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单刃毒剑》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遗传
联合国改革方案一出，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步伐突然加快：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实力、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七国俱乐部成员国、联合国第二大资助国、大把的对外援助（为了此次“入常”，日本承诺向非洲十六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切条件使日本朝野信心十足。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美、英、法、俄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示支持日本。
在亚洲，日本“入常”成为东亚三大国较力的焦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国和韩国反对日本“入常”的主要理由：战争遗留下的领土之争（钓鱼岛和独岛），不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不承认强迫亚洲妇女做慰安妇，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以重整军备，文部省通过篡改历史的新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美化侵略行为……似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势，已经不再是日本民间的极右势力，也日益明显地变成日本政府的选择。
东亚两个反日“入常”最激烈的主要国家，韩国是朝野共同发力，民间的街头抗议持续不断，激进者甚至以自残的断指行为来表达抗议，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明确表态，要求日本改变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韩国政府已经在联合国内展开阻止日本“入常”的拉票活动，让世界看到了韩国举国上下阻止日本的决心。
中国的反日是民间热而政府冷，中共政权除了对大规模反日网络签名活动和一边倒的媒体舆论表示支持之外，时至今日，北京并没有就日本“入常”问题明确表态，中共对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动，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民众的街头政治更是警惕有加和有所节制。据香港《明报》报导，中国民间保钓人士尹冬明等十多人筹办反日活动在浙江遭公安围殴。中宣部要求媒体为反日风潮降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专家学者也出面呼吁民间要“理性爱国”。直到日本文部科学省4月5号审定通过了刻意粉饰侵略战争、淡化战争罪行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共外交部官员才奉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新版教科书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也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阐述了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正立场。与此同时，中共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对联合国改革方案进行杯葛，间接地表达反对日本“入常”。
其实，在当前日本，持极右立场的日本人绝非民间舆论的主流，极右翼立场的新版教科书的采用率也仅占1%，但在言论管制依然严厉的中国，官方喉舌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文部省通过了新教科书的刻意渲染，误导了大陆民众，使之很容易把日本极右翼势力误读为日本舆论的主流，进而误读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高涨，与近年来中共官方对民族主义刻意纵容相关，也与大陆民众无法获得多元而完整的新闻信息相关。
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甚至在军事上已经属于亚洲强国，但日本极右势力仍然歪曲侵华历史，日本政府也不向中国人真诚道歉。特别是在德国人的对比之下，中国人对日本人就更感到愤怒。
二战后，德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反省自己的战争罪恶，德国总理可以向受害者下跪来表达悔罪和道歉，甚至德国的悔罪道歉已经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屠杀平民。在战后赔偿的问题上，德国也做得很彻底，在战后的五十年来一直都在赔，赔完受害国家，又在1999年赔偿劳工。
为什么同样在战争期间对中国人犯下过深重的历史罪恶——从甲午海战的旅顺大屠杀到二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至今不肯像德国人那样真心悔罪和道歉呢？为什么日本人不给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呢？
除了现实政治的原因之外，德、日之间的差异源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督教罪感文化和东方的面子文化，从而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民族观念和历史观念。
（一）日本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战争观念上，日本人仍然坚守东方文化的劣根——只要面子而不要是非。这种战争观念以武士道精神为主导，只论战争的胜负结果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的道义性质，也就是“成王败寇”的战争观。或者说，日本人仅仅以成功为是为善，其荣誉感也只来自成功，而以失败为非为恶，其耻辱感也只来自失败，却从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和失败。所以，日本人并不认为侵略战争是犯罪是耻辱，甚至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大量平民是犯罪是耻辱，而是认为战争的失败是莫大的耻辱，被追究战争罪责是更大的耻辱。日本军人在战败后喜欢选择剖腹自杀的方式来了断或洗刷耻辱，就是“成王败寇”之价值观的典型表现。
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平民是罪错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无需承认罪错。日本人认为，二战中的失败，已经使整个大和民族倍感耻辱；战争受害国还逼着发动战争的日本必须进行反省、忏悔、道歉、谢罪、赔偿，无疑是更大的耻辱，也就越发抵制道歉和赔偿。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在这种战争观念的主导下，日本人认为：二战期间，从单纯的军事上讲，日本人在亚洲并没有遭到过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太阳旗插遍亚洲诸国，日本皇军几乎所向无敌，不但亚洲其他国家的黄种人是日本的手下败将，就连曾经在亚洲不可一世的白种殖民者也不是日本的对。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不是败给了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不是败给朝鲜、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小国，更不是败给中国这样有美国帮助的所谓大国，而是败在太平洋战争，败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一句话，是败在美国人的手中。
