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发表以来，激发了众多讨论。参与者从文艺复兴的概念、历史、社会背景、中国现实等各个角度进行了评析。从我不全面的阅读来看，这些讨论已经涵盖了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等诸多话题。不管今后这些争论魂归何处，基于这些观念和讨论所形成的穿透力，它对中国日益勃发的社会空间无疑已经是一种有力的拓展。这些观念的力量和在此基础上的蝴蝶效应，本身将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洪流之一。

我觉得，目前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需要避免的一个倾向是过于技术化或者学术化。有些论者把刘军宁提出的问题当作一个学术求真问题（虽然这也是有价值的），在细节上，词义上进行考据和分析，同时参照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条件，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还有些论者从刘文没有重点阐述的维度进行剖析，从而得出与刘文不同的结论等等。在我看来，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到，刘文不可能在细节上没有纰漏，重要的是刘文的主旨试图描绘出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演变，给这种演变命名，为这种演变鼓与呼，这反映了一个杰出学者的敏锐和社会责任。

如果我们承认个体主义的视角，那么诸多论者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重要，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真实本来就不会只有单一的解读，不同角度的学术真实可以并存，谁也无法拿出唯一正版的文艺复兴程序。再说，每个视角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宗教维度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自然是重要的，而对于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人则不那么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所以，争论中最应该避免的，就是企图以一览众山小的自负来俯视其他视角。

刘军宁文章本身反对这种过于技术性的解读。因此，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叫文艺复兴或者新人文运动或者别的什么名字，本身并不特别重要（后面的叙述将统一用文艺复兴来指代），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所要传播的一些基本观念：自由，个体价值和尊严。那么刘文倡导的这些观念本身是否充分？这些观念的传播将会引发什么变化？个体主义是否已经释放过度？中国的体制性障碍是否容许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发轫？文艺复兴的使命是否会再度落空？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确定无疑的答案，也不会有标准答案。在本文中，我愿意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阐述我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和朋友们分享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的感受。

先交代下社会资本的概念——既不幸又幸运的是，社会资本概念提出以来，由于视角和分析目的的不同，社会资本的定义花样繁多，迄今为止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先列举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总和。这些资源是与对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换言之，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这种形式的资本可以表现为网络的规模和资本的容量（经济的，文化的或符号的）。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两个要素：它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在结构内它便利了个体的某些行动。对个人的具体行动有用的任何社会结构或者资源，规范，信任，准许，权威和其他结构在维持社会资本中非常重要。

罗伯特？普特南则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美国的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内的成员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福山认为，所谓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应该包括“诚实、互惠、互相信任”。“社会资本还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合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即社会资本。”

林南教授认为：社会资本就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杨冬雪先生在对社会资本的评述性文章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

从上面这些不同的定义描述也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语境下，社会资本虽然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但是，基本的观念，共享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文化背景，心智模式，肯定是形成特定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通过组织，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等平台为了一定的目的性行动而整合在一起并展现出来的力量，就是社会资本。正如同经济资本是由货币，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通过特定方式组合出来一样。

显然，观念共享的程度，组织的大小，网络的有效性，共同体本身的粘合度等等都是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变量。须要澄清的是，后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方便而做的一种抽象。实际上，社会资本的存在形态相当复杂，它以复数的形式、不同的结构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空间里。按照不同的规范和信任范围以及组织形态，社会资本以多元交叉方式存在于社会结构当中。组织，网络，价值观念等就是维系不同社会资本的基础设施，因此有了社会资本，个体不再以原子的形式存在，个体就具备了社会性，有了社会功能。

鉴于中国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将从国家-社会二元视角来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厘出一个分析框架。

从广义角度来说，社会资本可以包括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各个组织所拥有的行动能力。不过在本文中，将把国家—公共权力所拥有的行动能力分立开来讨论，而把社会资本的范围限定为除了国家-公共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之外的力量集成。

