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直想写写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但是捉笔数次，皆半途而废，脑中拼图般充塞了与她相关的信息，多而芜杂，难理头绪。放假和一群艺术家们到羌寨采风，行程中又争论起墨西哥这朵“坚韧的破碎之花”。回家后再次翻看《弗里达》传记书（[美]海登。赫雷拉/著 夏雨/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 38.00元）和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碟片。从急雨般的音乐声中，从那座著名的有着魅丽的蓝墙、红窗框、绿窗格、仙人掌、木偶、孔雀、狒狒……的蓝房子开始，弗里达。卡洛的世界直撞入人我的肺腑，我顺畅的拿起了笔。这是放了放的好处，我们可以更冷静的对待欢喜的人，不至于语无伦次。

不知别人怎样？我个人对那些非凡的人，尤其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总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去解读，读来读去，不由的叹服：上帝他老人家用来塑造他们的泥土可着实要特殊奇异些？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这些卓越的人物，他们自身就是一部传奇，一个个文化奇观。我一回回傻里傻气的独行在他们独具特色的世界里，慨然生敬。想想，人生多的是不如意，能把自己的情绪时不时寄托在这些高贵卓越的品格上，拥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境，也可自喜一番了。

你如果没看过弗里达。卡洛本人的照片，没有关系，你看了她的画，便能识得她的相貌、她的着装、她的内心。她的生活思想统统全都在画中，这是个疯狂而又清醒地迷恋自我的画家，作品的大半是自画像。她把自己塑造成不同的角色，穿上不同的服装，完成不同的使命。这些角色既揭示了她真实的自我，又透着深刻的自省，还有着一种荒凉、穿透和直接的暴力，任情展示她的伤痛和坚忍。乔斯。莫雷诺维拉说：“要将她的生活与她的艺术分割开来是很困难的，她的画就是她的自传。”

她曾说：“她的人生有两大意外，一是车祸，一是遇上她的丈夫迪戈”的确，1925年9月17日发生的那场所车祸，凄厉的改写了她的生活，随后的日子就是与身体的万般惨痛作坚毅卓绝的博斗，这也是她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因其切心之苦，其画作自能异常惊人，有着强烈的撒心烈肺的感染力。电影中的车祸一幕是这样的：撞击后的画面飞舞着金粉，定格下来，一个扶手像剑一样刺入她的身体，瘦小的卡洛虾一样卷缩着，在剧烈的痛苦中扭曲着，生生被撞碎了，这时狰狞的死神在空中旋舞（成功的模拟了弗里达弗画中的超现实成份），我不禁潸然泪下。这位在学校过道里像鸟一样蹦跳的青春美少女，被层层叠叠的石膏裹成了一个白色粽子，不能动弹，像是被置于石棺中，这样一动不动的朝天躺了一个月。此后在这身体上大大小小做了几十次的外科手术，穿了28件矫形胸衣，那件钢制的我们可以在她画中看到。从个人生活上车祸当然是极度不幸的，但从艺术上来讲这不幸和痛却成功造就了她的艺术。

她说：“我碎了，但只要能绘画我就愿意这样活着。”绘画艺术的确让她对痛苦的承受力超乎想象。永不屈服，“死亡，只当你害怕的时候才存在”。她有着狂野的气质，画作中那些凄厉摄人的眼神，神秘的符号、血、奇形怪状的植物和怪胎向我们压来，直让人看得惊心动魄。同时她又有幽默和嘲讽的气质，她讲：“开怀大笑是无与伦比的。它是一种力量，一种自我放逐的力量，一种自我放松。悲伤是最荒唐的事。” 幽默，如同希望一样，是她从艰难的生活中坚持下来的支柱。将一种痉挛痛恨与开怀大笑结合，这类辛辣的机智充斥于墨西哥通俗文化中，比如生活中墨西哥人最爱讲这样的笑话：“某人为他的朋友治好了习惯性偏头痛，方法是用手枪射击他的脑袋”等等。

这不禁让人想到美国那位言说人类永不退场之孤独的女作家－卡森&#8226；麦卡勒斯，同样的受病痛磨折，同样的坚韧执着，同样的双性恋（传说弗里达的同性恋人中有美国女画家乔治亚。奥基夫）。她们都用艺术来对抗身体的残缺和疼痛，用艺术驱散死亡的阴影。面对她们，我确实油然生出敬意。她们的作品和人生中渗透出来的那种顽强抗争的气息，相当撼人。

我们知道近代拉美的文学成就是惊人的，拉美美术一样令人着迷，这块土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多种文化的完美交融，由此使得它上面的艺术之树强壮、神秘、活力四射。弗里达是这块丰饶的土壤中绽放的一朵奇皅.她的画作很拉美。她的服装就更拉美了，这也成了她向世界表述墨西哥文化的一种方式。她一直穿特旺纳印第安纳女人的服装：绚丽的披肩，花纹繁复的短衣，摇曳的长裙，斑斓的各类南美项链与戒指，发辫上层出不穷的绸缎带子、鲜花和饰品。出现在公众场合，她总是这样盛装，所以虽然个头小小，但绝对眩目，绝对焦点，让你殊难忘却。

女性艺术常常意味着柔软、细腻、温情、肤浅、被动以及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的、感性的或装饰的主题范围，缺少创造力量、哲理深度、缺乏关注社会民族命运的远大胸怀。但是作为女画家的弗里达克服了缼陷，超越出来了，她用全身心拥抱“墨西哥精神”，对本土文化有着强烈认同。同时是一个政治观念激进，满腔热血，深具社会良心的艺术家。既使坐在轮椅上，她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生活对弗里达是残酷的，但也是绘画的创造的激荡的。祝愿她在天国已经脱离人世的痛，化茧成蝶。正如她最后留给我们的话：

但愿离去是幸

但愿永远不归来。

 

即将在今日抵达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的印裔女作家奇兰。德塞(KiranDesai)，最近凭折桂2006年英国布克小说奖的作品《失去之所得》(The InheritanceofLoss)，再获主流评论界认可———摘取了第33届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的最佳小说奖。

奇兰。德塞这本以“全球化背景下的错位”为主题的第二部小说《失去之所得》，叙写的是后殖民时期的印度及同时代的美国。这位布克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得主表示，自己为《失去之所得》接连的好运感到担忧。在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的颁奖现场，奇兰。德塞即席背诵了博尔赫斯的一段诗：“宁静的乖张，比我的影更沉默，当我穿过傲然索要的人群。”创始于197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不设奖金，但被视为美国国内“德高望重”的文学奖。

 

蛰伏6年后复出首部作品、宣称365万元稿酬，加上作者肆无忌惮地到处“开炮”骂人，王朔新作《我的千岁寒》还未上市，便成为了国内出版界、读者及媒体关注的焦点。昨日，《我的千岁寒》一书作者自序《我是谁》曝光，虽然曝光部分不到4千字，但立刻被四处转载。