历史事实亦是如此。
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蒋的“ 焦土抗战”和汪的“灰烬抗战”的宣言，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尽管在1940年之前，中国人对日本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不要说共军的小打小闹的游击战赶不走日本人，就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赶不走日本人。随着上海保卫战的惨败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军事失败把蒋介石政府逼入绝境。所以，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大踏步推进，国民党政府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企图用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来阻止日本人，但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及其吞并中国的脚步，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二百多万中国人变成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难民。不久，国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焚城，实行蒋介石的所谓“焦土抗战”，结果烧死平民数万，却没有几个日本军人死于大火。国军的正面抵抗、决堤洪水和大火焦土所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都没有能够阻挡住日本人长驱直入的脚步。
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结果而已。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无法完成“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战略；没有盟国的胜利，中国也许到现在还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臣属国。而且，回顾历史，中国人大都是对外战争的懦夫和窝里斗的英雄。所以，成吉思汗的马蹄才能踏破中原，满人的八旗军才能冲破山海关，几千名八国联军才能占领北京，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多次被地少人稀的外族人统治。
在亚洲，今天的日本人仍然抱有不可一世的傲慢的原因是：二战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大和民族的一蹶不振，反而再一次激发了日本的畸形民族自尊，把战败的耻辱化为振兴的动力。在政治上，日本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宰下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成功转型，是亚洲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和平时代的经济奇迹，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国。换言之，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后之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可以与西方列强的唯一国家；二战后，战败的日本迅速再次在战争的废墟上崛起，仍然是西方七强俱乐部中的唯一亚洲成员。如此迅速地实现了由军国主义国家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的日本，似乎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本来支撑它的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成王败寇”的战争观的作用下，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还利用所谓相对主义历史观来加强其自我辩护的力量。日本右翼分子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在价值判断上殖民主义并非邪恶，也没有违背当时的国际公义，几乎所有强国都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为什么偏偏揪住我们日本不放？殖民主义被宣判为有违人类公义及其相关的国际法，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事情，以此来要求我们日本为二战前的殖民行为谢罪和赔偿，是时空错乱和强人所难。
然而，日本的辩护完全是强词夺理。事实上，1928年已经有了《巴黎非战公约》，规定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日本也是签约国之一。
何况，日本人认为他们对受害国已经做出了道歉和赔偿。比如，1951年签订了《日韩条约》，日本政府在条约中向韩国表示了道歉。日本还对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而遭受日本之害的其他国家的道歉和赔偿问题，之所以会不了了之，也有正式的条约为依据。比如，日本会拿出《旧金山条约》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在美国对日政策于1948年转变之后，日本对同盟国的赔偿到1949年春天已经基本停止。在美国的主导下，1951年9月8日签署了《旧金山合约》，美国基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和亚洲局势的考虑，该条约第三款规定：其他同盟国放弃任何赔偿要求。同时规定了日本用归还受害国的领土来换取道歉和赔偿。
在对中国的赔偿问题上，之所以，中国吃了大亏而日本占了大便宜，表面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袒护，实质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分裂。当国共内战使中国事实上分裂为两个政权之时，日本就能利用北京政权来制衡台北政权，再利用台北政权来制衡北京政权。日本人对蜗居台湾的蒋介石说：台北如果不放弃赔偿，日本就承认北京政权。于是，蒋介石政权就乖乖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放弃赔偿要求。同样，台湾问题也给北京政权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中共政权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主动放弃了赔偿要求。同时，对于大陆中国人的赔偿要求，日本还会自我辩护说：虽然我们日本没有给中国战争赔偿，但我们已经用长期的援华贷款的形式对中国作了变相补偿。
所以，中国和韩国不应该再纠缠于历史问题不放。
（二）日本人的畸形民族优越感
