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往穷山沟奔波两趟，胸口堵得急，于是琢磨着改变路线改变心情。
2006年8月22日黄昏，我在云南丽江车站送走执意要去北京闯荡的女友，万念俱灰了几分钟，光棍汉的豪情又习惯性地回荡于胸。真的，老天爷算照顾我，派来不少好女人，可最终都感到 缺乏安全感，要一脚踢开我这条流浪狗。
基督徒余杰和胖子王怡给我开的处方是，挽死女人的骼膊一起信上帝、进天堂；而刘晓波同志说，老廖，铆足劲儿找个蓝眼睛！看来你祇适合跟蓝眼睛过。
可眼下，先独自瞎胡混，至少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绞尽脑汁找理由、陪笑脸了。
想起在成都的右派诗人流沙河，觉得温暖，从1982年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始，我们的师生关系一直持续着。印象中，沙河老师渊博如海，细致如海底握针，恐怕世上还没有一段他不知道的中国历史。
我读过沙河老师一些写旧社会的文章，晓得他也是地主家的狗崽子。掐指一算，土地改革伊始，他大约弱冠年纪，该经历了。
我找到了瓜娃子进城的正当理由，我对那个以吃喝玩乐而闻名的温柔乡既厌倦又难于割舍，每次回去，都要寻一个“正当理由”。
穿过灯红酒绿的丽江古城，我跨入暂住了一年多的院门，嘻嘻哈哈的乡音扑面。原来是十几个男女老乡在屋檐下铺开两张矮桌，正把“斗地主”玩得热火朝天。这种以成都为发源地的扑克赌博游戏，目前已风靡全国。我本想从桌旁悄悄绕进屋，却碰巧被抬头插牌的一位黄毛女孩瞅见，就顺口叫唤：“快来斗地主，好耍哦！”我笑答不会，女孩就以更大的声量喊：“你是不是成都人哦？连斗地主都不会！”
在此起彼伏的嘲笑中，我被迫应战：“我斗的是另一种地主，你们也不会。”
是的，彼地主非此地主，众乡亲消化历史的胃口举世公认，前两年号称“哪里有成都人哪里有麻将”，近两年却改成“哪里有成都人哪里就有斗地主”。
乘飞机返乡祇需几十分钟，可机票不打折，要1000来元，令人肉疼。于是次日大早，我来到昨日送别的车站，寻了一辆野的坐进去。这是5人座的国产夏利车，司机满脸横肉。照规矩，我敲定100元的路费，就默不着声地等了一个半小时，待4位旅客齐了，车才吭吭哧哧地发动。我这辈子与破车有不解之缘，这回也不例外，跑了几十米，尿骚混杂的油烟就弥漫起来。旅客们捂着鼻子埋怨，司机却更愤愤不平，骂世风日下，车停在旅馆院里，也有不止3个王八蛋起夜乱冲尿。
然而，尿骚油烟在往后7个小时的旅途中就没散过，有时看不见烟，味儿却在，并且还加了一种激发人想像的烂香蕉味儿。丽江号称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我们仿佛从一根巨大的香蕉芯朝外钻，刚达城郊，就遭遇了和最美的内瓤对照鲜明的煤场、石灰场及污秽四溢的小镇。接着是无休无止的爬坡下坎，从丽江到四川的攀枝花这段路，堪称世界急弯之最，司机在我旁边，甩方向盘犹如疯子推磨，脸部横肉直抖，身子也连带着左右倾斜。不大一会儿，就把我整迷糊了，我梦见自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乱跑，脑袋也没了屁股也没了。
咚的一响，我被撞醒，原来是急刹车。后车门急不可待地弹开，两个姑娘连滚带爬翻至路边，肩背一耸一伏地呕吐。那反刍的间歇，情不自禁的喔喔，一下子将我的感觉给刺激起来，胃液如喷泉，一起一落地射击舌根。我捂住双唇，咬紧牙关，可满腔的酸辣糊糊还是溢出嘴角，染透了指缝。
自车窗探头呼吸新鲜空气，山高水低路漫长，四处是矿坑。那些峰那些梁，犹如千万匹死狗堆积而成。装在塑料垃圾袋里的乌云，以及从乌云间绽露的皱巴巴的太阳。唉，罢了，不看了。我灌了几口矿泉水，继续闭眼，车在地狱里继续盘旋。
我记得两位姑娘又吐了6次，终于披头散发，厉鬼一般瘫在后座。没心肝的司机却怪弄脏了他的车，还说：“与其活受罪，还不如多出几滴血坐飞机。”这理所当然招来合力声讨，姑娘们说：“你早点开口，我们就不坐了。”我说：“如此破车还拿来装人，可见你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角色。”司机气疯了，直叫“乌鸦嘴！乌鸦嘴！”还连呸好几口。
