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8 March 2007

An Open Letter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ntral Committee should solemnly declare that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is in gross violation of our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e fallacy that “Anti-Rightist is correct and necessary, the only shortcoming is the unnecessary extension” is a self-deceptive mistake of outrageous absurdity, which should never be given a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our republic.
3, Compensate the intellectuals and officials/cadres who,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lost their jobs, were forced to “reform through labor” or sent to “re-educational labor camp”, as a result of which innumerable families broke up coupled with miserable life since. The victims deserve a spiritual as well as material compensation, at least they should have the legal rights to live a worry-free life in their old age.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e, who sincerely believe in and adhere to the theory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advocate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oriented” and the “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ll other upright personages of great discernment, will approve of this lawful, fair and reasonable appeal of ours.

Your timely response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

March 3, 2007

Undersigned :
( 61 Anti-Rightist Movement Victim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departments in China) Ding Ren-zheng (age: 74) Wan Yao-qiu (age: 76) wang shu-yao, (age: 71 ) Wang Gen-jian, (age: 81) Wang Ke-yan,(age; 72)
Zheng Qiao-nian,(age: 72)
Feng zhi-xian,(age: 76)
Shi Ruo-ping, (age: 81)

Ye Xiao-gang, (age: 75)
Shi Tian-he, (age: 83)
Ren Zhong, (age: 73)
liu Bing, (age: 75)
liu Heng,(age: 85)
liu Nai-yuan, (age: 82)
liu Yu-xuan, (age: 81)
liu Xian-sheng, (age: 77)
liu dian-xiang, (age: 73)
Ji Zeng-shan, (age: 69)
Xu Liang-ying, (age: 87)
Wu Yong-liang, (age: 81)
Wu Ming-hai, (age: 72)
Song Lin-song, (age: 70)
Li An, (age: 87)
Li Ling, (age: 82)
Li Cai-yi, (age: 71)
Li Cheng-ou, (age: 79)
Li Chang-yu, (age: 74)
Li Tai-lun, (age: 71)
Du Guang, (age: 79)
Du Gao, (age: 77)
Yang Zhi-ren, (age: 72)
Wang Guo-xun, (age: 72)
Shen Zhi-yong, (age: 73)
Shen Ze-yi, ( age: 74)
Shao Zheng-xiang,(age: 75)
Chen Feng-xiao, (age: 71)
Meng Zhao-rong, (age: 77)
Lin Xi-ling, (age: 72)
Mao Yu-shi, (age: 78)
Zheng Hai-tian, (age: 77)
Nan Hong-lu (Ji You), (age: 76)
Yao Ren-jie, (age: 74)
Jiang Hong, (age: 76)
Ke Lin, (age: 80)
Hu zuo-qun, (age: 73)
Hu Xian-zhong, (age: 75)
Zhao Wen-tao, (age: 79)
Ni Gen-shan, (age: 82)
Xu Mei-fen, (age: 82)
Xiao feng ( Tie Liu) , (age: 74)
Gao Fen, (age: 87)
Cao Xing-ming, (age: 75)
Guang Fu-qiu, (age: 74)
Ti zhong-zheng, (age: 75)
Chang Yu-zhang, (age: 73)
Lu Mu-xun, (age: 78)
Tan Tian-rong, (age: 72)
Zhong Pei-zhang, (age: 84)
Yan Dun-fu, (age: 69)
Dai Huang, (age: 79)
Dai Ming-xin, (age: 71)

Contact Address：邮编100035，北京德内大街花枝胡同5号 任众

Mr. Ren Zhong
100035, De-nei Avenue, Hua-zhi Lane, #5
Beijing, China
Telephone：010-61758057, 13522148009

E-mail：[email protected]

Website to sign your support: http//www.qian-ming.net

( As of March 7, 2007, there are 128 signatures supporting the appeal)

 

1787年夏天，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的北美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集会，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起草宪法。他们于9月完成草案，并开始送交各州议会批准。新宪法制定出国家政府如何运作的蓝图，但没有包含有关公民个人权利的条款。这一点很快引发了公共辩论。宪法草案的支持者认为，规定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是多余的。而其他一些人认为，既然早期英国《权利法案》(British Bill of Rights, 1689年)和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都明确规定出受保障的权利，宪法有必要包含阐明个人权利的具体规定。

1787年12月，在辩论的白热化阶段，任驻法国公使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致函新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杰斐逊在信中说：”权利法案是人民抵制世上所有政府──无论一般而论，还是具体而言──的权利，当不应被任何公正的政府所拒绝，也不应是基于推断而存在。”

杰斐逊的论点赢得支持，最终形成一个折衷方案：将在根据新宪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立法会议上通过确保个人自由的修正案，以此为前提，各州议会同意批准宪法草案。后来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到1791年，这十条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被立为合众国的最高法律。

美国民主历程最初阶段出现的这种争议，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美国政治和宪法法律此后的发展，即双方强烈的观点通过一种复杂但极其务实的折衷方式得到调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点是，杰斐逊认识到明确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事实上，《权利法案》可被视为是对美国价值观精髓的最明确表述：个人先于并高于政府。

