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刘晓波：《单刃毒剑》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三 中共执政后对抗日历史的伪造

当年，刚刚入主中南海的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见到斯大林时，毛泽东刚开口向斯大林诉苦，就被斯大林一句话给摆平了。苏共暴君对中共暴君的安慰是：“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

谈到战争观念和民族观念，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好到哪去，“成王败寇”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战争观念，“天下主义”的大汉族傲慢也是至今犹存的民族观念。特别是，中共掌权后的谎言治国及其伪造历史，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其侵略历史的篡改；中共对其独裁统治的自我美化，也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军国主义的美化。中共的谎言治国，为日本篡改历史提供了欺骗本国年轻一代的口实。

1949年后执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战争的历史。日本人败给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已如前述。在国共抗战的历史上，中共简直就是在撒弥天大谎。当时的日本人太知道，他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对抗他们的主力是国军而不是共军，日本在盟军的打击下被迫投降，是向国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如若没有日本人的压力让蒋介石无暇他顾，凭着蒋介石当时的实力和决心，中共是断断不能在中国掌权的。对此，掌权之后的毛泽东并不否认，甚至在见日本人时会主动谈起。

在白纸黑字的文献记载中，1949年后的毛泽东起码三次对来访的日本人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不是日本人让蒋介石穷于应对而无暇他顾，我毛泽东大概就不是中南海的主人了。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就说过感谢日本皇军的话：“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时，该党领袖佐佐木说：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中国。毛泽东回答说：“没有什什抱歉，我曾和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佐佐木再说：今天听到了毛主席宽宏大量的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泽东再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才又和国民党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1972年，毛泽东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又一次道出了心里话：要感谢日本人救了中共。没有抗日战争，中共很难那么快就夺去全国政权。

（以上引文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然而，掌权后的中共，在感谢日本人的同时却极力歪曲中国人的抗日历史。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八年抗日的历史完全变成了以中共为主、在中共领导下的反侵略战争，抗日的胜利是中共英明领导的胜利。

其实，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在庐山展开紧急会议，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焦土抗战”的讲话，汪精卫发表了“灰烬抗战”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也于1937年8月2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在此次讨论如何应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会议上，会议基调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主导，中共高层已经决定了“不抗日”的方针。

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作了主题报告，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仇视共党、背信弃义、围剿红军的指责，另一方面是提出中共抗日的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与德国签订了合约，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使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现在，中共面对日本侵略和南京政府敌视的局面，与当年苏共的处境类似。所以，中共应该学习当年的列宁，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军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强调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毛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策略，就是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这样的策略有利于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一再催促八路军开赴前线的命令，既不能完全不理，又要坚持绝对独立自主。在南京政府和中共中央之间，八路军必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而南京政府的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等候指示。凡是有利于八路军的就执行，凡是不利的就以各种借口拖延、推托。

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国军在全部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对日本人的抗击。国军与日军大小会战二十余次、较大战斗近五万次、付出近500万将士的鲜血、毙伤俘日军近200万；正是国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才换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才出现抗战胜利后万人空巷欢迎作为民族英雄的蒋委员长的感人场面……然而，这一切在中共伪造的历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军队的“平型关”、“百团大战”和游击战，似乎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的日军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铁路、割电线、伏击战、、、、、、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赶走的。而且，主持“平型关战役”的林彪被毛泽东斥为“不懂政治”，帮助林彪策划此次战役的周恩来回延安后被毛整肃，最后被迫检讨。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被召回延安后也受到整肃，用彭德怀的话说：在延安“被骂了四十天的娘”。

这让我回想起我们这代人在毛泽东时代通过电影接受的抗日教育。我们对抗日战争的了解，真的就可怜到只能看《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拙劣的宣传品的程度，影片中出现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是反面的角色，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要么是伪军。

