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诗与坦克——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集/ 文学卷》，孟浪、余杰编，晨钟书局2007 年1 月香港版）

还是在香港的时候，那本厚厚的笔会会员文集 ——《诗与坦克》就一下吸引了我的视线，这不仅因为它有 一个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书名，而且还因为它是一本集聚了海内外独立中文作家作品的集大成版本。

说起来，诗与坦克本应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谁会刻意把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词意混为一体呢？然而，伟大的专制暴力机器却有能力让人们、也让历史将两者之间用必然的逻辑关系硬生生地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封面以一幅让老布什总统都为之颤抖、为之动容的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画面作为背景，衬托出二十世纪末期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与自由向往。它把我们的意识遽然拉回到那个令人恐怖的记忆之中—— 透过这猩红的画面，我们仿佛又梦回到广场上那一张张淳朴而惨白的娃娃脸蛋，还有那纪念碑周围用诗歌组成的人海之中……

从文集的目录里，我有幸看到了许多不仅我熟悉而且注定会载入中国文学野史的名字， 他们用良知、道义和勇气努力改写着权势者墨写的谎言，重拾着初夏中血写的事实。展卷一读，我们既可以为北京作家刘晓波的文字中那种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而拍案叫绝，又可以为深圳作家赵达功用粗犷而 诙谐的语言表达出的观点而感同身受；我们既可以享受到众多大陆中国独立作家的优秀作品，又可以品味到许多旅居世界各地的中文独立作家的精品，如瑞典华人作家万之，加拿大的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英国的马建，德国的阿海，澳洲的齐家贞、美国的陈奎德、巫一毛、雪迪等。不管是流浪异乡还是坚守本土的作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那无声的呐喊已经托起了坦克履带的重量，他们的激越呼唤流淌着心田不屈的呢喃 和吟唱。他们的文字所展现的正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重生的希望。

毫无疑问，这本文集中的作品在大陆大都只能作为地下文学而存在，至少在当下还无法指望获得公开发表。但是，尽管无所不在的禁锢貌似强大无比，但却无法阻止书中作者的思绪自由的飘飞 ……

如诗人孟浪写于 2000 年6 月4 日 这篇诗作乍眼看去，怅然若失之中似乎飘荡着那么一点儿悲凉，但字里行间却又对生活充满寓意深远的期盼：

《 无题》

一个孩子在天上

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

一个孩子在天上

像趴在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图画纸上。

一个孩子在天上

用铅笔淡淡描出无数个孩子的样子。

一个孩子在天上

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蔚蓝，无边无际。

一个孩子在天上

他还决定，他的一生

必须在此守望橡皮的残碑，铅笔的幼林。

哦，教员们在降临——

一个孩子在天上用双手紧紧按住永恒：

一个错误的词。

孟浪的诗歌带着尖锐和轻灵之气，始终显露出一种救赎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情怀。这种风格源于根植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妥协精神： ” 既不向世界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更不向虚无妥协” （评论家唐晓渡语）。

再如，中国先锋、朦胧诗代表诗人杨练的诗歌虽然常常把语言精炼或张扬到极致却能于不经意之中给人留下一种独特的冷静和洞穿表象的印象，如他在《偈子》中所表现的一样：

为期待而绝望

为绝望而期待

绝望是最完美的期待

期待是最漫长的绝望

期待不一定开始

绝望也未必结束

或许召唤只有一声——

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

诗意的语言，是表现浪漫的艺术载体，美妙的诗歌一如灿烂的玫瑰一样往往只献给爱情、只献给心中的温情和美丽的遐想。然而，文集中的诗人和作家在强权面前却不愿沉默更拒绝遗忘历史的真实。因此，在组成本书的作家群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个自由的灵魂在天空不屈地飞舞。当呼啸的坦克肆虐过后，在血光和冷漠的映照下依然在顽强地劲舞，随着那一组组舞动的文字，组成了一曲曲永恒的、诗意的纪念碑。

正如著名学者墨菲指出，”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思想。” 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表达人类积极的情感，自由地展现自己原生态生活和这个世界精彩缤纷的状态以及自由地发表有见地的观点。这便是作为独立中文作家们做为一个人赖以活下去的充足理由和根据，也是我们心灵的净土和我们精神生命的支撑源泉。

因为，诗人和作家都是一个民族苦痛的触角。在专制社会的语境下，人之所以为人，作家之所以为作家，就不能以任何借口逃避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作家必须关注社会的发展，必须关注普罗大众的生存状况，必须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作家绝不同于流行的歌星、影星。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告诉我们： ” 文学既不是一种快感，也不是消遣或娱乐，而是一件神圣的大事” .然而当现在大陆中国许多官方的御用作家们轻而易举地用妥协和媚俗的文字得到了可观的金钱，但不可能赢得历史的尊敬。他们之中许多人由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与奴性的根深蒂固，实际上间接地纵容着专制统治的苟延残喘 ……

面对一个人性普遍坠落、精神贫乏和信仰崩溃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用诗歌与坦克作 ”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的不屈对垒。我们仍然需要凭借我们身上的诚实和良知作” 韧性的战斗” ！

