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日前，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论语》而大红大紫的于丹教授，遭遇到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位文学博士联名抵制。他们的“倒于檄文”在网上出现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11日，记者发现这股“倒于风潮”已经顺势蔓延到上海知名的文学论坛“小众菜园”。该论坛版主、上海著名作家陈村在评论于丹的《〈论语〉心得》时，则指其为“馊味的心灵鸡汤”。

“菜农”：把孔子置于男色时代？

“菜园”上《男色时代的孔子》一文，紧跟“倒于风潮”，把于丹的《〈论语〉心得》批得体无完肤。“在孔子的理想中，‘修齐治平’四位一体，‘修齐’是手段，‘治平’是目标。而于丹的‘心得’，割裂了‘修齐’与‘治平’，将《论语》的意义降低到‘修自身’这个最初级的层次。”“而《君子之道》这一章，也被于丹庸俗化为一种‘大眼界’的‘处世之方’和‘人际理论’（于丹语）。”

该文还援引了易中天与于丹的一段对答，并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批判。于丹曾经告诉易中天：“我不主张从性别的角度去看孔子。在我的心目中，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文章的作者认为，于丹把孔子包装成了“男色时代一个善解人意的中性人”、“一个性别不明、身体温热（‘略高于体温’，见《〈论语〉心得》的‘代后记’）的心理咨询师”。“他的每句话都可以从生活小故事中得到印证，他为疲于奔命的城市白领奉上一盅盅美味滋补的‘心灵鸡汤’。《论语》成了‘一眼温暖的活水泉’，供她‘以身体之’。”

陈村：《〈论语〉心得》是馊汤

“十博士的倒于檄文”在“小众菜园”引起争论以后，版主陈村特意在“菜园”上转贴了于丹的《〈论语〉心得》，提请各位“在批评前稍稍读一点原文”。

有不少“菜农”对“倒于事件”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比如，“菜农”疯花缺月就在帖子的标题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于丹误读情有可原，博士发傻才叫硬伤》。作家古清生批评十博士之首“徐晋如脑子有水”的帖子，批评十博士故作高深，“你可以批驳于丹讲得臭，你还可以登上讲坛一展你的风彩”，但“于丹肯定有说话的权利，诚如徐晋如有说话的权利，谁个的水平更高，大家不妨比试。一旦要人闭口，这个徐晋如就不懂常识了。”在菜园获得大量支持。但支持的同时，网友也纷纷反问：“话说回来，于丹的解读真有吹的百分之一好么？”

“菜园”上几乎没有谁真正力挺于丹。版主陈村对《〈论语〉心得》的评论，则显现其幽默辛辣的一贯风格。“稍一品尝，这款‘心灵新鸡汤’喝着闹胃。但我奇怪的是，如何孔子老汤不馊而新汤馊味。”不过陈村还是给于丹留了点面子，“我相信，这种鸡汤有它的正面作用。我感激这类图书帮了我喜欢的出版社和朋友一把。他们引为成绩和骄傲，多发奖金善待儿孙。”

 

近来无意中读到搞中西比较史学研究的杜维运先生的书《变动世界中的史学》，感觉其识见不错。其实他的《清代史学与史家》早在1988年就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可惜无从读到。另见一册同是去年北大出版的《史学方法学》亦尚未读到，很想于近期找来读读。

如果说史学家，确如西人所说是“对有强烈欲望掩盖真理的权势人物而作的战斗”，那么在中国便杀头的事业。中国古代良史遭戮不在少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是用生命维护史学的尊严，像司马迁一样身遭腐刑，依旧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虽然难得，但也非绝无仅有。更有朝代易鼎之际，博罗文献，表彰气节，发明幽隐的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堪为后世治史者之师表。可惜四九后这一优良传统几乎完全丧失，在八十年代以前，在史学著作中对民国的史实几近颠倒黑白之能势。即便是现在，也是禁区多有，事实芜乱，但在这样所谓的近现代史的领域里，却是党棍多有，篡改历史成风的博导等相关学者，何其多也。真可谓刘知几所说之“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想一想四九年后若干被遵奉的史学家吧，他们有几人能逃此讥？虽然他们有时也身不由己，但不少时候还是迎合得非常有创造性的。说实在话，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下，要治近现代史，尤其是涉及国共的历史，要保持戒之惧之的态度，才不至于说些自掴耳光的违良心的话。诚如杜维运说：“史学家须实录直书，以存真历史，历史须超然于政治之上，而维持崇高的水准，是史学上的真理，是史学所呈现的最灿烂的美境”

所幸现在有许多华人学者处在没有意识形态桎梏的情形下，能够为我们贡献一些相对清醒而客观的见识。能读到余英时、何炳棣、黄宗智、黄仁宇、汪荣祖、张灏、张朋园、王尔敏、张玉法、徐中约、陈永发、唐德刚、杜维运等人的书，是多么幸运的事。只有在不太涉及意识形态的史学领域，我才稍微相信大陆史学作者的劳动，但其间治史的态度与方法上，与港台及海外华裔学者相比，其差距仍然是不小的。因此，我的理念是，尽量读港台及海外华裔学者的著作，少读国内与时俱进的旌表文章，这样才不致使自己陷入大一统的党派至上的意识形态阉割之中。

史学家何炳棣与杨振宁、王浩、蒋彝等人于七十年代解禁时，第一批到达中国，在中国有关方面的“陪同”（其实就是监视）下，作了有限的游历，说了些现在看来是令人脸红的话（我手中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这些学者回国之观感集）。有人便会说，在那个时代，只能说这种话才行嘛。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一个负责任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话，必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岂可等闲视之！多年以后何炳棣在《阅世读史六十年》里道出自己的“惭愧”，这段惭愧的话，大陆广西师大版当然是删了的。就连杜维运对《阅世读史六十年》的评价里涉及此点的话，也惨遭删削。杜维运说到何炳棣的史学著作秉承渐东史学派的传统时说道：“他述时事，以及褒贬当代的儒哲，全无避忌，凡‘成见甚深’、‘心胸狭隘’者，皆直斥之，此与全祖望直接揭穿伪学者钱谦益、毛奇龄的假面目何异？他也自我批评，认为‘一生处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我读到这里，觉得文气不畅，理有未尽，遂上网查找相关的网站，以便作一对证。果然，北大版于上文嘎然而止处，其实杜先生还有一段关于何炳棣先生对七十年歌颂毛领导下的惨淡中国的反省，兹据台湾《联合报》2004年4月12日查阅所得如下：“他的侄子说他：”像叔叔这样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竟会公开赞扬毛泽东那魔鬼般的人物！‘能够有如此直率的揭自己的疮疤，学人之中，有几人能如此？“

前不久我曾介绍过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在大陆被删削的情况之一斑，今再介绍杜维运先生的著作遭删削的点滴，以便读者存着谨慎的眼光阅读大陆所出的港台及海外华裔学者的著作，因为这里面往往可能因为大陆当局打压言论自由，而进行相应的删削。以后，我只要读到有相关被删之事实，一定会及时知会读书的朋友们，以便我们在不疑处有疑，从被阉割的信息中清醒过来。2007年3月14日8：30于成都