纵观读后留言，记者发现，大部分网友均表示“不知所云”，甚至有人戏言王朔写的是“梦话”，没有丝毫阅读价值。 然而，这似乎正好印证了之前王朔对新书的定位：只给高级知识分子看，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完全不知所云

这篇不到4千字的自序，行文属于典型的“王朔式”语言，诸如“我XX忘了我是谁了！”“XXX名人！”等市井味十足甚至不乏粗口的文字随处可见。王朔的调侃，大家深有体会，所以其粗犷文字风格不足为奇，真正让众人头晕的是自序的内容。自序针对“为何复出？”一问起笔，王朔简单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北京复兴路大院、18岁入伍参军、新书大概内容……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神秘短信交流，接下来就是宗教、哲理等等，前言不搭后语。

“这什么啊，看了几遍都没弄明白！”“王朔在说梦话吗？”“感觉没什么可读性，这样也能值365万，太离谱了吧。”……网友留言里一片质疑声，众人都称不明白王朔在表达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抱怨归抱怨，记者发现不少人还是好奇地表示愿意买书来看看，看来王朔在读者群中还是相当有影响力。

王朔：一般人看不懂

昨日，记者想就此征求王朔意见，请其本人为读者解答，但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不过，王朔之前多次公开提到过自己这本新作，读者看不明白一事似乎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我这书全是文字精华，要说美文，这叫美文，不过这书是超前的，没有点人生经历的看不懂，80后的人甭想理解，如果你是学哲学的，也许还能看懂一两分。”王朔不止一次表示，新书是只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一般人别看。

据了解，王朔新书分这几部分，分别是剧本《宫里的日子》和《梦想照进现实》、北京话版《金刚经》、小说《我的千岁寒》以及《唯物论史纲》。

书商：序不代表王朔水平

当然，“一般人看不懂”是王朔自己的观点，随后记者联系到负责《我的千岁寒》一书具体操作的书商路金波，想不到他对这书的感觉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看了半天，怎么看都觉得不像王朔写的，很难读懂。不过书里面的内容要好懂些，序的文字不是王朔最高水平的体现。”

路金波透露，王朔这几年来虽然没有发表东西，但其实他一直在写，写了大量东西，只是自己都不满意。这次出版的新书有16万多字，只选取了王朔自己满意的部分。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六祖慧能传奇悟道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是王朔用北京话来写、用物理学来解读《金刚经》全文。至于王朔为何会对佛禅、慧能感兴趣，路金波表示，王朔自己感到他与慧能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王朔现在也神神叨叨的，经常跟人讲禅啊什么的。他写慧能，其实是在写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此外，之前，同时正在操作韩寒新书的路金波本打算让王朔、韩寒的新书一块儿首发，但韩寒随即表示自己还没完成作品，不会与王朔同台亮相，然而昨日，路金波又表示韩寒可能会出席王朔新书首发式：“上周我与王朔接触，基本敲定了《我的千岁寒》首发定在上海，时间就在3月31日或4月1日，届时，不少文化名人都会来，其中韩寒出席的可能性很大。”

解读：王朔就这味儿

“这就是‘王朔式’的调侃风格，大家看得有点晕，可能是还不熟悉王朔的说话风格吧。”看过《我是谁》作者自序后，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傅恒表示，这篇序其实就是王朔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转变过程，里面虽然有些故意天马行空的成分，但熟悉王朔作品的人要理解起来也不难。“他人就这样，说话写字一个味道！”傅恒笑着说，当年到西藏参加笔会，因为道路艰险，大家在车上都提心吊胆，惟独王朔一个人嬉皮笑脸，一副不正经的样子，一路狂侃。对于网友针对王朔新书文学成分提出的质疑，傅恒表示，文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什么是文学？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就是个性。”

《我是谁》摘录

这几天经常被人问到，你去而复来，所为何来？我这次出来，所有人都对我很好，都欢迎我。我本来觉得这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你以为剃头就是和尚，当兵打仗也剃头。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会武功是么？都是大侠是么？金庸是你们爷爷是么？你们各路大侠都来，我一门三七炮废了你们全体……我这辈子受人恩惠甚多，我爸说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我知错了，从今后戒骄戒躁，勇猛精进，金刚经讲“法尚且可舍，何况非法。”瞧好儿吧，请大家盯死我，若见非法，骂死我，助我永向光明，不堕黑暗……

 

据外电报道，英国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英国人投票选出的最难读完的畅销书当中，J.K.罗琳的小说《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贝克汉姆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自传榜上有名。

共有4000名英国人参与了此次最“难啃”书籍的评选。在小说类书籍名单中，居于首位的是皮埃尔的《维农少年》，该书曾获得2003年度的布克奖，但35%的受访者说自己无法读完它；排名第二的是罗琳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32%）；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28%排在第三位。

非小说类书籍名单中，英国前内阁大臣戴维。布伦基特的回忆录《白文杰录音带》居于榜首（35%）；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次之（30%）；在英国极其畅销的球星贝克汉姆自传《我的立场》排在第三位（27%）。

同时，调查还显示，尽管普通读者一生在书本上的花费超过4000英镑，但55%的人承认，他们买书只是为了装饰，并不是因为真正想看书。此外，仅24%的人每天抽出时间阅读，而48%的人说他们因为太累而无法阅读。

 

中宣部年初召集各省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开会，下达“2007年宣传工作口径”，内容共计十七条，要求全国各级宣传部门和刊物、报纸、出版社、电视台、广播电台认真执行，不得违反。以下记述为与会者接受口头传达时的记录要点：

中宣部口头传达十七条

*今年是反右50周年。这几年的事实证明，许多对党心怀不满之人，以各种各样名义，描写并且渲染“反右”这段历史，这些人中不乏名人学者，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共产党抹黑。因此不能出版有关“反右”这段历史的回忆录和图书，也不能发表关于“反右”的文章。

*根据这几年的实际经验，社会上大有一些人，以“文革”为“突破口”，全面否定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企图进而达到其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因此，不仅不得出版这类的图书及文章，还要提高警惕。

*今后所有历史问题，必须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为依据，重温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述，体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评判历史事件只能以《历史决议》为标准，凡是违反历史决议的所谓“原始材料”和曾经发表过的文章，包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不能作为依据。凡是违反《历史决议》精神的图书和文章，今后都不能发表。

*专门记述现任和前任中央领导人的图书，今后一律应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除《中央文献出版社》外，海内外未经审定出版物有关中央领导人的专门论述与材料，原则上不得引用、撰文介绍以及发行国内版。

*关于回忆现任和前任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不论是本人、亲属、秘书还是友人写的，一律要由作者本人，亲自持身份证到新闻出版总署填表申报。未经批准发表的，不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印刷，或以电子形式传播；更不能到境外发表。

*不要发表渲染富豪奢侈生活的作品；有些作品为了销路以物质享受和低级趣味为荣，还有些过分渲染腐败“贪官”的奢侈生活，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很容易被人利用。