作为一个独立于体制外的写作者，我们更渴望有尊严地自由写作。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恐怖和压抑的环境中 ， 虽然我们连思想的自由都成为奢望，但我们好在还可以从《诗与坦克》这本文集中，感知到每一篇作品的精神价值，体会出每一位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殊不知古往今来许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超前的” 异端” ，虽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见容，但真正能流传久远并具有生命力的作品从来都不是钦定的或为权势所认可的文学作品。不管它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被拒斥于正统之外的李慎之的《风雨苍茫五十年》。经典就是经典，时间和读者将为我们和从我们身后流逝的岁月作证。

──《观察》首发

 

今年3月5日，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又粉墨登场。早在“两会”开幕前，总理温家宝就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为“两会”定调：继续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温家宝的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重申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是对党内保守派的安慰；温家宝又借用赵紫阳20年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对党内改革派的拉拢。

有了温家宝的这番定调，接下来的“两会”，开得四平八稳，了无新意，就毫不出奇。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本身平淡而乏味，也怪不得那些庸碌无为的“代表们”，一边假装听报告，一边酣睡如泥。

中共宣传，今年的“两会”，重点是民生议题。其实，近30年来，在中共的喉舌里，哪一年的“两会”，重点又不是民生议题呢？既然避谈政治改革，经济和民生就成了唯一的话题。用这个话题，可以代替任何话题。既可以赢得“务实”的虚名，又可以淡化社会矛盾，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其实，民生议题，又是一个幌子。比如，在“两会”上公布的军费开销和军费增长，才是重中之重。今年军费开销3509.21亿，增幅529.9亿，增长17.8%，占全国财政支出7.5%.军费开销，成为所有开销中的龙头老大。

相比之下，用于科技、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支出，分别为774亿、536亿、138亿、和123亿，所有这些领域加在一起的开销总和，都不及军费开销的一半！而被列为最大民生话题、涉及中国总人口75%的“三农”问题，国家财政开支仅为3，397亿，仍然低于军费。对比这些数字，谁能相信，“两会”的重点是民生？

针对外界质疑，中共当局的说法是：中国军费高增长，是因为目前中国国防费用的基数太小。然而，中国农业、教育、卫生、科技、和文化事业的目前费用基数更小、小得多，又当如何？中国军费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已经持续近20年，而农业、教育、卫生等费用的增长，迟至近年才开始，又当作何解释？

说到今年军费增长，当局再次表示，为了三方面：其一，提高军人工资和津贴标准；其二，提高军队公务事业费和伙食费标准，改善部队官兵训练、生活条件；其三，增加装备建设经费，提高军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三条中，竟有两条是改善军人待遇（且不说，这种改善，已经连年翻了几番）。既然八亿农民不如230万军人，民生究竟何从谈起？

“人大”发言人的一句解释，尤其值得注意，他说：“从1979年到1989年，我国国防费实际平均每年下降5.83%.近些年来，才逐步增加国防费……”在这里，“近些年”、“逐步”等，都是故意淡化的用词；事实上，从1990年开始，中国军费就以每年两位数暴涨。“人大”发言人的话，等于公开承认：中国军费狂涨，是从1989年之后才开始的，即在“6.4”大屠杀之后，中共为维持其统治，更加依仗军队，大量花钱，刻意讨好部队官兵。这恰恰应证了笔者多次阐述的一个结论：中共穷兵黩武，其威胁，更多的，不是朝外，而是朝内，随时准备镇压中国民众的抗争。台湾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在沉闷乏味的今年“两会”中，唯一出现争议的，是关于《物权法》。赞扬者声称，通过该法，意味着中共承认“土地私有”、“土地可以买卖”，中国由此翻越迈向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关”，是“石破天惊的进步”。然而，早在1949年以前，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上，中国就实行“土地私有”、“土地可以买卖”，如今的承认，不过是恢复而已？何来“进步”？

实际上，在当前中国的“字典”里，所有“进步”、“发展”、“增长”、“崛起”等词汇，都成了“恢复”的同义词。“恢复”就是“进步”、“恢复”就是“发展”、“恢复”就是“增长”、“恢复”就是“崛起”。恢复之前，是破坏，破坏的主谋，就是中共。中共指望以“经济建设”的幌子，来一笔勾销其历史上的罪孽，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悠悠苍天，浩浩江河，有谁曾改得了历史？

反对《物权法》的人，被称为“左派”（毫无意义的左右之分），据说气焰汹汹。前几年就曾展开大辩论，斥《物权法》“违宪”；今年又召开大型“研讨会”，与“两会”对峙，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部从17年前就开始起草、连续七年提交人大审议、直到今年才正式提出通过的《物权法》，竟如此难产！这证明，在现行制度下，社会保守势力，不仅充斥于中共党内，而且充塞于学术界、新闻界、和社会其他各界。

中国社会，不要说“进步”，连“恢复”，都是如此的艰难！中共把政半个多世纪，祸国之重，误国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今年“两会”，唯一的亮点，是会前，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公开批评各地政府“截访”：对上访的“截访”，不但花费巨大，而且积累矛盾，堵塞民意通道。然而，任老先生的微弱呼声，又怎能穿透庞大官僚利益集团的厚盾？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六四凌晨的廣場 – 焚燒