 

 

这一次北京的两会，民生两字不绝于耳，高官们个个都成了体恤民众疾苦，支持公平正义的仁义之官。尽管他们说的许多话都非常“正确”，但还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新面孔，这些正确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早说呢？更重要的是，既然他们并非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这些大权在握的高官们，早先又在做什么呢？

让这些高官心中暗喜的是，没人有机会提出这些令人尴尬的问题，而他们更无需解释，对于这些年如此多的不公正，不仁义的制度和政策，自己该承担何种责任。

十分清楚，胡温要施行的，是不追究执政责任的“仁政”。问题是，这样的仁政究竟能走多远？

别的不说，就拿民众意见最为集中的教育和医疗来说，现任两位部长对这两个领域公共服务的危机不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无论业内还是业外，两人从来就没有人望，不是部长的合适人选，这从来就不曾是什么秘密。

这些年，大陆的教育在李岚清，陈自立，周济的领导下，危机之深重，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大学学费高昂，贫家子弟承受不起，只不过是公众最不满的一个问题。现在，即使政府出钱让贫家子弟入学，大学又能为他们提供什么质量的教育呢？在各种荒唐的考核指标驱赶之下，大学教师弄虚作假，误人子弟，比比皆是。这样的大学，不仅教不了真学问，连学生的人品都带坏了。目前在大陆非法传销的百万大军中，有不少是出身贫寒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于以骗人来谋生的诱惑竟毫无抵抗能力，这难道与大学校园欺骗成风没有关系吗？

至于在高强领导下的大陆医疗系统，在制度和政策的严重扭曲下，充斥著各种骇人听闻的腐败现象。医生不仅早已被逼良为娼，而且，许多人更是到了丧尽天良，谋财害命的地步。没有病也要诊断有病，不需用的药也要大量使用，甚至不顾后果，骗健康人幵刀手术。大陆医生职业道德的平均水平，早已不如娼妓。但身为卫生部长的高强，不仅长期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而且，竟想在即将进行的医改中，继续回避“以药养医”这一致命的弊端，竟公然说“以药养医”不是医改要解决的问题。

位高权重的发改委，为了解决百姓看病贵的问题，22道金牌强令药品降价，结果如何呢，生产百姓需要的基本药品的厂家不是破产就是退出生产，整个制药业遭受巨大打击，而百姓买不起的贵药却越来越多，销售商的利润也继续攀高。这说明发改委的决策者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完全是一批昏官。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些荒唐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不追究执政责任的“仁政”，不可避免成为假仁假义的“仁政”，而假仁假义的仁政是走不远的。这本该是胡锦涛、温家宝不难明白的道理。如果他们真要向百姓明示自己亲民的真心和仁政的决心，最简单和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教育、卫生等关键位置上，换上几个真正的好官。

既然如此，胡温为什么偏不这样做呢？想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怕百姓产生这样一种联想：既然换一个能干的部长，就能让政绩大为改观，为什么不换掉胡锦涛，换掉共产党呢？

刘晓波：《单刃毒剑》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二 中国人本身的窝里斗和自私懦弱

中国一向是亚洲大国，日本对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虚心学习到强力征服的过程。从甲午海战到二战，中国人皆是日本人手下的败将。所以，近、现代日本人一直看不起中国人，无论是满清时期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还是抗战中的国军和共军，中国人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换言之，日本从华夏文化圈辐射内的小国，一跃而变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不仅依赖于日本本身的迅速强大，也依赖昔日强国中国的迅速衰落，依赖于中国人本身的民族劣根性。

泱泱满清帝国之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论者已多，兹不赘述。同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表现也给日本人留下的轻蔑中国人的口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人却因窝里斗而四分五裂：日本人可以得意于东北和山东的轻易到手，张学良的东北军居然不战而让出东北；日本人可以利用满清退位皇帝恢复帝制的梦想而建立傀儡满洲国，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而在华中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日本人还会惊愕于张学良以兵谏的方式逼迫中国的最高统帅进行抗战，幸灾乐祸于国共两党的血腥内斗。一个日本兵可以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扛着挑在刺刀尖上的太阳旗，遇不到丝毫抵抗地占领一个村庄；三个日本兵可以征服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城；接着就是伪政权的建立，征召汉奸伪军来维持占领下的秩序。特别是中国当时的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之间的勾心斗角，为日本实现全面占领中国提供了最佳的帮助。

1940 年以后，对日作战的一系列惨重失败，割据一方中共势力不断壮大所带来的内部威胁，使抗日主力即蒋介石的国军基本停止了与日本人的正面对抗。特别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军的抗战除了湖南的被动防御性会战和滇缅地区的战斗还有一定的规模之外，蒋介石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遏制中共的扩张和坐大上。而中共在国军腹背受敌的窘境中，抓紧时机在西北割据地尽量扩充地盘和发展军队，特别是在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的内部整肃而执掌了中共的最高决策权之后，中共的抗日基本遵循着毛泽东的保存和发展为主的方针，决不与日军正面对抗，只是在日军进行大扫荡的威逼下，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被动自卫的小打小闹，很少有主动出击的战斗。西安事变促成德国共统一战线仅仅是表面的，实质上却是双方对将来中国领导权各有自私盘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准备坐享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都希望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削弱对方、保存实力，以图将来称霸中国。中国所贡献给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援助，以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拖住日本人，也就是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拖延战略。

这种懦弱而自私的心态，汪精卫在发表慷慨激昂的“灰烬抗战” 的救亡演说时，已经委婉地点到了。他说：“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而在内心深处，他清楚地知道：别看国共乃至全国都表面上一致高喊“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实在寥寥。大部分人希望别人去牺牲，而并不牺牲自己；大部分人不肯象汪精卫那样老实地承认不愿牺牲自己，就在于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和亡国的责任。

中国后来抗战，的确验证了汪精卫对国民劣根性的悲观分析，也使这位曾经刺杀满清大员的血性汉子，变成了侵略者的傀儡。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全体中国人，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是保全身家性命，国共两党是保全小集团利益，其最高领袖是保存称王称霸的资本，而真正勇于为国流血牺牲的人的确少之又少。

然而，日本一投降，抗日的懦夫却变成了内战的勇士。

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和战后重建之时，惟有在中国大地上，中日战争的废墟还来不及清理，国共之间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展开了惨烈的内战，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厮杀极为凶狠，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态度与在内战中的全力以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946年到1949年，国共双方累计投入兵力超过一千五百万，仅军人的伤亡就高达三百多万（平民的死伤无法统计），内战的整体规模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三大战役的规模和质量，每一次战役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任何一次对日作战。直到现在，中共喉舌还一次次地以自豪的口吻向世人炫耀这种胜利，中央电视台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播出的专题片中，还特意把“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做比较，称“淮海战役”为人类战争史上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央视的解说词说：苏德战争中，苏军的最大胜利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希特勒损失了50万军队，而中国内战中的“淮海战役”却使蒋介石损失了55万军队（大意如此），当然，央视解说员并没有提及中共军队以及平民的死伤人数。但是，中共从未反省过：“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苏联人是在进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卫国之战，而中国人却是在为争夺统治权而自相残杀。经过血腥战火的世界各国都在祈求和平之时，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和残忍，又一次让世人目瞪口呆。内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葬送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现代社会的大好时机。