*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目前中国正在外交上努力与日本打开冷淡僵持局面，因此在宣传口径上要慎重、再慎重，不得煽动仇日情绪。

*不要擅自评论外国以及境外的事物，事事要先考虑在国内外的影响，以防引起政治事件。

*对于边界问题，涉外出版物要特别慎重，尤其是地图中的边界，东有台湾岛、南有南海、西有西藏新疆、北有中俄边界，都不要出差错，否则会给敌视中国的势力所利用。

*所有有关军事的专门图书，特别是有关我军军力、技术装备的图书，今后只能由军事部门领导的出版社出版。

*宣传传统农历“猪年”也要注意，要努力防止伤害伊斯兰兄弟民族的感情。

暴露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个口径虽然只有寥寥十几条，却说明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说明新闻出版署工作人员前些日子放出来的风声——所谓中国“不存在查禁的问题”——纯属谎言。中宣部的胃口大得很，非但想禁几本书，干脆想禁绝一切能使人们回忆起反右和文革的书，进而禁绝一切所谓“不符合历史决议”的文章。

第二，说明中宣部已经公然抛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在中宣部的眼里和嘴里，历史决议已经反过来变成为歪曲事实、扼杀言论和愚弄人民的“标准”的武器和工具了。

第三，说明中宣部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差。以致，连《人民日报》也“不能作为依据”了；连“现任和前任中央领导人”中“本人、亲属、秘书还是友人写的”回忆文章，也必须“亲自持身份证到新闻出版总署填表申报”立案送审了。中国之大，而今而后，尚可继续得到中宣部信赖和依靠的出版社，唯有中央文献出版社一家而已。

第四，说明“出事”的漏洞越来越多，中宣部越来越怕，胆子越来越小。非但有沉重的历史旧账无法应付，而且面对着民族的、军事的、国际的种种陷阱和漩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不尽的忧虑，无穷的恐惧。其中所谓对日关系“慎重再慎重”之说，活脱表演了外强中乾、左右为难的窘态。

第五，连“渲染富豪和贪官奢侈生活的作品”也在查禁之内，说明中宣部此刻最恐惧的是贫富的鸿沟和人民的愤怒。有朝一日，恐怕得乾脆效法大清朝，把描写朱门破落的《红楼梦》和描写黄巾揭竿、梁山聚义的《三国》、《水浒》统统下个禁书令，岂不结了！

第六，说明中宣部终于为中国人民做好了囚禁言论和封闭思想的笼子。凡是中国人民，除开党的一个决议以外，不得有思想，不得有历史。连几十年前的历史都成了禁区，讨论现实问题的自由当然全部封杀。

第七，说明中宣部已经下决心和“依法治国”对着干，下决心撕毁《国家赔偿法》。连“反右”两个字都禁止你们提，哪里还会主动承认自己犯法！哪里还会主动给你们五十万位受害者和你们的家属搞什么赔偿！除非你们起来力争，除非在国际国内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无地可藏之势！

第八，说明中宣部已经下决心和本国宪法对着干，和本国政府已经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对着干，什么“公民权利”，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统统都是骗骗老百姓、骗骗外国人的！

第九，中宣部的口径，当然不仅仅代表中宣一个部。如果违反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意旨，口径就无法下达，即使下达也必然立即撤销，而且必须唯部长是问。既然没有发生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我们就只能把它视为当今中共中央的主旋律。因此，以这个口径为根据，我们就可以八九不离十，摸清楚中共二零零七年的脉搏，预见到中共十七大的胚胎和模样了。

第十，以上都说明了中宣部所秉承的党中央的走向。年初章诒和慨然要禁书当局“拿出法律来”，高耀傑医生坚持不向限制她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当局低头，表达了民心民意的走向。她们为维护公民权利而依法力争的胜利，标志着可喜的前景。按照宪法的庄严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应该“属於人民”。但是，按照中宣部的口径，显然应该由这个口径来主沉浮。中宣部也许有权力主宰一时的沉浮，但是，肯定没有本领创造中国的历史。依靠禁书而禁出和谐社会的先例，古今中外都没有出现过。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3月号

 

一个月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刚过75岁生日。眼前的他脸色红润，思维敏捷，毫无老态。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袁伟时特别爱笑。

早在10多年前，袁伟时就离休在家，做了“居家男人”。除了20年前担任过行政职务——受命赴中山市创办中山大学分校并任首任院长——外，他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愈到晚年，愈是绚烂。

袁伟时语录

我的责任是拨乱反正，努力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他们（那些所谓的“当代大儒”）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

记：用一句话概括您的一生，您会怎么说？

袁：读书、买书、教书、写书，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拨乱反正，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这就是我的一生。

记：迄今为止，你出了多少部书？

袁：九部。除两部外，都是离休后出版的。其中《晚清大变局》曾两度出增订版，都增加了不少内容。

谈自己：经济系毕业的著名史学家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读中学时，袁伟时就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读后深信不疑，并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记：您能谈谈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吗？

袁：我1931年出生在广东兴宁县，家乡是开门见山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我念的是兴宁县罗岗区中心小学，学校图书馆有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我一本一本借来读，受益很大。1947年到广州念高中，天地就开阔了。历史、哲学，还有中外小说、诗歌，念了一大堆；《观察》和《世界知识》每一期都买来读。

记：后来呢？

袁：1950年高中毕业，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一心一意想参加经济建设。本科毕业工作一年后去复旦大学读研究生。1957年研究班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运动接着运动，浪费了20年的青春岁月。“文革”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我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这一领域“左”祸猖獗，虚假的东西太多。我的责任是拨乱反正，努力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谈学术：推翻卖国贼定论

袁伟时的著作中，影响最大、同时争议最大的是《晚清大变局》。李鸿章、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在权威话语体系中早有定论，在他笔下，样子都变了。他们不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或不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记：晚清研究中，您提出哪些新问题，得出哪些新结论？

袁：我的研究首先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东西，无法说服别人。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从道光皇帝到曾国藩、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从清末到民国，朝野上下都视曾国藩为完人，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偏偏要给他戴上卖国贼的歪帽子？张之洞、梁启超都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异口同声赞颂他的事功，这里有什么秘密？人们赞赏康、梁，但他们的思想明明渊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为什么后者却被谴责为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问题一大箩，我都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人们普遍认为您翻了许多大案，震撼性地颠覆了过往的结论。

袁：斑驳陆离的颜色都是后人涂上去的。我只是用史实说话，擦掉粉彩，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干扰太深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太多。不必苛责个人，环境误人啊。