正如书名《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Rights of the People –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Bill of Rights)所示，这本书致力于解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本观念在美国司法体系中发展演变至今的历程。

本书面向各界读者，显然也可以用在中学和大学课堂。

外国读者可能会问：”可是所有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国家有不同的司法传统，我们没有权利法案。”

确实，美国《权利法案》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历史产物。它源于当年美洲殖民地实行的历史悠久的英国司法体制所确立的权利。有些人会说，它带有对美国具体环境的特殊适用性。

但是，其他很多人认为，美国《权利法案》已超越了它发源的历史范畴。个人权利概念可以被视为是建设任何公民社会的一块基石。在很多时代、很多地方，《权利法案》成为给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民指引方向的灯塔。

以1989年后发生的导致结束东欧共产党统治的革命为例。波兰新闻记者和团结工会领导人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在回顾那些事件的时候曾这样问道：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和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哪一个对现代欧洲影响更大？他的回答非常明确：

“美国革命体现了一种不带乌托邦色彩的自由理念。它继承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民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天赋权利的基础上。它有意识地放弃了无冲突的理想国概念，主张建立一个以机会均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宗教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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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途上无意间看到久违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年少的日子首先读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密切尔原著的翻译小说《飘》，后来在不同年纪、各种情况下，看了好几遍费雯·丽(Vivien Leigh)主演的影片。

　　都说《乱世佳人》是电影史上一个奇迹，它制作认真，场景豪华恢宏，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据说全世界看过此片的人超过好几亿 。但与其说它的无穷魅力来自华丽恢宏的场面，毋宁说许多人着迷于剧中男女主角郝思嘉和白瑞德之间，原本该是男欢女爱，却遗憾以终的爱情故事。

　　费雯·丽饰演的庄园千金郝思嘉，美貌却骄纵，她顽固的爱上了另一位庄园园主的儿子卫希礼。但卫希礼最终选择了与她性格相反的韩媚兰。出于报复，郝思嘉抢先嫁给了韩美兰的弟弟查尔斯。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查尔斯战死战场。成了寡妇的郝思嘉仍迷恋着卫希礼。风度翩翩的商人白瑞德对郝思嘉一见钟情，但未得她青睐，直到郝思嘉两度成为寡妇，白瑞德终于娶了郝思嘉。然而，白瑞德发现郝思嘉婚后始终放不下卫希礼，失望之余决定黯然离去；遗憾的是，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郝思嘉终于发现自己心灵深处，真正爱恋的是白瑞德……

　　爱情常是小说和电影中恒久不变的主题，几年前开始风靡一时的韩剧，有许多是建立在精心包装的爱情神话上，一对对穿戴光鮮的现代金童玉女，在气氛优雅的咖啡馆上演着一波三折却又唯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故事。拉拉扯扯，哭哭啼啼间始终搔不到人生的幽微处。再养眼的场景，再俊美的男女主角，日久之后终究叫人厌烦。

　　其实，在我所知道的韩剧中，真正动人的要数那一部令李英爱声名大噪的《火花》。几年前无意间在收费电视上看了这部剧集，让我对韩剧刮目相看。这部已经为多数观众淡忘的剧集，说了个属于现代人的爱情故事。李英爱演绎了一个崇尚心灵自由，善良却倔强的女子，情路上她徘徊在激情与道德责任上的两难。电视剧虽然安排了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但其中细腻的人性与人情刻划，情人间离离合合的甜酸苦辣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张爱玲的《半生缘》也说了一个萦牵梦绕、情系半生的爱情故事。相爱的男女主角沈世钧、顾曼桢被出于私心的曼帧姐姐活活拆散了。此后两人一别多年，再度相逢的时候，曼帧那一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却叫许多读者为之黯然神伤。小说由许鞍华搬上银幕时，总觉得吴倩莲与黎明在演绎那恍若隔世的半世情缘时，欠缺了那么一点点无以言喻的味道，倒真的令人微微失落了。

　　走笔至此，想起了另一部教人低回的好莱坞影片“The Way We Were”。这部由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影片，拍得真有味道。它开始自一对在大学校园相知相爱的男女，但两人最后却因生活理想和政治理念的分歧而不断吵吵闹闹，决定分道扬镳后，深情的女子还为情人生下女儿。事隔多年，我还记得男女主角在街头重逢，淡淡哀愁中，史翠珊缓缓为往日情人理了理额前的头发，那无声胜有声的一刻，影片背景轻轻响起了后来打动了几代人的同名主题曲“The Way We Were”：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may be beautiful and yet

　　What’s too painful to remember ……”

　　什么叫荡气回肠？莫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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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斯底里的费雯·丽

 

　　费雯·丽(Vivien Leigh)的父亲欧尼斯哈利是在印度经商的美国人，母亲葛储耶克以则是法国和爱尔兰的混血儿。她的父母于1911年结婚，两年后便在印度的大吉岭生下美丽的费雯·丽哈利。

　　费雯·丽才满七岁时便被送回英国的圣心修女院就读。她在那个时候已决定长大后要做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因而对修女院的音乐和戏剧训练都特别认真。