   一名軍官(穿白襯衫者)當街向士兵部署行動

   自行車上的屍體

   (六四凌晨6:20)﹕三輛坦克揚長而去﹐毒氣瀰漫。目擊者們迅速上前搶救一位靠在柵欄上的傷員。馬路邊有十一人死亡。

   坦克追碾撤離廣場的學生 (六四凌晨6:15)﹕一隊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由南轉上長安街。當他們走到六部口﹐離黨政中樞機關只有50米的地方﹐三輛坦克從廣場衝來。發射的催淚彈煙霧瀰漫在空氣中。許多學生試圖跳過路邊的柵欄逃避坦克的追碾

   「人民子弟兵」向人民開槍。群眾奮勇冒死搶救傷者

   六四的鮮血染紅了北京的街道

   軍隊開始向廣場上的學生開搶，幾位男同學扶著一位受傷女同學趕往醫院。（路透社照片）

   停屍間

   停屍間

   六四當日的中央財經學院

提要：
（一）血腥的黑色周末—— 1989年
（二）相识于高压与恐怖之中—— 1990年
（三）第一声呼喊—— 1991年
（四）惩罚的开始——1992年
（五）第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1993年
（六）终为中共政权所不容—— 1993年
（七）人道救助呼吁书与人权呼吁书—— 1994年
（八）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1994年
（九）“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1994年
（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出版—— 1994年
（十一）难属群体第一次上书人大常委会—— 1995年
（十二）秘密关押—— 1995年
（十三）“六四”难属心连心—— 1996年
（十四）“六四”遗孤助学金—— 1997年
（十五）赵紫阳先生致函中共十五大提出重评“六四”——1997年
（十六）抵制李鹏——1998年
（十七）克林顿访华—— 1998年
（十八）两个“公民权利宣言”—— 1998年
（十九）中国政府冻结“六四”人道捐款—— 1998年
（二十）“六四”惨案十周年祭—— 1999年
（二十一）控告李鹏—— 1999年
（二十二）“六四”十周年新闻发布会—— 1999年
（二十三）北京、上海国安局制造扣人、截款恶性事件—— 2000年
（二十四）斯诺夫人会见丁子霖受阻—— 2000年
（二十五）文集《生者与死者》出版—— 2000年
（二十六）哭冰娴—— 2001年
（二十七）《天安门母亲的话》—— 2001年
（二十八）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 2002年

（二十九）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2003年
（三十）来自大洋彼岸的问候—— 2003年
（三十一）蒋彦永医生“六四”正名建议书—— 2003年
（三十二） “文化衫”事件—— 2004年
（三十三）“六四”十五周年祭——2004年
（三十四）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2004年
（三十五）呼吁释放蒋彦永医生——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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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民党力邀作家龙应台出任监察院委员，龙应台经过“24小时的严肃思索”，婉谢这一诚意邀请。龙应台认为，监察权落空的社会乱象固然严重，但是台湾社会目前更缺的仍是理性的中道力量及独立思维，她决定继续以独立作家的身份为台湾发声。这则新闻很有意思。龙应台曾放弃文人身份入主台北文化局三年，体验到政策推行的艰辛，体味到建设比批评更难。曾经在1980年代疾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把野火燃起无数“生气运动”的龙应台，为何20多年后，呼吁理性的中道力量？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大题目。简单来说，社会往前推进，阶段不同，问题跟着不同。

某周刊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推出专辑，题目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50个改善生活品质、推动社会进步的生气细节”，分别就医疗、教育、住房、消费、出行、社会等诸多领域，直接指陈种种侵害百姓利益的日常之事，触目惊心，犀利到位，读罢叫好。编者在前言中牵引出龙应台当年成名作，对比两厢社会咄咄怪事，当年龙描述的景象，跟当下中国竟如此相像，假奶粉、毒针头，甚至可以安全过关的古装历史剧。怕事又自私的中国人，需要生气自救的社会运动，社会的真正进步需要每一个人逐渐成熟的公民意识。这是社会发展特别重要的一环。

薛涌的新书《草根才是主流》是其报刊时论的最新结集，内分诸多专辑，从宏观层面展开对自由派主流经济学家、富人的财富态度、言论空间、中国高等教育及北大的批判。薛涌借用阶级斗争里的“批判”一词（汉语经过革命洗涤，确乎难寻更好的词汇了），那么重的火药味，其实与“为什么不生气”是一个意思，针对某种越来越显得理所当然的特权和怪事，发皇帝未着新装的真言。

书名颇堪玩味，据说还引起了某著名经济学家的警惕，认为有否定改革的民粹倾向。我看这样的担忧不必有。中国再也不可能走回头路，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已是这场经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既得利益者”。呼唤草根权利，要求重视底层权利的民生关怀，与生气运动一样，都是在既定框架内可行且必要的功课，在意的是真正的公民意识。

这种民生关怀越多，民众的警觉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越高。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草根真能成为主流，反倒不可能出现左倾、民粹，20世纪的左祸，只是以底层为图饰，饰者伪也。因为，草根是注重实际的，更是生活化的。

薛涌以他女儿上幼儿园和小学的经历来谈草根社会。他的爱女五岁时，参加了童子军。这个结构松散的组织在美国孩子中非常流行，不过是几个家长凑在一起，轮流志愿带孩子而已。但据童子军网站介绍，美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从在童子军卖饼干开始的。童子军的差使是推销饼干，目的实际是要培养孩子的社会和经营技能。饼干卖完了，大家凑在一起算账，让孩子们讨论钱该怎么花。结论是把钱一分为三，第一部分给组织者，因为人家义务劳动，还要自己缴钱，不公平，所以孩子希望能把志愿者倒贴进来的钱给付了；第二部分捐给那些无家可归者；第三部分留下来给孩子们开个庆功会。这样是非常“草根”的教育：什么都不是白来的，必须是自己挣来的；挣来钱后，再要想想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是小处，却更让人见出真义。