下午3点多钟，我们从山梁落底，进入大峡谷中的攀枝花市西区。这是上世纪70年代才兴建的著名钢铁城，原名渡口，为祖国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日影昏沉，天空如锅盖罩住钢架一般裸露的山体，以及依山傍水的楼房和平房。一群群光膀子男人自窗外闪过，更远处有三五个光腿女人。车沿着公路飞驰，金沙江在公路下咆哮，对岸耸立着无数炼钢炉，像或跪或站或手挽手的超级巨人。矿渣和其它废料如瀑布，自斜坡倾泻而下，直达河床。由于日积月累，好几处河床都变窄了，弯了。这是个可怕的城市，每一角落都弥漫着浓烟和粉尘，偶尔下几滴雨，也像苦力出的汗水一样粘稠。从西区到火车站所在的东区，蜿蜿蜒蜒几十公里，可司机欺生，却在东西区之间的汽车客运站停靠，威胁说：要么加钱，要么下车。
热浪袭人，两位姑娘不愿同恶棍纠缠，就另外打出租走了；丢下我和重庆籍的商人要讨公道。若干光膀子从小车及马路对面钻出来，替横肉司机打帮腔，被逼无奈，我祇好让商人坚守阵地，我去找公话报了警。横肉司机见势不妙，就冲着我俩奸笑，并答应马上送我们去赶火车。
本以为他改邪归正了，却没料到车才沿江跑出三四公里，就在三岔口脱离正道，右拐上坡了。后排商人立马惊呼：“你要把我们拉哪儿去？！”司机狞笑不答；商人又叫：“你要找地方黑吃黑宰嗦？！”
司机猛轰油门，牙关咬得嘎嘎响，我顿时懵了，商人已从后排伸手扯司机的肩膀。我见状，血涌脑门，竟双手去夺方向盘。车子在山道上划起了之字，如匪警片里的镜头。事急矣，我全身都扑上前，手劲奇大。眼看车要往崖壁撞，却嘭地刹住了。
我与商人是外地手机卡，遭屏蔽，不通。光天化日，又不便先动拳脚，于是祇能与匪类僵持。约过半个钟头，来了一辆救命警车，我拦住。警察下来听双方诉明缘由，厉声呵斥司机，并命令他立即折回客运站。在站内的处理结果是，由司机出20元人民币，另打一车开路。
虽然耽误了两班车，我和商人到底挽回了面子。可临分手，商人却说：“如果车撞了崖，事就大了，哥子，以后莫这么莽撞哟！”
黄昏时分，我登上了攀枝花去成都的列车，浑身酸痛地栽倒卧铺，脑子一片空白。第二天中午，抵达成都火车南站。我暗暗诅咒，这辈子再也不去攀枝花，除非那地方来一场特级地震。
学生追访老师
2006年8月24日下午，我穿过被毒日头烤得熟透了的大半个城区，在仿古建筑大慈寺对面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宿舍搂内，挥汗如雨地敲响了那扇熟悉的门。迎客的照例先是吴梦华师母，瘦得跟豇豆一般的历史老人流沙河正穿背心，摇蒲扇，蜷缩在客厅的木椅里看书。
落坐看茶罢，沙河老师照例先挑起话头，询问我的近况，我照例拘谨作答。暖流涌上心头，此情此景重复了多少年多少回了？我在《证词》里，曾记载过自己出狱不久登门拜访先生的事实——他问我近来做什么，我曰“在家写作”：“还写诗？”他二目如电。我摇摇头，他却自以为然地点头道：“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祇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分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供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终于轮到学生追访老师了，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
流沙河：你的《冤案录》做到第几本了？
老威：第三本。这一本是土地改革专集。
流沙河：土地改革？这倒很有意思。
老威：我往偏僻山区跑了两趟，抢救性地走访了一批7、80岁的老人，其中有地主，也有贫下中农……
流沙河：我纠正一下，“贫下中农”这个名词是文革前才出现的，土改的时候还没这么叫。你要写，就一定搞准确，莫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攻击自己的口实。
老威：我一着急，就漏出口误了。虽然我在面对面采访时，那些老人也习惯说“贫下中农”，可我相信那也是过于久远的年代或政治运动的错位留下的口误。后来通过查资料，了解到“贫下中农”这个特定名词的确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从“贫农下中农”演化而来。
流沙河：对头。土改时，祇有贫农、雇农、佃农、中农、地主、富农等等叫法。
老威：也有“贫雇农”的联称，表示在同一战线上。工作组在当地依靠的主要是“贫雇农主席团”。
流沙河：土改至今已56年，普通老百姓的记忆早就模糊，还以为土改仅仅是分土地呢。其实土地重新分配是最简单不过，丈量丈量，哪家哪家该多少就完事了。而这之前的“四大运动”才是重头戏。
老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流沙河：你听我慢慢道来。所谓的匪，不光是大家印象中的抢人的土匪，拿川西平原来说，凡是在旧社会参加过“游干班”的都统统是匪。