平心而论，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由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有了一个走向自由民主宪政和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时机，特别是，这一进程又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全力支持和推动。只要国共两党皆能抛开历史恩怨、一党私利和领袖个人的权力野心，以民众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现在的中国也许早已是文明的自由世界的一员了，不仅内战的悲剧和今日的台海危机可以避免，而且1949年后所有的人权大灾难也不会发生。

顺便说一句，今天让中共及其爱国者们最为仇恨的台独势力，其源头也来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凶残。蒋介石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后，其统治让台湾人感到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要野蛮和严酷，所以才会因一个小贩与国民党管治者的冲突而引爆出“二二八事件”，由此才出现以反对外省人的独裁统治为诉求的本土草根运动。而当年的中共，可是全力支持这种台湾本土的草根运动反抗外省来的统治者蒋介石。

总之，中国对日作战之败，在根本上不是败给了外敌，而是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几年前，一位日本网民与中国网民对话在大陆互联网上颇为流行：“不管你们怎样破口大骂，我很高兴没有骂我们大和民族懒惰，没有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官员贪污。没有骂我们忘记以前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你们所谓的「战犯」，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这就好像在变相地夸我们啊！看到你们无力的咒骂，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们没有上面的缺点啊。”“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我们是靠我们的勤劳，靠我们的认真，靠我们整个民族的团队精神。”

如果抛开情绪化激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日本网民所言，的确不无道理。

3月16日，台北将公演一出《旧约。以斯帖记》改编的音乐剧《宫墙》，可惜天高路远，无缘亲近。不过刚刚好，最近好莱坞也根据《以斯帖记》翻拍了这部《与王一夜》。当年的传记片经典《阿拉伯的劳伦斯》，曾捧红两位巨星，彼得。奥图尔和奥马。沙里夫。45年后，他们又难逢一次在这部电影中一道出现。

犹太姑娘哈大沙被掳入宫中，化名以斯帖，成了波斯王后。最终以她的智慧和信心，拯救几百万犹太人免遭种族灭绝。有评论说，这部华丽而节制的史诗，是好莱坞近年来对犹太人最友善的一部电影。虽然导演功力有限，前半个小时对后宫的“海选”也渲染过多，但对它的剧本我仍然特别满意。既尊重了圣经记载和基督教信仰，又不乏体贴人心的改编。尤其在以斯帖与波斯国王的爱情中，加入以斯帖对薛西斯（圣经中译为亚哈随鲁王）讲述她祖先雅各与拉结的故事。说到“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为和拉结成婚，服侍了拉结的父亲14年。这一段情节，把以斯帖和波斯国王的爱情，放回犹太人的信仰背景下去描述。温柔又不着痕迹。

我在情节人和妻子一道看碟。电影或许小众化，但实在很贴切我们心目中的那一位以斯帖。圣经中再没有一卷书，象《以斯帖记》那样充满戏剧性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波斯兴起来，又灭掉了巴比伦。犹太人散居在这个庞大帝国的127个行省中，努力把自己从不信的族群中分别出来。这使他们总成为世人指指戳戳的仇敌，更何况他们走到哪里都特别能攒钱。这前后70多年，被称为犹太史上的“沉默年代”，只留下一卷作者不明的《以斯帖记》。这卷书没有一处提到上帝，《新约》也没有一处引用过此书。甚至在死海古卷的考古发现中，也单单短了这一卷。所以历代的解经家们，总有人嘀咕它的圣经地位。但这卷书的魅力就在这里，当先知的口紧闭，以色列的上帝似乎沉默不语时，救赎的历史依然没有中断，用亚当。斯密的话说，那只看不见的手依然掌管着历史的来来往往，并要人在一生中以信心去回应。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宫廷戏，却看不见一部史诗？因为命运的背后如果什么都没有，世上就无所谓史诗。

我想对不熟悉旧约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惊讶的。譬如原来在希特勒之前2600年，就有一个企图灭绝犹太人的哈曼。反过来说，如果没有2600年之后的希特勒，哈曼的心肠也会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心要硬到什么地步，才会抽签选定一日，不分男女老幼杀光一个民族呢？初代教父特土良曾认为，哈曼一族是犹太人的世仇亚玛力人的后裔，就是犹太人进入迦南地时遇上的第一个袭击者。但这个说法缺乏根据，多数严谨的解经家都不采纳。电影却从中敷衍出了一段来龙去脉。其实这是一处败笔，使故事多出几分东方哲学，略略偏离了以色列人将历史与信仰看为一体的史诗性。

其实哈曼有一句话，将憎恨的力量和抗拒的力量都显得淋漓尽致。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到王子的名分。所有人都向他跪拜，唯独以斯帖的堂兄末底改，始终昂首不拜。哈曼回到家里对妻子说，只要看到那个犹大人还端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恨那些不服在它权柄下的人，因为只要一个不顺从世界的人，就足以使世上一切的权势羞愧。只要一件不能用钱买到的东西，就足以使一切财富跌停。就像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末底改一个人昂首站立，哈曼就立刻感到自己赤身露体。

哈曼煽动他的追随者说，希腊人的民主，和犹太人的信仰都是波斯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求人与人的平等。你能接受你和你的奴隶是平等的吗？这是一句漂亮的台词，暗含着一个尖锐的观察，就是尽管西方文明被称为“两希文明”（希腊的理性和希伯莱的信仰），但巴比伦、亚述、波斯、罗马这四大帝国，以及后来不断以罗马继承人自居的法兰克、意大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等，都一直潜伏着对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的叛离。

而人类史上最有盼望的那些时刻，就如《诗篇》所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真正的勇气不是血气，而是对那比“皇帝的新衣”更高的权柄充满了敬畏。所以希腊的安提戈涅敢于违反法律，埋葬犯下叛国罪的哥哥。她站在国王面前说，“在我心中有一种法律，比你的法律更高”。被称为“日耳曼的使徒”的卜尼法斯，敢提着一把斧头，走进日耳曼人的圣地，砍翻了他们膜拜的橡树。曾是爱尔兰人奴隶的帕特里克也敢走上山顶，点燃了只能由国王点燃的火把，成为“爱尔兰的使徒”。

就像失宠的以斯帖，最终也凭着因信而来的勇气，叫族人为她禁食祷告三日三夜，然后冒死闯入殿前。再施巧计，挫败了哈曼的“最后解决方案”，救回在厄困中披麻蒙灰的族人。以斯帖一度犹豫时，末底改曾带话进来，说，你焉知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今日吗？你若不愿担当自己的使命，以色列人一样会得救，上帝会借别人的手保护他的子民。但你和你家在至高者面前，必蒙羞受苦。这正是《与王一夜》不同于一切宫廷片的灵魂，所谓史诗，就是说命运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呼召。勇气不是一种骄傲，而是一种顺服。

