然无情的表白──那本关于赵紫阳的书“和我说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能多少让人淡化一些善良殷切的一厢情愿。

记得两年多前，人们还有过一次对温家宝的典型误解，那就是陈永苗先生将温家宝列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维权人物之首。其实，热爱和忠于一党专政制度的温家宝哪里是什么维权人士呢？吴思先生《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一书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温家宝不过是维护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的一位官吏（公仆）而已。例如，帮助农民工讨要只能称为“血汗钱”而决不是合理的薪酬一事，就只是维护第二等公平，以便民能活得下去，从而实现可持续地载舟。当然，这比践踏第二等公平、要老百姓认可第三等公平的贪官要强不少，但是，因此而把温说成维权人士，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参照吴思的分析，专制制度下的第一等公平可称作臣民级的公平，那是官府嘴上说说但从不去实现，并且也是百姓根本不指望能够实现的公平。我认为，在这第一等公平之上，才是公民级的公平；争取和维护公民级的公平，才算是维权。由此可知，温家宝要成为初级维权人士，还须实打实地上两个台阶才成──100年太久，十年差不离。

（2007年3月1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话说老百姓”，文章的大意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将自已称为“老百姓”。当官的将自已治下的国民叫作老百姓，国民自已也自称老百姓。因此，全体中国人都成了老百姓。

我不是说老百姓这个称谓一律不好，我总觉得这个称谓里面有许多过时的陈腐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这个由来已久的称谓含有太多的封建社会的色彩，老百姓这个称谓与现代国家的国民应有的称谓格格不入。因此，我不主张、不喜欢我们中国人用老百姓这个称谓。可是，世界并不以我的意志为然，我们中国人还是在那里一口一个老百姓的叫着。我们满耳里都听得见老百姓这个称谓响着，想听不见都不行。

固执的我还是不喜欢、不主张人们用这老百姓的称谓。理由仍然同前。我在此再强调一下，老百姓是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臣民的称谓，也是过分谦卑的封建社会臣民的自称，可是现在是什么时代呢？

现在是21世纪，对一国国民的称谓怎能再沿用封建时代的做法？现代国家的人民或者叫作国民，或者叫作公民，或者称作社会公众，社会大众、人民等等，为什么还要用那老百姓的陈旧称呼呢？

老百姓是什么？老百姓是那又老又多的人民群体，是那没有个性、没有理想，只知做顺民、过小日子的一大群人。老百姓只知道顺从皇权，很少权利意识，很少自由观念。在封建社会里，他们是恭顺的极易控制的臣民，他们通常不会危及封建的皇权统治。老百姓是那通常不受尊重只会受到欺压与欺骗的一大群人，老百姓只能低首俯耳地伏在巨大皇权的脚下，等待着良善的开明的皇帝恩赐一些东西，他们通常不会自已去争取权利，寻求平等。

难道在当下社会，人们说惯了的老百姓竟还是如封建社会的臣民一样的顺民吗？他们的权利意识呢？他们的自由民主诉求呢？他们难道竟永远愿意如他们的祖先一样地做那可怜的没有多少权利可言的老百姓吗？

中国人，请做堂堂正正的现代国家的国民吧，不要再做那缩首缩颈的所谓老百姓了。大胆地追求你们的权利，你们的自由，你们的，一切都是你们的。

自今而始，有仍然将中国国民称作老百姓者，我将视其为落后可笑的怪物、混蛋。

民主论坛

 

学渊评：“胡温新政‘一度高唱入云，谁主唱的呢？是几位年高德超、心存善良救党愿望的老同志。然而，又时隔五年，温家宝说’腐败现……越来越严重‘了，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新政‘可言，而温家宝一点高明也没有。还有一位与温家宝、胡锦涛有私交的朋友告诉我，温某胡某出口成章，原来也只是这般陈词滥调。倒还是亚洲时报在线潘小涛文章愈写愈好了。

温家宝睁眼说瞎话

中央电视台记者：刚才总理说除了做公仆的权利，没有其它权利。我想这话不仅是对政府工作人员说的，更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我问的问题与此相关，也就是反腐败的话题。最近陈良宇、郑筱萸案件的查处和披露带来很大的反响，我们也听到了来自观众的声音，一方面大家觉得特别的欣慰，因为加大反腐力度一直是人们的期待，而另一方面人们很忧虑，为他们看到的腐败现象忧虑。如何有效地遏制一些行政领域权钱交易的现象？

温家宝：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市场经济是腐败之源，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就没有腐败了，评）

