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未习武，武老却能文。
文老姓冒，名舒諲[1]，是元朝镇南王脱欢帖木儿（一说中书右丞相脱脱）的苗裔，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其父冒广生（鹤亭）[2]是一代诗词大家。舒諲以倜傥风流的世家公子，蜚声文、剧、影坛，又服务于金融界。据他说，自己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又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加入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却忘了需要证明自己的党籍。
武老反倒姓文，名强，是抗元的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出身缙绅世家。他早年投身黄埔军校、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文强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曾担任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重要职务，后因党内斗争脱党；从事一段新闻工作后，进入军统局成为要员，官拜中将；国共内战中被俘成为战犯，关押二十六年后特赦。
二老皆出身世家，从家族史上看，以征服者入主中原的冒家，到了明代仍入仕，明末与汉族一道抵抗过女真人，有清一代至民国，仍世代为官。文家在元朝想来不会事外族，明代曾否入仕不详，但在清朝出了两位“上大夫”，清末民初出了革命党。
谁也没想到，这对从老祖宗算起分属敌对阵营中的文武二老，都有兼跨国共两党的经历，晚年则与我这晚辈同席说古。
一 初识舒諲盘掌故
我的朋友徐女士，是一位成功的典型上海女性，善生活，喜交游，爱美食。其父早年服务于银行界，过世多年，女士事母至孝，朋辈皆膺服，俨然“大姐大”。九十年代中，曾一度轮流做东，吃遍京师的各路名馆。
某日女士来电话告我：“我爸的老同事冒舒諲先生想见你，他认识你爸。”舒老的文章我已读过不少，特别是那篇他1957年陪其父晋见毛泽东，窥见“反右”雄文文稿的故事，印象至深，于是欣然同意。
约好日子之后，我偕女友在徐女士陪同下，前往海淀双榆树南里老人家中。这是那个年代设施较好的一座居民楼，记得侯德健也曾在此楼居住过。
舒老的家在一层，陈设简朴，无富贵气象。惟四壁书橱及案头文稿，透露出书香门第的渊源。老人年过八旬，清癯儒雅，华发童颜，皱纹很少，头发和唇上的一字须，都梳剪得十分整齐。他一见我面就说：“你长得很像令尊。”其声低而绵，肺气似不足。这副典型的江南才子相，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的草原民族血统。老人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开始打开话匣子……
我此前一直不知道他是何时与父亲相识的，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两人都曾服务于银行界，必定有相交的机遇。不待我发问，老人自己就翻开了这张牌：
建国前夕我到北京，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那时令尊和沈志远、千家驹应南汉辰之邀，担任人行的顾问，办公室相邻；他们地位比我高，好像每人有单独的办公室，我们专员则是数人共用一间。
接下来他谈起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陈云为解决上海粮食和燃煤危局而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情况，后来被我记入一篇怀旧文章。老人说，陈云是他认识的共产党领袖中最谦虚者。我请他举例说明，他说陈云没有架子，不像有的人不懂装懂，有不明白的问题能够不耻下问，所以大家都愿意帮忙。记得初次开会与专家们见面时，陈云在开场白中说：“我是个‘土包子’，比如这个电话机怎么打长途，我还弄不懂呢！各位见多识广，很多经济上的工作都要向大家学习……”。
听舒老如此说，我当时有些奇怪。那个年代领导人自称“土包子”者，往往带有革命的自豪感，甚至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后来读到了陈云自述夜请我父亲给他讲课的一段文字，看来他对专家们的表态是实在的，既非自傲，也非客套。
当日老人送我一册《扫叶集》，是三联书店刚再版的。他堪称硕果仅存的掌故家，如同一本历史活字典，凡我问及的遗闻逸事，像如皋冒家与淮安周家的世交关系，他的少年同学蒋纬国、荣毅仁、唐纳以及影剧名人胡蝶的往事等，无不娓娓道来，条理井然。当时正是一个商品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很少有人关心那些消逝中的往事，像我这样一位关心历史掌故的晚辈，是他可以倾诉的对象，可惜我当时还不是很理解老人的心情。
