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党国政治是“二.二八”事件的真因

 

现在有一种谬论,认为:台湾的“2.28”事件是当时的台湾人反对国民党心态浓重所致,也就是说蒋介石及国民党不是元凶。[作者在这里把“当时的台湾人”称为“原住民”,容易引发误会,因为在台湾,“原住民”约定俗成的被用来专指汉人大量移民台湾之前就已住在台湾的诸多族群。──洪哲胜编按]对于台湾当今政局,这种谬论有很强的功利性及倾向性。然而,在国民党已经道歉及政府已经做出赔偿的现在,这种功利性与倾向性实在没有必要,尽管它是企图支持自新后的国民党。坦率地说,正如泛绿阵线中有人旧话重提,再打高调悲情牌一样,也显得没有意义。

如果说,作为大陆人,一定要不避讳自己对自新后的国民党同情的话,那么就应该代他们再次向台湾人说一声:谢谢你们,台湾人;谢谢你们对国民党的宽容,而未使台湾族群大分裂。

在“2.28”事件中,台湾人里面固然不乏一些“不良分子”从中作乱,但是引发国民党军队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武装反抗已经发生,而武装反抗中又以中共地方武装之“二七部队”为最著名。设身处地考虑当时国共争锋的政治状态,中共利用敌方民乱也不算政治道德亏欠。

但是从大历史观上来说,中共也是“2.28”事件的责任方之一。只是现在没人敢正视这一历史问题而已!

至于说到当日元凶国民党,其历史责任是万万推不掉的,原因有三:

1、专制的经济政策扰乱台湾人民生活

国民党的“党军一体”、“党政一体”、“党经一体”构成了貌似稳定的党国体制铁三角,前二者已为政治史学界所关注,而对其“党经一体”关注则不多。

对台湾的烟草专控,就是其“党经一体”的具体操作。没有哪一项专卖政策为人民所喜欢,而没有哪一项专卖制度不造就体制内腐败集团的。专卖制度为人民所讨厌,早在西汉盐铁论战时就明了了。国民党党内硕学名流不为少,理当知道此点,但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学术良心就被压抑了。

2、野蛮执法必然引发民乱

有论者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台军力不足使“乱民”有了可趁之机。

质而论之,有一定道理,但此说亦不乏“昧着良心拉偏架”的因素。

因为高度专制制度的执法中必然出现执法者自大现象,稍遇民众反抗,哪怕很正常的论理,执法者也会认为草民不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每个人心中都装着“朕即国家”的原则,况且执法的额外收益高得很呢。若要真从这个角度继续讨论“2.28”事件的细节,就应当调查一番当时台湾专卖局人员的薪金收入与额外收入的比率,还有专卖局上缴财政的资金占全台湾的财政收入的份额。

“2.28”事件不发生在台湾,也许会发生在浙江、内蒙。今天大陆屡出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2.28”事件的注释脚本,只是还没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而已。因此,风传的“注意某某宗教势力操控维权事件”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这类活儿,共产党自己就干过!”

3、专制政府一方错上加错

如果说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的傅学通等人对卖烟寡妇施暴──枪托击伤头部以及误伤旁观者,只是“偶然事件”、执法素质不良的反映,等等,那么2月28日的省公署门前的卫兵开枪致民众伤亡,则是专制制度本质的大暴露。

专制本质毫无例外地是以恐惧人民的权益要求为“本能反应”,而又毫无例外是以惩罚过度的手腕对待人民。

“2.28”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愿理性的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并不因为台湾政局中有人旧话重提而给予“矫枉过正”的对待,即把“2.28”事件的主因推给所谓台湾人里面的暴民。

不如是,只能是披麻救火,起反作用。

(2007年3月1日凌晨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江棋生:再评温家宝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我在《为邬书林一辩》这篇短文中,对温家宝题为《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稿进行了一些点评。但是,谁都能看出,我是言犹未尽,没把话说痛快。

大家知道,在200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是胡锦涛先作报告,之后才轮到温家宝登台讲话。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的报告如死水微澜无人理睬;温的讲话却令人感动反响强烈。章诒和女士说:“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地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可以想象,当两会代表聆听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教诲和指示时,除了不时提醒自己不能打瞌睡外,内心当有怎样的轻鄙和反感。

说实在话,温家宝的讲话与胡锦涛的报告确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胡锦涛的报告整个儿是用官话、套话堆砌出来的。除了袁鹰先生违心地夸了他一句外,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人对胡的报告说了什么好话。而温家宝的讲话除了官话、套话比较少外,还确有真情流露和个性化的表述。历史学家雷颐先生读了温的讲话后是真动感情了。他说:“温家宝总理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心情激动,口无遮拦。雷先生无意之间把“很久很久”以来胡锦涛所作的所有报告都给贬下去了。我的朋友吴思先生是个十分理性、平实的人。他说:“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人民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

关于温家宝的讲话别人没有提到,而我想加以肯定的一条是:温在报告中打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擦边球。温家宝经过“用心思考”后,首先赞扬了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接着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随后就提到了比较敏感的吴祖光,赞扬了新凤霞;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谈到了比较敏感的赵丹遗言,并给出了钱学森的发问: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依我看,温家宝打的这些擦边球反映了他心态中的开明之处。

