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学习札记

 

一周前,我从网上所读到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还不是全文,只是谢冀亮先生的介绍和摘要。不久前,再版的温煇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已经刊登全文,我还没有见到。

普列汉诺夫遗嘱中的预言,已经被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所证实。当年,中国共产党正是苏共一手培植起来的,这几十年,中共正是沿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来的,它的结局必然也会是同苏联一样,同途同归。

我读了普列汉诺夫遗嘱的介绍和摘要后,感慨万千,思绪如潮。因为这个遗嘱太令人震惊了。我这篇文稿,仅仅是对这个介绍和摘要加以再摘要,再进行一点编辑工作,稍稍加一点我的注释和几句联想,把千言万语浓缩一番,略微加以吐露。

「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写的。在苏联解体以后,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才得以发表。到了二○○七年一月,经《博讯》网站播发,我才看到,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八十一年后俄国读者才读到此文,八十九年以后才传到我们这些中国读者手里,这说明好人、好着作被埋没了八十多年,还是终於大白天下。苏联七十年的专制统治终於垮台。普列汉诺夫真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者,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伟大预言,终於得到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帝国必将同盛极一时的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样,得到必然的终结。老底总要揭穿,无非是早一点晚一点而已。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指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他又指出:「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自由,马上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他还预言:「在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任何专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来。」相反,「完成了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普列汉诺夫对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一直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不认为:「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全部哲学」。遗嘱批评列宁「死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高尔基说过,对於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列宁的政治信条是:「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列宁是一个出色的舆论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列宁是二十世纪的罗伯斯比尔。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野马飞跑一样」。

我记得列宁说过:「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遗嘱说:「布尔什维克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利用不受限制的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还说「布尔什维克这一恐怖的意识是以野蛮的、飢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

遗嘱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炸药。」

遗嘱认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那样,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

这不能不使我想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十年内乱前后的「无情斗争」和「残酷打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系列暴行。

列宁的根本错误,就是超越历史发展规律,要使封建落后的俄国跳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从第一步就违背了马克思理论。

遗嘱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沙皇,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仅仅过了八个月,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强加於俄国。普列汉诺夫认为,临时政府在这八个月中已经给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如引进陪审团的审讯制度,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答应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给劳工组织以罢工的权利等等。搞垮临时政府就等於取消了这些已经争取到的自由权利。普列汉诺夫还认为,列宁的根本错误,就是超越历史发展规律,要使封建落后的俄国跳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遗嘱说:「推翻专制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质上原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它们结合为一,进行革命斗争时指望着这两件事将在我国历史上同时发生,就会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间都推迟。」他还说:「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到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贫苦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遗嘱引了恩格斯一句十分正确的话:「对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由於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

普列汉诺夫的遗嘱还阐明,「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如果过早的否定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於缺乏民主(上面已经指出,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是这样的封建主。」这是普列汉诺夫一九一八年四月的预言。果然,以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近百年的所谓社会主义,都一再说明普列汉诺夫预言的准确性。

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对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论断,以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叙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状况,他的科学的结论是:「俄国将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吗?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踌躇的用一个新的问题来回答:为什么不在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他还引用前辈赫尔芩的论断:「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遗嘱认为,列宁「精通马克思主义,但是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他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大错误。」

这些,不能不令我想起:几十年来,毛泽东和他的几代「领导核心」,一直偏执地沿着列宁的错误道路走下去,也是「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知识分子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

普列汉诺夫的遗嘱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因为「随着高效能的複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为另一个样子。」而「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至於「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

这是普列汉诺夫八十多年前(一九一八)的预言,早在一八八八年,在《共产党宣言》由德文版译成英文版时,恩格斯在序言中已经把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这也不能不使我想起几十年来,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是打压残害知识分子的。直到现在,还把大批先进的知识精英打成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难道不值得更深一层来思考这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究竟造下了多少罪恶!他们那样憎恨「自由主义」和狠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在批评列宁时,也说过:「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关於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着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注释。例如对於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於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於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於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无产阶级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权力,不可以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谈,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了;而且远非是大部分。」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两人的根本分歧:普列汉诺夫认为应该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认为应该跳过这个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从俄国革命的历史来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在俄国革命初期就开始了。当时俄共就公开出现两派:一派叫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一派叫孟什维克(少数派),列宁是布派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孟派的理论家。俄国在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八个月后,就由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所推翻。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俄国的。他翻译了德文的《共产党宣言》,在俄国创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协同列宁创办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他的思想是从一九○三年就开始孟什维克化。他坚决反对推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克伦斯基政府。因此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成了英雄,普列汉诺夫被斥责为反对派。从一九○三年俄国正式成立社会民主工党时,党的领导集团中就出现严重的政见分歧。两派争论很激烈,反反覆覆,各有胜负。一九○五年布派领导武装起义,终於失败。一九○六年,孟什维克佔多数。一九一二年布又佔多数,这时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早在一九一七年,孟什维克派联合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进行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同年列宁发表《四月提纲》,反对二月革命。同年十月,布派发动武装革命成功,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工农兵联合苏维埃政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据温煇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中说,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普列汉诺夫苦口婆心地提醒布尔什维克:「俄国现在正在经历资本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是根本不恰当的」,还劝说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去完成「俄国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任务」,但是列宁完全不理这些劝说。

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掌握政权的程度,「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他主张以各阶级联合取代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掌握的政权。他说:「政权应该依靠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联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愿意恢复旧秩序的阶级和阶层」,但是列宁坚持一己之见。以后普列汉诺夫流亡国外,仍然注意研究和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到了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普列汉诺夫回到俄国,四月七日到二十一日,普列汉诺夫在病中口述这一《政治遗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由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

据我初步分析概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根本分歧,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布派主张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暴力革命;孟派主张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和平过度。

二、布派主张共产党一党专政,搞阶级斗争,建立统一集中的专制制度,进行恐怖统治;孟派主张搞议会斗争,建立各党派联合的自由民主制度,保证基本人权。

三、布派主张公有制,计划经济;孟派主张各种所有制合作,主张市场经济。

四、布派主张平均主义的等级供给制;孟派主张充分体现平等博爱的社会福利制。

五、孟派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很长的阶段,要几十年、一百年、几百年;布派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间很短很短,实际上是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经过几十年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再看看这五条概括,就更加清楚地看出:沿着列宁的道路走下去,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偏离正确的方向,结果越走越远,在错误的沼泽里越陷越深。

根据九十年前普列汉诺夫的阐明,我们所坚持的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太荒唐了吗?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的最后一部份,也很简单明瞭地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关於社会主义的理想。遗嘱说了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注:指十月革命后)的历史阶段里,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国富裕起来,使俄国民主化和人道化。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富裕!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深入思考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几个根本分歧,就更加明确:毛泽东说的和所推行的社会主义,走的的确是列宁的路线。回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虽然一再向世界宣称: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还批评过,跳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合而为一的「毕其功於一役」的错误思想。但是,这几十年的实际,他所进行的还是执着地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坚持走下去。他急於消灭资本主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视为罪大恶极。他的继承人也是这样,执着地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他们所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是多么的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