舒老已从人民银行离休多年，夫人诸玉女士是友谊医院的退休医生，女儿已定居澳大利亚。老夫妇的日子既不穷，也不富，只是比较落寞。舒老爱说爱写，谈讌笔耕两不误；老夫人不爱说也不写，仿佛资源都已被夫君占尽，她只是个沉默的影子。
老人好交游，后来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个电话来，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时间，他想请客吃饭。从电话中可以猜出老人内心孤寂、却又怕打扰人的踌躇，我从来都欣然应邀，开车去接舒老夫妇，并抢着做东。但有些特殊的日子（比如他过生日），老人是坚持自己付帐的。每次出门宴饮，老先生必定穿戴整齐，头顶贝雷小帽，手拄文明棍，十足的名士派头。
二 相约探访张玉凤
我自问疏于交际，因此错过不少向前辈请教的机会。舒老视我为忘年小友，由此成为其“夹袋”中之一人，他喜欢把我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也会推荐一些特殊的人物给我。识天下人物而绍介之——这是老人的一大乐趣。
1998年3月，舒老来电话说，他想邀张玉凤女士吃饭，问我是否有意前往？我心中有些诧异：老先生真是交游广泛！他知道我对历史的兴趣，或许是有心安排？
我知道张女士受党教育多年，断不会随便向人透露秘辛。其实在文史研究者视野中，历史人物无分尊卑贵贱，皆“素材”也。抱平常心一起吃顿饭，有何不可？便回答说：“还是我来请客，到时候去接您。”
舒老在1937年和1957年，曾两次访问毛泽东。第一次是作为记者身份访问延安，写下轰动一时的《边区实录》，连载于邹韬奋主持的《抗战》杂志上，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系统报道；第二次是因尊人冒鹤亭老先生来京，毛泽东久慕其名，读了鹤老在报上发表的整风意见，托周恩来约老先生到中南海叙谈，舒諲陪同父亲前往。当宾主纵论词章、谈笑风生之际，这位不安分的公子，无意中窥见一个绝大的机密：邻座者手握毛批改得密密麻麻的一束文稿，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当日主人敬老尊贤，执礼甚恭，临别问老先生可有一言相赠，鹤老坦言：”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主人亲自送父子二人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框，以防鹤老碰着头。
领袖接见后不久，“反右”狂潮便迎头砸来，鹤老仅以身免，儿子舒諲却遭灭顶，堕入他所说的“拔舌地狱”，晚年方成“出土文物”。那段“惊鸿一瞥”的新闻，过了很多年才被他写成旧闻爆出。我曾问过舒老：当时您怎么会注意到那篇文章？他答：你别忘了，我是新闻记者呀！我开玩笑说：事有先兆，那日有主席以巨手保护，鹤老先生没碰着头，可舒老您就碰头了！
3月12日下午，偕女友如约接上舒老（老夫人不愿去），驾车至西黄城根国管局家属院内停车。老人打了一个电话，张玉凤的夫君刘爱民先生便下楼来迎接。刘先生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看便是位厚重的北方汉子。我们登上一座普通的砖砌单元楼房，张女士及小女儿已在家门口等候。
舒老事先曾向张玉凤通报说，要带干女儿同来，见面时张看着我女友说：“你有这么漂亮的干女儿！” 给人的感觉很是随和亲切。她当时已五十五岁，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看不出有任何化妆，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身着藕色圆领羊绒衫、米驼色裤子，与肤色、发色颇为和谐，整体感觉干净明快。
张女士搀扶着舒老，将我们延入客厅坐定，又忙着上茶。从搀扶老人入座到上茶，我感到女主人确实训练有素，所有动作都十分自然而又到位，不愧是做服务工作出身。记得在途中舒老就谈及，他与张女士是在去内蒙参加一项活动时认识的，她很会照顾老年人。
舒老向主人介绍说：“这位是章先生，他父亲是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有与毛泽东共事的经历，1957年受到毛的点名批判，是大家都知道的。记得有次在余秋里家，饭桌上他像考核干部似地问我：“你爸爸对毛主席的看法怎样？”“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回我不清楚舒老事先是怎样通报的，便没有解释两人是怎样一种朋友关系，张女士也没有问。若论个人结局，毛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开国元勋，则比父亲更惨烈。史家不以私见而废公心，我自问对毛泽东的心态是平和的，无非是实事求是，将神还原为人而已。
我们参观了一下房间，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房，室内简朴洁净，一如其主人。张玉凤说，这是她与老刘结婚那年，分配给他们住的；室内有两只从中南海搬来的老式书柜，是当时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礼物。她说自己跟随主席多年，这是老人家留给她的唯一纪念。书柜里和茶几上，有几套线装本的诗词、楹联集，还有一些宣纸的字卷，看来张女士受老人家熏陶，对诗文书画亦有爱好。