实际上，中共的战争观念与日本右翼是一样的，也是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中共如此歪曲历史恰恰给了日本人以窜改历史的口实。日本的右翼势力向年轻一代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军国主义观念的最大借口之一，正是中共政权的谎言治国提供的，他们以中共伪造历史为口实，让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相信现在中国人所陈述的历史。他们会对年轻一代如本人说：中国政府连本国的历史都能加以肆意篡改、编造，怎么可能不篡改中日关系的历史。所以，不是我们日本人窜改和歪曲历史，中日战争的历史首先是被中国政府任意窜改和歪曲的。在要求我们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同时，中国为什么不修改自己的教科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看看中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对抗日历史的记述，省略了太多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事关抗日全局的重大史实，却极力突出中共抗日的那点极为可怜的“贡献”。比如，在“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17日，国民党两巨头在庐山分别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蒋介石的讲话被称为“焦土抗战”，汪精卫的讲话被称为“灰烬抗战”。而在中国的高中近现代史教科书中，这两大中国抗日的最著名的文献却只字未提，反而详细的记载中共的抗日言论，极力突出中共发表的抗日宣言。

愤怒质疑和驳斥日本新版教科书的诸多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对中共编造的历史谎言表示愤怒、进行公开驳斥？更有甚者，参与驳斥日本谎言的中国历史学家中，大都参与过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制造历史谎言的庞大工程。

在此情况下，即便假定，中共只是对内用谎言愚民，而对外讲述中日战争史是尊重历史事实，但其一贯撒谎的本性，根本无法赢得别人的信任。谁能相信一个每天都在对自己的国民撒谎的政权及其御用史学家会对外诚实呢！

2005年4月7日于北京家中

 

这十多天的日子是过年的日子，除去忙年、和家人团聚、和朋友们一起聚会外，剩下的时间还是看文章，自然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后来看了不少人间烟火的，心里就生出惶恐，惶惶然的恐惧。看看现在各个角落里暗涌着的复古主义、唯上主义、唯官主义、唯权主义、唯钱主义、奴才主义、拍马主义、说谎主义、吹牛主义、起哄主义，任性主义、懒惰主义、忌妒主义、咒骂主义，毁谤主义，造谣主义、中伤主义、扼杀主义，窝里斗主义，感觉就越来越惧怕人，确切说就是怕了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民。内心里荡漾了夜色转换，灯光迷离，隐忍的忧伤，漂泊的心事，这些就纠缠成了一种无奈的幻觉。说到底就是对由目前的这些中国人民所构成的社会的未来发展和进步并无太大乐观可言，最起码三十年之内是这样。

记得三毛说：“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这大抵即是最符合所有文化人和中国人民对精神文明最好的认识了，虽然他们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各有自己的理解和实践。而这自由自在里有文明在，亦有不少野蛮和罪恶。

07年距离1957年反右运动正好是50年，近期《南风窗》杂志采访著名学者谢泳，谢泳说：“中国主要的右派几乎都在大学、文化单位和一些工厂机关。高层右派有较成系统的言论，但基层大多是发发牢骚。很多右派，就思想背景观察，其实是左派。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实际上，政策到了基层，就同思想关系不大了，基本上转化成了人事问题，也就是说每次政治运动，都是强势者以政治为理由，清除异己的最好机会。比如说一个单位里，我一直看不惯你，你傲气，生活上还有其他的毛病，当时又给了一个比例，这样最后被打成右派的，多数是平时别人就想收拾你、赶走你，和思想是否”右“关系不大。这个规律越往下越成立。

基层被打成右派的人，一种是比较有才华的，傲气，爱发牢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点独立性的人，第二种是不善于和人合作的人。第三种就是硬凑的，都是老实人。借了“政治正确”的理由，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其中有很强的报复因素。在人性的层面上研究反右运动，是一个重要角度。“当然这是谢泳先生仅从人性方面来考察得出的结论，虽然他未从制度方面来更深层地做出解释，但足以叫我们引起反思。