老威：这是个啥子机构？
流沙河：游干班的全称叫“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国民党垮台前夕举办的，完全是走过场。你想想，一个星期就是一期，能学到啥子军事知识？莫提游击训练了，恐怕连枪都没放过一发。可共产党来了，不管那么多……
老威：这个“游干班”开办了多久？
流沙河：就两三个月吧。但是受过“培训”的人却相当多。成都市周边各县，城头的、乡坝头的，都有。大家以为是吃公家大锅饭，就争着往里面钻，特别是无职无业、吃饭穿衣没得着落的，都稀里糊涂去染了一水。袍哥也在里头搅，文盲也在里头搅，裹在人堆中听它一回两回大报告，眨两回眼睛就喊毕业，轮到下一期。
老威：毕业了干啥？
流沙河：名义上的“游击干部”嘛。回到各县各乡，基本上没任何动作，即使开展了“组织活动”，拉了几个人两杆枪的，也没打过半天游击。可是共产党一清匪，根本不问青红皂白，祇要参加过“游干班”，哪怕没有枪，没有行动，也必杀，罪名就叫“搞暴乱”。
老威：暴乱过吗？
流沙河：一盘散沙，哪暴乱得起来？所以改朝换代，好多人注定死得稀里糊涂。
老威：接下来呢？
流沙河：第二要清的，则是当地的土匪。在解放前，川西平原的各县各乡，多少都有一点土匪，这些土匪曾经纠集起来，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打胡宗南的队伍。按说胡宗南队伍是蒋介石的精锐，地方武装不大惹得起，可土匪都是昏虫，不管那一套，一听说胡宗南有最好的枪，积极性就高涨，他们分散成好多股，一截一截断倒打，很亡命。对于土匪来说，打仗的目的就是抢枪抢炮，祇要对方吃了败仗，把武器搁下就不追了。
老威：这是哪年的事？
流沙河：都临近解放了。但是土匪们没文化没头脑，从不读书看报，除了屁股下的地盘，不晓得世界是圆是方，更不晓得共产党快把中国吃完了。他们还在认老皇历，以为炮火好才有底气，腰杆子硬。这下可倒了邪霉，在川西平原各县各乡，祇要抓住土匪，查出有枪，马上就枪毙。也不审判，也不管你打没打过人。
还有一些土匪，刚遭遇解放军就缴械投降，或者接受了招安。当时被几句好话哄回家，以为好好种地，不偷不抢了，从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可地方一开展清匪运动，同样抓出来枪毙。
老威：按理说，土匪抢国民党的抢，是帮共产党的忙。
流沙河：已解放了，就不管了。况且土匪中的部分人，胡宗南和解放军都打过。这跟肖霍诺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头生性彪悍的哥萨克一样，又打沙皇军又打红军，完全是一群糊涂虫。在川西平原闹得最凶的，一个是崇庆县，上了千的土匪把城围起来，最后攻进去，县长都叫打死了。二个是成都郊区的石板滩。从龙潭寺插过去，石板滩离成都本来很近，可在旧社会，莫得啥子交通，那地方就显得很偏背，袍哥的势力非常大，简直就像从省会割据出去的一个角落。当然，石板滩的袍哥也参与了打胡宗南，并乘着对方败逃，鼓噪着抢了一些枪。发了洋财，几爷子就狂妄了，见到解放军来了，也打。袍哥都是文盲，不晓得天下已经姓共，祇一个心眼显示自己武器好，不怕死，居然把解放军给打败了。解放军打不赢袍哥，岂不是闹笑话？痛木了，于是就调来正规军一个团，将脏兮兮的石板滩围得水泄不通。参加打仗的袍哥都死完了，没死的也搜出来，杀完。
老威：血流成河啰……
流沙河：我给你说嘛，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表兄，叫黄一鸣（音译），是黄隐他们的本家，黄隐该把黄一鸣喊伯父。我这个表兄，家住石板滩，是个懒虫，读书不得行，连中学都毕不了业，于是就去操袍哥。结果，打胡宗南也有他，打解放军也有他。
老威：早个几十年，或许他就参加红军了，贺龙的队伍头好多这种人。
流沙河：四大运动中的清匪是咋个回事，我讲清楚了，接到是反霸。注意了，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中的恶霸，而是“地主阶级当权派”，这7个字，是毛泽东下的定义。有了这个最高权威的政治定义，就不管你恶不恶、霸不霸了。因为地主阶级当权派里，也有不少不恶不霸，也有不少好做善事，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的。一撞上反霸，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抓出来，全杀。