然而,温家宝的讲话真的如雷颐先生所说“这样好”么?真的有什么“真知”,真的很“精彩”、“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么?对此,我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有一个致命伤,这就是不愿或不敢直面事实,不能坦坦诚诚地说出切中肯綮的真话来。

温家宝讲话的第一条是:“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这就是说,他把问题说成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明白“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因此需要他来加以启蒙和点拨。其实,真正的问题明摆着:由于人权和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敢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尤其是不敢求真,不敢讲真话。会场中的在座诸君心里谁不清楚,半个多世纪以来,凡是敢讲真话的人,是出来一个,就被政府收拾一个,以致文艺工作者要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袁鹰语)。温家宝不能直面现实而置换命题忽悠人,由此已见一斑。

温家宝讲话的第二条是:“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在这一条中,温家宝也是刻意躲着紧要处,说了一大堆隔靴搔痒的废话。其实,真正紧要的话只有一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口头上提倡“百家争鸣”,实际上专搞“一家独尊”,因此大家的思想怎么解放得了?!正因为思想得不到解放,也就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各位看官,说这句话需要真知灼见么?不,只需要尊重事实,服从常识就够了,但温家宝却做不到。

温家宝讲话的第三条是:“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上两条一样,温家宝再次回避事实,只字不提文学艺术家们普遍缺失社会责任感的真正原因,反而要他们树立“高尚的品德”,以周文王等古代圣贤为榜样,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在受迫害中发愤而为。我认为,温家宝这么说不仅是强人所难,要求过分,而且已然显虚伪之心,少恻隐之情。

温家宝讲话的第四条是:“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方面温家宝的确感到了危机,出现了忧虑。但是,他依然刻意回避了精品和人才出不来的根本症结──中国没有建立起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么是缘木求鱼,要么只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求来所谓的“精品”和“人才”。这是因为,在皇权专制和极权专制制度下,精品和人才的多少与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呈负相关。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控制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当然唐朝是一个例外,如吴思所说,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官方容忍或忽略了体制外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因此才文采斑斓,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而在当代中国,后极权专制控制能力尚能实行大体上的思想禁锢,并且也不想容忍或忽略民间的创造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能出的精品和人才,也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精品”和在正统之内寻找生活意义的“人才”如张艺谋等而已,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精品和人才涌现出来呢?

上文提到,温家宝在讲话中特意谈到了赵丹的遗言,并引用了其中的一句,“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平心而论,温家宝在大会上提及赵丹遗言是需要勇气的。赵丹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然而,这个温家宝照例是黄花鱼溜边,躲开紧要处,刻意不提赵丹遗言中最是精华、最为出采的话,那就是: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必要。应当说,温家宝摘引的那句话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那句话别说赵丹压根儿不怵,随时都能把它讲出来,就连有肝无胆的郭沫若也什么时候都敢说;唯有上面这些直击要害、痛快淋漓的话,赵丹只能一直憋在肚子里,直到临死才敢说,因为已经无须害怕迫害了。还是黄宗英说得好:“阿丹用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一丝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而陈云看到赵丹遗言后,却恨恨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可想而知,赵丹如果说早了,必遭迫害无疑。然而,在陈云等人早已作古的今天,温家宝依然不敢转述赵丹的肺腑之言,这就是一件掉链子的事了。

温家宝在紧要处掉链子,除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淡忘”赵丹遗言的精粹之处这一件外,我在这里还想再提一条,这就是他不敢赞扬更有风骨的吴祖光先生。早在1957年,吴祖光就提出了赵丹遗言中谈及的问题。当时,他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

一介文人吴祖光在50年前就有如此识见和风骨,这就难怪他要被定为右派、受尽摧折了。然而,在反右前敌总指挥邓小平撒手人寰十年后的今天,对国之先贤推崇备至的温家宝却对吴祖光这位“可与日月争光”的人物欲言戛止,但说吴夫人凤霞好,“画如其人”,这可就又掉了一回链子。

综观温家宝的通篇讲话,应该说不是没有真诚、没有真情,但在紧要处却尽是敷衍、打马虎眼──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独具慧眼。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读了温家宝的讲话稿后,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备受鼓舞”之余,针对温家宝洋洋数千言,却对“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置一词的做派,不客气地追着温家宝的屁股说了两个“当务之急”: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务之急;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只可惜,你急他不急;你“竭智献议”,他置若罔闻,只当没听见。

最后,评说温家宝的讲话,若是漏掉了关于戴爱莲的那一节,就决不能说已经把话说痛快了。温家宝在大会上细腻地描述了他与戴爱莲的过从交往,还专门引述了戴爱莲病危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温家宝拉着她的手,她大声对温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温家宝还介绍说:“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我相信这几句话是温特意要说的。我琢磨,温家宝之所以特意那么说,不象是为了怕他的政治局同事指责他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而更象是为了与“退党大潮”较较劲。然而,放上那几句话的结果却是弄巧成拙,这恐怕是温家宝始料未及的。

说中国“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地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已根本没有普世性,只有“人口太多”这一条是它的依凭了么?再说,朝鲜的金正日听了能舒服么?温家宝如果对金正日说:“朝鲜人少,不需要劳动党(共产党)的领导。”那金正日还不气得鼻子都歪了?而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更不干了。依照戴爱莲、温家宝的逻辑,蕞尔小国古巴的人口才1,200万,那还需要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你说卡斯特罗听了,能不从病床上蹦起来跟家宝同志玩命?还有,戴爱莲的话,欧盟听了也会觉得不是滋味。欧盟各国与中国相比,人口不多,因此都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然而,欧盟这块饼正在越做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欧盟这个准国家难道也需要共产党来领导不成?!

