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我也来谈谈那四百枚导弹

 

这两天美国卖台400枚导弹又成北京外交部和国台办的大事。这400枚导弹究竟算不算个事儿呢?关键在于北京是不是准备对台动武。

无非两个答案,一个是准备,一个是不准备。我的看法是,北京客观上不可能对台动武。我的主观愿望是,坚决反对北京对台动武。

既然不可能动武,那就照不动武说。既然北京不准备对台动武,那你就让它台湾买去呗,莫非它买了还能反过来打大陆不成?我相信台湾没这胆,更没这心。

既然台湾买了也不可能打大陆,那400枚导弹实际上就是骡子的玩意儿,闲物儿一个,根本用不上,台湾充其量也就是给400枚导弹当仓库。

既如此,那你就让它买了存那儿呗,存哪儿不是存啊。

哪位说了:“既然买了也用不上,为什么不喊让台湾别买呢?”

我的想法是:与大陆相比,台湾毕竟是弱势方,大陆700枚导弹天天瞄着,即便买来不用,放在那里心里也踏实点。

大陆作为强势方,让人家心里踏实点有什么不好?这是积德事儿。

中华文化传统里缺乏健康良好的强势伦理。强势方总爱耍流氓,使横,吓唬人。大陆是强势方,要抛弃这个恶传统,要绅士一点,象个真正的强者。

美国爱卖就卖,台湾钱没地儿使爱买就买,北京不闻不问,就当没看见。风平浪静,自己不生气,美国不嫌你多嘴,台湾也不恨你干涉它的内政,一举三得,不挺合算吗?

北京在对台问题上,从官员到学者,没明白人,连一个也没有,全是饭桶。用吾乡俗语说,没一个是来给姥姥做生儿(生日)的,全是来混蒸馍吃的。

(2007年3月3日柏林)

--民主论坛

任不寐:黛玉出家前后

黛玉出家前后

——上川岛书简之三

任不寐

尊敬的方舟弟兄平安!

一周前看到你的短信问讯,心中充满了感谢。你是我在大陆最牵念的朋友之一,牵念朋 友的人同样被朋友牵念就是一种福份了。我想我能理解你劝阻我“学成回国”的理由, 一句“人肉筵席”的评论将你我内心多年和中国的“爱情”都道尽了;在欧洲那边,另 外一个从这“人肉筵席”九死一生地挣扎出来的姐妹也多次告诉我:她真的、真的很害 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鲁迅精神”就这样坚定地活在我们心中,这也许是中国基督徒独特的精神现象。玛拉的苦水已经变甜了,这是我们完全知道和亲身经历过的;但那里的苦水或内外加强的苦毒追逐着我们来到了迦南。不过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别的,我们的信仰独特之处恰恰也是一种“筵席文化”——那旷野里的筵席彻底解构了“人肉筵席”,乃是因为神的儿子将自己摆在祭坛上息了冤仇:“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鲁迅”们无论如何颠覆不了那“人肉筵席”,你我无论怎样“鲁迅”,我们都站在那“人肉筵席”的大厅里,挥动着不同的刀叉,以否定性绝望的方式生活在置身室外的自义中。我们越是“鲁迅”,越是借着否定张扬着与“他们中国”不同,我们就离“中国”越近——因为否定邻居以自我荣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或未能缔结的社会契约。鲁讯是一种文学否定,如同东方宗教是一种哲学否定。否定之否定,如吃人之吃人,其越彻底,否定的对象越大,越与被否定的对象合一。这否定性监狱或筵席,只能等到那一天,它的门从外边被打开。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六福客栈》这部电影:英国的女传教士格拉蒂丝(Gladys Ay lward)经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她并非不知道这里摆放着什么样的筵席。作为中国人,我这样的基督徒有比她更多的理由争取回到中国去。也许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奇怪:人千方百计地与他人、族人相分别,神却宁愿与罪人同席,甚至为罪人死。就这一点,基督信仰就真的是这地上独一无二的福音了。

没有信仰的人自然象野兽一样生活着。这些年来,越来越密集的信息使我们确实相信: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灵性的追求,直立行走成为神的儿女唯一的生物学特征;狡猾和更大的攻击性构成人对动物的否定性,但麻木将“灵长类”直接贬低到畜棚之中。生命没有任何指望也没有任何尊严,彼此践踏和口腹的快乐成为文化的全部内容。面对这种局面,残存的灵性向两个方向变异:

第一是“鲁迅式逃遁”。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延续着鲁迅的事业。在这方 面,鲁迅、胡适,毛泽东,以及什么“著名异议作家们”,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根本不把上帝或真理作为服务目标,而仅仅把“公共领域”或公众视为上帝;而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在野”与“在朝”之间的利益嫉妒,第二则是通过讨好公众兑换名利。这是人类历史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阶层,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哲学家和先知,而是最世俗、甚至最敌视真理的文字商人。他们不是为生活提供精神,而是将精神卖给生活。他们不是为真理提供见证,而是将生活上升为真理。在这种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无非是一群文化小丑——这里,小丑主要不是一个道德论断,我是指那种职业——因为换取街头的赏钱只能通过“耍把式”等低级表演(或美其曰“常识”)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被称为作家和学者的群体里面,你不可能找到一点纯粹精神上的东西,他们也从来没有贡献过一部象样的文学作品或学术专著。他们没有小说的能力,更没有哲学的能力;在某些领域,除了迷信以外,更对神学完全无知。一方面因为好吃懒做,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则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愚蠢。中国“思想家”唯一的存在方式是和人民及掌权者以不同方式行淫,包括以否定的姿势——其中意见领袖和为人民代言之类的异情或自我感动,与其说指向公义,不如说每一个字在“公义”义演之后,都迫不及待地伸手要“钱”:首先是“我公义”,最后是“我该名利双收”。这样一来,鲁迅式的“思想型随笔”或“杂文性学术”,以及近年来文必插图表的学院派的僵尸般、幕僚或会计层面的流水帐,成为顶尖的文化口红。在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的赵本山余秋雨及文化“超女”中间,只能由王朔和高行健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学最成熟的两极。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半”作家可以视为汉语写作中真正的明灯:半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海子。沈从文很快就自生自灭了,因为“边城”毕竟离长安城太近。所有,唯一站在中国文化的顶点的就剩下海子了。海子代表了中国心灵的绝对高度,也代表着中国文学的绝对高度,象形文字从诗经楚辞以来,从未获得这样的荣耀。在属灵方面,海子对人与动物、世界之间的不同根据有着充分的敏感,这一敏感使他将象形文字在他的世界里到处点燃,他想在这片片星光里面看见生命的意义。但这光不够强烈,当最后的火柴熄灭之后,海子将自己点燃了,堆放在古老长城和现代铁路在山海关的交叉路口上。在不信的世界,作家唯一真实的归属就是自杀——如果你有足够的诚实,死亡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而这一看见使生命的意义缩短或提升为一种死亡仪式。在他的尸体上边,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海子的遗体在铁轨两边一分为二,一头是灵魂,一头是肉体。这是远东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极其特别的城市符号:这城分为内外两层,分别为神圣和世俗,但中间却被一道围墙绝对地分开了。海子的世界如同犹太人的世界,无法找到一种力量将灵和肉、神性与人性,天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身首异处就成为基督以外世界的文化归宿。这两造之间,海子是中间的哭墙,又被扯为两截。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海子是诺斯替主义在太平洋西岸抛下的尸体。他并没有真正把圣经打开,因为穿越《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的道路,根本不是通往圣经的道路。正是从青臧高原上去下来的那条否定性的道路上,圣经构成对对海子最后的绝对的否定。“圣书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下卷肮脏而快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圣书,是我重又劈开的肢体(《黎明》)。显然,海子的朋友和同胞根本不能将海子之死对象化,因为他们在哭墙的这一端根本看不见海子面向圣书的表情,更看不见他被劈开的另一半肢体。海子在德令哈听不见父亲的呼喊,姐姐成为父亲的替身,这是东方文学的永恒主题。他寻找那声音,却找不到出口,或者说,海子从远方归来只能将自己当成最后的出口撞了进去。海子以后中国再没有作家了,文化小丑们象乌鸦一样纷纷扬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永远不要忘记,在山海关两侧,铺张着世界上最低俗、最彻底、最狂妄、最无知、信徒最广、最虚无、最实用、最相对主义的无神论。