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向中国表示悔罪，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畸形民族主义高度相关——由生存危机感导致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力强盛之时就会走向双重盲视：对自身优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歧视。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与中国为邻的岛国日本，皆有“不如人”的生存危机感。在世界文明史上，东方古代文明的灿烂也好，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辉煌也罢，日本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后进者，古代不如中国，近代不如西方。在生存空间上，狭小岛国在空间上的窘迫和隔绝，使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孤独感，二者必然催生出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一旦内外环境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就会把扩张冲动变成国家决策和武力征服的行动。所以，日本的畸形民族优越感，也像现在中国人的优越感一样，混杂着落伍的自卑感和耻辱感。日本对中国就更是如此。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现在同为亚洲大国。但两国不同的历史地位，使二者在对外的态度上却截然不同。在古代，中国曾经独步亚洲历史，也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所以，中国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天下意识。国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识到或遭遇到其他国家及民族，国人也以自我中心的态度俯视周边国家的存在。国人称自己是“文明”，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视其他国家为臣属国。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诸臣属国对上的“朝贡”义务和中心国向下的“恩典”权威。甚至在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无实质性改变，直到大败于被贬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被迫收敛了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
而日本没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作为自傲的资本，却具有极为认真务实而不耻下问的民族传统。在亚洲诸国中，为了国家的兴盛而最肯于虚心向强大对手学习的民族，非日本莫属。早在东汉时期，光武帝授予日本 “汉倭奴国王印”，从此开始了中日交往的理事，也说明日本象中国周边国家一样，被中国皇帝视为藩属国——中华朝贡体系。虽然中间经历过663年白村江口海战和1592－1598年中日朝鲜战争，但双边关系的主导者一直是中国。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大改革也皆是虚心学习强敌的结果，古代的“大化革新”是向中国学习，近代的“明治维新”是向西方学习。可以说，肯于和善于向强敌学习，是日本得以在近代战争中崛起为世界大国、在二战失败的耻辱中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古代，日本学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日文书面语和人文文化都与中国高度相关。特别是作为中日关系的文化纽带的佛教，日本佛教来自中国，钦明天皇十三年（梁元帝承圣元年，即公元552年），在高市郡初建向院寺；至敏达天皇十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即583年），在大野邱始建塔。从此之后，日本学问僧来中国学法求法者和学习中国的人文经典，代不乏人。李唐王朝对外邻、特别是对日本奉行“亲仁善邻”的政策。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即630年）就派出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批遣唐使。有唐一代，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多达十九批。大诗人王维有诗《送祕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仙李白也有诗《哭晁卿衡》（据说晁衡回日本途中，葬身于鲸波）。武则天主政时，鉴于中日友好，遂把“倭国”改为“日本国”。唐代的鉴真大师赴日传教，日本的弘法大师来唐求法，留下过经典文论《文镜秘府论》。再翻翻日本最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日本贵族在文化品位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唐代诗歌的熟悉程度，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朝大诗人的经典诗句，不仅用于日本贵族之间的相互唱和，也常常用于男女之间的调情和幽会。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645-654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遣唐归国的留学生参与下完成的。这一革新使日本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把日本佛教推向全新阶段——天皇、皇太子及大臣们都深信来自中国的佛法而轻视日本本土的神道。平安朝时代的辉煌是虚心学习唐朝的结果，故而，史称“仿唐制”时代。
只是到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代），日本人才试图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致力于民族精神及国学的复兴，通过追朔日本古代的神道观念和挖掘古典来恢复日本民族精神。即便如此，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研究的重心仍然中国宋代的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国学仅仅是思想流派之一。
在近代，当亚洲各国遭遇西方强国的挑战且开始衰落之时，一向擅于学习强国的日本选择了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完全不同的应对战略，而是再一次忍辱负重地向西方强敌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是以“全盘西化”的策略来实现“脱亚入欧”的崛起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隐而现、由弱而强。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
日本人认为，日本之所以优于中国和朝鲜，乃在于日本有能力“摆脱亚洲之陋习”和“引进西洋之文明”。正如福泽谕吉所言：“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该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而应该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该按西洋人对待之法予以处理。”