记：您对“国学”好像特别反感？从2004年批评《甲申文化宣言》开始，国学院啦，读经啦，都重炮轰击，写的文章不少。

袁：与人们的猜测相反，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医药等等是喜爱的。家里所挂字画，也明白显示了这一点。道家的虚静，是我修身的精神支柱之一。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儒家那种扼杀生机的等级制度和观念。对外封闭，对内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贫弱的基本根源。在制度层面上，不坚决冲破已经腐朽和制度化的传统，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而当下许多“国学”提倡者，恰恰冀图在制度建构上，以儒家那一套抵制与国际接轨。那些所谓的“当代大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和最大缺失都缺乏了解。“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达到这一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致力于培植多元文化，而追求儒家的独霸地位。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把读儒家经典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们不知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缺失和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的两大软肋，还要火上加油，把文字和内容都很艰深并且浸透服从和恭顺精神的儒家典籍强加给孩子们。

谈养生：“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拍摄袁伟时的晨练是件苦差事。凌晨6点多到达中山大学教工宿舍时，他已在楼下等着我们了。那时天还没亮。袁伟时的晨练，就是在校园里快走一小时。在黑乎乎的校园里穿行，我们必须小跑才跟得上他。

晨练回来路上，袁伟时拐到菜场顺便买菜。他说家里买东西都是老婆开订单，自己负责采购。回家后，袁伟时吃自己独家发明的营养早餐，用燕麦、脱脂奶粉、玉米粥调配而成。他说自己心脏、血压非常正常，就得益于这个发明。

记：你精神这么好，还不断有新作问世，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袁：养生的道理都是老生常谈，真正的秘诀是坚持。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良好；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平和。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我最喜爱的格言是：“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广州人喜欢说：“天跌下来当被冚（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谚语蕴含着可贵的智慧。

饮食方面我是一等良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动物内脏和动物油、不吃辣，这是四不。还有五多：多吃青菜、水果、鱼、奶、杂粮。每天早晨，我是菜市场最早的顾客之一，把最新鲜的食品带回家。

我每天早睡早起，起来就做一套广播操。广播操是堪与太极拳比美的发明，常做可以远离各种关节病。然后走一小时路，步速很快。回来工作，主要是看书和写文章。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左右，继续工作。晚饭后再做一遍广播操，又走一小时，然后工作，11点睡觉。保持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从来没吃过安眠药。我给自己定下的标准是：“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论到美国的崛起和强大，人们常说两百多年就让美国成了世界的超级大国。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美国的建立者并非是两百多年前从空中降落在北美，他们有自己的根，他们的根就来自欧洲，他们的价值观来自于西方文明，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自然属于西方，为什么当今美国是西方文明的延伸，为什么当今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

因此，对于美国的崛起，几千年的西方文明是其根源，但如果今天的美国仍然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也就没有一个强大美国的崛起，如果美国仍然照搬当时欧洲的制度，也没有今天的美国的地位，如果美国不在自身的制度上有所突破，也没有今天的美国。一句话，如果美国没有在制度上的创新的话，美国不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更不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

解读美国的创新精神，并非需要在当代学者和现今美国社会去寻找，一位名叫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法国贵族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曾经对美国做了九个月的访问，并写出了两卷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名为《美国民主》，其实就是对美国在制度创新上非常深入和详细研究，至今是研究美国政治和历史必读的经典。

托克维尔比较北美这块大陆上三个国家即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他得出一个颇有意思的结论，在地理上这三个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差异来自三个地域上的人的分别，尽管三个地域上的定居者最初都来自欧洲，可他们却在北美这个新大陆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起紧密和稳定的社会，人们居住得非常集中，尽量保留欧洲的传统和习俗，但在美国的定居者和移民却住得比较松散，他们大都不安于现状，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总是在旧的文明之上创立新概念和新的边界，这就是美国胜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最重要的方面。

按托克维尔的观察，同样有欧洲血缘的美国定居者与欧洲人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尽管欧洲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仍然是一个等级制度严格的社会，而托克维尔在美国却见不到欧洲那样的等级社会，作为贵族的他，托克维尔不可想象他可以在美国这块大陆上去面对一个新社会的挑战，他可以作为一个访问者乘坐颠簸的马车在美国大陆上奔波，但他实在难以放弃自己贵族的身分。

托克维尔还惊讶地发现，美国是最追求自由、最崇尚个人主义、最喜爱物质生活，但同时也是最有宗教情节的国家。在欧洲，宗教通常是与政府在一起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官方的宗教和国家教会，当改革和革命发生的时候，宗教与政府一起遭到攻击，而在政府也借宗教对人民进行统治，英国国王不仅要管理世俗的国家，而且还试图管理英国人的灵魂，也就造成了清教徒的逃离。但是，在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却是与欧洲有完全的不同，其实可以说美国建立起的宗教与政府的关系是西方文明过程中的一种巨大的创新。

在美国的国父当中，有基督教的信仰者，也有自然神论者等其他信仰，他们所构思的美国，既需要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但国家不要在宗教上进行管理。美国初期最主要的两个的两个文件中，一个是有宗教意义的独立宣言，人的权力(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来自创造者；另一个是完全世俗的文件，那就是美国的宪法，不仅在宪法中找不到任何的宗教字眼，而且后来还加上了“国会不能建立国家的宗教，也不能限制宗教的自由”的修正案。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这样的政教分开反而让两者相辅相成，托克维尔得出的结论是，人在社会上有越大的自由，人就需要更大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在美国就来自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道德价值观念。

制度的创新并非是对传统彻底和完全的抛弃，也不是毫无边界的从无到有，而是在传统基础之上的创新，并且有传统作为创新的边界。相对于欧洲，美国对贵族的等级制度的抛弃，在个人平等上的创新，其实是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争取的个人权力上的发展，但又通过独立宣言中“创造者授人权力”给个人权力的来源上增加了宗教传统的限制，同时也要杜绝创造者之下的相互的权力剥夺，更是要限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美国宪法定义美国政府是一个世俗的政府，美国法律也无宗教意义上解释，但个人与社会仍然保持了西方宗教的传统，其道德和价值观也有传统宗教有明确的关系，这也无疑是在传统的边界里的一种创新。

马克斯·韦伯建立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美国人突破物质禁欲主义，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一方面经济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利益驱动的冰冷的社会，可美国还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慈善的社会。因此，美国既是充满竞争又讲究慈善的社会，美国也就有在商业上最大限度积财的富人，同一个富人又会是慈善上最大限度散财的人，过去有钢铁大王卡内基，当今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更重要的是，美国慈善事业并非是盖茨这样富人的专利，普通的美国人也都阶级参与慈善公益事业。

制度创新的活力带来了美国在科技和商业上的创新，从而构成的国家创新的三个重要方面：制度、科技和商业。在制度创新与科技、商业创新之间，应该是制度先行。鼓励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为科技和商业上的创新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商业为例，没有自由经济体制下的风险投资体系，今天也就没有微软、没有Yahoo、没有Google。

因此，美国是一个即宗教又世俗的国家，美国是一即充满竞争又有公益慈善的社会，这就是美国在西方文明之上的最重要的创新。

 