墙上悬挂着启功的一副书法，是杨慎那首传诵千古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这种场合重读这样词章，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更令人联想起元稹的《行宫》诗……
我注意看了看墙上的全家福照片，当时大女儿四五岁的样子，小女儿才两三岁，被爸爸抱在怀里；两个女孩的面庞眉眼儿，与老刘像一个模子里活脱出来的。还有一幅张玉凤在东北拍摄的近照：山野白雪皑皑，她身着军大衣，红贝蕾帽配红围巾，玉树琼枝下红装素裹，看上去依然青春美丽。
张女士待人谦和而又大气，分寸把握得恰倒好处，令人丝毫感觉不到分寸的存在，从语言到声调，都显得毫无做作。书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女主人见舒老有兴趣，便大方地打开让我们浏览，里面似乎是她抄录的一些诗词。女友认为她的字像“毛体”，我倒觉得有点像江青的字体，但比“江体”娟秀，仍属于“秘书体”一类。
刘先生当时在铁路部门担任处长工作，而张女士则刚刚退休。她退下来后一点不寂寞，很多怀念毛泽东的人，将对老人家的感情移至他身边的人，因此经常有各种邀请。我们谈到写回忆录的话题，她说现在还不能写（与组织上有约定）。我说：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淡漠，现在不妨自己先慢慢写，写完了也不必忙着发表，只要记录下来就好。她不置可否，我也没再多说。
闲谈了一阵，便邀他们一家三口（大女儿当时已在国外留学）吃饭。张女士换了衣服，我与刘先生分驾两车，齐至光华长安大厦的“夜上海”餐厅共进晚餐。那晚烫了一壶绍兴老酒，其乐融融地叙些家常，谁也没有涉及敏感的话题，一如我所预料。舒老特别欣赏这里的红烧狮子头，说下次还要来吃。我再次注意到，老人用餐时，张玉凤照料得十分周到。
宾主尽欢而散，我送舒老回家，归途中老人略显得意地发感慨：“怎么样？不简单吧？到底是毛主席调理出来的！”舒老一生阅人多矣，我看得出他欣赏张玉凤，遂戏曰：“您今日也享受了主席待遇。”
我不知这位被毛戏称为“张飞的后代”、连江青都要讨好她几分的“小张”，与此时无权无势、返朴归真之张玉凤，有着怎样的区别，但看得出她对长者有一种朴素的尊敬。同时也觉得百闻不如一见，至少澄清了个别无聊的传闻，令我改变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当承认，虽人各有命，但文人舒諲的欣赏不无道理，与雄主毛泽东所见略同。
三 文强慷慨话当年
有天舒老来电话说：“文强[3]老先生想见你，他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令尊，想同你叙叙旧。”文强这位传奇人物的名字，我是早就知道的。记得“反右”时有人揭发父亲，其中一条罪状是“章乃器勾结军统大特务文强”，但怎么个“勾结”法。我却一直没搞清楚。
约好见面的日子，偕舒老及其老友吕德润先生（原《大公报》著名记者），同往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这一带当时诨称“新疆村”，杂乱街道的两侧，有不少维吾尔同胞开的风味餐馆，记得以前曾专门到此来品尝过“拉条子”。
文老住在街北的一座楼房里，他和夫人已在家等候（这是他的第三任夫人，最后竟告仳离）。老先生精神矍铄，头已卸顶，面颊削瘦，身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不经意中带出了精干的职业特征，举手投足之间，看得出是个习武之人。
“今天我真高兴，能够与老朋友的后代相聚！”他操一口不算浓重的长沙官话，底气却比舒老要足得多。“你父亲对我们国家民族、对抗战的贡献很大，我今天早上写了一副对子送给你。”
文老干的这一行，借用当年某盲公给戴笠批八字时的判语，乃是“文不文，武不武，文武之间”。其实老人家允文允武，有出口成章的才赋，记得在董竹君先生家里，就挂着文老送给她的五首诗。
聊了一阵之后，我们便驱车同往“九头鸟”酒家，这是舒老熟识的一家湖北风味餐厅，显然符合文老爱吃辣子的口味。他说起自己有个儿子对饮食很有研究，在贵友大厦后面开了一家餐厅，字号是“阿文汤包”。这家以蟹粉汤包闻名的上海菜馆，恰好是我经常光顾的。以前只知道他的公子文贯中是旅美学者，没想到文府另出了一位美食家。
文老的谈吐中，不时透露出一种慷慨豪侠之气。他于养生之道也很在行，芜冬厉夏拳不离手，对自己的武功也很自负。谈及某次参观武警部队时，曾与年轻战士比武，两个壮小伙同时扑来，被他一并撂倒，那年他已九十岁。经文老在餐桌上当场传授，我至今仍记得这种格斗技巧。
那天，文老谈了与我父亲相识的经过：
我在军统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八一三”抗战以后，我奉戴笠将军的指令，与令尊接触。当时令尊在上海大学教书，他有几位在日本人的机关任职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彭寿，另一个叫程克祥，主动提出要为祖国服务。你父亲就找到戴雨农将军，要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后来他们就归我领导。
