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白天写作，黄昏下地劳动，晚饭后看报纸杂志，一个多小时以后，去户外慢跑和运动，一身大汗回来，洗个大大的热水澡，然后处理一下电邮，打开手机收发一些信息，再看书写笔记，夜里12点左右睡觉。当然，也有不少日子的夜晚，是看影碟和听音乐。擅长书写日常生活的她说自己是一个坚持过自己安静生活的女人。
在这种生活里，她的女儿是生活最重的重心。她有一本书叫《怎么爱你也不够》，写了从孕育女儿到女儿长到5岁的一切。她正准备再版，同时再把女儿5岁后到现在的情况写下来。她说女儿“健康快乐简直到了迷人的程度”。
对于写作，她的计划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她觉得自己目前状态很好，因为快50岁的她“刚刚进入小说家的最佳年龄，看得见希望，当然状态很好”。
在日常之中进入生活深处
南方都市报：从2002年出版《水与火的缠绵》以后，你已经4年没有出版长篇了。这些年你的生活和写作状况是怎么样的？
池莉：一般我都是几年才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这次并没有例外。《所以》的写作就贯穿了三年时间。其间还写了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此外，我还修订并重新出版了《池莉文集》中篇卷；对付了影视改编的某些工作；对付了国外尤其是法国每年几乎一到两本书的翻译出版，以及《云破处》在巴黎的话剧改编与公演；还对付了日常生活。
最不能小视与省略的就是日常生活。我的日常生活是扎扎实实一定要靠自己过的。我不像那种有福气的女作家，家里保姆厨师，全家都呵护她一个人写作。我更不是那些男作家，身后矗立着无私的女朋友或者妻子，他们只需要做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四年来，我继续与女儿一起成长，其间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中考。我在屋后种了几分菜地，从垦荒到如今一畦畦菜地沃土松软，蔬菜长势喜人。我还有作为文联主席的少量行政工作。我还有一项职业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需要对国家政府和人民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因此会在许多地方行走与观察。与此同时，我还看了数不清的影碟，基本都是欧洲电影，也有部分纪录片、惊竦片、动作片。全程看了去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基本每天都看书。阅读了英国哲学家伯林所有翻译过来的书，经常阅读葡萄牙当代诗人安德拉德的诗歌，重新阅读纳博科夫和谷崎润一郎，用恭录的方式咀嚼般阅读了四遍《金刚经》，如今进入第五遍恭录之中，还翻阅杂书无数。这四年里我还经常睡懒觉。而四年之前的更加年轻的岁月，我根本就不懂得睡懒觉。
当然，以上的日常生活是我非常乐意的。我感觉自己在这样的日常之中，一天天进入了生活深处。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里你都很低调，避开媒体和公众目光。去年你虽然开了博客，但很快就关掉了。你的生活态度是属于那种比较“避世”的吗？
池莉：我的生活方式，对于外界来说，也许是避世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丰满而积极的。我天生性格就低调，一贯酷爱宁静。喧嚣骚动，吵闹炒作，作秀耍宝，都不合适我。我这个人没有娱乐性。我再不愿意抛头露面了，我自己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已经形成并且十分明确了。我愿意在没有公众目光的安静状态下，享受自己的女性和母性，感受有灵性的阅读，领教体力劳动的单纯，省悟佛教哲学的暗示以及其他哲学的意义，等等。我以为，一个人有多大程度的曝光，就有多大程度的失去自己。我当然想尽量少失去自己。
南方都市报：我在《所以》文末看到小说的第一稿在2005年秋天就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呢？
池莉：我在小说结尾处注明了三段时间，初稿，再稿和完稿。2005年完成的是初稿。很简单，对于初稿和二稿都不满意，因此便有了第三稿。书稿是2006年12月20日才发给出版社的。
