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三部分 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五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1972年，毛泽东分别握住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伸过来的手，使中国走出了苏联帝国的威慑阴影，也走出了孤立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的自闭。中共政权以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方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来日本的外交承认，日本以对中共的外交承认换取实质性的巨大利益——不需要再赔偿和道歉。
1979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他也只访问过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访美，是为了赢得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对越战争和台湾问题；访日，是为了获得复兴经济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邓也延续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外交，以搁置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钓鱼岛之争来换取日本对邓氏改革的经济支持。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日本人靠军国主义的武力殖民没有完成的，现在正以和平的“经济殖民”方式来完成。但这种殖民与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单方面强加的，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经济交往的客观效果而言，对中国的帮助尤其巨大。
在我的记忆中，我这种“经济殖民有益于中国”的言论，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质疑，反而赢得听众的掌声。大概因为，那时的国人，一方面，刚刚睁眼看世界，急于摆脱贫困的物质生活，也对外界充满了新奇感和求知欲，想努力创造出文明而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政治和极为贫困的经济的国人，痛感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还有那么一点点来自切夫之痛的谦卑。八十年代，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殖民”，确实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正如对西方的“文化殖民”，当时的知识界热烈欢呼一样。
在独裁制度下，国家是虚幻的而政权才是实在的，政权对人民的愚弄和践踏才是活生生的。而一个肆意践踏个体生命的政权，纵然以国家的民族的名义，也不值得热爱。
1988年，我路过香港时接受金钟先生采访，说出了那句惹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现在回想起来，如此脱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讲在脑子里发酵的结果。然而，六四后，这句话却成了官方指控我是“卖国主义”的主要根据。
（一）细节的记忆
在我这代人的细节记忆中，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尽管中国还处在文革中，但一些美国的和日本的电影开始进入中国。当时，这类电影都是不公开的内部放映。以我个人的经验，相对而言，日本电影的放映范围远远大于美国电影。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日本电影，但从未看过美国电影。而我的一个朋友，却看了不少美国电影，她记忆最深的是《美人计》。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还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进口的日本片大都充满军国主义气味，如《啊，海军》、《三本五十六》等。如果是做反面教材，为什么又不全国公映，然后来一场全民共讨之？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日本产品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除了港台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陆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来自日本。那时，最早公映的外国资本主义电影和电视剧来自日本，国人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日本的高仓健、真由美、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人，青春偶像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最早享受到的优质资本主义商品也来自日本，各类国际知名的电器和汽车，几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时，谁家拥有一台日本原装的彩电，谁能开上一台日本轿车，谁就会令人刮目相看；北京最早的出租车公司几乎清一色的日本车；我熟悉的当时中国最响亮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高层坐的轿车也大都是“丰田”或“尼桑”；最早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资，也大都来自日本；
那时的文化大论战，也时常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来对比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用日本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来对比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次惨痛失败。
八十年代，那个国人如有日货，也算是地位、财富的象征。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家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彩电。她回忆说，那时，每到晚上七点电视节目开始时，她家变成了小型电影院，同院的许多大人孩子带着小马扎来她家看电视。
日本援华的化肥尿素，尼龙包装袋在中国极为罕见，“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腰里掖着百分数。”是当时耳熟能详的民谣。民间传言甚至将日本尿素的制作过程传奇化：日本援华货轮开往中国时，船上没有尿素，只有制作尿素的机器，边航行边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中国港口，就有一船满满的尿素。外国商品在中国推销的最著名广告语是：“有山就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连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
七十年代末，也是邓丽君歌风靡大陆之时，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牛仔裤和披肩发，更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偷听邓丽君歌曲所用的，正是索尼牌录放机，俗称“砖头”。那时，谁拥有那块“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令我钦佩的是，曾经在大陆拥有最多歌迷的邓丽君，却能经得住巨大市场的诱惑，至死不来大陆面对她的无数听众，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她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大陆一天不改变现行制度，她就一天不会来大陆开演唱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代人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最早接受的当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古都》和《伊豆的舞女》，山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的小说，也在大陆文学界热销；还有东山魁夷的绘画，那种纯洁到一尘不染的静谧，让国人看到了日本人审美的透明和精致。日本美的核心“物之哀”，是我们那代人共同的审美记忆。而山岛由纪夫是铁杆极右分子，他曾发誓要以行动来“爱国忠君”，也真的于1970年11月25日策划绑架自卫队长官。他对自卫队发表演说，号召发动军事政变修改和平宪法，行动失败后，他按照“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杀。