　　1938年，费雯·丽去美国看望她的丈夫劳伦斯奥立弗。在那里，费雯·丽幸运地遇见了塞尔玆尼克兄弟，兄弟俩正好在为影片《飘》（港译乱世佳人）布置焚毁的亚特兰大市的拍摄现场。而片中郝思嘉的角色还没有确定演员，费雯·丽被邀请去试镜。当时有好几位大牌演员都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像诺玛西拉、嘉芙莲协宾和鲍莱特乔达德，而且事实上舆论都认为乔达德夫人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尽管如此，四天后费雯·丽被通知她获得了自己梦想的角色。影片《飘》后来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费雯·丽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1940年费雯·丽又拍了一部美国影片《魂断蓝桥》。费雯·丽本人十分喜爱片中的插曲，曾希望在她的葬礼上弹奏这支曲子。

　　1951年费雯·丽主演了她第二部获奥斯卡奖的影片《欲望号街车》。在电影中，费雯·丽为了真实，有意使自己显得衰老些。她使用浓妆、假发和强烈的灯光来掩盖她仍然美丽的容貌。结果这部影片造成轰动，使她再次赢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这部片中的女主人公最后精神崩溃了。也许入戏太深，加上紧张的工作，和她脆弱的神经，不久费雯·丽染上同样的病症，被送入了精神病院治疗。劳伦斯无法忍受自己歇斯底里的妻子，于1960年正式离婚。

　　费雯·丽最后一部有名的电影是与华伦比提主演的《斯通夫人的罗马之春》。而她最后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是影片《愚人船》，不过她在片中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小角色。1967年7月8日费雯·丽因突发肺结核去世，享年53岁。

 

　　胡适一生基本上都处在社会上层，算是富贵之人。早年暴得大名，收人颇丰。晚年经济拮据，但也远非“绳床瓦灶，举家食粥”。他一生清廉大度，乐善好施，特别对教育事业更是一往情深，慷慨“撒金”。

 

一生的经济概况

 

　　胡适五岁丧父，母亲作为后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胡适回忆道：“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侯诸兄归令检阅之。”可见胡适幼年生活是清苦的。

 

　　胡适于1910年7月由别人资助盘缠，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学，同年赴美。那时庚款留学生除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那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可见，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260银元，第二个月加至280银元，为教授最高待遇。那时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四十元。27岁的胡适刚踏上社会参加工作，就拿到约合今一万人民币的薪水，可谓是春风得意。胡适除了薪水，还有版税和稿酬。

　　1931年胡适从上海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月薪六百银元。此时他著述更多，版税、稿酬更加丰厚。据估算每月收人1500银元（三十年代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三十至三十五元），相当于今人民币4.5万元，年收人达五十余万元。抗战爆发以后，胡适的经济生活结束了辉煌，走向拮据，直至去世。

　　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月薪是540美元，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他刚到美国大病了一场，花费了将近四千美元，几乎全部靠借债。这给他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连给妻子买东西，也尽量托人捎带，以节约邮资。

　　抗战胜利后他任北大校长。1947年10月21日在考试院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外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一次请前来拜访的学生吃便饭，“圆桌上一小砂锅汤菜，一小碗白饭，二个馒头”而已。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底薪台币八百元，统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人两千多一点，合五十多美元。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连押金都付不起。进入暮年，每次生病住院，甚至医药费也告急，总是坚持提前出院。晚年他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句话的背后，包含着多么深切悲凉的内容啊！

 

资助学子，“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

 

　　传播人类的精神财富，促进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这是胡适一生的最高律令，是永远能使他激情澎湃的热火。

　　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不料到了美国后官费没有按时汇去，林语堂陷入困境，打电报至国内告急。不久收到两千美元汇款，使其顺利完成了学业。回北京后，林语堂向北大校长蒋梦麟面谢汇款之事，不料蒋竟莫名其妙。原来汇钱去的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这笔钱少算也合今人民币十六万，如此巨款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试问当时中国有几人能如此慷慨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经济已相当拮据，但资助学子，资助教育，仍一往情深，乐此不疲。1952年回台湾讲学，他将父亲著作的稿酬又加上2200百元捐作台东籍大专学生的奖学金。学者何炳棣想用华侨的捐款购置胡适家藏的原本《清实录》。他回忆说：由于早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这套书共1220卷，分装120盒，是伪满政府所印，价值应当不菲。

　　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的小贩成为朋友，当得知他可能患鼻癌时，便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胡适还专门备有一笔款子，贷给赴美留学生作为保证金，使许多学子圆了留学梦。

 

洁身自好，谤亦随之

 

　　胡适在经济富裕的年代，生活并不奢华。饮食是徽州乡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很讲究；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不穿西装，平时穿的是长衫。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没有什么珍贵的衣物。他的住所很阔气。北京钟鼓寺十四号，共十七间房间。以后搬至米粮库四号，是座大洋楼，有庭院、花圃、广场、土丘，家中雇佣六人。这是他作为文化名人的派头，也是工作社交的需要。但胡适一生廉洁奉公，洁身自好。