尤其是那些当年的直接参与者，不知道由此会不会反思和忏悔自己。甚至在我看来，仅从人性方面来考察的话，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又何尝不是有不少人在以改革的名义一直在进行着另一种方式的打右派运动呢。当年的右派是500万，那几年前的下岗者又是多少万，都得到比较完美的待遇了吗？当然他们是为了社会进步而做出的必要牺牲。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整中国人，并且什么狠招儿都能使得出来？当然，改革确实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而精神生活却是人心不古了，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呈现出失败的征兆，正义流失，正气缺少凛然，老实人成了贬义词，诚如李敖所说，目前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创造力、创造水平和创新环境的存在依然不容乐观。这其实就是制度不完善和没有践行信仰或信仰缺失的缘故。

中国人民到底还是不是有信仰的人民？《塔木德》一书中说：“信仰有6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正直地说话；第二，正直地行事；第三，不撒谎；第四，拒收贿赂；第五，闭目不见丑恶之事；第六，闭耳不闻丑恶之闻。”上面的这六条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又能做到几条？

我一直感觉和有信仰的人交往就觉着和多年的老朋友一起似的，很放心，即便是陌生人，也是这样。在我看来，信仰是劝人向善、心怀爱意、追求完美，以抵达一种内心的和谐和生命的超越，并以发现和抵达那个去伪存真的“真我”为终极目标。那些有信仰的人一般身上会焕发出祥和温暖的光，这种文明气息一下就能感觉出来。也即是说信仰叫人更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内心生活，并籍此作为信仰者的生活方式给现实带来生命烛照。有信仰者必是那秉信仰之烛而行的人，而不是那些仅仅为了满足自己能够自由自在生活的人。

以彼在关照此在，以彼岸唤醒此岸，以永生唤醒今生，并能交互辉映，这大概是一切信仰的共性。这也是近读国内第一部反映当代汉传佛教的最新长篇小说《双手合十》所想到的。记得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诲我说：”多行善事，莫问前程“，可现在的中国人到底在信仰什么呢？

 

尊严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词一样，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说，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记得不久前，有新闻周刊在讨论什么“国家尊严”、“大国尊严”，对此，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个体生命的事，如果千千万万个体缺乏应有的尊严，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尊严呢？尊严源于个人，也最终归结于个人，只有具体的、活的、有生命的个人才会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尊严体现在日常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体现在每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尊严总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当然，尊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在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逐渐发展过来，一步步处于变化之中的一个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严和近代以来的尊严，便有着许多不同的内涵。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异国超过15年，归国之初，他曾感慨地说：在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变化从物质到精神，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百五十年。其实，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于不进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静而动，跌宕起伏，从古代迈入近代，十五年的变化之大又何止是超过一百五十年。以新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例，在他们身上，尊严获得了全新的内涵，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们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强权和一切外在威武脚下，超越了孟子确立的“大丈夫”坐标，也超越了纲常体用之下的依附关系，完全确立了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自我价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挟北伐余威，大江南北，无不望风而拜，让他尝到至高权力的滋味，没想到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刘文典教授，竟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当面顶撞他。蒋指斥刘纵容学生，“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从严法办。刘回敬“你就是新军阀”。恼怒之下，蒋下令将刘文典关起来。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奔走呼吁下，刘文典被关押了7天后获释。病中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想起三国时代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当年的学生：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刘文典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抗战胜利后，大约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这毕竟是冒着风险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在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尊严一定来之不易。

尊严往往体现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中。活的事实要比任何抽象的说辞更有说服力，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傲对强权，显示个性，那就是尊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去他“谈谈”，他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他在回忆录《西潮》中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一番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 

 夜色四合，他终于全身离开日本兵营，平安返回北大。他单身赴约，在日寇军营里，在威胁面前，能够如此从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临难毋苟免”。他做到了，什么是尊严？这就是尊严。我觉得，与其空谈尊严这个词汇，不如多看看前辈知识分子在危难时的表现，看看他们在不可一世的强权面前作出的选择。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尊严，都离不开有血有肉的独特的个体生命。一个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个体所构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严的。

 

