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二月，乍暖还寒。我从外地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准备与父母在一起过一个难得的春节，我的兄长欧阳懿也回到了他遂宁城家中，过去的一年他在外奔波劳作，到了年底，却被迫两手空空回家，因为没能结到工钱。据说温家宝先生非常关心做工者的工资问题，甚至亲自为那些工人们解决。（我抵制“民工”或者更具侮辱性的“农民工”之类的词汇，他们明明是在工、矿、建筑业里靠出卖廉价劳力为家庭挣些糊口钱的工人。）但是政治秀归政治秀，现实归现实，政治秀做得再花哨，也无法改变工人们难以结到工钱这个现状。

如果你身为异议群体中的一员，那么当权者永远是不足的或者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彻底沦为被当权者肆意摆布的玩物，人类也谈不上文明。这是作为一名异议的悲哀，他们希望执掌政治权力的人们能够理性，能够对得起公众委托他们代为行使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不愿和任何人为敌。但是当权者将他们当成敌人，费尽心思要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将他们摧毁于无声无息之中。

我和欧阳懿远隔数千里，过去的一年我们两人以不同的方式在风雨飘摇中奔波了一年，所幸最后终于得以拖着一身疲倦回到亲人身边。如果你身为异议群体的一员，你会发现身边每一个人都是相似的。他没能结到工资，过去的一年除了辛劳几乎一无所获，只有两份酝酿已久书稿接近杀青。我明白，这两份书稿于他或者是于整个中国异议群体的分量，远胜于那些堆积如山的金库储备或是寒光森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于中国当权势力的分量。所以当他嘱我为这些书稿作序时，莫大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寒冬还未完全过去，躲在奢华空调房屋内享受醇香拉美咖啡的人们，不会明白为何有人要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到冰天雪地里去寻找苦难？无论向任何人询问这个问题，都无人能够给出一个完满答案。人类的理性有限，理性在这个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她是一种属灵追求，是生命、爱情和自由的三位一体。如果非要做一个解释，我想套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当什么事物停留在人们心灵深处时，同时也意味它还未诞生。梁启超之少年中国，于百年前是一个理想，于今天仍旧是个理想。我们这片土地名叫“中国”，但实际上“中国”还未诞生。这片土地上过去四千年的的历史，只不过是那部名叫“中国”的遥远诗篇之序言。

这序言太过于漫长，以至于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个序言，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个序言。是以，当欧阳懿先生将他心血凝成的书稿《别样的中国》寄给我并嘱我作序时，我决定将这篇序言起名为《没有序言的中国》。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畸形母胎之中，如同电影《Matrix》。四千年来，我们世世代代在极权专制下为奴的血泪历史，使得我们已经习惯一边为奴一边忘记了自己贱奴的身份。我们的一切人生哲学都必须围绕统治者的利益展开，完全丧失自我。譬如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首先表态称：“在XX领导的关怀下！”这种比吞死苍蝇更恶心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居然在全中国范围内被视为天经地义，无人因之而羞耻。可怜我们可悲的中国。

但是人们不知道，有人在因之羞耻，他们只不过不为人知。1989年，瘦小孱弱的许万平先生身披一幅白色标语出现在重庆街头，上书“杀人犯李鹏”，旋迅速被捕然后判刑八年。人们忘却了，或是从未听说过，有人不愿在杀人犯、贪污犯统治之下为奴。以他们才干，选择为奴，锦衣玉食的生活唾手可得，但他们选择了用自己一生去体味什么叫颠沛流离。

要追溯那场杀人的往事似乎越来越困难，十八年来，人们无法从任何官方渠道得知关于当时情景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能够使人联想到那场屠杀的一切因素，都被彻底屏蔽到了我们视野之外。“6”和“4”这两个数字无论以任何形式相连，都是宣传部门的头号禁忌。1989年这个年份从一切公众媒体上消失，仿佛这个年份从未存在过。而民间关于那场屠杀口口相传的消息，又往往因为传播途径的原因而偏离了真象。我们至今不知道那一天凌晨死了多少人？我们只知道军队动用了国际上明令禁止的达姆弹（这是一种秃头子弹，射入人体之后遇上阻力迅速减速，能量瞬间骤然释放，产生类似爆炸的效果，并在人体内继续翻转，能将中弹者五脏六腑捣得粉碎，俗称“开花弹”）。而他们枪口指向的对象，是一大群手无寸铁的骨肉同胞，他们年青、真诚，充满理想和对祖国未来的向往。

1989年过去之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枯萎的年代，每年都有成批异议人士被投入监狱或劳教队，被驱逐出境。我们被剥夺了聚会的权利，书刊、报纸、影视等媒体的审查制度变本加厉地密不透风。任何一篇文章或是一个镜头，想要和公众见面要经过无数机构拿着放大镜和电子计算机层层审查。有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文化部等等名目繁多的部门。尽管如此，每年仍有无数书刊被禁，报社被查封。这个年代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畸形的文化和畸形的生活方式，是谓之“枯萎的年代”，这空气令人窒息。

欧阳懿先生的《别样的中国》，正是记录了在这个枯萎年代，一群被他称用“别样”这个词来形容的人们。这些人中，有默默无闻的刘贤斌、许万平、张林先生，还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周志刚、浦勇、李才安、李作、鲁登川等先生，以及他们背后更加无人知晓的人们：他们的母亲、父亲、妻子、孩子……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所看到的其它一切，都或多或少打上了谎言的烙印。

这些人走上了被外界俗称为“民运”，国际上统称为“异议”的道路，他们这一生会因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变得荆棘丛生，苦难不断。即便有一天，民主投票的时代来临，他们也不可能在未来的民选社会里得到什么。未来社会更不会将他们的名字制成黄继光、刘胡兰之类的标本往后世孩子们的耳朵里灌。在民选的社会里，一切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将与现今存在质的不同。

民运并非一股政治力量，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人受过正式的高等教育，有人因为时代原因没有进入学校依靠自学，无论受过还是未曾受过正式高等教育，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明显高于社会各个阶层。一般意义上，将1979年西单民主墙的兴起视为中国民运的开端，也有人以为应该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开端。“民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反右扩大化年代，即便在最残酷的文革期间，所谓“民运分子”也从未销声匿迹过：其中著名的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

民运也非中国独有，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尤其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存在。优秀的民运代表有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米奇尼克、克罗地亚的图季曼。而越南有一个直属越共中央的“民运部”，与宣传、组织部门并列，专门为对付国内的民运力量而设立。在民运形成形成深远影响的国家中，极权势力崩溃之后，社会迅速摆脱动荡和贫困走向繁荣，今天的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达程度已经接近西欧水平。而在民运势单力薄的国家，情况则不容乐观。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国常年动荡，社会并未因极权势力的崩溃而得到明显好转。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中国49年之后色彩最为绚丽一个时代，但由于当权势力拒绝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时代依靠高压政策积累的数十年弊病没有得到真正治疗。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严重的社会弊病令共产党当局所制造的经济、政治双重危机大规模爆发，同时引发1989年大规模的民间抗争活动。

1989年之后，共产党当局在经济上做了一定的私有化改革，却在政治上采取强硬的消禁政策，试图挽回危机。但是如果在经济上不实行真正彻底的私有制，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上缺乏民主，那么中国社会必然走向苏联、东欧一样结局，然后听天由命。正因如此，一代一代的人们才不惜常年累月头破血流，向这个庞然大物一般共产党不停地说：不！

欧阳懿先生创作《别样的中国》，正是希望记录下这些说“不”的人和他们的亲人，留给历史和未来一个见证。也许您会觉得疑惑：为何在这篇序言中，没有对《别样的中国》做多少介绍？因为当您准备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阅读、感悟这些文字时，就再无须做任何事先或事后的介绍。当你用目光、手指和心灵去触摸那些文字，你也许还不知道，你所触摸的，正是那个已经流传了百年，至今仍停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少年中国

2006年2月22日
首发民主中国

 

2006年8月30日大早，妹妹、妹夫和我，匆匆购得香蜡、纸钱、鞭炮等物，向北驱车几十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盐亭县黑坪镇冯河乡的李家坪老家。盐亭属于贫瘠的丘陵地带，小时候爬坡下坎，经常往返这段路，一个单边就要耗大半天，所以觉得人生长得没有道理；而眼下，小车转瞬就偏离公路，进入田间地头的土路，再过一座小石桥，提早加档，冲上短而陡的烂泥坡，就直抵每个人迟早都得躺进去的坟墓旁。

妹夫连按喇叭，没人应，于是都下车。左边是新修的祖坟，占地面积宽，显得很有气势；右边却是老宅，一座上百年的四合院，已拆掉了大半，剩下的因年久失修，满目颓败。妹妹从缺口进到浅草凄凄的院坝，发觉堂屋短阶旁的石狮子还干净，就冲狮头落下屁股，高叫：桂英！桂英！桂英是我们的堂姐，在右耳房内陪我的老地主爷爷几十年，直到爷爷死了，房子也千疮百孔了，还住在里面。

一个白发婆婆从右厢房钻出来，我定睛一认，是德成家二妈。妹妹很亲切地打招呼。二妈说：桂英去绵阳了，她幺女生娃儿，要耽搁一段时间。我说：就你一个人守院子么？二妈说：还有鸡嘛，还有猪和狗嘛，还有你们家祖坟嘛。妹妹急忙道谢，并掏了100元人民币递上去。

我却不管不顾地掰开右耳房的铁门扣，一脚迈了进去。灶台、案板、水缸，还有通往猪圈的后门，跟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没挪地方。粮柜和楼梯也没挪地方，我顺梯子爬上阁楼，从前爷爷就住在上面。1967年，我9岁，在家破人亡中，随已当知青的哥哥大毛流窜至此。

