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张灏，1936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张灏先生是美国的中国学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学生。2006年年末，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怀念，他不顾高龄，辗转从美国搭乘20多个小时的飞机到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年逾七旬的张灏身上，记者看到大陆学者中已经少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谦谦风范。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张灏极少回大陆讲学，但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低调的民主观与高调的民主观”等思想，近年却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通识”——用一名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渗透式的影响使得张灏这个名字成为一个”传奇”。

低调民主与高调民主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是殷海光的弟子，在其门下时信奉自由主义，后赴美国求学，像很多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一样，在海外找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度左倾，但是大陆的”文革”又使你的政治意识再度转向，重回自由主义。或许可以说，你的”幽暗意识”等思想也是与这个历程联结在一起的。

张灏（以下简称张）：我生于1930年代，成长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从一个婴儿到30几岁的成人，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儿时在重庆长大，那时候日本侵华，我现在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从防空洞回家，重庆郊外，发现房子整个没有了，房子中间有一个棕绷床，床上有一个大石头，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我的记忆就从那时候开始。

这种大动乱的环境对我是有影响的。我有一篇文章，写我是一个12岁的少年，跟着家人从上海逃到台湾，但当然我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中国被卷入一个大的风暴、一个大的动乱——这些东西都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痕迹，我为什么要学历史，要学近代史，多多少少就是要找根源，想搞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儿。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到1952年，中国没有一年没有战争，后来冷战、国共对峙、台海紧张，以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哈佛大学,可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情结是改不掉的，中国发生的大事情对我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冲击，尤其是”文革”，有很多不可解释的东西，”幽暗意识”也是从这里面产生的。

刚到哈佛念书的时候，我旁听了一门课，讲西方近代的民主理论和经验，是两名教授合开的，其中一个是名重一时的美国思想家、宗教界领袖莱努·尼布尔。那时候，我的知识背景还不够，他们上课我听不大懂，但是隐隐约约有些话也听进去了，其中有一句”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须”。上那个课不到两三年”文革”就爆发，”文革”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都不理解，后来我想到那几句话，那门课里面讲的东西又浮现在我眼前，新的生命经验点活了以前读的死书——换句话说，民主一方面是要实现一些理想，另外一方面是给权力的泛滥设下一个限度。

《南》：”低调民主”和”高调民主”也是从这里区分？你说过，中国知识分子这100年来高调唱得太多，1895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基本上是一种高调的看法，把它看作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或者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实现，是乌托邦。

张：假如说我张灏有什么思想，幽暗意识肯定是很重要的一面。高调的民主观是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传统里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1895年中国现代媒体出现之后。1895年以前，大多是商人办报、外国人办报，销量有限，1895年以后，中国现代媒体出现，很重要的思想散布就是自由民主。可是大概而言，自由民主观念的发展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走高调的民主观。

高调的民主观由卢梭开其端，然后黑格尔，然后马克思——这些人所倡导的民主自由观念，我为什么称之为高调的民主观呢？卢梭所追求的自由不是自然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就是人生活在人群中所有的自由，他的自由观里面道德感非常充实。卢梭把人分成两个自我，一个是内心深处的”精神我”，一个是外在的”躯体我”。所谓自由以及与自由有关系的公意，不是一个普通人躯体的、感官的要求，而是每个人真正的、内在的心灵要求。所以卢梭说，”精神我”常常也就是群体的公意，”精神我”也是可以跟社会的”大我”连在一体的。换句话讲，你个人、表面、躯体的”小我”说的话常常是肤浅的，不能代表你真正的人的精神要求，而民主所要发展的，是人内在的精神的自由，这才是最珍贵的——这个东西在西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积极的自由”。

从卢梭开始，黑格尔也多多少少地继承这个东西，马克思也要找最后的自由。大家以为马克思讲平等，我认为他真正核心的思想是自由，平等不那么重要。

《南》：你不断地强调”幽暗意识”，强调落实”低调的民主观”的重要性，那么在你看来，高调的民主观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张：高调的民主观在西方近代常常以”共和主义”为出发点，对民主思想有其重要贡献，但也有危险性。一方面，因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常常与道德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容易使人失望幻灭，因而有产生民主政治逆转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这种民主观里面时而出现一些激化的倾向，可能使政治走向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高调的民主观可能导致”民粹意识”的产生，因为它认为民主表达的是人民的公意，而人民的公意不是指构成人民全体的众多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整合，它也不代表全体个人私意的总和，而是指存乎其中又驾乎其上的道德意志——这公意既然不是反映现实社会中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意，便很容易产生一个观念：真正能体现公意的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先知型的领袖或者道德精英集团，他或他们可以代表或领导人民实现他们”真正的意志”。

