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火:老枭,去弄一杆猎枪来吧!

 

一、从今往后老枭没有秘密了

前几日,老枭传来一文,原以为又是东海论道方面的大作,待打开一阅,不由大惊:原来春节期间枭府惊现不速之客光临。但奇怪的是,这些特殊的文职专业窃匪不掠钱财,不毁家私,也不恋书香,却直奔电脑资料而去。老枭回家蓦然 “发现异常立即通知当地国安,要求展开调查……”

当然,老枭的这些举报举动肯定会无疾而终的。殊不知现在老百姓都说咱这世道已经步入”警匪一家”的境界了,还用得着在他们之间辩出善恶之分吗?依我之见,还不如学美国人一招,权作”与时俱进”之策,去深山老林弄一把猎枪来,架在房门口,凡有来者不善之徒,举枪便射是也!这话虽带点玩谑味道,但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大家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就应该记得,多年前的某一个夜晚,曾经有一个误入美国人房间的日本青年被主人当场击毙,事后日本这边厢舆论大哗,而美国那边厢的房屋主人最终却被判无罪。这就是美国,他有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法律。这条法律不会因为对象的差异而变化。哪怕你贵为总统,违法了一样可以马上弹劾你。就像前总统尼克松一样。

这次侵犯枭府的事件性质我看比那倒霉的日本人其实更为严重。据说那日本人还是参加完一场party 后无意误入美国民宅的,而这帮人却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不但鱼贯而入了房间,而且很可能还动了主人的宝贝电脑,甚至老枭还怀疑悉数复制了电脑里面的私人机密材料,导致老枭不慎被迫泄露了包括”在自己家里做梦做爱养龟养气等各种私人活动”在内的私家机密!这还了得?因为在老枭眼中,这比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还要严重得多!就像老枭戏称的:他们已经”钻进我的裤裆里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

于是,老枭在脑怒、无奈和恐惧里度日如年地送走了这个春节。春节的欢歌笑语已属于别人,与他无关。因为他已经快笑不出来了。

二、中共改革当学俄罗斯

这件事让我想起近年来不少学者多次倡议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概念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事来,现在总算明白当局至今死活也不肯将这条在民主国家看似普通但在专制国家却寸步难行的条文明确写入宪法的原因所在了。在西方立法那里,”私人”,不是指公民、个人或自然人,而是专指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人和组织,他们通称为”私人所有权人”.而可悲的是,我们国家的公民还从没有看到在本国宪法上有如”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有关联的字句。

其实也不奇怪,共产党人只要承认”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那共产党就不能再叫”共产党”了。因为共产党从获得天下始,依仗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就是”共产”,就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牺牲少数人的眼前利益”,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不是什么”平等保护原则”.从共产党的历史角度说,国家利益不绝对等于人民利益。这就像西方文明历来重视个人价值,而中国人却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如小羊羔、电线杆子而宁可舍弃生命的道理一样。

在与中共意识形态上曾经一如”同志加兄弟”的近邻国家中,只有同样曾是共产党国家的原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才真正落实了”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

据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戴大写的《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嘲笑俄罗斯》一文中指出:”如果单纯从物质堆积来看待俄罗斯的变革和转型,那么我们就会偏离真相。因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看不见的,而这些东西恰恰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脉。我们本没有理由嘲笑俄罗斯,相反我们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缺乏反思的勇气。”这里所说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显然就是中国现在刻意回避而俄罗斯已经逐渐走出阴影的”政治体制改革”.俄罗斯民族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早已反思了斯大林、列宁,也反思了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而我们甚至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的十年浩劫——”文革”的人为灾难等历史罪错至今仍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场合或官方媒体上进行认真的反思!

是的,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嘲笑俄罗斯呢?现在的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尊重、保护居民个人私有财产及其相应权利不受侵犯,并从宪法法院的监督职能和执行条款上作了相应保证。这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普遍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俄罗斯人民也同时获得了新闻自由。其宪法规定,发行少于 1000 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有效保障。在俄罗斯联邦,已经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彻底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而且,俄罗斯在理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非常惊人,但这点往往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媒体有意无意地忽视: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连续经过了5 年增长,人均 GDP 已突破3200美元。而中国大陆才区区 1000美元。

今天,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治斗争也是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俄罗斯现在已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领袖意志,而是靠着一次次的选票调整着国家的前进方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其立国之基已经不可动摇。

俄罗斯人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即使这种规则不那么完善,但它总比一个有着克格勃半夜敲门的制度舒服得多吧?

三、我们仍然缺乏安全感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仅穷人没有安全感,就是富人也没有安全感。许多受邓小平之惠”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他们带着肮脏的第一桶金赚得 盆满钵满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回馈社会,造福公众事业,而是想方设法弄几本海外护照,千方百计移民西方法治国家。人还没出事就预先做好撤退的准备了。即使连大小贪官们也缺乏安全感,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们事发后不都是一一查出家中藏有数本甚至数十本西方各国的护照吗?

什么是内心的安全感?安全感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处理任何事情、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这是唯一持久的安全感,也是真正的安全感。安全,在人的需求中仅次于最优先、最基本的温饱即生理需求。在人的多层次需求中,安全和健康是人的最基本需求,而没有安全感,也就不可能创造和谐的社会和人文环境。只有普遍享有足够的安全感、稳定感、才会对这个国家萌发称为爱和归属的需求。

现在,老枭忽然间失去了安全感,于是他匆匆向胡总伸出求援之手。然而他的求援信连胡总外面的十八道关还没过可能就被卡在某个派出所的办公室里了!我所认识的国内不少自由知识分子也鲜有安全感可言,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打电话时总是感到有另一只耳朵在偷听;甚至有的朋友走在路上也担心自己正在被人紧紧跟踪……而我也因他们的突然被骚扰而总感得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而且,有时夜深人静这种感觉越来越浓地缠绕在我的身边……

鲁迅说:”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鲁迅《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他实在有先见之明。如今厚脸皮的”官匪”们又像江湖大盗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威胁到小民百姓如老枭们的个人安全了,尽管还做出一副执行公务的样子长驱直入普通民宅。他们大概以为只要说是办案,别人就会沉默无语了。

对此,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二次大战以后,有个叫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样告诫我们:

“当初他们(即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民众的言论维度及生存空间已与29 年前的中国人权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中国人长期以来期待在宪法中确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愿望,终将得以实现。

朱学渊:点评<曾庆红辅佐阿斗胡锦涛将见成效?>

 

学渊评: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从来就不正常,但自从胡锦涛上台后,这个不正常的格局就愈来愈小,愈来愈鄙俗了,党的喉舌都是靠一些攻击前任,损害同僚的鸡鸣狗盗的“八卦”传神。读了下文,不禁会发见胡锦涛的心胸很小,江泽民已经下台几年了,他还要纠缠不休;曾庆红要帮助他,却要说些居高临下的小话来贬低他。曾庆红解放球夫王治郅当然可嘉,但比之废袁鹰之言,禁章诒和的书来说,就是“右小灯,左大拐”了。见过曾庆红的人,说他很有见地很宽容,但以他的宽容和见地,去为胡锦涛放烟幕、打掩护,就是助纣为虐了。说来左倾残暴就是共产党“党本” 专制独裁就是中国的“国本”,而共产党已经进入危急状态,也只能是崇祯捉襟,庆红补肘的格局了。

「多维独家新闻」曾庆红再助胡锦涛掌控军权

中共主管中央书记处日常运作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是中共高层一位灵魂式的人物,因此自然而然成了这些年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去年底今年初以来,围绕着中共十七大可能的人事布局,有关曾庆红的一举一动以及未来的动向,更是海外和港台媒体三天两头的头条新闻。今年一开年,国际媒体有关中共高层人事变动最轰动的一条新闻就与曾庆红有关。一月中旬,路透社发出一条来自其北京分社的消息,称曾庆红有可能在未来接任中共最高领袖胡锦涛的国家主席位子,立即占据香港、台湾和欧美不少媒体的头版,引起广泛关注。