作为与社会资本相对应的国家-公共权力资本，也可以称为体制资本，这个体制资本的核心要素包括国家机构，官方意识形态和与此相关的经济掌控能力或者说是财政汲取能力。而社会资本则蕴藏在民间，是市民社会的内在力量或者功能，私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多元价值观和道义资源等都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虽然无法与现实一一对应，但是从逻辑角度来看，如果说社会资本小于体制资本并受到体制资本控制，那么说明体制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这相当于文化上的官本位，政治架构中的集权制度；如果社会资本大于体制资本，但是不能对体制资本实行有效约束，那么意味着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宪政转型还没有完成；如果社会资本大于体制资本，并能对体制资本实行有效的约束，那么意味着宪政民主制度基本确立。

顺便区分一下资源和资本的异同。严格的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社会资源总是多于权力所能掌握的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存在，社会资源没有充分资本化，因此，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多于体制资本。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中，信任，规范和组织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必要形式。如果体制资本严格控制社会资本的生存环节，比如严格控制组织，破坏信任，垄断观念的传播，主导着规范的生成，那么无论有再多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也会发育不足，社会的独立性受到抑制，而体制资本则可以左右实际的社会进程。

有了上面的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把文艺复兴的话语体系放到这个框架里来考察。

站在社会资本的立场，文艺复兴运动无疑就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产生源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观念和价值体系必须依赖于文艺复兴运动才能公众化和社会化。没有一场有效的文艺复兴运动，新的社会资本即便形成，也”数额有限”；没有大众参与，新的社会资本不可能摆脱体制资本的约束。拿自由主义为例，她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如果只是小圈子或精英范围内的价值体系而无法拓展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所能形成的社会资本就是极为有限的，以自由主义为信仰根基的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无法确立起来。

而今天的中国，由于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和观念的传播，价值体系的共享从来没有这么便利过，这也是刘军宁在关于文艺复兴的后续文章里反复提到的一个事实。我猜想，也因此，刘才可以放下一个学者固有的严谨，而用命令句式对这个社会脉搏进行高调的提炼：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前面提到过，社会资本本身是多元的，有共享的观念，有共享的社会纽带，有共同的目的性行动，就会产生社会资本。王怡回应文章里提到的来自宗教维度的另外一种文艺复兴，秋风文章里呼吁的道德和社会重建运动，以及其他很多参与讨论的提出的诉求，同样可以落实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社会资本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增加民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额。

在一个体制资本主导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下，一种社会资本的生成往往就是体制资本的相对消解，是对体制资本的”控股地位”的一种稀释。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接受两套观念的指引，一个崇尚个体主义的人，不可能认同国家主义；一群有道德感受的人群，也不可能认同现行体制日益的道德败坏；宗教信徒们更不可能匍匐于特定的权势集团。文艺复兴，道德建设和宗教群体的扩大，殊途同归，都将是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

因此，我认为，当下中国并不存在个性释放过度问题，也不可能是文艺复兴过剩的问题，甚至不是犬儒主义流行的问题，而是社会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

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不仅仅跟文艺复兴和其他社会运动没有充分发展开来有关，而跟社会资本生成的其他环节严重受制有关系。

观念和价值体系只是社会资本的必要要素，却不是充分要素。社会资本的形成必须借助于组织，网络或者某种共同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有目的的行动。而既有体制依旧在灌输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控制着竞争性观念的传播，震慑着组织和共同体的形成，并且把行动者投入监狱。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瓦解既有的意识形态符号，需要新观念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运动，需要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需要集体行动的操练，也需要勇气，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恶搞艺术家，博客，公民维权，政治抗争等都将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词汇。正如经济发展跟企业家的交互关系一样，这个过程也将产生根源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本家，他们可能是知名艺术家和有影响的意见领袖，著名的自由知识人和异见人士，道德楷模和坚韧的传教士，草根维权领袖和网络政论家。