毛泽东的人品性格很多都像列宁,但有一点根本不同:列宁「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毛却是一个谋权又贪财的人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人品性格有很深刻的了解。《遗嘱》指出:「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容忍批评。」又说,「列宁是一个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着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但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於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於他对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於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还说:「普遍认为,政治是肮髒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的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大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剧。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我以为,经历过毛泽东统治时期这代的同志,只要看看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就可以明白的比较透彻,毛泽东的人品多么像列宁!但是有一点,我要特别指出:毛泽东绝不像列宁那样「不尚虚荣,不唯利是图」。以前的,就不说了,只提一点:解放初期,毛泽东进入北京就住进皇帝的御花园——中南海,而且是一个好色之徒。在三年困难时期,毛在全国很多地方大修豪华行宫。在十年浩劫时期,批判领取稿费,停发稿费,可是毛泽东偏偏领取而且存入银行的稿费就有好几千万(又一说上亿)。仅仅这三点,就可以肯定毛不仅是一个贪谋权力的人,还是一个贪谋钱财的人。我以为毛在人品上这些污点,就在「文革」时期,也是影响很坏的。他死整走资派的政策时,红卫兵普遍进行「抄家」,还「扫地出门」,掠夺了大批财物。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等「中央首长」,也捞了一大把。那时,社会普遍贫穷,人民更是一贫如洗,造反派造出来的新官们无钱可贪,只有多吃多佔。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实行「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后,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亲属都成为富翁,贪污腐化之风吹遍全国,以致成为当前国家的一大灾难。这不仅仅是毛泽东所传下来的一党专政、集中统一体制的毒瘤,我看,也是受到毛泽东贪图个人私利的带头作用。这也是毛泽东的又一个政治遗毒。他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制度」、「体制」,当然遗祸严重,而这种个人品质道德的遗毒也是不可轻视的。至於毛泽东所创建的什么「社会主义」,不只是那些权贵政治者谋取权力的制度,也是他们霸佔财富、谋取财富的制度。

仅仅突出这几点,略微提一下,也就更加看出:至今仍然把这位「伟大领袖」的鬼魂奉若神明,是多么愚昧的了!

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完稿

綦彦臣:用人民显学打造法天下时代

 

在政治维权泡沫化后,许多人还在愤懑地低骂;我本人由于对政治维权的温和批评,也陷入了“被纠缠”状态。然而,值此“疑无路”之际,无意间“又一村”呈现眼前。

一个知名度并不高的民间知识分子,高举舆论监督的旗帜,办了一个网站。该君名叫李新德,该网名叫中国舆情动态网(http://www.dongtai.org)。就目前来看,这个网的主要监督对象是司法不公问题。此举非常了得!中国传统是为外儒内法之治(制),此治(制)至今已经两千多年,就连五代十国那么混乱的时代都厉行刻法,有律:贩一斤私盐以上者,斩。

法,不为公器,乃统治集团的最大秘密武器。在法堂上,要喊“威——武——!”以慑小民,以致于今天还有妇女吓唬小孩子说“不听话,把你交给警察”;于民情处,倘有一官稍比前任有些公平,人民不惜送以“青天再世,爱民如子”的万民伞,以致今天一个本该尽职的执(司)法人员尽了职,媒体要暴土扬场地宣传上一番。凡此等等,不胜枚举。而舆论呢,从古到今仍是臣妾之位。在经学神学(或曰神学经学)的时代里,有些正直的官员还能借天灾乃至异象,吓唬一下皇帝;今天,无神论风行,借天唬人的那套不起作用了,“我死了,哪怕洪水滔滔”成了几乎一切执(司)法人士的正常心态。稍改的版本则是:“我办了,你愿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退了,你愿找谁就找谁去!”

舆论,几乎如大面积遭受雹灾之状,活着的,说话也不过是些许装饰。死了的,好吧,就等于表演了纵欲在虚无之上了。

没有真正的舆论来监督法律之实施,法律就会成为百角恶兽,触人,人死。李新德们突然从无名处跳到人皆奔散的通衢,试图拦住怪兽,勇气实可嘉!

这帮人,快了!快进监狱了,或者快得普利策奖了。但是,无论进监狱还是得普奖(其他如新闻勇气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开启了人民显学时代。

经济学吗,永远称不上人民显学,因为它需要相当的会计学训练量,否则连说清本身都成问题。法学呢,固然不能被实际法律运用的技巧全部代替,正如再牛的律师也不一定是个合格的法学家一样。然而,人民总有说理的权力,说那最朴素、最简的“理”。这“理”或言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戏曲话语,或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今普法口号,反正是没有那么多的计算过程。

在体制内,经济学的显学地位逐渐让位给了法学;在民间或曰体制外,法学因人民的权力要求,它就迎面而来了——只要你说理,你总会有法律收益,或找回你那“事不在大小,说在理儿上”的尊严感,或找回你自己甚至都不想要的经济权益——你辛苦干了,他不能随便轰你走!

法学,对于“象点儿样”的知识分子如我之流,也许是一项仅次于哲学的智力体操;而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街坊邻居、三姑六姨即那常被我们称为“草根”的人群,这是一个民主的信号。抽象而言:法律民主的意义远胜于经济民主,或曰经济民主的逻辑结果当是法律民主。前瞻而言:一旦法律民主成形,那么,一个万世未见的景象——人民的法天下时代,必然到来。

让我们为李新德们鼓掌吧!他们必将验证一位民间着名政论家的预言——中国未来自由的希望在民间。

2007年3月2日深夜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292期

孙文广: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向官方质询:监狱中、劳教所中关了多少政治犯、信仰犯?有多少人因”煽动颠覆政权罪”判了刑?如讲不清,我将对最高法院、检察院的报告投反对票。我要问:中共从国库中报销了多少党务经费?如说不清,我要对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要问:去年封、扣了多少禁书?讲不清,我会建议出版署长辞职。我。要求修改宪法,质询常委会对民间的修宪建议有何安排,没有满意回答,我将对其工作报告投反对票。

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利用多种方式,在会上发表政见,认真负责地投票,在当前要充分使用反对票和弃权票。
我将在以下方面表达我的意向:

(一)关于政党和政党法
我要向财政部提质询:中国共产党经费是否从国库中提取?过去一年提了多少办公费、建设费、人头费、公车费、吃喝费、出国费?如讲不清,我要对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
建议制定政党法。该法应首先保证公民结社自由,政党的建立应要行注册报备制度,政党之间应是平等、独立的关系,禁止政党间的渗透、控制,禁止同时参加两个政党。禁止政党垄断行政、司法权力,禁止政党在军队、司法机关、学校等单位建立基层组织。政党经费应自筹。政府可以根据直接竞选的得票结果,给政党一定的选举补贴。禁止执政党从国库中开支党务费用。
建议修改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应包括党务工作者。