曾庆红“十七大”留任已确定

但消息经由香港的亚洲时报在线和《苹果日报》予以转载解读,变成是胡锦涛被迫让出国家主席的职务,是江系人马和胡锦涛斗争的结果,演变成了一则中共权力斗争的政治八卦。(读了此独家八卦,更见“江系人马和胡锦涛斗争”的风风火火了,学渊评)

由於变了味的政治八卦可信度不高,胡锦涛“被逼退”的说法也不符合逻辑,於是在炒过一阵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两周之后,香港《亚洲周刊》又登了一条有关曾庆红未来动向的消息,但这条消息与路透社的说法不同,称曾庆红“最可能是接替贾庆林”,在○八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换届时,“出任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该刊表示,有关消息来自“熟悉中国政情的可靠消息人士”,理由是“中国正推动全方位的大外交”,所以,“胡锦涛不可能让出国家主席一职,否则很难有合适身份外访”。(他一出国访问就丢人显眼,这是最好的解脱消灾,学渊评)

以上两条消息,孰真孰假,似乎要到明年三月才见分晓。但却都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无论曾庆红未来是接过胡锦涛国家主席位子或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都有一个共同点:他在中共十七大留任已是确定的事实,而且还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排位更加靠前。因此,分析这两条消息,人们发现,这或许是北京有心人士希望透过传言转达给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一个重要信号。(没有信号,我们也知道胡锦涛不行了,学渊评)

但是,就在这样的虚虚实实和真假难辨中,海内外媒体和观察家却忽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泰国主导去年十月军事政变的军头、陆军总司令颂提上将,在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邀请访问北京之后,除了会见解放军高级将领和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之外,元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还受到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接见,陪同会见的还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等。

将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没有任何公开的军中职务的曾庆红会见颂提上将,除了是一种对外宾的接待规格显示,以国家领导人身份接见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意义,是中共当局似是无意又有意透露了曾庆红未来一个可能的新职位: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愈大愈好,学渊评)

北京消息人士数月前就曾告诉多维,曾庆红确实可能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该位熟知北京政情的人士表示,根据中共高层任职的惯例,国家副主席担任军委副主席之前已经有过先例,比如胡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时,就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更早的例子还包括李先念和杨尚昆等。因此,曾庆红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并非没有先例”,而早已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难道只有政治辅导员才能当“第一副主席”吗?学渊评)

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由曾庆红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胡锦涛掌控军队,更可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巩固贯彻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位人士表示,解放军和后来组建的武警部队历来是个难以掌控的地方,尤其是在江泽民经营了多年之后,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因此,需要一个与军队有历史渊源,而且有能力,“熟悉人头”,能够“镇得住,压得住”军队各路诸侯的铁腕人物。

(暗示军内反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情绪上升,胡锦涛指挥不动枪了,学渊评)

而曾庆红就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介入军队工作,对於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胡锦涛,曾确实可以分担他的不少负担,负责一些胡锦涛忙不过来的事情,尤其是对军队的管理和掌控。

影响军队高层宽待王治郅(无法施展的施展,学渊评)

消息人士表示,曾庆红事实上早在二○○六年三、四月间,就开始较多地介入军队的事务,把开明开放的风气带进解放军中。比如在对待解放军八一篮球队和国家篮球队主力队员王治郅被指责“滞美不归”问题上,解放军有关高层在曾庆红的影响下,采取了开明开放宽容的态度,欢迎王治郅回国打球,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作为解放军的现役球员,王的行为在之前甚至会被定为是“叛逃”或“叛国行为”。(想必曾庆红还不至于愚不可及到发动“禁书运动”,学渊评)

但解放军高层开明宽容的处理方式,终於化解了矛盾,甚至走在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之前,为他们后来以宽厚的态度对待着名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和田亮树立了典?。而王治郅终於被接纳为国家队主力队员,为备战○八年奥运会,於去年四月十日,在中国男篮领队匡鲁彬的陪同下,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这位NBA亚洲第一人终於回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共产党已经没有大格局了,但望曾庆红有取而代之的抱负,学渊评)

其实,有关曾庆红的去留问题,在去年就已经有北京消息称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由曾庆红负责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小组工作,负责十七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

胡锦涛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曾庆红负责,并且让曾庆红介入军队的掌控,从某种角度证实了“胡曾结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也破解了所谓江泽民和曾庆红逼迫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位子的说法。(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拉曾庆红同志来陪绑了?学渊评)

曾庆红任国家主席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有关曾庆红可能出任国家主席的说法,二○○六年十月即已经在北京小圈子中流传。北京消息人士表示,曾庆红接任胡锦涛国家主席位子并非不可能,“但绝非曾本人要求的结果”,更不是胡锦涛在江和曾的逼迫下让出来的。这位人士表示,即便曾庆红“有一天真作了国家主席,也是胡的动议”,因为这样做,“对胡而言,是回归传统,对党有利,如果不是对党整体有利,曾再要求也没用”。而且,“政治更是要讲双赢、多赢的,以曾庆红的韬略看,他绝不可能犯本人要求当国家主席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看曾庆红要比胡锦涛高尚,他至少不在背后说别人的低级坏话,至少不让人写这样的“独家”来中伤同僚,学渊评)

作为中共开国元老的后代,曾庆红目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家“公司”原始股东的最高代表,在与共青团系“新股东”的合作中,国家利益是最高考量,他当然会从国家和中共党的利益高度作为他考虑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因此,“国本位”和“党本位”始终流淌在曾庆红的血液里。为了维护他心目中的国家最高利益,在江泽民担任中共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他全力辅佐,为江泽民的十三年统治运筹帷幄,保驾护航,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因此被划归是“江系人马”。(把共产党当作上市股票,乃胡锦涛的独创,学渊评)

但当江泽民完成其历史使命,退任最高领导人职位之后,胡锦涛继任中共党和国家领袖,曾庆红自然而然要从其“党和国家”利益出发,全力辅佐新一代领导人,不可能随着江泽民而去。这显然不是曾庆红的性格。如今,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一天天临近,曾庆红的未来去向将逐步水落石出,而胡曾之间的默契和合作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胡曾合作,将在中国演出一场让世界为之惊讶的大戏。(阿斗喜欢说前任的坏话,也创造了阿斗的先例,曾庆红辅佐阿斗,也将见成效,学渊评)

昝爱宗:权力官僚特权阶级正在大规模制度性掠夺民脂民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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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博客主昝爱宗在自己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 │
│ u/1410310777上发表的文章《权力官僚特权阶级正在大规模 │
│ 制度性掠夺民脂民膏》,2月28日发表,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
│ 被告之“已被删除”,并表示抱歉,抱歉全文如下:    │
│                            │
│ 亲爱的博友,您好!                  │
│                            │
│ 我是博客客服管理员,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您的文章《权力 │
│ 官僚特权阶级正在大规模制度性掠夺民脂民膏》因为一些原 │
│ 因,我们暂时把它放在您的回收站。您可以在回收站里找到 │
│ 您的文章,麻烦你把内容备份好!            │
│                            │
│ 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先撤下了您的文章,真的非常抱歉,向 │
│ 您说声对不起!我们很理解您完成一篇博文的所付出的辛  │
│ 苦,更理解自己的文章被删时的心情。          │
│                            │
│ 作为博客的管理员,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为您带来更多、更 │
│ 细致的服务,希望您能理解、体谅!           │
│                            │
│ 我们知道,新浪博客的成功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人默默支  │
│ 持,我们以后的发展更需要您的支持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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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我们之间有更好的合作!谢谢您对新浪博客所作出的贡 │
│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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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官僚特权阶级统治下尽享好处的中国各级领导阶层,四处畅通的特权正是一种权力利益既得者享有公开的既得利益分配秩序,但却不是一种什么“潜规则”。“潜规则”随时可以取消,而特权却是公开并很顽固,特权给予这个一党利益专制集团统治的社会只是“一时的稳定”,但决不会长远。