       第二条道路上,这几天站着陈晓旭。“黛玉出家”的消息使我感慨万端。一方 面,她说明残存的灵性在中国已经怎样的忍无可忍,而中国心灵的动物状态怎样在“崛起”中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在鲁迅对心灵的绝对奴役之下,心灵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安慰。在“黛玉出家”以前,中国古典音乐和道观佛寺代表着这种绝望和否定性的安慰。你可能已经把赞美诗与《二泉映月》们作过对比,当我这样对比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灵魂的追寻是怎样通过《二泉映月》释放出来的。在那世界里根本没有出路,而是在四面哭墙或“十面埋伏”之内无限循环地歌哭;《二泉映月》不是别的,是找不到上帝的中国的千年抽泣,是面向姐姐在撒娇,也是姐姐们真正的伤心欲绝。其中“狂欢”型的文艺不过是伪狂欢,比哭更难看或“笑象哭似的”的牛二式庄老(“流行歌曲” 是两者的现代形式)。从“春江花月夜”到“姑苏春晓”,与其说是伪饰,不如说无奈。“黛玉”无疑试图克服这种命运,所以李娜在她前头宣告了自己的自由:“不是出家,而是归家”。当陈晓旭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的时候,我觉得“黛玉” 的确了解佛学的真谛。“黛玉出家”是中国心灵对动物状态的无声抗议,是心灵的自我解放,是对“崛起”中完全堕落、集体沦亡、全局败坏、穷奢极欲的告别。在“黛玉” 的背后——请原谅我用路德一样的口吻来这样“论断”——那一切的文化符号,猪一样的兴奋与狼一样的倾压,娼妓一样的淫乱和嗜血般的名利欲,一切本是粪土又归于粪土。这粪土里会射出几只冷剑,象当年的法老怎样追赶以色列人。比如试图谈论陈晓旭的财产婚姻甚至健康状况,以期找到“出家的机”。这就是中国的“文学批评”。除了“动机”以外,他们对灵魂上的事一无所知。这里的灵魂是这样构成的:秦香莲是文学的灵魂,焦大是政论的灵魂,“邻家阿二”是思想的灵魂;而“吃饼得饱”和“人上人”是一切灵魂的灵魂。“黛玉出家”将这堕落的灵魂驱逐出去,她有真的绝望在里面,陈晓旭因此与众不同。黛玉出家”最具有解放意义的地方在这里,她把中国的伪上帝,象垃圾一样倒在为此斗得不可开交的人们脚前,然后飘然而去。望着这“美丽的倩影”,除了一点担心以外,更多是祝福。我愿意把这点担心写在这里:哲学毕竟不是信仰,哲学连带着世界,因此具有出世的否定性自义和合世(与世界合一)的肯定性跌落。这一点担心经过惠能可以看见梁武帝,或者通过高原返回菩提树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不向佛学寻找灵感,因为后者在数千年前就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征服和自我征服。“黛玉”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换算为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的“infinitely-other”。对中心的脱离(decenter)如今更充分地体现在对“位格”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贾府和黛玉的界限也彻底消失了,但又互相否定、互相照耀、互相确证。在这里,自由玩耍(free play)取代上帝,也取代了自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为假上帝,在后现代的夜幕掩盖下返回人间——肉 身成道,道成肉身。

请原谅我将话题扯这么远。我盼望上面的话题也是我代祷的一部分。这祈祷性质的写作完全可以对两个伪问题视而不见:第一是所谓“读者是否高兴”,第二是否“自我指认”。臣服前者的作者根本不配写作更不配谈论写作,那以实用为目的的写作生产了太多的垃圾,“交换价值”不知希腊,更罔论耶稣。承认后者则恰恰是基督徒写作的提中之意和区别所在——对于我来说,“我在其中”永远不是逻辑矛盾而正是写作动力之一。

我的结论是,面对“人肉筵席”,基督徒应该是什么的姿态,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这点上不用我赘言。我从不愿意向伪善的宽和、以及恐惧下的视而不见致敬。我强调的是:那位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位唯一有资格否定这肮脏世界的,却卑微地降生在最象“人肉筵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时代里。没有“横眉冷对”和“浩然之气”,那里更不是寂静的山林, 而是小小的“马槽”。他没有因为忍无可忍这世界的罪恶而绝望自杀,祂为这世界的罪挂在了木头上。在以上所有的逃路中唯一缺少的那种灵性叫爱,而在基督以前,没有人真正认识这个灵性。求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今天将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有勇气、有智慧、有爱,重新面对那“人肉筵席” ,那里的我和每一个灵魂。“黛玉”已经出家了,你什么时候受洗:)

你的弟兄和朋友:任不寐
2007年3月1日星期四于XXXX大学

 

温 辉:假如不是假如

 

悠悠岁月,邓小平离世整整十年。

这十年,“伟人”、“巨人”、“恩人”……一顶顶桂冠接连相送。

值此时刻,我们也缀数言相赠:

假如你不是和毛泽东联手大打一场反右战,戕害过百万的爱国知识分子、异见仁人志士;

假如你真的是中国的纳吉而不是纳吉的对立面人物(文革时有人胡说邓小平是匈牙利1956年人民起义的领袖纳吉总理);

假如脑子里没留住毛泽东的阴影,没有在理论务虚会上大肆咆哮,颠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