在大敌当前的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不同政治力量相互合作、一致对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风潮中，却成了父亲的罪状之一。关于这段故事，文老已在《文强口述自传》中讲了，本文不赘。至于他提到的两位青年，后来就一直在军统服务，进行对日谍报战。父亲说彭寿曾为民主运动做过一些好事，1949年以后去了海外。
我知道父亲与戴雨农将军相识，是1936年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召见父亲和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们领导的救国会不要与政府为难。而代表老蒋到车站迎送并安排招待的，正是这位军统首脑。我曾问他：“你对戴笠印象如何？”
父亲说：“戴笠干练，眼睛里有血丝，杀气较重，但对我始终是谦和有礼。”他还背诵了当年章行严（士钊）先生挽雨农将军的名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始终认为，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就无法解读中国近代党派史。文老干特工这一行，与会党人物交往甚深。他的父亲系同盟会员，既是黄兴的朋友，又做过蔡锷的秘书长，我想应是先入华兴会，再成为同盟会员的；而华兴会与洪门的关系，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老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辈分，却始终没有提及，我也没有问。
抗战军兴，戴笠奉蒋介石的指令，与杜月笙合作在淞沪地区组织“别动队”和“忠义救国军”，成员多为帮会徒众，具体工作由文强负责。“忠义救国军”其实不像现代京剧《沙家浜》所演绎的那样，专干坏事不抗日，有不少中共党员也加入了这支部队。后来文老又被派去监控“东陵大盗”孙殿英部，这位“孙老殿”出道前也是会党人物。
文老谈话中还提及两位朋友，其中一位恰好是我的舅舅王艮仲。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也是黄炎培（任之）所办职业教育社的资助人。太平洋战争前夕，文老奉命撤离上海，但苦于没有川资和安置部下的经费，王立即拿出两万块救了燃眉之急。文老到达香港后没多久，日军就开始进攻香港，他便和陈策将军一起，与港英当局合作，组织M.P[4]维持社会秩序。
陈策将军是老同盟会员和海军前辈，国父中山先生的生死之交，他官拜海军中将，又是香港秘密社会的龙头老大。我以前读过一本关于香港沦陷的书，知道日军进攻时，会党人物在“策叔”的号令下，上街维持地面，香港社会秩序井然，恰好与文老所说相印证。后来英军战败投降，“策叔”等撤离，各路“烂崽”抢在日军进驻之前，大肆洗劫富人区。
我告诉文老：王艮仲是我母亲的表哥，曾留学日本。他虽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但其经营是现代化的，办农场、开银行、修公路、兴教育，后来又参加民主建国会，属于开明士绅，1949年以后任国务院参事。土改时老家要揪他回去斗争，他跑去跪求黄任老救命。黄任老那时是主张“江南无封建”的，代他向周恩来求情，周公对上海方面说：“王参事的事，就在北京解决吧。”这才保住了性命。王的管家是个跛足，在家乡土改中成了他的替身，据说斗争的方法之一，是罚这个残疾人爬海堤，很快就斗死了。
四 兄弟阋墙真若梦
文老是毛泽东的表弟，与何叔衡、谢觉哉也熟识，经夏曦介绍，与毛泽覃一同报考黄埔军校，在校时跟林彪打过架。老师周恩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跨党分子选择党籍时，他选了共产党，1927年又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他因党内斗争脱党，回湖南办过报，又被戴笠看中，到军统做对日情报工作，官至中将，但自问从未做过与中共为敌的事。
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互相倾轧。文老决心脱离这个是非圈，主动要求到湖南程潜（颂云）将军麾下任职。但宿命难逃，三个月后又被蒋介石调到杜聿明手下当代理参谋长。临行前颂公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结果一语成谶，果真在淮海战役被俘。我暗想：他若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是起义将领了。当时“战犯”与“起义将领”之间，只是一步之遥，运气却有天壤之别。平津战役时，陈长捷奉傅作义的命令，死守天津被俘；半个月后傅却在北京接受了和平改编，陈一直怨恨傅长官事先不跟他通气。