社会资本发育到一定程度，再借助于社会资本之间的层层叠加效应，将可以逐步抗衡体制资本。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变迁也就水到渠成、合乎自然了。因此，撇开观念的变革，没有社会资本的充分积累，制度变革是不可靠的，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巩固，而很容易反复。身处当下的中国，我们也许无法断言社会资本积累的程度，也无法预言激发制度变迁所必须的社会资本的临界点，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可以感觉到社会资本的不断飚升，民间掌握的社会资本为自由边界的拓展付费，为权利的落实埋单，也将催生出一个为社会所约束并维护社会资本秩序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前不久发生的备受瞩目的“禁书事件”中，章诒和的公开抗争动员出广泛的民间力量，甚至连体制内的资深报人袁鹰先生也加入到公开反对禁书的行列中，形成了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海外媒体和广大网民的共同网络行动。在这种民间共同行动面前，一向霸道的意识形态官员只能仓促应对，尽显进退失据、内在虚弱的丑态。由此，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民间的社会资本又一次扩张。

刘军宁先生的下列描述其实已经模拟出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引发的制度变迁轨迹：”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不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2007年2月26日
首发民主中国

 

当我们额首称庆现代化如期而至时，何曾料到现代性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系统化干预已逼得天我们无处可逃。所以，波德里亚说“现代资讯和交通带给人的不仅是便捷和高效的物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它造就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认知模式，对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由于其赖以支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必将顺势分化、重新组合，所以它已不仅仅着力于对人的物理状态和生存环境作形而下的改造，而是釜底抽薪从人性和人心的深层维度重新规划人的社会伦理和精神构图。正是立足于这一无法规避的现实境况，我们需要正视并思考现代性之下的工程化，归纳化的社会生态，面对完全依赖于电子传媒摄取精神养份，完全托身于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配置生存资源并主导着“活法”的现代化之下的个人，我们还可以在什么样的维度经营和建设自己，还可以在哪些领域真正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够完全基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并借此抗拒公权的专制对个体私性空间的侵犯，能够有效抵制极权主义挟持之下的伪现代化语言和精神对个人主体意志的分化瓦解。

现代性的确认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权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或伦敦居民，其身份犹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看见的自己”。

在现代性之下，没有值得认真执守的信念，也不必有专心致志的目标，更不会有能统辖一切和武装头脑的公共意识形态，人们都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和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科层制彼此隔离、条块分割，被按单位、公司和各种利益组织定量定格配置，从而将各自的生存状态和个人伸展的可能性压缩在当下的利益区间，这时候，人们只管专心去活，只管专注于自己的私性领域，然后陶醉于个人化的甜蜜，在这种境况之下，身体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就是唯一可以确证的生存目的，所以，对于周遭情事和层出不穷的世道纷争，人们总是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变不惊的立世原则，因为都相信没有必然只有或然，相信一切都在不可确定之中，一切都不可预知、不可把持，所以人们总是能够淡定地看待这一切，并将生发于眼前的世道恶行和各种不公不义视为当然，视为见惯不怪日日必须演练的功课和生活的常态，因为现代性承认历史与客观上的不均势、不守衡，承认社会差序格局和冲突的本然存在，所以人们并不刻意寻求调和，寻求整齐划一步伐相同，因而便只能习惯它并接受它在生活中真实的存在。