与这种民粹意识相应的是一种建立在”二元自我观”上面的”精神自由观”，所谓”二元自我观”就是前面我讲的，把每个人分成两个自我：”躯体我”与”精神我”，所谓”精神自由观”就是凸显”精神我”或”大我”的中心地位与统御”小我”与”躯体我”的功能。

《南》：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梁启超、康有为开始，就偏向高调的民主和高调的自由观，一直到1949年，主流思想都是如此。是不是高调民主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契合性？

张：儒家传统是道德理想主义，内圣外王，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元自我观”也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出现，它的危险性就在于人们常常把”精神我”或”大我”与集体主义的理念相结合，从而使精神自由用于实现集体主义的理念，个人自由也因而变成为集体利益服务的工具。总之，民粹意识与精神自由的观念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传统里常常相并出现的两个趋势，这也是现代政治激化的一个思想上的主因。

在西方，高调的自由之外还有低调的自由，低调的民主自由就是先把权力泛滥控制住，把每个人的人权都保障起来，让政府尽可能不做坏事，尽可能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谈进一步的理想。有了自由，我们还要顾及平等、
公正，还要顾及在民主的制度里面每个人素质的发展。

所以，在中国的环境里，要保住对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念，应该是从低调开始，要不然很难保住民主的信念……1911年以后就没有停过打仗，政治始终不能稳定，很多人说民主幻灭了，还不如清朝好，清朝还有一口饭吃，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

如何”告别革命”？

《南》：你最早关心”五四”思想的多歧性，后来也关注整个中国革命思潮演变。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告别革命”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这一转变的？

张：”告别革命”是刘再复和李泽厚提出的，我在香港对这个问题有回应。

要反思中国革命，要搞清楚中国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现在要么就是骂，要么就是歌颂，革命是一个现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要仔细分析，就要把它摆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脉络上看。

这个说来话长，也不可能追溯太远，但我觉得要从1895年讲起，1895年是一个起步点。因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五四”是一个高潮，但是变化是出现在1895年以后。我说1895年重要并不是因为那年有中日甲午战争，是因为1895年以后现代媒体在中国出现了，不光是现代媒体出现了，学校等等都出现了，也就是说新的文化基层建构出现了——从前有思想传播不出去，但是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的思想通过报纸很快传播出去。1895年以后，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开始打这个”体”，这个”体”要不得，但是，”体”打了就不得了，这是意味着中国自从文明开始以来的基本建构动摇了，这是不得了的大危机。

1895年以后，一方面新思想被传播，另外一方面思想的内容也在大变，因为所谓”体”就是提供方向感，传统的”体”动摇以后，我们就要失去方向啊！这时候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来了，1895年以后各种主义出现绝非偶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这个需要，这些东西进来以后，就产生了所谓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后来就慢慢出现一条小红线，而且越来越激进化。

《南》：很重要的一点，当时出现了一股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

张：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一定走向革命，可以走向改革，有很多讲改革的人也谈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各家共同的东西。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什么要走向激烈的革命呢？这里面问题很复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成分是跟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合在一起才变得激化的，然后再加上中国儒家文化里一些隐性的因素……

启蒙运动以后西方革命的理想，自由、民主等等，启蒙运动有右翼、左翼，高调、低调，启蒙运动的高调加上左翼，这两个东西合起来，把中国的思想越来越推向激化的道路。同时，要搞清楚激化的原因，还要了解中国当时陷入的空前危机——帝国主义侵略，整个国家随时面临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破产，随时有被连根拔起的可能，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提供一个方向感，因此激化一方面是对于各种严重危机的回应，另一方面又是几种思想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激化越来越大，到了”五四”后期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后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达到一个高峰。

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也有激化，法国大革命激化一两年就宣告结束了，俄国大革命的激化也没有搞多长，中国大革命的激化是最长、最激烈的。

《南》：”告别革命”，恐怕要先搞清楚我们的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我们是怎么样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革命里头应该作什么样的区分，才能谈如何”告别革命”的问题。

张：革命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把革命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中国传统的革命，叫”朝代革命”，也就是朝代政权的更替，是”小革命”。还有一种”中型的革命”，它是政治革命，所谓政治革命就是换政体，朝代革命是换政权不换政体。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换了政体，由君权朝代变成共和制，这是中型的革命。还有”大革命”，大革命就是我刚刚讲的18世纪末以来的三次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这个革命严格说来，也是一种大的政治革命，但是它不仅要换政体，而且要彻底、全面地转换，把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一起换掉。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里，这三种革命一开始就搅在一起，可是在激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凸现大革命，就是通通重新来过，彻底改变。先是觉得朝代变了不够，政体要变，又发现政体变也没有用处，后来到了”五四”就有人提出要彻底解决。

告别革命，告别什么革命呢？站在今人的角度看朝代的革命我觉得是需要的，类似1911年政体的革命也不是那么严重，麻烦的是大革命，大革命是彻底推翻、统统打倒，全体改换，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南》：把低调的自由和高调的自由，放在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里来看，应该怎么理解？