假如1978年12月13日的邓小平(提出民主的重要性)没有被后来的邓小平打昏在地;

假如血管里净化了列宁邪说;

假如没有在“自由”之下加“化”,并藉“反自由化”大反自由;

假如没有藉口反自由化反掉胡耀邦赵紫阳;

假如不让江泽民取代胡赵;

假如没有出现隔代钦定,四代一体;

假如四个坚持是:坚持人权、坚持自由、坚持法治、坚持民主,而不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一党专政;

假如改革不光是革掉一部分专制经济模式;

假如开放不光是开放给资本主义的坏胆固醇、拒绝资本主义的好胆固醇;

假如不是让官家圈子、官家子弟、官家左右、官家手足“先富起来”,官商勾结,以钱谋权,出“新阶级”,而是让富裕紧贴着平等、公允,贫民脱贫,全民均富;

假如容许天南地北家家发声,人人声讨——声讨官场劣行邪恶;

假如从制度上清除制度化的贪腐;

假如全民选举、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代替了一人独大、一言封官、官官相护、结伙营私;

假如乐意接受八九反贪污反专制的诉求;

假如没有用坦克的履带卷走正义的旗帜和众多正义的生命;

假如不是残民以逞——保住一党天下、权贵之位;

假如这一切假如都不是假如,而是现实;

那么,

你的名字就不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是载入万古流芳的伟人史册。

—-《争鸣》2007年3月号

秋 风:官员的能力与民众的权利

 

今年春节,重庆市党政部门要求官员们阅读一本描述和赞美全球化的书籍《世界是平的》。不过,对于该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来说,他所在的县、市的世界显然不是平的。仅仅因为发了一些手机短信,他就被当地公安部门拘留、检察院批准逮捕。后来,重庆市有关部门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这里既然说到党政领导,当然包括当时的县委书记蓝庆华。蓝也在当时被免职。然而,两个月后,蓝庆华据说平调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观察家们的议论再次表明,这个世界好像相当不平。

重庆市市长出面解释说:“考虑到蓝庆华的工作能力,不能让他没有工作。”在打破铁饭碗的说法讲了20年之后,为什么一定要让官员端上铁饭碗,为什么一位官员一定要有“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且不去管它,那么让重庆市领导一定要让蓝庆华有工作可干的那个“工作能力”又是什么呢?

县委书记既然掌握着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权力,当然也就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治理职责。但县委书记的这个职责究竟是什么?从任命干部的领导到学术界,似乎没有人仔细探究过。但根据媒体所报道的蓝庆华的工作业绩,加上其他一些事实,大概可以推测,重庆市官员所说的“工作能力”,就是执行上级党政部门决定的能力。上级以什么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执掌一地治理之权的党政官员若在这方面表现较为得力,那可以在上级那里获得“有工作能力”的评价。

就目前而言,这种工作能力体现在多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推动本地经济和税收增长的能力,即使到了今天,这也依然是上级党政部门考核各级官员的主要指标。与这个指标相关的,则是市容整洁,城市文明,因为所有党政官员都希望自己所管辖的城市成为现代化城市、文明城市、清洁城市,所以假如下级在清理残摩、城市拆迁改造、驱逐乞讨流浪人员等方面成绩突出,也算工作能力出众。当然,铁腕反腐似乎也是能力之一,蓝庆华在这方面表现得似乎蛮突出。保持本地稳定也是工作能力的一大表现。因此,彭水县有关党政官员干预司法,在上级领导眼里,大约也是工作能力强的标志。

总之,干部的工作能力就是执行上级政策的能力,干部能力的强弱则完全由上级来评价,上级觉得谁有能力,就可以力排众议,把他放到重要位置上。即使他犯了一些错误,也可以不计小过,一定给他安排个官位,让他发挥那难得的工作能力。

如此珍惜人才的态度,令人尊敬。但从民众角度考虑,上级党政部门眼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是否具有造福民众的突出能力?世间没有人是神,官员的想法未必与民众的想法总是一致。所以,没有人敢打保票说,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会造福于民众。这也就意味着,上级政府很可能追求一些偏离民众偏好的目标,制定一些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则能力强的干部大约也会给民众带来更严重的损害。即使上级政府的目标对民众来说是好的,能力强的干部也很有可能因为迷信自己的铁腕而逾越法度,滥用不合法、不合情理的管理、管制手段。

因此,在法治、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对官员的能力提出了一项价值要求,那就是,以宪政价值为最高鹄的,且每个官员都应对这些宪政原则负责。官员在任职的时候必须宣誓效忠宪法,效忠宪法所蕴涵的保障人民自由与权利的诸原则。官员的首要职能是遵守这一宪法原则,并且执行宪法。换句话说更确切,官员面对着一个名副其实的一票否决:若有违犯宪法的任何行为,就只有辞职走人一途,不管其他方面的能力有多强。在这种制度及理念下,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自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但底线却是不可越过的。一旦越过,则官员不仅会遭到受损的民众起诉,也会酿成重大政治事件,从而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已经正确地指出,彭水诗案是一起“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但是,对此事承担责任——不论直接、间接——的县委书记,却依然可以被“平调”到新岗位。可见,在委任他的部门眼里,官员并无遵守宪法、更无执行宪法的职责,官员也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职责。官员的能力强弱,与此毫无关系。事实上,即使官员直接违犯了宪法、侵犯了人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别的方面的工作能力可以确保他再获任职。

如此没有价值拘束的能力,可能具有极高行政效率,但秦中飞等很多民众已经感受到其可怕之处。如此没有法治取向的官员能力观,也正是人们朴素的正义感遭到践踏的原因所在。

张 朴:我与张戎回乡记(之一)

 

(作者提示:本文纯属个人观感,议事议人,信马由缰。一不小心,如果磕着碰着了谁,还望多担待)

[一]

尽管我在英国已经生活十年有余,中国从来都是我魂牵梦系的故乡。几乎每年我都会回去看看。这次与姐姐张戎同行,我感到格外兴奋,却又心底藏忧。

行前,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千万要注意安全。人们的叮咛不只是空穴来风。张戎积十二年心血写成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出版后风靡世界,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称之为“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读后感是:“还没有看过比这本书更震撼的书了,感觉上像是炸了颗原子弹。”更有读者直言这本书“挖了中共的祖坟”。中共的中宣部已下过两道禁书令。就连外国杂志里刊登的书评也要撕掉,才准入境。我从网络和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了许多对张戎的辱骂和恐吓。有网友甚至著长文,论述中共“最想暗杀的人”名单,张戎和我,荣登榜首。

我之所以也被划入该杀之列,大约源于这本书从写作到中文翻译,我曾尽过绵薄之力。我还在报纸、杂志和网络上,与居心叵测的骂客们大打笔战,肯定得罪了一些人。有朋友自美国打来电话,担心我会挨黑枪。我开玩笑说:本人胆小,真要碰见杀手,敬请他开枪时别让我看见。