　　在美国任大使期间，他风尘仆仆，到处奔走，据自己统计，作了四百次讲演。他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不带随员，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叫出租车都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以领，站着讲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胡适风云际会，名满天下，树大招风，误会、攻击也就在所难免了。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杭州开会，胡适因故辞去董事的职务。会议结束后，有人给他寄来一本杂志，内有《胡适扫兴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胡适“收回庚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适因为落选，“如青（晴）天霹历（雳），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归。今后胡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胡适看了哈哈大笑，随即给杂志主编写了一封信，说明基金会“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等等。

 

老杜拉斯穿了左三层右三层的毛衣，系着条纹丝巾靠在她的情人深色西服的肩膀上，他们的面前是油漆斑驳的木栅栏，身后不远处是石头的房舍和耸立着十字架的墓地，墓地上隐约有些许鲜花。老杜拉斯的神情古怪：咪缝着眼，依赖地靠着雅恩，很满足，也很有一种经历过世事后孤独地彻悟。雅恩回过头，注视着那些墓地和鲜花。

这是海天出版社的《我，杜拉斯的情人》一书中的一幅插图，图片的下面有一行小字：我怕 ，我不想独自留下。

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这个情人就是雅恩。安德烈亚，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命最后十年惟一的陪伴者和爱人。雅恩。安德烈亚在沉默了16年后，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我，杜拉斯的情人》。

雅恩。安德烈亚是在1980年夏天认识杜拉斯的。当时他27岁，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同学那里读到了杜拉斯的小说，从此被迷住了，杜拉斯来到他所在的城市举行电影《印度之歌》的首映式，随后举行了座谈。分手前，雅恩大着胆子走上前，问能不能给她写信。杜拉斯只随口说了句“可以。你寄到我巴黎的家里来吧！”一年后，杜拉斯给他回信了。雅恩还不知足，迫不及待地问：“我能去你家吗？”

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雅恩提着一个小包，来到杜拉斯的住所。

他是一张白纸。从此，杜拉斯将在这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写上最动人的篇章。他成了杜拉斯的情人、秘书、助手、读者、司机、护士，成了她的奴隶、佣人、出气筒。他整天替杜拉斯整理稿子、打字、购物、搞卫生、干杂事，还要开车陪杜拉斯兜风，替杜拉斯洗澡擦背，听杜拉斯说话，受她的气，挨她骂，让她罚，被她训，谁能受得了这分折磨？雅恩也是血气方刚的七尺男儿啊！他出逃了，有时彻夜不归，在车站或酒吧里过夜。但过不了几天，他又乖乖地回来了。

他已经不能没有杜拉斯，杜拉斯欢迎他回来，就像欢迎迷途知返的孩子，亲热地把他搂在怀里。1989年，杜拉斯因酗酒而昏迷，被送进医院。在杜拉斯住院的几个月里，雅恩表现出一个情人的忠诚。他提起了笔，完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书《我的情人杜拉斯》（又译《玛格丽特。杜拉斯》）。杜拉斯也在这期间完成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说《雅恩。安德烈亚》。

十多年过去了，他已完全适应了杜拉斯，成了她满意的一件作品。他们俩似乎谁也不能离开谁了。1996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杜拉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推醒雅恩，对他说：“杜拉斯，完了。”

3月3日，星期天，上午8点，杜拉斯离开了人间，离开她的情人。

由于雅恩的加入，杜拉斯丰富的一生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完整：爱情与写作。

在这本书里浪漫的情爱欲望之外，似乎还有其它什么更接近人性的东西。也许是两个孤寂到极点的灵魂的相依为命，也许更多。生命如歌，杜拉斯的一生中反复咏叹的便是爱情和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越南嘉定，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她四岁丧父，为了养活她和她的两个兄弟，母亲玛丽于1924年用二十年的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结果上了土地部门的当，因为这块地每年要被海水淹没六个月，玛丽虽然顽强奋斗，但终告破产，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杜拉斯十八岁时来到巴黎求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从1935年到1941年在法国移民部担任秘书，并与当时“殖民地情报资料处”的管理员罗贝尔·安泰尔姆结婚。

 

从2006年初的韩（寒）白（烨）之争，年末的作家乞讨事件、“作家富豪榜”，到2007年初王朔复出“教训”文化界、余秋雨辞去作家头衔，中国文化界频发尴尬事件。“什么是作家？文化界是个什么坛？”伴随80后写作和网络文学的兴起，关于文学的种种争论重新白热化。以往戴着沉甸甸桂冠的作家群体，如今却成了争议人群。

由于整个社会对作家群体的认知混乱，作家这个群体在迅速扩充，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都在加入其中，文化界的乱象也就不难理解。

在这个泛娱乐化、泛明星化的时代，“草根明星”、“学者明星”等新群体不断涌现，作家群体自然也受到影响。一向以清贫自诩的中国作家开始两极分化，一些作家甚至被组合拼出“作家富豪榜”。

北京某媒体2006年12月推出一份不甚准确的作家富豪榜，再次令作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余秋雨以1400万元收入名列中国作家首富，因作品被改编成热门电视剧而声名鹊起的二月河，收入1200万元，紧随其后。

作家群体的分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迫的。伴随畅销书机制的形成和商业出版浪潮，“普通作家和名作家，纯文学作家和畅销书作家版税区别相当大”。文化界财富的分配方式因此改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作家群体所面临的困惑与诱惑。