老威：县长、区长、乡长、保长、民团团长、保安队长，还有与官府走得近的富户，也包括部分村长和甲长。
流沙河：对头。还包括县政府的职员，区乡政府的干部，一句话，旧政权里的公务员。
老威：按现在的标准，政府公务员非常普遍，也不算当权派嘛。
流沙河：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还不如现在，经常涨工资，旱涝保收。但是那个时候，公务员里绝对没有共产党所依靠的无产者，因为薪水少得可怜，一个无产者去当了公务员，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唯有士绅阶层对读书做官有兴趣，也肯拿钱出来支持、补贴自家的子弟去走仕途，图个耀祖光宗的名声。可共产党不认这个传统，反霸，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铲除士绅阶层。
反霸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铲除袍哥。因为共产党晓得，袍哥比国民党军人更可怕。国民党军人，特别是高级将领，多少都有点文化，懂得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该起义，起义，该逃跑，逃跑。而袍哥不会。袍哥的坚定第一源于旧道德的约束，他们崇拜关公，讲究忠义；第二与他们的文化太低，不了解外界情况有关。所以，反霸运动中，袍哥大爷，不管作没作恶，必杀；袍哥中的五排，属于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也必杀。所谓红旗管事，就是负责袍哥组织的对外接待，即迎来送往；而黑旗管事，则负责组织内部的纪律。除了这类似的必杀的骨干，么排的袍哥，那些喜欢在乡里提劲打靶、出风头的，祇要有革命群众出面检举：“狗日的，哪一回哪一回，在街上打过穷人！”或者：“勾结哪个哪个，拉过人命一条！”也马上抓出来枪毙。这与他是不是地主、有没有财产无关。
老威：实在不够杀头条件的，就判刑劳改。
流沙河：对头。
老威：接下来该减租了。
流沙河：所谓减租，不过是从四几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沿袭过来的一种说法，其实根本不叫“减”，而是将人家按契约该交给你的地租直接宰了，不管欠你多少，都一刀宰。转眼之间，田地的主人就收不到一颗粮食，你啥子都莫得不说，人家还跟你算帐，诉你的苦，斗争你。
所以，当时的皇城坝，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南路毛泽东招手像的下面，尽是变卖家产的地摊子，昔日体面的士绅阶级啊，如今搞得饭都吃不起。减租是中央下达的命令，借你地主一百个胆子，都不敢去向农民要。反攻倒算的罪名哪个担得起嘛。
租减了，才轮到退押。咋个回事呢？解放前，凡是积攒了一点钱的农民，都习惯从地主手里佃田来种，称之为“佃农”。这是一种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事先要按田地的厚薄、期限的长短，通过双方协商，交一定数量的押金，或者叫保证金。如果将来租赁期满，佃农不愿再佃，或者地主要收回佃田，押金就要全部退回，这都在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老威：跟现在许多租赁、劳务合同差不多嘛。
流沙河：是嘛。可退押成了运动，就没字面上这么简单了。派驻的工作队，以及农民协会要给你算账：哪一年哪一年，某人佃你的田地，给的押金是多少，目前根据物价历年的涨幅，你应该退押多少。
老威：物价涨幅有没有指数？
流沙河：莫得任何标准，随便他把押金翻几个滚儿就几个滚儿，你必须退。变卖家产、砸锅卖铁也要退。并且每一场运动都有统一部署，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连大军阀熊克武都将他成都布后街2号的公馆贱卖给了共产党。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四川省文联？