最动人的故事是我的责任编辑玉萍。我对数字概念模糊，从来记不住具体数目。多年来，玉萍一直坚持不懈地向我约稿。正因为她多年来一直问寒问暖，便被我混淆成普通朋友了。当这次的小说杀青之后，当我还在几个出版社之间犹豫选择之时，玉萍来了一信，她触目惊心地写道：“池莉啊，我坚持向你约稿16年了！”我吓了一大跳。16年了吗？屈指一数，似乎也差不离。一下子，我感动了。16年被一个编辑关注和惦记，这个故事真的很古典很温暖。当然，最后形成合作，并不仅仅因为这份感动。
对男人失望是我们所遭遇的时代本质
南方都市报：你最想在这部小说里表达的是什么？
池莉：新的思想，新的文字，勾人魂魄的悲凉之灰色。
南方都市报：你的形象给人以温柔亲切之感，而看你的小说总是感觉很绝望。《所以》也不例外，女主人公叶紫的运气总是那么差，每一次幸福都从她身边擦肩而过。而她周围的人，除了懵懂无知的儿子，每个人都有他庸俗丑陋的一面，他们的下场也都不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样的灰色和绝望感，是来自你对生活的感受吗？
池莉：我所有的文字，都来自于我对生活的感受，不过这些感受往往并不直接，好比医生更能体察病人的疼痛。芸芸众生为什么幸福和不幸，我的小说不回答缘由和结果。我的小说是给读者震动与共鸣，催生他们潜藏的智慧。这就是文学可以提供的一种人生之美。
南方都市报：小说里出现的男人形象更是让人失望，叶紫先后遇到的三个男人都没有亮色。这似乎是一种寓意和象征，你这样设置有什么深意？
池莉：对男人失望就好。这是我们所遭遇的时代的本质。近年好几个国家纷纷出现女政要，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开个玩笑吧：我认为大量起用女干部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措施。你看贪官里头女干部极少，即便有那么几个，也就是几万十几万而已，也没有携巨款潜逃，也没有搞一大堆情人，也不嫖娼恶赌，最贪的女干部也远远比不上最贪的男干部。
《所以》的亮色在于：一个人在四十年里顽强追求个人尊严。
南方都市报：叶紫的婚姻一直很不幸。你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
池莉：首先，我并不认为叶紫的婚姻一直不幸。前两次婚恋是她淘汰男人，这叫选择，不叫不幸。最后的离婚叫醒悟，也不叫不幸。被男人坑到死才叫不幸呢。关键的是，叶紫这个女人志不在婚恋，在于认识自己，在于千方百计获得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我对婚姻的态度就一句话：要努力建设和谐婚姻。
南方都市报：叶紫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家庭，而带来这种专制的竟然主要是她的母亲。那你对母性是如何理解的？
池莉：人类社会最初就有母系社会。此后，男女逐渐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在家庭体制中，母性是实质上的当权者，因为中国孩子没有16岁或者18岁成年独立出去的生活观念和做法，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结婚娶媳妇，都是在母亲的执掌和操办之中。封建社会就有垂帘听政，母亲居然可以把家庭专制方式带到朝廷上。建国以后，在城市家庭中，“怕老婆”几乎成为日常生活习惯。“枕头风”向来都是最后害的风。
中国女性是很精明的，权力很大的，只是以前没有谁这么认识问题罢了。《所以》就是我对中国母性在日常政治中的重新思考，重新审视母性之爱的另一层意义。
我终于可以期待写出最满意的作品了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要写一个系列来完整阐释都市生活，你怎么看中国都市的现状和未来？
池莉：《所以》是以女性立场和视线，追求个人尊严和自由。下一部小说，将会从男性的立场和视线出发，追求个人尊严和自由。男女两性构成人类世界。
现在的中国都市发育比较畸形：建筑恶性生长，城市规模无节制扩张，生态环境日益糟糕，盲目拜金拜物拜潮流，人心浮躁，自我膨胀，道德缺失，恶意丛生。我对未来也不乐观，因为破坏容易，恢复太难。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背景跨越了四十年，从“文革”前到当下的经济大潮。选择这么大的一个时间跨度，你肯定有自己的用意？