张：中国唱了100年的民主自由，今天还需要落实。不落实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台湾现在有点自由过分，连校长也选举，在美国也没有说选举校长。从这一点上说，低调的民主观在台湾做得相当成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积极自由的观念去看，财富不均、社会不均、民粹主义，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感谢许纪霖先生对本次专访的帮助）

 

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去世10周年”，或“邓小平’南巡’”15周年“，按理，这两大标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构成中共当局”隆重纪念“的理由。毕竟，邓曾经被中共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中共方面，似乎并无多大动静，若干纪念活动，规格小，调子低。官方媒体发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纪念文章。零零星星，如此而已。

歌颂邓小平，折射奴性人格

仍然为邓唱颂歌的一方，调子往往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经济繁荣；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够，还要称之为“改革之父”。这种“没有某某人，就没有国家的什么什么 ……”或者“没有某某人，就没有人民的什么什么……”的公式化造句，犹如当年的“两个凡是”。折射的，无非都是奴性人格。

有些文盲个体户的说法，把这种奴性人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邓小平，咱哪开得上摩托？没有邓小平，咱哪建得起小楼？与一些愚昧小农的说法，如出一辙：没有邓小平，俺哪啃得上白馍？没有邓小平，俺哪娶得上媳妇？

一个名叫黄四高的四川人，就生动而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因为在深圳搞运输发了财，在外国记者面前，黄说：“多亏了邓小平。毛泽东给了我们一个饭碗，而邓小平往里放进一大块肉。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命运。”这个黄四高，不如干脆说：他是毛泽东或者邓小平生的，没有毛泽东或者邓小平，他连来到人世间的机会都没有。

政治上，毛邓一脉相承

有人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其实，邓小平改变的，只是毛泽东的党内路线。毛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民众，迫害异己，连邓本人，都一度沦为受害者。一当邓大权在握，改变毛的极端路线，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党内高干，为邓徒增党内声望，收揽党内人心，何乐而不为？

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前朝皇帝株杀大臣，后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杀一抚，王室自然安稳。比如南宋时期，宋高宗枉杀岳飞，宋孝宗平反岳飞。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之日，宋高宗还在世，并且是“太上皇”，可见父子两人的默契。

回到现代，毛邓二人，犹如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前者把坏事做绝，后者把好话说尽；一个制造极端，一个扭转极端，人心自然不难收拾。在政治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实则一脉相承。毛对邓赞赏有加，呼之“人才难得”。早在三十年代，毛在江西滥杀红军，邓就是毛路线的代理人，以至于，当毛受到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查处时，邓就成了替罪羊，首先遭到关押和审查。

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由毛泽东策划、邓小平主持，故当需要为“右派”“摘帽子”的时候，邓小平就只准“改正”，不准“平反”。 声称当年“反右”是“必要的”，仅仅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亲自裁定， 将包括 章伯钧、 罗隆基等近 百名人、以及各地知识分子一万多人，保留为“右派”， “不予改正”，留下尾巴。

毛泽东之罪恶，远远超过斯大林。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为日后苏联民主巨变埋下伏笔；邓小平却包庇毛泽东，为更多的镇压和屠杀预留了空间。果然，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六四”大屠杀，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苏联民主演变，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形成倒退与进步、黑暗与光明的强烈对照。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邓小平的一生。邓临死，就只能吩咐，连骨灰都不留了，更莫提上八宝山。

1979年2月，邓小平调遣二十万中共军队，对越南开战，一个月间，中国军人阵亡二万多人，伤者无数，惨败而还。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纵容的柬共（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国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其侨民为由，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顺带将柬埔寨民众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中共出兵，意在报复越共，力挺柬共。迄今，红色高棉早已土崩瓦解，余党正等候候国际法庭的审判。证明，由邓小平挑起的中越战争，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政治上输得精光。九十年代之后，中共与越共重归于好。无数年轻生命，白白充当了中共的炮灰。连“改革开放”后的花花世界都还没有见识，就长眠异域。

经济建设，邓理论后患无穷

至于经济建设，以轻视甚至破坏态度相对待的，古今中外统治者中，毕竟只有毛泽东一人。即便在中共党内，力主经济建设者，也早就大有人在，彭德怀、周恩来、林彪、刘少奇等，都属此列。其中，任何一个人，如能有机会在毛死后主政，都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非邓小平一人而已。

但在经济建设中，邓小平的人治陋习和独裁思维，却给中国社会留下无穷隐患。比如，邓自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临时拍脑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导致“一哄而上”，让中国社会白白错过本应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过渡。