中国人以往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现实之中的特权阶层,因为在普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达)还没有由理想成为现实之前,某些人已经率先实现了,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中共领导基层的特权。

前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当年的特权阶级已经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导致腐败贪污,甚至苏共解体。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点,提出公开化和新思维,于是就葬送了苏共。这是必然,特权必然导致民主停滞,导致法治退化,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不能来临,必然导致共产党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中共却是苏共解体后惟一的庞大的标榜共产主义的政党,可其领导人同样是和苏共领导人一样提前过着共产主义生活,专车、专供、专机……就连特别的电话号码和车牌照号码都一样被垄断“专用”。特权就是共产党的惟一不可割弃的特大好处,随着权力带来,但却不随着丢失权力而失去。比如江泽民,前中共总书记,现在已经退休,却同样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新华社记者写报道都是这样写的。江泽民任职时可以享受各种待遇,但卸职后却没有卸下这样待遇,所以就形成了高级领导人追逐高级别的潮流,以前有七名政治局常委,现在就“扩大”成了九名。在职领导人享受某种待遇毫不奇怪,但卸职的人却太“例外”了:他们仍享有专车、专机(专列)、专门的保健医生,专门的病房,专门的秘书,专门的厨师,专门的其他待遇,比如江泽民还专门出版了《江泽民文选》三大卷,李鹏把一天的日记分门别类成“三峡”、“核电”、“经济工作”、“人大立法与监督”等各种专门日记公开出版,李瑞环还出版自己的专著“学哲学、用哲学”,钱其琛、李岚清还专门出版自己的工作手记等,比如外交、教育等访谈集,出版费用高昂,他们不但有退休后的名声,还有稿费等利益驱动,更有官方的新闻机构和出版发行机构一路绿灯鼓吹,何其容光。

前领导人的这些特权已经在网络上被网民批评了,其实在职的某些领导人特权之举也已经开始被公开批评了,比如去世前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国政协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去世时已超百岁,在他垂死挣扎之时,已经表示愿意早日死去,可“党和国家”还需要这样一个无法为党和国家继续工作的老人“继续为党增光添彩”,不让他死,他的家属也不让他死,所以他才说出“我是为你们而活着”的遗憾之言。就这样一个老人,仅仅是“活着”,却耗费国家的大量资源,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安全保卫措施,专款,还有专门的记者为他报道……这样的特权何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并立法规范过?特权又不是“潜规则”,却又没有被合法批准,这样的特权难道就不是强奸民意,挥霍民脂民膏?

江泽民、巴金如此,中国还有多少个江泽民、巴金等等,需要专门用国库的巨额财政资金养护?

200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标榜党中央“和谐社会”方针的文章“内心和谐之悟──近访季羡林先生”(作者化名“沉石”,不知何许人也),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背书”。该作者称,他1月17日(大年三十)约好了拜见96岁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穿着病号服坐在小桌前,看着书……病房内侧坐着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

通过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专门在第四版头条篇幅报道来看,季羡林已非一般人物,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国宝”,他的病房还曾有温家宝、陈至立这样的高官前来看望,可见他的待遇不低──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给季老比较高级的待遇,而是认为这样的特权没有得到合法的授权,同样有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医疗费用,耗费的是广大纳税人的血汗钱。假如这样的待遇经过了合法的授权,季老是有资格享受,而且还可以心安理得,可我们的特权政府认为没必要这样做,因为权力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季老的待遇,正好应了一句中国古话: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2007年2月14日,另一个高官──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国办三局局长张重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和副书记杨河的陪同下,特意到北京301医院看望他。据《北大新闻网》报道称

“陈至立关切地询问了季羡林先生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称赞季先生今年的气色比去年更好,季先生高兴地说:”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国家更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季羡林先生对陈至立同志和教育部领导在百忙之中来看望自己表示衷心感谢“。

他还表示“在党、国家、301医院、北京大学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周到细致的照料,自己也希望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继续见证国家的日益强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到有了好的医疗照顾条件和待遇,他老人家一点也不糊涂,念念不忘感谢“党”,为什么不感谢人民呢?他的医疗费和医生的费用,都是人民纳税供应的,没有人民,还能活到今天?所以季老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这样“得寸进尺”地公开对于寿命的期待:“我从未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最初我以为只能活四十几岁,象我父母亲的寿限。米寿(88岁)时,听说巴(金)老和臧(克家)老相期活到茶寿(”茶“

字在“八十八”上头又加了个“廿”,茶寿就是108岁),我说我也入伙。但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论证人的寿限可以到150岁。所以,当人们问到我时,我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活150岁!“这样的老人,遇到这样的党,真是有福气。

再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提到的“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我通过网络查阅,发现这个名字有问题,网络马上提示“穆善初”不对,而是“您要找的是不是:牟善初”,难道《人民日报》每天经过三番五次的校对和政治考核,也有这样明显的错误?

现在可以证实,“穆善初”应该是牟善初,我从资料上可以看到,牟善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前副院长,专业技术一级教授、中央领导保健小组副组长,也是邓小平生前的专门医生。邓小平去世后,牟善初还荣列以江泽民为主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在301医院专门病房里住着邓小平,当晚上9:8分,邓小平出现最重的危机,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时任解放军301总医院副院长的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由此可见,这位著名的保健医生,不是为普通百姓看病的,而是御用“太医”,难怪北京各大医院的专家门诊连挂个号都几百块钱,老百姓看不起病,则说明中国的“太医”太充足,而给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太短缺了,这难道不是共产党一党“特权”造成的腐败和乱相?

2007年1月份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张末等记者的采访报道更进一步曝露了中共高级医生专门医治中共高级领导人这一公开的秘密,这篇题为“精诚大医牟善初: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的文章称:象“御用太医”牟善初照料过的共和国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大人物一样,此人多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一直是个谜……他已年逾90.在中国的最高层享有颇高的知名度──除毛泽东外,他给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王震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保健诊疗,众多名震中外的开国元勋弥留之际是他坚守在病床旁……尽管年事已高,这位老人每天仍然忙个不停,早上8点准时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看完“新闻联播”──笔者注,原来他上班是应党的需要照顾一些政治老人,以迎合党关心知识分子的所谓光辉形象。自1974年,牟善初就奉命由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调到解放军总医院,由主要负责内科教研工作转为主要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此后30多年里,他先后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副组长或组长工作,在多次抢救中力排众议,制定出得力有效的治疗方案,被誉为“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据报道他的表现“既给首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令医疗保健组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们心悦诚服”,“很多重大抢救,往往也只有他到场作出决定,首长们才放心、安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名保健医生,牟善初的医术与医德早已是有口皆碑……1997年,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牟善初一等功。同年,他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2005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国家人事部授予牟善初‘中央保健杰出专家’荣誉称号。”这就是当今的“御用太医”,以这样的方式“一心报国,服务为民”,其实不过是服务于党,服务于党这个特权机构。所以,党对这样的“太医”需要大肆宣传,而象揭露北京SARS真相的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老先生,我们的新闻报道却只字不提了,新华社记者也装聋作哑了。