行文至此,我算是把话说痛快了。

(2007年2月2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Study: College students get an A in narcissism

Study: College students get an A in narcissism

February 27, 2007

By DAVID CRARY

ASSOCIATED PRESS

NEW YORK — Today’s 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narcissistic and self-centered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according to a comprehensive new study by five psychologists who worry that the trend could be harmful to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American society.

“We need to stop endlessly repeating ’You’re special’ and having children repeat that back,” said the study’s lead author, professor Jean Twenge of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Kids are self-centered enough already.”

Twenge and her colleagues, in findings to be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Tuesday in San Diego on the generation gap, examined the responses of 16,475 college students nationwide who completed an evaluation called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between 1982 and 2006.

The standardized inventory, known as the NPI, asks for responses to such statements as “If I ruled the world, it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I think I am a special person” and “I can live my life any way I want to.”

The researchers describe their study as the largest ever of its type and say students’ NPI scores have risen steadily since the current test was introduced in 1982. By 2006, they said, two-thirds of the students had above-average scores, 30% more than in 1982.

Narcissism can have benefits, said study coauthor W. Keith Campbell of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suggesting it could be useful in meeting new people “or auditioning on ’American Idol.’ ”

“Unfortunately, narcissism can also have very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 including the breakdown of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he said.

The study asserts that narcissis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at are short-lived, at risk for infidelity, lack emotional warmth, and to exhibit game-playing, dishonesty, and over-controlling and violent behaviors.”

Twenge, the author of “Generation Me: Why Today’s Young Americans Are More Confident, Assertive, Entitled — and More Miserable Than Ever Before,” said narcissists tend to lack empathy, react aggressively to criticism and favor self-promotion over helping others.

The researchers traced the phenomenon back to what they called the “self-esteem movement” that emerged in the 1980s, asserting that the effort to build self-confidence had gone too far.

As an example, Twenge cited a song commonly sung to the tune of “Frere Jacques” in preschool: “I am special, I am special. Look at me.”

“Current technology fuels the increase in narcissism,” Twenge said. “By its very name, MySpace encourages attention-seeking, as does YouTube.”

Some analysts have commended today’s young people for increased commitment to volunteer work. But Twenge viewed even this phenomenon skeptically, noting that many high schools require community service and many youths feel pressure to list such endeavors on college applications.

Campbell said the narcissism upsurge seemed so pronounced that he was unsure if there were obvious remedies.

“Permissiveness seems to be a component,” he said. “A potential antidote would be more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Less indulgence might be called for.”

The new report follows a study released by UCLA last month which found that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the freshmen it surveyed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o be “very well-off financially.” That compared with 62.5% who said the same in 1980 and 42% in 1966.

Yet students, while acknowledging some legitimacy to such findings, don’t necessarily accept negative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ir generation.

Hanady Kader, 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nior, said she worked unpaid last summer helping resettle refugees and considers many of her peers to be civic-minded. But she is dismayed by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ome students who seem prematurely focused on career status.

“We’re encouraged a lot to be individuals and go out there and do what you want, and nobody should stand in your way,” Kader said. “I can see goals and ambitions getting in the way of other things like relationships.”

Kari Dalane, a University of Vermont sophomore, says most of her contemporaries are politically active and not overly self-centered.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mselves — but in the sense of where are they’re going to find a place in the world,” she said. “People want to look their best, have a good time, but it doesn’t mean they’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sides, some of the responses on the narcissism test might not be worrisome, Dalane said. “It would be more depressing if people answered, ’No, I’m not special.’ ”

Beauty of the beasts

Beauty of the beasts

Why has mankind always loved to draw animals? David Attenborough explains the fascination

Animals were the first things that human beings drew. Not plants. Not landscapes. Not even themselves. But animals. Why? The earliest known drawings are some 30,000 years old. They survive in the depths of cav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crawled for half a mile or more along underground passages through the blackness is evidence enough that the production of such pictures was an ac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se artists.

Head of a White Stork, attributed to Vincenzo Leonardi

But what was their purpose? Maybe drawing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eremonials they believed were necessary to ensure success in hunting. Maybe the paintings were intended not to bring about the death of the creatures portrayed but, on the contrary, to ensure their continued fertility so that the people would have a permanent source of meat. We cannot tell. One thing, however, is certain. These drawings are amazingly assured, wonderfully accurate and often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This practice of painting images of animals on walls has persiste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when men in Egypt began to build the world’s first cities, they too inscribed images of animals on their walls.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function of at least some of these: the Egyptians worshipped animals as gods. But Egyptian artists also delighted in their natural beauty, for they adorned the walls of their own underground tombs with pictures. The mummified dead in the next world would surely wish to be reminded of the beauties and delights of this on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imals as gods and animals as themselves is also apparent in the manuscripts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Scribes provided their saints with emblematic animals. Saint Mark has his lion, but it is a lion with wings; and Saint John is accompanied by an eagle, but often one of such magnificence that it is scarcely recognisable as the brown bird of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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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ther less exalted and more earthy creatures also crept into their manuscripts. The monks introduced on to their pages the wild creatures that abounded in the natural world outside. Squirrels run up the margins; rabbits chase one another around the capital letters.