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比如你提到的，要贯彻我们已经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减少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审批权力，容易滋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减少审批可以制止腐败，评）

第二，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

第三，要实行教育和惩治并举的方针，让每个干部和领导者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用陈胜吴广‘水也能覆舟’来教育共产党？实在不择言了，评）

法国世界报记者：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引述其中的一些话，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建设一百年。请问您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温家宝也来一个‘一百年’的共产党陈词滥调，评）

温家宝：我最近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适？）价值观。（孔孟蒋毛，邓江胡温，可都没有行过民主自由，评）

我同时强调，世界上有二千多个民族，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特色’的伏笔，评）

至于你提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就是让温家宝睁说瞎话，评）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

你说我的文章讲到一百年不变，说是一百年不要民主，这是你误解了。我是讲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中国没有‘社会主义’，现行的是‘专制主义’，温家宝是说还要用一百年来完善专制主义，学渊评）

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谢谢！

「亚洲时报在线潘小涛：李克强会栽在艾滋病问题上吗？」

中国几个政治明星，在两会期间刻意低调。不过，无论怎样低调，有时候“歹运”会自动找上门，成为他们攀上权力顶峰的绊脚石。被视为胡锦涛接班人“顶头大热门”的辽宁省委书记，最近就很倒霉。

两会期间，辽宁省发生煤矿意外，二十二人死亡、七人失踪；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近日又因为高耀洁医生被禁赴美领取人权奖而成为国际焦点。这些“政绩”，很容易成为政敌的口实，更令人质疑他处理危机的能力是否胜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从李克强主政河南，以及近期入主辽宁，我们都看不到他具备那种中央领导人必备的决断力和应付危机的能力，也很难看见李克强具有超前的眼光和关怀弱者的怜悯之心；相反，我们看到反倒是他患得患失的处理政务，十足的中共官僚。

以李克强的学养、识见，在中央拥有如此有力的靠山，着实不应该仅有这样的表现。

河南省政府在九十年代初，大力鼓励各级政府发展血液经济，组织农民“献血”（其实是卖血），把血浆卖给医药公司制造血制品。结果，卖血热潮席卷全省，不少“血头”（控制着一大批卖血农民的中间人）带着急于卖血致富的农民，穿州过县的卖血。但是，抽血过程中，由于多个卖血者的血液混在一起，用离心机分离血浆及血小板，抽走血浆后，然后把血小板注射回卖血者身上。（国际笑话，学渊评）

在此情况下，只要其中一人是艾滋病患者，就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并以几何级数散播。河南的艾滋病疫情，就是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期间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的现任政治常委李长春，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到了九十年代末，也就是李克强主政河南后，高耀洁医生偶然发现河南省这种特殊的散播艾滋病方式，不断向当局发出警告，并向外界披露河南已出现艾滋村，却受到河南当局的威迫、打击，跟踪监视软禁，甚至连她的儿子、女儿也受到牵连。高耀洁医生揭露的艾滋病疫情，李克强真的毫不知情吗？如果他连艾滋病在河南的真实情况也不知道，那他这个省委书记就是渎职！如果他明知高医生所言非虚，却放任手下迫害高医生，就更不可以原谅了。

李克强甚么时候才对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幡然而悟呢？二○○三年十二月一日的世界艾滋病日，总理温家宝去到地坛医院，与三名艾滋病人握手言欢，中国政府当天并公布了全国有八十万名艾滋病人；十八天后，副总理吴仪来到河南省，专门考察河南艾滋病的情况，还跟高耀洁单独会面两个半小时。两个月后的O四年二月十九日，李克强才踏足上蔡县的艾滋村，探访病人，五天后在办公室接见高医生。

高耀洁医生到美国领奖时接受外国传媒访问，回忆与李克强见面的情况。她说，李克强刚开始时用官方口气说，祝贺她被中央电视台选为二OO三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然而，因为事前曾有河南官员止图向央视施压，反对让她当选，因此她对李克强的祝贺表示了不太高兴。之后，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两人未再联系。在她眼中，李克强有涵养，官腔不多，但比较之下，吴仪较随和。而与李长春相比，最起码李克强承认河南有艾滋病。

当然，跟李长春相比，李克强的表现已算不错。不过，李克强在处理河南艾滋病危机时，连起码的判断力都没有，也没有表现出一个受了多年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应有的良知。从二○○○年开始，外界开始注意河南的艾滋病问题，然后铺天盖地的报道多个艾滋村的情况，但河南省当局视而不见，只顾欺上瞒下，报复打击那些跟高医生合作的艾滋病人。如此处理重大危机，如何肩负领导全国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重任呢？