草根真正成为主流，人性化的价值观从小处得到伸展，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据说法国人是浪漫的代表，英国满地都是绅士。我们当然不能说法国人中没有绅士，而英国人也不知罗曼蒂克为何物。然而又听说，英国绅士们最喜欢用不温不火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表现在文学方面，英国作家出产的作品中有不少就是虚虚实实的。这方面的典型，已译成中文的，有D·M·托马斯的《白色旅馆》，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彼得·阿克罗伊德的《霍克斯默》，以及下面将要说到的朱利安·巴恩斯的《亚瑟与乔治》。中国当代小说也出现了这类现象，旅英作家虹影女士以《鹤止步》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笔记小说”不可不谓近年来文坛的收获之一。

朱利安·巴恩斯至少已有三部小说译成中文，尽管译文质量“好坏参半”，这位英国作家也渐渐为国内读者所熟悉。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位原创性很强的作家，《福楼拜的鹦鹉》如题所示与法国大文豪福楼拜有关，《亚瑟与乔治》截取了英国历史上一桩真实案件，主人公之一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

巴恩斯的小说书卷气极浓，这在小说末尾的“作者笔记”中可见一斑。为了撰写这部小说，巴恩斯至少通读了柯南道尔的著作集(除了侦探小说之外，柯南道尔尚写有大量其他文体的著作)，二十世纪初有关艾达吉案件背景的报纸、政府文献、议会备忘录。不仅这些，书中经常有意无意提到的文学名著、通俗读物，展示了作者宽广的阅读层面；书中隽言警句时常有跳出眼眶之感。有一个误解以为，小说家重要的只是创造力，无须过多的知识，壅塞的知识反而会妨碍创作。这句话我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艾柯等人的出现，让人领略特例的迷人。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特例，书写得好看又有广博知识的小说家比比皆是。

一部小说，无论怎么标榜自己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它的核心仍然是虚构的那一块。大部分小说都像是空中楼阁，平地而起，然而可发挥的空间却比较大，而取材现实故事的小说因为不能露出狐狸尾巴，所以只能在暗中作案，若想成功不得不更小心翼翼，操好那把弥缝零碎现实与虚构的剪刀。作者毕竟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也未能参与案件的整个过程，所有信息都是二手，不免变形。而虚构并非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同名词，小说的虚构归结到底只能揆之以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柯南道尔那奇异的等边三角形之爱，乔治·艾达吉步步惊心的降神会之旅。

与卡波蒂《冷血》为代表的一系列美国“非虚构小说”不同，巴恩斯并没有采取类似的新闻体，他的文字更加感性细腻，章节之间的时间跨度可以很大，又穿插了几个次要人物，所以看起来有点“散”。小说中亚瑟(医生，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柯南道尔)与乔治(律师，在小说中为铁路法努力呼吁)的第一次相逢用了一种晦涩的笔法，直到结尾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擦肩而过了。那一份智性，是“非虚构小说”中很少见到的。这里涉及了一个问题，“非虚构小说”常常很“用力”，但是巴恩斯的小说为什么总能四两拨千斤？大概可以归结到卡尔维诺所谓“轻逸”的那一类里面。用小说人物乔治·艾达吉的话说：“最行得通的伪证就是巧妙的真假参半。”

小说揭示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柯南道尔，他多少有些不道德的婚外情，他无意中为英国司法体系作出了贡献。但是我觉得巴恩斯用力更深的是那位默默无闻的冤屈者乔治·艾达吉。朱利安·巴恩斯常常觉得自己是非典型的英国人，深爱着法国文学，书中的柯南道尔也自称不是典型的英国人，似乎可与巴恩斯本人归为一类。他为乔治·艾达吉成功翻案的主要途径便是所谓的“制造噪音”，利用舆论对当局施压，并且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程序上多少失当，乔治·艾达吉感激之余，暗地却不齿恩人所为。小说最迷人的地方正是一位非典型英国人创造了一名典型的“老英国”，而这位“老英国”还是印裔的，他所受的冤屈，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的肤色。不过，人们即使看出他别样的容貌，但是“如果你闭上眼睛听他说话，你会以为他是一个英国人”。再也没有比他更英国的英国人了，在受到冤屈之后，也并未想到真正去申诉，最想的只是做好本分。在降神会上，灵媒使用各种花招，没有实质性地胡乱表演一通，各种虚幻的人物在她口中似乎争着说话，以至于半天都没有具体的灵魂出现，这时候，以沉闷著称的乔治·艾达吉小小地调了下侃：“如果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真是英国男人和女人的灵魂，他们应该知道先来后到的规矩，对不对？”

种族间的沟通与隔膜是当今英国文学的重大主题之一，当然也并非英国这个最老牌的殖民国家所特有，当我看去年上映的电影《通天塔》时，最大的感觉便是无论是什么人，最难得的就是能用一双平和的眼睛看待平和的事物，以至于这世界分出无数畛域。在文学上，有现实与虚构之分，在现实生活中，什么都可以真假参半。我想，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慧眼来洞穿世界的本质，理清纷扰的支流。就算懵懂、浑噩，总归是要走属于自己的那条笔直不分岔的道路的。