池莉：是的。我们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四十年来的每一步，都是我们现状的原因。现在许多人尤其年轻人，似乎患了失忆症，不明白自己的来路，因此言行举止很离谱。你以为自己在哪里呢？以为自己是谁呢？我的《所以》要说的是：你在中国！你是一个生活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经济之中的一分子！你是你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
南方都市报：现在你已经接近50岁了。对于女性来说年龄总是一个敏感问题，你怎么看待年龄给自己带来的变化，给写作带来的变化？
池莉：《烦恼人生》发表那年，我30岁，写作时是28岁；正式发表作品是22岁。初次动笔写作是5岁。我自幼酷爱文字，从5岁开始写散文一直写到了现在。
在年龄问题上，我也许和一般女性不同，我小时候就希望自己是一个老作家。我非常感谢年龄的增长，它几乎每天都给我带来见识与进步。对于作家来说，尤其是小说作家，时间是一个硬道理，你再天资聪慧，也还是要靠时间一步一步带给你人生阅历和思想能力。年轻的时候总是更容易为被青春荷尔蒙所支配，容易把小聪明当大智慧。历数世界上最优秀小说家，就大多数而言，他们炉火纯青的作品一般都是在50岁或者50岁以后。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我觉得我在45岁以后，内在功力有一个质的飞跃。现在我终于可以期待自己写出一生最满意的作品了。
体制国家拿主意，大家都别掐自己
南方都市报：因为你的书卖得好，因为你的小说常常被拍成电视剧，所以有人认为你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池莉：有人这么夸我吗？谢谢。不过，别人怎么认为都不重要。我希望我的小说更加畅销。
也许将来我会写一本真正的畅销书：武侠小说。我17岁的时候就动笔写武侠小说，刚开了一个头，就高中毕业下放农村了。到了现在，我反而含糊了，知道害怕了，畅销书是好写的吗？人家金庸他们都写到那种程度了，不另辟蹊径，有什么活路？因此我还在准备的过程之中，当然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去写，也许豪情忽来一挥而就。因为我有亲身的生活经历，我出生几天就被抬回外公家里，我的外公就是一个极其潇洒的江湖侠客，我童年时候每天看他练功。那时侯，我们家的生活，充满了武林的惊险、悬念、打斗和恩怨。我会喝几口酒，也就是跟着外公喝出来的。那真是我的童话日子。
南方都市报：在不久前的作代会上，铁凝、王安忆、张抗抗三位女作家当上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正、副主席。你怎么看中国女作家现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你自己也是文联主席，女主席的存在对作协与文联这个体制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池莉：可以肯定的是，女人做官似乎是世界潮流。还可以肯定的是，女人做官衙门会显得更温和。再肯定一点，女人做官会更清廉。其他没谱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我自己做文联主席是身不由己的。我不爱出场面，我很不合适做官。我早就请辞了，一直在期待领导批准。
至于作协与文联的体制，那是国家决策的问题，谁也影响不了。有人大肆吵吵国家不能养作家，那是糊涂观念。不存在什么体制内外的作家，咱们社会主义中国，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统管所有新闻出版，谁在体制外？在过去人人都有单位的体制里，国家把作家艺术家就安排在这两个系统了。这不算国家养作家，这叫国家管理作家。作家和其他人一样有单位、有任务、要开会、要总结、要政治学习、要和同志搞好团结。稿费收入并不是作家专利，谁发表了文章都可以获得稿费，这是国际惯例。毛主席有工资，他的《毛选》也有稿费。我邻居一修自行车的，经常发表散文，他也经常去邮局领稿费。什么叫养？包“二奶”的形式那才叫养。
归根结底一句话，体制是国家拿主意。大家都别照咱们人民自己的身上掐。
谁是伊斯梅尔·卡达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