年近五十岁的王朔手拿“大棒”向文化界挥舞，成了2007年初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刘心武、余秋雨、北村、郭敬明等作家都在他批评之列。然而，王朔自我坦白说，他也没能坚守住文学品格。

长期沉寂的王朔写电视剧去了，因为写一个电视剧剧本至少挣100万元，但是“剧本把我写坏了，电视剧把我写伤了”。有目共睹的是，拥有巨大批评能量的王朔，近年来同样没能写出优秀的作品。

作家明星化、富豪化，在文化界年青一代当中最为明显。80后作家如韩寒，写小说之余，更多的是因为写博客、开赛车、录唱片，甚至是绯闻等引起公众关注，频频登上娱乐新闻版面。

关于作家、文化界的讨论在网络上也不断升温。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关于中国文学的争论越来越以娱乐化、八卦式的骂仗形式展开，真正对中国文学有裨益的文学批评已难觅踪影。

骂仗的结果往往是：丑闻比作家更轰动，口水比作品更惊人。把公众对文学的热爱变质为对作家个人隐私、相互关系的窥探欲望，必然伤害到作家群体的集体声誉。当下文化界应正本清源，摆脱无聊的作秀与吵闹，重新寻找文学对当下社会的价值贡献。

文化界流行骂仗，与长期缺乏良性的文学批评不无关系。不知从何时起，文学出版与销量、利润紧密挂钩，更与作家的名声地位息息相关。绝大多数文学批评沦为变相的商业广告。“化无聊的骂仗为建设性的文学批评，才能扭转文化界风气。”

也有评论指出，伴随网络文学的浪潮，传统观念中的文化界和作家概念必将经历巨大的冲击。在一个海量文学作品不断产生的时代，人们将更多地关注好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疲于追逐作家本人。

有人说过，“成千上万个普通人，都将因为网络而成为作家。”文学的未来将在网络上延伸，网络写作具备平民化、全民化、与读者互动等特质，意味着作家和普通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而文学写作在浮躁社会里的功利一面将因此得到矫正。

 

王朔日前在凤凰卫视录制节目时，除了骂杨澜老公是骗子，还亲口承认自己曾经“吸毒嫖娼”。王朔的这些言论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北京市警察局法制处8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王朔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则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王朔：我吸过毒，也嫖过娼

王朔日前做客凤凰卫视《铿铿三人行》，在主持人询问私人问题时，王朔大谈了自己的吸毒经历：“（这是）我个人隐私，涉及到别人我不愿意说，我个人无事不可和人说的。吸毒嘛，我告诉你我吸过，我当卫生员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

除了吸毒，王朔还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嫖娼：“我也嫖过娼，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

网友：王朔疯了

不少网民质疑，王朔这么做只是希望唤回公众对他的关注，为3月将出版的新书《我的千岁寒》炒作。王朔这次连自己都“咬”，让很多网民对其产生前所未有的反感。

很多网民说：“不就是卖书吗？怎么弄得跟卖身一样。”“这是过气作家发书前的惯用招术。”“这把年纪了应该知天命！到那个年龄就该干那个年龄应该干的事儿，但他还一个劲扑腾，挨个骂一遍又没有什么花样，这种炒作手段实在太下三滥了。”“王朔是什么？作家？特立独行者？流氓？混混？嫖客？”“王朔疯了！王朔疯了！”

叶京：王朔非常牛逼

面对最近王朔的举动和状态，王朔的老友、最近因电视剧《和青春有关的日子》而出名的叶京不仅大加赞赏，更表示王朔现在已经超乎常人达到了另一个境界，“他所说的句句真话，是一般常人无法认同，无法理解、更是无法达到的。”

叶京说：“王朔从他出来那天起，就不存在什么复出不复出的问题。他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状态特别的好、非常好。所有的人都用世俗的眼光看王朔，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牛逼！他已经达到了另外一种境界！有些俗人特傻B，说他为新书炒作，说他有其他目的，还有人说他疯了，但是这些争议根本影响不了王朔，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十年前的王朔都不在乎了，更何况现在的他！那些说他疯了的人，其实是自己疯了，而且病得不轻！”

公安部门：王朔应受到法律处罚

对于王朔这种自曝吸毒、嫖娼，北京市警察局法制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王朔所说的情况属实，按照中法律，王朔应该受到处罚。“如果情节足够严重，应该按照《刑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情节不够严重，则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当中共官方喉舌奉命制造与传播谣言的时候，中共当局仍不满足于欺骗十三亿人民，而将黑手伸向全球，实施“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阴谋，企图荼毒海外华人的思想意识。

今年元旦，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全面扩版为亚洲台、美洲台和欧洲台，台长赵化勇宣称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与国家的影响力和地位“相匹配”，云云。

在全球每一角落，都有中共传媒直接和间接插手，控制当地华人的意识形态。印尼也不例外，有中宣部资助的某报积极地奉行中共的政策，对不符合或干扰他们理论、观点的传播事业，一律采取有形或无形的打压。由于中国搞经济“侵略”，向印尼投下了相当庞大的资金，政府对中共干涉印尼国内言论、报刊自由的政策无动于衷。