In the early 12th century, such animals began to escape from the breviaries and Psalters into books of their own. These bestiaries seem to be a particularly English phenomenon, an early indication of a special national affection for animals that endures to this day. Among these recognisable images there are some fantastic animas – unicorns and dragons, sea monsters, and griffins that were part-lion and part-eagle. The scribes had not seen them but they certainly believed in their existence.

By the 15th century however,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 swept through Europe. Scholars began to examine the world with fresh eyes and to question the myths of the medieval mind. Leonardo da Vinci started to look at animals and plants in a new way. He wished to understand how they grew, moved and reproduced themselves, so he not only drew them in action but dissected their bodies.

Other scholars began to assess the variety of animal life that lay beyond their own countryside. For explorers travelling south down the coast of Africa, east to the Indies and west to the New World were bringing back completely new kinds of creatures.

The natural world needed a catalogue, and the first to compile one – thus earning the title of the father of zoology – was a Swiss doctor, Conrad Gesner. To illustrate it, he assembled drawings from wherever he could get them. Some he commissioned from artists, who drew many of the skins and skeletons that Gesner himself had collected. Others, he ask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s to produce pictures of animals that neither they nor anyone else had ever seen, and some images he simply appropriated. All these pictures, Gesner published from 1551 onwards in his Historia animalium.

Gesner’s illustrations in turn were plundered by an Italian encyclopaedist, Ulisse Aldrovandi, professor of natur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Like Gesner, Aldrovandi amassed an immense collection. His cabinet of curiosities was said to contain 4,554 drawers of specimens. For years, he wrote and rewrote descriptions of his objects, quoting from all kinds of sources, including references from classical poets. The myths of medieval times had not yet entirely vanished, for Aldrovandi firmly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dragons and he accordingly devoted a section to them – some with wings and some with seven heads.

Aldrovandi’s illustrations, like those in most printed books of the 16th century, came from wooden blocks on which the design was cut in relief. The simplicity of the technique inevitably imposed limitations on detail. Many of Aldrovandi’s images are banal representations of banal subjects: worms, a tooth, lumps of stone.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that have an undeniable grandeur, such as the huge crabs, shown full-page, which glower at the reader from within their splendidly armoured and articulated shells.

Toucan from exhibition Amazing Rare Things
The compulsion to draw animals is a tradition that stretches back 30,000 years

Aldrovandi’s works were firmly based on his own collections of specimens. Howev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a new kind of collector appeared, who accumulated not objects but drawings of them.

Such a one was Cassiano dal Pozzo, whose interests took in classical statues and architecture, plants, animals and fossils. These drawings, which would ultimately fill many huge vellum-bound volumes, constituted what he called his museo cartaceo, or his “Paper Museum”. He was more rigorously scientific than Aldrovandi: goneare the mermaids, dragons and centaurs.

Cassiano himself investigated the anatomy of many of his animal specimens as Leonardo had done 150 years earlier – though the records his artists produced are no match for Leonardo’s. But they did produce drawings that convey with great mastery the colour, texture and details of their subjects. Occasionally, they succeeded in giving their drawings of the most ordinary objects a monumentality that the originals probably never possessed.

Throughout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influx of strange and wonderful plants and animals from overseas supplied the artists of Europe with abundant new subjects. Eventually, the time came when some decided that they would themselves travel to far-flung places to find 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ir original settings.

One of the first of these adventurous artists was a divorced middle-aged woman by the name of Maria Sibylla Merian. She lived in Amsterdam, where she earnt her living as a flower painter, but she also had a passion for insects. In 1699, at what was then regarded as the advanced age of 52, she set out for the Dutch colony of Surinam in South America. She wanted to discover and chronicle the stages insects passed through during their life cycles. And she drew them, sitting on their particular food plants, often with other small and quite unrelated invertebrates alongside them.

Merian’s work is unmistakable. Style in natural history drawing is often subtle – indeed, sometimes it is almost unidentifiable. The artists are often too concerned with correctness and accuracy of detail in what they are portraying to mould its contours to their own particular taste. There is no room for vague impressions. There are no costumes to bring a sense of period. Since backgrounds are often omitted, there is no need to use the conventions of perspective. So a drawing of a flower made in the 16th century may be hard to distinguish from one of the same species made in the 20th. But Merian’s pictures display clear clues to their authorship. She has a special fondness for curls and she draws them whenever she has the opportunity. Given the chance, her snakes squirm into extravagant coils.

Twenty years later and farther north, in Virginia, another European artist also began to delinea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Mark Catesby, a young naturalist born in Suffolk, often gives his subjects settings that are neither accurate from a naturalist’s point of view nor even to scale. His flamingo is placed against a branch of so-called black coral, a gorgonian, which lives only in coral reefs, where flamingos never go.