晚上没睡处，爷爷就安排我跟他挤。老人家一身枯骨就不提了，可怕的是臭虫和跳蚤，整得我彻夜未眠。三更天还起床下楼，对着皎洁的月光，脱了汗衫举起来，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血点子。正在懊恼呢，爷爷像个鬼，荡过来将我拽回阁楼，点亮煤油灯，在焦黄的老蚊帐内捉拿臭虫。四只蚊帐角都埋伏着小指头粗的臭虫王，爷爷逮住他们，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还亲切地叫唤它们的名字，说啥子“臭老三，你咬我就可以了，莫咬我孙娃儿啰，他的肉嫩”……

瓦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柱子很密，我埋着腰，像丛林深处的野兽，在嗅着多年前在这儿留下的气味。我能听到自己寒毛炸开的噼啪响。我说：爷爷，老地主，孙儿我故地重游了。听说你在旧社会挺有能耐的，一年三百多天，大多数时候都光着脚板，种庄稼是一把远近闻名的好手。耕冬水田时，牛都累了，吐着白沫不走了，你还不累，还奔到前头去替牛拉犁。就这样，你前半生赌命，好不容易挣够了几十亩田地，还包括一个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却上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线，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地主。而在几年前，同样的乡亲们，也一致推举你为保长。幸好没作啥子孽，好歹保住了脑壳。

你的教师儿子生前有过非常残缺的讲述，你孙儿曾据此记载：

……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近30年前死于大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从床上滚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爷爷奶奶育有4儿4女，3个儿子死于非命，4个女儿均为文盲，一生都耗在大山沟里。只有我父亲远走他乡求学，成为李家坪唯一的旧时代大学生，却是新时代被改造来改造去的“臭老九”。

我和母亲都不喜欢爷爷。母亲说，爷爷的土和脏让她受不了，一年四季，眼屎、眼泪、清鼻涕从未断过。母亲还说，大饥荒的时候，爷爷就像只黄鼠狼，在山上窜来窜去地打洞，十天半月不归屋，见啥都往嘴巴里捞，从不管奶奶有没有吃食。所以把奶奶饿死了。

而爷爷这个老地主留给我最令人发指的印象就是吝啬。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写道：

老鼠和菜花蛇将房梁上的陈年腊肉啃得伤痕累累，却从不取下来喂人；核桃、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洗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快80岁了，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县城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竟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

爷爷死于1988年初，临走前我们全家都赶回这老宅，扶他起来，在祖坟前合影。老人家嗓门还挺大，冲我父亲吼着要吃糖。姐姐飞飞急忙把白糖口袋献上，他竟一把接一把抓起朝嘴里填。两斤多白糖吞完没一会儿，我们84岁的爷爷，窝囊一生的老地主就咽气，并躺进了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就打造完工的布满虫眼的棺材。

紧接着，我姐姐飞飞也因车祸逝于同年5月，仅37岁。

惋叹数声，我缩手缩脚地下楼，从岁月丛林返回院坝，见妹妹小飞正给妹夫王鲁介绍四合院的来历。她说：堂屋的左边，曾住着王三婆，爷爷的嫂嫂，苦大仇深的五保户，养了十几只猫，一到冬天，这些猫儿猫女就钻进被窝为她供暖。王三婆是爷爷的死对头，两个老人像两个门神，经常一边坐一个骂架，偶尔还发生抓扯，可三婆对我们却相当好，总把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来。王三婆的背后，是德泰一家，德泰是爸爸的堂弟兄，独眼龙，土改积极分子，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凶得很，负责监管爷爷那种四类分子。左厢房是李义大爸和开玉大妈，人很和善，爱卫生，爸爸每次回来，都住他们家。右厢房德成是我们二爸，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可现在呢，除了你刚才看见的二妈，这院里的上两辈人都死光了，桂英这辈人也死了大半，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笑问：他们都是土改那年搬进来的贫雇农啊，如今在哪儿呢？小飞指着瓦顶高处笑答：都在坡坡上埋着嘛。王鲁催促说：莫耽搁时间了，快去上坟吧。

10米之外就是刚竣工的新墓，条石围了齐人高的一圈，犹如阴阳之间的隔墙，墙里安息着我们的曾祖父李春城、祖父李树凡、祖母李刘氏、父亲李德奎和姐姐廖飞飞。与众不同的是，墓前立了新旧两块碑，旧碑是父亲生前重修祖坟时造的；新碑却为父亲单立，上面刻着盐亭县中学致一位普通教师的悼文。

按古老的礼仪，我上香、作揖、烧纸钱。小飞比我虔诚，还跪下磕了头。可不知为啥，我暗自感到忐忑不安。这墓修得太阔气了，包括石梯、堡坎、墓前空地及墓体墓碑，占地十来平方米，比父亲他老人家生前任何时期的卧室都大；而在文革结束前，我们全家6口，也就十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况且，与旁边老宅的新旧对照也过于强烈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大毛和小飞都是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办的，三兄妹比起来，我大约对死后的事最淡漠。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在盐亭县境的教育界很有影响，可我这个儿子，几乎没听他讲过课，更丢脸的是，作为鼎鼎大名的教书匠的后代，我连考4次大学都落榜，第5次免试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还被开除。所以，父亲自小就缺乏对我的信任感，与二毛的交流远远不及与飞飞、大毛多，哪怕我成了所谓的诗人，他还是担心、失望超过信任。直到有一天，我坐牢去了，父亲彻夜未眠，据说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从此养成偷听敌台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在敌台里，突然听到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刘宾雁正专题评论他儿子的作品，并称他儿子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才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那天回家，瞅见父亲居然捧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边读边拿笔在划杠杠，跟批改作业差不多。

由于政治运动，我的家庭多次四分五裂，我几岁就因文革失学，当上流浪儿。我的文化基础是高小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大毛打下的，所以读初中了，还不会打标点符号。我习作文，省略号要点两三排，老师质问，我回答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没写。而父亲呢，那个老资格的语文教师呢，好像从没审阅过我无边无际的省略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学生，哪怕下放到穷山沟底的柏梓中学，在我家打转的学生也永远最多。四面墙壁，一面靠窗，半面摞书，其它就顶天立地叠放着箱子和口袋。都是农村孩子，从几十上百里过来住校上学，粮食搁在集体宿舍不放心，就存放在我家了。早中晚3餐，几十个学生要进出6次，因为是各自将包谷碴、红苕等粗粮（也有少数学生掺入少许白米）放进各自的钵里，再拿到学生食堂去掺水蒸，所以我家就成了大伙的储藏室兼饭厅，除了钻入蚊帐，缩进被窝，不存在丝毫的私人空间。由于一切都透明化，我曾一度不明白我们四子妹是咋个生下来的。唉，如此舍己为人的臭老九，却应验了杂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盐亭为中国培养了好些中高级官僚、商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汗马功劳。事隔多年我才体会到，父亲的教育基点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孔夫子也没有私生活，稍微有点出轨的想法，马上就受到弟子的非议和质问。难怪，有文艺天赋的母亲经常大叫“日子没法过”。母亲说：我跟你爸爸，就像电影和川戏，资本家和土地主，搞不拢。

退休之后，父亲来成都，替大毛守了十几年的牙科诊所。刚好我出狱离婚，光棍一条返乡，白吃老人家好几年的饭，还穷凶极恶，嫌饭菜不好吃，惹得老人家时常拍案而起，全忘记了当年对学生的那份耐烦。直到2001年底，沉疴不起，换了五、六家医院，终于确诊为晚期肺癌。

劳改犯的身板硬扎，我自然充当起贴身护理，背、扶、洗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到底切身体会到无用儿子的有用之处，我则首次目睹并搓揉父亲的裸体，他本能地遮遮掩掩，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了。父亲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11楼，也就是癌症楼。出了电梯是走廊，在那一头，是梅花形状的病区，每朵花瓣都是病室，躺着两到三个等死的人。父亲拖了大半年，算久了。

开头还有大把时间留给我们父子俩，父亲说了几次：二毛，我给你讲讲老家，讲讲我和你妈的经历吧。我却说：不急，等几天嘛。或者说：刚打完吊针，休息一会儿。或者又说：再休息一会儿。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一生快划句号了，我除了教书，别无所能，因此我的墓碑就刻“盐亭中学教师李德奎”几个字足够。

我急忙说：爸，你想那儿去了。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料才过20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呼吸道，父亲的喘息一阵紧似一阵，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瞪我，还抓住我的手，可当我会意地埋头，将耳朵凑拢他的嘴边，却只有含混的卜卜声。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全面了解自己父亲及家族的机会！而我竟是一个靠文字，靠倾听，靠挖掘他人经历讨生活的家伙！父亲活了80岁，去世这年我44岁，可父子俩私下交谈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两天，一天，或者大半天？特别是目前，我正在拚力还原土地改革的真相，而父亲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啊。

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天的苟延残喘。每时每刻，那些价格奇贵却毫无用处的化疗药物都伴随着父亲，吊针要打十几个钟头，手背肿了，插不进针了，就改手臂；手臂不行，就改大腿；大腿再不行，就改脚背。父亲终于减肥了，硬梆梆的大肚子瘪了下去，可查房的女主任说：要输脂肪乳加强营养，支持化疗。还没等家属反应过来，一日两大瓶黏液又挂上床尾了。

穿白大褂的屠夫呀，哪怕是大象也会让你们折腾完蛋！没过几天，脂肪乳也输不进去了，护士连扎七、八下，针头都弹了回来，她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女主任。两人又在病房里瞎搞了半天，针头终于进去。可吊瓶里的液体却进不去，不但进不去，还倒灌，胶皮管刹那就变红了。