文老被俘成战犯后，态度强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你们毛家还跟我家攀亲，娶了我家的文七妹呢！”因为与毛、周、朱的老关系，最高当局五十年代就曾打算释放他，但要写份悔过书（据说这是周公的意思），他顶牛不写，结果多坐了二十多年牢，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我问文老：“您是否受了先祖的影响，认为忠臣不事二主？”他爽快地承认有这种思想。其实国民党也曾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登报悔过，那时是各为其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徒也是不肯悔过的。
谈起关押生活，文老无意中提及一位我俩所共知者的结局，令人大为震撼：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秦城监狱，有一天被派去打扫院子，发现墙角有一个席卷，掀开一看，是一具女尸，我认出这人竟是程远[5]，眼泪顿时就落下来了。这女人死得惨哪！
这位程远女士，现在几乎没有人记得她了，但在三四十年代，却是一位社交界的名媛，人称“黑牡丹”。1978年，我因女作家胡兰畦先生而结识程远的妹妹程其耘女士（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夫人），故关于其不幸的身世，我知之略详。
程远原名程其英，为家中长女，是学贯中西、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社交场上，不少名流趋之若骛。她曾留学德国，因反对法西斯而被驱逐出境。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被叛徒陆海防出卖，一家被军统追捕，走投无路逃到程府；程大小姐豪侠仗义，把他藏起来，掩护脱险，而自己却未及走脱，被沈醉率特务逮捕，囚禁了四个多月，释放后仍为抗战和民主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以后，她竟因被捕的历史背上黑锅，历次政治运动都脱不了干系。程女士在北京大学任教，业务能力很强，却连教授都评不上；她一直独身，往日的友人和追求者皆退避三舍：“文化大革命”中更在劫难逃，被人诬指为小说《红岩》中的女特务“玛丽小姐”，受尽批斗侮辱后，一代名媛玉殒香销。过去我只听说她是自杀身亡，何以尸体在秦城监狱出现，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程远的亲属及胡兰畦等友人为她奔走鸣冤，刘思慕也为她作了证，终获平反。追悼会上，只摆了一个空骨灰盒，内置眼镜一副。哀乐声中，程家姐妹想起大姐的惨死，哭得泪人一般，见者无不动容。
原国民党桂系政要程思远先生，六十年代陪护李宗仁先生自海外来归。他与程远似有情愫，某次在全国政协见到文老，追忆起这位当年的秋水伊人，程老述一上联：“程思远思程远，越思越远”，文老对曰：“张学良学张良，不学不良”。
不知他是怎样联想起张学良的，但这个下联从字面上无可挑剔。据说当年二程出席郭沫若、于立群的婚礼，曾有人出此上联考新郎官，郭未能对。
我对文老说起程远的后事，他长叹一声说：“我该是见到程远的最后一人了，她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我过后思量，汉卿将军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老被特赦后，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公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还说了这样的话：
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是亲兄弟，分家闹得天翻地覆，但最终是要和好的。
1949年国共和谈时，张治中将军曾有“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的说法，但不为周恩来所认同；此时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却有此顿悟之语。谈话过后没几天，周公就逝世了。文老十分伤感，一口气写了八首悼诗。
记得文老逝世的那年，胡德平先生曾打电话来，要找我父亲1946年写的《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说是要在会晤章孝严先生时引用。那篇政治杂文描述了小说主人公做所的一场大梦：二十年来国共两党求同存异，中国实现了民主宪政并走上富强之路：“所有我们遭遇到的惨痛不幸事情，梦中都不曾发生，因而许多丑恶可耻的现象也都变成美丽可喜”；文章的最后说，“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过去的二十年浪费了。我们还能再浪费二十年吗？”
国民党离开大陆五十六年后，主席连战先生于今年率团参访大陆。文老作古已近四年，我想起他所述的周公遗言及父亲的“说梦”，不禁感慨系之……