在现代性的认知谱系里，因为没有终极，没有不可以置疑的定义，所以便没有不可以挑战的权威，当然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个人为某种虚设的公共目标或国家意志负责任作牺牲，在高度精密、系统化控制的社会之中，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关乎人类精神现象的表述都可以被拆解，被量化分析，甚至连爱情也可以被想象成工程化社会构成之中的某个元素。由于一切都是即时的、可变的、甚至是可消费的，随着语词的标准化、格式化以及公众对“趋同效应”的集体无意识效仿，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日渐趋同，所以，有学者说“现代人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由于我们总是依赖于媒体，总是依赖于公器制售的话语去思考去判断，去言说表达，因此我们总是远离真实和生活本身，因而便没有了置身现场历险的独特经验，没有了直逼心灵的疼痛与颤栗，于是，我们常常将虚拟与现实倒置，常常被无良的公权把持者和市场中的强势资本操控着“为我所用”地率性驱策和把玩。由于电子传媒和公共交通的无限渗透消弥了人的异质性，使得个体的独立自在性随着公共舆论的泛介入而逾显试微，其结果是我们作为个体本然存在的差异性和突出之处被不断消解而走向平面化和同一性。如此日长月久，我们言说的语气和思维模式、以及情绪状态与行为举止等一切关涉人的社会属性和表达，都因专制公权依凭其掌控的“喉舌”的反复教唆和挑逗而跟着“极权主义跳舞”，这正应验了心理学上所描述的现象即“同一事象的断不反复会成为人的牢固不变的第二天性”。如此反复、如此熔炼，“在咸水里泡三年，在碱水里泡三年”，我们由不得以放弃思想、放弃判断并最终自觉自愿协从专制意志而成为其帮凶帮闲，这不仅显示了专制主义文治策略在现代性之下“投机取巧”式的活学活用，也是我们作为人的天然缺陷中始终有一种耽于怠惰、不劳而获的品质所必然遭逢的宿命！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寄望于公家的关怀，托身于皇恩浩荡布施救济的“送温暖”，我们总是习惯于被安排被收容，被“修理改造”然后量身定价货与帝王家，总是眼晴向上巴望着并且时时翘首以待天命垂青、大人下顾、圣人引路……，从而心安理得将自己矮化、弱智化抛离于“公道”公义之外，在放弃责任担当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体见之于社会的普遍人权，因为我们的文化积习和价值取向太单一、太低度，太缺少能超越形而下的盲目性从而立足高远在精神的向度经营另一种人生的冲动，所以才导致支撑并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大都很少是基于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更多则是利益期许和权力换班之使然，因为我们太功利、太急切，太实用主义，所以我们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因此我们的社会中总是无法建构起多维度的人生参照系，总是缺少多元价值并列、势均力敌且能相互制衡、兼容并包的社会生态，因而我们无法形成体制外压力集团，无法结盟抗辩专权侵害，更难于形成从法理和良知的高度为个人争权取权利、争取自由的民意资源和有效的社会化动员机制。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我们都因为别无选择，所以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么全民从政呼啦啦绕着权力中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么服膺政治强人然后“锁定眼球”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总之，我们总是缺乏主体性，缺乏前瞻的眼光因而总是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所以才无法拆卸求生活路中时时紧逼的压迫感和挤兑力，这种全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为食色之欲和荣华富贵拼家当本使蛮劲下狠心的社会心态，势必误导人心人性弃善从恶进而不断加剧社会系统化、制度性的危机，最终导致个人生存生活的风险成本一路飚升。于是，我们不得以只能高度紧张穷于应对纷至沓来的生存困境，只知道心无旁骛为活着而不是活法立规矩定原则，因此“我们”被命名为群众、群氓，成为现代化之下被“权力无知之幕”及其垄断的资讯完全监控和教导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此，我们总是被替代，总是被现成的中介组织和技术所利用，所以我们本然的怠惰品质被充分激活，于是，我们只习惯用眼睛读图用耳朵听音，只习惯于通过电子屏受现成的资讯从而常常被媒体“蒸馏选材”乃至弄虚作假所误导和把玩。

有了如此方便快捷、触手可及的现成消受，谁还会含辛茹苦、身体力行作精神的远游呢？试想，当我们长期依赖视听做分析作判断，经常被电子传媒所牵引然后用感觉代替思想，用想象代替事实，用虚拟空间代替当下场景……，长此以往，其最终消解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语言、感觉和思想、甚至会导致我们在认知上出现迷误和混乱，所以，当我们通过媒介无限拓展视听镜域，获取无限信息的同时，我们却常常有感觉迟钝、无心他顾的冷漠与木纳，其原因之一乃是由于观注点都具有相似性和雷同处，从而使得原自个人化的经验、视角和处境的差异性日渐消弥而丧失了交流的冲动，思想的枯萎正是从语言开始，因此那种对真理性和终极性的追问与冥想只能突显出不合时宜的愚顽和滞后，由于人们总是拒斥沉重躲避崇高，总是故意忽视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对个体的剥夺和压迫，因而也就无意顾怀日日坍塌沦陷的心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容忍弥布与周遭的各种不公不义，才难以激发出对生命殒灭时的悲悯之情，才留下了太多聚众围观者的木纳和施恶者弹冠相庆的浪笑，才使我们面对单极独大的体制化精神与利益围堵无从逃脱。