现在的一些人们，已经很自然地把钱锺书和”大师”这个称谓连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成为”大师”，仿佛就领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写满大师名字的陈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脚，就即刻人神共愤。本来，任何学者，作家，艺术家都需要经过他人，后辈，尤其是时间的评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萨特的左倾，都如此，后代原谅不原谅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师”的帽子，奉着”文化昆仑”的头衔，当然免不了别人要来怀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于后，修筑神坛在先，才有请下神坛的必要。

钱锺书毫无疑义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原本生活在个人的学术世界中，自人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仿佛在一夜之间，借着大众传媒的推动发现了他，他晦涩难懂的著作被看成学术的高峰，他的小说成为畅销书，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其说是钱锺书的学术和文学造诣征服了大众，倒不如说是大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们内心中对于”大师”总是难免崇拜的，然而，几十年的风云变换，能称得上大师而又能为人们熟知的人毕竟寥寥无几，而向往大师的人又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时候，钱锺书博古通今的学养，书卷气的幽默，非政治的学术和小说艺术让读厌了宏大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人们有种顿然开朗的感觉。和其他在政治风潮中东倒西歪的作家学者们相比，钱锺书的走红，正以那种非政治的，超然的学术追求和个体独立形象契合了厌倦形形色色的政治，”躲避崇高”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锺书诚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识份子的”昆仑”来看，似乎他又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杨绛的回忆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勾画出一个钱锺书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似乎缺少点什么，或者说，并没有人们期待的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以为，这种精神力量应当来自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对现实苦难的敏锐感觉。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时候，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在《罪与罚》中，陀氏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困惑，犯罪，逃避，最终获得爱情和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穷人的困窘和绝望，社会的不公，也有忠诚，而最大的忠诚，却是来自最下层的妓女索尼娅的爱情。另一位文学家托尔斯泰则一生都为自己的贵族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而痛苦，寻求社会改造之道。晚年因为内心的煎熬放弃遗产离家出走。这种力量更应当来自内心的激情。鲁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讽刺著名的，但在许广平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却说鲁迅的缺点是”太敏感，太热情”，太容易愤怒。鲁迅是太热情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对鲁迅的真正了解。《围城》的结构有问题也好，作者幽默过多，干预情节也罢，都掩盖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没有的，正是名著应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当我们读《阿Q正传》的时候，是笑中带泪，最后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写吕纬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激进青年蜕变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落魄文人，吕纬甫悲剧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个性软弱，但这一蜕变过程通过对话，回忆的步步揭示，却让人逐步体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体幻灭过程，并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个不断追求而又不断幻灭的过程中才丰满起来。又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渐压抑和扭曲的蜕变过程。而方鸿渐这个人物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理和性格发展的逻辑与纵深，从一开始到最后，尽管经历了丧妻，出国，留学，回国，工作，结婚等等重大的外在变故和时间的延续，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过且过，不真正快乐，也不真正不快乐，无所谓追求，也无所谓不追求。这样，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种现象，赋予它社会意义，而是在单纯地，平面地展览和把玩一个灰色人物的种种弱态，并衬以一群灰色人物的丑态，供作者自娱，如杨绛回忆的，钱每写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美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之不能从通俗讽刺小说成为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正在于既没有展现美，也就无从展现美的毁灭。不少读者在方鸿渐身上看见知识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买假文凭也看成是知识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剧，是不是太离谱了呢？一个连文凭都敢造假的人，谈何清高？方鸿渐的人生是有荒诞意味的，这似乎也是钱锺书着力想强调的一点，但是方鸿渐的荒诞却又没有同时期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关键的，关于理性与对抗，以及对意义的探求的成分，没有加谬的《局外人》中的那种启迪。那么，塑造这样一个既无能又没有基本道德底线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围城》完全没有同时代中国作家作家如沈从文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违背了明末清初文学，如《牡丹亭》，《红楼梦》，《镜花缘》，《三言二拍》中对女性进行正面塑造，并以此来反讽男性社会的传统。除了对唐晓芙稍留情面，从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范小姐，到孙的姑母，个个女人刁钻狡猾，诡计多端，看不到真心和真性情。杨绛竟还解释说，”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叫鲍小姐。”如果一个男性作家对自己并非刻意否定的女性角色都采取这样一种不屑的态度，小说能否真正打动人，实在是成问题的。从社会阶级角度看，《围城》也看不见《儒林外史》里那种对下层人民进行的正面塑造，所有人一律都是受嘲弄的对象。委琐和丑态，固然也是人类这种”两足无毛动物”根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从语言技巧上看，《围城》是精致的，但恰恰犯了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毛病：”过度精致化而麻木。”（徐贲语）尽管写的是一群知识份子，小说却始终不过是一本通俗作品而已。人们之需要文学名著，并不单是为看到个个角色都委琐，阴暗，俗气，然后被连篇累牍的俏皮话弄到”我笑，他也笑”，最后感叹人生无奈，还是要找到真切的爱与恨，找到一点美与力量，找到一点点的理想主义……否则，何以需要托尔斯泰，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倍克?

杨绛的文字中的钱锺书，仿佛就是一个没有激情也没有愤怒的人，再大的变动，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过且过。值得注意的是，杨绛说，钱锺书读书看到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从没见到他看书流泪。”而钱瑗手书的回忆中，提到钱锺书在她幼时竟教她说法文粗话，令客人大笑。这些都似乎无意间解释了《围城》不能打动人的真正原因——作者自己不会感动，而且”幽默”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拿来寻开心，作品中怎么能有打动人的力量，”教粗话”之恶俗比起鲁迅的对待周海婴，实为天壤之别。钱杨二人以读书和著述试图超越政治活动，固然也令人钦佩，但也似乎放弃了对周遭一切的承担和关注，仅以自身的境遇作为标准。读《干校六记》读到二位老人被下放干校，从事自己不习惯也不适宜的体力劳动，不免让人有欷嘘叹惋的感觉，但自始至终，却看不到杨绛有超出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兴趣。他们还有高工资可领，有回北京的希望，而周围的农民们呢？杨绛除了轻描淡写地提到几个乡间的少年男女，根本没有去注意过农村的状况，看来五七干校真是办得失败，用杨绛自己酸不溜秋的话说，”分明是国家亏了。”

在这种自我关注发展到极至的《我们仨》中，杨绛写到他们二人在反右运动中，”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没有说错话，免去了厄运，从个人的角度看，自然是好事，但是，这就算不上是杨绛所称的”痴。”钱锺书假如真是又狂又痴， 何以能不说半句错话，而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真正又狂又痴的文人，哪个不是非自杀即被他杀，基本上都”非正常死亡”了。想到那几十万因为一两句痴言就获罪半生，”三十万言三十年”的人，钱杨二人的”先见之明”真象是讽刺：谁让那些傻瓜不象他们这么绝顶聪明呢？杨绛在写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是这样说的：”‘三年困难’期间，锺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毛选英译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我当然不是主张他们一家也应当去挨饿，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在几十年后，当年的惨况都不再是秘密的时候，还强调”高级饭”，”我们生活很优裕”，对挨饿的人没有一点关注，一点忧虑，这种心态究竟算是中式传统文人，还是西化知识份子？都不像。钱锺书的学术成就之所以突出，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因为大量有才华有学问的人没有他那样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环境，钱四十年代在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是，储安平去了哪里？但是当杨绛遗憾女儿钱瑗的天份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就算成时代的不公了：女儿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下放四清。”