流沙河：对头，你我都在里面上过班。嘿，那个时候，不仅熊克武，起了义的刘文辉，也将他在成都市区的房产统统贱卖，拿到乡下去退押。土地越多退得越多。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四大运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其目的，就是从肉体、经济、精神将士绅阶级，也就是地主阶级一步步整垮、榨干。如果这样搞了，你还有喘息的余地，比如大家认为，你还放得有外债，还在某个没人晓得的旮旯埋得有金条，就立马关起来审问，又打又吊，各种土法上马的刑罚都端上来。我晓得有个地主，招架不住了，就掉起下巴乱说：几十年前、几十里外的那个村那户亲戚，曾经借去我多少多少银元。于是农民协会背起枪，率领一大帮革命农民连夜赶路，上门找到那户亲戚，拿枪指着叫把多少多少银元交出来。吓得人家磕头作揖，不敢说不，祇求宽限一天，好拿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去成都皇城坝火速变卖，抵天上飞来的阎王债。
老威：简直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流沙河：毛泽东说的，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择手段。你要特别注意，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全部搞完，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榨干的榨干，该洗劫的洗劫，所谓的“土改障碍”就扫清了。剩下来的分土地是技术活儿，简单得很，重新丈量一番，哪家哪家，多少多少。
老威：据我采访得知，四大运动还要加上一项罚款。数目由工作队和贫雇农主席团定，没有任何道理，就凭一种感觉，罚50、100、300、500，拿不出来就朝死里整，或者就一枪崩了。当时在云南山区，一匹骡子才卖50元钱。
流沙河：说得对头，这叫退押过后的赔罚，也就是强制性的惩罚。比如在解放前，佃农为了搞好与地主的关系，逢年过节送点小礼；茄子或者南瓜刚出，就摘点尝个鲜；新米出来也送新米；酒米蒸了醪糟，也拿几碗去，等等等等。把多少年的这种鸡毛蒜皮累加起来，全部要地主赔，而且按现在的高价钱赔。紧接着是罚，你地主过去把农民剥削得那么惨，那今天光赔过不了关，还要加倍罚。
老威：拿不出来呢？
流沙河：既然赔罚你，就是估计你经过了四大运动，该退的都退了，可油水还榨得不够干。因为有的地主除了田产，在别处还有买卖。实在榨不出了呢？你屋里的家具，包括柜子、桌子、板凳、床，甚至锅碗瓢盆都搜起走。另外就是要成心杀你，故意喊一个你永远承担不起的赔罚数目，赔不出来罚不出来，就名正言顺地杀。并且宣布罪名：某某如何压迫农民，如何对抗政府，拒绝赔罚。
至此，伟大的土地改革就已接近尾声了。
老威：多长的时间？
流沙河：四大运动加起来，大约有一年多吧。
老威：据相关资料，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底或1947年初就在解放区正式开始了。如果把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算进来，就更早。可以说，他们起家就是靠土改。
流沙河：对头，我还搜集到一篇写1947年晋西北解放区土改的文章，开明士绅刘象坤被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划清界限，竟拿刺刀捅父亲的尸体；而帮过共产党许多忙的、上了《毛选》的著名开明人士刘少白也遭到残酷批斗，他的亲兄弟被农民拿铁丝穿鼻子，逼着他的亲儿子像赶牛一样，在后头用鞭子抽。搞得最惨的是东北，革命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歌颂的就是东北的死了太多人的土改。当时东北的情况复杂，局势很不稳定，作为解放区最高军事长官的林彪，晓得共产党要扎根，就要坚决、迅速杀光地主阶级，农民分土地才没有后顾之忧。
老威：真杀完了？
流沙河：差不多。农民也放心大胆分得了土地。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事，共产党就有话说：你们既然在党的领导下夺回了土地，那就要踊跃参加解放军，上前线打国民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这下子，农民子弟就祇能一批又一批去当炮灰。
老威：内战也需要炮灰。
流沙河：如果这也算解放区土改之所以残酷的“合理解释”，那么，当你已经夺取政权，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甚至把土匪都铲平了之后，还要大开杀戒，就绝对毫无道理。
老威：沙河老师，在你的老家金堂县，死于土改的地主有多少？