又比如，邓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起来的，自然就是中共权贵及其亲属。迄今，中国亿万富豪中， 90%以上为高干子弟，就是明证。贫富分化，贫富悬殊，贫富仇恨，都是邓小平一句话惹的祸。有的贪官入狱后，甚至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语录，对抗审讯，是滑稽还是讽刺？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污染，成为世界之最，邓小平也难辞其咎。因为，他留给中南海的遗训是，“先富起来再说”。争指标，逐数字，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后遗症，按邓的口头禅，都“留给后人”。一句“搁置争端，留给后人，”就把一个钓鱼岛，也交由日本方面“实际占领”和“有效控制”了。一遇到疑难问题，都“留给后人”，作为当权者，也未免太省心。历史责任何在？

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

人治与独裁为伴。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明白了。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 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说穿了，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甚至连中共都不是，而是中共机体顶端的“小圈子”。当中共得以暂时挽救和苟延之际，中国民众却濒于危殆。当中共崛起为经济和军事暴发户、而扬威国际之日，中国民众却承受起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新三座大山”（又何止“三座大山”！）。

党内岐见日深，毛邓都被淡化

每逢毛泽东诞辰或忌日，中共方面都极尽淡化，年甚一年，规格远不如孙中山。如今，邓小平又成为另一个需要淡化的人物，纪念规格还不如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毛泽东至少被认为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如今，邓小平也渐遭否定。虽然不彻底，或者，有人只做不说。这多少应验了一句古话：“公道自在人心”。而可以断言的是，有朝一日，江泽民死亡，有没有纪念，抑或，是纪念还是鞭笞，都很难说。由此等现象观之，中共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连中共自己，都没有信心。

还有一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但愿当今中共高层，知耻而改。勿再重蹈毛邓江等人的暗淡结局。据说，两年多前，胡锦涛前往邓小平故居时，婉拒了种树纪念。而形成对照的是，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八人都先后在邓故居雕像前种树纪念。胡锦涛的“特立独行”，莫非另有乾坤？

首发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3月号

 

北京拿《反分裂国家法》制台湾，我一直就觉得挺滑稽。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律对台湾是无效的。怎样论证这一点呢？用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可以证明。

先用归纳法吧。什么是归纳法？我举个例子：

乌鸦甲是黑的，乌鸦乙是黑的，所见到的乌鸦都是黑的，由此可得：所有乌鸦都是黑的。

让我们套一套《反分裂法》：

中国宪法在台湾无效，中国刑法在台湾无效，所可列举出的中国法律在台湾都无效，由此可得：中国颁布的所有法律在台湾都无效。

再用用演绎法。什么是演绎法？先看例子：

金属是导电的，铜是金属，所以铜是导电的。

让我们套一套《反分裂法》：

所有中国法律在台湾都是无效的，《反分裂法》是中国法律，所以《反分裂法》在台湾是无效的。

人什么都不讲也得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要说理，再没有比归纳法、演绎法更是理的理了。所以大陆想用《反分裂法》辖制台湾，我头一个就反对。为什么？因为于理不通。我相信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发明人亚里士多德大师，也一定反对。连大智者亚里士多德都反对你，你还有活路吗？

（2007年3月6日柏林）

－－民主论坛

 

人大制度的改革，关键是直接竞选人大代表，然后由这些代表讨论、推动人大制度改革，由他们推动立法，监督行政、司法。现在各级“人大”都是橡皮图章，手握这个图章的是中共的当权者，重要的是使人大从中共的掌控中解脱出来。

（一）直接竞选人大代表是关键

中国的“人大”（“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应该相当于海外的议会。据统计，现在世界上180个国家的议会中，一院制的议会和两院制的下院，大约只有6个国家的议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

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国范围的议会直接选举，1935年就开始了省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

甚至在极权国家苏联，1936年制定宪法后就实现了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直接选举。（注一）

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省、市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这比印度落后82年，比苏联也落后了81年。中国应该尽快推行各级人大代表的直选，当权者必须制定出推行这项选举的日程表。这是把人大从“橡皮图章”变成“民意代表机构”的第一步。

现在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是经过多次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还要选“常委”，“常委”再选主席团。这种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执政党提供了操纵、控制的极大空间。最后牢牢掌握会议进程的是党委，是设在各分组的党支部，代表中的民主党派成员、演员、运动员、院士、都是些摆设，是些政治花瓶。

（二）人大代表要专职化

人大的功能应该是立法、监督行政和司法；这些功能，现在正是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薄弱的环节。中国人大代表不是专职的，人大代表都有其他的工作，据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70％左右来自于行政、司法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这些官员是本应是接受人大监督的对象，现在竟成了人大代表的主体，要当人大代表，应该辞掉官衔，摘下乌纱，不能既是裁判又当球员，这是世界通则，现在出现的乱象，源头在中共垄断政治资源。