二0 0七年二月十四日于麻园
首发民主中国

 

虽然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开幕式宣称：本次“2007年两会”以关注“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为职责，但眼下“两会热点”仅仅集中于眼前利益的“官商勾结炒房”和“物权法”等，而对中华民族的一些长远危机却无人议论。比如，有一个比上述“眼前热点”更需要紧急关注的“长远危机”亟待解决——“一胎化”“计划生育国策”正在对中国人才出世率进行残酷扼杀！这有孔子等12名世界公认的“华夏影响力超人”和当代众多人杰多非“头胎”所生之铁证。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人》反对“一胎化”

依据首先来自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所着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人》一书，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七人入选，始于第5名止于92名，依次为：孔子（5）、蔡伦（7）、秦始皇（17）、成吉思汗（29）、老子（73）、隋文帝（85）、毛泽东（89）、孟子（92）；在一百人以外而列入“享有盛誉的人物”，其中炎黄子孙有五人：朱熹、汉武帝（刘彻）、汉高祖（刘邦）、孙中山和唐太宗（李世民）。细查这世界公认的华裔“影响力超人”十二人的出生序列，除秦始皇是“头胎”长子，蔡伦、成吉思汗、老子、孟子难考在家排行，余者孔子等七人皆为二胎以后出生。这就证明，历代中国顶级人才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非“一胎化”所生；换句话说，任何时候，只要实行“一胎化”，中国就将有66%的人杰被扼杀于子宫之中！

不妨细看一下孔子等天才的家庭排行。

1、孔子——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谷梁传》细记为“十月庚子孔子生”。据此换算，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8日。文革时称孔子“孔老二”，其实孔子是他家第十一个孩子。“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相当于今日一个镇长），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哈特对孔子的评语是：“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根据以这种哲学来保持国内和平繁荣所发挥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佳的地区。”

2、隋文帝杨坚——据《隋唐新英雄传》，隋文帝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有兄杨啸，至少可算是排行老二。杨坚成事靠妻子独孤伽罗，独孤伽罗为北周大将军独孤信独孤信第七个女儿。（独孤信的大女儿，是北周明帝的皇后。第四个女儿，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昺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史称：独孤氏皇后出身的独孤家族对杨坚以及他的父亲杨忠都有恩惠，所以，杨家基本是从属于独孤家族的。杨坚本来就对妻子有所畏惧，独孤氏做了皇后之后，在参政过程中，更让杨坚佩服，实际上，独孤氏也像一个皇帝，或者说她是实际的皇帝。所以，宫中常把他们夫妻称为“二圣”。而隋家非头胎而成“二圣”的传统又在杨坚次子杨广身上应验，杨广成为隋炀帝。

对隋文帝杨坚，哈特的评语是：“他成功地统一了经历数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他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实行透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制度，为中国提供一批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员。”

3、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湖南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毛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毛泽东实为“毛贻昌家第三胎”。

哈特对毛泽东的评语是：“与秦始皇的功绩最相当的是毛泽东，两者都是中国人，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

4、朱熹——朱熹小字季延，清人毛念恃在《紫阳朱先生年谱》中曰：“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季延之“季”为在兄弟辈中排行居四或最幼者的称谓。朱熹可算是“四胎儿”。

5、汉武帝（刘彻）——史称：“公元前150年，皇十子刘彻成为继位太子”，汉武帝是“十胎儿”。

6、汉高祖（刘邦）——虽然刘邦御用宣传部称刘邦为“龙之头胎”：“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但学人考证，在《史记》或班固的《汉书》中，都没有刘邦名“邦”的记载，可见这个名字是日后才取的。刘邦本名刘季，中国古代兄弟排行顺序，老大叫作伯，老二叫作仲，老三叫作叔，老四叫作季。排行老四的刘邦，从小被称为刘季，登基成功之后，刘邦才取名“邦”，以寓“刘氏之国”。