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似乎个人生活能力极差，1972年才”生平第一次划火柴”，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白面书生，他们两人的生活中，在上海沦陷时期的生活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艰苦日子，再加上旧社会工作不稳定，骄傲如钱锺书，也得巴巴地等大学的聘书，而杨绛还得去当家庭教师。可以想见，能够在新中国的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中拿不低的固定工资，还能因专业水平和老同学关系去翻译毛诗毛选获得政治庇护，已是个人的大幸，自然不会在1957年去冒傻气，提什么与自己无关的意见。杨绛的文字中一再地标榜他们是超然的。但是，既然钱锺书都说了不用非要拜访下蛋的母鸡这句”名言”，杨绛又何必专门著文来解释《围城》，为什么不能超然地对待自己的著作？好比非要把这只鸡蛋代为剥开，一一指点蛋白与蛋黄，讲解下蛋的过程。钱锺书的高深莫测和杨绛的喋喋不休倒是配合默契。

他们的超然的确装得不象。在《我们仨》中，杨绛把文革后期江青如何一再邀请他们夫妇去住钓鱼台讲得非常之详尽，两页之内，竟出现好几次的”江青同志。”结果自然他们又是不去应江青之邀的，其实当时当地，就是去了也无过错，但既然不去，又很”超然”，那也就不必念念不忘拉着”江青同志”的大旗了吧。否则我们也可以质疑，为什么横扫一切的江青对他们夫妇如此礼遇？是不是因为他们一向只帮忙帮闲从不捣乱，所以值得信赖呢？杨绛写到胡乔木，就更是亲热有加了，”乔木同志”如何一次次来作客，帮助出版书。杨绛在回忆中直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承了别人的情，感谢是应当的，否则就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了。但是，看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章诒和写聂绀弩提到胡乔木为他的诗集作序后的反应：”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好好的，就让那篇序搞坏了！”我去找来了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发现胡乔木的序写得很好，评价也很高，真不知聂为何如此愤怒，为什么不知感激，但是一想到聂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又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情绪。反过来想，这样直率，不会保护自己的人不坐牢，谁坐呢？章诒和说，”聂绀弩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愤怒。”又是敏感，又是愤怒，这竟然是鲁迅与聂绀弩这两位知识份子一脉相承的共同特性！这种内心的愤怒和张力，敢于蔑视权贵的勇气，既能进研究所，又不怕进监狱的胆量，才是知识份子独立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的清华校友，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反自”，”清污”的运动中大举整肃知识界，王若水，周扬，王元化等等人都成为他的靶子，然而，在他批评作家王若望的时候，却赞扬了钱锺书，说，王若望没有象钱锺书那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2004年）。钱锺书的原话是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以政府代言人的形象教训夏志清的，”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蒸蒸日上，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书，许多事实都没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说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顾骧《晚年周扬》）这一席居高临下，官气十足的话哪里象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学术泰斗间的对话，哪里有一丝一毫幽默感，分明是一位统战官员在告诫一个流亡的反动文人。钱锺书当然知道夏志清的政治立场，也当然知道话会传到胡乔木耳中。可是，如果夏志清的思想是他希望的层面上，又怎么可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围城》如此高的评价，他应该专选现代小说中歌颂”蒸蒸日上”的文学作品才对，哪里还有钱锺书的位置。对于钱氏夫妇来说，只要自己能离开干校，能领高工资，能住部长楼，什么时代不算”好时代”呢？鲁迅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所感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固然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理想状态（尤其对中国知识份子），但也不至于因为自己受到”庇护”就去做卫道士。任何用客观环境的恶劣来为钱锺书辩护的理由在这里都显得无力，这种投其所好乃至助纣为虐的”大师”，已经不再是”鸵鸟”，而是喜鹊甚至鱼鹰了。受表彰者和受批评者的结果自然是高下立辨：钱锺书去世时享尽哀荣，王若望孤苦零仃老死异国。

据说，钱锺书曾针对中国作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一事，当面斥责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骂马悦然是靠中国混饭吃，还说，”把巴金的小说译得这样烂，谁会给奖？”中国古典文化属于世界，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外国研究者就是混饭吃，该受他教训，而钱锺书自己研究就不叫混饭吃，而叫”大师”？翻译钱锺书作品的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Huters）就不是混饭吃，而是”美国友人”？钱锺书先前参与翻译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后来靠胡乔木赏赐一个参与翻译毛选的饭碗，又算不算靠当门客混饭吃？说巴金的小说翻译得差，钱锺书的英语既如此高超，又有没有责任呢？把中国文学得不了诺贝尔奖推到评委会，翻译水平，马悦然的头上，摆出一副受迫害的样子，是否公平，不言自明，但是这样的指控又是多么深得人心啊。中国人原本就因为诺贝尔奖的事怄了几十年的气，这下终于有”大师”出来，先是贬低了诺贝尔奖本身，再把责任一举推倒翻译，推倒评委，推倒马悦然头上，让大家顿时明白，中国人之不能得诺奖，不是因为中国的作家在”混饭吃”，乃是因为马悦然在”混饭吃”，更何况诺奖还有那么多错评和漏评，一颗酸葡萄而已！这一发现是多么地解气，多么地振奋人心，又是多么的”政治正确”啊。而鲁迅却说过诺贝尔奖谁也不配，最好不要颁给中国人的话，相比之下，鲁迅是多么让人扫兴，多么让人丧气！然而，还是这个混饭的马悦然，年复一年地推荐北岛，高度评价山西作家李锐，后来又亲自动手把高行健的《灵山》翻译成瑞典文，为高行建在2000年获得诺奖起了重要作用。而《灵山》中又有一个《围城》里所没有的，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灵魂自我放逐和挣扎的过程。不知钱锺书若在世，又当用什么样的俏皮话来嘲弄，该怒斥谁？