我实在怒不可遏，一把扯掉管子，屋里屋外地叫骂开了。可连喊痛都没力气的父亲还冲我摇头，还在为人师表。门外，死者一个接一个，每当太平车从电梯出头，吱吱的穿过走廊，深入到梅花病区的某一瓣时，我都立即关门。特别是夜半，家属猝然爆发的哭泣像无数钢针，不，像比钢针更尖更细的看不见的指甲，深深抠入每个人的皮肤、内脏和记忆。

我真想将父亲的耳朵堵上。

我真想将父亲所有的感觉器官堵上。

如果手里有中止世间痛苦的毒酒，我愿意亲自给父亲灌下。

但是，喘息、呻吟、哭叫、歇斯底里与麻木还得继续，地球的转动还得继续。

楼外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路灯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由近而远地涌往夜幕后的天国。天国中央的神啊，你可知晓，我们隔壁病房的中年人已于昨日黄昏到你那儿去了。他不堪癌细胞和高价无效治疗的双重折磨，就腾空而起，走了捷径——他从11楼俯冲到底，嘭的摔成一块浆汁四溅的肉饼。不同楼层的脑袋三三两两地探出去，还以为是楼顶的花盆掉下去了呢。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停止呼吸。一个年轻医生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下胸搏击，算是抢救过了。此前约1个小时，主治医生查房，用小电筒射了病人的瞳孔，还指着我问：他是谁？父亲似乎微笑了一下，伸出两根指头。见医生不解其意，我就说：我是二毛，爸爸还没糊涂。

他一生中极少糊涂。约5个小时前，门外有人哭，刚打完杜冷丁的他还示意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3个下岗的兄妹，因缺钱而抱头痛哭。他们为了延缓绝症父亲的死期，花光了全部10来万的积蓄，再也交不出后续费用了。可毙命在即的父亲还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想活——即使一天半天，即使不成人样，也想活。可多活一天半天，需要大把钞票啊。

父亲，你操心太多，管闲事太多了，世道却没有因为你而好一点或坏一点。安息吧，永远退休吧，让良心经常被狗吃掉的儿子我，为你抹下眼皮，为你顶上假牙——你在阳间继承了老地主的香火，艰苦朴素，老吃剩饭剩菜，散发着馊味的东西也舍不得倒，但愿你在阴间提高生活质量，多尝点好东西。

转眼快4年了，小飞埋怨说，二毛你还发啥子呆？赶快烧纸嘛。爸和姐跟前多烧点，爷爷、奶奶、祖祖全要烧到，莫偏心眼，弄得他们在阴间呕气哈。

我点头称是，将纸钱烧得热火朝天。大个子王鲁牵着十几米长的鞭炮，在墓前空地摆了个蟒蛇阵。坡上田间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往这儿赶来。我却在继续想，姐姐那么善良，为什么死在父亲的前头？老天或上帝真是公平的吗？

寻思不出答案。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姐姐与他最亲，命运却跟他最像。

还记得姐姐十几岁参加工作，去深山老林的平武县伐木厂，因出众的美丽，数次出演样板戏的主角。她曾与一位解放军连长倾心相爱，却由于出生地主家庭，政审不合格而告终。后来的丈夫与她各方面都不般配，可时代弄人，只好听天由命地过下去。

她的两个女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父亲总觉得欠了姐姐的。特别是她死后，骨灰一直无法入土。父亲说：父女俩一道走更合适。

鞭炮炸响了，小飞捂着耳朵跳到一旁。父亲、姐姐，你们此刻还在遗憾吗？

蓦然，《梵高传》里的结尾句子蹦出我的脑海，那也是梵高和他的知音弟弟泰奥合葬时的碑文——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首发民主中国

 

铁凝女士曾写过一部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根据小说改遍的电影《红衣少女》曾走红一时，小说塑造了一个卓尔不群的反叛型少女形象，给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不过，作家本人的性格与作品人物安然显然大相径庭，虽已年近半百，铁凝女士让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无脑乖乖女的形象。这种印象除了多年来对其作品的阅读之外，也来自《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对中国作协新当选主席铁凝的采访。在这篇访谈中，铁凝女士以对政治的狭隘理解来取悦权力，以争取作家生活待遇的帮派老大立场来取悦作家，以贵为作协主席而不放弃写作的表态来取悦读者（一个作家协会的主席坚持写作不应是其本分吗？），可以说是八面玲珑，当然，对一位优雅的女士来说，八面玲珑不算什么特别难以令人忍受的缺点，可是，身处中国文化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女士以“一个大国养不起最优秀的作家是悲哀”的说法，为国家的作家供养体制辩护，不能不说是真正的悲哀。

隶属于中国文联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传承自苏联文化体制的产物，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在这种体制之下，不仅难以产生优秀的作品，甚至原本优秀的作家也会因为这种体制的存在而失去创作的能力，老舍、巴金、冰心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而目前创作比较活跃的中国作协会员，相当一部分已不再依赖国家供养，比如先锋派作家格非，其安身立命的职位是大学教授，新写实作家刘震云，其工作单位是一家报社。更重要的是，市场已经为作家提供了真正的供养，象苏童、余华、郑渊洁等人，他们主要的经济收入已不是所属单位提供的工资和福利。

当然，一些具有创作能力的作家至今仍程度不同地依靠作协体制供养，铁凝女士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国家为他们多花一点钱，并且为他们提供医疗、孩子入学等方面的便利。“我觉得这是国家应该做的，国家不应该放弃这个。”在当选作协主席后的第一篇公开采访中，铁凝仿佛在扮演作家协会后勤部长的角色，而忘记了她真正应该为中国作协或者说中国作家承担的责任。

目前的中国作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从邬书林先生的禁书事件我们足可以找到答案。自由，创作上的精神自由，或者，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说真话”的自由。几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权力的压制，作家越来越丧失说真话的能力和勇气，久而久之，他们与民众和市场的需要脱节，就象一群被圈养在动物园的动物，失去了在荒原上觅食的能力，最终被读者所抛弃，身为作协主席，铁凝女士首先应该为作家自由写作的环境而呼吁，首先应该鼓励作家们面向读者面向市场真实地言说，而不是可怜巴巴地向旧体制哀求一点蝇头小利。

要知道，供养，圈养或者说包养从来不是无条件的施舍。它要求作家远离市场和读者，既不为读者写作，也不为市场写作，却习惯于歌功颂德，只为领导写作（间或以逃避现实的态度，向历史的故纸堆或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寻找精神寄托），因此，中国作家无须为政府发放的一点养命钱而感激涕零，那点工资和福利不过是一种封口费，是以强迫作家远离市场母体为代价的，它是对作家被迫“不说真话”的一种补偿。

如果要在政府供养而无言论自由和放开言论自由让作家自己找食之间作一选择，我相信，绝大多数有才华的作家会选择后者。也就是说，无论事从前卫写作或传统写作，市场条件下的语言大国根本不会发生养不起作家的事情，但这种“养”靠的不是政府，而是社会。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如果真想把中国作家们养肥，根本就没必要为作家的待遇呼吁，而应为自由的创作环境呼吁。

事实上，目前的中国作协体制和整个中国的文学写作都面临巨大而紧迫挑战，信息化时代的阅读需求，催生了新的写作群体和传播方式，僵化的作协体制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作协集团越来越无力为社会提供优秀产品，正被市场边缘化，而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越来越不情愿并且逐渐无力为作家提供偷懒的免费午餐，即使贵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铁凝女士恐怕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因此，与其抱持昨日的荣耀而悲号，不如带领作家们闯出一条以自由写作通向市场的金光大道。

对中国作协的作家们来说，继续向政府乞食就象是抓住一个被包养的二奶身份不放，而不敢走出这畸形组合，自由地与市场发生爱情。当铁凝主席呼唤作家继续被包养的时候，她没有看到，包养人实际上正逐渐失去对这些作家的包养兴趣：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作家的包养并不能杜绝异议声音的传播，“封口费”不可能发给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另一方面，文学写作失去万众瞩目的光环后，权力的兴趣早已转移，作家既不能担负社会“稳定”的职责，也不能为GDP做出贡献，包养者早已移情别恋。

在这种尴尬处境之下，由于身为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鼠目寸光的努力方向，许多作家将失去在青春时期追求爱情的最后机会，而继续安于被包养的身份。等到某一天包养者对她们彻底失去兴趣，或者说无力继续包养下去的时候，一群半老徐娘又将何处哭诉她们的委屈？在中国作协前任主席巴金去世之后，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全国性作家组织的主席职位竟然一直空缺，如果包养者十分乐意把这种包养进行下去的话，恐怕不会让如此怠慢的事情发生。

更重要的是，这种包养会使被包养者失去对爱情的感觉，也就是说，使作家脱离了他脚下的大地。著名作家胡发云在小说《如焉@sars.come》中借斯卫之口说出了一代被包养的苏联作家的命运：“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被包养的命运之悲惨，莫过于包养合同被迫终结后，因长期的包养使作家们丧失爱的能力和被爱的资格，只剩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切。在市场化被日益深入的今天，被包养的最终命运，难道不就是这样一种结局吗？沈阳作家洪峰以行乞的行为艺术方式对作协包养体制予以嘲弄之后，毅然退出中国作协，就是对这种结局的一种敏锐预见。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作家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良知，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要动用全部的个人才华、人生的体味与感悟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怜悯与同情，当他写出有价值的文字，社会将给他应得的回报，但社会对作家群体的回报，不应该包括住什么房子、孩子上什么学校这样的承诺。国家当然应该负责建立起的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但它的援助对象绝不只是史铁生这种身患残疾的作家，而应作为一种全民福祉。国家可以帮助史铁生解决生活困难，但必须基于史铁生的公民而非作家身份，否则，既是作家的悲哀，也是作家的耻辱。若作协动用其游说能力对某些作家予以特殊照顾，则剥夺了其他公民获取公平对待的权利，因此，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铁凝女士，应为中国全体公民，而不是小小作家圈子的医疗和社会保障而努力。