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一定会成为李克强政治上的主要污点，虽然还不至于影响他的接班机会，因为这主要取决于胡锦涛能否在十七大之后拥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以及他对李克强等人的态度。但是，这个问题势必如影随形的跟着李克强，如果他真的成为中共第五领导核心，他唯一可做，而且必须做的，就是好好忏悔，想方设法向那些艾滋病患者的遗属，特别是那些艾滋遗孤，作出补偿。这样，或许能洗清自己的部分污名，得到更多的谅解！

本文作者为香港时事评论员

 

2004年岁尾，我通过朋友转发的动态网网址无意中登陆到了海外网站《大纪元》，从余杰的一篇评论师涛的文章中，我得知了师涛失去自由的消息。中国的新闻媒体上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案例，但以言治罪的事情却很难得到披露。在一般民众的印象里，中国现在已经彻底告别了文字狱的时代，倘若有人将师涛的事情公之于众，相信有不少的中国人会感到匪夷所思和难以置信。后极权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共当局竭尽全力地在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明”一面的同时，会暗中打压它们所忌讳的力量，即使是像师涛这样的自由言说者，也会让它们觉得如临大敌，必须除之而后快。媒体之所以不披露此类事件并非是出于舆论的自觉，而是对这种违背法理的行为无法得到民意支持心知肚明。

 

2005年3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师涛有期徒刑十年，判师涛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将《当代商报》领导口头传达的一份中央文件传到了海外媒体，该文件的内容主要是要求各媒体不得报道有关“六四”事件、法轮功和普通群众群体上访等内容。其实，中国的媒体早就沦为了中共当局的喉舌，该报什么和不该报什么完全由主子来决定，拒发有关“六四”、法轮功、上访内容的新闻报道并不值得奇怪，这样的文件也称不上什么国家机密。出于良知，师涛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此文件的大概内容传到了海外的网络刊物《民主通讯》发表，虽然师涛对自己行为的合法合理性并不怀疑，但他仍然没有在发表时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很快师涛就因为此事而锒铛入狱。中国的网络警察队伍已经非常壮大，有人将其戏称为：“网络特务”。自从金盾工程启动，中国网民的一举一动便都在网络警察的掌握之中。即使师涛在发稿时并无其他人知道，但网络警察仍然能够知道该邮件发出的大致区域和所使用的是哪家公司的邮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师涛的判决书中称雅虎香港公司提供了IP地址和登录时间，并确定了用户的身份和其他信息。

 

由此可见，不是因为雅虎公司侵犯师涛的隐私权为有关部门提供证据，师涛决不会被判十年重刑。师涛的事件能够得以让外界知道，是因为他有一些异议朋友，如果他平日只是独来独往，他的事情也许至今都不会为外界所了解。从这一点上讲，师涛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他在湖南那地狱般的监狱中如果能不时得到外界关心的消息，也许还能感到一点安慰。

 

从网络上面有关师涛的简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868年出生的他曾先后在陕西《华报》、太原《西安商报》、《老新闻》、《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而且他还是一位诗人，已经出版了多本诗集。最为可贵的是，师涛在湖南长沙《当代商报》任编辑部主任期间，曾报道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中国官场早已经腐败得相当严重，地方官场中的清官更是凤毛麟角。师涛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自己的职业道德以及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和大无畏的精神，才奋力揭露官场黑幕，在当下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群体中，他无疑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但是，除了官场之外，诸如新闻媒体这样的单位也已经形成了人才逆淘汰的趋势，越是正直敢言的新闻人也就越容易被排挤出局。湖南地方当局也许早就对师涛耿耿于怀，但一时找不到惩罚他的理由。自从怀疑师涛将那份文件向外界透露，它们便如获至宝，认为报复师涛的时机已经来临。

 

中共当局虽然一直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色彩却越来越浓厚，随着中国的加入世贸，各种外资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包括雅虎这样的网络公司。雅虎和中国其它门户网站一样，为了赢得网民的支持也提供免费邮箱服务，但网民在注册时必须提供真实资料。对于一般人来讲，提供真实资料并无多大不良后果，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法治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诸如师涛这样的敢言者就时刻有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雅虎原本在美国口碑还算不错，市场占有率也比较高，虽然它不是中国的本土公司，但很多中国网民仍然乐于登陆其网站和享受一些免费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并不意味着可以像在美国那样自由，而是在有些方面必须和中共当局紧密配合。基于利益的考虑，雅虎公司毅然抛弃人道和大肆侵犯师涛的隐私权将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了有关部门。