《物权法》是今年两会场内外争论的焦点。该法草案自出台开始，就伴随着中共党内政治派别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激烈的交锋，而到了今年两会，各方的较量出现了高峰，尤其是左派摆出“最后决战”的架势，阵容之强、动作幅度之大，让人大开眼界。左派指责该法案在平等保护 “富人洋房与乞丐要饭棍 ”，“是党票变股票的旋转门”，旨在让特权阶层侵吞国有资产合法化。从表面看，这些说法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中共整个体制从上倒下的腐败溃烂，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分化和冲突，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越来越严重，左派感到：自从文革以后他们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广泛的社会基础。加上胡锦涛上台以来，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提出“向朝鲜、古巴学习”，这让左派感到胡锦涛与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原本计划去年两会就就要审议通过的《物权法》临时遭搁置，无疑是给左派的一剂强心针，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他们从来也没有感到自己的腰杆象今天这么粗过。

然而，尽管左派如此高调的把自己打扮成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但是人们始终警惕着他们所包藏的祸心：其不惜以发动经济文革，复辟毛泽东时代国有经济体制等倒行逆施的主张，明显与时代潮流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即便胡锦涛垂青于他们，面对被左派批得“臭不可闻”的“西山会议”，也不得不表态要继续改革。胡的两手策略是，一边把左派的文章批转给军方领导人，指斥改革派官员是“特洛伊木马”；另一边又装模作样要左派检讨（违反宣传纪律在文章中随便点名）。

相对于左派的高调，右派们的意见就相对沉寂了许多。在他们看来，这个《物权法》草案本身就先天不足，一部私法典，竟然把国有和私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财产捆在一起规范，实际就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是执政能力极其低下的反映。面对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该法案谈不上超前，充其量只是对现实的描述。早在 2004年 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私有财产权已经上升为宪法权利。相比较，如今的《物权法》草案已经相当滞后了。

人们注意到，关于该法草案的争议，形式上的突破已经比具体条文的分歧更有价值。左派的举动超越了中共的 “底线 ”，本质上就是中国发展道路姓社姓资的论争，一直被中共超级强人邓小平压着的这个问题，现在这张窗户纸终于被左派公捅破了，争论再也压不住了，中南海政治权威已经衰落，可以预见社会的舆论空间将随之有新的拓展。同时，我们也看到，左派之所以跳得如此之高，其真正的用意是急于摆脱体制内非主流的政治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争议，实际上是中共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一场激烈的争斗。难怪自由派如此逍遥。

其实，该法草案立法过程所暴露的问题，远比实际结果更有意义。有人形容争议带来的分歧已经导致一场政治“危机”，甚至引起中共公开分裂，胡温的“和谐社会”如今被左派破局，乃是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自食其果。而今的问题，首先要胡本人赶紧调整立场，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其次，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侵犯，主要来自一党专制，如果再不实行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乞灵于毛泽东原教旨主义，无异于玩火自焚，加速毁灭；没有政治改革配套，即便有了《物权法》，也难以彰显其功效，甚至适得其反，被左派不幸言中。

概而言之，物权是人权的基础，没有物权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权，私有财产如果得不到有效保障，争取和维护人权就变成了一句空话。《物权法》不可能等到政治改革完成之后再出台，积极的态度应该是把《物权法》的出台变成政治改革的一个契机、变成改善人权的新起点。中国需要政治改革，《物权法》出台和实施的过程，就应该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过程。

－－新世纪新闻

 

 

春天来了，鲜花开了，百灵鸟们飞到北京了。又到了一个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季节，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了。被誉为全世界最昂贵「民主秀」的人大和政协年会，随着全国各地演职员们顺利抵达北京，在导演一声「开机」令下，隆重的开幕了；十几天之后，也将在导演「停机」的指示下，必定会胜利的闭幕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最着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最知名的电影演员巩俐，恐怕是羞愧於自己的导演能力比不上党中央、自己的演艺能力比不上百灵鸟，而自惭形秽常常请假缺席两会；不过今年的春天，他们倒是有机会借出席两会的便利，好好的向政治民主秀的导演和演员们学两招潜规则、厚黑学了。

人民大会堂这个摄影棚内，千万支镁光灯下，忍着瞌睡的「三个代表」演员们鼓起了浪潮般的掌声，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表决，为自己坚决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参政议政的行动，向监视屏前的导演们表示了忠心，尽管导演们也常常勾心斗角，台上和气，台下拼命。