对以色列人来说，无论他们在哪里，地上都有两个国度，一个是波斯（或埃及、或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也有两种法律，一种是上帝的应许和诫命，一种是被规范化的人的意志。波斯有强大的法律传统，颁布的法令连国王也不能废除。亚哈随鲁王只好另颁法律，授权犹太人在屠杀的那一天聚集反抗。这一情节的历史寓意令我击节不已。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今天的法治传统可能不是源于罗马，而是源自远古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最欣赏的是末底改的一句台词，他说，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会受到内疚的折磨。所以他们喜欢把欲望变成法律，来延缓这种痛苦。

世间的法律就如宫墙，美丽的以斯帖，以信心穿越其间，回应命运的呼召。从而触摸到一种比法律更高的法律，比君王更高的君王，比历史更高的历史。以及，比爱情更高的爱情。

2007-2-14写于情人节。

 

大学总有一些普世公认的基本准则，比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早已是常识。在我们历史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些准则也已成为传统，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将权力的意志渗透到高校的围墙内，许多国立大学校长也竭尽所能进行了抵制，小心而坚定地守护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那些传统。哪怕外边是连天的硝烟，外强的铁蹄，内战的炮火，此起伏的学潮，都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员，至少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官员，校长之下，行政后勤人员，一是数量并不庞大；二是不可能凌驾在教授之上，干预教学、学术事务；三是他们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时的高校还是奉行“学本位”，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当然，他们在人格上没有尊卑高下之分，在太阳底下，他们和教授有着一样的尊严，只是扮演的职业角色不同而已，如果专业上有造诣，他们一样可以成为教授，走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概而言之，老大学留下的就是一个“学本位”的传统。

《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曾刊出过一篇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据记者调查，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学、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资格的认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是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连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放下学术的身段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位参与过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先后参加后勤处处长、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两次落选，“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面对“官本位”对高校的侵蚀，记者发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叹。虽然他在下笔之时那么小心翼翼：“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但我们知道行政化倾向既不是近年才开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而是普天之下，莫不如此，1949年以来，或者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改造以来都是如此，“官本位”意识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既然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厅级，校长甚至教授也按局、厅、部等不同行政级别来排列，“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识的全面攻势下，今天的教授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对当官趋之若骛，究其原因无非也想分一杯羹。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无可厚非，值得谴责的是以“官本位”为运行法则的高校体制和整个社会体制。首都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说得很清楚：“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静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做学问的学者，在学术资源占用和待遇上会远不如那些当官的同行。为此，不少教师对教书育人已彻底失去了兴趣，他们或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干脆弄虚作假以取得‘成果’。”另有一位教师更是概括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遥望60年前，1946年1月29日，风清云朗、温暖如春的昆明，西南联大，那还是“学本位”占上风、教授们意气风发之时，为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闻一多写信给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请其他教授等。第二天，梅贻琦就作了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在信奉“官本位”的今天看来，俨然老爷的“文书科”、“事务组”竟然都能勤勤恳恳地为教学、为教授服务，校长对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难免大跌眼睛。可是，放在当年这只是平常不过的小事，早已形成惯例。

此刻，回望历史，重温老大学的旧梦，我们毕竟有过“学本位”的传统，即使是日本人的刺刀也不曾削去它的光华。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乃是皇权社会残存的余孽，是与文明社会相背离的陈腐意识，从“官本位”回到“学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无疑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

 

1、写作是观察的结果。它是观察者对生命和生活的捕捉。从这一点看，作家除了观察之外，无事可干。观察者一般是喜欢沉默，而非聒噪的。炒作却喜欢聒噪。真正的作家只看，不说。他的说就是他的作品。

2、但观察者本身是一个生命，他（她）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可能很相似，这并不是一件羞辱的事。相似的只是外体。让人失去尊严的是人会爱也会恨，会哭也会笑，但他有时在支配这些表现时犯了动机上的错误。作家对这些错误深感痛楚。而炒作者却以此为荣。

3、所以，首先必须考虑写作者自身，他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他对人性的自觉会使他遇上许多问题，可以用信仰的方式解决，也可以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当然，这种表现应该在帮助人摆脱困境方面是卓越有成效的。此外没有第三种方法。但炒作者从来不对人类的普遍困境感兴趣，他只关心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利益。

4、显然，对于写作者，人道主义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部小说非得传达一种意义，但有理由让它成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品，因为人的属性不能超越这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内，人性的所有困难都有望解决或可以克服的。炒作者却甚至无法发现自己身上的人性的错误，还把错误当荣耀，他没有原则，如何引导心灵？

5、对于写作者，故事仍然是小说的核心甚至全部，但不是传奇。故事是严肃的人用他的那一双眼睛看到的，传奇是不严肃的人闭上眼睛虚构的。前者的理想深藏于他的视线之中，后者却用虚构的方法破坏了理想，使它变得滑稽。从严格的角度而言，我们不需要传奇。现在的许多作品不是小说，而是传奇。但炒作者不但在作品中制造传奇，他甚至恨不得自己就是传奇。他也是这么做的。

6、写作者不需要传奇，却需要奇迹。创造奇迹的方式不能是哗众取宠，取是通过洞悉人类深藏于内心的风景来实现。这个奇迹就是人类试图通过种种途径与崇高的价值亲近，虽然过程可能是悲剧性的，这是因为人性的局限。小说把这一风景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但炒作者的唯一王牌就是哗众取宠。

7、写作的语言就是日常语言。但不是炒作者式的语言，小说家的语言是用心灵和艺术炼尽的语言，是通俗而高贵的。炒作者的语言是最大限度吸引眼球的商业吆喝，所谓“语不惊人誓不休”，是庸俗而低贱的。

8、好的写作常常是用非文学的方式达到的，同理，最不具备文学家气质的小说家往往就从优秀走向了伟大。但炒作者却往往非常像一个作家，而且比作家更作家，比著名更有名，因为时时有他的新闻。

9、对于写作者，简单并不等同于虚无。炒作者却很复杂，也很多事，因为他制造了大量烟雾，用伪币把你引进一个迷宫，后来你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而且还找不到出口。所以，炒作者的新闻可以看看来消遣，傻瓜才上他的当，看他的书。

10、真正的写作诉诸心灵和感动，炒作的东西却诉诸肉体和感觉，感动的魅力是永久的，感觉的吸引力是短暂的，感觉这东西要靠刺激强度来表达，就像用药一样，药越下越猛才会有感觉，小江湖的刺激方法比老江湖的方法更新颖更强烈，是一代比一代强的道理，所以，老江湖不要骂小江湖，因为他是你带出来的，他吃掉你，是你的宿命。因为，感动是善良的，感觉是无情的。

11、炒作占有空间，写作占有时间。所以，大家别吵了。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机关报《文汇报》在3月12日以头版头条报导他们对王金平的独家专访。使用的标题是“王金平：心切访大陆期在4、5月”。

正当王金平与马英九争夺代表国民党出线竞选总统而把国民党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文汇报》给立法院长王金平如此“崇高”的地位，值得关注。无疑，它是中国一贯的统战手段，但是在这敏感时刻把黑手插进来，显然也有其特定的目的。