钱锺书总是善于在不同的场合恰如其分地说出种种让人听了如沐春风的话，而在内心，他看得起的人又极少。因此他的赞扬也是打折扣的，因为你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评价。钱锺书嘲笑陈寅恪去为一个妓女立传，但从人格上，钱锺书真的没有任何资格批评敢于提出”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甚至也没有资格嘲笑柳如是。博学如钱锺书，不会不知道柳如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妓女”，她不幸而为妓女，却是一个有政治操守，懂民族大义，有勇气和傲骨，敢于以死抗争的”人”，不是一个不管面对任何大人物都可以”隔江犹唱”的奴婢。精通法国文化如钱锺书，也不会不明白莫泊桑为什么偏偏要为羊脂球这样一个妓女，而不是为那些出卖羊脂球的上等人”立传。”陈寅恪要为之立传，正是认同一种骨气，一种抗争精神，但在钱锺书的眼里，柳如是的刚烈和爱憎分明恐怕正是他不屑，也避之不及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钱锺书对同辈学人和前辈学人的苛评多半都是在”专业”或者说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但他从来不敢于从大节上批评别人，因为从大节上说，钱锺书只能说比别人更聪明，更世故，混得更好，却决不比别人更有良知，更有勇气。对于胡乔木，钱锺书就从来不敢”怒斥”，就连不小心书生气发作，应邀改了胡的诗，也要摧眉折腰地去信道歉自责，乖巧极了——自己的美学判断比起胡乔木的权势来，又算什么。林非先生和杨绛关于”钱锺书打人”和”杨绛咬人”的争论本是家务纠纷，各说各话，但林非和肖凤笔下的钱锺书与杨绛，与我心目中的钱杨的确更为接近，印象最深的是，钱锺书平时很”超然”，但用木板砸林非时，下手非常之重——这大概是他的另一次无情的愤怒，也可算是大师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吧！说穿了，钱锺书们对于民瘼，对国运，对大是大非，对认为不如自己的人是”超然”的，对私利，对权贵，一点也不超然。他们的生存哲学，无非是在学者外表下的小市民心态，如孔子云，”乡愿，德之贼也。”

有人呼吁我”不要灭大师。”我等庸人，断断不敢否认钱锺书的巨大成就，也断断不敢否认他们仨的巨大温馨。我得承认钱锺书先生是古籍大师，翻译大师，外文大师，西洋典故大师，哲理大师，俏皮话大师，还是人情大师，世故大师，父爱大师……就象用牙齿咬绳子拉动汽车，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人，总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怎么”灭”得了，但还是不至跪下去山呼万岁，不觉得中国文化出了救主，知识分子找着了灯塔。有上面的事例在，我倒更愿意相信，既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都想混得好，都怕当官的，都趋利避害，何不对同你我一样”两足无毛”，只是更为精致和麻木的”大师”，”昆仑”们多保持一点清醒。

 

中国公众眼中的温家宝，既无赵紫阳的开明，也无朱鎔基的强悍，他最鲜明的政治风格是平易亲民，亲民时又喜欢流泪。温的眼泪，在抗SARS时期感动过百姓；而现在，可能因为温的眼泪太多，冷酷的现实又不相信眼泪，所以，温的眼泪先变成政治秀，继而变成民间嘲讽高官的素材，被编进“新民谣”，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广为传播。

出人意料的是，爱流泪的温家宝突然强悍起来。2007年2月26日，中共新华社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长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高调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声称“100年不动摇”。这，无论在温的总理生涯中还是在中共高官的言行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免不了引起外界的关注。嗅觉灵敏的境外媒体迅速作出反应，纷纷发文解读这篇文章的话外音。

浏览境外媒体对温文的相关报道，重点突出的是“初级阶段论”的内政路线和“不当头”的外交方针。

关于前者，温强调：“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所以，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温还学着邓当年南巡时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

关于后者，温家宝针对近年来“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鼓噪表示：“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会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方针。”温讲到如何消除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讲清楚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做，就能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温家宝在论及文化时还着重谈到普世价值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系。他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

外界如此关注，不在于温家宝与时俱进之“新”，而在于不识时务之“旧”。因为，温文讲内政，围绕着“初级阶段”的主题；讲外交，突出的是“韬光养晦”的方针。而这两大主题，皆远离了中共十五大以来的主题，恍若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20年前，赵紫阳是中共总书记，温家宝是中央办公厅主任；18年前，温在八九运动中陪同已经下台的赵前往广场，向学生们作了感伤的告别演讲；20年后，温家宝已经成为中共总理，却从来不提老上级赵紫阳，甚至赵紫阳在软禁中病危乃至去世，他也没有任何表示。但他这次高调提出久已埋没的“初级阶段论”，则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的得意之作。

“初级阶段论”是1987年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的核心内容，而十三大是赵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涯的顶峰，距今已有20年了。温文让我想起刚刚读完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著，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版）。通过《谈话》一书，外界知道了软禁中的赵紫阳的所思所想，了解到这位前总书记对“初级阶段论”的看重。

在《谈话》中，赵紫阳多次提到十三大和初级阶段论。赵认为，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是“超越论”，即“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结果是乌托邦加大跃进，把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后毛时代的改革，就是放弃“超越论”的乌托邦，把主观意志主导下的盲动作法调整过来。这种调整的理论概括是“初级阶段论”，经济实践是要补上“资本主义”这堂课，重过“市场关”和“产权关”。

赵在评价“初级阶段论”时表示：真正把“初级阶段论”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十三大的贡献。他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说：“我当时非常兴奋，找到这个论断，……可以避免争论。”“我在十三大重点论述的是’初级阶段’，前提是不争论。……’初级阶段’作为十三大的立论基础，据此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P364-365）

“不当头”的外交方针，也是近20年前的旧事。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雪崩，使世界上的独裁国家变得群龙无首，更让中共党内陷于惶恐。针对有独裁小国提出让中共当头的建议，邓小平回应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在此基础上提出“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然而，自江泽民主导政权以来，内政上，逐渐抛弃“初级阶段论”，而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小康社会”，一些御用文人甚至不断鼓噪“盛世论”；外交上，逐步放弃“决不当头”的低调之策，而提出“大国外交”的高调之策。现在的胡锦涛政权，内政上，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外交上，奉行“和平崛起”。一时间，民族主义情绪飞速膨胀，“大国崛起”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旋律，而“中国威胁论”则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曲。

赵紫阳已经被封杀了将近十八年，邓小平的改革遗产也备受质疑，新老左派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批判邓小平，自由派用赵紫阳的双足模式批判邓小平的跛足模式，以至于引发出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在此语境下，即将在今年两会上作“工作报告”的温家宝，突然重回赵紫阳的“初级阶段论”和邓小平的“决不当头论”，既是对反改革势力的明确而系统的回答，也是对追捧“大国崛起”的浮躁之风的当头棒喝。

只是不知道，这是中共高层的共识表达，还是温家宝个人政治理念的宣示？也许，这位曾经陪同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前中央办公厅温主任，已经读到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所以才突然“怀旧”起来。

2007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BBC2007年3月12日）

作者补充：

原以为，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多少会吸收一些他的署名文章的内容，然而，报告中却看不出此文的丝毫痕迹。由此可见，舆论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看作温家宝的个人化表达，还多少有点道理。

首发ＢＢＣ

 