7、孙中山——“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此史料可证孙中山至少是“二胎儿”。

8、唐太宗（李世民）——史载：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也是“二胎儿”。

赵本山炮轰“一胎化”

猪年春节期间，网上有篇《赵本山考美国人智商》的小品搞笑热帖，其中一段这样说——

范伟：“六号奥尼尔，请听题。赵本山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大傻子，老二叫二傻子，老三叫啥？”“三傻子呗！”奥尼尔咧嘴大笑。赵本山：“错！老三叫赵本山！我是老疙瘩！”……

无论赵本山是否认可这搞笑，这幽默文章中一句“老三叫赵本山”，透露了人们“人才常常出在非头胎”的潜意识。而这种期待“赵本山炮轰‘一胎化’”的潜意识可能来自大量人才的出生序列为“非头胎”。

随意在网上一搜索，出生于“第二胎”以后的名人不胜枚举——

沈从文——诺贝尔文学奖最钟情的中国作家——沈从文的湘行书简中，张兆和称沈“二哥”，可见沈在家排行老二。

老舍——中国最有影响的京味作家——老舍生于1899年，排行老二。老舍的儿女中，最有才华的是舒乙，舒乙在姐弟三人中也是排行老二。

王小波——中国新时期着名的自由作家——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他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取名“王二”，大有尊重“老二”之意。

陈香梅——着名美籍华裔女作家——陈香梅1925年6月23日生于北平，陈家共有六个女孩，她排行老二。

陈景润——着名数学家——陈景润（1933-1996），润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

费俊龙——“神六”宇航员——费俊龙1964年出生，在家中排行老三。

朱棣文——以“激光冷却并捕捉原子的方法”获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家奖——朱棣文于1948年2月28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父母是江苏太仓人，40年代来到美国，朱棣文排行老二。

潘光旦——着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在当时尚属江苏省的宝山，原名潘光亶，因排行老二，以“仲昂”为字。

章鸿钊——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于1877年出生在荻港镇三瑞堂一个贫寒的熟师家中，他排行老二。

卢克焕——因研制了世界首例“体外受精”试管牛双犊而名扬于世，可望解决与性别有关的370种遗传疾病，如“地中海贫血症”传男不传女的性别控制——广西大学副校长、广西大学动物繁殖研究所所长卢克焕博士，1945年出生在南宁市郊那龙的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七。

周恩来父亲周殿魁——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毛泽东——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如若当时实行“一胎化”，就没有周贻能，也就不会有周恩来。

苏兆征——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两次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

乾隆皇帝——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掌权64年——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排行老四。

李鸿章——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第一人——李鸿章在六弟兄中排行老二。其最有影响的儿子李经迈，也是排行老二。李经迈曾被派任过奥地利公使，以房地产名作“上海丁香花园”标新立异，名噪一时，传为经典。

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家庭的六个孩子中海明威排行老二。

拿破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榜第89名——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拿破仑在八个兄弟中排行老二。

卡斯特罗——古巴总统、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卡斯特罗他是家里的老三。

默多克——世界“色情传媒大亨”——1931年3月11日，默多克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30公里处阿德莱德的一个农场里，他在4个孩子中排行老二。

上述史料充分说明，“一胎化”一定会大量扼杀人类的天才和人杰出生。

如果2000多年前的鲁国实行“一胎化”“基本国策”，中国就不会有孔子了。“天不生仲尼”，不一定“万古长如夜”，但肯定不会有《论语》，没有孔子的《论语》，今日就不会有如此世界瞩目的儒学儒家了。好险啊，幸亏孔子的父亲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同理，如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实行“一胎化”，排行老三的费俊龙就不可能在1964年出生，“神六”宇航员就只能找一个素质低于费俊龙的人了。“一胎化”固然有利于现代中国暂时避免人口增长过快的经济压力，但却会使中国在今日和明天出现无法挽救的“人才荒”的悲剧。