这一切文学艺术中的日本人形象，与我们这代人在大陆作品中看到过的日本人形象完全不同（如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似乎印证了日本文化的双面：“菊与刀”。
我是七七届，读大二时，《追捕》在中国各城市放映，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在母校吉林大学礼堂看的。《追捕》的拷贝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班里同学拿到的电影票分布在一天的各个时段，但无论是什么时段，大家都不会错过。
那时，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看过一部日本纪录片，名字忘了，但内容记得清晰，是专门介绍日本某大公司（丰田？）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管理之严格和计算之精细，令人乍舌。比如，员工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先测量整个距离的长度，再测量每步的尺度和所用速度，最后算出走完某段距离的时间，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相应的规定。解说词中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段是：一笔资金，在中国周转一次，在日本却能周转十三次。这就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高效率。
耐人寻味的是，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宏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且选择了极具象征意义的8月15日，中曾根是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任内共参拜过10次。但除了85年北大学生小规模的上街抗议之外，再也没有像样的民间抗议，也丝毫没有影响日货在国人心中的珍贵价值，反而85年的大学生上街抗日，变成了“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预演。
在今天，波及全国的反日风潮，已经变成官方招之来而挥之去的木偶，白领们充当起抵制日货的先锋，一些自由派也拜倒在“畸形民族主义”的“民意”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命运又开始重演：入仕途，明主是上帝；处江湖，人民是上帝。
而在我看来，“民气可用”的策略，不过是古老的无原则的纵横术的拙劣翻版而已；在和平时代，想利用“畸形民族主义”来推进宪政民主，大概只能是“与狼共舞”。
（二）宏观的事实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军力的提高，曾被鲁迅痛批的国民性“一阔脸就变”骤然复发且膨胀。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资金、企业和产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仅仅指望日元贷款，国人也忘记了八十年代对日本货（包括文化、电器、汽车等产品）的青睐；美国大片代替了当年的日本影片，南韩电视剧代替了日本电视剧，“哈韩”代替了“哈日”；奔驰、宝马、林肯、陆虎等欧美高档车代替了日本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电器代替了日本电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过于依靠日本，甚至觉得即便没有中日贸易，中国经济也能够保持高增长，所以，抗日风潮中的“抵制日货”的声浪不断高涨。
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79年至2004年，中国利用的日元贷款累计金额达3万亿日元，占外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贷款额的50％，居首位；涉及能源、环保、交通、教育、医疗、农业等项目165个。日本技术的先进也是举世公认，对中国经济的技术升级起到了其他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作用。
毫无疑问，日本连续多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倍。中日两国已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时至反日风潮强劲的今日，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公布，日中贸易（包括香港）总额达到22兆2005亿日元（约2146亿美元），这是自1947年有日中贸易的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国际贸易总额的20.1%，这一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仅就大陆中国与日本贸易而言，2004年的双边贸易额也高达16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9%，连续第6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将达到1900亿美元。
从两国贸易的具体产品上看，中日经济有着很明显的互补性，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一半是高科技的电器、机械、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中，纺织品第一（30％）、机械类产品第二（26％）、食品第三（11％）。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纤维服装类和蔬菜类的产品，分别占日本进口同类产品总量的70％和50％。中共商业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4月22日指出：2004年，中国进口日本机电产品651亿美元，占从日本进口总额的6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98亿美元，占32%.
然而，中日关系的悖论却愈演愈烈——20多年紧密而良好的经济关系却丝毫无助于两国政治互信的提升——确实值得两国的反省和深思。
（三）国家机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毒药
必须承认，纵观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的基础上，而一向是基于单纯的实力对比之机会主义外交，对方强大时就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自身强大时就蔑视对方、甚至凶相毕露。日本不会为了谴责中共独裁的不义而牺牲经贸利益，中共也不会为了讨还历史正义而牺牲中日经贸。
所以，中日建交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即便在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八十年代，无论日本对中国的巨大资金帮助，还是中日贸易的快速增长，对消除双方的政治敌意来说，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中国（包括香港）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但丝毫无助于缓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无助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的增长，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小泉首相在亚非首脑会议上再次道歉，北京政权也同步为反日风潮降温，绝非出于双方的政治互信，而仍然是权宜性的利益交换压倒政治原则，在没有达成任何政治原则共识的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妥协。
而在这背后，是中日双方的病态民族主义。日本的民主和中国的专制，丝毫没有减弱中日争夺亚洲老大的民族主义情结。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隐而现、由弱而强。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当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战的两次大胜之后，日本人自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欧”，而一跃上升为可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于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便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在“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中，尽管日本失败了，但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亚洲的任何国家而是败给美国，日本天皇在1945年发布的《终战诏书》，根本没有提及中国抗战。所以，时至今日，日本认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但对东亚的另外两个大国中国与南韩，日本至今保持着一种高傲的优越感。特别是与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相比，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的双重奇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本效率完成了第二次“脱亚入欧”，政治上的美日同盟，经济上的第二强国，使日本牢牢占据了世界七强之一的位置。而人多地广的中国，仍然停留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落后状态，在国际关系中也仍然是欠发达国家的一员，其现代化程度与日本相距甚远。即便近些年中国经济有长足发展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但在日本人眼中，政治上独裁的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早已融入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