由此可见,这个党对党的利益阶级给予大量的特权,而对于民众却就不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有限,用于党的太多,用于民的就太少了,比如北京图书馆,现已经改为国家图书馆,这个等级森严的公益机构在中国特普遍了,普通借书证件借阅图书、阅览海外报纸资料的权限等级被划分十分严格,比如有的借书证能借阅的书籍刊物,一般大众的借书证就不能借阅,而有点权力的人,却可以搞到一般人不能搞到的只有教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借阅的借书证。可在美国,他们的国家公共图书馆,都是先来后到的,谁先到就先借阅,即使是总统也得守规矩排队,总统到医院看病这样的一样,上海的《报刊文摘》已有专文披露。我曾去过美国的米德兰市,他们的图书馆专门有读书人专用的免费停车场,而我们中国的图书馆,不但看报纸看书要收费,前些年停个自行车都要收费,现在改为存包收费了,自行车不收费了,但改成停(汽)车收费了,所以开车到图书馆的人自然就少了。所以说,国家公共图书馆实行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民众百姓掌握知识大搞权限限制,就是不想开启民智,让老百姓糊涂一世难道不是特权阶级的目的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中国至今都不能实现民主现代化,无论是对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特权就这样一直在统治着中国上下,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教育失衡,人才流失,社会无序,穷人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越是这样失衡的社会,说明特权越严重。

--民主论坛

刘逸明:丁亥年怎么成了“金猪”年?

 

《沈阳晚报》记者高薇曾于2006年10月15日在该报报道说:“在沈城流传这样一种说法,2007年是60年不遇的‘金猪年’,为此很多适龄青年都争相孕育‘金猪仔’。”笔者不是沈阳人,当然对该记者的报道无法考证,不过,在笔者所处的城市武汉以及笔者的家乡农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中国的记者是最大的谎言制造群体,他们为了能够在体制内获得所期望的利益,只要无碍于自己的饭碗,就算是违背天地良心,他们撒谎时也会心安理得。当然,在传统文化几乎消逝殆尽的中国城市,会出现一小部分的人把丁亥年讹传为“金猪”年也并不奇怪。

据笔者了解,中国民间确实有很多不良习俗值得摒弃,但是,一般的农民都知道属相是和阴历年相对应的,包括《沈阳晚报》记者高薇在内的很多看似有文化的人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往往还不如一个普普通通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2007年的1月1日至2007年的2月17日按理应该属于丙戌年无疑,如果按照命理学家根据节气来界定的话,2月4日的戌时就交了立春节,这之后出生的小孩子如果要算命的话,还得按照丁亥年算。所以,笼统地将2007年说成是猪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当今中国的教育,充满了党文化色彩,即使是名牌大学的学生甚至教授,也不一定能数得出十二地支和十天干,至于六十花甲就更不必说了。

在跛脚的改革环境下,不少的中国人已经养成了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尤其是城里人,为了腰包的鼓胀,更是可以不择手段地疯狂敛财。生活在城市里的稍微有良知的人在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后,对当今社会大有民风不古之感叹。一些人在无视道德和法律的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素养往往会陷入附庸风雅的漩涡,正如这些把丁亥年讹传为“金猪”年的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在那些不学无术者的眼中似乎还很时髦,但在内行人看来,就成了一个笑话,让人感觉其无知到了极点。

过去不久的甲申年和乙酉年同样被人称为“金猴”年和“金鸡”年,虽然这两年在六十花甲纳音中被称之为“泉中水”,但“申”和“酉”在五行属性中仍然属金,所以这样称呼还是有其道理。至于丁亥年,就绝对和“金”扯不上关系了。“丁”在五行属性中属火,而“亥”则属水,论颜色,火属红色,而水属黑色。“丁亥”和“丙戌”在六十花甲纳音中同属“屋上土”,要说今年的“猪”是什么“猪”,最正确的说法是“土猪”,就算你不论纳音属性,也至多把它看成是“火猪”,和“金猪”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

笔者虽然在民间没有听到有关“金猪”的传言,但近日在一些商场的海报和一些报刊的广告部分却频频发现“金猪”字样,看来,“金猪”传言的始作俑者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媒体和商家。几年前的千禧年竟然被中国人搞错了,如今又闹出个“金猪”的笑话,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到了彻底覆灭的地步。随着时光的流逝,类似的闹剧不知道还会演绎多少回。

2007年3月1日
--民主论坛

[书籍下载]贺卫方:法边馀墨

目录

上篇天头
会通:法制现代化的一种理想境界
超越比利牛斯山
英美法与中国
西方法学:人类的共同财富
致力于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借鉴
外国人的意见
法律学是一门科学吗
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
法律翻译与比较法(一封信)
立法与风俗
法官的博学或无知
正义的行头
外行司法别仪
司法:走向清廉之路
法官与违法犯罪作斗争?
私权神圣,公权呢?
法律语言
法律和语言
法学和医学
“契约”与“合同”的辨析
新闻自由、名人隐私权及其他
被淹没了的法学家
梁启超的民法研究
杨荫杭不满检察垄断刑事追诉权
刘锡鸿所见英国专利制度
胜雅律先生
大木雅夫北京讲谈侧记
学术通信一封

中篇地脚
伯里如是说
一次旅行两本书
文革出版物
香港访书记
学术刊物的编法
就编辑技术答客问
关于注释
关于索引
文章大小论
法学文章的风格
十字路口上的学术刊物
教授与书
再谈教授与书
文化的秩序与无序
历史
样板成谈片
像章
进退有馀裕
没有新闻的日子
《西游记》里的国际关系准则
俗与雅
胡适评批胡
听辩论赛有感
数字
化世仿生的智者
《人生颁》诗扇亲见记
说单位
说单元
称谓的烦恼
悼念普西
答《北京青年报》“教师节特刊”问

下篇切口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序
李修源《司法公正理念及其现代化》序
《北大法治之路论坛》序
《超越比利牛斯山》自序
们法的理念与制度》自序
《具体法治》自序
《运送正义的方式》自序
对网友批评的一点回应(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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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打捞那些排行榜之外的好书

 

每年年终,图书出版界总是少不了一番盘点。那些挤上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好书,自然成为各类媒体的盘点热点。但是,在当下这个相对浮躁的阅读环境下,未能挤上排行榜的图书,也不见得就是“次品”。为了让那些虽然默默无闻但品质高雅的书,进入读者的视野,本版特邀请了书评家兼出版人的解玺璋、止庵、安武林先生和文化人兼书店老总的严搏非、黄仕忠先生,为读者打捞那些排行榜之外的好书。

别忽视那些安置心灵的书

解玺璋:书评家,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

我打捞的第一本书是《和尚与哲学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5月出版,作者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勒维尔和马蒂厄。里卡尔。他们在这本书里,以对话的方式,揭示了一个研究生物科学的博士怎么就成了佛教的信奉者。马蒂厄有句话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他说:“简单地说,科学,尽管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并不足以给我的生命一种意义。我终于将我所体验的研究视为一种对琐碎事物的无穷追究,我考虑再也不能将我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它。”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历程。事实上,西方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被重视,而精神、信仰、灵魂等却相对被忽视,人们更重视物质,而不重视精神,人的心灵没有地方安置,社会因此变得浮躁。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物质极大丰富了,但社会也产生了相似的问题,中国人目前也特别需要解决安置心灵位置的问题,读这本书会很有启发性。

云南作家范稳的小说《悲悯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可以和《和尚与哲学家》对照着读一读。《悲悯大地》讲了一个人从此岸到彼岸,从世俗到神性,从物质到精神的人生历程。这个叫洛桑丹增的人,挣扎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间,时刻都被超越世俗的冲动与世俗欲望的纠缠所折磨,历尽千辛万苦,甚至脱胎换骨,最终成为佛。这两本书的相似之处是关注的都是人精神层面的问题。