在目前情况下，王金平应该是很高兴被中国统战，借以抬高自己在亲中人士中的身价。王金平在与马英九竞选国民党主席时，几位老军头虽然答应帮他拉票，实际上是哄哄他而已，因为28万张的眷村票，王金平只拿到20，000张。因此这次竞逐总统人选，王金平认为靠中国的拉抬，可以讨好党内的深蓝选民。问题是果然会如此吗？那些深蓝选民会因此消除族群偏见而把票投给王金平吗？别陪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得不到深蓝选民的票，连本土票也丢了。

就在今年元旦胡锦涛宣告香港可以“港人治港”，澳门可以“澳人治澳”时，也没有松口说台湾可以“台人治台”，因此王金平别幻想中国会支持王金平这样的“台人”来治台。除非王金平公开宣示，象连战那样“联共制台”，以王金平的性格，他敢这样做吗？

那么又如何解释《文汇报》给王金平的“礼遇”？很简单，统战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统战对象相互争宠而达到挑拨离间与分化瓦解的目的。中国显然利用拉抬王金平来向马英九施压，让马英九更向中国靠拢，完全依循连战的路线“联共制台”。马英九至今还不敢这样公开喊过。如此一来，要获得中国支持，两人要比赛谁更“联共制台”。

除此以外，中国当然要借邀请王金平访问中国达到矮化台湾的目的。

王金平在接受访问时说：“我来自民间，我代表着一个民意机构，也是台湾现行‘宪法’中的‘五权’之一，我们是属于治权之一，我们既代表民意也监督政府，我们对法律及牵涉到‘国家’决策运作，也有若干程度的参与，比一般民众较有代表性。我们访问对一些议题达成的结论，比较容易被我们政府所接受、採纳。”我们看到《文汇报》在“宪法”﹑“五权”﹑“国家”上全打上引号，也就是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也不承认王金平拥有的权力。最近中国更在WTO把台湾改为中国属下的一个省。对这一系列的羞辱，王金平如果接受，不是向中国与共产党投降是甚么？还好意思说自己代表民意机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南部的民众会接受这种羞辱吗？

还不幸的是，当《文汇报》记者问他以甚么身分访问中国时？他竟同意不以立法院长身分访问？那么他代表甚么“民意机构”？为了访问中国，应该这样做吗？

 

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来不会受国外政治见解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政治大国和地区诸如中国、俄国、欧盟，都会对美国的总统选举给予高度关注。甚至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现后不到一周，中国的官办书店就会出现该方面的书目。

也许这是个偏概全式的判断，但至少来说，当年克林顿连在连选连任之后，中国各大书店铺天铺地都是《性情总统克林顿》一书的推介海报，最显然的进门位置堆积了上千本介绍克林顿各类书籍。尽管这样的拍马屁并没挡住日后挨炸，也没避免江泽民装三孙子般的躲了起来而是由时为储君的胡先生出来讲话，但是中国政治精英高层对美国选举的跟风自江起，确实成了时尚！

以高调批判中国人权状争取选票的克林顿，最后干了什么呢，特别是在第二任？（我说的是，除了“炸馆”之外！）

中美贸易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协议签字，江泽民下令抓人。1999年，江泽民放心大胆地开启了“堵嘴政治”——稍有异议，投诸监狱！

江泽民在克林顿的纵容下，也就没有必要再伪装什么，一步由“伪装的赫鲁晓夫”变成了真实的勃夫日涅夫。当是时也，国内很有见地的学者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肯相信“江变涅”的，这当中也名括我本人，而我本人也恰是被捕于中美贸易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协议签字之际。

以国家利益角度而论，克林顿这样做没有错，不牺牲中国的人权，哪来得克林顿经济奇迹的高潮？然而，克林顿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是政治道德最坏的人。我们没必要拿这个“家伙”与华盛顿或林肯相比，只比于伍德罗？威尔逊先生，也是峰谷之对了！

有这样的政治导师，希拉里的政治道德水平断然好不到哪里去。或许她会成为美国第一个女总统，但她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堪与科拉松？阿基诺及阿罗约夫人等亚洲女政治家肩比的人物。如其夫君克林顿一样，政治掮客而已。这绝对不是向美国人灌输“成份论”，而是希拉里宣称其当选或可启用克林顿作副总统之类的说法，无疑是改版的“外举与内举”中国道理，而这个道理最终会被删掉“外举”，让“内举”成为政治无耻的遮羞布。

看一下今天希拉里的“中国政策”，全然又是当年克林顿初选时的套路。不过，她比克林顿玩得更细腻：不说实质上已经边缘化的人权问题，直接拿云山雾罩的经济威胁论说话，以至于说什么中国股市重挫将会使美国成为中国的经济人质。这样的“扮嫩”，除了是细腻的政治做秀以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解释。国际分析家们都知道：中国的直接与间接两个金融市场是人为分隔的，即便明天深沪股市全部一夜崩盘，也不会对银行体制产生实质冲击。所以，中国经济最高层人士的眼睛是“死盯银行”而“不尿股市”的。

我仍然说，任何一个外国政治势力均不会影响美国的选举，就不用说一个外国民间分析人士的批评了。我要说的是，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凡可称为异议人士的个人乃至集合，千万不要相信希拉里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会对中国产生影响，进而幻想她会“打人权牌”。引句《白毛女》老电影上的台词以调侃，那叫“喜儿，你死了这条心吧！”

果然希拉里当选，那不仅是美国政治会出现冯梦龙式“新锦被中各出两般旧物”的调侃了，可以相信：一个逮捕高潮又将出现，至少是一股流亡热潮再起。

－－新世纪

 

一

胡平先生写了“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说：“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感谢作者给国人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关于反右、文革，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虽然这两段历史我们所欠债务尚未还请，但是事情的是非曲直大体上算有了轮廓。

对于中国当代史，土改重要于反右和文革。正是这场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以后中国所发生的各种运动，其实都是它的延伸或扩展，包括毛所用的政治斗争方式。看清“新中国”需要回到土改。但对于土改，人们还尚未意识到它的重要，比如人们提及反右甚多于土改，而实际仅就迫害人，无论就规模还是残酷程度，后者都远甚于前者。土改之被忽视，主要的是由于长期的统治和宣传，中共革命和新中国已经“合法化”了，不容否定。反右、文革可以说成是毛的错误，解释为枝节；但土改是根基，此案一翻，中共革命和新中国的合法性便全然颠覆。再，反右、文革中的受害者很大一部分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是冤枉；文革后，他们复职重新获得部分权利，可以有限言说，因此他们“挺身而出”批评反右和文革。而地富作为社会“敌人”，在几十年持续的专政歧视下，早以沦为贱民，他们是另类，丧失了社会权利，也丧失了维护自己和言说的能力，甚至丧失了与之有关的意识。