一些体育、演艺、科学界的顶尖人物和劳动模范，被安排为人大代表，每年开几天人大会，只是一种“客串”“应景”而已。他们从事本专业要拿出全部精力，哪有时间去考虑“人大”代表的工作。

人大代表必须像民主国家的议员一样，是专职的，专职才能专心致志，才可能排除官员的掌控。

（三）减少代表人数、实行薪给制、废除列席代表制度

现在全国人大代表约3000人，这么多的人怎么开会？怎么讨论？所以只能接受中共的操纵、控制，当橡皮图章。

人大应该大大的精简。人少了可以提高效能，节约开支。人数减少到多少为宜？可以参照民主国家，美国的参议院只有100多人。

台湾的立法院原来是225人，现在正准备缩减为113人。专职的人大代表，应该有薪水，台湾的立法委员每月薪水折合人民币为20万元，我们可以稍低些，但也不能太低，因为人大代表随选举而上下，竞选要耗费时间和金钱，退职后还要找工作，这些问题都要考虑。为了保证人大代表的工作，还要为他们聘助手，设办公室。台湾立法委员每月的办公费折合用为30万元人民币，（可以雇用几名助手）。

现在省市人大、政协都设立列席代表，他们是由各级中共党委派送的，不经任何选举程序而参加人大政协会议，这种制度是为执政党操纵控制人大服务的，不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则，应该废除。

（四）废除人大的常委制、分组制、主席团制

精减人大代表之后，应该废除人大常委制度。全国人大代表经过多次间接选举产生，最后选常委，缺少代表性，这个制度应该废除。

现在全国人大开会的分组，是以省、市为单位，组长或召集人一般是省里的党委书记或省长，这种分组制度，是为了保证党的领导，这样的分组制度应该废除。

减少代表名额后，人大会议主要是开大会。任何政党，组织党员代表开会，无党派代表集会会，都可以自由举行，只要不影响大会召开，都是允许的，不能以非组织活动论处。

人大会议不必要设主席团，现在的主席团有数十人甚至近百人，每次召开大会他们都要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由服务员给他们倒水喝，主席团的成员不是经过差额选举产生，是会议主持者操纵下的产物，没有什么代表性，建议废除。

过去苏联最高会议代表有2000人之多（注二），因为代表太多，根本无法集中，实权集中在“主席团”，形成“寡头政治”，苏联解体后废除了这种制度，我们一直坚持主席团制度到现在。

（五）不该歧视农民

中国建国后一直坚持城乡居民选举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一个农民的选举权，只相当于一个城市人的四分之一，城市居民26万人选一名代表，而农民则要100万人才能选一名代表（注三）。这个制度继承了早年苏联的传统，苏联1936年前的法律规定，在选举最高会议代表时，农民每25万人选一人，而城市工人则以5万人选代表一人（注四）。1936年后苏联改了，而中国却一直坚持到现在。

（六）“人大”必须对媒体开放

“人大”活动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必须对媒体开放，接受国人监督。人大代表发言（包括书面发言），媒体应该可以自由报道，人大代表可以接受国内外媒体自由采访。这既可以使代表的政见、参政活动让选民知晓，也便于选民监督代表，增长知识，提高参政议政意识，为他们提供进入政界的现场教育。

现在封闭式的人大会议必须改变，由政党控制媒体的采访报道必须被禁止。

（七）延长开会时间

现在中国全国人大每年开会十几天，会议太短，应该延长。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有很多重大问题要讨论、要辨论，还要质询官员，所以必须延长人大的开会时间。

外国的议会一般都开几个月。芬兰议会会期为4个月，日本、希腊为5个月，奥地利、法国、英国为6个月，德国为25周，美国约9个月（1年内），印度国会每年也不少于4个月（注五）。有的民主国家一年分几次召开议会，例如，英国众议院经常举行会议，一般每星期开四天，每年开会175天至200天。美国国会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会议。一般在每年的1月3日正午开始，在7月末休会。如有必要，可以延长会期，甚至全年开会。法国国会两院依法同时举行两期常会，第一期自10月2日开始，开80天，主要讨论预算问题；第二期从4月2日开始，开90天，主要讨论立法问题。另外，根据总理或国民议会多数要求，国会可以举行临时会议，临时会议的会期一般不超过12天。日本国会每年举行一次常会，一般在12月份召开，会期为150天，经两院一致决议，可以适当延长会期。经参、众两院中的任何一院的1/4议员提议，可以召开临时会议。“（注六）