党群团结如一人，独裁天下谁能敌？

打着「民主」旗号、赶走「蒋匪帮」坐拥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个心虚的独裁者，他们不仅继承了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所组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号，更开发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保留八个花瓶政党，也显见他们在现代民主政治大潮下忐忑不安的无奈和心虚。

一年又一年，为了维系民间授权的道义合法性，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费尽心力的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从而取得自我的政权合法性。多年的媳妇磨成婆，党也成长为这场最昂贵民主秀的老导演。

一代又一代，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源或经济资源，总有一群群逐臭追腥的百灵鸟们，趋炎附势、卖身为奴，充当了所谓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用自己的良心和双手，完成了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过程，把共产党推上了独裁者的宝座。

中共建政五十八年来的天灾人祸，各代政治寡头们罪不容恕，而光荣的举着「同意」双手的各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其实也难逃历史的谴责。

尽管国际社会主义历史从来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左派性质，但自江泽民时代「欢迎资本家入党」以来，中共已经丧失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资格，近几年来随着极端权贵资本主义对中国国家资产的掠夺以及弱势群体的强烈反抗，中共的左右分裂已经成为事实，依靠党内独裁和政权专制，所能维系的只能是病态的左右摇摆，忽而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忽而是专制的社会主义.

今天，历史给予了胡温一个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契机，从党内民主开始，放弃党内独裁和党对国家的专制，推动党代会、人大、政协从「虚伪民主」走向真正民主，允许党内分派，开放党内选举，变黑箱操作为阳光选举，以党内共和，党主立宪，进而实现中国宪政。

历史的契机转瞬即逝，如果贻误了这个良机，共产党的完全分裂或垮台，也许将成为中共未来的宿命，而中国也可能不得不重新轮回一场历史的悲剧。

西边的苏共已经落山了，我党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弹起我心爱的键盘，唱支丧歌给党听：

春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

 

 

大约为了阻止「胡温新政」成为类似文革的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失声年代」，二○○七年三月四日，正在北京隆重开幕的「两会」，突然传出「两会代表想造反」的新闻——首先是有数名人大代表强烈质疑「二○○七两会代表」的合法性。

「人大代表官多民少」受质疑

全国人大代表邓明义通过列举《人大代表官多民少》事实，强烈质疑「二○○七两会代表」的合法性。

二○○七年三月四日《南方都市报》在显要版面报道（记者田霜月）：「人大代表官多民少」——三月三日，全国人大代表邓明义表示，她将向本次会议建议，修改《选举法》，增加条款限制政府官员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数量，因为「政府官员已佔代表总数的50%以上，真正基层代表的名额偏少。」「既然大多数人大代表来自政府官员，很难想象这些代表能够很好地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邓明义说，由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不完善，使得人大代表的产生存在一些问题，造成目前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所佔比例很大。邓明义以她所瞭解的一个代表团为例说明，该省代表团共一六○名代表，其中中直机关代表为十五名，省直机关代表为五十二名，佔该省代表团代表总数的42%，再加上二十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各佔一个代表名额，中直、省直机关和市长代表就有八十八名（这还不算除此之外的地方政府官员），佔代表总数的55%.「既然大多数人大代表来自政府官员，很难想象这些代表能够很好地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或者监督上级，从利益关系上就很难对「一府两院」提出建议、批评或意见。」人们认为邓明义列举「人大代表官多民少」是一个普遍事实，「两会」缺乏合法性是一个久已存在的严重违法问题.

黄德明大胆声援邓明义

从记者报道中没有披露邓明义的身份和所在地区来看，邓明义是冒着风险在为民请民。好在邓明义并非孤立无援，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就即时公开大胆声援邓明义——《南方都市报》在邓明义新闻后接着以《老闆「变」农民进人大》为题报道——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向记者透露，他将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出台有关换届选举的文件时，对代表界别的概念有比较准确的表述，不要出现农民代表不能代表农民的情况.