(二)要求平反冤案,释放政治犯
我将向官方质询:监狱中、劳教所中关了多少政治犯、信仰犯?有多少人因”煽动颠覆政权罪”判了刑?如讲不清,我将对最高法院、检察院的报告投反对票。要求释放关在监狱、劳教所中的政治犯、信仰犯、言论犯、思想犯;要求平反重大的冤案、特别是平反近二十年来的重大冤案,要求赔偿受害人。建议修改刑法,除去”煽动颠覆政权罪”和”颠覆政权罪”,因为这两条”罪名”把众多的扞卫人权的公民投进了监狱,实施中侵犯了公民言论、结社、信仰的权利,实践上剥夺了公民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利;修改游行示威法,该法应首先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禁止政府、执政党对游行示威的非法干预和限制。

(三)关于禁书和封锁媒体
我要问:过去一年共查扣了多少禁书?国内禁了多少?海外禁止进口有多少?境外有多少图书、报刊属于违禁品,禁止大学、图书馆购买、出借?以审查为名,海关扣押了多少邮寄的图书杂志?要公布禁、扣的书名,公布数字。
中国政府封锁了多少境外的网站、电台?为了封杀这些传媒,蒙蔽中国人的耳目,设置了多少干扰台,花了纳税人多少钱?中国政府为了检查国内网站,封锁境外网站,养了多少网警?研制了多少软件?购置了多少硬件?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如果以上两件事说不清,道不明,我将对政府的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
催促当局尽快制定新闻出版法。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政府即颁布《出版法》,为什么九十三年之后,我国政府还不讨论、制定出版法?!
建议制定信息传播法。首先应保护公民接收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权利。禁止任何政党、政府机关垄断信息传播的。禁止封杀网络,封杀广播,封杀书籍,封杀报刊,禁止封锁国内外媒体。
必须废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1993年国务院129号令)及罚款制度,按该《规定》,擅自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个人,将被罚款 500——5000元。

(四)修改宪法和法律
我将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宪法应该是神圣的,但中国宪法有过很多荒唐内容,全国人大有权对其修改。我1977年在监狱中写了给人大的信,提出对宪法的修改建议,从那以后多次上书提出修宪的建议(注 1),有些内容至今没有修改。全国人大代表,理应担负修改宪法的神圣使命。近几年我在境外发表了不少修宪建议。一部分收入《百年祸国》(香港版)。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力争修宪建议付诸实施。
建议修宪,废除《计划生育法》。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推行计划生育, 1993年制定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法》,这种强制推行一胎化的法律,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如广泛地践踏人权,造成人口男女比例失调,人口提前老化。我从 1983年起在这些方面,写过很多文章并多次上书(注2)。
建议删去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建议设置宪法法院或宪法审查委员会,专门受理违宪案件的审理。

(五)关于选举
要求人大代表(将来应叫议员)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个政党指派。全国人大应该制定各级人大代表何时直接竞选的进程表。
要求乡、县、省长和国家元首直接竞选产生,现在我国的各级首长都不能直接选举,像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极少。建议制定直接竞选各级首长的日程表。台湾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实行乡、镇、县长的直接竞选,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半个世纪前可以对这些官员直选,而号称”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做不到?为什么落后台湾五十多年?
建议修改选举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选举法必须防止政党、团体、个人操纵选举,强奸民意,必须防止黑箱作业。提名制度要有利于参选者的自我介绍,宣布政见,平等竞争。乡、县人大代表选举,只要选民有要求就应该实行候选人的海选。
改革候选人提名制度,凡达到一定数量的联署提名者,并交出一定保证金都可以做为候选人(保证金是为控制候选人过多),当选者或选票达到一定比例的候选人(如得票超过5%),将退还保证金。参加竞选者可以散发传单,或到指定地点张贴悬挂海报、条幅,或用其他不影响居民生活、工作的方式,宣布自己的政见。

(六)要做负责任的代表
我在会上绝不做哑巴代表,充分利用全国人大代表的豁免权(注3)争取小会和大会发言,如果没有机会,就写书面发言。把民意写成”议案”,在代表中传阅,争取联名。充分利用投票机会,使用反对票、弃权票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充分利用媒体表达民意,介绍会议情况,不但接受国内媒体,也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讲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方案,给他们发送报道或稿件。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人大代表更应该允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

在人代会上选举公职人员时,我将提出实行自荐、竞争、差额选举的原则,如选举国家主席时,至少应该提名两个候选人。如果不实行差额选举,我将对唯一的候选人投弃权票,以表达对选举方式的抗议。

注1:见孙文广《狱中上书》
注2:文章已收入《呼唤自由》2006年香港版
注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2007年3月4日(全国人大召开前夕)( 0531-88365021)

首发议报第292期

樊百华:股市黑洞中煎熬的散户(《1989后的中国》之二二)

 

1996年,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合并新设;1998年,君安证券内部整顿,与国泰证券合并;2002年,中经开因严重违规被撤销,150亿资产灰飞烟灭;同年,鞍山证券被关闭,企业债余额21亿;大连证券被勒令破产,负债33亿,净资产为负2.6亿。而今年,南方证券更爆出了120亿巨额亏损的传言。(引自《金融业过于依靠政府输血,财政买单能维持多久》, 2003127《经济观察报》)

绝大多数老百姓所占有的极少部分储蓄意味着老百姓省吃俭用不敢消费,意味着老百姓瞻念明天不寒而栗,光儿孙上学就是一笔催命钱了。政府将利率几乎降到零(实际利率已是负数,也就是老百姓存款是倒赔利息的)逼他们消费、投资他们也不敢。不错,乡下人要建房,城里人尤其是城里弄不到像样福利房、房改房的穷人要买房,这就是将整个人生放到砧板上了。这是中国穷人最要命的消费。投资呢,政府不给民间办银行,于是地下不规范的借贷市场便有了太多带血的故事。有的说起来还是公家造孽,例如全国农村普遍出现的信用社高利贷集资,出现信用社还不出本钱的惨剧。例如不仅是福建省农村信用社的挤兑事件就是这样的闹剧。

不肯当“守财奴”的有几个闲钱的城镇居民大多被吸引到股市当股东去了。但是,好好的股份制经济立即走样成了拖散户下水,走样成了另一种同样无效益可言的集泡沫、“洗钱”、“圈钱”于一身的伪投资市场。“公家”的股市烂乎乎,硬是诱发出一些人铤而走险的欲望——你能乱来我就不能乱来么?只要在运作上依葫芦画瓢,什么地下地上,不都是证券交易所吗!中计委当初不就搞了个特殊证券机构,例如四川一女性大户被这家机构活活折腾掉上百万,最终成了必须靠给人打工谋生的牺牲品。2001年8月1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披露说,全国现已查出众多地下非法证券交易黑窝,仅江苏省一个小小盐城市就多达16家。

近5年来,有关专家对中国证券市场诸如不合格企业乱上市、证券公司内部秩序混乱、上市公司不实行分红、法人股和从业人员腐败等现象,痛心疾首。这既为金融秩序计,也为维护股民的投资权益计。

1998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一时的“琼民源神话”来了一个清算:因犯有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原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玉和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会计班文绍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此次法庭调查认为,琼民源1996年年报中所称5.71亿元利润中,有5.66亿元是虚构的,并且虚增了6.57亿元资本公积金!