■　延伸阅读
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丛书，囊括了英、法、俄、西班牙语种2005年度共6部入选作品，均为长篇小说，作者都是生于1940年代后且在世界文坛有一定知名度的实力派。

 

诗歌本来是寂寞的事业，然而自新世纪以降，由于网络作为诗歌平台的勃兴以及诗歌口语化潮流的推涌，诗歌创作竟一下子大跃进起来。不仅创作，有关诗歌的观念之争也泛起了一片繁弦急管。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忍冬花诗丛”现时已推出了四个人的诗选，分别是《多多诗选》、《王寅诗选》、《周伦佑诗选》、《陈建华诗选》。我把这四个人的诗作看成是编者林贤治从中国当代诗林中选出的四株嘉木：

多多是一个在漫长的诗旅中一意孤行的探索者。他的诗具备一种松树的品质，这些诗植根于冰封的年代，生长在苦难沉积的大地，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霜雨雪，依然屹立，依然苍翠。从《多多诗选》中可以看出，多多是一个真正的汉语诗人。他对中国文化的沉潜与洞悉，对中国人命运的触探与关怀，对汉语内质的挖掘与熔炼，近乎完美地承续了汉语在当代中国的艰难使命。他将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温情理解，融于每一个词语，并在每一首诗歌的内部构造上，力图实现他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因而，他的诗对心灵细节有着深切的敏感和痛苦的体认，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有明确的艺术承担。

与多多那种沉潜与缄默不同，周伦佑曾经是一个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冲浪的先锋人物，作为当年“非非”诗歌的首席代表，他的诗歌理论与他的诗歌创作在声誉上是不相上下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经过一场由现实苦难而引发的心灵灾变之后，周伦佑的诗歌无论从题材、哲思到语言都产生了激变。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创作的诗，已逐渐从理念的巴别塔和语言的蓬莱国中走了出来，关注点投向了身边的现实，投向幽黯而厚实的大地，语言也脱离了先验的历险而沉积了一种淳朴的真实感。由于创作中血性的回归，使他的诗有了一种在酷寒中坚忍生长的高原乔木红景天品质，其中蕴涵有蹈火之冲动、勇敢之介入和断然之承担。披阅《周伦佑诗选》，我看到了他在诗歌中突围的身影，在《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看一支蜡烛点燃》、《永远的伤口》、《柏林墙倒塌后记》等等作品里，刻满了周伦佑思维激变的印痕，过去那种狂飙突进的解构式实验已逐渐被内敛坚实的结构式写作所取代，其创作上的突围能力让人掩卷回味。

比周伦佑出道稍晚的王寅，却是当代汉诗群落中颇具个性的诗人。他的诗歌冷峭而幽深，如一树寒梅，在冷傲的仪态下弥散着的思想的清芬。他善于从个人的感受起步，“把里尔克式的沉思、卡夫卡式的背谬、萨克斯式的孤独，在一致的命运中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主题和形式”(林贤治语)。而他所秉持的自觉的历史关怀意识，更将我们时代活生生、赤裸裸的荒诞和残酷景观，以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语言演绎成诗歌，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美学形式的见证。

相对于以上的三个文本，《陈建华诗选》则是一束生长于思想冬季的忍冬花。他的创作弥散着独立于那个时代主流的伤感、颓废、柔曼气息。流泻自内心深处的独语，以一种细密的隐喻方式漫洇而出，不仅接续了汉语现代主义新诗被红色暴力摧毁的一缕香火，而且以诗传的形式重现了黑暗岁月里的残酷青春，具有改写当代中国诗歌史的实证意义。

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中说：“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同样，作为时代的沉思者，在当今这个良知被商业大潮推向边缘、诗人的血性逐渐稀薄、文学界思想普遍贫乏的时代，林贤治也一直专注于寻觅思想的幽光，并执着地坚持凭思想意义作为考量诗歌的标尺，倾力建构一个以思想照亮时代的人物谱系。选本就是批评，从“忍冬花诗丛”已经推出的这四个选本中，我们俨然可以读出林贤治所推崇的“大地般的淳厚，阳光般的明朗，雪峰般的冷峭，幽林般的神秘与雾状的弥漫，深渊的涌动或不涌动，道路般确定，野火般的热烈与风一般的自由无羁”的诗歌精神，以这样的诗歌精神统领编辑的诗丛是值得广大诗歌爱好者们共同关注的。

——专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

作为文化记者，在各种文学活动的现场常常会碰到谢有顺，对他的好口才好思维已经很熟悉。但每每轮到他发言，我还是明显能感到会场上仿佛“哗”的一声安静下来，台下听众都精神一振，被他的话深深吸引。谢有顺演讲的魅力在于，他的话是“有料”的，有新意而不陈腐，有锐气而不平庸。而且他从来不用艰深的理论装点门面，两三句话就能刺到问题要害。因此，他的发言，往往是那些平庸而沉闷的会议上一支“强心针”，也是文化记者们在类似的活动采访中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谢有顺同时也是本报的元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南方都市报的初创期他就加入了这个年轻的团队。当谢有顺被誉为批评界的一匹“黑马”时，南方都市报也正在成为中国传媒市场上最新锐的一支力量。有意思的是，谢有顺的年轻、新锐和才华张扬与年轻的南方都市报的气质不谋而合。更巧的是，当南方都市报进入“主流大报”行列时，谢有顺也从一个“文坛游侠”的身份登堂入室，成为中山大学的教授、博导。一张报纸和一个人，同样年轻，同样名满天下。世界就是如此奇妙。