据说中国满清时议会会期是3个月，第一次会开了约100天，我国的全国人大会议，因为国家大，事物多，应该参照先进国家适当延长。

中国“人大”会议，五十多年来坚持参者多，会期短，只是为执政党操控会议方便。改革“人大”制度正是要打破这个模式，改成参者少，会期长的制度。

我们的省市级人大每年开会几天时间，全国人大也只开十几天会，怎么深入讨论问题？所以只能走过场，不能解决实质问题，纯属一个装饰品，橡皮图章。

（八）议会（人大）制度研究与学术自由

中国的“人大”，该改称议会，便于和国际接轨、学习民主国家的经验，也便于建立本国制度。当前必须大力开展议会（人大）制度的学术研究。

2004年4月山东大学举办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我去旁听。在会上《中国法学》原总编郭道晖，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山东大学的肖金明、王德志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姜峰先生等几位都提供了很精彩的报告。（本文中的一些数字正是引自这次会议的代表的论文，特此表示感谢）

但是会上也有少数人，把马、列、毛的著作视为经典，当成研究的根据。他们的报告显得教条，老套。有位参会者在一篇6页的报告中竟40余次从正面引用马、列、毛的著作，对此贺卫方教授提出了商榷意见。

会后与贺卫方教授交流，他感到在讨论宪法和宪政问题时，不少人难于畅所欲言。不像讨论民法等具体法律时那样气氛热烈。有人也表示，现在讨论宪政宪法、人大制度一些敏感的学术问题难于公开发表。必须从理论上研究讨论议会制度，讨论人大制度及其改革，才能指导行动，而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环境。包括学术著作的出版自由。

注一：郦士伟《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03

注二：邹文海著《比较宪法》P387，台湾三民书店出版

注三：姜峰：《作为交涉场合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P176

注四：邹文海著《比较宪法》P25，台湾三民书店出版

注五：邹平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政思考》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注六：王德志《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的几点思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007年3月7日于山东大学
－－新世纪新闻

 

许多当代中国人可能说不出曾祖父的名字，但几乎没有谁不知道黄继光这个英雄人物，它与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等“光辉”名字一起，构成了我们最初世界观中的正义观念，构成了牢不可破的英雄神话。

穆正新先生的长文《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显然是对这神话的强有力解构，该文用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这样的结论：黄继光神话是凭空臆造出来的。

当然，朝鲜战场上的黄继光这个人还是存在的，不过，他的真实姓名是：黄继广。除了姓名基本接近真实之外，我们自童年起就被迫接受的黄继光神话中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是伪造的。英雄神话的制造，缘于对掩饰战争败绩的需要，缘于对一次不可能完成的军事任务的复杂过程的篡改。

事实上，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战争年代以及战争年代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以英雄神话冲淡对战争本身正义性的思考，一直是御用喉舌的习惯做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闻报道与艺术虚构混淆不清：新闻大胆采用艺术中的想象和夸张手法；艺术作品则假借新闻的真实性以加强其心灵冲击力和震撼力。早在许多年前，电影《南征北战》在我家乡的农村上演时，一位参加过莱芜战役的老解放军战士当场捶胸顿足：“俺那娘哎，要是仗这么好打，还用死那么多人吗！” 老人所在的村子，属于当地最早的“解放区”，“解放战争”期间，有八人参加共产党部队，活着回来的只有三人（其中一人在一场战斗中被子弹贯穿前胸后胸，弹孔痕迹至今清晰，属于拣条命回来的，但他晚年凄苦，共产党对他没有一分钱的补助）。

而这种对战争真实情境的掩盖以及对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为了储备更多的炮灰资源。我的一位亲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参加老山“自卫还击战”，并立一等功。他向我描述了初上战场时的心情：由于从小受革命题材电影、小说影响，刚刚二十出头的战士上战场前根本没有想象战争的残酷，还以为机枪一响鬼子就会成批倒下，以为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就能拿下对方的山头，于是，刚刚抵达老山就写下请战书，并因为没能参加第一场战斗而哭鼻子，生怕被别人抢先一步拿走“英雄”的称号。后来，因为在战场上表现突出，功绩显着，战后上级又是要给他提干，又是推荐上大学，可他却坚决地选择了退伍，真正的动因是见识过战争的残酷后，再也不想在军队里呆着。

而在参加所谓“解放战争”的老战士那里，我也感受到同样的厌战心理。我曾与一位参加过四十七场战斗的华东野战军老战士长谈，他在淮海战役负伤后到后方休养，伤好后却没有选择归队，而是找机会开小差回山东农村老家重新做了农民，我替他感到惋惜：“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怎么在战争结束之际跑回家？岂不是前功尽弃吗？”老战士回到说：“战争年代，人命不如小鸡子，能拣条命回来就不错了，还想什么升官发财呢？”他告诉我说，养伤给了他逃离部队的唯一机会。

但不要以为这位老战士是个懦夫，我曾要求他向我详细讲述真实的战斗经过，老人家不善言谈，但从他的回忆中，我可以断言，除了没把命丢在战场上之外，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战功绝不亚于黄继光。英雄？懦夫？我们还是不要无知地揣测战场上的观念逻辑吧。