而成都红光实业股份公司做得更绝,1996年,将该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虚报为盈利5400万元,以此骗取上市资格;上市后继续编造虚假利润,上市才半年,所募集的4.11亿元资金已亏去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与中介机构几乎同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文件、报告,与企业配合默契,“过五关斩六将”,一道道呈报上去,甚至糊弄到了证监会那里。

有关专家对1997年723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做过一个分析,发现至少有100家企业有“注水”的痕迹。而最近君安证券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上市公司老总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本公司股份比例之低出人意料。(取自1999年1月22日《南方周末》刘洲伟 文)

数年前,在上海股市上“出尽风头”的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在一份诉状上。这次不是证券市场的买卖交易,而是上海的一位股民要在法庭上向红光讨说法,赔偿因红光的账目报表造假给其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这位姜姓股民在诉状上一下子列出了24名被告,除了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何行毅、原副总经理焉占翠等19名原董事外,还包括红光上市的主承销商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上市发行人财务顾问中兴发企业托管有限公司、上市的会计师事务所成都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上市的资产评估机构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上市推荐人国泰证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负责人。

姜姓股民在其递交的诉状上称,原告因听信24名被告的虚假陈述,作出了对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的错误判断,购买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800股,实付金额为15744.66元。不料,由于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股票发行及上市期间,存在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隐瞒重大事项;未履行重大事件的披露义务;挪用募集资金买卖股票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造成股价下跌,致使原告不得不于1997年12月22日~1998年10月16日分6次将红光股票尽数卖出,实收金额12608.16元,损失人民币共计3136.5元。姜姓股民称,他特别气愤的是,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还在1997年6月3日的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公开承诺:“本公司董事会及各位董事确信本公告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或者误导,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取自1999年1月6日《新闻汇报》吴缵超 文)

红光股票后来消失了。报道称姜姓股民的这种个案在中国证券市场尚属首诉案例。我佩服姜姓股民的素质,因而为此首诉欣慰,同时也为这竟是首诉而悲哀——我想起了张树藩先生说的“中国老百姓真好”的话……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翟熙贵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1998年,审计署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组织对国泰、南方、华夏、申银、万国等88家证券公司及所属79家分公司和1218家证券交易营业部的1997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基本摸清了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损益的总体情况,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管理情况和资产的风险状况。审计发现,当前证券公司经营过程中主要存在账外经营、隐瞒利润、会计报表不真实、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融资、以及利用他人名义自营股票业务、非法设立经营机构等问题。

除组织开展证券公司审计外,审计署还组织对中保集团所属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1997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查出保险公司随意调减费率、违规返还手续费和佣金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文已提到了“君安”。我有位朋友原在这家公司工作,原来听说这家证券商是中国老大,“君”乃 “军”的谐音。著名作家林贤治主编的《大时代文摘》1999年曾在224期头版头条详细转载君安一案。《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发表文章披露,长期以来,号称由军队国有公司持股的君安证券,早在1996年就已经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安排,成为一家由公司高层经理人员持股80%的私人股份公司。君安在成立之初,共有5家股东,均系背景强大的国有公司,总投资1.08亿人民币。后曾有几家因闻知公司“经营不善”而退股。1996年11月,君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行增资扩股,将资本金扩大至7亿,并由深圳新长英投资发展公司和深圳泰东实业公司两家新股东控股。老总张国庆等人长期对外称君安有特殊背景。新露面的大股东新长英及泰东也有意无意地给自己抹上“军”字色彩。君安1997年净利润为7亿人民币,张、杨等人究竟得到了多少?还有个更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新长英和泰东的6亿多元资本金从何而来?张、杨等最终以拿到君安八成权益的资金又是如何安排的?……君安“铁幕案”至今都未“水落石出”,君安早被重组了,重组后的名称更好听:国泰君安。谁都知道中国企业的重组多是什么货色。

我很早就从报刊上关注种种“股市黑洞”、“股市黑幕”,印象中光是何晓晴女士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系列研究性揭露文章,就能编成一本书了。我手头先前就积攒了许多黑色故事,限于篇幅,不再征引。有一则实在惊心动魄,请读者务必找到一阅,那就是载于《法律与生活》杂志,1999年第2期上的《我发现了股市黑洞》,作者张波。

2001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明显表示出整改决心的一年,标志性事件是500万元年薪请来了港地高手史美伦女士。整顿证券投资市场原先并不朱总理的“一三五”任期目标之内,大概因为吴敬琏等智囊的苦口婆心,更因为金融危机的阴影一直在他的脑门上徘徊不去。于是,关于上市公司违规上市、业绩差、退市、重组的报道越来越多了。怎么办——过于温情了,空壳公司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大雪崩;过于认真了,已有的公司至少一半该请出去,已经岌岌可危了,看惯跳楼的股民当然会拼命的。真是轻不得、重不得,柔不得、刚不得。2001年7月间年薪500万元的高手开会了,要求各地券商积极开展对股民的投资素质教育,实实在在的风险承受力就是此项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就是在打招呼——股市有风险,有难自己当。

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真正的法治就一定没有规范的投资市场。乱局之下就是请来100个500万年薪的高手,也不能解决哪怕一个老问题——整顿金融投资市场,必然牵动权力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公车改革、一个燃油税改革都寸步难行,而况证券金融乎?

2004年中国“连赌场都不如”,只能说是“流氓市场”、“无赖市场”、“蒙面匪盗市场”(这些都是专家使用过的用语)的股市,短短二季度的三个月,遭遇五年来的狂泻缩水。7月间的证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4月7日暴跌之前,沪深两市股票市价总值为52080亿元,流通市值为16253亿元,但到6月底,两市的市价总值缩减到40408.09亿元,流通市值缩减到12604.36亿元。 也就是说,从4月7日到6月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两市的股票市价总值缩水了11672亿元,流通市值缩水了3649亿元。股市名人张卫星提出疑问:随着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结束,有一个数据值得好好思索一下,深圳综合指数的月度收盘价,第一次击穿了5•19行情时1999年5月的收盘价。也就是说,从5•19到现在的5年多时间里,我们反而倒退了一点点。如果算上印花税和佣金,投资者不要说赚钱,简直是亏大了。