Most bafflingly of all, he sets his biggest subject, the magnificent one-ton American bison, against a spray of a Robinia tree, drawn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cale. None the less, Catesby’s images have great freshness and charm. He engraved them himself on copper plates, and between 1729 and 1747 published them a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This wa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book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that culminated in 1827 in perhaps the greatest and certainly the most gigantic of all bird books, entitled The Birds of America, by John James Audubon. Audubon hunted birds with an unquenchable passion and he drew them with equal enthusiasm. He thought that the standard static profiles, which, since ancient Egyptian times, had been the almost universal way of representing birds, gave no idea of their vivacity and grace.

He determined to draw them in motion, so he took one of his newly shot victms and fixed it on to a board with a squared grid drawn on it. He manipulated the bird’s wings and neck into what he considered life-like attitudes and fixed them in position with skewers. Th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a fairly blood-spattered one, since his specimens were newly killed. The results, however, did indeed bring life to his images. Terns swoop, eagles crouch over their captured prey, and hummingbirds hover in front of flowers. Audubon brought these dramatic drawings to Britain in order to get them engraved for reproduction. They were, however, among the last important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to be printed in this way.

That was because a German printer had discovered that a line drawn with a wax pencil on a fine-grained limestone could be inked and printed. He refined the proces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soon the lithographic process was in use all over Europe, offering prints that could reproduce the most delicate lines directly from the artist’s hand. The process led to a new flowering of natural history books.

Among the most spectacular were those produced by John Gould, who employed a series of artists, perhaps the most talented of whom was the 18-year-old Edward Lear, later to become more famous for his nonsense verse. Gould’s sumptuous folio volumes appeared in imposing ranks on the shelves of aristocratic libraries throughout Britain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t seemed that the age of great scientific natural history painting was coming to an end. Photography was beginning its reign, and it was soon possible to capture an exact image of the creature in front of you with the press of a finger.

Now the tiny electronic camera can record high-quality pictures in light so low that even the human eye has difficulty in perceiving what is in front of it. Optical cables can carry images from underground nest chambers at the end of long narrow tunnels. New vibration-proof mountings allow the camera to record close-ups of an animal while hovering in a helicopter a thousand feet above it.

You might think that these latest developments would finally bring to an end a tradition that stretches back 30,000 years. Not so. Today large-scale monographs devoted to particular groups of plants and animals are still produced by artists who welcome the double demands of aesthetic delight and scientific accuracy.

And they always will do. For no matter what the ostensible motive for their work, whether it is to lighten the reverential atmosphere of a monastery or to invoke animal spirits in a fertility ritual, to explore anatomy or to catalogue a discovery, there is a common denominator that links all these artists. It is the profound joy felt by all who observe the natural world with a sustained and devoted intensity.

  • The exhibition ‘Amazing Rare Things’, featuring many of the artists mentioned here, opens next Friday at the Queen’s Gallery, Palace of Holyroodhouse, Edinburgh. Details at www.royalcollection.org.uk

    The accompanying book ‘Amazing Rare Things’ (Royal Collection), of which this article is an edited extract, is available for £16.95 (rrp £18.95) plus £1.25 p&p. To order please call Telegraph Books on 0870 428 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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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飞雄案重新移送检察院 律师强调同案不应分案审

     

    【2007年3月1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报道/春节假期后天河区检察院第一个工作日2月27日,住在广州的郭飞雄的太太张青打电话给检察院,得知郭飞雄案已经于2月17日也就是农历除夕那天,重新移送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张青讲她当天向检察院询问的情况,她说:“今天打电话,天河区检察院的‘内勤’跟我讲,案件17日的时候就回到他们这里来了。”

    问:“郭飞雄人呢?”
    答:“我就问他‘人从沈阳回来没有?’他说‘我们也不太清楚,如果看守所那边没有正式通知你回来了的话,那就是没有回来。’按他这样的说法,看守所那边没有通知我,那就应该是还在沈阳。” 问:“检察院方面还说什么了?” 
    答:“还说期限从2月17日开始算,一个半月时间,中间有什么事情,他(检察院)一般来讲不打电话通知我,也不打电话通知律师,要让我们自已去查询。”

    张青已经把情况告诉了郭飞雄委托的律师。她说:“胡啸律师说‘看来就是让我们自己把这件事情盯紧一点,除非是到了法院那边有起诉书的话,法院会通知家属。”

    问:“胡啸律师有没有谈到要会见郭飞雄?” 
    答:“他说,要见挺难的。”

    2005年郭飞雄先生曾经参与太石村维权事件,2006年参与对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营救。郭飞雄这次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据知情者说,涉案出版物为《沈阳政坛地震》一书。

    郭飞雄案1月19日被天河区人民检察院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1月20日,郭飞雄被移送转押到位于沈阳的辽宁省看守所。 受郭飞雄委托的在北京的莫少平律师分析,郭飞雄案从2月17日重新移送检察院算起,一个半月时限内可能面临两种情况。

    莫少平律师说:“一种情况,认为证据还不是很充分,还可以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另外一种情况,当然他可以起诉到法院,进入审判程序。

    我们需要跟检察机关保持经常联系,以便我们来决定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方式。” 问:“按法律有关规定,郭飞雄先生到什么时候就一定会从沈阳被送回广州?” 
    答:“如果不准备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如果移送到法院,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郭飞雄肯定会转回到广州去关押,因为否则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进行审理的时候,郭飞雄要是在沈阳的话,没法进行审判。”