还原战争的残酷本属不易，何况还有“黄继光神话”这种有意篡改战争真实历史的肆意拔高，更何况还有无数“高于生活”的主旋律作品。在封闭社会中，我们可以痛恨到社会的不公和官员的腐败，但无法逃脱主旋律作品无孔不入的思想入侵。通过对历史的篡改，通过对虚假“历史记忆”的复述，我们简直无法摆脱党化思想的毒害，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成了专制和腐败的同谋者。建立在虚假历史记忆之上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可靠的，比如说在六四镇压两年之后的1991年，尽管由于遭受政治迫害而离开学校，内心已经完全接受民主理念，但当一位朋友对我说起毛泽东私生活的不堪时，我却反驳说这是将严肃的观念之争庸俗化。当时我是绝不相信毛泽东搞女人的那些传言的。专制体系的谎言制造机制，是一部精妙的机器，它早就揣摩好了我们心理的每一个细节，有针对性地对我们实施欺骗。

不尊重历史，就无法勇敢地面对未来。半个多世纪的谎言生产和库存，至今仍程度不等地占据我们的内心空间，在腐败泛滥的今天，认清当下的谎言容易，但那些已经进入“民族辉煌史”的臆造神话，却往往从根子上控制着多数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无法自由地思考，自由地选择。我们没有经历过“革命前辈”的光荣年代，往往也就无力对其神话进行具体反驳，但一般而言，谎言的制造总会露出马脚，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的主旋律神话中，找出不合常理的地方，但没有一种普遍怀疑的精神和氛围，我们可能任由思维的慵懒而放弃深入思考，而《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一文，通过逻辑严密的条分缕析，将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讲出一个全新的版本，仿佛一部引人入胜的推理小说，读至结尾处，令人拍案叫绝，并且懂得了应该如何阅读我们似曾相识的“历史”，相信这样的文章可以使我们增强抵御谎言的能力。

鉴于中共谎言治国的劣迹斑斑，《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一文再次提醒我们，如果未经重新考证和认定，中共对所有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应首先被假定为谎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重新收集、整理、通过新的史料比较和综合，并以真正尊重历史和基本逻辑的精神，来判别其真伪。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终结我们被谎言欺骗的历史。

生长于“革命老区”的我，近年来对中共当年的斗争历史进行了一些走访和了解，虽然无法通过有限的调查形成完整的历史记录，但这些有限的调查足以使我笑对中共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夺取权力的战争胜利后，对历史的美化或许是所有统治者的惯常做法，但做假到这样的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因此，建议大家读穆正新《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一文，建议大家带着怀疑的眼光彻底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被骗而不自知，毕竟是件窝囊事。

首发议报第292期

 

这二天，中国的全国人大正在开会。今天，我听了部分人大代表讨论温家宝总理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发言。我发现，这些代表似乎仍然在使用流行已久的中国社会的套话，话语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我听了总理的报告，很振奋，很高兴等等”，然后是一堆赞美、讨好的话语。我的天，这些人、这些代表是多么听话的孩子呵，只知道奉承、叫好，他们好象没有自已的大脑似的，他们在一个由来已久的话语模式之中讲话，发表意见，他们讲不出任何有新意，有创见的话来，他们的思维受到强制似的缺乏自由度。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那么一致地保持着意见、意志的统一呢？看来，显然，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令他们不得不听从的意志，那个意志在实际上左右着他们的思维。那个意志是什么呢？是由哪一个主体发出来的呢？是党，是伟大的、亲爱的党，是无所不知、永远正确的党。正如那些人大代表口中念念不忘的党中央、国务院就是这党的具体化身。

我没去听温家宝总理的报告，我也还没有时间去读温家宝总理的报告，对于温总理的报告，我现在无法作出评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与会参加全国人大，我这怪物，肯定不会象那些可怜的代表一样只会说一些讨好、恭维的话。我将会抱着谨慎的态度仔细听取与阅读总理的报告，看一看报告所讲叙的内容有怎样的价值？报告的作者持有怎样的价值观与眼光？报告是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中国中央政府上一年度的政策有哪些成功之处与错误？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中国中央政府下一年度的计划、政策导向如何？作为代表、议员，我如何支持政府执政与监督政府，目的只是为了国家社会在一个正确的政策、在法制的轨道上正常有效地运行，目的只是具体达成一个又一个人民幸福的目标与国家、社会进步的目标。我的心中自然也是有组织的，也是有党的，但那党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式的存在，那党不再有超越于法律与一切之上的特权，我是那党的成员，我只是那党在国家议会里的负有职责、责任的议员。我不会无条件地支持政府，我不会无条件地支持政府总理的报告。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政府首脑，他会得到我的掌声，相反，他不会得到我的认可，我会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批评他、监督他，就象英国的议员批评布莱尔一样。