 

师涛并非因雅虎的出卖而锒铛入狱的第一人，早在师涛入狱之前，异议人士王小宁就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有关民主的文章而被北京当局监禁，2003年9月12日，他被北京一家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王小宁的妻子余陵近日抵达美国准备向雅虎公司提出诉讼，她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丈夫被判重刑也是由于雅虎公司向中国安全部门提供了她丈夫的电子邮件信息和个人资料。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王小宁1950年出生于沈阳，1973年9月，进入南京的华东工程学院上大学。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他曾经被列入国内反动份子名单。“六四”事件以后，他曾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2000年前后，他开始在电子刊物《热门话题》、《中国报道周刊》、《中国研究》上发表文章，并自编电子刊物《政治改革自由论坛》等。

 

出于舆论的强大压力，雅虎公司公关部主任卡利南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的时候在铁的事实面前仍然矢口否认他们曾向中共当局提供过任何信息，更为可笑的是，他还代表雅虎公司谴责世界任何地方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并认为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对推动自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从师涛因雅虎公司的出卖而被判重刑的事实经海外媒体披露，海内外针对雅虎的谴责之声便不绝于耳。不计其数的网民纷纷表示拒绝使用雅虎邮箱和登陆雅虎网站，雅虎搜索引擎因此而无奈关闭，先前不可一世的网络巨头很快就成为臭名昭著的商业败类，这是雅虎公司自己多行不义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知晓雅虎恶行的网民将越来越多，雅虎的土崩瓦解也许已经为期不远。

 

2007年3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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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3日狱委讯】今天早晨九点，我因为在上海出差，和独立笔会会员、作家小乔（李剑虹）女士约好在复旦喝茶，小乔突然来电话说警察把她堵家里了，不准她见我。我问为什么，她说警察这次要把她带到派出所，但是没有手续。小乔不同意，他们就在小乔家里纠缠。

11点多的时候小乔又来电话，说警察警告她不能见李建强，“你知道李建强是什么人？你跟他见面才有问题。”小乔说他是个职业律师，合法公民，什么时候成嫌疑人了？为什么不能见？警察不回答，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不理小乔。就这样僵持到12点，小乔家里没有人接电话了。估计人被带走了。

鉴于此次严重事态，我要对上海警方提出强烈抗议：

一、我李建强是合法公民，执业律师，我到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限制，甚至去美国、香港也不存在问题。难道我到上海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影响上海的和谐稳定？而且这次来上海是代理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是合法执行职务。上海警方凭什么对我进行监控？凭什么限制我的朋友跟我见面？

二、小乔（李剑虹）女士是我的好朋友，我去年七月在上海看她，上海警方无理扣押她20多个小时，9月份她去青岛旅游，又被上海警方非法绑架回上海；这一次又非法闯入私人住宅，无证传唤，无理纠缠。上海警方的法律依据何在？

中国有句话，事不过三，上海警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践踏法制，侵犯人权，究竟想干什么？

三、本律师决定，下一周开始，我要到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控告上海市公安局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行径。本律师要为小乔、也为自己打一场官司！以讨还公道，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公民的尊严！

                                 李建强
                         2007年3月17日12点30分

喻权域是跟我同一代的人，这代人因为与世界主流文化割断了联系，所以知识面非常窄，懂得的东西很少

我认为这个事情代表了某些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思想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牵涉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看看宪法的原文吧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石磊 实习生 刘源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彭晓芸 摄

他这个东西不可能被采纳

南都周刊：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喻权域先生这个建议立法惩罚汉奸言论的提案的？

袁伟时：3月6日上午，有记者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有一个政协委员要提议制定一个“惩罚汉奸言论法”的法律，因为有人发表了很多叛逆言论，为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翻案。我边听边觉得好玩，电话交谈中我从头笑到尾。

南都周刊：您在觉得好玩可笑的同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这个提案真的通过了会有什么后果？

袁伟时：他这个东西完全不可能被采纳的。采纳这个东西，马上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很大的损伤，同时对国内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已经将近三十年了，普通人都不难看出这样立法的后果，何况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和委员都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因此，这件事不过是全国政协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插曲，一个笑料而已。