当然，纯文学创作承载着一个民族语言和心灵史的延续，如同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一样，国家和社会对纯文学创作应予必要的经济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对一群拥有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的作家给以直接关照，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说到底关系整个社会的需要，因此，铁凝主席完全可以动用她的身份优势，尝试建立中国的文学创作基金援助模式，其资金来源除官方不附加条件的资助外，也应包括社会和海外的捐助。

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写作将给作家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挑战与丰富，而自由的言说和出版机制是市场化写作的保障。言论自由对于作家的必要，正如水之于游鱼。但在铁凝的谈话中，我们听不到一点对自由的呼吁；在最近的邬书林禁书事件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协会员的声音，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方向性错误。这是中国作协及其会员整体的沉沦，我们很难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会从这样的体制下诞生。

早在当选中国作协之前的2002年，铁凝女士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因此，在全国作协会议选举主席的时候，实际上已没有悬念，我们明白这点，铁凝女士也明白这点，也就是说，铁凝女士早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的当代生存与使命，但通过这样一次谈话，我们看到铁凝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战略构想：“新一届的领导机构刚成立，工作还没有交接，我已经回到庄里（指石家庄）了，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地为今后的工作目标思考”。这样文不对题而又消极懈怠地应付主席职务，实在令人怀疑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组织是否会终结在铁凝任内，虽然体制的限制不是她个人能够轻易突破，但作为新任主席，表现得如此缺少智慧和担当的勇气，令人不禁发问：铁凝是否要成为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二位作为“植物人”存在的主席呢？

从铁凝主席的访谈来看，要求那些早已习惯于被包养的作家们走出畸形的束缚而投身于独立和自由的言说，舍畸恋而追求酣畅淋漓的真实爱情，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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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与台湾关系如何，本来与我个人没多大切身的利害关系。可是每看到大陆方面粗恶的、毫无智慧的措辞，我就止不住动笔的冲动。下面是3月5日台办负责人的谈话，《新华社发》的消息，方括号“[]”里的部分是我的评点。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就陈水扁抛出[为什么要用“抛出”一词呢？想让它动感强一些？]“台独”分裂主张发表谈话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5日就陈水扁抛出[建议今后避免使用这个词]“台独”分裂主张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3月4日，陈水扁在一个“台独”组织的聚会上，公然[传统的中国政治是投偷偷摸摸，所以在中文里“公然”成为一个贬义词。

政治主张本来就应该是“公然”的。“公然”不丢人。“公然”是个褒义词。建议今后避免用作贬义。]抛出[已经是第三次使用此词。这个新华社记者该开除了，用词极其乏味、单调。]“四要一没有”主张，声称[用“主张”怎么样？]“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这是陈水扁赤裸裸[阿扁在这次聚会上是光屁股吗？]鼓吹[他是敲着鼓、吹着笛子喇叭笙发言的吗？不然怎么叫“鼓吹”？]“台独”、在“台独”分裂道路上又迈出的危险一步[台湾从解严到现在，已经“危险”好几步了，每次都是北京说“危险”。在你们眼里，台湾究竟怎么样才不“危险”呢？让老蒋还阳，继续戒严，才不“危险”是吗？].这也再次表明，陈水扁是一个毫无诚信[阿扁尽管想耍赖，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可到底还是脱不了中国人的皮。凡中国政客都是骗子流氓，大陆尤甚。]的“台独”政客，他已经用“四要一没有”取代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北京政惩对人民的承诺，变更得比阿扁还要快些。].

我们多次指出，陈水扁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分裂国家将严重危害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前事态表明，陈水扁出于一己之私[真的是陈水扁的“一己之私”？

要说一己之私，我想他最想搞总统三宫六院72妃。]故伎重演[阿扁前世是“伎乐天”吗？技痒了？]，变本加厉地鼓吹[又一个“鼓吹”，乏味得紧，象个瘪三儿。]“台独”分裂主张，其目的是要进一步鼓动[“鼓动”就是用鼓去动员。是这样的吗？]通过所谓“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蓄意挑衅祖国大陆[他一挑衅你就跳？他想做荡妇，你就马上当淫棍。他一摆尾，你就止不住想上。你们真是绝配呀。]，制造两岸关系紧张，并以此转移焦点，摆脱困境。陈水扁不惜牺牲台湾同胞的利益[惜不惜台湾同胞的利益，让台湾同胞自己去公决，你别先代替。人家没嘴了，要你代替？]，不计后果[他“不计后果”，你就把后果制造出来！无论什么产品，只要他敢下订单，你就敢生产？他要你把2，300万台湾人都杀了，你就敢杀得一个不剩？

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你是他孙子啊？他“不计后果”，你“计”就行了。]地发表上述言论，必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这个数字还不够大。中国还有几百亿头牲畜呢，它们也都反对“台独”。]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其图谋[“图谋”与前面的“公然”矛盾。“图谋”就不会“公然”，“公然”就不是“图谋”。]绝对不会得逞[那也就是一种政见罢了，什么得逞不得逞的！俗透了，一肚子阴谋诡计的逻辑。].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且不说几百枚导弹，就你们这粗恶的用词，哪有半点“诚意”？更别说什么“最大”了。]、尽最大的努力[你们的“努力”与实际效果总是南辕北辙。努力越大，与愿望越远。笨死你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是绝不会容忍“台独”[他提出个“台独”口号，你就扔过去中程导弹，这就是所谓的“不会容忍”吗？口号就是一口气。你炸不坏他那一口气，可是你却会炸死台湾人。实际上你们不会这样鲁莽，不会这么冒失，可为什么要做出这么鲁莽、冒失的姿态呢？想吓唬人吗？别用吓唬人的方式待人，要尊重人家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将密切关注[你不“密切关注”还好点儿！你们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态发展，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以和平方式分裂，你以战争方式对应，你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和平罪。反和平罪属于战争罪。当心做米洛舍维奇。].

国标赘语：外交辞令，古称“行人之辞”，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就已十分发达。您瞧台办这篇外交辞令，一丝一毫文明成分都没有。数典忘祖的东西！文辞差极了，不肖子孙，建议将此负责人开除出国台办，由焦国标代替。

（2007年3月5日柏林）

民主论坛

 

两会刚刚召开，中共政协委员、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就大出风头，声称将提出议案，要求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喻权域是著名左王之一，也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历任新华总社《半月谈》杂志主编、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中央外宣办秘书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他在新老左派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接邓力群、胡乔木等老左，下连杨帆、左大培、韩德强等新左。这些左派最顺手的武器是两大”政治正确”：一是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爱国主义”。他们对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攻击，交替使用这两个”政治正确”。新老左派发动过对”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也发动过对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诅咒式声讨。

喻权域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来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特别擅于利用两会的机会制造新闻点，发表极端言论和提案。比如，2006年两会期间，他提出两项提案，宗旨都是竭力捍卫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2004年两会，他针对修宪中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提出：在社会主义中国，私有财产入宪是极为荒谬的。他认为，主张”私有财产神圣”的人，要么是知识浅溥又喜欢出风头的人，要么是用心险恶的人；2005年两会前，他应邀去北京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纵横谈的沙龙活动并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列举了今日中国诸多众所周知的弊端（如”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流失”等）后，不是抨击造成这些弊端的制度性根源及跛足改革政策，而是以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为武器把改革定性为”造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

也许，他反对私有化的提案，与中共现政权的口径不合，并未引起多大反响。所以，喻权域在今年两会上转变了方向，暂时放下”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拿起”爱国主义”的大棒，准备向人大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的议案。他对香港《文汇报》记者宣称：内地报章现在汉奸言论充斥，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要专项立法，对那些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华翻案，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论者、乃至媒体负责人要以法律手段惩办。他将建议对汉奸罪进行如下惩处：凡为1840年（首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华侵略行为辩护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凡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外国对华侵略行为辩护者，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刊载汉奸言论的报章负责人要负连带责任，亦要处3年以下监禁。不过，若一周内刊登批判文章或道歉启事者，可免予刑事处分。对于该法是否影响言论和新闻自由，他表示，宪法虽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不能损害公众利益。

喻权域的提案，无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都是公然为文字狱张目，堪称左派们迄今为止发表的最野蛮、最荒谬、最疯狂的言论。

首先，俞曾任官办的中国人权协会副会长，不会不知道言论自由乃载入各类权威性国际文献的普世人权之一，也不会不知道中共宪法也明列了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更不会不知道2004年修宪时已经把”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写进了宪法。然而，知道归知道，仇恨归仇恨。仇恨孕育野蛮，野蛮宣泄仇恨，特别是政治仇恨更为可怕，一旦发作，就会泯灭最基本的是非善恶而走向肆意而为的野蛮。正是这位老左对自由派的刻骨仇恨，才会让他在中共高官也要大作言论自由秀的今天，提出如此野蛮的议案。因为，鉴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遭到独裁史学的长期隐瞒、篡改和歪曲，改革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自发的”新史学运动”，旨在将被独裁史学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在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新史学运动”中，取得重要学术成果且影响日隆的学者，大都是自由主义知识人。如，袁伟时先生、高华先生、沈志华先生、杨奎松先生、雷颐先生等人。