历史即言说。土改至今六十年了，但是至今，汉语中有关土改仍是革命套话。土改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但是土改的真实情况，对于大多数国人则是意识空白。理清当代中国，不能不重新认识土改。比如，当今中国第一大问题是圈地，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何在？根在土地权，因此就不得不追溯土改。中国农村为什么有那么多寄生者？为什么村领导私下就能将村民世代的土地给卖了？这要追溯中共在农村基层权力的建立。土改对于当代中国太重要了，它是当代中国的大门。我们需要清理好这片地基，重新撰写这部被掩埋和篡改的历史。我们不是为了清算，而是为了真实，只有回到真实，国人才能有可靠的鉴别和判断，从而明智地生活。

二

人们否定反右、文革，但是少有人否定土改，就是有些见识的人也多认为，土改虽然残酷些，但毕竟是分土地给了贫苦大众，改善了多数农民的境遇，促进了生产，是社会进步。其实这是个“大救星”的神话，事实并非如此。中共46年开始土改，直接目的是获取人力和物资，进行内战，打败国民党。由土改，中共消灭了乡绅，并在农村建立了基层武装权力，从而牢牢控制了农民。以后，收回农民土地，不允许农民迁徙，高额榨取农业，中国数亿农民由自耕农沦为农奴，导致上千万农民饿死。这些都自于土改始。

1945年4月，毛在七大上表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当时毛的土地政策很清楚，抗战后不实行土改，而是在全国实施减租减息。

华裔史学家黄宗智指出：“在老解放区，……因为党使用了‘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和累进税制，而不是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在村庄内部没有出现依照革命理论来制造阶级敌人的迫切压力。事实上，虽然没有村内的阶级斗争，但仅仅通过减息减租和对地主的高额税收、以及共产党提供的让贫农购买土地而成为中农的机会，老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均衡。”“ 在爱德华.弗莱德曼（Edward Friedman），鲍尔.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研究的河北饶阳县武功（译音）村里，两个在村地主的财产，从36年的总共203亩减少到46年的76亩，与此同时，三户富农的土地从总共262亩减少到180亩。另一方面，贫农每户平均土地面积从0.9亩增加到2.2亩。这意味着，通过改革而做到实质性的社会均衡。”（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美国学者胡素珊《中国的内战》调查记： 抗战期间，华北 地区经多年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不很严重。在苏北的一些解放区，“土地按每户人数平均分配，所有 靠种地为生的人们都领到一份等量的土地。……在某一个地区，人均分得土地2.5亩。” 克鲁刻斯在《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指出：晋冀鲁豫解放区豫北的武安县，1946年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已 基本被剥夺殆尽，连中农的财产也不得不用来弥补贫农的贫困。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7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 均有地5.5亩，中农人均6.2亩，富农6.9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9亩。（引自：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这些说明，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不需要急迫的土地改革。当时解放区人口1.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战后，中国一度出现和平的气象，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在七大提出了他以上的土地政策。但是，毛很快就放弃他的主张，将减租减息转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这场土地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土地再分配，它实质上是中共利用土地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即：用分地鼓动“阶级斗争”，建立中共在农村的基层权力，从而全面支配农村的人力与物资。在这场政治操作中，分给穷人土地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目的——打赢内战——的一个中间环节，甚至可以说是为达至目的给穷人的诱饵和奖励，这也就是毛所说，“如果农民要东西，就要给他们”。

黄宗智先生评述说：“共产党当初本来可能可以选择承认这些客观现实（指：不存在党所宣传的阶级斗争），……完全不必在每一个村庄都开展阶级斗争，可以简单地宣布租佃和雇佣为非法并且决定土地的再分配。它无须在每一个村庄都发动针对地主和富农的群众运动，可以简单地根据革命的理论分析，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但党并没有做出这样选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加以分析），党决定在所有的村庄里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被当作是一场道德戏剧性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这就是说，党即使是再分配土地，也完全不必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事实上，毛曾经考虑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赎买）， 在延安以北约100英里处的贺家川村，还曾做过试点，政府以征购方式首次成功地实行了土改，但此方案终究没有付诸实践。“在战争压力面前，军事、财政动员的需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赎买政策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没有真正在解放区广泛实行，当时甚至连地主主动献地的行为也被不允许，而是必须经过斗争强行分配的过程。”（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黄宗智指出：“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农村社会现实之间的扭曲到达顶点”，因为“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说，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种种战争需要的资源。阶级划分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张鸣教授也说：“战 争动员需要仇恨，即所谓的敌视情绪和氛围，而只有社会的边缘群体才拥有最多的因遭遗弃而积累的愤恨和辛酸，事实上发动这些最弱势的边缘人，才可以较为合 理地建构一种阶级仇恨的解释框架，因为事实上可能真的存在歧视和欺凌，进而形成一种敌忾的氛围，将其他成员也卷进其中。这里，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了 某种功利性的动员操作框架之中。”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并不是因为地主和农民间有“阶级压迫”而要分地；而是通过分地以制造“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是导演出来的（也就是黄宗智说的戏剧化），用来它激发恐惧和仇恨，“团结”贫苦农民，“同心同德”打败“蒋介石匪帮”——地主阶级的代表。

46年5月，中共发布施行土改的“五四指示”，次年10月再颁布《土地法大纲》。仅仅一年，毛就抛弃了七大的土地政策，在各根据地广泛展开由上至下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取得共识，中共开展这场土地革命的真正目的是内战。1946年，国共内战大规模展开，为了获取战争物资和兵源，中共才急剧开展土地革命。胡素珊说： “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明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291页）张鸣先生说：“中国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共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

而随着战事的烈度和规模急剧扩大，社会动员演变成功利性极强手段特殊的战争动员，正因为如此，革命才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李炜光先生阐述得更具体，他说：“发生在上个世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其真实意义与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战争必需的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动员手段”，“ 内战初期处于明显战略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优势。”“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巨大能量的源泉，使它仅用了极为短暂的时间即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性因素。”（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1946年9月 14日的新华社电讯：“正是有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才加强了人民解放军。如果共产党不同意农民的这一（土地）要求，而蒋又从美国得到了外援，中国人 民要求独立、和平和民主的运动就很可能像二七年大革命那样再次失败。”同年10月，毛泽东评价了土改在共产党防御战略中所起 的作用，写道：“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 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 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党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是 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晋冀鲁豫党政领导潘复生的话颇具代表性：“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 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彭真在《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中说“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李炜光：同上）

正是通过土改，中共征集了难以想象的物资和人力投入战争，从而打败了国军。以三大战役为例：辽沈战役动员了13800余副担架、36700辆大车、96000余名随军民工，还动员了18个独 立师投入战斗，以80个第二级兵团约30余万人的地方武装。平津则战役动员了30余万民工和40余万人的地 方武装。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 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斤。（同上）在山东解放区，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将8.5亿斤粮食送到前线，支援了722256斤食油、868238斤食盐和大量的蔬菜。胶东、渤 海、鲁中南三个行政区的妇女给部队做军鞋7622151双，军袜221809双，军衣7355573套，军被1778855床（朱玉湘《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感谢史学家们的努力，论证土改和内战的关系是中国当代史学的一大突破。他们把我们领出“革命”神话，回到历史的真实。