2005年年底,股市开始回暖,也许是朱镕基“新政”接温家宝“新政”(中国的“新政”天天来,十年不换旧阶台)终于来福音了,有御用学者说了:中国股市经过调整规范将走向长期飙升,未来两年可望突破指数5000点。我在日常交往中也能感到散户们又被煽动得动心了,有的如传媒报道的那样把准备买房、给孩子上大学的的钱也投进去了。怎样呢?非常诡异!从报纸上看到多种“股市十八怪”的版本,有的据说日前被央视经济频道引用了,兹择其一:“1.老总出差不回来;(指上市公司、券商老总卷款潜逃和回避股民、记者质问)2.举手不成拿脚踹;3.融资圈钱一样坏;4. 要想赚钱别进来;5. 重组假戏一台;6.一年优二年坏,三年不知在不在;7. 违规总比监管快;8. 黑嘴骗钱像比赛;9. 亏损公司涨得快;10 新股好坏都能卖;11.公司上市就学坏;12.业绩就怕阳光晒;13.小道消息传得快;14.营业部里论成败;15.融资到手耍大牌;16.千呼万唤不出来;17.三天两头闹股灾;18.一亏就是好几代”。我看到有的个股当天上涨几十元然后又悬崖般坠落,心里只有恐惧。

2006年6月11日《广州日报》报道:“就在不少股民和机构投资者都等待着股市越过1700点时,大盘却在磨了10多个交易日以后,在周三突然下挫。当日,大盘一日暴跌89点,截至周五,大盘在一周之内暴跌了113点,市值蒸发1113.84亿元。”又两个多月过去了,未涨。

“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表现平淡,在1340家上市公司中,有255家亏损,所占比例接近20%,而去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亏损面为15.85%,亏损面有所扩大。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明显改善,而股价短时间里却大幅上涨,实在叫人担心。同时,故意操纵关联交易、利润包装、信息披露不真实等问题仍然存在。”我曾经对每天看电子显示屏颜色不以为然。可是,既入江湖身不由己,长线扯淡短线不看又看什么呢?

就是说,自有共产党股市以来,散户们至少有12000多亿被鲸吞了。呜呼,我的散户老百姓啊!跳楼的已经跳楼,喝农药的已经喝农药,割腕的已经割腕,死了的带走满腔苦痛,活着的依然目光凝滞,他们有太多的渴望,想知道发生的一切是因为什么?!

YS论坛

何清涟:在援助他国与本国人民的经济权利之间

 

写这篇评论,缘于近日一次电台的听众电话叩应节目。

3月3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做嘉宾时,一位元听众在电话里谈到他读到一些国内书籍没记载的历史:毛泽东为了满足其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欲望,花费大量金钱造原子弹,援助越南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导致国内3800多万人饿死。这位听众表达了他的惊讶:过去从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段历史。毛主席怎么能不管本国人民死活,一意孤行?

于是我问这位听众,他知不知道以下事实:中国目前有一亿多人每天依赖不足一美元的钱生活,而中国却支持柬埔寨政府花49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政府办公大楼;中国大多数中等城市(包括一部分省会城市)都没有现代化体育场馆,而中国从1980年到现在,援助修建的体育场馆遍及数十个国家。据中国政府骄傲地宣布,这些体育设施全部是可以举办大型国际比赛的高水准、符合奥林匹克高标准要求的场馆;中国本国尚有5000多万失学儿童得不到帮助,但却为埃及援建了一个最现代的远端教育项目。中国政府这样的行为与毛泽东所作所为在本质上相同,我问这位听众对此有什么想法?

这位听众嗫嚅了一阵,最后回答说,他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在援外,但只要不饿死本国人民,这种援助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真心这样认为,还是出于惧怕而这样说。但我想在援助他国与本国人民的经济权利之间,一个国家的当家人――政府,应该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政府必须为供养它的纳税人负责,只有在有余力时再帮助其他国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家有七件事,先从紧处来。

中国现在国内要紧的事件还真不止几件。往大里说,中国的环境生态已经接近于崩溃――前年一个长江万里行专家小组考察过长江之后,预言长江水系在10年内将崩溃,而沙漠化、各类环境污染更是频发不绝。环境生态关乎每一个中国人,除了那些可以全家移民外国的上层精英之外,生态灾难无人能幸免。如何挽救生态,应当是国之紧要大事吧?那掠夺生态而积聚的国家财富总应该往这上面贴了吧?

往中里说,教育投资总应该是国之大事,虽然不是与每一个人相关,但至少与每一个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有关吧?但这些年来,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始终未超过GDP总量的4%,而据政府10多年前的承诺,早就应该达到这一比例了。但中国这些年来教育费用直线上涨,政府投入不见增加,而国民负担却年年加重,大学年均学费早就超过人均GDP的100%了(美国则只有10%左右)。据说,国内一些省份还将中小学教育“改革”成民办,当地居民交不起昂贵学费的,子女也就只好失学。

再往小里说,中国是个体育金牌大国,但却是个体育弱国,人均体育设施率非常低。如果政府有钱援建非洲几十个国家现代化高标准体育场馆,何不将这笔钱花在咱们中国人自己身上?如果将标准降低一点,中国至少可以在几十个中等城市里建有群众性体育场馆了吧?

当然还可以再列出一大串嗷嗷待哺的公共设施,比如正在苟延残喘的公共防疫系统,比如中国那一亿多贫困人口。这些关系到本国人民、本民族的生存大事,在我等民众眼中,永远比援助外国重要。

再退一步说,如果这种援助能够为中国,而不仅仅是为中国政府的面子与国际地位带来好处,或者至少能让受援国民众承情,那中国人民也算是有点想头了。问题是,这种有政治交换条件的援助,受援国从来就不领情。比如中国曾倾力支援越南,仅仅在1975年,中国就曾把国家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向越南一国提供的援助共计达200亿美元之巨,但与越南最后还是兵戎相见。而今天援助非洲,非洲人民并不领情,不仅受到非洲人权组织的责难,非洲各国的精英层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争取它国君主尊为老大与本国人民的拥戴之间,孰轻孰重,只要统治者还有点政治良知,不难做出判断。一个视人民如草芥、一味依赖政治暴力与高压来维持“稳定”的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国家“崛起”的。

林保华:中国共产党是民主骗子

 

中国召开”两会”,各式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客骗子群聚北京,也忙坏了香港与台湾的记者。这些骗子各展所长,把这些记者玩得团团转。那个被美国人称之为”红卫兵外长”的李肇星,对台湾的攻击与侮辱向来不假辞色, 但是突然间他对台湾和颜悦色起来,据说是因为他要成为台湾民众欢迎的中国官员。对他的变脸,人们莫不啧啧称奇,然而人们能相信他的表演吗?

另外一场好戏,是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他批评香港要求普选的人说:”中央十六年前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破天荒提出双普选的目标,最终获得通过后,才令香港回归十年来,有今天的民主发展。”普选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香港的普选是共产党给的吗?香港的民主是共产党给的吗?