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软化人心

南方都市报：最近你出版了新书，书名叫《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很少评论文章能够在作家当中获得普遍赞誉的，可你这部书据说在没出版以前，一些篇章就已经在作家当中广为流传？

谢有顺：谈不上“流传”，不过是有些作家喜欢读而已。这部书，是根据我在各地的讲演录音整理而成，收入郑州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人文讲演丛书”。既然是讲演稿，行文间一定会有很多不严密、不精确的表达，大家不要期待过高。其中的一些篇章，之前我曾发给几个作家朋友看，他们认为，我所分析的，很多都是写作者应该面对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结果朋友们不断地彼此转发，读到的人就多了。最近有超过三十位作家给我写信，就我讲演中涉及的问题和我展开讨论，有些人的信还写了几千字之长，令人感动。由此，我在想，文学评论如果能贴着写作的实际来写，而不仅仅是玩一些空洞的概念，它的说服力会更强，它的读者也会更多。

南方都市报：你在这部新书里说，你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在人们感慨纯文学没落、商业侵蚀文学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有这种信心？

谢有顺：中国现在处于大转型期，出现了很多漠视文化、轻贱文学、奚落文人的现象，这并不奇怪。但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又会追求起一种风雅生活的，甚至会投身于文化，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

南方都市报：书名“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该如何解释？

谢有顺：书名取“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包含了我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二者的结合，便是我理想中的好文学。也就是说，文学要从俗世中来，作家要有世俗心，要重视写人记事的情与理，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此外，还要把作者这个人摆到作品中去，要让灵魂参与其中。这些要点概括起来，就是我书名所说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南方都市报：书中讲到关于文学和创作方面的问题，你似乎在做重申文学信念、立场的普及工作？

谢有顺：确实，在这些方面，我说了不少的话。我觉得，现在也许到了需要为文学辨明方向的时候了。当欲望书写成了文学的主旋律，有必要重申灵魂叙事；当油滑、游戏成了当下写作的主流风格，有必要召唤一种正大、庄严的话语精神；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写作当作获利的工具，有必要再一次重温我们对文学的基本信念。因此，我在书中说，从事文学的人，目光要深远，心要宽宏，旨趣要高迈，灵魂要生动，惟有如此，他才能体会到文学中那性情之美、精神之美。

我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艰辛

南方都市报：你在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在重要期刊上发表长篇论文，这是你走上批评道路的开始吗？为什么选择了做批评家而不是做一个作家？

谢有顺：我出生在闽西一个刚通电不久、至今不通公路的乡村，父母都是农民，母亲还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一直住在乡下。因此，我所受的文学启蒙很迟，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接触一些文学期刊和文学名著。比起其他一些人来，大学二年级才开始发表文章，算不上是早的。至于为何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而没有去写小说，那只能说是命运的选择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南方都市报：你从事批评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29岁获“冯牧文学奖”，30岁成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会秘书长，34岁做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一连串让人艳羡的名称和身份，会不会偶尔让你感到“声名之累”？

谢有顺：我这点声名算什么声名啊，何来“声名之累”？在文学界，比我有成就、比我声名大的人，多得是，我的声名，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我也知道，在很多人的眼中，我的批评道路算是很顺利的。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我表面的风华而已，很少有人想过，我走到今天，背后可能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艰辛。

关键的是你的内心要有力量

南方都市报：你还在职读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就被中山大学破格起用为博导，能否讲讲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这个转变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怎么看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

谢有顺：做理论研究，大学可能是最好的归宿。这几年，希望我加盟的大学有不少，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等近十所名校的中文系都很有诚意，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工作，有的学校，甚至还为我争得了相当丰厚的物质条件，就等我去报到了。但我对广州怀着很深的感情，不愿离开，所以最终选择了中山大学。

我很感谢中山大学各级领导对我的厚爱，没想到，他们在几天之内，就办好了我的调动事宜。在此之前，除了教研室主任林岗教授和我见过几面之外，中大的其他领导，我都不认识。他们能有这样的胸怀，接受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学校任职，令人意外。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我珍惜新的工作平台，当我拿到新工作证的时候，就想，从今天开始，我的研究，不仅要面对文学现场，还要面对许多学生了。这意味着一种学术身份的重新建构。我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我要弥补的知识缺陷还很多，但有了中山大学这个重要的学术平台，我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

南方都市报：有作家撰文说你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出版印数可观的批评文集而不会滞销的评论家之一”。在普遍的印象里，批评总是枯燥的、充满概念的，但你的文风似乎比较感性。

谢有顺：其实，理论著作，再怎么“印数可观”，也就卖个几千册，最多一万多册，比起一些小说作品来，这个印数微不足道。至于做学问，我认为它应和自己的内心相关，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而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即便是使用材料，解释的角度也要和别人不同，这才是创造性的写作。梁漱溟说“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批评家应该与作家保持一定距离，与各种文学活动保持距离，但你似乎参与不少的文学活动。对此你怎么看？