其次，喻权域提案的主要理由极为荒唐：”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如果这也可以作为立法惩治言论的理由，那么这项立法最该针对的对象，绝非自由派知识人而是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学者。众所周知，中共掌权以来，极尽歪曲历史之能事，中国每个阶段的历史都被按照中共政权及党魁的意志改写过，特别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历史，更被中共的御用史学家篡改得面目全非。要说对歪曲历史的学者和媒体进行立法治罪，那么，最该受到惩罚的是官方的御用史学家及其媒体。如果为日本侵略者辩护的汉奸言论可以治罪20年，那么在中日战争问题上，首先应该被治罪20年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喻权域们最为崇拜的毛泽东。1949年后，毛泽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日本人发表最汉奸言论，仅载入《毛泽东外交文选》汉奸言论就有三次：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就说过感谢日本皇军的话：”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时又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再一次道出了心里话：要感谢日本人救了中共。没有抗日战争，中共很难那么快就夺去全国政权。（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最后，喻权域的提案只能冠以”疯狂”二字。他公然宣扬”因言治罪”，而且针对的还是学者和媒体，如此公然与言论自由为敌的立法提案，即便在一向与言论自由为敌的中共掌权史也从未有过。如果喻权域的提案被人大采纳并进入立法程序，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恶劣的立法，而且是中共建政以来最疯狂的立法。尽管，中共掌权以来，从未停止过制造文字狱，特别是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简直就是遍地文字狱；改革开放以来，文字狱有所减少，但从未停止，以至于，今日中国仍然是文字狱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在中国曾经颁布过的文字狱法律中，阶级斗争时代刑法中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1997年被修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中共政权还没有疯狂到直接用”惩治XXX言论法”来为自己制造”文字狱”的恶行进行命名的程度；即便六四以来的中共政权为了修补自身的道义合法性和转移国内矛盾而不遗余力地煽动狭隘的爱国主义，甚至还愚蠢地针对台湾制定了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但它也不可能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制定惩治卖国言论或汉奸言论的法律。

在中外历史上，凡是和平时期鼓吹爱国主义的人，大都要走向癫狂。当年，希特勒制造的民族主义狂热，让德国人失去了起码的理性甚至人性，从而使种族灭绝和镇压异己合法化。这种公众狂热，不仅能够制造出希特勒救世神话，也能够制造出杀人民族的合法化神话；不仅能够让大众迷狂，也能让大哲人大法官丧失判断力。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竭力追随希特勒，在大学里宣扬纳粹主义，变成了”坐在讲堂上德希特勒”； 上万名德国法官在最高法院门前高举手行纳粹礼、高喊”嗨，希特勒！”正是这些效忠于纳粹主义的法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维，经过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制定出一系列恶法。于是，践踏人权和种族迫害的行为，就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得以合法化了。

没想到，在言论自由越来越变成全球共识的今日世界，也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老左喻权域居然还要学习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将封杀汉奸言论的爱国意志变成法律，也就等于在爱国主义旗号的庇护下把扼死言论自由的言行合法化。

左派的偏执和爱国的狭隘，导致了喻权域对言论自由和自由主义知识人的仇恨，仇恨使之疯狂，使之丧失了起码理智，走向丧心病狂！

所以，《惩治汉奸言论法》的新闻一出，就遭到绝大多数网友的抨击，有网友甚至跟贴说：”我举报，喻权域本人正是潜伏在中国的最可怕的汉奸！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因言获罪的国家，而且，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几乎就是这样的国家，现在，喻权域却在这种场合公然提出要恢复因言获罪的提案，显然是要借此机会故意把我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抹黑，其用心何其毒也！显然，喻权域先生极有可能是帝国主义专门派到中国来，专门以丑化我爱国人士形象、丑化我社科院形象、丑化我政协形象、丑化我政府形象的卧底，这种人，是最可怕的大汉奸。现在，喻权域已在公开场合暴露出了其丑恶嘴脸和邪恶用心，正因乘此机会把丫抓起来，以汉奸罪论处！”（http://comment.news.163.com/biz2_bbs/38QCBBTP000127FF.html）

网民的激愤之言，我能理解。但如果喻权域的疯狂主张仅仅停留在言论上，他说出这些主张的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就当那是患上”病态爱国综合症”的胡言乱语好了。

2007年3月5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7年3月5日）

 

库尔特×雪尔克（Kurt Schork 1947-2000）是美国的一位报道战地新闻的记者，他于2000年为路透社在非洲狮子山进行战地采访时，遭到军事袭击，以身殉职。为了纪念雪尔克，并奖励特别有勇气的新闻记者, 库尔特×雪尔克纪念基金会很快成立， 并且开始运作。库尔特×雪尔克纪念奖从2002年开始，每年两个名额，分别将5000美元颁发给在报道国际重大事件的自由业记者（Freelance News Reporter）或是发展中国家的记者(Local Reporter)，他们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表现了特殊勇气。

 

这些报道可以焦距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针对有关社会冲突、人权问题、边界争议等多元的问题。评审委员会由5名国际裁判组成，评审的标准是该报道的写作具有符合国际新闻专业的高水准，必须能证明该报道的背景调查难度大，作者承担了一定风险，表现了勇气和诚信。

这个奖项是由雪尔克纪念基金会和路透社共同赞助，由伦敦的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负责主持。

 

申请期限：2007年6月15日截止。

如何申请：申请人可以用电子邮件寄送或邮递方式寄送，若采邮递方式，每份资料必须寄6份。请将下列资料准备好：

1． 填好的申请表格， 自由业记者可在此下载：

http://iwpr.net/docs/KS2006_freelance_entry_form.pdf；

本地记者可在此下载表格：http://iwpr.net/docs/KS2006_local_entry_form.pdf

2．文章的原文（3篇为限），加上英文翻译。文章必须是2006年3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之间发表的。

3．本人简历，其中包括受教育和受记者专业训练的时间。

4．关于所提交文章的写作背景。

5．刊登这几篇文章的报纸或杂志的编辑，以报社正式信纸写的有亲笔签字证明，支持该名记者提名参选雪尔克纪念奖，以及确认该记者在报社发表过文章。

6．申请人照片一张（不接受复印）。

 

寄到何处：可以电子邮递或一般邮寄方式

[email protected]

The Kurt Schork Award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c/o Alan Davis

Institute for War& Peace Reporting

48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 1X 8LT

UK

 

*这个奖项2002年颁发给大陆财经杂志的一位女性记者（Huawei Ling）, 她报道了中国的金融问题。2004年5位财经杂志的记者群因报道SARS再度问鼎该奖。欲申请者，请参考该奖的网页，了解更多的获奖者的背景和原因。http://www.ksmfund.org/submission.html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权益秘书廖天琪3/3/2007D¤Qù

 

每到三月，都是中共的”敏感月”，似乎在整个中国的空气中，都飘浮着永远赶不尽的”党和政府的麻烦”。于是，那些疲于奔命的警察们，不怕麻烦地去收拾一些潜在的麻烦；那些宣传、出版、新闻和网络管理部门的公开和秘密警察们，也在不怕麻烦地去收拾一些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麻烦；那些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官员们似乎也坐卧不安，似乎党内、国家内、政府内、人大政协内也有一些潜在的麻烦，整个中国似乎都被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麻烦包围着——似乎中国麻烦大了。

敏感人士的门口站岗，行动被掌控，次敏感人士的电话被监听，就连一般的维权者也开始觉得空气里有不安的气氛，到底是他们给国家惹了麻烦，还是政府官员和警察们借国家安全的名义给维权者添了麻烦……一个国家，有点不同声音不是挺正常的嘛，一点声音都不让发，或许积累下去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而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了。

国家有点麻烦很好，只是国家不能靠警察和各种监控者来试图消灭麻烦，如果他们试图去消灭麻烦，只能说麻烦越来越多，而不是减少麻烦。

怎么减少麻烦呢？就是让维权者自己通过法律维权，让法律自己为广大民众做主，让政府的首长受到选票的监督，让人民的嘴巴自由表达……可是，我们目前的中国这些正常的行动，都成了执政党的麻烦，正常的反而不正常了，不麻烦的反而成为麻烦了，所以这个国家都在时刻为了防止麻烦，就不断制造一些麻烦，他们在麻烦中构建”和谐社会”，在麻烦中走向”稳定”，在麻烦中麻醉民众，愚弄视听，禁书禁言禁网络，似乎在寻找永远的不麻烦……

由于党不喜欢人民，所以就日夜担心人民会制造麻烦，可是他们自己制造的麻烦，却他们非常喜欢——专制、一言堂、建立既得利益集团……

不过，中共最不喜欢的麻烦就是自由表达，防火防盗更防记者……最近几天，一年一度的”两会”又要在北京开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在北京扎堆了，包括记者也去了很多，但多数都是受宣传部控制的党报、党台、党网、党刊的记者——个别是不受宣传部控制的外国记者。党的新华社2月27日报道，3月5和和3月3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其新闻中心已正式启动，中心工作人员开始接待和安排中外记者采访会议。目前已有近2000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两会。每次两会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党的记者们都会问党喜欢的问题，不能有任何涉及麻烦地问题，就连中央电视台”作秀小王”王小丫也屁颠屁颠地表示要替老百姓关注”两会”，所谓替老百姓传递民生话题，可惜她只会拍党马屁的记者，怎么能够向党说实话，向人民说真话呢？我看到，真相只能被隐藏在内幕，或者被曝露的真相只能在外国的新闻媒体上传播。在党控制下的新闻单位，连蒋彦永先生的名字都不能提，就连温家宝本人也没有公开提过蒋彦永、鲍彤、丁子霖、高耀杰等名流的名字，更别提”六四”了。