再多的顾虑,也难挡似箭的归心。一直埋头写书的张戎,好几年没回成都看望年迈的母亲了。她还想把《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给北京的曾采访过的朋友们。少不了要尝尝那里的涮羊肉,哇,更不用说她最爱吃的夫妻肺片和麻婆豆腐了。

[二]

步出北京机场时,我们已做好心理准备:所带的行李被翻个底儿掉。谁知,没人对我们发生兴趣。

顺利坐上宾馆来接的车。沿途除了商品广告,还有偶尔掠过的政治性标语牌:创建和谐社会。中共每换新领导,必诞生新口号。我们已经感觉到“和谐社会”的光照了,这第一迹象,应该是张戎安然无阻的回来探亲访友吧。

比我们还要惊讶的,是所有见到的人见到张戎时的惊讶。他们中有已退休的中共高官,有坐上中国头把交椅的电影导演,有自由派的领军学者,还有普通的机关干部。他们一致问张戎:怎么会让你进来?

这些人生活在国内,熟知行情。张戎的归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足以反映出中共执政者的宽容,以及处事的灵活。

我在英国的好朋友诗人杨炼,曾为法轮功请命,起草了一封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措辞尖锐的公开信,在网上广为流传,国内也有不少人看见了。当杨炼出现在北京大街上时,几乎没人不对他仍然能够自由往来感到吃惊。政治上相当激进的知名作家马建,也曾在公开信上签名。去年他回北京时,不仅举办了演讲会,还买了房子,大有在北京安家落户之势。

我们还见到徐有渔,一位在知识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当初他因为自由主义观点,差点被赶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他跟处于软禁状态的刘晓波是好友,两人经常保持联系。像这样的敏感人物,中共并没有禁止他出书。他甚至还可以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人民办讲座。

你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仍旧是共产党国家,但共产党所特有的暴虐气味,已越来越少了,人情味多了,人民的言论空间也有了令人鼓舞的扩展。这次回乡,我有一个明显感受:中共开始愿意妥协了,也能根据需要对自身的专制体制做修修补补。但是,中共决不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哪怕迈出微不足道的一步。对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谈到。

[三]

这次最可惜的,是没能让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亲眼看到张戎的书。王光美正处于深度昏迷中。张戎曾几次采访过她,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书中你能读到张戎对王光美的精彩描写。

我一直想知道邓小平的家人对这本书的看法,后来从间接渠道得到了反馈,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张戎所写的,都是真实的。

林彪的后代只剩下女儿林豆豆。我最关心的是她的态度。林豆豆体弱多病,性格内向。平常说话很少,看上去郁郁寡欢,很不活跃。母亲叶群不喜欢她,父亲林彪常年工作在外,对她谈不上亲近。据说她与丈夫,与父母的关系都不好。当你跟她在一起时,感觉她随时都像处在某种压力之下。

张戎采访过她。在书中,张戎做了如下判断:是林豆豆把父母和弟弟送上了死路。这等于说,是她害死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弟。

当林豆豆听到这个结论时,没有显出不满和愤怒,她甚至没有替自己辩解。是否是她的心灵在深深的忏悔?而那磨灭不掉的痛苦,看来将伴随她走完孤寂的一生。

林豆豆是个早产儿,靠保温箱活下来,无论在智力还是智商方面,她比弟弟林立果都要差一大截,但她却很自以为是。她认为父亲应该过朱德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她看不起林立果,嘲笑他只会空谈,干不了实事。

当林立果暗杀毛泽东未能如愿,林彪正面临被毛清洗时,林立果与父母商量决定乘飞机去广州。在那里他们进可调军北上与毛决战,退可去香港,避难西方。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林彪叶群林立果都会活下来,历史就要改写。只因林立果不听母亲的话,把离开的计划告诉了姐姐,导致了毁灭。

林豆豆先后两次向周恩来和警卫部队报告:林彪要跑。她第一次报告时,周恩来根本不相信,以为是林彪和女儿之间闹矛盾。周还劝他们不要争吵。当时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根本就不知道林彪要跑。毛一早吃了安眠药睡下,其他身边的人大都回了家。

林豆豆的告密导致林彪等人仓皇出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我一直弄不明白,林豆豆为什么要出卖父母和弟弟?当时林立果已经明确告诉她:林彪的身体状况极差,一旦落入毛的手里,活不了几天。但林豆豆却宁可要父亲去死,也在所不惜。

或许是林豆豆心怀太多的恐惧,在毛泽东与父母之间,她选择了毛。当时的环境逼迫她以所谓大义灭亲,来向毛表白她的忠心。毛泽东的统治让人变成鬼,这在林豆豆身上得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体现。

[四]

好些张戎采访过的人,已去世了。包括早年在长沙跟毛做邻居做朋友的易礼容。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年事已高,或生病。还有其他原因。如人民日报原社长秦川,据说是他的做过演员的老婆,跟名作家茅盾的儿子私奔了。这一打击使秦川一蹶不振。

在见到的人中,最有意思的是年近九十的李锐,曾做过毛的秘书,是赫赫有名的研究毛的专家。我在李锐处看到一些打印成册的资料,是有人从海外网站上印下来的所谓敏感文章,再转卖给感兴趣的人。我写的好几篇都列在上面。资料封面最下方写着:供研究、批判参考。

李锐谈到他的最新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曾专门叫邱会作带信给刘少奇,要刘少奇来延安,帮助他搞掉王明。毛要邱把信全部背下来,然后烧掉。见到刘少奇后,再凭着记忆写出来。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还议论到张戎的一个惊人发现: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很可能是中共潜藏在国民党中的红色代理人。李锐在谈了他的看法后,说:像这类人物,都是由周恩来一个人掌握,中共高层里大多数并不
知情。

李锐还说,中共高层中,真正“吃透”了毛泽东的人,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他举了一个例子:七十年代初,毛一度病危。当毛从昏迷中醒来时,一直守候在旁的周恩来对毛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权还在你手里。这就是为什么毛对周很放心,而周能把宰相的位置一直坐到死。

林彪在建国后,每逢关键时刻必出面助毛转危为安,并且大肆吹捧毛,毛高兴死了,后来把林扶持成接班人。

李锐还谈到毛泽东与女人的关系。毛泽东早年的同学肖三曾对他说,毛对女人从来都无情无义,却又爱到处乱搞。肖三称毛是“铁鸡巴”。

我忍不住大笑。在整个旅途中,我不时回味着肖三对毛的这三字评语。这根“铁鸡巴”曾横扫天下,不光摧花折柳,还几乎毁了我中华文化。

[五]

到底有多少女人享受过毛的“铁鸡巴”?