五 不堪耆老尽归山
舒老保持着旧时公子的天真，对痛心疾首的政坛事件和浊世百态，不时发些议论，问我一些百思难解的问题，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常被老伴讥为“老小孩”。
他常与我谈论自己回忆录中的内容，对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江青、唐纳、董竹君、陆铿等人皆有述评；谈及当年没有确认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时，舒老常流露出某种遗憾。我也直话直说：“我觉得回忆录应持独立的人格与思考，不妨以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为主线，而无须以党史为轴心。”
平心而论， “遗憾情结”虽系人之常情，而“相忘于江湖”才是文人本色。
老人回首往事，把早年儿女情长的故事都写了进去，共有八段，自称“八个梦”。老夫人常为此不肯原谅他，恨恨然说：“他就是忘不了那些风流韵事！”为此，他的回忆录拖到逝世后才出版。
多情公子怜香惜玉，是旧时文人追求的一种境界。今人读舒老的《微生断梦》，往往与其先祖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类比，或认为与当今情场上的“玩深沉”相似。但我读他的遗作，却感受到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他与这些心仪的女郎之间，似乎是多是精神恋爱，或许属于“思无邪”一类。在自述中，舒老追忆前情，犹自悲忏；对冒氏封建大家族中几位不幸女性的早逝，常痛惜不已；回想起孩提时对仆佣的顽劣任性，仍追悔自责。
记忆中老人的最后一个生日，是在北京图书馆院内的“东坡酒家”度过的，酒家的主人，是一位经历坎坷的前志愿军战俘，同席者还有吕德润伉俪。席间舒老饮了几杯酒，说了自己来日无多之类的话，马上被我劝止了。我心中很有几分伤感，因为老夫人私下对女友讲过，舒老的身体维持不了多久了，她是学医的，心里很清楚。将来老先生百年之后，她准备到澳洲女儿那里去住。
那场寿宴以后，心里常常有些忐忑不安。或许是成长过程中人文背景的相似，我觉得与老人有一种非语言的相通。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老年的自己，不过他比我要脆弱。
终于有一天，电话铃响了，介绍我结识舒老的徐女士，开始报告不幸的消息，我与老人的人生环路交会，至此走到终结点。“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小环上挂着的铃铛，就是徐女士的电话铃。
老人走得很安详，没有惊动任何人，一如其惟恐麻烦别人的作风。逝世那天下午，他饮了一杯牛奶，坐在藤椅上小憩，小保姆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发现老人已经仙逝。按照遗嘱，不举行仪式也不通知朋友，就直接火化了。
赶到双榆树南里那间熟悉的小客厅，室内一切如旧，只是那张熟悉的藤椅空了。它的主人化作一团灰，此刻正静静地呆在另一房间案头的木匣里，等待着友人的告别。
步入家庭灵堂鞠躬时，望着镜框里变成图画的老人，女友忍不住开始哭泣。老夫人一直显得很平静，对发生的一切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此刻反倒抚慰起吊客来。走出房间之际，我回头望了一眼，镜框中的老人，也正用略带忧伤的眼神望着我……
与文强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万安公墓董竹君[6]先生的葬礼上（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往事，我将另文忆述）。当日天气寒冷，万安公墓的阴森又是出了名的。他腰板挺直，仍是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向这位有过救命之恩的老友致最后的敬意。文老、我及一些亲友在墓前都有致辞。老人对我说，他的书快出版了。仪式结束，互道珍重而别，没想到竟是永别……
有因方有缘，我与这文武二老的结缘，实起因于徐女士。她是个大忙人，后来到场的次数不算多。2000年她为母亲办九十大寿，我在寿筵上又见到了舒老的夫人诸玉女士，她平静如常，缄默如故。近年向徐女士问起老夫人境况，她大感慨，说诸阿姨目前由某亲戚照管，她去探望，想请阿姨吃顿年夜饭，却被拒之门外，说是老太太有神经病……
看来，老夫人没有实现到澳大利亚与女儿安度晚年的愿望，真不如徐妈妈老来有福，不知她还健在否？今年徐妈妈也走了，享寿九十有五……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眼见长者们一个个归游道山，我心恓惶。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人生亦如此……
2005年6月9日 风雨读书楼
本文已收入作者所著《君子之交如水》一书（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