三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宣扬土改的红色经典，该书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近年，发现了丁玲的一批遗作，有一篇谈到该书，其中说“《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人民日报》2004年10月09日 第七版）2006年《南风窗》杂志记者田磊重访了桑干河畔的温泉屯（小说原型），采访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民，老人们叙述“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每兄弟100亩），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作者评述，“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南风窗》2006.6 田磊“重访桑干河畔”）

“阶级斗争”歪曲了中国社会。由于宣传，人们已经习惯将中国古代社会称封建制，这很不对，许多学者都反复指出。封建是分权，比如英国的贵族分封带来了抑制王权的议会和宪政。而秦后中国主要是中央集权，和“封建”正相反。“封建”的滥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缩影，“阶级”亦然。冯天瑜的新作《“封建”考论》专门论述了该词的名实错置，并做了澄清。中国当代词语的名实错置，不仅是思想和判断之事，更是权力的政治强制和操纵的方式：权力错置概念，由而操纵人，控制社会，达至政治目的。丁玲的这部小说，就体现了政治对“名实错置”的有意制造。这也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了人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熟悉的邻居和乡亲成了阶级敌人。土改及这部“革命史”，就是这样创造来的。

“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农民翻身解放”，这些套语（大陆至今仍普遍使用）显示土改是一场政治革命。但中国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政治压迫和对立，农民也没有革命的要求。欧洲封建制有军事性，也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农民依附贵族领主，没有土地权和人身自由，而且等级世袭。贵族和农民的关系首先是政治的，等级制度促进了欧洲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无论是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还是后来的德国农民战争、法国革命，农民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消灭贵族”、“自由”“平等”，都超过对土地的渴望。但也正是贵族有领地，占有农民，有武装，因此可以对抗王权，从而带来宪政。还应该说，等级制对欧洲未来社会的组织化秩序化的建设，及各阶级的分工与合作有重要作用。

而中国是中央集权，为避免分权，而不分封，因此也就保留了乡村的自然形态：小农经济；氏族血缘社会；乡村自治。与封建对应的是分权制衡；而中央集权之下，是中国庞大分散的自耕农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是“自由人”，有土地，能进取，可迁徙、科举、经商。他们比中世纪欧洲农民幸运，没有人身隶属，也没有等级限定。地主是田产概念——田主，地主和佃户雇农也只是经济关系；而且地主可以沦为佃户，雇农也可以升为地主。他们之间有有贫富有贵贱，有经济和雇佣的矛盾，但没有明确的等级和政治对立。就算“打土豪”，农民也是为了“分田地”，而不是为了“自由”“平等”。梁漱溟、钱穆等都强烈批评将阶级论强加于中国，钱穆说中国人自由，即是针对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附属。说重点，中国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官僚阶级，而且这是一个极其制度化等级化组织化的阶级，其功能就是实行政治统治，不仅强大，而且稳定，可以说，这在人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央集权的可靠保障。所谓中国超稳定结构，也就在它的官僚制度。而和官相对的则是民，中国的“阶级对立”实是官和民的对立，除此中央集权不允许中间等级和权力出现。商人本可以成为阶级，他们有共同利益，但是被国家抑制，因此商最终只是个行业。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中央集权之下是分散的自然村落，无为而治，由此帝王才可安然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中国中等乡村不过几百人，小的几十人，大的千数人，同姓同族，一个农民的社会也就这么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民如散沙，少国家和社会意识，少组织性，对外族入侵软弱无力，庞大的中华帝国实际是非常虚弱的。中国向来没有结成大规模公共社会，民也未曾分化为阶级。按进步观，阶级社会在血缘社会之后，而传统中国乡村并未走出这一步。我们看到中国农村，村际间姓氏间的对立远远过于贫富雇佣之间，民间械斗多发生于此。这说明中国农村氏族血缘关系重过阶级。就是土地买卖也受氏族限制，“土地权受着氏族的保护，除非得到氏族的同意，很不易把土地卖给外边人”（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乡村作为氏族血缘社会，其是伦理秩序，而非规则秩序（请注意，这点非常重要，涉及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费孝通先生将此两种秩序成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道德重于法律，屈死不告状，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自古官不下县，村无政权无制度无司法，而是氏族式自治，就事论事，约定俗成，族长也是推选。中国有乡绅，乡绅是官政和乡村的桥板，其代表乡村连接政府；作为自治社会，他们类似长老，在乡村有领导作用，但限于宗族和伦理范围之内，而非政权；因为没有权力的强制，因此也就不能说是统治；乡绅更重要的意义是代表儒家伦理秩序和文化，使之落到乡村，这也就是他们的教化功能。

四

再看经济。土改动员中有个套数，就是千方百计动员群众诉苦，挖穷根儿，要把农民的不幸归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这本是政治操作，即鼓动仇恨，激发暴力摧毁传统乡村，从而建立党在农村的权力（49年之前，是为了赢取兵源和物资）。但是，随着党的胜利，宣传变成了“事实”，且写成了历史和教科书。刘少奇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5年12月，页32。 ）这是中共农村阶级论的基本思想。但是，到底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他们占有多少土地？地租是多少？农民又占多少土地？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差别有多大？地主是不是农民？

高王凌教授新著《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作者归纳中国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调查统计，得出重要数据：1、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间（简单平均是36%），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30 %。2、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额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所谓50％是指“正产物”而言)；这样算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3、由上可得，地主所得仅为农业总产出的12％或更低些，那么农业无疑就是一个“低效”或“低质行业”；购买土地也不一定是为了赚取“高额地租”，在一些地方，甚至不过是一种“保值”的手段。高王凌教授的这些考据之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一直说，人口10%的地主占有了 70-80%的土地，佃农的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作为地租拿走。因此必须消灭地主阶级。

我们再看，上世纪50年代初，官方对陕西关中新区41县(市)约700万人口的土地改革统计数据。该地区共有耕地：27587923亩；人口：6959796;人均土地：3.96亩。请看：

土改前后人占有土地对比表

成份 人口数 占人口比例 占土地比例 土改前人均土地（亩） 土改后人均土地（亩）
地主 185505 2.66%， 7.8% 11.6 2.5
富农 146339 2.1%， 4.2%， 7.8 7.1
中农 3204015 46.04% 54% 4.7 4.8
贫农 2672350 38.4% 24.8% 2.6 3.3
雇农 427340 6.14% 2.1% 1.32 3
其他 略

土改人分得土地表

成分 总得地（亩） 得地人口 得地人口占本阶层比例 人均得地（亩）
中农 349327 227703 7.1% 0.10
贫农 1561589 1311647 49% 0.59
雇农 712469 352938 82% 1.63
其他（略）
总计 3040347 2021725 11% 0.47

（二表综合陕西农民协会办公室：《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改前后各阶层构成情况表》、《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改前后 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和《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地改革土地分配统计表》，三表资料引自何军“20世纪50年代初关中农村的土地改革”）