谢有顺：比起很多同行来，我参加的文学活动不算多，毕竟我地处广州这个文学边缘地带，不像在一些文学重镇那样被关注。即便是参加文学活动，我也是有原则的，比如我不轻易出席作品研讨会，从不收作品审读费，也不随便写书评。我觉得，一个文化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必要的精神自尊。所以，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和别人一样，了解我的人才知道，要勉强我写一篇评论是多么的难——我只愿意写自己想写的文字。

当然，人生在世，是一个人就有人情，但我常常提醒自己，尽量做到不为人情所累。所以你说的和作家之间的距离，对我根本不是问题。距离并不在外面，而是在人的心里，掌握者是你自己。比如，我和苏童、叶兆言、林白、阎连科、陈忠实、韩少功、舒婷、毕飞宇、麦家、徐坤等一大批作家都相当熟悉，但我迄今为止没有写过他们的任何一篇评论，可这并不影响我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啊。因此，只要人的心正了，任何文学交往和文学活动都不会左右他的研究和写作的。关键的是你的内心要有力量。

批评家要有智慧，也要有“文德敬恕”的美德

南方都市报：在当下做批评家最难的就是说真话了。怕得罪人，碍于情面，只会唱赞歌，是批评家普遍遭遇的指责。对这点你是怎么看？你是较早站出来批评《兄弟》的人，这件事对你后来有什么影响吗？

谢有顺：我的看法是，批评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批评家最可贵的精神是真实、诚恳和智慧。不好的作品固然要批评，但自己喜欢的作品，也理应在你的笔下受到赞赏，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才是理性而负责的批评。

假如要求批评家都去做酷评家，都赤膊上阵，逮谁骂谁，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可怕的文化灾难？如同过度的溢美是一种批评的失职，过度的苛责同样是一条危险的批评道路。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在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成为勇敢的人，似乎惟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为批评者，当他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他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批评家一旦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变得斤斤计较？真正的批评，还是取谦逊和对话的态度比较好。

我对《兄弟》的个人意见，既无人身攻击，也没有违心地说假话，只是诚实地说出自己的阅读体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平常的事，没有任何其他影响。

南方都市报：你理想的批评境界是什么样的？觉得自己达到了吗？

谢有顺：我理想的学术人生是：在30岁以前要让人看到你的才华，在30岁以后要让人看到你的学识，而在50岁以后，则要让人看到你的通达。我理想的批评境界是自由、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完美结合，同时兼具“文德敬恕”的美德。有价值的写作，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温暖给人；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这个境界，我当然没有达到，我甚至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达到。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南方都市报：采访你，不得不提到“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你作为评委会秘书长，怎么看这个奖在当下文学界的意义？

谢有顺：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提名名单即将公布，评审工作也将展开。作为一年一度重要的文学盛事，该奖提供了一种观察文学的独特眼光，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文学魅力的平台，并在可能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表彰了文学的创造精神。它并非没有不足，但很明显，它在一步步地走向完善。我以为，随着一年又一年的累积，这个奖必将成为中国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坚定存在。

 

原定于昨日（12日）开庭的王小波版权案推迟到20日开庭。据了解，二中院审判员发现王小波母亲与其妻子李银河都是合法的著作权继承人。

去年7月，李银河认为北方文艺出版社私自出版《王小波全集》，侵犯了她所享有的著作权，将该出版社及两销售商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北京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有限公司告上法院，索赔48万。李银河诉称，丈夫王小波去世后，其作品的著作权相关权益应由她享有。据了解，此案涉及的作品包括《万寿寺》、《红拂夜奔》等8部王小波作品，已经在当当网和新华书店等单位大量销售。

而昨日，北方文艺出版社对李银河的起诉做出回应，称其并非私自出版，而是有合法授权的。出版方还表示，在签署出版协议以后，他们按期出版了该作品，并根据合同向原告支付稿酬共计212100元，并赠送了样书。但他们也承认，相关合同并非要出版“王小波全集”，最终在书脊和版权页上出现“全集”的错误，是因为工作疏忽，“当原告提出异议后，他们立即进行了更正”。

该案原定昨日开庭，但昨日发现王小波虽然没有子女，但仍有母亲在世，所以其妻子李银河有可能并非惟一的著作权继承人，该案也要征求王小波母亲的意见。而除出版方外，其他两位被告目前还未接到传票，因此，此案将在本月20日开庭。

 

还有哪些是斯蒂芬。金尚未尝试过的领域？他已经是一位著名恐怖小说家，一个想象世界的神秘向导，一个写作教员，一个非小说类作家，一个银幕写手，甚至一个导演。现在，改编于同名小说的漫画《黑暗塔》的出版，斯蒂芬。金又可以宣称发现了自己在另一番天地里的才干。“我是多媒体的粉丝，”金对漫画书如此说，“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讲故事总是令人兴奋，就像孩子进行化学实验。”孩提时代，他也曾经在漫画方面做过些小小的尝试，但是《黑暗塔》系列进入漫画，是一个大的飞跃。