“夜来风雨同声，花落知多少！”中国大陆自1978年实施“一胎化”“国策”以来，不知有多少人才被“一胎化”窒息！

中国大陆现行的生育政策仍在坚持“一胎化”

人最可怕的是有病不承认，病入膏肓仍不知抢救。

中国大陆推行“一胎化”始于1978年。当时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开始只是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计划生育政策，但随即便升级为全民“一胎化”，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推行“一胎化”，其背景固然有为了尽快摆脱文革之后的国内经济达到“崩溃的边沿”的极端困境和“华国锋洋跃进”的需要，但归根结底，是一党专政缺乏民主监督科学决策的必然恶果，其根源与文革一脉相承。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代表们本有不同意见，却因为巨大压力，默认了“一胎化”国策。

虽然到1982年初，因为国际舆论和学界、民间的强烈反应，中共中央采取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但实际上，“一胎化”运动是文革结束30年来从未停止的运动，甚至可能是比文革破坏性更深更长远的灾难。

有学者说得好：“平心而论，不要说我国的相关法律，就是中央的任何正式文件中也都从来没有使用过‘一胎化’的字眼。所以，它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

以“现行的生育政策”作为“一胎化”的隐语，是中国大陆30年来强行“一胎化”的一贯策略。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张维庆此话是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后，“有人认为这个决定的出台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的反驳。张维庆一面务虚，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胎化’政策”，一面又极务实地严厉强调：“十一五”不会“放开二胎”——关于有少数人提出“放开二胎”，张维庆表示，党中央、国务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十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他说，我国现在进入另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在生育水平回升的状态下，加上一部分地区基层管理工作比较薄弱，管理手段相对弱化，导致流动人口超生问题比较严重。在这个时候‘放开二胎’，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现行的生育政策”，其实还是坚持“一胎化”。

中国大陆现行的生育政策何以一再坚持“一胎化”？这可能有三个原因。

其一，当局对“一胎化”危害认识不深。

张维庆在上述讲话中只承认，“一胎化”有带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的”危害，但这一问题好解决，“中国政府准备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有些学者也只在关注“一胎化”带来了“独生子女”教育难。

其二，一些官员可能已认识到“一胎化”对中国未来的严重摧残，但抱着“只管我这一届任期顺利”和“我只管我这一代”的自私想法，明知“一胎化”运动罪孽深远，也仍然“看水流舟”。

其实，“一胎化”的主要破坏，首先在于扼杀一切“非头胎”人才，断了中国再出孔子等天才的人才资源。尽管有关部门宣传，今日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指标限制”，但实际上，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一直在实行“一胎化”，而各级城市是中国人才主要集聚地，中国城市“一胎化”三十年的结果，是使中国众多高智商家庭低生育，人才自然出生率成倍降低。可以说，“一胎化”已使中国人种出现优减劣增的严重困境。

而且，“一胎化”开了一个极坏的头，让政府突然间有权决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了。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几乎绝无仅有。当政府一面大力鼓励市场经济时，却又一面要计划生育，不惜一切代价规定老百姓生孩子的数目，把计划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强制公民必须做到，这是在从根本上否定法治和市场经济，留下一个专制和计划经济复辟的根据地，荒谬至极。

其三，“一胎化”有利于官员“权力寻租”。有许多官员要依靠“超生罚款”致富。“一胎化”已成为稳定腐败的重中之重，成为破坏社会公平，破坏社会和谐的“病菌温床”。

至于“一胎化”造成人口老龄化、带来市场严重萎缩和就业危机、教育危机等等经济问题，早有学者上呈专论，本文不再重复。本文只想提醒不久前仍然宣称“中国将继续执行一胎化政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历史上一再多次出现社会经济危机，但从来都不是靠强行限制人口增长得以解决。人类发展的根本在人才济济，有了新人才自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人才既靠教育，更有天赋遗传的因素，因此保证优质人才生产链的完整和自然的出现概率，理当为政府高度重视。

为了催促政府对“一胎化”运动悬崖勒马，特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发此公开信，谨望“两会”能让民意与旨意共生，展开争鸣讨论，监督政府立即停止扼杀人才的“一胎化”运动！