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几个名字,比如张玉凤,还有孟锦云等。但这些女人没有一个愿意承认曾跟毛有过“一腿”。

张戎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国人民心里都有你。”

中文版面市后,张戎收到一位著名学者的来信,提出这一段与事实有出入。他说:章含之肯定跟毛睡过觉,京城里人人皆知,张戎不应为章遮掩。

就我看来,跟毛睡过觉,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一朝选在君王侧,六宫粉黛无颜色。何必要遮遮盖盖,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想让别人知道她跟毛泽东的亲密关系,又故意不完全说出来。

到目前为止,在毛泽东的情人中,敢于不加掩饰地谈论跟毛的亲密关系的,只有一位,她就是陈惠敏,住在伦敦。

我曾见过她两次。她说她是穿着纱裙,半透着里面的内衣内裤,参加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从而被毛看中的。

张玉凤和孟锦云都确认了陈惠敏曾随侍毛的身边。不过,陈拿不出一张跟毛的合影照片。据说,毛非常小心。在毛的女友中,陈是唯一的高干子弟,毛从来不信任有这类背景的人。

陈很想把她与毛的亲密接触写成书,还没动笔,就向某出版社要价两千万美金,可能是看到李志绥写有关毛的书挣了大钱。陈讥笑李志绥的书,是毛的卧室之外发生的故事,而她的书,是写房门关上后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曾问她:李志绥的书里有你吗?陈惠敏就举“大床同眠”一段。书中讲的几个女孩子与毛泽东在一张床上寻欢作乐,她就是其中一个。

她曾当着众人,提到有的男人想打她的主意,她轻蔑地说:这些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想跟主席平起平坐!

陈惠敏以为也可以由此发一笔财。如今她已步入老年,重病缠身,牙齿掉得只剩下四颗,那两千万美金似乎还无穷的遥远。

(未完待续)

--原载观察

杨莉藜:且看劳教制度如何谢幕

 

五十年前,毛泽东翻云覆雨把近百万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监禁条件不允许把数目如此之大的人们投入监狱,1957年8月3日国务院紧急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把那些中共所谓 “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集中管制,剥夺其基本的人身自由,剥削其劳动力。从此这个与中共自己的其它法律条文相抵触的非法之法一路延续下来,成为中共镇压异己,稳固一党专制的重要手段。

毛时代结束之后,中共又对这套制度作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98年11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 1980年7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县镇收容劳动教养和地区举办劳动教养场所问题的批复》……但是,据吴弘达先生的考证,这些修修补补并没有使劳教制度纳入文明、人道的司法体系,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和惩罚对象。(吴弘达《 司法改革的花边新闻》

不过,后毛时代的中国毕竟不与毛时代不同,不可能躲在铁幕后面对自己的人民肆意屠戮而不必理会国际舆论。近年来,中共的劳改、劳教之类恶法在国际上一直受到以吴弘达为代表的人权活动人士,以劳改基金会、大赦国际为代表的人权组织的揭露与批评。即使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公开质疑这种非法之法存在的必要。自2000年以来,具有学者背景的一些人大代表连年提交议案,建议改进乃至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据报道,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已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立法规划,后来由于各方意见显著相左,只好无疾而终。今年,在劳教制度在中国肆虐半个世纪、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废止该恶法的声浪再次席卷而起。官方的《中国日报》率先予以报道,国外的主要媒体也给与了充分关注。

一个人,一个帮派,一个政权,无论曾经多么作恶多端,一旦有了向善之心,哪怕只是不起眼的举动,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都不啻是天大的福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旨在结束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的尝试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对这个曾经为了维护它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恶法,中共是否真的会弃之如敝履?这是每一个关注中国司法和人权的人们都会引颈以望,拭目以待的。在我们的等待与期望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冷静考虑:

假动作或是真心愿?钱袋日见鼓囊的中共政权要想在国际社会里出人头地,就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革除野蛮、猥琐的陋习,但这种迫于外力的自我形象重塑往往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一些拿人权作噱头的假动作。当年中共把“劳改”改称“监狱”时就曾经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样做只是为了“改变国际形象”。如果这次劳教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假动作,我们的善良的期待将再次以失望告终。

名乎,实乎?中共一向是玩弄词语的好手,换个“马甲”接着蒙人的事儿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次的所谓废止劳教制度是不是依然是换汤不换药那一套?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据目前的报道看,有的称,劳教所将改名为”教养中心”,也有的称将改为 “更生中心”。看来,有关方面依然是重名胜过重实,以为从名称中去掉了“劳动”字样,就尊重人权了。殊不知,超强劳动只是以酷刑侵犯人权的一个方面,而现有劳教制度的根本问题是不经司法判决就剥夺人的基本自由,如果不全盘废止,依然谈不上尊重人权。

民间舆论还是官方意志?在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民众的意愿可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化为法律、政令,而在专制社会,官民之间总横亘着打不破的屏障。这种官民两张皮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十分明显。在废除劳教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看到的似乎是民间的鼓噪多于官方的回应。关于废除劳教制度的提案,比较成熟而又有影响的是2004年1月由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的议案,民间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多见于某些学术刊物和网络。近期的报道由《中国日报》牵头,但这份报刊虽然属于官方,却又远不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纯粹喉舌,并不能代表官方意志。事实上,就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还在党内的一份有影响的杂志上撰文强调,中国的劳教制度不是应该取消,而是应该加强。虽然中国的人大名义上属于立法机构,但是没有官方的首肯,任何立法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只有一把鬼头刀么?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共真地顺从民意,废止了劳教制度,那也许可以勉强算作“放下屠刀”,离“立地成佛”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历史的经验甚至让我们连“放下屠刀”的乐观都不敢有。我们实在应该仔细看看,丢下了鬼头刀之后,是不是还藏着别的暗器。事实上,除了劳教之外,中共随意剥夺人权,非法拘押、监禁公民的花样十分繁多——双规、两指、学习班、学法班、批斗会……虽然不像劳教制度这样年深日久,流毒广布,但是只要此类侵犯人权的伎俩依然存在,我们就难以相信中共从善如流的诚意。

五十年了,罪恶的劳教制度不知消磨了多少人的青春时光,毁掉了多少人的前程,拆散了多少个本应美满的家庭。五十年了,这个残酷而野蛮的制度确实已经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们虽然没有太多乐观的理由,但依然期待着它的谢幕。