南都周刊：这仅仅是一件好笑的事吗？

袁伟时：当然不是。首先对这个事情的性质，要有一个判断。

我认为这个事情代表了某些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思想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是这样的。他说要有这么一个“惩治汉奸言论法”，“依法”惩治他所不喜欢的言论。若是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议案，那一点儿都不奇怪。而今，改革开放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在这个时候出现，就很奇怪了。奇怪中又有不奇怪，那就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潮。稍微有点现代观念的人，不会想出这么一个歪点子：用法令来惩办“汉奸言论”。现在一些愤青在网上动辄给人扣汉奸帽子，如果喻权域的提案真正成为法律，查“汉奸言论”的热潮就会席卷全国，太恐怖了！

南都周刊：您的一些文章，按喻权域先生的标准，好像是可以扣上“汉奸言论”的帽子的。被扣上这个帽子，您的感受如何？

袁伟时：当然是对我的辱骂了。但我自己是一种看戏的心态。我一向都是对所有的事情有一种观众心态，都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去看去观察去分析。所以我并不感到对我有特别的压力。

南都周刊：在此之前，您知道喻权域先生这个人吗？

袁伟时：对喻权域这个名字我之前听都没有听过，直到这次才去找有关的资料，才了解有这么一个人。喻权域是跟我同一代的人，这代人因为与世界主流文化割断了联系，所以知识面非常窄，懂得的东西很少。直到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了，我们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有些人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另一些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

反战的日本人算不算“日奸”？

南都周刊：喻权域先生建议惩治汉奸言论的一个依据是，二战后德国、奥地利等国都有“禁止为纳粹辩解”的立法，您认为这和他提出的“惩治汉奸言论法”，有什么可比性吗？

袁伟时：没有可比性。因为纳粹实行种族大屠杀，这些罪行经过国际法庭裁定，证据确凿。针对这么一个具体的特定的罪行，为了避免人类重蹈覆辙，必须有这么一个法令。但是“汉奸”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办法准确界定；他自己都说不清“汉奸”的内涵、外延，又怎么立法呢？

南都周刊：按照喻权域先生的说法，“汉奸行为，就是有直接的行动；跟侵略者带信、带路，把我们的军事情况通报给他们，这一类就叫汉奸行为，这一类的罪更重，奥地利的法律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提出立法要惩治的是“汉奸言论”，他认为“歪曲历史事实”就是“汉奸言论”，“而且前几年汉奸言论不那么多，现在汉奸言论逐步地增加了。”

袁伟时：“惩治汉奸言论”的说法，一是概念不清，二是逻辑混乱。“汉奸”是针对汉民族的，而汉民族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也没有单独的自治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可以立法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但要立法来惩治某民族的犯罪分子，而对其他民族不适用，这是不可能的。“汉奸”怎么界定，这是个大问题。他有没有触犯刑法？如果触犯了刑法，那对任何民族的人都是适用的。这么看来“惩办汉奸言论法”就已经不通了。第二个是“言论”，通过立法来限制言论，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反动措施。此外，由谁来判定这个那个言论是“汉奸”还是“汉英”呢？

南都周刊：我一直觉得“汉奸”这个词属于我们童年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词。长大后，觉得这个词已经留在历史里面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词的呢？

袁伟时：汉语中的“汉奸”，不是严格的法律语言，也不是准确的学术概念。出卖国家利益、机密，破坏国家安全，那是罪行。即使这些行为也不是没有前提的，如果面对一个对内镇压、屠杀人民，对外侵略或制造恐怖活动的国家，揭露他们的反人类措施，那绝对是正义行动。抗战时期，日本是侵略的一方，而当时反战的日本人也代表正义，并不存在“日奸”。而且，历来对“汉奸”这个词的使用很不严格。例如，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就被一些文人污蔑为“汉奸”，现在有不少汉族人在美国政府工作，为美国谋利益；在美、日等国的大小公司工作的汉人更比比皆是，他们为外国老板服务，这些人是“汉奸”吗？

南都周刊：现在网上大量的文章帖子，把“汉奸”一词普及化，甚至在现实中有大学生帮老外砍价当翻译，地摊女子还大骂大学生是“汉奸”，这个词被拿出来，您觉得它还有什么新的生命力吗？

袁伟时：“汉奸”是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产物，我觉得这个词用来判别中国公民现在的言论行动已经没有意义了。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惩办卖国贼，那时候是有意义的；此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五十年代还有些战犯正在审判，还有一定意义。现在随便说别人是“汉奸”十分无聊，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南都周刊：这一个词语的大量使用，折射出中国社会一些人的什么心理？