2007年3月4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92期

议报》第292期

 

山东大学退休老教授孙文广先生，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前不久他在网络上撰文谈当了十年济南政协委员的经历。3月4日，他又在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召开前夕再次撰文，呼吁他的政治意见。这篇《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提到，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定要问政府之责：2006年到底封、扣了多少禁书？若政府负责人”讲不清，我会建议出版署长辞职”。此外，他还要求修改宪法，质询”人大常委会对民间的修宪建议有何安排，没有满意回答，我将对其工作报告投反对票”。

我和孙文广先生一样，对于新闻出版总署有关禁书和打击新闻出版自由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我早在去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就起草了一份《全国”两会”期间致中央政府总理的公民建议》，通过中国政府网、人民网、21CN、博客中国网和在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间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撤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建议，我特意提到：”建议撤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并入文化部。根据国际惯例，争取在本届政府任职内完成新闻、出版的登记制的建立工作，取代以往的审批制；建议取消非赢利性印刷品准印证的行政许可制度，公民根据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可以自由印刷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非赢利性印刷品。”可惜，这样的建议没有下文，而且还在一些网络上被粗暴删除，令人难以理解。

现在，我再次呼吁取消新闻出版自由管制，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还公民新闻和出版自由，我特别将2006年的建议附后，请舆论关注——因为其中的话题一点也没有过时，甚至实现之日很漫长。

2007年，我继续在全国”两会”期间致中央政府总理的公民建议如下：

3月，是全国”两会”月，这期间全国的报纸和网络言论倾向于”自由化”，有关民生、民主、民族、教育等问题几乎无不点到，至于问题能否解决，则是另外一回事。饭要吃，话要说，路要走，中国要发展。

基于这个时机，特向在任的中央政府总理提出几点关于民生、民主、民族和教育等方面的几点建议：

一、建议中央政府在2007年尽快着手解决公民的迁徙不自由问题，建议本年内实现中国公民（包括台湾和港台公民在内）凭身份证件在全国自由迁徙，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身份歧视，废止万恶的户口和暂住证制度。

二、建议政府公文今后统称”农民”为公民，争取在本届政府总理任职期间，废止一切不合理的农村户口制度，把农村户口统一改为居民户口。

三、建议中央政府（含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一律对公众公开–涉及国防、军事、外交等国家必要机密的除外。

四、建议撤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新闻出版总署的工作并入文化部。根据国际惯例，争取在本届政府任职内完成新闻、出版的登记制的建立工作，取代以往的审批制；建议立法机关加快新闻法和出版法的立法进程，保障新闻和出版自由。

五、建议取消非赢利性印刷品准印证的行政许可制度，公民根据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可以自由印刷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一切非赢利性印刷品。

六、建议由中央政府总理向地方政府省长（主席、市长、特区首长）颁发任命状，地方首脑对中央政府负责，任期与中央政府任期一致。

七、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地级市，直接由省管县，县管镇，实现中央、省（市、区）、县（区）、乡（镇）四级管理。

八、建议中央政府成立全国农村农民农业事务部，负责受理农村改革、农村人口的维权、失地问题、农民受教育、国家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和发展方向等制度性的事务，由总理亲自兼任部长。全国农村农民农业事务部与专门负责农业、畜牧和渔业生产的农业部工作有交叉，但不矛盾，互不隶属。

九、建议中央政府每年拨专款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上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建设和文化交流方面，根据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公开、公平地给予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

十、建议恢复民办教师名称，承认民办教师身份，为全国以”代课教师”为名的民办教师正名，由中央和政府财政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民办教师的”民转公”工作，考取公办教师的民办教师可自由转为公办教师。政府不得歧视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基础教育的一份不可取代的必要力量。

十一、建议实行政府总理、省（市）长、县（市、区）长、乡（镇）长和政府部门第一负责人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

十二、每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第一责任人公开向各自所在的人大代表会议述职，接受人大代表的询问和提问，述职向新闻媒体开放。

建议人：公民昝爱宗，身份证号码：341222197109042395

首发议报第2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