余 杰:大陆媒体为何对杨紫烨获奥斯卡奖保持沉默?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奖刚刚落下帏幕,华裔导演杨紫烨的作品《颍州的孩子》荣获本届最佳纪录短片奖。杨紫烨是香港人,二十多年前移居美国,有绘画和电影制作硕士学位,曾做过剪辑师和制片人。她还制作过一部反映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的纪录片《朱力亚的故事》,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此次杨紫烨的获奖也是香港的骄傲,是香港给了杨紫烨东西兼备的文化积累和国际化的视野。然而,大陆媒体用很大的篇幅来报道奥斯卡奖的消息,却对杨紫烨的获奖只字不提。大陆媒体向来具有特别的“民族自豪感”:去年华裔导演李安凭《断背山》一片获最佳导演奖,遂被誉为“中国人的骄傲”,网民们也狂呼“中国人在好莱坞呼风唤雨”。其实,李安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定居过,他拍摄的《断背山》纯粹是一个关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故事,李安跟“中国”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杨紫烨的杨紫烨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故事。这部记录片以艾滋孤儿高俊为例,展现了中国大约十万名艾滋孤儿的凄惨命运。在颁奖仪式上,杨紫烨感谢抗击艾滋病的英雄以及帮助成功拍摄这部短片的朋友们。跟中国河南省一些农村县市一样,安徽阜阳颍州也是一个当地农民因为贫困而卖血为生的地方。利益熏心的血头让这些善良的卖血农民染上艾滋病,先后悲惨地死去,遗下的孩子则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倍受社会歧视和家庭排斥,过着动物般的生活。

杨紫烨于二零零四年八月到安徽阜阳颍州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了能真实感人地反映艾滋孤儿的凄惨境况,同时还要躲避地方政府和如同黑社会一般的血头集团的骚扰,她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三十七分钟的纪录短片。

大陆媒体对张艺谋的《满城尽戴黄金甲》的落选耿耿于怀,却对《颍州的孩子》的获奖闪烁其辞。在今日中国大陆特殊的语境下,前者颂扬帝王的淫乱与杀戮,属于中宣部肯定的“政治正确”之作;后者表现被遗忘的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存真相,属于当局厌恶的“政治不正确”之作。中共最爱面子,在诸如救援艾滋病患者等“敏感”问题上,不仅自己无所作为,还不允许民间人士和国际组织有所作为,因为那样会使得当局感到自己“没有面子”。

于是,杨紫烨的《颍州的孩子》虽然获得了金光闪闪的奥斯卡奖,却遭到大陆媒体一致的封杀,这部影片也绝对没有可能在大陆的院线中公映。由三十六名衰朽不堪的检查官所组成的电影评审委员会,怎么会让这样一部“丑化和谐社会”的影片与公众见面呢?

杨紫烨获奖的时刻,“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正在赴美国领奖的路上。当局为了阻止高医生赴美,居然派出大群警察围堵这位年近八旬、除了良心之外一无所有的老太太。最后,美国前第一夫人、下届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致信胡锦涛表示抗议,高女士这才被放行。胡锦涛不怕自己的老婆,倒怕克林顿的老婆。

杨紫烨和高耀洁这两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挑战中国大陆日益泛滥的艾滋病,更挑战致使艾滋病泛滥的根源——中共僵化而冷酷的专制制度。我们应当向她们鼓掌,并与她们风雨同行。

──《观察》首发

孙文广:我当过十年政协委员——兼说政协改革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根本不讨论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象这样的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一)中共统战部通知我去政协开会

1987年底山东大学统战部通知我春天去济南市政协开会,于是我从1988年开始当上了济南市政协委员,直到 1998年,总共两届(第八届、第九届)十年。为什么让我当政协委员,当时没有仔细想,

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可能是因为我的大哥和很多亲戚在台湾,还保持联系,我属于统战对象;

第二:当时正准备发展我加入“民主建国会”,“民主党派”也是统战对象;

第三:我当时在山大管理科学系任副系主任、工会主席,也算个小小官员;

第四:我在山大讲授“国民经济管理学”,懂点经济,算是个“专家”,我到政协就被分到社科组。

(二)我被分配到第十三组

1988年春天,山大派车把我们几位市政协委员送到了会场,住在一个大型招待所,两人住一间。我和山大刘大钧教授住一屋。

济南市政协委员539人(注一),分十几个组,分组事先定好,第一组 “共产党”,体现“党的领导”。我被分在第十三组,名曰“社科组”,这个组还包括共青团、新闻出版界的人。我那个组中有:济南日报的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教育长、济南团市委副书记、济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市电视台主任。除了政协委员之外,还有列席代表。一位济南市安全局长、中级法院副院长和山东军区副参谋长等都是我们那个组的列席代表。这个组坐下来开会,到齐了有三十人(包括列席代表)。号称 “社科”的这个组,能称为教授的只有寥寥几人,而且都有其他头衔。

市政协的十几个组中,除了“共产党”外,还包括:经济组、科技组、农林组、医药卫生组、教育组、民主党派组、港澳同胞(在济南投资的老总们)组、文化艺术组、总工会组、工商联组、妇女组、商业组、农村组。每个组约三十人,都由上级指定了召集人。

(三)第一项议程 选举主席团

召开大会第一项任务是选举主席团。投票时,非常紧张,清点人数,不准委员进出,门口都有专人看守,如临大敌(也有人说这是严肃、认真、轰轰烈烈走过场)。大家坐定之后发下一张有近100 人的候选人名单,多数都不认识,是等额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些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反正我们委员没有参加提名。如何投票?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大家不知所措,给他们每个人画圈,投赞成票,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全投反对票又觉得对不起会议组织者和忙于会务的人。不知道谁提出“建设性意见”说:“咱们隔一个人划一个圈”,于是我们就1、 3、5……画圈赞成,2、 4、6……反对,这种投票方式也亏了教授们想得出来,既不全反对,又不全赞成,不失中庸之道,嘻嘻哈哈之间完成了投票任务。

希望有思想的领导看了选票,会联想到改革选举制度;正统的领导人也难于把我们定成什么性质。(以后凡大名单选举我基本采取这种划票办法)。

(四)开大会是聊天、写字的好机会

济南政协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大报告都是念打印稿(稿子事先发下来)。内容老调多,每次开会我先把发言稿翻一遍,把有用的内容(主要是数字)勾划出来,把多数没有保留价值的发言稿,在封面划个大圈,带回家当废纸处理。发言稿很快浏览一遍,于是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周围的人聊天,天南海北的聊,聊腻了就拿出笔写东西,或写信或写文章,这看起来好像在做记录,没有人来管 .开大会有时也安排委员上台发言,这都是指定的,发言稿要事先交上去审查,内容多是套话,如:领会上级精神,贯彻上面决议,回单位后认真传达之类的话。

(五)我的第一份提案

市政协开会一般在一、二月。1988年和1989 年春的两次政协会,都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政治上相对宽松,是我参加过的最活跃,最值得回顾的两次会议,有的人甚至提出多党制的问题。

198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我当时讲经济课,关注经济问题,济南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988年实现工业产值增长 17%。由于前几年济南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电力短缺,居民家中经常停电,物价上涨,交通紧张,市民很是不满,我认为再继续提高指标,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写了《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质疑市长报告中17 %的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调整,修改。因为论据比较充分,在小组会上获得了很多支持,十八位委员参加联名,其中教授一人,副教授、副研究员9人,还包括一位党委书记。据说过去政协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重要内容提出质疑的提案很少见。会议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份提案复印,交给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大会秘书长当夜来找我们谈话,说这份提案已经受到市里领导的重视,认为这份提案有理有据,市领导指示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修正。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在向社会公布前做了修改,将 17%改为10%。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我总共提出九份提案。