中共为了对天然资源与能源的庞大需求，进军全球各地挖油采矿。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在非洲驱动的投资热，令中国与非洲间的贸易金额超过四百亿美元。这种情形正在印尼发生。不久前，印尼东爪哇因钻井勘探天然气而造成地下泥浆喷射出地面，据说就有当地人在示威时指出是中国投资的挖煤引起的。

在印尼，有不少的知识份子对中共是很清楚的。他们痛心于政府认同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即犠牲劳工权益和生命、犠牲国家环境和资源、纵容官员腐败而换取经济发展的畸形繁荣。印尼华人中不少激进派与商业既得利益者们，忽视友族知识份子的忠告，罔顾将祸及华裔下一代子孙，继续奉承中共的对外扩张政策。目前最荒谬的莫过于搞“统一庆祝二００七年春节晚会”。在印尼人民遭受无数次天灾人祸的当今，多少惨遭横祸的老百姓过尽悲哀痛苦的日子，挣扎在生死边绿，华族却大事铺张，甚至通过电视转播来炫耀一番。能不刺激印尼友族人的愤慨？难怪有识之士担心一九九八年的排华动乱会卷土重来。

为什么仅仅过去了不足十年，印尼华人就将残酷的九八暴乱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受到中共的传播影响力，又只看到中国的经济崛起，看不到内在的隐忧以及可能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以为中国强大了，连美国都要巴结，谁还敢搞排华来得罪富强的中国？由于传播事业遭到控制，部分华人抵制揭露中国黑暗面的传媒，认为他们是在造谣，而宁愿相信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所宣传的中国盛世景象。实际上，海外华人的心智早已被荼毒了，盲目视其他民办报刊的真实报道为“造谣”、“破坏”、“反中国”。例如某华文杂志初办时，其董事长就受邀吃饭，被示意少一些转载港台报刊内容，特别是“攻击”中国的言论、新闻、评析等，直接插手干涉印尼传媒事业的新闻言论自由。

中共的宣传黑手正伸向全球，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近日，有朋自香江来，捎回宗凤鸣先生的新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文中引用简称“宗书”），使我得以一睹为快。赵紫阳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中的贡献已为世人所熟悉，而他关于政治改革的思考与探索却鲜为人知。宗凤鸣先生通过记述他在1991—2004年间与赵紫阳在软禁中的上百次谈话，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使得我们可以据此进一步地探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从而为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累积坚实的政治资源。

一、政改的目标是实现民主、法治和宪政

1987年1月，胡耀邦被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以阴谋与政变的方式搞下台。胡的战友赵紫阳被推到代理总书记的位置，担负着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直接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此前，赵紫阳亲自组建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委托鲍彤成立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着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步骤。

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结束之后，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常委会的委员们举行记者会。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走到记者中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采访。一位记者问赵紫阳：“您现在考虑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改革在紫阳心目中的地位。

1989年“六四”事件后，已被政变除权的赵紫阳面对保守势力的围攻，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此前媒体上披露了几种版本，宗书首次披露赵本人提供的权威版本）中仍然义无反顾地说：“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当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宗书17页）

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层对于政治改革一直存在很大分歧与争议，保守派主张坚持党的绝对统治，借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政治改革，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本价值的主流文明。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则主张对党的领导方式以及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开放舆论，加强监督，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

赵紫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必须跟上。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美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宗书18页）

赵紫阳在与宗凤鸣的谈话还说道：“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的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必须变成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才能向前发展，才能顺应世界潮流。”（宗书387页）

宗凤鸣先生在全书的结束语中评论道：赵紫阳是中共高层提出中国要走上民主与法治的第一人。

赵紫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通过认真学习反思之后，能将民主、法治与宪政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政治理念的超越。他提出：“议会民主是今后必走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顾准是先知先觉者。但实行政治民主需要有个过程。”“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宗书231页）

赵紫阳还在谈话中说道：“在英国不搞人民民主而是搞宪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力。顾准也是不主张搞人民民主，认为大民主一定会产生无政府主义，而主张议会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夺取个人权力利用。”（宗书345页）

赵紫阳关于民主、法治和宪政的主张跳出了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论争，高屋建瓴地为中国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与目标。

二、从中国实际出发，使民主运转起来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是近来学界频繁使用的两个术语。前者指的是对制度进行革新，以提高其绩效。后者说的是，制度的改变有其既定的轨迹，历史的惰性对制度的变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恐怕是每一个改革者所为之殚精竭虑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特别崇尚权威，民主的元素则非常稀薄。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民主运转起来，是赵紫阳先生晚年着重思考与探索的问题之一。

起初，赵紫阳的基本想法是，把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这样做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据鲍彤回忆，“十三大以后，中共中央多次讨论反腐败问题，反腐败成为赵紫阳关心的焦点。赵紫阳希望通过反腐败，在中国建立起民主与法治。”“赵紫阳很有这样一个理想，就是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把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在学潮高潮的时候，赵紫阳讲过，他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赵紫阳本来的意图是，既然全国人民都如此关注反腐败问题，那我们实现民主就有了动力，我们就可以把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学联、学生会、工会、报纸新闻界，大家都集中在反腐败和民主和法治问题上，大家都来搞民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实践当中，逐步把一些制度建立起来。”（VOA中文部2005年1月22日报道）也就是说，赵紫阳筹划以反腐败来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但是把着力点放在制度建设上。