流沙河：多得很，多得很。包括我的父亲。太多了，乃至于在文革前夕，我下放回去的时候，好几万人的县城里面，祇剩100多个地主分子。当然，历次政治运动，还有3年大饥荒，也死了不少。
老威：理论家胡平的文章，《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里引证了一些资料，认为在土改中杀了200万以上的地主，而且是保守的估计。
流沙河：台湾诗人余光中在50年代撰文，写他的故乡“新坟无数”。
但是，我要比较客观地说两句，加一个“如果”——如果不是北朝鲜，不是狗日的金日成乱搞，去打南朝鲜，挑起那么大的战争，四川的土地改革恐怕不会那么残忍。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要听斯大林的指挥，叫中共出兵，你敢说不去？前方在跟美帝国主义打仗，败了好几盘，四川作为后方，要巩固，就要杀人，杀他们认为的敌对分子。
老威：地主也不是拿枪的敌人嘛。
流沙河：不管拿不拿枪。他们认为这些人有政治经验，有文化，并且在运动中受到了致命打击，时刻梦想变天——他们要将这种“可能性”消灭在未发生之时。
老威：老电影《铁道卫士》就是根据这种“可能性”来拍摄的。
流沙河：金堂县军阶最高的一个军人，也姓余，叫余锦源，但不属于我们这一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面，还有“余锦源”这个名字。他是国民党的军长，奉命参加淮海战役，在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打得很勇敢。最后遭包围，弹尽粮绝，被迫率整个军起义。然后呢，共产党找他谈话：如果愿意留在军队继续工作，我们欢迎；若不愿意，我们就送你回家。此时余锦源心灰意冷，就选择回金堂。共产党还给了他一笔钱。
经历淮海、平津、辽沈三大战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余锦源作为打过硬仗的被俘将军，早就晓得大势已去，天下是共产党的，于是回家乡后，闭门谢客，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避祸了。
余锦源家住城厢镇，育有六子，把他六个儿子的名字拼拢，就是“中华民族万岁”。比如余中祥、余华祥、余民祥、余族祥……
老威：很有意思。
流沙河：地道的爱国将领嘛，抗日战争中也跟日本人打过硬仗，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还有一定名望。
老威：据我所知，不少类似他的人，解放后都进政协了。
流沙河：你听我说。解放初期，局势还没完全稳定，金堂本地的一部分袍哥，受原来国民政府警探系统中的谍查——谍查就是货真价实的特务——的指使……
老威：袍哥咋会同特务搅在一块呢？
流沙河：国民党撤走，留了些地下组织，包括谍查，分东西南北站。其中谍查北站的站长，属金堂籍，叫赖合山。他的父亲本是民国20年叫政府打垮了的大土匪，可儿子不是土匪，算走了正道。这个赖合山，一方面是谍查，另一个身份却是袍哥，他回到金堂老家，秘密联络了当地几十个袍哥兄弟，拼凑了一个所谓的“川西义勇军”，发誓要跟共产党对倒打。结果心虚，一仗都没有打，祇成群结伙地上山躲了一阵，就阴一个阳一个下山，作鸟兽散。可在躲的时候，几爷子异想天开，喊着要公开扯起旗帜，并且发表宣言。那推举谁当头儿呢？余锦源嘛！方圆好多里就数他的名声大嘛！
老威：这锦源没得关系啰。
流沙河：吹牛皮的，余锦源根本不晓得。可后来轮到清匪反霸，才清匪阶段，就把余锦源抓出去枪毙了。
老威：真是活天冤枉！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流沙河：嘿，黑字落在白纸上，他们那个《义勇军宣言》里明明写着，头儿是余锦源，你还说得脱啊？几十号人全部杀，连跟着跑腿的都杀，头儿还不杀？
老威：后来平反没有？
流沙河：平啥子反？那年头错杀的多嘛，你听我说。在解放前，我们金堂县政府历来管辖着3个警察中队，其实就是地方保安。到了解放，3个警察中队长都率部起义，坚决拥护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对他们非常好，不仅享受到了起义待遇，还让他们做剿匪治安的副队长，协助解放军。3个人受到政策感召，就主动帮人民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各自都上金堂山里，现身说法，劝降土匪：你们看嘛，像我这样的国民政府的官儿，都没得事，还当上了解放军的剿匪委员，你们就更没得事了。还是安心下山回家，过正常日子。