接着，日本在与两大帝国的交战中初试锋芒，就打败了大清国、俄帝国，挤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把大清国的势力逐出朝鲜半岛，并让大清国割让了台湾及膨湖列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是可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唯一亚洲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其“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发生了颠倒，古代强国变成了近代弱国，古代弱国却变成了近代强国。一个在历史上不如人、在生存空间上极为狭窄、在生存危机的压迫下倍感自卑和屈辱的小国，居然只用了半个多世纪就崛起为世界强国，其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的野心的迅速膨胀，也就成为必然。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振兴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义所主导，其振兴手段必然是军国主义扩张。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之后，日本就不再是被华夏文明笼罩的“倭寇”，而变成了意欲充当亚洲主人的大和民族，日本人真的就以为大和民族相对于其他亚洲民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支那人和高丽人都是劣等种族，起码不是可以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压倒了政治开明派，军界代替文官开始主导国家事务，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被军人独裁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正如纳粹德国把人类各种族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在优等的种族中，最优秀最高贵的种族是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欧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欧人；在劣等种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亚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犹太人，连劣等种族都不属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类。所以，日尔曼民族要用铁血之战和种族灭绝来肩负起先拯救欧洲、继而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
正是畸形民族主义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扩张兴国之策，初试锋芒的成功又鼓励了日本的野心，使其逐渐膨胀到意欲独霸亚洲的狂妄程度，甚至在自认为“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完成之后，日本人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因为，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将欧美列强的殖民势力赶出亚洲。1919年8月，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先后论证了日本的未来使命：首先要称霸亚洲，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之后向西方扩张，建立世界联邦。
所以，日本在加紧吞并中国的同时，也真的把欧美诸强赶出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等亚洲诸国，迫使英国、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剩下要对付唯一西方强国，就是坚持帮助中国抗日、对日本实施制裁的美国，“偷袭珍珠港”这样的威慑性打击，就是日本为了达到阻止美国继续帮助中国的目的。然而，狂妄必遭天责，偷袭珍珠港动员了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引爆太平洋战争，日本先是在太平洋上惨败于美国，最后又在美国制造的蘑菇云的笼罩下，缴械投降。
日本人的不甘于失败、在心里上难以接受失败的傲慢，即便在不得不承认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要靠玩弄文字游戏来自称虚幻的民族自尊。
首先，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其文告的措辞经过日本内阁的激烈辩论和反复修改，最后发布的文本不叫“战败诏书”而叫“终战昭示”，似乎是日本主动结束战争，而不是被盟军打败。《终战诏书》把战争的日期限定在1941年－1945年，只提对美国和英国的终战，而不提对中国和苏联的终战。不提苏联，还有理由，因为签署于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直到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才正式废除。而不提对中国的终战就是故意推卸战争责任。因为，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打了整整十四年。而且，在1941年到1945年的二战时期，中国还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亚洲主战场！
其次，《终战诏书》仍然像《开战诏书》一样，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说成“解放”，并对战死的日本军人表达了由衷的痛惜，而对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国家及人民却只字不提，仿佛日本才是二战的唯一受害者。请看《终战诏书》的这段：“对始终偕帝国戳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对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每当虑及，常五内俱焚。至若负伤、受灾祸、失家业者之福祗，乃朕深切轸念之所。惟帝国所受苦难本非寻常，尔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数知晓。然，大势所趋，朕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
由此可见，日本人不肯向中国及亚洲国家真诚道歉，恰恰来自被日本人视为“神”的天皇本身。所以，二战结束以来，亚洲邻国仍然能够不时地感到来自日本的这种“不必特别和善”的敌意，中国人在日本眼中仍然是“支那人”或“东亚病夫”。时至今日，日本的新教科书在为其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还在企图诉诸“黄种人自傲”的种族理论。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书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入侵，把长期以来对亚洲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的势力赶走，为一直认为无法战胜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亚洲民族带来惊人的震动与自信，也给亚洲人民带来独立的理想，其客观效果是带来了亚洲诸国独立时间的提前。
换言之，在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一世纪，日本右翼势力还坚持有悖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还沉浸在早已灰飞烟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幻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