(六)我被评为先进个人

88年我因为起草了那份联名提案而受到重视,市里的电视台也报道过我的发言。我还被推荐为政协中的先进个人。济南日报1989 年5月14日介绍了市政协的十七个先进个人,我被排在第二名。《济南日报》介绍说:“孙文广 市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教授。孙文广1988年1月在市政协全委会上提出了九份提案和建议,其中《争取经济稳步增长,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刊登他阐述关于控制经济发展过热,防止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他还提出了有关群众生活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多年来,他提出许多建议,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文件,报经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意转发全国。”

(七)六四后受冷落 视察看守所的提案被搁置

89六四前,我写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自那之后从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开始,我在会上就受到冷落。写出的提案多数没有反响,再也看不到记者采访。

我两次坐牢,关进看守所四年多时间,受了很多的折磨,最痛苦的是饥饿折磨;当时粮食定量每天九两,粮种不好,副食基本没有肉、蛋、油水,当时我还处于壮年,每天饥饿难忍,1973 年我身患重病,几乎死在牢里,关押的年轻人饿得半夜哭泣,有的人为了早出去,只得违心的认罪。饥饿实际上成了一种逼供的手段。饥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虐待折磨关押者的方式。我在被捕时身上还带着一些粮票和钱,多次乞求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请代我买点充饥的食物,都被断然拒绝说:“看守所不是宾馆。”我请他们准许家人送点食物,也被拒绝,说:“家人送吃的,毒死你谁负责?”在看守所中我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出去,一定要呼吁,让关在监狱中的人也能吃饱饭;在狱中我想,这种虐待人的制度,多少年来没有改变,是因为释放的人各奔东西,忘了这里的受难者,有的人释放后,在社会上受歧视,没有能力去呼吁,我下定决心,只要离开,一定要反映这里的黑暗,争取改革关押制度,让人吃饱饭。

1978年6月我被判刑七年,进入劳改队,一个月后,我给检察院写了《看守所管理情况及改进意见》(注 2),实现我心中的诺言。

平反回到山大,当了政协委员,在会上我又想起看守所,于是写了提案,揭露了其中的黑暗,并建议组织政协委员视察看守所,改进其管理。这个提案写在六四之后,大概是90 年代初,结果没有反响,不了了之,也没有获得去看守所视察的机会。

(八)反对盖豪华“常委楼”

2004年济南市有关部门,关闭了具有十余年发展史,拥有3000余个摊位的,集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英雄山早市。为济南市委常委修建别墅型宿舍楼,地点在济南市风景游览区,处于傍山位置,周围绿树成荫,为了建筑常委宿舍楼,不但要伐掉很多大树,而且要驱散集市,使摊主失业。市民权益受到侵害,为此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贴了很多小字报。其中一条流传很广的是:“谢玉堂(市长名),我操你娘,你拆了市场盖灵堂(常委楼),你先死爹后死娘,最后死你谢玉堂”。

1995年,召开市政协扩大常委会议,我作为小组召集人也参加了,会上我发言强烈谴责不顾市民利益,建筑豪华常委宿舍楼,指出这是无视社会舆论,侵犯居民权益的行为,还讲了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和共产党必须顺应民意,重视群众反映的道理。这次讲话虽然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常委楼”问题。 1996年政协会上,我又书写了提案《“常委楼”超标建筑应查处通报》,交上后,却如泥牛入海,无影踪。

(九)关于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的提案

1993年政协会上,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全民动员”“开展乡办企业年活动”,要“加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我写了提案《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口号提出质疑,指出这些口号可能会引导出错误的行为,提案要求调整发展村办企业的指标,保护环境,保护土地资源,我的提案根本不被理睬。连个答复都没有。较六四之前1988 年提出的《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待遇有天壤之别。

当时掀起的推动乡村企业的高潮,盲目发展乡村企业,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几年之后很多乡镇企业亏损倒闭,留下的是环境污染,农田被毁和银行的坏账。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认真的评价。

(十)临别纪念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1997年2月召开济南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这是我最后一次参会。做为临别纪念,我考虑该写个什么提案?为此思考很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写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提案。提案发挥什么作用不敢说,但至少是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提案的开头我写了:“只有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如改革选举制度,保证监督机构工作的独立性,设立推动政改的专门机构,开展理论研究等。后来这份提案被收入经济类,承办单位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审查意见是“同意立案”,以后就没了下文。

(十一)从评选优秀提案,看领导意图

济南市政协,对八届1-5次会议的 2532件提案进行筛选,确定了54件“优秀” 提案,汇编成册(注 3),进行表彰。评选优秀提案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注4)。1990 年一位民主人士的提案《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的几点建议》,被评为优秀提案,这份提案中建议:“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共14 号文件,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民主人士要认真学习加深理解,付诸实施” .这份提案的承办单位是“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他们顺水推舟立即制定了实施意见,规定要:“重视选拔、培养、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的内容,这真是投桃报李,你拥护党的领导,我提拔你当官,这也指明了“民主人士”争取表彰和升官的途径,谁想升官就要拥护党的领导,就要呼吁加强党的领导,这就能得到表彰继续升官。

(十二)建议政协改名

1992评出的54件优秀提案,其中52 件都是关于经济、科技等内容,有两件涉及共产党,一件要求学习中共的文件,一件要求党员干部下基层。根本不涉及体制问题。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会根本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问题,象这样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十三)政协在中共严密掌控下活动

各级政协都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活动,每次政协开会,首先要成立临时党组,负责会议的最高领导、决策。各级政协的主席,必须是中共党委的常委,或副书记。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就是中共中央常委。政协分组时也必须要有党员在其中掌控会议。会议简报和媒体的报道,大会发言,都由党组掌控,绝不能自由化。

政协会议主要是听首长的大报告,分组讨论大报告。小组召集人(多是党员)引导大家谈学习体会,领会精神,基本调子都是肯定成绩,歌颂共产党。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发表独立见解非常困难。委员们没有自由活动、发言的机会与空间,媒体采访受到严格限制,境外媒体当然不许采访,境内采访者也只能是党委机关报的指定的记者,他们发表的稿子也需经过审查。

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有多方面的限制,委员心理压力也很大,政协委员是中共派送的,如果说错了话,下届还能再当政协委员吗?