同心出版社5月出版的《自从有了哲学家》一书是德国人齐特劳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介绍了人类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38位哲学家。这是一本从普通人角度看哲学家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他对于每个人的介绍从生平、朋友、敌人、女人、思想体系、特色、对今天的影响这七个方面来写作。这本书的特点是在介绍哲学家的时候,有一点八卦,但齐特劳的用意,也还是希望读者能对哲学和哲学家发生兴趣,更多地、更近地接触哲学和哲学家。也可以说,八卦正是齐特劳吸引读者眼球注视哲学家的手段和策略。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小说《如焉@sars.com》也值得一提。这是一部很有嚼头儿的小说。故事的表层写一个中年丧夫、儿子又在国外读书的女人的寂寞生活。为了消除她的寂寞,儿子在出国前给她留下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两样道具,也是这部小说架构中两个重要的支撑点。然而,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思想史,都是毛子这个形象。毛子他们都曾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思考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但他们的思想道路却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逐渐分化,毛子显然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径。那里充满了现实的诱惑和利益的计算。他也许是有理由的,但他已经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和勇气。我们同情和理解他,可也在心里藐视他。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现实感很强,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这些年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发生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在这本书中,作家有了一种承担。而文学,也因为有了这种承担,才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

另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也值得关注。这本书中他讲的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一历史大戏里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这本书有一点好处是,作者是在用心感受历史。它和平时看到的历史方面的书不太一样,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写到书里面,因而读起来会比较放松。作者不是在调侃和解构历史,他是用当代人的眼光,来还原历史处境,来解读这些人。张宏杰的书和《血酬定律》作者吴思写历史那种理性的分析不太相同,显示了一个非专业作者的特征,和普通读者会有更多沟通。

引进版作品时有好书过眼

止庵:学者,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趁盘点之机,我把今年买的书检索一遍,合计230种,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希望看的;他人赠送的尚有若干。现在略谈看法,无逾这一范围。此外,自己所在出版社的出品亦避而不谈。因我想起“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说法,还是别惹人耻笑罢。

首先应该提到两套大书,一是《奥尼尔文集》(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觉得作者最得古希腊悲剧家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神韵;一是《贝克特选集》(5册,湖南文艺出版社),过去的一百年,称为“卡夫卡的世纪”可以,称为“贝克特的世纪”亦可,其他作家不曾如此本质地传达时代精神。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译林出版社)出版,多少因为昆德拉的揄扬,然而因此填补了译介方面的一项空白,也很值得欢迎。

《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江苏人民出版社)都是奥威尔的“纪实文学”。我曾用“从圣徒到先知”概括奥威尔的一生,如果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是先知之作,那么这两本反映的就是他之为圣徒的情形。奥威尔的冷峻,以及冷峻之下的热情,都显现于字里行间。对奥威尔来说,先知是由圣徒长成,或者说根子是扎在前者之中。没有在巴黎、伦敦的苦难生活,没有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冒险经历,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与未来,不可能明白到那等程度。

《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江苏教育出版社)与去年推出的《美的历险》、《拉斐尔前派的梦》同属威廉。冈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潮流》三部曲。前两本所述唯美主义与拉斐尔前派,迄今仍被大家所关注;这一本讲的是古典主义一派,亦即所谓学院派,代表人物是雷顿——这名字我们未免陌生,因为这个流派只能到博物馆里去寻找踪迹了,尽管当初曾经显赫一时。三部曲可以一并形容为:此情此景,跃然纸上。外国的文学史、艺术史,往往不只是艺术家的生平介绍、作品分析,而且能活生生地描摹出某一创造者从事创造的特色,其中绝不忽略细节。冈特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4册,敦煌文艺出版社)可谓皇皇巨著,真让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自由之声:十九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同为米歇尔。维诺克所著。过去我评价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说,认识历史是一种智慧,描述历史是另一种智慧;在作者笔下二者却是相得益彰的。这话完全可以移过来形容维诺克的著作,而且因为他写的是思想史,与叙述对象之间智慧碰撞的火花更多。

青春类读物仍有金子闪烁

安武林:书评家,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部主任。

我平常不太注意排行榜,只重视文本的质量,因为上排行榜的书不见得都是好书。就我所关注的青春读物而言,今年似乎有点平淡,但仍有金子闪烁。

《喜欢不是罪》是一本青春小说,它描写的是两代人的情感故事,并把人物的背景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和家庭空间之中。喜欢和爱是两回事。喜欢是爱的基础,但是,爱要有责任,这一点在青春期的男女中并不十分明白。他们往往把喜欢当作爱,把爱当作喜欢。这本书就是区分二者之间关系的。并且,它要告诉读者的是,喜欢是青春期男女很正常的一种情感需求,不必有负罪感和羞耻感。这是很健康的一本书,又是很有文学韵味的一本书。这本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郑渊洁经典作品赏析馆”丛书是一套很有创意的书。在今天强调经典阅读的大背景下,它是非常符合读者需求的。郑渊洁是一个另类的儿童文学作家,或者说是童话作家。他塑造了经典艺术形象有皮皮鲁、鲁西西、大灰狼罗克、舒克和贝塔等。但是,他的作品究竟好在哪里?郑渊洁的人生之路和创作之路是怎样的?恐怕很多读者想了解但无从知晓,这一套书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答案,至少它能够满足读者的需求。

接力出版社曾经从德国引进过一套青春小说“疯丫头系列”,在我看来,这是一套很不错的青春小说。我曾经为其中的几本书写过书评。但是,这套书在市场上的销售业绩并不是很好。其实,在德国,这是一套规模很大的丛书。接力出版社之所以后来没有继续引进,我个人估计是市场的反响不是很好。但是,很有趣的是,今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重新引进了该系列其余的书。巧合的是,接力出版社当年引进的是8本书,今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引进了该系列的8本书。他们把这8本书策划为“炫女生”系列,“酷男生”系列,每个系列是4本书。在我看来,无论是接力出版社还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的该系列的一些丛书,其水平的确是一流的。不像国内的一些青春文学那样只张扬自我,不考虑责任和使命,并且弥漫着颓废意识。

另外,少年儿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桂冠书系丛书,好大的一套书,它主要的是青春读物(文学)。但是,这一套丛书并没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皇冠书系”的销售量好,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我想,读者应该好好地读读这套书。

找不到关于中国的公共话题

严搏非: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兼总经理。

今年值得一提的书不多。由吴士宏翻译、戴维。伯恩斯坦撰写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和新思想的威力》(新星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热情洋溢且隐含着某种预言性的作品。在新世纪中,有一种新的民间力量正在成长,这种力量正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里的社会企业家指的是民营部门的组织者,这些民营部门是非营利的、出于公益目的设立的,也称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已经从北美洲、南美洲,遍布到阿拉伯世界和亚洲、欧洲。这些组织在形态上就像一个企业,然而它所寻求的回报不是利润,而是“在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照顾高危儿童等领域的进步”。这本书描述了一群这样的企业和企业的领导人,它们是一些十足的草根机构,精力充沛,深怀理想,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是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去做的。

而《4.48精神崩溃》是英国女剧作家萨拉。凯恩在自杀前一周时完成的戏剧。这位在新千年前自杀的28岁的剧作家只写了5个戏剧,但每一部都在欧洲和北美引发轰动。在这个谨小慎微的物质主义时代,萨拉。凯恩以她清晰的理智来描述依然存在的地狱。

学者张灏今年出版的“合集”包括《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张灏讲的“幽暗意识”大致意思是说,人虽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也就是永远不能神化,但同时,他的堕落性却可以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这就是对人性时时持有警觉的“幽暗意识”。这一意识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绵延不绝,更要紧的,则是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民主传统的确立发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张灏在他的著作中把这个思想讲得简单明白,成为他治思想史的一大功绩。