以上数据说明：一、当地90以上的人占有土地，即是雇农也有少量土地(人均占地1.32亩 ,是总人口人均占地3.96亩的30%) ；中农占有土地是总耕地的54%(人均占地4.7亩 ,是总人口人均占地3.96亩的118%)；贫农占有土地是总耕地的24.8%(人均占地2.6亩 ,是总人口人均占地3.96亩的65.7%)。中贫农共占总耕地的78.8%。这证明，该地区是中间大两头小的自耕农社会，土地地占有已经很均衡了。二、地主人数很小，占人口比例2.66%。他们所占土地也很少，只总耕地的7.1%。地主人均占地11.6亩，是总人口人均占地的2.93倍，是中农人均占地的2.46倍，是贫农的4.46倍，是雇农的8.79倍。这不是很大的差距。再，当时西北粮食亩产平均170斤左右，11.6亩的年产粮食1973斤。这还要扣除税收、雇工工钱等，如此看地主的生活也相当难。因而学界说，关中无地主。（人们也说“华北无地主”：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1935年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自耕农的 百分比分别为71.35%、64.75%和74.7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1937年，第34页）三、总体上，重新分配土地的意义不大。重新分配的土地只占总耕地的11%。7.1%的中农人均分到0.1亩，49%的贫农人均分到0.59亩（合全年多得100斤粮食）；而92.9%中农和51%的贫农，他们的土地没变化，这两部分人共占总人口62.8%。真正得到实惠的是主要是82%的雇农，人均分到1.62亩，他们占总人口的1.72%。许多学者都认为关中土改意义不大。何军说：“从整体来看，土改前后关中都是自耕农占主体，土改对于关中农村地权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郑磊对关中高陵县通远乡土地问题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由于能够划分出来以供分配的土地较少，从实际效果来看，土改对高陵农民的土地拥有状况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反倒因为这种较为勉强的征收和分割使田块变得更为破碎。”四、经济越落后越贫困的地区，人们的贫富差距就越少；而经济越发达，人们的贫富差异才越大。关中极度贫困，当时的土改人员惊呼，“简直不相信这是二十世纪的文明”。是因为地区贫困，而关中无地主；如果贫困原因是因为地主剥削，那么地主应该更富有才是。

当然，西北是贫穷地区，但是江南又如何？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情况及其问题的初步研究》统计：解放前夕，地富占有土地28.85%；中贫雇农占有土地71.15%。综合各种数据，王高陵教授所说，地主占有30%的土地，大概是差不多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1935年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其中25．8％没有土地，有土地的占74.2%；全国80%以上的土地，由百亩以下的户主占有；80%的户数占地在20亩以下，他们共占总耕地的34%，其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数的33%，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占业主总数的60%；有地千亩以上的地主总占地不到总耕地的2%；全国平均户占土地是15.2亩；自耕农占总耕地的47.6%（《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1937年，引自万国鼎：“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黄道炫先生在 “ 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中，根据各种调查数据综合二表：
东南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之二   （%）
地区 浙江76县 浙、皖、闽、苏南235县 苏南35县973乡 浙江建德专区
地主人口 3.64 4 3.02 1,97
地主占地 20.66 26.17 30.87 20.38
富农人口 2.85 3.16 2.89 4.95
富农占地 6.77 7.21 6.54 19.49
中农人口 33.66 36.4 34.91 21.57
中农占地 32.43 33.65 31.56 26.26
贫农人口 46.27 45.71 47.75 49.44
贫农占地 17.43 18.01 18.96 19.99

地主与贫农军均占地比较：（亩）

地区 浙江76县 浙、皖、闽、苏南235县 福建66县 南平、古田、沙县３县 福州鼓山鳝樟村 浙江东阳区８村
地主人均占地 7.96 14.26 7.47 21.76 2.1 3.91*
贫农人均占地 0.53 0.26 0.6 0.67 0.41 0.15*
地主／贫农比例 15.2 倍 16.58倍 12.24倍 32.48倍 5.12倍 24.8倍

*　为贫雇农综合计算

按照以上数据：农民缺地非常严重；中国土地不平均，主要体现于贫农占地基数太小。这二者的原因都不是地主占地太多，而是缺少土地资源。中国土地多为百亩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占有，而且实际占地的差额也不大。

但是由于没地的农民太多，每户贫农占地的亩数太少，因此在地主和贫雇农占地的比值上就很大。比如浙江地主人均占地不到８亩，但却是贫农人均占地的15倍多。这种比值上的悬殊差距，使人夸大实际上的土地不平均。人均８亩地，对任何国家的农民都是跟很少的土地。中国不是没有大土地主，但所占土地比重较小。1945年美国农民平均每户有土地1170亩（195英亩），是中国农民每户平均占有土地的77倍，是地主每户平均占地的10倍左右（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50年前：地主平均每户占有土地144亩，地主占全国总耕地38.26%），就是这样当时美国的农民也不富裕，当年美国政府给予农户的补贴是7.4亿美元。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是地少人多，而不是地主垄断土地。正是由于中国土地奇缺，才少有大土地所有者，而多是小土地所有者。因此，万国鼎先生将中国的土地制称为细碎的农田制，也就是小农经济的小土地所有制，这是地少人多环境下的必然生态。中国的土地不平均是农业经济的自然状况，并非由于政治制度与地主阶级的剥削统治。

1988年，《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第二期增刊发表了1958年第二次无保调查报告，公布了无锡20年代末至50年代共4个调查年点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其中1929年的数据是原始资料，物价按照实物核算。
　
无锡农民“人均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阶级 1929年 1936年 1948年 1957年
合计 89.17 85.39 73.32 101.07
中农 87.33 81.94 82.82 108.17
贫农 60.02 58.71 51.36 96.20
雇农 73.67 72.80 71.24 92.18
地主 357.11 305.83 187.18 99.95
富农 139.98 134.47 104.32 104.65　　

（引自朱文强：“怎样认识20至50年代无锡农民的纯收入”）

这让我们看到1949年之前，中国农村阶级间的收入差别并不大：以1936年为例：总平均是人年均85.39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这个平均值的3.6倍，是雇农的4.2倍。今天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包括住房、医疗、假期等福利）大约也是城市工人的3倍，是农民工的5-6倍，是农民的10倍。另一个意外，雇农的收入是贫农的124%（这有家庭人口的原因），这和人们一向的剥削观念不一样，说明给地主给雇工的报酬也是合理的，合乎当时的经济情况，并非是残酷压榨，雇工和地主相互依存。朱子强先生计算，“20至50年代，无锡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大约只等于现在（1997年）中、低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想见当时大多数地主的生活也是很难。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惊呼：“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 分出大贫与小贫。”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可以说这基本符合中国的国情。上世纪初，著名乡村自治领袖彭禹廷说：“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一家不苦，这都是十多年来土匪、匪式军队闹的下场，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所以，中国农村社会只有大穷——贫雇农；小穷——大小地主之分，而无所谓阶级，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贫雇农都是处于土匪、洋匪（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压迫剥削之下的穷苦者而已。在反抗这些压迫者的斗争中，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近代农民之贫苦，除了自然灾害和缺少土地资源之外，主要是：列强侵略，战争导致、赔款；内战；官吏腐败横征暴敛；再就是匪盗和革命。将农民之苦归罪于地富实在是冤枉，地富也是各种灾难的受害者，甚至更倒霉，他们比贫雇农多一口饭，但被抢去的则更多。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