我也不会用那陈腐的无聊无趣的“我听了总理的报告”这样一种发言模式开始我的议会发言。人们话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可能性是众多的，只要思维是自由的。那乖孩子式的“我听了”似的话语模式，只会引发我的叹息。

我倒真是想听一听温家宝总理先生的政府工作报告，只要那报告数据真实，观点前瞻，文词优异，是一篇好的政府公文，那么，我是会抱着尊敬的态度去听、去读的，我最怕那索然无味，空话连天的官样文章，那样的文章对来说，我只能敬而远之，实际上应是厌恶而远之了。事实情况如何？那要等我接触了温先生的报告之后才能得出结论的。

－－民主论坛

 

本人有好为人师的习惯，尤其是有好为中共官员之师的习惯。而如果那些官员又是中共政坛上炙手可热者，那我就更喜欢。今天，本人就想为当前中共政坛上炙手可热、中共红三代的领军人物、据称要进下届政治局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先生上上课。

之所以要给习近平先生上上课，是因为新京报2007年2月26日有这样一则报道，说是在2月25日那一天，浙江召开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动员会议，确定2007年为全省的“作风建设年”。会上，身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先生对他的部下提出一个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执行经费标准，减少接待用车，简化公务礼仪。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和接待时，不得搞层层陪同，不送土特产，也不得在辖区边界组织公务迎送活动。公务接待原则上不陪餐，中午就餐不饮酒，推行自助餐或者便餐、快餐。习近平称，“铺张浪费问题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取得明显成效，并使这种成效真正让广大群众感受得到。”他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2007年这个“作风建设年”里，“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费接待等问题”。

坦率地说，看了这则报道，我十分的不屑。但不是不屑习近平先生所谓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执行经费标准，减少接待用车，简化公务礼仪；也不是不屑他所谓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和接待时，不得搞层层陪同，不送土特产，也不得在辖区边界组织公务迎送活动；更不是不屑他所谓“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费接待等问题”；而是不屑他提出这一切注定只能是作秀。

不说别的，只说一下习先生所谓的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和接待时不得搞层层陪同，我恐怕要先问习先生自己能否做到。比如当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位甚或其他够级别的中央大员到浙江基层视察工作时，他敢于不全程陪同吗？他都不敢不陪同，那还有哪一级官员敢于不陪同呢？而既然当中央大员下基层时必须层层陪同，那么，浙江省内的官员们下基层又如何能做到不层层陪同呢？

说起来，习近平先生要求杜绝的那些东西还真的无一不是官场恶习，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那又恐怕是任何一位为官者都不得不遵守的法则。否则，他就只能去效仿陶渊明。为什么胡、温到浙江基层视察时习先生要全程陪同呢？因为你习先生的官职是由他们任命的；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你习先生下基层时，你手下的官员们也要全程陪同呢？那是因为他们又是你任命的。

反之，我们没有听说美国中央政府的大员们到美国地方视察时有美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层层陪同的，我们甚至就根本没有听说美国中央政府的大员们到美国地方视察这样的事！而据说有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到阿诺任州长的加利福尼亚州为本党的议会竞选开展筹款活动，阿诺竟然拒绝与布什会见。因为阿诺自己也在为竞选筹款，于是他气愤于布什的到来纯粹就是和他抢钱！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是那样一种情况呢？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美国的地方官员，从镇长到市长、再到州长，都是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他们就没有一个是由中国政治中所谓的“上级”任命的，也没有一个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不由上级任命，也就不会被上级罢免。也就是说,他们的命运不掌握在中国政治中那些所谓的“上级”手中。于是，阿诺就不必去讨好布什，而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市长、镇长也不必来讨好阿诺！它不必由布什在什么会议上“郑重其事”的对此做出要求，更不需要阿诺们对此“郑重其事”的做出什么要求。而如果在美国有人非得那样“郑重其事”的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一定会被视为极其愚蠢，不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才怪！

所以，如果习近平先生不是作秀，如果他真地想做到改进和规范公务接待，执行经费标准，减少接待用车，简化公务礼仪，以及要求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和接待时，不得搞层层陪同，不送土特产，也不得在辖区边界组织公务迎送活动等等这些事。那么，他大可不必如此“苦口婆心”，或者“疾言厉色”，请来点实的，就把他手中的一些权力下放好了。比如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就不要再去任命下面各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全部交给选民去选择；再下面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也不要由市委书记们去任命，同样交给选民们去选择；更低一级的镇委书记、镇长们也如是。只是我很怀疑，习近平先生是否有这样的胸怀和勇气。因为权力是个极其诱人的东西，谁抓到手里时也不愿意放弃，此之谓胸怀；而浙江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那是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性挑战，是对中央政府的根本性挑战，此之谓勇气。

首发议报第292期

 

第十九章　文化秩序重建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