紫阳当时计划在党政分开、朝野对话、社会自治、舆论监督等方面广泛推行渐进式民主改革，企图藉此改良一党专制政体。尽管只是一些设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但这一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在漫漫长夜中对“专制”与“民主”的换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结论是：（1）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必须采用普世性民主价值，走适应民主潮流之路。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这两个结论说明，赵紫阳已摆脱共产主义专制观念而服膺于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义价值。这是从专制到民主的决定性思想转变。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赵紫阳在软禁中对如何在中国实现自由与民主作了大量进一步的思考。1993年4月3日，他在与宗凤鸣的谈话中说道：“在一党制领导下，应开放舆论，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进行公开监督。香港是殖民地统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权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报纸是开放的，可以公开批评任何领导人，也可以游行示威，对政府及领导人予以制约监督。”（宗书84页）

他在1995年11月4日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宗书184页）

赵紫阳十分重视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他说“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司法独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官员腐败、防止权钱交易的有效办法。从我们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年，各级党委（包括中央）完全没有必要插手司法工作和司法程序。插手了，只会使党内有牵连的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对司法案件横加干扰，造成依法立案与定罪的障碍。”（宗书246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赵紫阳还主张借鉴美国的联邦制度，让各省享有充分的自治。他在谈话中说：“最好让各省自治，就是让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各自去发展，那就会形成穷省有穷办法，富省有富办法，各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去发展。……美国之所以发展得快，也是靠联邦自治，各联邦成员都实行自治，根据自己的能力并发挥自己的潜力去发展。就是东方四小龙的兴起也如此。如果台湾、香港，在中国大一统的体制管制下，可能也不会腾飞起来。”（宗书112页）

赵紫阳还清醒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结合起来也不行，须要有个文化启蒙运动来清理中国这个基地。本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启蒙运动，要解决‘国民性’问题，但被民族危机淹没了。中国这块基地不清理，正如鲁迅所说，无论什么东西放到这个大染缸里面，都会变颜色。”（宗书317页）这和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先生前不久提出的“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民主是可欲可求的，但不会自己从天上降下来，而要靠中国公民在实践中去探索、去追求、去争取，需要从政治改革、制度创新、思想解放、文化启蒙、人权扩展、破除言禁与党禁等方面多管齐下、环环递进。赵紫阳的政改思想无疑是中国民主化的宝贵资源。

三、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

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元化还是多元化，一党制还是多党制？

宪政学者萧公权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指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必须发挥在野党监督功用，方能达到真正宪政的目的。”

胡适先生在1948年9月4日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渐进的改革。”

中国在民国时期实行的是多党政制，当时有许多政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社会集团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并且发挥着制衡政治权力的功能。但是在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不久，就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将其他政党打入冷宫，从而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对国家与社会实行全能主义统治。不要说反对党，就连反对派、反对意见、反对思想都不容许存在。结果是万马齐喑、万民噤声，到“文革”登峰造极，社会经济濒临崩溃。

“文革”后期，人们开始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当代中国走上歧途、历经磨难、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终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求解历程。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政治一元化和“一党专政”对于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封锁了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愿，扼杀了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并且使政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遂至泛滥成灾、肆意为恶，使公民权利遭受践踏、丧失殆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和民间民主力量才立意要推进政治改革，兴利除弊，建立民主、法治与宪政。但是，一党专政乃是横亘在在政改道路上的最大的绊脚石。赵紫阳从接任总书记、接棒政治改革之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记述了戈氏1989年5月到中国访问期间与赵紫阳的会谈。

书中写道，会谈中“我们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不行，应当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的参与；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上层的改革动力就会衰退。我的对谈者生动地回应了这一论断。”

赵紫阳说，他们（按指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速度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方针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业已确定。赵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重要的是“党政分开”。他同时还谈到多党制的问题。

赵紫阳提问：“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

从赵的以上表述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领导层正准备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奋起直追，似乎在一党制下，人民群众也能够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不过，赵紫阳最后又说：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强调了两个“必要性”：第一，是确立公民宪法权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确立民主与合法性之间最恰当关系的必要性，即合法性应当以民主为基础，而民主则应当立足于合法性之上。（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四节）

在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对此问题显然已有更为明确的答案。赵紫阳在1993年5月6日的谈话中说道：共产党“为了统一意志，必须搞舆论一律，不能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稳定，进行统治，当然不能允许有不同政见者存在，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更不能允许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这就自然走上了独裁专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变成为‘驯服工具’的思想专政道路。”（宗书92页）

2004年赵紫阳在与友人谈话中明确指出“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王扬生《叩访富强胡同六号》）

一党专政必然是“党天下”、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党主立宪，党管干部，党管行政，党管司法，党管财经，党管媒体，党管文艺，党管图书出版，党管互联网，党管手机短信，党享有无限权力，党无所不能，党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却不受任何制约，这正是今日中国政治体制诸种弊病的总根源。