此外,《反思现代性》也不错,作者艾森斯塔特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他谈论的话题有价值。黄平、姚洋、韩毓海合写了《我们的时代》,他们讲了很多问题,也在寻求共识,但是他们又缺乏共识。在今年的这么多出版物中,我们找不到关于中国的公共话题的描述。

好书在延续新的现象迭出

黄仕忠: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广州学而优书店创办人。

近年来我们出版了不少好书,本年度也延续了这一趋势。把今年的新书与前两年的好书对照,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就我所读过的来说,传记类作品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与何兆武的《上学记》。这两位作者原来就是受关注的文化人,所以两本书的知名度不低,评论文章也很多。章诒和因前些年的著作而广受关注,此书虽然写的只是几位名伶,关注的却仍是一段历史,通过名伶的故事,委婉地表述了对一个时代的思考。

后者可与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对照,何氏也写到清华、西南联大求学的过程,而传达给人们的信息却是多方面的。它们也共同从一个侧面为当今大学教育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角度。据说何氏还将有《上班记》出版,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而写这一时期的自传性著作,我读过最好的是前年花城出版社出的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高氏此书似不太为人们注意,此书超越了一般传记只为叙述苦难而描写苦难的写法,其思考达到的高度非他人可及,要了解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此书不可不读。

说到对大学改革的思考,近年多有著作问世。陈平原的新著《大学何为》,虽只是相关文章的汇集,却颇多新意。因为陈氏多年致力于北大校史与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又有机会短期任教海外知名大学,因而能够从纵与横的角度,展开思绪,提出其观点,与一般泛泛而论者有所不同。不过,当今这一领域的著作虽多,多是从大学的理念着眼,说来大都成理,殊不知当今大学的改革,应当回到1952年院系调整这一原点,明白当年何以要改,才能明了今日解决之办法。

近年出版业的高速发展,使原创性文化学术著作越发显得匮乏。所以,引进版权成为一个趋势。20年前引进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如今依然热销,故频有新版本。近年则多有欧美中国学者著作的系统引入。从黄仁宇、唐德刚到史景迁等人的系列著作的引入,即是一大景观。另一方面是台、港学者著作的引入。大凡先从传记与学术入门著作为始,进而转入专题学术著作。今年年初出版的严耕望的《怎样学历史》,实为大学生、研究生最合适阅读的入门书籍,青年学者似当人手一册,其苦口婆心,可治当下浮躁之病。

因为个人的兴趣,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么书仪的《晚清戏曲的变革》。此书不易为公共媒体所关注,其中却颇显著者的勇气。因为其中不仅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提出宫廷演剧为晚清戏曲变革的中心,而且对以往讳莫如深的北京的男旦与“堂子”、“相公”现象做了深入的揭示,正视梅兰芳、程砚秋出身于“堂子”的事实,并考察男旦的形成与过程,对于了解晚清文化史,并非小事。

此外,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电视与出版的结合出现的新的现象。电视剧与畅销书的结合,已经习以为常,而今央视“百家讲坛”可以造就文化学术畅销书,则是最新的现象。从易中天的走红,阎崇年著作的畅销,到《于丹〈论语〉心得》以60万册首印,像中华书局这样以学术图书小批量出版为主的出版社,也进入到畅销书出版行列。以往人们关注到美国的读书栏目的书评对书籍畅销的影响,曾有人着意复制,却未见成功,而今“百家讲坛”的方式,实是无心插柳之下的“中国特色”的显现。可以预见将来会有更多的明星学者被电视台制造出来,而电视台也必然会借此进入到图书销售利润的分成中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书业的格局。

(本专题由《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彦武、肖云祥、桂杰采访整理)

网络恐怖小说走红 文学进入装神弄鬼时代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去年以过千万的点击率在网络上红极一时,并先后出版了两本书。“去年能超过我的,大概也就是《鬼吹灯》了。”“当年明月”说。

《鬼吹灯》是一部恐怖灵异小说,眼下红极一时,迷倒无数少男少女,尤其是少女。

同时,由恐怖小说《三岔口》改编的电影《门》刚刚首映,恐怖电影《心中有鬼》在公映之前便已经委托网络写手将剧本改编成小说。放眼网络,时下各个“恐怖”、“灵异”论坛的点击率惊人,原创作品如雨后春笋,“鬼古”、“粉丝”守得如痴如醉。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神怪类作品向来力量“单薄”。如今借助网络的力量,恐怖灵异文学以一种汹汹来势撼动着主流文坛,它被认为正在成型,并“叫板”武侠、言情等小说类型。广东省文联专家认为,网络让大众进入一种“片段阅读时代”,继恶搞文化后,日渐成型的恐怖灵异文学潮值得注意和加以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则认为,装神弄鬼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艺界的一个怪象,不独玄幻文学是如此。它所表征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想象力的极度贫乏和受挫。

“这是一种社会思潮,还是一种文学思潮?”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这样问。在恐怖灵异小说走红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支撑?哪些人在写?又是哪些人在看?中国文学是不是真的进入了“装神弄鬼”的时代?

广州女生成校园恐怖小说第一人

25岁的Tina身形瘦削,内向不多话。在现实中,这个来自粤北的女孩每天朝九晚五穿梭在广州的楼群之间,过着有规律的公务员生活;在网络上,她文采飞扬,几分钟可以写出洋洋洒洒数千言并得到数以万计的点击率,而且拥有着恐怖灵异小说圈子里最资深的粉丝“纳米”,人数以千计。

时间倒回2000年,她还是广州一所师范大学的大一学生,学习中文和法律,空闲时写写科幻小说,逛逛逸仙时空和水木清华。“之前我一直是写科幻的,但是发表到网上之后回应者寥寥。当时正好对《聊斋志异》发生了兴趣,于是产生了写作灵异小说的想法。”在这个“偶然”的驱动下,一部以中山大学为原型的校园恐怖小说就此诞生。“我选择中大为原型的原因是因为刚好冤鬼路的灵感和故事原型都在中大。而且我觉得中大的校园气氛有比较浓郁的书香气息,更符合小说中的意境。”

大一女生写就《冤鬼路》

《冤鬼路》在逸仙时空率先流行起来,并在各大论坛迅速走红。至今,文中提到的地名或者典故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演绎成为现实。《冤鬼路四步曲之二樱花厉魂》中有条樱花路,于是武汉、南京等地的樱花路都在“纳米”的眼里有了灵异色彩。天涯网友“樱花恋灵”说:“南京有个中山学院,通往中山学院有条路也叫樱花路,还有个樱花小区。有天半夜,路过那条路看到‘樱花’两个字吓得我没敢往前走,调头就往家跑。”

武汉大学一向以樱花闻名,同样有一条樱花路,这点使得许多人误以为小说第二部的原型是武大。Tina说这是个连她也不敢相信的巧合,“我写樱花纯粹只是因为我喜欢这种花,认为这种花代表着凄美,在武大的‘纳米’告诉我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武大有樱花路。这也难怪很多人认为第二部写的不是中大,是武大。”莲蓬鬼话版版主莲蓬说:“后来出现的很多有影响的以校园为背景的悬疑恐怖作品,多多少少都带有《冤鬼路》的影子。”

写恐怖的人往往先要体验恐怖的感觉。对于这点,Tina说,这几年下来,她的胆子没练大,倒越练越小了。“恐怖并不是我刻意追求的元素,但是为了让小说逼真,我的确有让自己沉浸于恐怖的氛围当中,直到心里发毛才开始提笔写作。”虽然写鬼怪,但是Tina自己并不是很相信,而是更多地以鬼怪作为一种手段,而她想要达到的目标是震撼人心、劝人为善。