黄德明列举了本届人大代表变异的三大状况：一是一些人明明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是企业业主，到选代表时，却成了「一线工人」。二是早已离乡到城市经商办实业，早已不从事农村农业工作的人，也不在家乡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却以其原出生地的「农民」或「工人」身份参选代表，佔用了当地农民、工人代表名额.三是由於对「领导干部」、「干部」的职数有限制，有些地方为了让某些「领导干部」、「干部」当选代表，而将他们的身份作「调整」。「这些人大代表实际上根本不瞭解其代表的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政治诉求，他们如何能够当好代言人？」黄德明对邓明义的公开大胆声援，使「两会」缺乏合法性的质疑在民间掀起热潮。

网民纷纷跟贴力挺

几天来的事实证明，邓明义、黄德明在二○○七两会的「造反」行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英雄所见略同，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心声，因为全国各地将要在二○○七年下半年开始启动酝酿推荐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工作，人们皆希望「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的伪民主局面有所改变。各网立即出现了一个声援邓明义、黄德明质疑「两会」合法性的热潮。请看一些网民的跟贴——

「刀剑英雄」——简直就是和平演变！

「砸锅匠」——如今的人大代表是官多民少、富人多穷人少，不利於「三个代表」。

红酥手，黄藤酒——这是现状，你能改变还是我能改变，还是某个官员就可以改变的？我看现在老百姓是有话不敢说，官们是指鹿为马呀。

好汉——他们真的是人民选出来的？

金城武之鬼武者——决对！不是！！！

邀月居士——问得好！我们一直也搞不清，有时本地代表怎么代表的我们？也不清楚他们都是谁呀？

文革派——谁说这不是民主？

精装本——以后改为「官大代表」多好啊？

……

一些网友更是深入追究，以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作客新华网提出「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为由，纷纷谴责「人大代表官多民少」。

有帖披露张全景曾透露：「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

有题为《贫困县十一位副县长折射八大官场现象》说，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十一个副县长，无论任职还是挂职，每个人都有自己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单独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配一台液晶台式电脑，一个壁式空调，每年有二万元的招待费，如此待遇，十几个正副县长一年要花多少钱？官帽子是平衡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专职还是挂职，都是为了达到一种畸形平衡，是在用官帽子管理人，平衡各方利益。

二○○七年三月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两篇读者「来论」，将邓明义、黄德明在二○○七两会的「造反」行动引向深入。

「彭水诗案」与物极必反

马赛克的《有必要将「彭水诗案」列为「两会」议题》，透露了一个新信息和发起一个新倡议——「既然负责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将有碍於民主政治的「彭水诗案」问题带进了全国「两会」，那么我想，作为本来就是意在充分体现民主制度的全国「两会」，就应将「彭水诗案」之类与民主制度严重背道而驰的「反民主」现象，列为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重要议题，让代表和委员们都来议一议、驳一驳发生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的这种「反民主」现象。」

柏墉的《「彭水诗案」仅仅是蓝庆华心胸狭窄吗？》提醒：三月三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先生对媒体说，「彭水诗案」反映出当事官员「蓝庆华心胸狭窄的个性」，这种把「彭水诗案」这样一个极其恶劣的事件仅仅归因於蓝庆华个人的心胸狭窄，笔者总觉得欠妥。很简单的道理，即使他心胸再狭窄，如果他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如果他知道那将会有十分消极的后果，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他还会去做吗？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失声年代」：文革之前的两次，一次是宋朝理宗宝庆初年（公元一二二五年），到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整整十年，因丞相史弥远制造娇诏废去太子的「济邸之冤」，从此禁止朝野的文人士大夫写诗，整整十年，天下没有诗人的歌唱。

第二个天地失声的案例是一段七年空白，没有颂经声，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时间是，公元四四六年到四五二年。起因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颁佈残忍的《灭佛诏》。

二○○三年「胡温新政」以来，一反「新君登基大赦天下」的传统，文网空前收紧，言路日暮途穷，到二○○六年底，竟然出现「禁书八本」之新风波，眼看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失声年代」已然到来。不料物极必反，连体制内人也纷纷被逼上梁山，先有章诒和、袁鹰等文人愤然抗争，又有邓明义、黄德明等人大代表在二○○七两会的「造反」行动。看来，「胡温新政」能否顺利实现中国第四个「失声年代」，还大有变数。