曾经作为中央级新闻单位记者的我，本来有一次参加”两会”采访的机会，当时我也想借此可以见到一些人大代表，征求一下他们对中国是否应该加快新闻立法进程——保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惜像我这样关心国家民主民生并提出了一部《新闻法》建议草案的人却被阻止参加”两会”采访，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2005年1月底，采访”两会”的记者正在报名，按照我所在的《中国海洋报》这样的中央级行业报，只能有两名采访”两会”的记者名额，一名跑人大、一名跑政协，平均分配。当时报社负责人和新闻部内定由当时的报社新闻部副主任兼浙江记者站站长的我参加，我也正在准备，准备春节已过就进入状态。

可是，当时正赶上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刚刚去世，我和北京的朋友准备去悼念，我先后去了两次赵家所在的北京灯市口富强胡同，只有一次得以进入赵府向紫阳先生三鞠躬。后来  ，我也和北京的朋友商议好，准备到八宝山向紫阳先生的遗体告别。由于像紫阳先生遗体告别，是国家敏感人物的敏感大事，他本人又是党的麻烦人物，所以不能让人随便去，政府生怕出乱子，所以去悼念的人，还需要登记身份证，获准后才能进去。于是我们分别报名，但获得准许的人很少，以至于当天等候在八宝山门外有作家、记者和外国记者、上访维权人士等等不能进去，当然还有更多的警察把守。很幸运，我终于得以进去，虽然我当时还是在职的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拿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但遗憾的是到里面不准拍照，甚至私下讲话、交流都很少，我只是进去向紫阳先生三鞠躬，并与赵家后人男女老少一一握手后就匆匆出来了，然后就通过网络把当天的见闻作为新闻报道发到了有关媒体，当然也就暴露了自己的官方中国海洋报记者身份。随后，中国海洋报社取消了我2005年3月采访”两会”的资格，使我失去直接接触两会代表、委员并对话的机会。有一次，中国海洋报某负责人偶尔在电话中向我透露，正是有关部门背后”秘密下令”，我就被取消了前面已定好的”两会”采访。至今，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下的令，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是那些公开或秘密的国安、国保警察？

敏感时期，想说话的人不能说话，只能暂时沉默，或者改而一味说好。至于一些”乱说话”的人，则是给予打击：你还敢乱说话吗？

2007年2月12日、2月13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刊登专稿剖析山东的”李海明事件”，正好见证了说真话、说实话、批评政府的言论不受权力部门欢迎，并给予打击报复的恶劣事件。山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一名工作18年的职工李海明，在他38岁这年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2006年10月以来，他不仅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7天，而且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开除了党籍。原本是正科级干部的他，被撤销了行政职务和级别，调配到一个下属单位当门卫。工资则从每月2000多元降到了275元。导致这个后果是只是他在网上发表那几篇文章，就是发表言论惹的祸。第一篇网络文章是他在2005年12月16日用”17951″的网名发表的真实言论：”太多的形式主义，填那些谁也不信的ABC卡，浪费了多少纸张和精力，统一服装有那个必要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多给工人发些工资，工人自然拥护你，工人自信心强了，集体荣誉感提高了，不是比做什么都能提高企业形象吗？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把工人与干部的工资距离拉得那么大合适吗？””不要害怕与群众接触，群众才是支撑集团公司这座大厦的基石，人为地拉那么远的距离有什么意义？准军事化管理有必要吗？敬礼，报告，把个矿区搞得不伦不类……”文章中不乏这样尖锐但有力的语句，如”……拉大旗做虎皮，欺上瞒下，助纣为虐，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让工人心平气顺？”

于是，面对这些尖锐的真实言论，原本藏在网络后的警察公开出现了，于是公安机关这样认定，李的文章是对枣矿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歪曲事实进行诽谤”。其实，李的四篇网络文章，虽有大量尖锐、不当的言辞，但主旨是对单位一些现象的批评。何况他没有侮辱、诽谤的主观故意。作为掌权者和公安警察，是否还应多一些包容。一人受打击，于是更多人闭嘴，枣矿集团公司的一名员工这样说：”以后真不敢乱说话了，怕连累父母妻儿。”恐怕整个枣庄地区的人，也都害怕这样的禁言，他们最怕警察乱抓人，因为警察监控言论、仅仅因言抓人并不鲜见。

再看四川大竹，莱仕德酒店女员工杨代莉突然死亡引发上万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官方迟迟不公开真相，公安机关也没有加速破案，导致当地民众民怨沸腾，传言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其间，四川省委书记正由张学忠换成杜青林省长，四川省长正由张中伟换成蒋巨峰，当官的忙着当官，自然没有人顾百姓了。于是，一当地人张某担心真相被掩盖  ，虽然是在不明杨代莉死亡真相（最后的真相目前尚不得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就从1月15日开始，在网络上称自己是”莱仕德”酒店的一名员工，知道杨代莉死亡的真实情况，凭空捏造”杨代莉是被3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等内容，在互联网上向外广为发布，并跟帖下载有关此事件的帖子。这些举动被四川官方认定为是”伺机不断增添捏造内容，恶意炒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1月26日，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走，刑事拘留。张男，24岁，大学文化，原籍大竹，户籍广东省珠海市格力有限公司，现为大竹县海氏数码门市业主。

大竹事件，正是一个关于”16岁少女被轮奸致死”的传言迟迟没得到有关部门的澄清，才导致公众的情绪走向失控，一家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所长私下经营的四星级酒店被人为的一场大火烧得面目全非。起先的导火索就是一桩刑事案件得不到政府和警方的重视引发的：2006年12月30日早上5点多，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二郎乡罗家村民杨万国接到莱仕德酒店紧急电话后赶到大竹县医院，看到的是16岁女儿的尸体。11月份，杨刚到该酒店试工，12月1日起正式做迎宾小姐，12月30日凌晨二时许突然躺在地上昏迷不醒随后送往医院，凌晨4时许，杨代莉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民间对杨代莉死因的传言风行全城，包括”杨代莉是被3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大致内容是:三位省里的高官，也是酒店老板的朋友，强求杨代莉陪酒，而后对其轮奸并进行野蛮摧残。还有这样的描述:杨死亡时几颗牙齿掉落，脖子上有乌黑的掐握痕迹，下阴被弄烂。警方欲以杨系醉酒而死结案。

1月17日下午，莱仕德门前已经聚集了2000多人。到了1月31日，大竹警方才解释是在场的调酒师刘持坤有强奸嫌疑，由于鉴定要对组织进行培养，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迟迟没有给杨家人一个答复。警方还进一步解释，刘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强奸了杨代莉，但其的血样与杨代莉体内精液进行DNA比照后，据说他不再辩解。警方相关人士强调，法医在杨体内只发现了来自一个人的精液。可是，后来网上又出现了刘”顶包”的说法，并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双腿折断才招供的。1月24日，刘持坤被批捕。当地媒体的记者见到了他，他头面部并没有伤，双腿也能自由走动。由于大竹县竹阳镇西区派出所所长徐达祥私人经营的宾馆被大火烧掉，警方宣布在此次事件中已刑事拘留9人，治安行政处罚8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6人。

当时的大竹县，县委书记是草菅人命的王伟，在网上有关于王伟的一个指责是，他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说”杨代莉死是屁大点的事”，这是典型的草菅人命的官僚作风，十分粗暴。对此，大竹有官员事后辩解王没有说过这话，又有官员称他当时是在指责公安局连”杨代莉死屁大点的事”都没有处理好。大竹县公安局局长是赖劲松，因在”1•17事件”中工作失职也被停职。后来，杨代莉的突然死亡原因也被官方确定为”慢性胰腺炎伴急性出血坏死”。但当地民众也有不相信的，对此大竹县一退休干部分析说，这次事件实际体现了群众长期郁积于心的情绪，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在杨代莉死亡事件上，这些情绪找到了发泄口。一大竹居民也对此事的发生评价为政府处置不当，”如果早点破案，早给杨代莉家人一个结果，莱仕德酒店也不会被烧损失几千万。”个别官员对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不放在心上，出了事才亡羊补牢。比如杨家人后来得到了35万元的”赔偿金”。对于外界”莱仕德支付15万，政府支付20万”的说法，却没有公开，为什么一个刑事案件，由政府那纳税人的血汗钱埋单，而不是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埋单，以及对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不得而知。

2月1日，共产党的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七十二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文章称，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  ，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在维护治安秩序时，不能只依赖处罚使人服从，而要立足于使群众心悦诚服地遵守社会管理秩序，减少对立情绪。

这里不言自明，并不是民众自己愿意找麻烦，而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该公布的真相不公开，该打击的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不打击，政府一方面在制造麻烦，一方面又抱怨民众的”麻烦篓子”，所以这个国家就走不出永远的麻烦，所以这个国家的敏感时期就特别多，比如3月又”两会”，五月有工人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六月有”六四”，十月有”国庆”，年底有”十七大”，于是没完没了的敏感时期，没完没了的麻烦被制造出来，更多说真话的麻烦人物被监控……说真话一直被打击，此起彼伏，比如”为民请命”的记者高勤荣揭露山西运城耗资２亿多的欺上瞒下搞”形象工程”，后被腐败分子以法律的形式判为有期徒刑12年。但直到高勤荣入狱八年获释后，仍然拒绝认罪。当旧的冤案被揭露，新的冤案又在制造，海南一名因转发揭露官药勾结网文而被追究的网友张志坚，在被公安羁押了9个多月之后，被有关部门取保候审。