    问:“近期律师有没有会见郭飞雄的打算?” 
    答:“这个我们根据案件的需要,因为他如果被羁押在沈阳,我们要会见的话,需要到广州办理手续,完后再去沈阳会见他。”

    问:“虽然沈阳离北京更近,但是你们如果会见郭飞雄,实际上路途更远了?” 
    答:“对。”

    莫少平律师特别指出,郭飞雄案同案人的案件如果分案审理,程序不妥。

    他说:“据我们现在了解,跟郭飞雄同案的两个人,有一个叫江伟的。。。对那两个人在春节之前已经开庭进行审理了,现在没有判决书下来。

    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如果那两个人被指控和郭飞雄被指控的是一样的,也就是同案,那两个人没有被指控其它犯罪的话,这个案子应该是‘并案’审理。这是在我们(已送交有关方面)的《律师意见》中也都谈到过的。

    因为,把同案的另外一个人,比如郭飞雄,往后再进行审理,对查清案件事实、对相关同案人员的质证、对质不利,无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分案审理,从程序上讲,是不妥当的。” 

     

    陶渊明的拒绝

     

    隔着这么深的时光,我无法把陶渊明看得更清了。我对他作着我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无论准确与否,都缘于我对他和他诗文的喜爱。一个作者的生命总是靠着读者的阅读来延长的,而陶渊明也一直活在后人对他的喜爱里。

    据说他最后一次从官场辞职时已经四十二岁了。这就是那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著名行为。从此,他就彻底回到田园之中了。但陶渊明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退出,从而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隐士,相反,他更加真实的热爱着具体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遗忘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他侍弄庄稼,把杂草象删除多余的诗句似的从大地上除去,然后他又写诗,由于他在自己的文字下面上足了生活的肥料,所以,那些诗行总是长得很繁茂,这一点和很多其他诗人的诗不同,他的诗不是草本的,而是木本的。他的诗不属于任何一个季节,只属于时间。因此,他的诗成了我们文化中一种丰稔的收获。他在王维、孟浩然、李白、韦应物等后人身上开花结果,在苏东坡身上,他干脆被重新诞生了。

    陶渊明只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或者说,他从仕途之中退出,转身回到了自己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之中。这样,陶渊明才成为了陶渊明。只有我们置身于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是某种变形,或者什么也不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何时代,人活着,都应该有做梦的权力。陶渊明的文化人格魅力缘于一个人对其内心生活的选择和坚持。他把一个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愿望上升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行动。所以,我觉得隐逸这个词用在陶渊明身上并不太确切,就象《红楼梦》的最后,贾宝玉身上的那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好看倒是好看,就是有那么一点招摇,因此,倒不一定合适了。

    陶渊明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人,他的达观之中深藏着沉郁的底色,超然之中静流着凝重的激情。他的冲淡是魏晋风度的绚烂之极。在他的思想中,道只是表象,儒才是本源。道是肉,儒是骨。他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果实。

    俄国诗人叶赛宁在他的绝笔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并不新奇,活着当然就更不稀罕。这句诗是在一种极端状态下写出的,当然很极端,代表不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据这点,后来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反其意而用之,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去并不费力,但创造生活,却很困难。虽然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但这句诗中的道理却不能也跟着自杀。的确是这样,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是怎么才能更好的活着。这个问题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那儿,就更明朗化了,在其散文著作《船夫日记》里,他写道,“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这句话说得似乎很绝望,但我们于绝望中却感受到一种执著的力量。死是生命的结果,却不是生命的出路。无论什么时候,活下去,才是最终的出路;幸福的活下去,才是最终的目的。在西方,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内心的教堂轰然坍塌,精神失去依托,灵魂于是一路踉跄走来。但在我们的大地上,陶渊明却把自己的道路修向了自然。而自然是永恒的。中国的很多读书人,他们往往穿着一儒一道两只不同的鞋子,在这条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内心的田园。自然一词,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往往是一个情感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因而,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我想,我们“心中”的自然和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深度不如那个写出《瓦尔登湖》一书的美国人梭罗,我认为作这种生硬的横向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因为两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文化渊源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个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差异太大。在陶渊明的时代,陶渊明必需向他的现实索取自己的生活,而梭罗则可以从他的现实中挑选自己的生活。从长远的普遍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在生活着的同时去思想,而不是在思想着的同时与世隔绝。我们需要思想的深度,但我们也需要生活的态度。

    从一开始,陶渊明就不能适应他的现实世界。他不能适应——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在那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中,他除了选择自己,他又不能获得其它更多的选择。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拒绝。拒绝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权利。陶渊明拒绝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拒绝了一个他所不喜欢的世界,把自己的立足点落在了自己内心的田园。我们需要改天换地的英雄,我们也需要滋润灵魂的诗人。要知道,有时给予也是一种强加的苦难,比如,在鸟儿的翅膀上系上黄金。陶渊明重新回到他热爱的大地。他一只手阻挡着飘忽不定的冷风——因为那些形形色色的冷风总是透过生活脆弱的窗户纸吹熄他内心的烛火。他用另一只沾满泥土的手写诗,抚摸春天挂满露珠的湿漉漉的身子。