(十四)政协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政协是中共严格控制下的一个统战工具,一个扬声器、装饰品,一个大花瓶。

中国如果实行单一议会制,政协将会消失。如果将来中国实行两院议会制(像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那样),政协也可以改造成为其中一个院,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构,政协应该改名成为两院制中的一个议会。但是议员必须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一个政党委派、任命。

注1:济南市政协委员有539 人是1993数字

注2:孙文广:《狱中上书》P46

注3:见《政协济南市委员会第八届1 -5次会议优秀提案汇编》

注4:《政协第八届济南市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提案的决定》

2007年3月2 日(全国政协召开前夕)

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博讯

王 丹:专制和腐败是灾难的根源

 

就在高耀洁医生赴美领奖之事一波三折最终成行之际,传来记录片《颖州的孩子》获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奖的消息,由此,中国的爱滋病问题必将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河南地方官员三次阻拦高耀洁出国领奖的目的,无非是阻止其说出河南(当然,爱滋病在中国的扩散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河南)爱滋病泛滥的真相及造成爱滋病泛滥的原因:非法采集血浆。到今天为止,中国官方宣称爱滋病泛滥的主要原因为不洁性行为,而极少提及更严重的血液传播问题,实际上是在推卸政府与地方官员在爱滋病泛滥问题上的责任。我们知道,河南、安徽等地的非法血浆采集行为当初是受到地方政府及官员支持的,甚至那些非法采集血浆的血站就是地方官员亲自开办,为了一己之利,他们大肆从贫困卖血者身上抽取高额利润。高耀洁医生对非法采集血浆问题的揭露,由于威胁到地方官员的利益和权位,他们便千方百计对高耀洁等民间爱滋病志愿者进行打压。借助于专制政权的力量,他们把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和医学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甚至动用公安的力量,百般阻挠高耀洁医生出国访问,而那些因非法采集血浆导致爱滋病泛滥的官员则至今不受任何惩罚。

就在高耀洁医生长达十年被压制的过程中,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警醒,因非法采集血浆以及由此带来的爱滋病血液传播,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没有什么比专制强权更有力度封锁真相,没有什么比腐败的权力更有效率地大肆抽取血浆并向各地医院输送,于是,专制和腐败的结合便酿成了这巨大的灾难,如今,爱滋病问题已成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恐怕需要至少几个十年的时间。

对于专制和腐败的权力而言,如果不危及他们的个人利益,民众的贫困和灾难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因为有大量贫困者的存在,才能保障他们充足的血源供非法采集,正因为大量贫困者的存在,血汗工厂才猜疑源源不断地向官员和无良商人输送黄金白银。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权力体系具有改善民生的真实愿望,实际上,民众的贫困造就了他们的一种资源,甚至成为他们表现政绩的一种策略。 对那些连爱滋病防治资金都要侵吞的地方官员来说,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他们对民众的灾难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权力,而权力体系对腐败行为的惩罚从来只是个别现象。

高耀洁和《颖州的孩子》一片的摄制人员手中都不掌握权力,但他们对权力以及权力系统的腐败构成了致命威胁,因此,高耀洁出国领奖的消息不为任何大陆媒体报道,而《颖州的孩子》获奖的新闻,也被淡化处理到几乎不存在。对于专制和腐败的权力来说,说出真相就是提要他们的命,但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惮于说真话。正如爱滋病的泛滥及其背后黑幕无法继续被掩盖一样,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也将逐渐被“说真话”的力量揭露出来,真实的声音会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中国,这是一个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中国,是专制和腐败没有理由继续为所欲为的中国。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陈破空:中纪委副书记,句句都是错

 

一位名叫干以胜的中共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近日在记者会上,介绍中共“反腐成绩”。他的言词,恰当地诠释了中共高官的思维。

干某不承认中国官场腐败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他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他却没有道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存在腐败、尤其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都是专制主义制度,尽管称谓各异。比如,在“透明国际”发布的报告中,以清廉程度排名,中国连年位居七十多位,并列于中国前后的,都是重度腐败国家,也都是专制国家,比如叙利亚、津巴布韦、缅甸、越南等。

干某声称:“中国的腐败问题决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但中国实施的,本身就未必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发现并认为:就社会主义成份而言,西方国家比中国要多得多。

干某也不承认,在现行制度下,中共反腐、越反越腐的规律。他声言:中共反腐,工作力度不减,2003年以来,每年查处的违反党纪和政纪的案件在总量上逐年下降。去年查处的严重违纪并且受到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同比下降了10.9%,由此说明,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正在得到遏制。云云。

在这里,干某玩弄了文字游戏,说“违反党纪和政纪”的案件下降,却不提“违法”案件的升降。干某公布的数据,也仅限于“违纪”,而不包括“违法”,他透露:去年共有9万7260名中共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另有3万7775人受到政纪处分。如此天文数字,本身已经说明中共腐败的深度。

何况,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上下,无官不贪,在一波接一波治标不治本的反腐“运动”中,贪官们早就练就了一身“防疫能力”。作案手段更精,潜伏期更长。是否遭到查处,并不能反映该党真正的腐败程度。更多腐败分子,隐藏得很深,毫发无损。

在记者会上,干某确立的主题,是介绍“反腐成绩”,而不是通报“腐败情况”。表明,任何时候,中共都没有忘记“正面宣传”和“舆论导向”,作为纪检高官的干某,也不例外。

干某还以陈良宇案为例,重申:“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其实,这就是一句空话。否则,为什么不查处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江绵恒既从政(任中科院副院长)、又从商(任中国网通、上海汽车等公司董事),仅此一条,就至少违反了“党纪”。为何不查处黄菊?那个同样卷入陈良宇案的政治局常委,目前以“养病”为由,免受查处;再说,陈良宇遭修理,与其说是因为腐败,不如说是因为对胡温的权力构成了威胁。以“反腐”为名的权力斗争,算不上真正的反腐。

在记者会上,干某说明,所谓“双规”,是针对中共党员干部,依据党内法规,而不是国家法律。但干某紧接着提到赖昌星案,申明:赖昌星如果被遣返中国,不会被判处死刑,也不会受到虐待。

干某的这一宣示,首先就超出了他的职责权限。作为中纪委副书记,他管辖的,应是党员干部,而不是商人。应是党务,而不是法务。干某越俎代庖的表态,无意间再度泄露,中共一党专制下,党大于法、以党代法的实质。没有司法独立,只有“党说了算”。而这一切,正是中国政治的沉痛弊端,正是腐败泛滥和无法根治的深刻渊源。

就赖昌星案,干某还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讲信誉的大国,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这里,不知道干某所说的,是中国还是中共。至少,中共从来就以“说话不算数”而臭名昭著。比如,曾号召国民党官兵投诚,之后却反予屠杀;曾欢迎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事后却扣上“右派”帽子,横加迫害;曾向青年学生保证不“秋后算账”,随后却制造大屠杀和大逮捕。

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句句错话,句句谎话。从中折射,中共高层对滋生腐败的制度性根由,顽固回避,毫无反省。中国官场腐败,势必无可救药。可以说,浅薄盲目的反腐官员如干某等,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程度,并不亚于贪婪成性的腐败分子。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