袁伟时：这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要解决并不容易。许多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一发展后，往往就伴随着严重的民族主义。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要努力逐步引导、化解这些情绪。大同世界终有一天会实现，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必须化解这些情绪。这不等于抹杀历史，那些侵略罪行，屠杀罪行，是人类的野蛮史，应该弄得清清楚楚，永志不忘。但要分清过去和现在，同时要客观、全面、冷静分析，拒绝情绪化。

言论自由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南都周刊：喻权域先生提到“惩治汉奸言论”的法律依据是宪法的第51条和54条，他说“你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但是还不能危害国家的利益”。您是怎么看的呢？

袁伟时：这就牵涉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看看宪法的原文吧：“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这些说的都是“行为”。言论和行动是有区别的。而且所谓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也应有严格的法律界定，不能以某个人随心所欲的意见为准绳。以言治罪是中世纪专制国家和现代极权政府的行为，现代民主国家都不愿掉进这个污水坑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处理言论案件奉行的准则是：就对公共事务发表的文章和谈话，除了具有“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性质的煽动言论，都不予追究。研究历史问题，有不同意见，就要以“汉奸言论”治罪，未免太好笑了吧！

那么，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几百年来，世界各国不少杰出学者已经写了不少辉煌的著作。那些优秀著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正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国应该认真吸取。

照我看来，有三条边界是不能逾越的：诽谤或侮辱他人，侵犯他人的权益；泄露他人或集体(如公司等等)的秘密；泄露国家机密。还要注意，中国正在推行信息公开，不能胡乱把一些公民理应得到的信息加上机密的名义入人以罪。

但有两条所谓的“界限”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条是喻权域说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能在少数人范围中讨论，而不能公之于众。这里立即碰到一个问题，由谁来判断哪些学术问题只能在少数人中讨论？这些人的这样的权力又是谁授予的，有没有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就是要不断推陈出新，用行政或政治手段干扰学术研究本身不但是错误，而且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其中有些甚至是罪行。

另一条是另外一个学者说的，学术研究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学术无禁区，任何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研究和批评的，否则就不可能改进了。同时，学术是探索未来的，没有这个探索，社会就失去了改进的重要驱动力。例如，现行法律是禁止卖淫、嫖娼的，但是有些社会学家总结海内外各国的经验，主张红灯区合法化，认为这有利于控制性病，保护性工作者的人权，解决一亿多民工的性需要。这样的探讨明显违反现行法律，却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这是学术活动的常识，居然有人要向这样的常识挑战，我不知道这是可怜还是可悲！

南都周刊：喻权域先生提议“惩治汉奸言论”，一个出发点可能是为了防止“为历史翻案”，您怎么看他说的有些人为历史事件“翻案”？

袁伟时：许多历史人物，查一查从大清帝国到民国到共和国的历史，有哪一个法院判过这些人的罪？没有。既然没有判过罪，也就没有翻案这个词。即使判了罪，也可以研究，是冤案也可以翻。历史事件更是要不断研究，把一些人伪造的历史揭穿，努力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南都周刊：是不是说，历史真相总是无法完全地、绝对地还原，但作为史学家有责任不断地去接近它，这种探究不是翻案不翻案那么简单？

袁伟时：对，不断去接近历史真相，将它基本还原是可能的，但完全一致是很难的，因为史料是有限制的。

南都周刊：但是，喻权域先生认为，重新解读历史要分场合，你在少数人中间研究它，这个是自由的，这个不犯法。你拿到报纸上登，让青少年谈论这个东西，会毒害青少年。

袁伟时：他不相信我们现在的公民，包括青少年，是有独立判断力的。公民的理性态度要从各种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中才能够形成。并不是说把青少年隔绝起来，通过思想过滤，青少年才能健康成长。这样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很可能会变成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因为他完全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不可能独立判断是非。这是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的东西。

喻权域的主张也是言论自由

南都周刊：目前评论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边倒地反对喻权域先生。这在您意料之中吗？

袁伟时：对。这次争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得分的。为什么呢，首先起来批判喻权域的是《中国经济时报》，这是国务院一个部委办的报纸，是中国政府办的报纸，还有《中国青年报》，第二天《南方都市报》也发表批驳他的意见的文章。从国家到地方的报纸都发表评论，而且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么一个错误言论。网上又是多种意见并存，而多数人捍卫言论自由，体现出宝贵的理性态度。中国人经过改革开放那么多年，经风雨、见世面，判断是非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这是值得高兴的。