网络上，大多数人张志坚案认为海南警方动用刑事手段来对待网络言论明显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张志坚被取保候审得益于其所转发网文的内容正被调查逐步印证，网文中所指企业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爆出系列问题，该公司的药品GMP证书也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即使张志坚所转发的反映官药勾结的帖子没有被证实，张志坚也应当享有批评官员的言论自由。类似的还有重庆”彭水诗案”，原被指控为诽谤原县委书记、现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蓝庆华为”华仔”的当地干部秦中飞，在其短信中讽刺当地领导被公安抓走，险些被判刑。由于全国媒体对当地警方以诽谤罪对秦中飞刑事追究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声讨，后来秦中飞得到无罪释放，并获得公安给予的国家赔偿。

按照中国宪法第41条和35条的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官员的权利，而政府官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这种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权力最应当受到民众的无所不在的监督和批评，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批评即使有不妥，官员也应当忍受，以及还应该给予公开解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公开称：”安全监察系统要虚心接受媒体和全社会的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它每句话都说得对。”公民更不是中纪委、审计署，连媒体都不是，但他有宪法权利，不用就等于弃权，若是政府官员对公民的尖锐批评动用刑事手段，那么这样的做法就是法西斯做法，根本就为现代民主所不容。

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1月17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据称该条例能够促使政府对民众公开更多”内部文件”，但我看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条例依然是”千呼万唤难出来”。最近，我还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网站上看到，对广大浙江渔民耕海牧渔的权益有所帮助的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2006]61号文件《关于做好浅海滩涂使用权证处理工作的通知》，却一直没有在政府网络上公开，甚至另外一个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钱江、杭州湾与大海的江海划界的文件，居然一直以”秘密”形式下发，这样岂不是愚民统治吗？事实上，政府若能够有效实现信息公开、行政透明，将比任何一个单项改革措施都更具实质性效果。但是，一直以来被愚弄的广大民众，并不指望一部行政法规的出台就能彻底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但制度的公开通道一经开启，发展的趋势即已不可逆转，将来有一天一党专制结束后，对外完全开放将成为对内完全开放，人民政府将意味着成为真正由人民言论和选票批评与监督的法治政府。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如果说真话都要付出人身自由的代价，那么正说明现在这个时代仍然处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遇害的时代，是一个不能进步的倒退时代。胡锦涛一方面说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社会上处处有因为说真话而被打击的案例不断涌现，这能算是一个和谐社会吗？难道我们只能像以往盼青天大老爷一样，盼政府官员们赐给我们言说的自由吗？

时代不同了，成万上亿的民众已经觉醒了，不再沉默而麻木地忍受专政下的不公待遇、官僚腐败了，人民要利用现有的司法制度捍卫自己的神圣人权、物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私有土地权等等，改变现状。虽然努力的人们面临着重重困难，但由于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传播给了更多的中国普通人，中国人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以及告别共产专制，以法治国、接受多党文化、拥抱新的民主、文明的自由，最后建设出一个真正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有宪政的新中国——不再有那么多的敏感月、敏感年，不再有那么多的麻烦人物、那么多的黑名单、那么多的非法监控。

首发民主中国

 

在读到《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之前，我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了封面，“我反对”这三个黑红交加的大字如此醒目，让人禁不住怦然心动，更让人血脉贲张。

如果不是二○○七年初发生的“禁书”事件，《我反对》这本书也许将和许许多多的书一样被淹没茫茫书海当中。“禁书令”无疑是力度最大、无远弗届的广告。一夜之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乃至国际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了几本被王朝遴选出来格杀勿论的书籍。

假戏真做的人大代表

说出“我反对”的这个人大代表是早已名闻国内外的姚立法。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八年，在漫长的十多年间，他锲而不舍，单枪匹马四次参选人大代表，终於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为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其中的艰辛曲折痛苦可想而知。他创下了好几个“第一”，如果不算一九八○年在高校举行的昙花一现的那次区级人大代表竞选试验，他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民间独立候选人，第一个自动向选民述职的人大代表，第一个申请停薪留职做专职代表的人大代表……。他在人大会场不断地重覆发出“我反对”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投出神圣的反对票，和那些一边倒的支持票形成巨大反差。他在任职的五年间，提出了一八七个建议案，佔当地人大全部建议案的三分之一，平均每星期就要提一个建议案，几乎触及当地所有权力部门的问题，包括政府拖欠教师工资、乡镇干部逼死农民、非法拘禁农民、司法判决不公、城管野蛮执法、形象工程劳民伤财、非法撤换民选村长、挪卡社会保障金和灾害捐款等。他的建议案都经过实地调查，以事实为依据，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他的存在让当地权势者恨得牙痒痒的，无不想去之而后快。由此显示出一个普通的基层人大代表能量之大。这五年，他的经历惊心动魄，也因此感动了中国和世界，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共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是假的，从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选举过程到开会、通过议案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箱作业、严格控制的，非官方选择的独立候选人几乎没多少机会胜出，即使有偶然性，进了那个黑压压一片的会场也不会有所作为。姚立法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长期扳结的格局，他的最大意义就在於他假戏真做，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人大代表，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这个角色的权利说话行事。在层出不穷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面前，他不断地说出“我反对”。哪怕知道无效，他也要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真实意愿。这一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像在一汪死水中投了一块微不足道的小石子，注定要漾起波澜，甚至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

普通人公民意识的觉醒

姚立法的五年任期转瞬即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势力量动用一切卑鄙手段，一切见不得阳光的伎俩，乃至置明目张胆的违法而不顾，阻止他的连任，他的落选是没有悬念的。令权势者想不到的是，他们成功地将姚立法挡在了新一届人大会的门外，然而种子已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播下了。这位“姚代表”依然受到老百姓的无比信赖，成为民间社会的精神领袖，哪怕没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他以公民身份一样可以服务社会。就在那一年（二○○三年），在偏处一隅的潜江市，竟然有四十一个普通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他们中有农民、退休教师、下岗工人、村干部，有残疾人，还有收破烂为生的农民，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年过七十。选举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落选。其实，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具有难以想像的巨大意义。在和他们血脉相连的大地上，一旦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同他们一样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依照本来只是用来欺世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站直了做人，不怕失败，不畏强权，那么，这块铁板焊接的土地也迟早会长出诱人的新绿来，在千年的铁专制上开出美丽的奇葩。

现存制度的异质因子

当姚立法一个人喊出“我反对”，异质的因子就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出现，变化由此开始，即使99%的支持声浪也吞没不了他一个人的反对声。他给中国做了一次经典性的示范，给今天留下了无数值得深思的线索，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有份量、有启发的案卷。作为来自民间的独立候选人，在他之后，在全国各地，农民、工人、教师、业主当中都有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场里，从北京到各省、市、县，都已经出现“我反对”的声音。尽管大大小小的权势利益集团无时无地不在压制、打击、封杀这样的声音，尽管现有体制框架对於公民参政的限制如此严苛、不可理喻，姚立法他们的实践本身仍然顽强地证明，历史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攥在那些冥顽不训的权贵手中。

“我反对”间接推动制度变革

如果权势力量继续要堵死普通公民自发参选人大代表这条路，终有一天将付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沉重代价。如果姚立法们利用制度空间所作的全部实践努力都无效，那么现存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有识、有志、有良心的人们将选择另外的方式表达“我反对”，这将意味着什么，乃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出现在会场内“我反对”的声音，比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我们反对”更具有理性、可操作性。

宪政的成功靠的是不断的累积，个案实例的累积，制度化的演进，积少成多的演进，积少胜为大胜，逐步渐进，它和暴动起义、宫廷政变所标志的以暴易暴、一夜突变的不一样处，就在於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步，更多地立足於现实可行性和人的理性能力，不怕体制的局限性，有一点阳光就能灿烂，不问成败，只问努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晚清的谘议局、资政院开端，我们本来也有可能迈向真的宪政。从现有的人大制度出发，我们也并非一定不能抵达宪政的彼岸。打破一切、炉灶重起的代价，远大於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改造，嫁接出一个新制度。这一选择虽然不过瘾、不合乎推倒一切的革命宏图大愿，但相比之下代价小、成本轻，是值得尝试的一条重要路径。

姚立法，一个普通公民因此而成为过渡时代的一个符号。他来自民间，根在民间，他的政治实践表明，事在人为，即使在极为有限的参政空间内，一个草根平民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他的努力间接在推动着制度的变革。

首发争鸣杂志

 

“6.4”屠杀已过去17年多了，有论者往往为青年学生和中国人民惋惜，认为虽然学生们是出于好心，却在策略上犯了许多错误，给专制政权提供了镇压的借口，不仅导致了北京上千无辜学生和市民的被杀，也断送了1980年以来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好局面。

学生们是否在策略上犯了错误，或可讨论，但如今我认为，“6.4”

屠杀的发生，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即使开枪是一种临时性举措，堪称一着臭棋，但要把广大知识分子打下去、要给人民脸色看的念头，那是和当年“反右”运动一样，是中共早就策划好了的、是蓄谋已久的。

据说中共已解密的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中，有毛泽东的报告称：“我们即将打败蒋介石集团，我们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我们现在的‘盟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意）

在中共夺取国家政权后的七年多时间里，其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工业化”等一系列运动中的严重失误，以及中共各级干部的官僚作风、强迫命令、瞎指挥、高指标、弄虚作假、欺压群众等等劣行，无不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到了1957年，社会各阶层积累的不满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毛泽东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是看到了当时的形势的，但他们是听不进丝毫一点批评意见、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因此他们不仅不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当作对他们的帮助，反而认为这危及了他们统治，决心要狠狠地给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个“教训”──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正是有了这样的预设和对局势的判断，才会有1957年的所谓“阳谋”──先“引蛇出洞”再“一鼓而歼之”的惨烈的“反右”运动。