一月销售达到四万余册

“恐怖元素只是一种最低的辅助,类似于给小孩讲故事那种,你得吓吓他,他才会怕,心里会讨厌仇恨,去想做善良的事情。在《冤鬼路》系列里面呈现的是一个纯洁到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学校,但是很多‘纳米’说,正是这样的文风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最适合用来洗涤自己的心灵。”至于为什么要通过鬼怪来达到劝人向善的目的,Tina说:“中国人对神鬼有种独特的情结。神鬼小说很多概念都根深蒂固,使用得当,造成震撼的效果没那么难。”

在网络上,Tina被人称为“校园恐怖第一人”,或者即使不是第一人,但也是“互联网(校园恐怖文学)在中国普及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对于整个互联网络或者恐怖灵异小说,Tina和《冤鬼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她和她的《冤鬼路》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在恐怖灵异小说范畴内划分互联网发展的符号。 2000年以前,互联网尚未普及,恐怖灵异小说的读者有限,一个出色的作者和一部出色的作品往往能成为社会流行的风向标。而2000年以后,互联网进入了“平民时代”,网络写作的繁荣一日千里。Tina和《冤鬼路》的出现恰恰为接下来的“平民时代”恐怖灵异文学划定了一个可以用于学习的模型。

2007年1月,《冤鬼路》出版。6年前的阅读狂潮依然能体现在今天的销售数字上,不到一个月,《冤鬼路》的销售量已经达到4万余册。

十大文学名著出炉《安娜•卡列尼娜》居首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著名作家应邀列出他们最喜欢的10部文学作品,其结果汇成了一本名叫《十大名著》的书,将于下月发行。

荣居榜首的作品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的另一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名列第三。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排在第四,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排在第九。

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位居第二。莎士比亚是排名最靠前的英国作家,其《哈姆雷特》排在第六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被选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凭借其《米德尔马契》成为进入前十名的唯一女性。

应邀发表意见的125位作家选出了544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当代作家明显缺失。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正在拍成电影的《赎罪》只得了1票,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的《伦敦场地》和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也只得到1票。

两次获得布克奖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把票投给了《包法利夫人》。致力于女性小说写作的英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唯一提名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拉》的作家。因《辛德勒的名单》获布克奖的托马斯·基尼利选择了《呼啸山庄》。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最喜爱的作家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

《十大名著》的编辑小佩德·赞恩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黄金时代。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书籍从未像现在这样多,但如何挑选却令人头疼。”这本书的前提很简单:“谁比伟大的作家更了解伟大的作品?”

哈佛大学讲师斯文·伯克茨说:“这张排名表突出地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极其生动……他们是我们在想像世界中的代表。读他们的生活迫使我们反思自身。”

他认为,毫无疑问,作家们有共同的偏好,都喜欢那些生动刻画令人难忘的人物的爱情和生死的作品。

2006年的阅读嬉戏

 

阅读是这样一种吊诡的游戏:它既是通途,又是障碍;既是解放,又是囚禁。当我们置身于阅读当中时,就开始深陷于这一悖谬之境。我们试图通过书籍和知识构筑一条通往自我意志解放的路径,然而,那些越来越多的书籍同时也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书柜里、书桌上,乃至头脑中,堆砌起一道又一道坚固的墙垣。它是那样的脆弱轻薄,被清风随意翻卷,被蒙童随手撕碎,被时光消蚀得泛黄发脆,在火焰中转瞬间化为一撮灰烬。然而,它又是那么的坚硬沉重。那些字、词、语句所围筑起来的纸的城堡,比任何石头的城堡还要坚固。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语句的石头依然牢不可破。

每天我都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面对着书架上的那些图书,常常被一种巨大的焦虑所攫获。如果不能怀着一种嬉戏的姿态去看待这道书的长城的话,那么,我们将变成这道长城的一名微不足道的苦役囚徒,或是一块渺小的砖块。嬉戏轻快地飞越高墙,为我赢得某种程度上的解放的快乐。

然而,我必须写下这个年度的读书笔记。也许,书写是穿越言辞墙垣的最有效方法,至少对于我本人来说是这样。写下它是为了遗忘它,以便我的记忆能够轻松地接受一个新的阅读年度的到来。

1. 《在土星的标志下》(苏珊。桑塔格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对于苏珊。桑塔格,读者已经相当熟悉,她撰写的向瓦尔特。本雅明致敬的文章,也在知识界流传甚久。她在2004年年底去世的时候,曾引起知识界不小的震动。这个当代世界最睿智的女人离开了,使得当代人整体的智力水准严重下挫。

在这本书中,苏珊。桑塔格分别论述了保罗。古德曼、阿尔托、里芬斯塔尔、本雅明、西贝尔贝格、罗兰。巴特和卡内蒂,而从她对这些前辈的每一次描述和判断中,我都能够感受了桑塔格本人的精神气质的某个方面。这些前辈,以正面的或负面的方式,构成了桑塔格本人的精神氛围,并越来越清晰地烘托出她的思想肖像。

苏珊。桑塔格是语词炼金术式的书写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神秘链条的始端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美国作家埃德加。坡是第一环,中间经由波德莱尔、卡夫卡、本雅明、罗兰。巴特等人的联结,然后通过桑塔格和另一位女杰——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后期传回到了北美大陆,形成了一条完美的圆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同归属于“土星的标志”下,但在欧美文学星空中,他们形成了一个璀璨的星系,让人们在不经意中能够明确地识别和仰望。

2. 《黑暗时代的人们》(汉娜。阿伦特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的中译本跟上一本书——《在土星的标志下》——几乎同时出现,这本书的主人也跟上一本书的主人一样,是一位睿智而又美貌的女人。她们的光芒四射的容貌和智慧,让我感到这个世界似乎不再那么残酷和堕落。因为她的缘故,我甚至觉得海德格尔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尽管我对海德格尔的纳粹言行和他那瘟头瘟脑的模样甚为反感。

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在内容和格局上也跟《在土星的标志下》一样,是向精神前辈致敬的作品。黑暗时代的人物:莱辛、雅斯贝尔斯、布洛赫、本雅明……汉娜。阿伦特的文字,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盏明灯,这些光芒闪烁的精神明灯,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汉娜。阿伦特本人,就是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我不知道这阿伦特和桑塔格两人是否熟识,但至少有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瓦尔特。本雅明。她们两人的本雅明论,是我所看到的所有评论本雅明的文章中,最深邃和最富神韵的文字。这表明两颗敏慧的心灵乃是在同一星座中闪耀的两颗星星。阿伦特在谈论那些精神前辈之间的关系时写道:“‘就像火花那样,闪耀出更明亮的光,直至隐入不可见,它们在不断的活动中变化着。这些火花互相看着彼此,每一个都更明亮地闪烁,因为它能看到别的火花’,并希望能被它们所看到。”(第72页)这也描述出阿伦特本人在人类思想星空中的状况。阿伦特本人也已经融入了她自己笔下的精神星系当中。那些遥远的星光,正是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们的希望。

3. 《帷幕》(米兰。昆德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个人自称是塞万提斯的遗产继承人,拉伯雷的门下走狗,卡夫卡、布洛赫和哈谢克的同乡。这个人曾经经常几乎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个人也许不知道,他的一本与重力问题有关的作品,改变了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小说的观念和格局。他当然更不会想到,他所发明的“媚俗”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媚俗的词。这就是他所说的反讽吗?