赵紫阳说得好：“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不削弱不放弃党的部分权力，社会组织就发展不起来，不能形成力量对政府实行监督。”（宗书378页）

破解一党专政，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乃是政治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治改革最关键、最重要、难度最大的内容。因此，赵紫阳的相关思索与见解，对于后继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政治改革无禁区，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更不是谁能够独家垄断的。宗凤鸣先生新书的出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改革史上的一件可喜可贺的重大事件。宗凤鸣先生新书的热销，反映出国人对于政治变革的关心与期待。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可珍贵的遗产，因为它能给予我们很多智慧和教益，帮助我们探索中国政治转型之路，“破解中国政治变革的窄门”。

2007年春节

首发《开放》2007年三月号

 

昨天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雷震先生逝世28周年纪念。记得于一年前的这一天，本人亲自出席了“公益信托雷震民主人权基金”的成立大会，但由于苦无经费无法运作，经过行政院大力的支持，积极协助募集基金，终于在基金成立的周年，完成三千万元经费的筹措工作，对于实现雷震先生毕生追求自由、民主、公义和人权的遗志，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雷震先生于1897年生于浙江长兴，早年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务。国民政府迁台后，也曾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可以算是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下的党政要人。

1949年雷震先生在执政当局的支持之下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之后言论逐渐转向，经常批评时政及国民党的威权统治。1956年蒋介石70岁生日时出版《祝寿专号》积极建言要求进行政治改革。1960年3月，透过《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公开反对修改临时条款让总统连选得连任，而无任期的限制，严重激怒当道。同年6月，雷震宣布筹组新党，以团结海内外反共人士为真正民主而奋斗。9月4日随即爆发“雷震案”遭到逮捕入狱，《自由中国》也遭停刊、查禁。10月8日雷震先生经军法审判，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十年的重刑。

隔年，雷震先生开始于狱中撰写长达数百万字的回忆录，却在刑满出狱时全数被没收，最后惨遭警总焚毁。对此公然违法乱纪的行为，于1988年本人与谢长廷及周弘宪两位律师，曾为雷震家属提出国家赔偿诉讼。2000年本人就任总统后，除亲赴国史馆关切雷震先生与《自由中国》史料保存和整理状况，更手谕国防部促成《雷震案史料汇编》问世，积极还原历史的真相，并还给当事人一个公道。

于国史馆所印行的《雷震案史料汇编》一书，由极机密档案解密后的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于1960年10月8日军事法庭宣判前，“上午11时在总统府集会商讨雷案，由（蒋介石）总统亲临主持……”，经与会人士发言后，“总统指示：……雷之刑期不得少于10年、《自由中国》半月刊一定要能撤销其登记、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总统随又垂询：……能否撤销登记？将来覆判不可变动有无把握？”“由汪局长（国防部军法覆判局汪道渊局长）答覆：都可以办到。”

由此可见威权统治的可怕，由总统在总统府召开会议，完全无视宪法与法律有关独立审判的规定，亲自决定审判的判决与刑期。且只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就将人打成匪谍、诬陷入罪、罗织成狱，这样的独裁者还被称之为“民族的救星、民主的伟人”，这难道不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不需要严肃的面对与检讨吗？相信随着“重大政治案件”

相关机密档案的解密，绝对还有更多相同的史实会陆续被披露，一案一案的摊在阳光之下，接受全民的检验与省思。

对于转型正义问题的处理，尤其是对威权统治者历史功过重新的定位，这是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都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过去在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之下，统治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为外省籍，只因为这样，而把追求转型正义的努力完全污蔑成操弄族群、挑拨族群，这不但不符合事实，更是蓄意模糊焦点、规避责任。

依据相关的研究报告，白色恐怖期间的受难者，外省籍占40%，远超过其占人口比例的15%.“雷震案”的受难者，包括雷震、傅正两位民主的前辈，以及之后受迫害的殷海光教授，清一色都是外省人，同样的，从未经审判而被长期幽禁的张学良与孙立人两位将军，只因为得罪当道而终生被剥夺自由，也与他们的省籍身分无关。

不论是“2.28”事件、或之后的“清乡”、“白色恐怖”及长达近40年的戒严统治，我们从来不曾说过这些是族群的冲突或是省籍的矛盾，我们始终认为这些完全是党国体制与威权统治对民主的否定与对人权的迫害。长期以来，威权统治时代所有的不公与不义，始终躲在族群议题的保护伞之下，任何人试图去解构过去党国体制的迷思，马上就被扣上操弄族群、挑拨族群的大帽子，结果使台湾的民主有转型，但却没有正义。

未来我们不会再重蹈覆辙，将透过责任的追究，积极还原历史的真相，让全体国人同胞清楚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之下，不论是本省人、外省人，甚至原住民，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受难者。雷震先生的回忆录可以被焚毁，但历史绝对不能被窜改、被扭曲。让我们勇敢的面对过去，澈底的挣脱旧时代加在我们身上与心中的枷锁，以对自由、民主、公义与人权的坚定信仰，重新写下属于台湾人民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