    有时发现了美也就等于是创造了美。当陶渊明用心灵的扫帚把那些生活的灰尘扫去,于是,我们一下子看见了那些朴实无华的事物原来竟然有着那么动人的色彩。陶渊明用语言缔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应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坐落在内心深处的桃花源。语言的房屋,质朴,温暖,一尘不染,案上的史书,墙上沉默的素琴;语言的小院,花药分列,一边是感兴的理想主义的花朵,一边是理性的现实主义的药草;语言的篱笆,菊花朵朵,幽香细细,此起彼伏的开成一脉清寒孤洁的传统;语言的阳光,绿树成荫,庇护着灵魂来去自由的鸟儿;语言的细雨、春云,旺盛的庄稼苗,节气和时令;语言的炊烟浮上黄昏的天空,又一个美丽的黄昏来临,深巷的犬吠搅拌着农业社会浓得化不开的沉寂。五谷杂粮的晚餐,生活的清贫和充实,素月出东岭,月光如水,把凝望的身影漂洗成无声的叹息,象云影轻轻落在青草上……

    陶渊明的隐逸,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是陶渊明疏远了他的世界,而是他的世界遗弃了他。因为他未能同流合污,顺流而下。他挣扎在黑暗的河水里,他想在生活中找到一个清澈的上游。后来,他抓住了一丛诗歌的灌木条,筋疲力尽的爬上了岸。应该找个干净的地方休息一下了,他坐在岸边,看世界越流越远。 他慢慢走了,头上是高高的秋天的天空,大雁的鸣叫声从风中一串串滴落。他即将死去,这个,他最为清楚。对此,他早有准备。他亲手写下了自己的挽歌。

    而那个冷冬的某日是否有阳光呢?即有,也该不太温暖吧。那天他被他耕种的大地接纳。他完成了最后的栖居。或者说,他永远安葬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里了。

    奥尼尔的最后一朵“玫瑰”

     

    他勾了勾手指,将客人偷偷招呼到了地下室,那里有一架购于新奥尔良某个妓院的自动演奏钢琴,他管它叫“玫瑰”“玫瑰”是白色的,上面画满了裸体的女人。他往钢琴的小孔里投入镍币,带着着迷的表情和客人一起听钢琴演奏的拉格泰姆调,很快他的妻子找到了他们,尖叫着说:“你应该感到害臊,把贝内特带到这里来!你身上还痛着呢,忘记了吗?”于是这个曾经淘过金,做过水手的老男人顺从地上楼去了。

    他是奥尼尔,剧作家,他的妻子是卡洛塔,曾经是个演员,客人是兰登书屋的创始人兰瑟。

    完全是奥尼尔戏剧中的人物与情节。晚年奥尼尔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妻子所控制。最后的两年他的朋友见不到他,她也不允许任何人参加他的葬礼。奥尼尔的灵车后面只有一辆汽车,里面坐着卡洛塔,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他完全变成了她的私人财产。

    虔诚的天主教徒卡洛塔认为那架钢琴很糟糕,所以奥尼尔把它放到了地下室,只是偶尔偷偷溜到地下室。他爱“玫瑰”。

    年轻时代的奥尼尔写过一些不太高明的诗,例如《在我们的海滩上》“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互相接吻/我们躺在沙滩上四肢相贴/这样做不太慎重/那沉闷的老渔夫可能转过身来/可是对长舌妇和厌恶生活的渔夫来说/爱情与青春会在意什么?”

    我对奥尼尔的诗歌和那些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戏剧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他的现实主义戏剧,送冰的人来了,天边外,长日入夜行。

    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漂亮的女演员卡洛塔做所有与奥尼尔意愿相反的事情,在他死后立即出版了他最伟大的作品《长日入夜行》,或《进行黑夜的漫长旅行》。我喜欢前一个名字。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写作得非常艰难,站着用很小的字写出了这部戏剧。这是自传性的作品。我相信卡洛塔不是玛丽,但是与她没有太大的分别,都有一种疯狂的色彩。她和所有爱奥尼尔的人争夺他,并且最后成功了。兰瑟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能将奥尼尔留在纽约并且不再回到卡洛塔的身边,然而她在医院找到了他,并且说服他一起去波士顿,从那以后他的朋友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她像监狱看守一样照顾他,此前,他为了从妻子的身边逃离,还摔断了一条腿。听上去像一出恐怖剧?

    兰瑟认为她已经疯了,大概是她的占有欲。我得不到更多的迅息,只能认为她首先是爱他爱得发疯。很多人都爱他。兰瑟曾说奥尼尔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在他身上有一种与他并不相吻合的孩子般的热忱,他喜欢谈论往昔和他唱过的海员歌谣,他那忧郁、漂亮的脸庞会随之闪亮,而你会真正地爱他,说真的非常非常地爱他。而奥尼尔,虽然说过不要再让她接近,却还是选择和她走了,自动地走进了她的监狱。这就是奥尼尔的选择,是他内心的召唤。旁人无法议论。

    长日入夜。那么停止弹奏吧,玫瑰。

    (曾经看到过《长日入夜行》的一个单行本,译者是上海的一个青年,他用翻译奥尼尔的这部戏剧来获得内心的平静。抱歉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格非访谈:好的小说一定是对传统的回应

    格非

    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

    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短篇小说《迷舟》、《青黄》、《戒指花》;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不过是垃圾》;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人面桃花》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意、日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采访手记