二○○七年三月五日於深圳「早叫庐」

首发动向杂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给世界带来的最大的变化莫过於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突然瓦解。许多人认为，随着苏东集团的瓦解，持续了近五十年的冷战也就从此结束了。冷战结束后，不少人天真地认为，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从此也结束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根据是，在经济上，几乎所有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在全身心地拥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不是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就是正在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种情绪，充分表现在着名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名着「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他在书中声称，人类历史的变化将再无新意可言，因为人类在意识形态上的发展与争论已告终结.过去一百年来，人类的历史是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的斗争之中发展的。现在，自由主义已经击败了共产主义，自由理念与民主政治已成为举世公认的道理。人类已经进入了「后历史」时期，这个世界将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理念冲突。

当然，福山并没有幼稚到闭眼不见现存的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他将西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东亚的「新专制主义」列为当代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两大威胁.但是，他在当时所没有能够估计到的是，这种威胁事实上正在演变为一场新的冷战。而代替苏联成为反对世界民主自由理念的主要冷战对手的，正是继承了一党专政制度衣钵的北京政权。

正在形成的第二次冷战与第一次冷战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制度上一脉相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这本是中国人对自己政府的调侃，但是却也千真万确地道出了北京政权在第二次冷战中的集权阵营的旗手地位。北京正在通过强化与非洲、拉丁美洲等现存的集权政权的关系，通过抵制和限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各地独裁政权的制裁，重振一个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对抗的阵营.这个阵营的政权，与前苏东集团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剥夺民众的民主权利，依靠警察和军队来治理国家，压制新闻自由，实行一党专政。

北京在第二次冷战中作为集权阵营的旗手地位，也能够从那些西方国家内部的左派知识分子的态度得到体现.过去西方的左派们视斯大林模式的苏联为他们的精神家园.苏东集团顷刻瓦解的时候，他们个个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现在，集权的北京政权则成为了他们的全部希望。他们处心积虑地杜撰出了一个所谓的北京共识，来为世界上的集权政权涂脂抹粉。所谓的北京共识的核心就是反对自由民主的价值，它是集权阵营在第二次冷战中的政治纲领.

与第一次冷战不同，第二次冷战中的集权阵营不再完全地排斥市场经济制度。相反，他们正在试图利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所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来拉拢他们一贯视为仇敌的国际和国内资本，来挽救集权的政治制度，来对抗自由民主的价值。面对这种变种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阵营一时尚未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西方政治家被第一次冷战中民主阵营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时间，「冷战思维」在国际关系上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问题是，新的冷战已经在进行，没有适应新形势的「新冷战思维」，自由民主阵营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年度两会又热闹登场，《物权法》草案是今年会内会外的争论热点。《物权法》草案提出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都受公平保护。有人欢呼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一种进步，对稳定社会有重要意义。反对者认为该法是保护了带有原罪的个人资产，或将贪官财产合法化。也有人认为“打狗棍”和“宝马”不应同等对待，等等。

其实，这个《物权法》究竟有多少权威性，能起到什么作用，很多方面是可以预知的。中国并不缺乏“法”，但很多时候，“法”是表面的，潜规则才是实质的，而党法才是各法的总则。在党法之下，《宪法》失去了权威，各种“文件”、“条例”、“通知”、司法部门、党政机构，都可以随意取代《宪法》，对锁定目标进行任意定夺。就在《物权法》闪亮登场时，两会门外就有大批因私有财产被侵占而到京请愿的冤民，难道他们的案情，还要引用《物权法》才能解决吗？记得前几年，天子脚下就有被拆迁者，手举《宪法》誓死抗议强拆，最后房子和《宪法》一同被推土机摧毁。难道《物权法》之前的个人财产就不算财产，可以随意强取？而那些通过巧取豪夺敛得亿万家财的贪官，需要《物权法》来确认他的财产吗？再说，与时俱进的贪官，财产存国外，或给老婆、二奶及孩子开公司，或供儿孙在国外挥霍，自己“两袖清风”，比当下的民工还清贫，比以前的焦裕禄还廉洁奉公。还有，中国的权力也代表着财权，国家资财随便用，只要上下打点得当，连嫖赌饮吹都公费报销。中国的官，不要私人财产也活得比谁都得意。