上个世纪的七○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殖民地出现了压力团体,并且向政治团体发展。八○年代中国要收回香港,香港民主派提出”民主回归”的口号,港英当局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但是被中共所阻止。中共的理由是: 英国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年没有给香港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民主?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他推行的政治改革,被共产党痛駡为”三违反”,从此他成了中共眼中的千古罪人、小偷、妓女等等。如今香港人继续要求普选,中共连日程表都不肯给,要香港保证”爱国人士”当选,才可以普选。一定要保证中共所认可的某某人当选,这叫民主,还是党主?

的确,正如陈佐洱所说的,1990年制定的基本法规定香港最终要实行普选,对这个问题要这样认识:普选是1984年中英签署有关香港前途的联合声 明中规定的。这是英国人的压力。然而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基本法正是在具体做法上为普选设立重重障碍,以致现在寸步难行。

即使中国承诺香港未来的普选与民主,中国的承诺又有多少价值?当年中共的民主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例如当年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43年9月15日的社论”民主第一”说:”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1944年3月30日社论”论 英美的民主精神”说:”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 的。”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做”论联合政府”的 报告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 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 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半个多世纪前已经在中国结束了,但是被更残暴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取代。毛泽东承诺的”无拘束的选举”呢?至于”联合政 府”,不要说正式的,连临时的也没有。五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大鸣大 放”时,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批评中国的”党天下”,他 说:”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 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 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 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为此储安平被批斗,从此失踪。 章伯钧、罗隆基要求成立政治设计院,轮流执政被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

如果说毛泽东是骗子,那么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为何不实现联合政府的承诺?即使后来担任国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与荣毅仁,一个是共产国际的特务 ,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那是中共进一步在国内外行骗。

现在在中国,谁要求民主,就被当作”颠覆国家”;香港要求普选,被指责是”挑战中央”、”港独”,台湾的民主进程,当然也被认为是”台独 “而被”文攻武吓”,两颗导弹打到台湾海域。谁还能相信共产党的民主骗局?

比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共产党的大骗子,陈佐洱只是小小的骗子。然而去骗被封锁资讯的中国人可以,要来骗资讯还没有被中 共全部封杀的香港人,哪里这样容易?如果想表现一下,争取升官发财,出任港澳办主任,也别做得那样笨。

滕 彪:死刑、司法与中国人权——答第三届国际反死刑大会组委会问

 

   ——反对死刑在中国是“政治正确”的吗?
   ●1、死刑罪名从1979年刑法的28个,增加到1997年刑法的68个。而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则大得惊人,虽然具体数字属于绝对秘密。
   2、虽然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对民意的测量要大打折扣,但大多数普通民众根本不会同意废除死刑的主张,甚至有些人主张更多地执行死刑。
   3、因此,反对死刑一般而言是政治不正确的。
   4、不过,纯粹学术上的关于死刑的讨论一般不会受到限制;而且,官方谨慎执行死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学术界也有了若干废除死刑的声音。
   
   ——错判死刑的案件是否影响了人们的看待死刑的方式?
   ●聂树斌、滕兴善、佘祥林等错判死刑的案件引起人们很大的反响,人们呼吁改革司法制度,比如如何减少刑讯逼供、遏制司法腐败现象等等。但是对于没有错判的死刑案件以及死刑本身的正当性,人们基本上没有反思和同情。在我看来,这类案件对于人们看待死刑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今年元旦开始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它会带来一些真正的变化吗?如果,如人们相信的那样,每年有一万人被执行死刑,法院如何一个一个案件地进行核查?
   ●死刑复核权的回收应该会带来一些改变,执行死刑的数量可能会略有减少。但是由于中国的死刑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利益(如器官市场和羁押成本)、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这种改变将是相当有限的。
   为了死刑复核案件,现在最高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由以前的两个庭增加到5个庭,法官人数由以前的50人左右增加到现在的近百人。但即使增加法官,对死刑案件的复核仍然是相当仓促的。
   
   ——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经常得到律师的辩护吗?
   ●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没有得到律师的辩护,原因主要有:被告认为律师起不到作用而不请律师;律师本人可能因为介入刑事案件而遭到公安机关和/或检察机关的报复;被告因贫穷无力聘请律师;律师因为收费低而不愿意介入刑事案件;有些案件检察机关或者法院阻挠被告人聘请律师;律师管理机关和沦为官方附庸的律师协会禁止或限制律师介入某类案件,比如法-轮-功案件。
   
   ——国际团体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重要性如何?
   ●虽然国际人权团体在某些具体案件中可能发挥较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小的。他们一般很难促使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或改变对具体人权案件的操纵。不过,国际人权团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尤其对于中国民间的人权工作者。
   
   ——奥运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还是更多的压制?
   ●按照中国领导人目前的思路和做法,奥运会明显地使政府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压制。奥运场馆的建设使很多人失去土地和房屋,并且没有补偿或足够的补偿;异议人士受到更大的打压,人权人士的维权活动被认为是威胁稳定的因素而加以打击。上访者、流浪乞讨者、一些来京打工的农民也会遭到遣送甚至关押。
   中国的人权状况在申办成功之后几乎没有改善,这极大地违背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如果在召开北京奥运会之前,国际社会没有把奥运与人权挂钩,没有保持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那么必将写下奥运史上耻辱的一笔。
   
   ——你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个有法律的社会。我可否这样理解?法律是有效的吗?
   ●中国有法律。虽然立法的民主性、公正性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但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有法可依。
   问题在于中国的政府和官员经常破坏这些法律。由于缺少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政治构架,相当多的官员违法的情况无法得到追究。这导致了法律失去权威,人权状况恶化。
   
   ——你觉得中国民众是否知道、并准备维护自己的权利?
   ●一般而言,民众向来知道自己的权利。越来越多的人在权利被侵犯时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但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判决往往会打击人们的信心。
   
   ——你(在一些案件里)谴责地方的政治腐败,在国家层面是否腐败较少一些?
   ●腐败是全局性的和制度性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央比地方更廉洁。
   
   ——你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是否是你觉得多了一些安全感?
   ●著名人物的确会比其他人多一些安全感。同样激烈程度的文章或行动,毫无名气的人可能会入狱,出名的人可能不会。但这一点又不是绝对的,高智晟、郭飞雄就是例子。每个人都是政府的人质。在中国,自由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只有通过不断的行动和言说去探索自由的边界、扩大自由的范围。
   
   
   (原载于第三届国际反死刑大会会刊,2007年2月1-3日,巴黎。马丽 译)

[书籍下载]往事何堪哀

目录  

 一、“主席?哪个主席?”——“革命样板戏”中的“地下工作”与“武装
斗争”

 二、邓拓的本来面目

 三、哪得夕阳无限好——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

 四、良知的在场与缺席——毛泽东对丁玲命运与人格的影响

 五、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

 六、沫若之吻及其他

 七、“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八、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九、瞿秋白的“名誉”