跟早些时候出版的《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一样,昆德拉的这部《帷幕》也是一本谈论小说的精神和叙事艺术的著作,而且,其观点、文风、写法,均一以贯之。典型的昆德拉风格!但是,鉴于对当下中国小说界的状况和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我更愿意再一次听听他的关于小说艺术的絮语。他熟悉小说的每一个环节,像一个好木匠熟悉家具的每一道工序;他为戏谑和玩笑辩护,并将它们视作小说艺术的重要精神特质。哪怕是那些老调重谈,在昆德拉的口中说出,也比当代中国作家、学者们的那些貌似深刻和义正辞严的陈词滥调,来得更中听。

老昆德拉在书的结尾处断言:“艺术的叽叽喳喳是永恒的。”那么,在我看来,昆德拉的唠唠叨叨也是这样的。

4. 《贝克特选集》(萨缪尔。贝克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个选集似乎来得太迟了。如果不是赶上贝克特100岁生日,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这样一部选集出版。四小册。典型的午夜出版社风格的简装本。我相信,多数中国读者未必能接受这种版式,尤其是用于贝克特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那里。但任何伟大的都是朴素的,我本人对这种版式很喜欢。

不管怎样,戈多终于来了!

这个长得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探长模样的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串关键词:荒诞、无聊、虚无、等待、希望……这些词汇更新了1980年代以来的汉语思想文化的词库,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等待戈多》经历诸多艰难,也得以上演了,而且有过多种版本。甚至,它的中国式的仿制品也早就出现在试验戏剧的舞台上。但对于贝克特其他剧作和小说,我们却所知甚少。这套选集至少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文学大师的全貌。

5. 《嫉妒的制陶女》(列维-施特劳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文学转到人类学,似乎来得太突然了。然而,这两者难道不恰恰是关于人的知识或艺术吗?!

我对文化人类学所知甚少,也并不能够完全读懂这个专业的学术著作。我更愿意将它当成文学作品来读。我曾经浏览过台湾版的列维-施特劳斯的四卷本巨著《神话学》(周昌忠译),原始部落的神话体系,被表达为一个完美的交响曲式的结构。我完全被作者神奇的表达所攫获。《嫉妒的制陶女》(还有同一系列中的《猞猁的故事》)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充满想象力和完美结构的著作。

列维-施特劳斯创造了一种伟大的人类学叙事。我愿意相信,这不仅是作者本人表达风格的显现,同时可以说是人类原始思维形态的想象性的再现。更为重要的是,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原始神话的结构学模式依然是支配现代人类社会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原初性的深层结构。列维-施特劳斯的这一天才的思想,在罗兰。巴特等人那里得到了忠实的继承。

6. 《象征交换与死亡》(让。鲍德里亚著,译林出版社)

如果说,罗兰。巴特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弟子,那么,鲍德里亚就是徒孙了。

起初,我把这本书的书名错看成“象征交换死亡”。用“象征”来跟“死亡”做交换,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如果可能,我宁愿用1万个象征去换。然而,这种误读却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死亡本能的强大,它是我的深层焦虑,以致我会通过无意识地省略“与”字来使之象征化,以便让我得以克服它。

列维-施特劳斯在原始部落生活和神话中所发现事物的秩序和结构形态,被罗兰。巴特和鲍德里亚援引到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中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体系——商品——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神话结构及其相关的象征体系。然而,鲍德里亚的符号学不仅是一种“代码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代码的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影子。不错,马克思也正是列维-施特劳斯的精神源头之一。

有趣的是,鲍德里亚与前文所提到的苏珊。桑塔格之间,曾经发生过多次口角。不过,在我的阅读空间中,他们却相安无事。或许,阅读就是一种和解。

7. 《幻想的瘟疫》(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齐泽克是一个狡黠的家伙,这跟他蓝领工人似的粗犷外表大不相符。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把拉康理论成功地付诸现实批判实践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机智、狡黠、手法熟练的、罕见的概念魔术师。在他那眼花缭乱的概念马戏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笑话、荤段子、流行俚语与晦涩玄奥的精神分析术语和辩证法论断混杂在一起,展现了一个矛盾迭出但又激情蓬勃的、混乱但又盛大的话语狂欢场景。《幻想的瘟疫》则是这场话语的狂欢庆典当中,奉上的一块巨大的后现代学术比萨饼,洒在其上面的智慧碎屑和知识芬芳,让人胃口大开。

齐泽克同时也是一个本领高超的走钢丝者,巧妙地维持着意识形态平衡,在前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之间,做出一连串摇摆不定的惊险动作。他用一种模棱两可的矛盾修辞,机智地回避了西方知识界对他的政治身份的疑虑,同时又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拉康在当下的精神传人。但实际上,拉康是他的障眼的魔术手帕,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甚至是列宁式的“唯物辩证法”)才是他的戏法中的实物。在他那里,列宁主义的剑术比拉康主义的枪法似乎来得更为熟练和有效。后现代华彩斗篷的背后,始终徘徊着黑格尔和列宁的巨大幽灵。

8.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中国人表演的后现代枪法。我们曾经早在1990年代初,就见识过若干套被称之为“后现代”的花枪,然而事后被证实,那些个招数基本上是假模假式的胡编乱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的文化学者们一直停留在译介西方文化理论的阶段,然而,那些西方大师们的精彩理论一旦被中国学者付诸实践,便立即变得愚不可及,成了在现实经验的风车面前狂吼乱叫的堂吉诃德。

汪民安的情况则不同。他在理论译介工作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现实的文化批判实践。他对家乐福等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解析性的研究,令我印象深刻。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福科、罗兰。巴特、巴塔耶、德勒兹等后现代理论家的学说相当熟悉,不是那种道听途说的花哨功夫。在这本书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汪民安作为理论家的才能,同时也是对其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的敏感和犀利风格的展示。

汪民安有一副疑似前卫艺术家的外表,而他的富于艺术性的表达,能够有效地驯服那些面目狰狞的理论术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民安是一位能够熟练操纵任何理论概念的艺术家。

9.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黄金麟著,新星出版社)

同样是身体与现代性问题,跟大陆学者的学术相比,台湾学者显得更加务实,更加规范。看来,学术也跟其他一些方面一样——台湾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把国族想象为一个身体,一个国族的现代性的生成,也如同一个个体的身体的长成。国族有其自身的理性、欲望、本能、暴力,乃至歇斯底里。在国族现代性意识和规则形成过程中,国民的个体的身体经验也在被重塑。比如,通过历法的改变和作息时间的规约,身体存在的时间经验被彻底扭转和改造,并被大规模地国家化。这既是一个古老身体的消亡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化的公民身体的生成过程。身体规训的历史,也是现代国族意志的生成史。

理解这一逻辑并不算太难,难的是通过历史材料来论证这一点。作者显然受到过较为严格的新史学方法论的训练,对“年鉴学派”的史料学方法的运用,显得得心应手。同时,作者在现代性理论框架下对历史细节的精确检视和解析,则显然得益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和福科的权力批判理论。这种学术方式,一直令我着迷,而我本人却又无力实现。因此,我要在此向作者致敬。

10.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4卷)(朱大可等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我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本书,因为我本人就是这本书的编者之一。任何偏离事实的言辞,都是危险的。也因为是编者之一,我的阅读当然也就不是在本书出版之后,而是一种先于出版的预读。我在预读中,已经开始想象它的未来的形态。当然,它比我现在实际上看到的要好得多。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的忠实记录。那些转瞬即逝的流行语、关键词,轰动一时的事件,无论其为高雅的还是卑俗的,都尽量把它们记录下来,为未来的人们存留一个相对完整的档案。知识分子的根本使命之一,就是维护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不管我的这个愿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通过编选文选,我却有另一重收获。作为文选的编者,实际上我首先是一位读者。在编选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大量的包括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电影、大众文化等在内的评论文章,各个领域里的学者、批评家的文章里所表现出来的锐利的思想锋芒和广博的学术视野,让我受益非浅。阅读这些内容丰富、文采各异的文章,纵览当下文化学术的全貌,对我本人来说,却称得上一次愉快的精神嬉戏。我愿意与更多的读者一起分享这一阅读嬉戏的快乐。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