说到底，如果不限制党权官权，彰显人权，那些冠冕堂皇的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宪法》规定有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但君不见，广播电视及出版媒体，全由政府垄断，有损党尊的报道，统统禁止。现在出现个互联网，上网的人亦读亦写，挑战党的权威和传播限制，让政府大为恐慌。于是乎，金盾工程、上网验身等等措施马上出笼。连外国互联网络公司进入中国也得守党法，随时交出上网用户的私人资料，中国顿时成为关押网络异议人士最多的国家。这还有什么言论自由？中国政府也明文规定允许上访，但政府又允许各地的截访警察在上访办门口“截待”上访者。多次“屡教不改”的上访者，还被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送劳教，或送精神病院，而这些施暴者却不受法律制裁。

除了公民的社会权利，中国人连身体也不属于自己。《宪法》、《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规定公民有计划生育的义务，这个义务比人的生育权还大，规定城镇居民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因此，女人的肚子就受党来支配，何时怀孕、何时生产，违规者罚。巨额罚款算是最“文明”的手段了，在乡下，强制堕胎、结扎、关押、毁房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一方冤民讨公道的陈光诚，曝光临沂的计划生育黑幕，却被构陷坐牢。两会的代表，谁替他说过半句话，又谁替临沂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起草个什么“子宫产权法”?自己的肚子都不属于自己，还谈什么《物权法》？在两会上提议把“三八妇女节”改为“三八女人节”的代表，你连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人权迫害都视而不见，还如何倡导女权，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再说现在越来越受国际关注的劳改制度，其黑暗程度也令人发指。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犯人被司法机构变成奴工。一个本为“通过劳动改造犯人”的地方，成为一个明目张胆剥削犯人的的集中营。死囚的器官也成为公检法医的生财宝库。中国官方也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绝大多数来自死囚。尽管司法部门辩称死囚“自愿捐献”，但身不由己的犯人，还有什么不自愿可言？不少中国人在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时，却无视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人道精神，只知道这些罪犯本该如此，而不去思考这种制度是否合法。一个执行国家公义权力的机构可以免受法律的限制，社会还有什么章法可循？继美国国会2005通过法案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后，德国议会5月份也将提案谴责劳改制度，这可不是外国人多管闲事，而是外国人也不能容忍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发生在人权也要全球化的时代。

总之，越过人权谈物权，超其量不过又是一场秀，大家大可不必太认真了。

歌声 　　　　　　　　　　　　　　　ma chere 　　　　　　　　　这歌声来自流浪的旅途， 　　　　　　　　　来自早已沦陷的故乡。 　　　　　　　　　你不要忘记， 　　　　　　　　　那孤寂的荒野和肮脏的城市。 　　　　　　　　　我曾经来过， 　　　　　　　　　然后远远离去。 　　　　　　　　　南风吹散了， 　　　　　　　　　一个又一个冬天。 　　　　　　　　　在草原或者流沙深处， 　　　　　　　　　一定有什么远古的消息， 　　　　　　　　　依旧未曾被遗忘。 　　　　　　　　　对岸有来不及盛开的蓓蕾， 　　　　　　　　　也许自由 　　　　　　　　　就在那残雪远走的瞬间燃烧。 　　　　　　　　　停留片刻吧！ 　　　　　　　　　你是那样的美。 　　　　　　　　　我愿意翻越巴颜喀拉山， 　　　　　　　　　在化冻的雪线上， 　　　　　　　　　寻找你未能带走的印迹。 　　　　　　　　　如今一切消融了， 　　　　　　　　　甚至， 　　　　　　　　　连那脚下的道路。 　　　　　　　　　仿佛是你的笑靥， 　　　　　　　　　还有我， 　　　　　　　　　撒向无尽长路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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