 十、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

 十一、二胡的“反党”——谈谈胡适与胡风

 十二、风高防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

 十三、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临水照花张爱玲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这样的话出自胡兰成之口,入世人之耳,无论张迷们喜不喜欢其人,这样一针见血道中张爱玲的毕竟还是他——胡兰成。胡兰成是知道张爱玲的,不是文字外的意义阐述,而是文字内的知音。或者说,胡兰成是懂得张爱玲的,这种懂得恍如古文里说的“倾盖如故”。世间的情分就是这样,不懂垂老依旧白发如新,懂得瞬间如故,犹如爱情中的一见钟情与终生如隔山岳一般。

我不是张迷,关于张爱玲的小说我读的不多,不过读了她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十八春》等等,而她的散文我也是潦草的翻读,但谈不上细究。把她所有的文字就合在一起,其底色归根到底就是荒凉二字。岁月的荒凉,人生的荒凉,人性的荒凉,平淡的荒凉,繁华的荒凉。那样荒凉的冷气散发到文字的每个角落,也散发到细枝末节生活的每个细节,就如从皮肤渗透到骨子里细菌,一点点的啃噬生命。

张的前度繁华在于民国年间,而后来的梅开二度却是豹隐山野独居海外公寓时。乱世的繁华让她具有了传奇的色彩,后来的繁华却有了沉香花尽前度刘郎又重来时光脉脉的凄凉感,究竟是垂暮,华发盈头,岁月迢迢,终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感慨。前度的繁华究竟是好的,毕竟那盈盈的喜悦能够用喜悦的心理去接受,像年轻的皮肤配上华丽的锦缎,纵然颜色不合也是一种青春的奔流。而后世的繁华却如那山涧石洞上的滴水,渴或许能解,可是总有一种深谷幽兰的淡淡哀伤。她在文学上的传奇似乎像她笔下那些故事,繁华总在一梦中,是那种清醒的惆怅。

张爱玲的文字总在哀叹,是那种时光交错中无法把握、人性自私的哀叹。当年,她写这些文字时候正值韶华年纪,可是写出来的文字却是暮年的夕阳余光里的漫想。我们在张的小说中随时能感到这种夜幕垂临,老病孤舟沧桑的叹息。

张的小说总是一种岁月遥忆的调子,在荒漫惆怅的光阴里,纵横着哀伤,像在平静昏黄的画面影像里有一把二胡在咿咿呀呀的伴唱。于是,无论是色彩斑斓的胜景,还是争奇斗艳的众芳,而作者总是被孤零零的抛在物景之外,低眉顺眼的浅笑里竟也给人一种冷然的嘲笑的味道。也许,正是这种回忆的色彩,才把那些人物在光阴交错里的细节投下了一片恍惚的阴影。时光里的反叛抗争到最后终究是人生的一片虚无;人性的勾心斗角,岁月的繁华荒败,在一切都沉寂后,只是西风参照汉家陵阙了。那陈旧的雕花家具、斑驳的雕栏玉砌、古老陈旧的家传首饰,似乎在里面都闪现着时光的光影,幽暗忧郁沧桑压抑。有其对那些细节的描写,琐碎中浸透了人生的苍白与虚无。

是的,细节。张爱玲善于把那些细节一点点的描绘出来,如果看不下去她的书,你会觉得那些细节简直就是一个老人在回忆里不停的把生活场景唠叨来唠叨去,令人厌烦。但是,一旦读进去了,好像人生的真实都在这些唠叨里荒废进了。就如她在散文里写她姑姑说的话一样:“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能,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人的生命似乎在这细节里被蛀虫一点点的啃噬,最后成为急景凋年的回望,繁华归成季节里凋零后的黑枝杈杈。

在《十八春》里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青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这似乎不是细节,可是细品一下又何尝不是站在某个时间边缘,人对自己一个细节的思索描绘。这样的句子,几乎散在张爱玲每个作品里,平淡的一幕,微观的一闪现的思索,似乎把生命中所有的辉煌壮丽凋零离散都写尽了。

在这些小说里,张爱玲反复的哀唱着或繁华或平淡人生,但是这些人好像都把底性里的自私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不予与那个乱世的时代挂钩,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挣扎浮沉,其实这不是缺点,因为浩荡人世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伟大空茫的理想,去改造社会,而是他们都在鸡毛蒜皮的琐碎生活中度过一生。我一直认为,把所有的文学都向政治靠近,那是政治的无耻;把所有的文学都引向政治,那是文学的无耻。所以,《十八春》里我喜欢那个修改后的结局,那才是真正张爱玲的作品及其本意。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在叙说她自己;我说,她的作品在某一类人身上某些特征,并把这些特征放大化。在这些特征中作者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荒凉。

把文学等同与作者这是可笑的,包括郁达夫那些小说也不能说等同他个人,就是那些自传要等同个人也要斟酌。所以,红学研究人员把《红楼梦》等同曹雪芹,总让我们感到好笑。对张爱玲与她的作品怎么去看待,或许专家们另有定论,但是窃以为胡兰成的话还是有意思的。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似乎这个考语把那个时代及其张爱玲的人生文字融在一起了。

繁盛衰败的身世,喧嚣归于沉寂的人生,纷乱的时代,还有她那颗作家敏感的心,归在一起就是一个张爱玲的世界。末世的名门,纷乱的时代本来就是一部沧桑沉沦的故事,读者或许读到是门庭宛如嗑过的黑白剥落的瓜子皮,局中人却一点点的感受到是日渐荒凉,有如那春草慢慢地成为门庭上荒草。夕阳垂暮,光彩隐退,只有那黑漆漆地夜等待着纨绔子弟的子弟们哀叹。车如流水马如龙和门前冷落车马稀是正反的对照,繁华成了余绪,胜景成了回顾,只有那些蒙尘斑驳的旧家俱还在昭示着过往,那些家传的首饰还在胜景的余温里,可是时光把它们变得幽暗斑驳,只有遥望中的苍茫。

张的文字在琐碎中我们看到的还有一种宏大,这是人生的一种宏大,也是一种看破世情千万的一种对人世的悲悯。在她的长篇里我们不只看到的是荒凉,还有儿女间的缠绵,世均和曼贞的、翠芝和叔惠的、流苏与柳原的,当年小儿女之态还是有的。虽然,这些最终指向苍凉的虚无,但是当时情还是极其动人的。或许,这就是张爱玲当年韶华妙龄遇到胡兰成的内心余温吧。毕竟,书不等同人,世上多么功于心计的男女初遇情爱的时候,自私总是丢掉了,只剩下楚楚动人的儿女之态。而他们最后的结局始终令人不知说什么——惋惜、哀叹似乎这些词不达意,或许终究指向了人世的荒凉。张爱玲对这些荒凉是无可奈何的怜悯,但是她又不知道出路在那里。

我觉得张的文字里最能表现这种怜悯的在她散文里最能体现。她的许多散文里虽然一贯的用她那种苍凉的手笔,但是在雕刻苍茫荒凉的时候,总能读出来一些言外之意。

《对照记》是张爱玲最后的文字,写的时候垂垂老矣。那些照片包括了她曾外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弟弟及其他人。写的时候,她孤悬海外亲人全无,一个人在孤独的公寓里,看着这些暗淡的光影,斯人俱远的照片,还有那百年风尘,该是时光漠漠的荒凉。