这是漫画作者和作家协同作战的作品。这些天来，漫画书不仅仅成为十几岁小男孩的最爱，包括成人，也为这本书着迷。“这可不是唐老鸭，”金如此评价漫画书，“你必须学会如何阅读，挑战自己的智商。”

《黑暗塔》中融会了传奇、西部小说和各类科幻小说的不同风格，讲述在过去的34年里，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罗兰。德鄯——这位来自古巴勒斯坦基列山的枪手艰苦地跋涉在荒凉的“中土”（Mid－World）——一个历经浩劫的世界。他寻找“穿黑衣的男人”寻找“黑暗塔”，一个将他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或者还有其他世界的时空糅合在一起的神秘建筑。而“黑暗塔”即将坍塌，罗兰必须要首先找到它。

金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完成《黑暗塔》系列，书在2004年出版，不像金的其他书籍，《黑暗塔》从来没有进入过电影或者电视。

与其他传统的超级英雄漫画系列非常不同，漫画大师们必须为人物主人公制造有血有肉的形象，丰满他的生命。漫画原稿创作及各种场景设计由李宰（JaeLee）负责，理查德。伊森沃弗（RichardIsanove）则负责数字处理和渲染上色，漫画风格倾向于后现代哥特画风，无论是背景或色调的运用都极力表现惊悚与恐怖。为了真实还原斯蒂芬。金小说中复杂和奇异的视觉观感，塔也是作为一种磁性真空出现的，借所有的云雾、溪流、甚至是树上的叶子的流动带来强大的力量，黑暗的塔是所有存在的谜题的答案所在。

“《黑暗塔》不像奇迹漫画40年来的其他作品，《黑暗塔》的世界从未有过形象。我们没有任何参照物。”出版漫画的奇迹娱乐说。

金说：“对于你自己的想象来说，看漫画是一个小小的旅程。”

迄今为止，《黑暗塔》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第一版销量超过20万册，奇迹娱乐的执行者希望漫画本将带来新的读者群，而金希望漫画的读者能在其中找到一个崭新的故事。《黑暗塔》系列将逐步全部改编成漫画，金希望自己对于漫画的感觉能够从头到尾贯穿其中。“我从来不经常进行合作性运动，”他说，“但是对我，《黑暗塔》看上去像电影座谈，渐渐，我们创作了整个世界。”

 

“说一代不如一代，是九斤老太！”在谈到最近一些舆论认为“80后”是垮掉的一代这个问题时，教育部部长周济如是说。（2007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在国人的眼里“垮掉”是一个并不太好的词语，是跟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垮掉的一代基本上被视为不健康，没有出息的一代。而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希望都要寄托在青年人身上，“80后”垮掉了，国家民族的前景岂不令人堪忧？

真是这样吗？时间再往前推十年，我记得那时很多年纪稍长的人也对“70后”意见很大，忧心在怀，也有反感，甚至到了“不与70后交朋友”的地步，他们眼里“70后”一代显然也是垮掉的一代。可是现在是较少人担忧“70后”了，是不是他们已经垮得无可救药了？我看不是的，70后现在大展身手，在各行各业都有挑大梁的。还有，我们的爷爷辈对我们的父辈估计也是大失所望的，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文革里为所欲为，内心里是否也认为他是垮掉的一代？从他们身上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我从来也不认为有垮掉的一代，没有哪一代是垮掉的，每一代都有一代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主观上都努力振兴我们的民族，我只能说我更喜欢那一代人，而不是自大到妄说哪一代人不行。如果非要说有垮掉的一代，我看魏晋时代的名士们就是真正垮掉的一代，放浪行骸。可是很显然，那一代又是人性得以最大程度张扬的一代。如果说人性张扬就是垮掉，那么垮掉就不该是件坏事。

在说垮掉的一代时，我们常常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很多时间，我们说某一代人垮掉，并不是用观其一生的视角，而是截取他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来说事。这样与其说是一代人的垮掉，不如说是人生某一个阶段的特性。青春年少时力比多过剩，要充分释放，而这个时候，恰巧社会的宽容度相对较高，力比多太伸展的空间很大，于是很多逾出常轨的事情就做出来了，比如现在的“80后”，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这在他们的父辈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不可理喻的。

长辈看不习惯了，就说他们垮掉了。其实，过了这个时期，就象是退潮后的平静，一切恢复过来，也就无所谓垮掉不垮掉了。在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时，我想更多地忽视了这样一种生理现象，或者说把一种生理现象夸大成社会现象，甚至夸大为社会危害。

当然，这里还有一种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唯恐其“不肖”的心理。有一位教授曾说，“上一代从来都认为下一代是要垮掉的”，总以为下一代人继续不了自己的衣钵，总以为下一代人偏离了自己设定的目标，一点都不象自己，一点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自然就是不肖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岂不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何不报着“儿孙自有儿孙福”的积极心态？

“垮掉的一代”是个舶来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与谑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其实，哪一代人，或者说哪一个人不要面对和思考这个问题呢？只不过“垮掉的一代”是用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罢了。“垮掉的一代”用反叛的情绪和精神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起冲击，打破了二战后因冷战形成的死气沉沉，是后来轰轰烈烈变革的序曲。

依此看，“垮掉的一代”正与循规蹈矩的一代相对，社会的进步需要垮掉的一代来推动，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一代。正如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社会进步也需要付出代价，如果一代人要为之付出代价，这代价恐怕就是“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