土匪们都是3个队长的熟人，担惊受怕多日，就放心跟他们下山投降。他们先后劝下来了好几股土匪，一个也没跑得脱。而他们3人，有一个立了特别大的功，替共产党骗回几个大土匪头子，才没杀，其余两个，在后来的清匪运动中，都杀了。记得那个叫彭泽东的中队长绑赴刑场的时候，被解放军按在地下，枪都比到后脑勺了，还回头来闹：狗日的骗我们嗦？！当初是咋个许的愿哦？！解放军把他的脸揪转去，他又揪转来：当初咋个说的？！狗日骗子！！
周围的群众都惊呆了。唉，人家的确是老老实实起的义，没干一点对不住共产党的事。
老威：这就是所谓的清匪。
流沙河：对头。
老威：那，沙河老师，你的父亲是咋个遭的？
流沙河：很久以前了。金堂县国民政府机构中，分设民政、社会、建设、军事等几个科，其中民政科的人员和事情都特别多，而军事科，连科长带科员祇有两个人，它的职能相当于后来共产党体系内的县人民武装部，管招兵。我的父亲是军事科的科长，属于毛泽东划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就被当作恶霸镇压了。军事科的科长、科员都被镇压了。
老威：你家是大地主？
流沙河：比较小的地主。还没等到划成分，我父亲就在清匪反霸阶段死去了。金堂县分上五区和下五区，我的家在上五区，还好些；下五区搞得厉害多了，不仅保长杀光，连甲长（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都杀。如果把上五区好多没杀的地主拿到下五区，肯定该杀。
老威：为啥子？
流沙河；上五区是中心，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比下五区发达。这也是土改的一个规律，大城市，如成都，执行政策要比县份上宽松；而县份又比区乡好些；最残酷的是农村，农民整农民（多数地主说穿了就是生活稍稍改善了的农民），不要命。不过农村也要分发达与不发达，江南一带或沿海地区说不定就比大山沟里杀的人要少，因为贫富悬殊太大，把广东的中农弄到你采访过的云南，就是不可饶恕的恶霸地主了。
老威：你的意思是，政策标准还要根据地区差异，灵活掌握，可左可右？
流沙河：多数时候是宁左勿右。有句成语叫“穷凶极恶”，也就是说人要是啥子都莫得了（成为毛泽东归纳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的无产者），就会走极端。土地改革开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头，从此，政治运动一环扣一环，合作化、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镇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直到六四，直到六四后的好多事件，中国都在走极端，在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搞穷凶极恶的革命试验，极端犯罪试验。土改中的好些搞法，还令我想起了李自成，例如赔罚。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把明朝的官员弄拢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拿出私藏的银子。官员们回答没有，李自成的兵就用铁箍套住他们的脑壳，然后一边审问，一边朝铁箍里打铁尖，你不说，就一根一根地加，直到箍爆你的头。这个办法相当有效，好几百个官员的钱财全被挤光完。
老威：难怪毛泽东那么欣赏李自成。
流沙河：幸好我1950年就参加工作，进了成都的报社，才19岁。虽然以后也经历了一些磨难，可好歹活到今天，都75岁了。文革中间，我下放在金堂老家北街的木器社，劳动了12年，当时木器社有20多个木匠，如今连我在内就剩4人；还有50年代中期，我进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3期学习，同寝室5人，3个左派，两个右派，如今也死得祇剩我一个右派。
老威：你的年龄最小？
流沙河：有一个比我还小。我的身体最弱，最多病，算熬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的好几个地主都80岁以上。
流沙河：他们也熬得，估计也熬不过两年了，所以你要抓紧。
老威：看运气吧。
流沙河：我已经无所谓啥子运气，已经太熬得，太熬得了。
首发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