同样，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之后，人民的不满也一直在积蓄着，以1976年“4.5”运动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党内、外的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所谓“信仰危机”，实质上是人们对持续几十年的欺骗宣传的厌弃。他们开始对数千年来换汤不换药的专制独裁统治产生怀疑。凡此种种都使中共统治集团倍觉惊恐。而一直延宕到1989年初的国家政治改革的停滞和两次“清理精神污染”活动以及持续不断的对民间自由思想的镇压（如取缔大字报、“西单民主墙”、《今天》杂志及对魏京生的逮捕和枉判），只不过是促使矛盾激化的一些举措。这样，一方面是作为时代先锋的青年学生，在1987年学运被打下去之后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情绪表达；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情绪，早就谋划着要给广大青年学生、给党内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派和全国人民一个脸色看。

正好，胡耀邦的去世，给双方都提供了机会。

对于后者，我目前由于材料获得的困难，尚不能提供更具体更直接的证据。但我可以提供一个间接的证据。

大约是1989年5月初，“6.4”学生运动正在高潮时，我所在单位忽然向全体干部传达了一个“讲话”，即前不久所谓的“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时的某一次谈话。这个“讲话”，由于时隔多年，其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然难忘的是这样一个主要的意思：“我们还能再退吗？不能，绝不能！再退，我们的身家性命就保不住了！”此后多年，我一直是从“这帮老家伙还是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看得比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要高啊！”的角度去看这个“讲话”的。

但于今一想，不对了！这个“讲话”很蹊跷，传达的也很蹊跷。它不是一个中央文件，却俨然以中央文件的架势向全国各级干部传达，这是一；当时“八老”为了扑灭学生运动，没少在邓小平家密谋，为什么那么多次“讲话”都不传达，偏偏这次“讲话”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传达呢？这是二。

我想，这是在为下一步的镇压制造口实！

什么“再退我们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仔细琢磨一下，明显是一个误判嘛！且不说学生并没有提出让共产党下台的诉求，当时的局势是学运虽然有上百万市民参与，但学生们怕当局抓住把柄，是不大情愿与之合作的；而全国的工人（包括北京）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参加进来，全国农民由于无法了解真相还站在政府一边，专制统治集团掌握着全部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怎么可能让一个温和的、没有丝毫暴力倾向的学生运动“翻了天”？

所以，这个“误判”及其大张旗鼓的传达，都是有意而为之的。什么用意呢？为血腥镇压、为大开杀戒制造借口。包括当局早在胡耀邦去世仅11天时，就急于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就是意在激怒学生；而不肯因国内局势推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也含有要给学生运动坐一个“阻碍国家正常国务活动”的罪名的目的。

所以，无论学生运动再怎么小心（不打碎一块玻璃、不搞跨行业串联，等等），专制统治集团是下了决心的，要“教训”一下全国人民的──“共产党是惹不得的，惹恼了可就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有学生运动也好，无学生运动也罢，共产党反正是要镇压的，借口还难找吗？这方面他们和希特勒一样都是高手，前有“国会纵火案”，后有1957年夏天的“阳谋”。

应当说，他们的目的暂时是达到了。君不见，“6.4”屠杀17年以来，颇有点儿“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包括一届届的大学生在内，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了，全民族“沉浸”在追逐物质利益的动物性本能中；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从中获得“灵感”：在贪污腐败方面尽可以放手大干，完全不必顾忌人民群众的反对，只要别得罪上面就行。

不过，据说最近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课题研究报告也承认，前苏联的解体，并非由于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更不是因为某一篇文章或萨哈罗夫的思想的影响，完全是由于苏共自己多年的失误而又拒绝改正，终于大厦千尺，倾于一瞬，而当苏共垮台时，竟没有一个苏联公民出手援救，岂不哀哉？那么，当今中国的执政集团如果仍然不能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一味地只顾依仗不受制约的权力在社会财富中捞取最大份额，任由社会不公正的严重程度继续蔓延扩大，后果将是什么，难道还用多说吗？

（2007年2月23日）

民主论坛

 

在中共前任领导人邓小平的圈点下，昔日穷困潦倒的广东省因为有了几大经济特区而一举跃升为中国的经济强省。广东的发展让人们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身处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民众更是对邓小平感恩戴德不已。然而，只重经济而拒绝政治的改革注定要创造出一个畸形的社会，在权力被官员彻底垄断的今天，空前的贫富悬殊状况背后孕育着中国民众难以估量的怨恨和血泪。

随着毕业于北韩金日成综合大学的高才生张德江的主政广东，广东便开始了灾难性历史的新纪元。从2003年的隐瞒SARS疫情和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到2005年的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东洲血案，张德江领导下的广东当局可谓是无法无天、罪行累累。因为这一连串的惊天大案，原以经济繁荣、舆论开放而著称的广东已经彻底沦落为中国的首恶之区。张德江也因此广受海内外舆论的批评，据称，就连广东省内的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曾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只是因为这位中共政坛悍匪高居政治局委员之职，其政治能量非同小可，故民怨再大也只能对他无可奈何。

常言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作为在当今世界最为邪恶和无赖的国家留学过的中共官员，张德江对金家王朝花样繁多的流氓治国手法可谓是学得融会贯通、用得游刃有余。即使胡温登台以后，一直都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作风，以及建构“和谐社会”的新主张，但有着浓厚江系人马色彩的张德江仍然倚仗江泽民的余威，在广东政坛和广东民众头上耀武扬威、我行我素。

《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集团属下的一家大型报刊，因为积极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和揭露官场的黑幕，所以在海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该报在2003年率先报道了广东地区的SARS疫情，并跟踪报道了孙志刚事件。中国的媒体在官方的操控下，其角色早已经不伦不类地由监督工具演变成了被监督的对象。《南方都市报》的大胆敢言和之前的几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开明不无关系，也许是因为报道风格的惯性，即使很多媒体人已经窥见了张德江痛恨自由舆论的本质，但出于良知和职业道德，他们仍然站在了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坚持行使自己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不懂得唯张德江马首是瞻的《南方都市报》终究要迎来张德江的秋后算账，就这样，两位优秀的媒体工作者——该报总编辑程益中和副总编辑喻华峰便双双入狱，其中喻华峰被以经济罪名判以重刑，程益中则在海外舆论的压力下获释。

张德江等人并不以报复《南方都市报》为满足。非法征地已经成为引发中国社会警民冲突的罪魁祸首，2005年8月，因为土地被强制征用和出卖而难得合理补偿的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开始酝酿了一场罢免村官的运动。罢免的结果令官方难以接受，因为原本被“钦定”的村干部全部被拉下马来。接受这种结果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巨大流失，虽然村民的罢免行动完全合理合法，但却遭到全副武装的军警阻挠和镇压，就连为村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和人大代表吕邦列也遭到了非法拘禁和野蛮殴打。在此事件中，所谓的“人民警察”和“人民子弟兵”在广东官方的豢养下，都彻底堕落为黑社会的打手。

太石村事件并非广东当局罪恶的终结，张德江治下的广东汕尾东洲村在2005年岁末，再次发生因为农民抗议强制征地而遭到军警血腥屠杀的东洲惨案，据报道，至少十几位无辜村民被枪杀。此事一时间在海外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各大媒体纷纷对广东当局的暴行表示强烈谴责，各路学者和作家对此事的谴责性评论更是不一而足，刘晓波、赵达功等中国著名作家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更是在第一时间发起了针对此事的签名活动，并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一致响应。至此，广东当局的黑社会化和流氓化形象已经彻底昭示于天下。

此后，广东当局不但不因自己的暴行而悔改，反而继续在无法无天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东洲村民的抗争和太石村事件一样，都难以幸免地被广东的官方媒体定性为有组织的非法行动，而且东洲村的部分维权代表还在事后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送进当局的深牢大狱。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东洲惨案之后的广东更是抗争不断，因此而出现的警民冲突也是接二连三、难有止境。

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就在前不久，广东潮州市龙湾村村官私卖土地资源和破坏生态导致了无数失地农民的集体维权。2007年2月4日，当地警察非法抓捕了维权代表，村民在往镇政府驻地要人时，遭到了黑社会势力的暴力袭击，上百人挨打、多人受伤，两名村民至今在医院抢救。虽然张德江在东洲惨案发生后，于2005年12月23日在广东省委九届八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发出了“三句狠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定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但是，其治下的广东省仍然是中国境内因强制征地而导致警民冲突的高发区。

广东当局的黑社会化和流氓化并不仅仅表现在掠夺民脂民膏方面，对于生活在广东的异议人士，广东当局也是百般迫害和骚扰，自由作家刘水因为在媒体做记者和编辑期间大胆报道广东的社会黑幕而被几度关进劳教所，出狱后又被驱逐回乡，女作家李剑虹在广东打工期间也被强制驱逐出境，笔者本人也有类似遭遇。张德江所领导下的广东执法部门已经彻底沦为执法犯法的先锋，和黑社会并无两样。毫无疑问，有着“广东王”之称的张德江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广东黑社会老大。

十七大虽然尚未召开，但北京城内已经是传闻不断，传闻内容主要是十七大的人事安排。在陈良宇落马之后，中国民众纷纷为胡温的这一重大举措拍手称快，并期望能够进一步将其他江系人马绳之以法。张德江作为广东官场的一把手，其下的老百姓可谓是暗无天日、怨声载道，就连前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也因“南都案”而对张德江大为不满。张德江在广东近年来的表现明显和胡温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背道而驰。不论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还是从民意的角度讲，张德江都应该告别政坛，相信十七大时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发生巨大变化，张德江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2007年3月2日

首发《议报》第2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