这几天是全国“两会”，如果有政治天气预报的话，这几天一定“有点反常”，《财经》杂志被撤稿，成为继2006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被突然“叫停”后，发生的又一件反常事。很明显，3月5日出版的《财经》封面文章《〈物权法〉奠基》是采访法学家江平等人的有关《物权法》访谈，没成想最后被强迫换成了“股市高处不胜寒”，说明了这个政治气候的反常程度，《财经》直呼“高处不胜寒”。

由此可见，至少在短期内，新闻舆论别期望能够获得上级主管放宽对媒体的控制，特别是一些新的新闻媒体，如《财经》、《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等，以及一些网络频道，它们并没有逃避某些监管部门过滤敏感文章的特权，更不可存侥幸心理。

应该说，《财经》杂志是目前新闻界最具品牌效应和有着风向标作用的敢言媒体，又是全靠销售杂志和广告收入成功活下去的独立媒体。

该刊物自1998年以《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的名义正式创刊以来，以揭露中国的财经黑幕而闻名。杂志主编胡舒立前不久还在美国旧金山公开表示中国的舆论环境有些乐观，但事实证明也是谨慎的乐观。她是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系，与关心中国新闻事业的人士举行座谈。在座谈中，许多人对《财经》杂志在中国的处境感到担心，胡舒立表示：“我们现在还是觉得很乐观，而且总觉得一点点变化，一点点往前走，空间很大。并不象你们外间想象的那样，好象都没有自由。没有这种感觉。”

但她又承认，在中国，办一家独立的财经杂志，免不了会受到来自政府和财经界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了财经类媒体充分的发展机会。“我觉得在中国机会很多，因为中国的新闻很多，中国的社会变化很快。”因《财经》杂志时有大胆揭露黑幕的报道，胡舒立被一些人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美国的《商业周刊》则评选她为“亚洲之星”。

《财经》活法已经相当成功了，但中国大多数媒体，尤其是行业媒体，依然靠上级拨款和涉嫌强迫记者拉广告的行为而苟活着，比如前不久《中国贸易报》一名依靠拉广告生存的临时工作人员兰成长之死，则说明中国媒体生态的艰难险恶。今年1月份，兰成长在山西大同采访路上被打死一案经曝光后，《中国贸易报》一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前《中国贸易报》副社长李子成，已被该报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除公职。另外一位分管记者站的记者部主任，及山西记者站站长和副站长则被停职检查。该报社的理由是“工作把关不严，用人考察不严”。北京一名与媒体关系十分深厚的民间人士秦全跃则认为“死了一个兰成长，就开了一个副社长”其实是替罪羊。李子成原是北京顺义县一家公司的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后勤采购工作。他于2006年10月份上任后，就展开了所谓大张旗鼓的改革，将原来报社的管理系统全部打乱，并在数次报社大会上提出全员经营，要求全报社每个人都必须有广告经营任务。该李子成为了突出政绩，最多曾给报社的一位记者规定了一年200万的经营任务，要求那位记者完不成任务就走人。正是在这样的经营思路下，该李子成突破常规，违反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对报社记者站进行了“大胆”

的“改革”，胡乱起用乱七八糟的人，并规定了经营任务。因此，山西记者站所出现的那场惨案就成为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事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领导层对此案展开了调查，对李子成停职审查，最终决定，将其开除公职，重新配置了报社主要领导，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重新恢复了报社的管理系统。

山西记者站兰成长一案就是这场突击完成经营任务直接导致的后果。

有评论认为，上级开除李子城是及时纠正错误。《中国青年报。冰点》前主编李大同在接受外电评论时指出：《中国贸易报》处罚李子成在内四人的事件，只是寻找替罪羊而并非解决问题：

“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呗，总得有替死鬼，这是中国新闻界腐败的一个很大脓疮，中国新闻界有很多腐败，这是其中之一。”

《百姓》杂志前主编黄良天也认为：

“新闻媒体的主管部门所限定报刊具有喉舌功能，令大陆众多媒体无法市场化，引发创收问题：很多象中国贸易报这样的报刊，属于政府主管，但政府又不给钱，它必须雇用一批非正式的象兰成长这样的，利用一些黑道手段，或非正常采访手段，为自己创收，保持自己经济正常运转。内地很多报刊存在这种情况，包括政府和执政党说的所谓主流媒体，也都是这么干的，因为这种报刊都是政府喉舌，在发行和广告征集过程中，困难是很大的。”

事实上，象兰成长这样的记者站员工群体，被称为“新闻民工”，又好比二等公民，其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需要自己创收，报社连基本生活费都不发。所以，这一现象引起民间人士秦全跃的质疑：倘若该报社一把手社长没有强制下达高额的经营指标考核，副社长也不会那么玩命，但替罪也只能替到这个规格，到副职为止，这就是中国特色。之所以为李子成喊冤，因为他到头来还得去当替罪羊。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卖淫，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违法广告。

话又说回来了，不卖淫就沒有钱，沒有钱就等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中国媒体都卖淫。奇怪的是卖淫也要有个主旋律，于是李子成下台了。李子成以后呢？赵子成、王子成还不得接着卖。所以有人说，中国很多官办行业媒体，多半是既立牌坊，又卖淫，毫无新闻机构的尊严，为了金钱可以出卖良知。

正由于《中国贸易报》自身没有能力经营，所以才导致乱进人才乱卖版面，怪事不穷，出事后仅仅拿副职开刀，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而作为成功的商业媒体《财经》则已经完成这一过程，其主编胡舒立要求《财经》记者保持自己的职业尊严，拒绝泛滥于中国新闻界的红包诱惑。但目前也仅仅是有一家《财经》而已，全国有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刊物，能有几个放胆敢言的《财经》？

非常遗憾的是，本次“两会”已经时间过半了，却是“任务未过半”，因为往年都会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新闻法立法的建议和呼声，但至今却没有听到，是不是这次“两会”太“大一统”了？难道意味着党已经全面给代表、委员们充分“洗脑”了？

自3月8日黄菊两次出席“两会”瞬间亮相，并再度消失后，上海等代表团的分组分团讨论会议已经对境外记者闭门两天了，对国内记者也是“严防死守”。而那些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境外记者已经打道回府。

这种沉闷的“两会”气氛是怎么来的呢？据记者探听到，某地方人大的工作人员说，当地人大主任早在今年初就到北京“领受任务”，回去后对当地的两会出席者进行“培训”，主要内容是《物权法》，说有什么意见在“会前提出”，开两会时“别乱说话”，投票时要“顾全大局”。这么重要的法例讨论不准提反对意见，或者不让外间听见反对意见。据说，这样的大会气氛沉闷不免是意料中事了。

《财经》被撤稿，《物权法》不能讨论，新闻正义可以出卖，记者不能对“两会”自由采访……由此可见，中国媒体生态如此艰难险恶，恐怕已不是一年两年，恐怕今后仍然要继续“顾全大局”、继续掩耳盗铃下去，不管有多少真相、真话、真理，都照样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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