南都周刊：这么说您是宽容喻权域先生的这一言论的？

袁伟时：这不是我宽容，而是承认这是多元言论中的一元。有这样的人是很正常的，同不同意他的意见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南都周刊：有网友说如果喻权域先生的言论在西方传播开来，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那么按照他的逻辑，他不也是一个“汉奸言论”的发布人了吗？

袁伟时：确实如此。假如中国的立法机关采纳了他的这一言论，作为政治立法，那对中国的形象是毁灭性的打击。这完全不可能。而且是我们的中央报纸首先起来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监督。这一点值得高兴，中国是在进步。

南都周刊：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袁伟时：这件事反映出大家都很珍惜言论自由，这是很可贵的。喻权域提出这些主张也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体现。经过辩论以后，多数人都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三月七日，来自一家印度网站的小消息，忽然变成大陆主流媒体的大新闻。这家印度网站说，中国“两会”的民主气氛日渐浓厚，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该网站还说，中国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制度适用中国的国情。对此，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等大陆新闻媒体网站，迅速给予转载，用的主标题便是，“中国式民主正成为世界新模式”。

乍一看这题目，笔者吓了一跳。温家宝不是刚刚说过，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属于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吗？按照温家宝的逻辑，既然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中国要搞民主，就只能搞初级民主，初级民主如何成为世界新模式？

其实，中国现阶段的民主确实很“初级”。就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人代会号称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标志，历经五十年，进步一直不大。这个制度顾名思义，是通过人民代表反映民意，对政府进行监督。可是应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人民代表中，70%是政府官员。还有，这些人大代表中，只有县级以下的代表才是直接选举出来的，省市级的代表都是间接选举出来的。这种间接选举被大陆一些学者称为初级民主。

这样的初级民主，自然只能和初级人权相匹配了。在大陆官方的人权辞典中，人权只是生存与发展，而中共最爱谈“生存权”。“生存权”就是“活著”，是最初级的人的权利。前不久，外交部长李肇星又把这个“活著”的初级人权引伸了一下。他说，人权嘛，就是要活著，就是要活的一样长，人均寿命36岁的国家，肯定没有人均寿命82岁的国家，人权程度高。人人生而平等，变成人人死也要平等；权利的平等，变成生理寿命的平等。这就是中共的智慧和创新。

至于自由，眼下的中国人只有初级的自由。这个初级自由就是，中国人只有吃喝玩乐做买卖的自由，没有说话、出书、结社和组党的自由。他们可以是自由的经济动物，不可以是自由的政治人士。他们必须党云亦云，不能有独立的人格，不能有自由的思想。

如此初级、如此粗糙的民主、人权、自由，甚至被庸俗化、被扭曲的民主、人权、自由，怎么能够成为世界新模式？一个外国网站，发点儿即兴之言，为何立刻受到大陆主要媒体网站的特别追捧呢？应当说，印度网站的说法正好反映了大陆一些文人学者的心声。这些文人学者，一直试图否定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适价值。而他们的主张，就是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代现代主流文明。

印度网站的声音听在胡温的耳朵里，肯定也十分受用。但是作为执政者，他们不敢像那些学者文人一样，公然赤裸裸地挑衅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普世价值。他们一方面表示赞同这些普世价值，一方面继续紧缩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紧缩政策作辩解。最近，温家宝重新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恐怕就是要利用它的绝妙的多重功能，向外界宣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状态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适合不发达的中国国情。

也许，胡温高层并没有指望初级阶段的中国式民主能成为世界新模式，但是，用“初级阶段”堵住天下人批评中共压制民主、藐视人权、钳制自由的悠悠之口，为自己解套，为十七大定调，恐怕是温家宝文章的言外之意。问题是，“初级阶段”即使能为胡温解套，它能为病入膏肓的中共一党专制解套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百分之九十七的高票通过了。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一九五三年提出的” 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

事关十四亿公民的产权，由三千名代表跑来听一遍，分小组讨论几次，就连同其他十几个重要文件，总共花费不到一个钟头，匆匆忙忙，一古脑儿， “高票 “通过了—-这种东西能 ” 成熟” 吗？