中国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双重病态。在国人说不完的古代骄傲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是“倭寇”；而在近代以来的较量中，中国是日本的手下败将，也先后两次变成了日本的学生，“戊戌维新”是学习“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之处也主要是向日本学习资本主义经济。但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处，无论日本的经济多么发达，日本的政治制度多么文明，日本仍然是“蕞尔小国”或“小日本”，日本人仍然是“鬼子”。而中国，凭着曾经灿烂的历史和正在崛起的当下国力，仍然是亚洲老大。
现在，日本在经济上是亚洲第一，但中国在政治上是亚洲第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又让国人看到了在经济上超越日本的希望，一阔脸就变的民族根性再次复活并飞速膨胀。所以，对中共政权及爱国愤青而言，决不能让日本通过“入常”来分享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大国地位，历史恩怨不过是阻止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借口而已。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独裁者——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个放弃对日索赔并多次感谢“皇军”，一个搁置历史恩怨而强调“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也很难解释，照理说，从代际区别的角度讲，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史应该有着更多的直接体验和间接了解，但那时的国人对日货的极端青睐，对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漠然？也没有多少人不断地提起“南京大屠杀”？更无法解释，号称“史学最发达”的中华民族和“最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为什么对张献忠“屠川”，满清的“扬州屠城”，对国共内战的自相残杀，特别是对1949年后中共政权制造的举世无双的人权大灾难……就那么无动于衷？
连自家的历史恩怨都不想清算的政权和民众，就真的那么在乎与他国的历史恩怨吗？
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罢，其正义感要具有内外的一致性，不能只把正义感指向外来不义，而一旦面对自身的更为令人震惊的不义，就变成毫无原则的犬儒。我当然希望：在对外关系上，即便日本给予中国再大的经济好处，只要日本人一天不向中国人表示真诚道歉，中国人就决不会屈从于日本的利益收买，甚至做到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讨还历史公正。但我决不相信，在国内问题上，完全屈从于独裁政权的利益收买的国人，能够真正保持“为义舍利”的正义感。在当下中国，对外正义感的饱满和对内正义感的干瘪之分裂，凸现的恰恰是国人做人逻辑的内在一致——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对着大海那边的政府呐喊，喊劈了嗓子，也没有后顾之忧，还有爱国英雄的美名；而向不义的身边政权挑战，即便理性而委婉，也可能招致既得利益的损失。最为无耻的是，如此机会主义和精打细算的正义感，居然让许多人产生道德上的“自我感动”！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强国，自然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上负有重大责任，而中国，即便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要达到日本经济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特别是人均GDP和经济质量的水平，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国，理应在亚洲的社会转型中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现却与其民主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日本所奉行的“经热政冷”的跛足外交，如同中国的“政经分裂”跛足改革一样，绝非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大国所为。
日本现在所担心的最大威胁是独裁中国和极权北韩，全世界也都知道，没有中共政权对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韩政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猖狂。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北韩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将在亚洲、在国际上变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没有马上垮台，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将大大降低。民主的中、日、韩，再加上自由国家的领袖美国，共同向北韩施压，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
已经给予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巨大帮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国威胁的最佳办法，不是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强化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而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其传统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历史和真诚道歉之外，也要为亚洲的民主化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其利用美日同盟在军事上遏制中国，远不如在政治上帮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日本若能与美国与亚洲的其他民主国家一起，高举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旗帜，致力于在外交上推动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说，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日，就是一个自由、和平、共荣的新亚洲的诞生之时。
但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日本右翼日趋强势的情况下，以现在的中日关系及其国民心态，何时才能消除双方的国家机会主义以及偏执民族主义情绪，使中日之间拥有真正的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追捕》中一个画面，高仓健饰演的铁面男子汉杜丘骑在一匹骏马上，真由美饰演的女主角坐在高仓健的身后，双手抱着他的腰，头贴在他结实宽大的脊背上。当骏马的四蹄腾空、冲过一条河流时，他们的头上是高远而透明的蓝天，脚下是湍急而清澈的波浪，骏马的奔腾，在银幕上画出上下起伏的曲线，真由美的披肩长发在起伏中随风飘飞，美得令人迷离。影片的主题音乐，是那首没有歌词的“杜丘之歌”，在当时被国人唱遍大街小巷。
看过电影后才知道，这部影片的日文名字译成中文，不是“追捕”这一毫无诗意的篡改，而是颇为浪漫的“君啊，你渡过愤怒的河！”
对于以前只看过有限的几部革命影片的我们这代人来说，似乎第一次知道了银幕上的英雄美女式的浪漫，真由美的披肩发给我的视觉冲击，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怀恋曾经飘飞在中国的真由美的披肩长发，正如日本“大化革新”时代的贵族能将《长恨歌》倒背如流一样。
没有仇恨、没有诅咒、没有打砸，而只有两情相许的爱之美。
2005年4月27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