[1] 冒舒諲（1914－1999），笔名舒諲，江苏如皋人，出生于温州，蒙古族。曾从事话剧演员、大学教授、编辑、记者等职业。1948年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中国金融》总编辑、《大公报》金融周刊主编、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精忠报国》、《天日昭昭》、《董小宛》、《北京城的故事》、《浪淘沙》、《李白与杜甫》、《扫叶集》、《万里风云》、《京华见闻杂记》、《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谈天说地》、《饮食男女》、《孤月此心明》、《微生断梦》等。
[2] 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清光绪二十年举人，曾参加过戊戌变法活动。曾任清朝刑部郎中、北京五城学堂史地教习、农工商部郎中。民国时，历任财政部顾问、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外交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居上海，从事经史词曲研究，著述宏富。抗战之后居南京，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列传多篇。1949年后转居上海，受聘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遗著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小三吾亭诗文词》、《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校云谣集杂曲子发凡》、《新校中原音韵定格曲子发凡》、《疚斋词论》、《疚斋杂剧》、《后山诗补笺》、《批本〈随园诗话〉》、《东鳞西爪录正续编》《〈孽海花〉闲话》等，并校释刻印古籍多种。
[3] 文强（1907—2001），字念观，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参加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1931年脱党，回湖南从事新闻工作。1935年后转入军界，负责军统对日情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敌后秘密战和军队工作。国共内战期间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1949年被俘。1975年获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遗有《文强口述回忆录》。
[4] M.P为英文Mounted Police的缩写，原义为骑警，此处当指民防队。
[5] 程远（1904-1968），原名程其英，四川万县人。1923年-1925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及哥廷根大学。1929年再度赴德留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反帝同盟等团体，反对法西斯主义，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国。1935年因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旋获释。抗战爆发后任上海第十四伤兵医院代院长，主持量才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和剧团；主办重庆七七图书馆、宣传队及印刷厂。1940年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校长。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和复旦大学任教。1950年起在北京任国际新闻局德文翻译，1957年调至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1月逝世。
[6] 董竹君（1900-1997），曾名董篁，江苏省苏州市人，出生于上海，1915年赴日本留学。1922年至1936年，先后创办四川黄包车公司、女子织袜厂、上海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偿地将锦江产业交政府经营，赴北京定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锦江饭店董事长、顾问。“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关押五年。晚年出版长篇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