《对照记》这本书我不知道定它什么文体,但是我感觉是散文。这本书在张爱玲著作中是不太被看重的,虽然是她的最后绝响,但是我从中读出了自己的理解。淡笔的勾画,简单的说明,似乎那尘世的沧桑都融会进去了。

这里面的好多文字,让人读后有一种凄凉垂泪的感觉,或许这是她心中最大的悲悯。比如说她写父亲的那个照片,此时的把曾经的过往或许泯忘了,父亲不再是那个打破她头、把其关起来的父亲,他只是父亲。她的笔下有了慈悲与怜悯,她写道:“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最后终结的话是“我爱他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心有戚戚焉。因为,前面那句话的烘托,让人感激而悲,那在心底沉睡几十年的血缘认同,能不让人在照片上的人皆已做古,只留独身于尘世的她感到无边的孤独与寂寞。到此,令人为张爱玲,为尘世的一切无法再去温暖的人,而放声大哭一场。她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人生荒凉至此,悲从心发。

《对照记》上有她那血缘的亲人和平素至交的朋友,唯独没有她的爱情,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恩。或许她愿意把它们遗忘,因为那不是她想拥有的感情,她的感情在书中成了一个空白,如同她写爱情时的人世荒凉。懂她的人又能怎样?终究是劳燕双飞,没有终老,只是一个过往,生命里的爱如那昙花一现就凋零在岁月里了。忘了,或许最好;不忘,反倒痛苦。她的文字与人生繁华在民国世界里,她把民国世界里的爱镂刻成岁月的浮影,自己不过是一个临水照花人。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的“民国女子”中,最后引用了一句李义山的诗,他自说是感叹忧生忧世的自身成败、大千世界的成败,我觉得他是在描写总结张爱玲的情爱。看似阔绰的诗句,其实浮荡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小院独立听风雨的感慨。我也用那句诗作为终结吧。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

 

每本被烧的书都照亮了世界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是一个没有真正文学的时代,一个沙漠化的禁锢空间,一个黑暗的贫瘠大地,一个极端专制的王国,我自己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在阅读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后,才发觉自己的偏狭与文学史的忽略(这种忽略当然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那个时代不但产生了真正的现代文学作品,而且还滋润并启示着后来的文学创作者。正如鱼儿在冰下潜游着,隐伏着,只是我们遮蔽与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无权势者无历史,偏偏人世之间还有幸存的记忆,并非都是一致性的遗忘。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可以说是在“打捞文化的遗影”,以文字、图片、信件、刊物、编目、手稿所构成的原始资料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诗歌的曲折生长,从诗歌创作(间或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一相对狭隘的领域,追述了60至70年代少数城市年轻学子背离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的思考和写作活动,透露了中国社会中萌动的追索精神自由的讯息,同时也揭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根基,让我们看到民间文学的一种真实写照,同时也让我们惊讶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其成就绝对在官方文学史所认可的“伤痕文学”之上,在食指、北岛、多多、芒克等人的另类诗歌中依稀地捕捉到生命的不甘沉沦与精神的曲折成长。尽管有政治强权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面控制,但文学并未绝灭,它以地下的方式在黑暗的岁月里悄悄地运行着,它让我们骄傲,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文学的火种并没有完全熄灭。

《沉沦的圣殿》第一章介绍了60年代青年一代的业余读书活动,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他们的精神演变史。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以及7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以后,国内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了一批供高级干部和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阅读、批判的内部读物,即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诸如苏联解冻时期出版的思想、文学论著,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大约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历程产生过极大影响,譬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3)与《解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等。

20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就有不少自然形成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张郎郎的《“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刊于《今天》杂志)一文便生动记述了这样的文学活动,这些人包括郭沫若的儿子郭士英,现代诗人戴望舒之女戴咏絮,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张恨水之女张明明,著名画家董希文之子董沙贝,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粤,作家曲波之子曲磊磊,以及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当时中央美院学生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等人。他们“都不是当局的好孩子”,经常玩秘密写诗的游戏,或者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借别人的诗发泄感情。“那会儿,我们爱诗、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那会儿,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我们又不想当官儿,政治与诗有什么干系?”张郎郎如是说。这些人都是在和平环境里就学的大都市青少年,有着较优越的家庭文化背景,接触了较多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近现代文艺作品。他们怀着那个年龄常有的反抗约束、善于幻想的心理,与当时的社会规范展开了温和的对抗式游戏。

《沉沦的圣殿》的第二、三、四章介绍了70年代前中期下乡知识青年的诗歌创作活动,其中核心人物是郭路生与白洋淀诗歌群体。相对于60年代,这个时期有着更加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文革”十年使这些狂热的幻想者变成了理想的幻灭者。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表达急剧变幻的现实生活与人生道路在他们心灵中留下的内心风暴,于是当年对诗的热爱便发生了作用,异质于主流诗歌的诗就这样被哺育出来了,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他们,愤怒出诗人。这样的诗歌与风花雪月无缘,与小资无缘,它以真理的方式藻饰着幻灭后的柔情。这些作品激情四溢,虽然多少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某种痕迹,但强烈的诉说欲望与现在的风花雪月毫不相干。

食指(郭路生)就是被这个悲哀的年代所哺育出来的一个影响巨大的诗人。小说家阿城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荷兰诗人多多在《被埋葬中的中国诗人》一文中说:“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食指诗歌的独特性,在于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出现的第一次在现代社会中不依赖传播媒介,而只依靠人心流传的诗歌。同时,这是当代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转向自己,转向内心的失落状态,转向真实经验的诗歌,从而使一代人通过食指的诗,得到了经验与情感的自我认定。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还专门辟出两章“《今天》的创刊及黄金时期”、“《今天》诗人的社会活动及影响”,对1978年12月23日创刊的《今天》文学杂志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诗歌是《今天》杂志的重头戏,它不仅发表大量在地下时期创作的诗歌,而且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一批像北岛、多多、舒婷、江河、杨炼、芒克、顾城等成就卓越的诗人。后来我看到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时,内心深处有种难言的忧伤。北岛如是说:“《今天》在中国出現,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遍及美术、电影、戏剧、摄影等其他艺术门类,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艺术的开端。”

记得有一位印度哲人说过:“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的编辑与出版便是“记忆反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并以这种方式寻找诗歌的背影,寄托对历经苦难的中国诗人的一种深情的怀念。这样的书与一般性的诗歌读物拉开了距离,读后使人有一种大感动,别有一种文学以外的收获。为此我感谢本书的编者著名诗人廖亦武先生。据传此书在被几十位专家、学者评为1999年十大好书之一的同时,亦被中宣部列为1999年十大禁书之首,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每本被烧的书都照亮了世界。

朴素修订于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