这个大圈子的前半截，以废除私有制为中心，建立了 ” 国” 有” 国” 营经济和” 公” 有” 公” 营经济。这些从老百姓手里掠夺来的东西，和” 国家” 没有关系，和” 公众” 也没有关系。它的更确切的名称，应该是官有制，即党的领导集团所有制，因为惟有官，惟有党的领导集团，才真正有权支配和操作这些东西。其结果，是使 “社会主义改造 “（即破除私有制）成为以 ” 国家” 或” 公众” 名义掠夺老百姓的手段，使全部社会秩序丧失稳定的基础，使整个国家处在无休止的大震荡之中。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然被党的最高理论家歌颂为 “革命 “，并且以 ” 毛泽东思想” 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载入了宪法。

这个圈子的后半截，是1989年天安门屠城之后，在老百姓鸦雀无声的红色恐怖下进行的。这个过程，以迎合老百姓的改革愿望为旗号，以瓜分国有资源为中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 “民 ” 有” 民” 营经济。在历史的一瞬间，魔术般地在神州大地上劈开了世界之最的贫富鸿沟。近水楼台先得月，造出了繁荣，造出了腐败，造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构成了 “民 “有 ” 民” 营经济的主体，其中，有国家级的暴发户，省级的暴发户，市级的暴发户，县级的暴发户，还有许多乡镇级的暴发户。这个圈子的后半截，被党的理论家定义为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并且以 ” 邓小平理论” 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载入了宪法。

前半截和后半截加在一起，构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全部现代史。为了替这个转圈子作准备，国共双方至少有四千万人在内战中牺牲了生命；在转圈子的过程中，又至少有四千万人被大跃进饿死，或在共产党发动的群众斗争中被斗死。在付出了层出不穷的血的 “学费 ” 之后，中国现在回到了原点，重新开始追随公元二世纪的古罗马，从而也许，有朝一日，有可能建立以产权为中心的完整的民法体系。

中国近五十年来，不，其实是近八十年来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这就是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的伟大的启蒙意义。

这部物权法有没有缺点？尽管据说已经” 反复酝酿” 和” 广泛讨论” 了十三个年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从来没有可能接触到这种机密文本。但是，会议的全过程，有根据令我们相信，它大概不是什么 “成熟 “的东西。事关十四亿公民的产权，由三千名代表跑来听一遍，分小组讨论几次，就连同其他十几个重要文件，总共花费不到一个钟头，匆匆忙忙，一古脑儿， ” 高票” 通过了—-这种东西能” 成熟” 吗？有人一贯主张” 有法总比无法好” ，但我历来不敢苟同。今天这个物权法，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到底能起什么好的作用或坏的作用，我不敢言之过早。

 

与前几年两会答记者问相比，今年两会温家宝的记者会答问，与政治改革有关的内容，不仅内容有了明显的增加，而且不同于那些应付了事的官话。

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到反腐问题，温家宝的回答涉及到体制改革问题，核心是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说：“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贯彻我们已经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减少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审批权力，容易滋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第二，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

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到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并在提问中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与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联系起来。

温家宝重述了两会前他的署名文章的内容，再次强调：1，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2，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实现民主的形式和和途径的不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温家宝还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温家宝特别解释了“100年不动摇”，不是说“100年不要民主”，而是说“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法国世界报记者在提到赵紫阳时问到：“有关民主，我还有一个问题，最近前总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一本书，赵书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要向东边台湾那样实行民主的政策。台湾也是处在独裁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与多党制，请问你对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话有何看法？”

温家宝的回答说：“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与我谈过的这些观点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也没有渡读过这本书。”

记者会结束后，登陆新浪网查看记者的视频和文字稿，视频没有任何删节，而文字稿删掉了以上问答。

在我看来，法国世界报记者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与《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联系提问，显然是从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对“初级阶段”的强调中读出了赵紫阳时代的气息，于是，记者想借提问之机测试一下前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如何看待自己的老上级、前总书记赵紫阳。

温家宝注定要让这位记者失望。温回答这个问题共用了719个字，但回答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占去679个字，而用在赵紫阳问题上仅有40个字，且要用最简短的回答来澄清现在的他与赵紫阳完全无关。

看得出来，由于赵紫阳这个名字本身的政治敏感性，温对他与赵紫阳曾经有过的上下级关系极力回避，所以，即便在这区区40个字的回答中，温不仅刻意不提赵紫阳的名字，而且尽力撇情他与赵紫阳的关系。

虽然这段问答只占记者会的一小部分，但也凸现了中共政权及其高官的内在恐惧和虚弱——这个政权害怕自己的前总理和前总书记，这个现任总理害怕自己的老上级，怕到连赵紫阳的亡灵也不敢提及。

2007年3月1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