    2004年格非推出《人面桃花》的时候,很多媒体用“十年磨一剑”来评价他,因为他上一部长篇小说要追溯到1994年的《欲望的旗帜》。此后《人面桃花》获得一系列在国内文坛颇具分量的奖项,至少说明他的剑磨得还不错。这位当年与余华、苏童齐名的“先锋作家”,在《人面桃花》中已呈现出与其以往“先锋”写作不同的姿态,今年元月,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进一步显示出他向传统写作的回归。

    也许与清华大学相邻的万圣书园离格非家太近的缘故,当他出现在万圣二层咖啡厅,我看了看表,几乎和约定的时间分秒不差。他留意到桌面上摊着我带过去的《山河入梦》,湖蓝色的封面在柔和灯光下泛着雅致的光,“这本书的装帧挺舒服的,感觉比较精良。”他说。作为一位写作者,面对自己用心写就并新鲜出炉的长篇小说,自然心情愉快。

    在文字背后同人物对话

    早在十几年前,格非就产生了要写“三部曲”的念头:“那时我刚写完《欲望的旗帜》,在读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他的‘开罗三部曲’带给我一些启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的想法?我后来动笔写的时候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不只是作品的时代背景跨越了几十年。前者的语言极富古雅韵味,主人公的理想主义追求最终以悲剧收场,这份沉重令阅读的脚步无法进退自如,而《山河入梦》的叙事显然更流畅,语言也愈见平实质朴。格非坦言这是有意为之:“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调整,叙事也尽量做到平实。”他对自己每部作品的欠缺都很清楚,希望新作的写作能解决《人面桃花》中的某些不足,“如何克服那些缺点,如何让作品呈现新面貌,这很重要”。他说,《人面桃花》句子中有很多言外之意需要体会,读者在读的时候经常会停下来,《山河入梦》中的人物命运贯穿始终,章节之间联系紧密,他不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仍然读读停停。这样的变化固然有对读者是否爱读的考虑,也基于他想要保持写作的新鲜感与冲动。虽说是“三部曲”,可已经出版的前两部中除了主人公陆秀米与谭功达之间的母子关系,再无更多情节和人物上的关联,这似乎有别于惯常意义上的“三部曲”。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能令书中人物的语言以及细节描写更有说服力,格非在动笔前重读了一些那个年代的小说,也翻阅了书中所写地区的方志。构思时间长加之准备充分,这部作品写得很顺利,“我平均每天写两千字,二十几万字写了七八个月”。

    《山河入梦》中主人公谭功达的从政之路充满乌托邦色彩,对待感情则有些迟钝,谈及这个人物的塑造,格非说:“这样的人是肯定存在的。像堂吉诃德这样反应迟钝而又满怀理想的人物在欧洲文学史里很常见,我把这些人物特质糅合到谭功达身上,令他既迟钝又爱幻想。”他回忆起童年时在老家有个生产队长,一直想要把村子周围的山铲平,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带着村民干活,村里的老百姓都恨他,最后他发了疯。他做的事情徒劳无功,不能带来眼前利益,可他的道德无可挑剔。

    书中的女性形象姚佩佩似乎更加令人难忘,她的身上寄托了作者格非太多的情感。他最初想把这个角色写成活泼疯癫、心无城府的样子,后来意识到女主人公必须同谭功达的个性相反,她要敏锐地了解现实,对待感情要细腻。随着写作的不断进行,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人物:“读者对《山河入梦》小说本身如何评价我并不介意,我更在乎读者对姚佩佩这个人物是否有误解。这是我用心创作的人物,她的心理变化和对世界的看法同我的内心世界很难分割。”格非感到这个人物仿佛有了生命,会同自己对话,她的命运也会对自己构成影响。

    姚佩佩在《山河入梦》中的归宿是悲剧性的,格非认为,她的悲剧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她的个性因素。她所处的时代并不提倡自我意识,她本可以投身集体主义,放逐自我,跟社会融合,但是她没有那么做。随着她越来越清醒,更加不愿那么做。“她跟谭功达的关系是不是爱情,读者可自己体会,我想首先不是爱情,她更多是把谭功达看成父亲般的人物,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她是孤苦无助的灵魂,找不到依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她就抓住不放,所以她才会跟一个40岁的男人有这种感情。”他这样评价道。

    “驼背八斤”郭从年在《山河入梦》最后一章中出现,虽然着墨不多,但似乎别有深意。当记者向格非提及这个人物,他笑着说:“我一直想要跟人家聊聊这个人物,接受了十几个记者采访都没有问到我。我写到这个人物实在煞费苦心,一方面他在管理一个集权状态下的花家舍,另一方面他又天良未泯,是利他主义者。他带着造福百姓的美好愿望,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格非希望通过郭从年对接下来的第三部做一些铺垫,他相信聪明的读者肯定猜得出这个人物会和第三部有关。

    传统并非与先锋绝缘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格非因《迷舟》、《褐色鸟群》等极具先锋性的小说成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如今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他更执着于对传统写作的坚持。

    忆及昔日的先锋写作,格非的理解是——抛弃固定不变的现实,去寻找某种瞬间的感觉,把故事的整体性打破。年轻的时候,他非常专注于小说外在的形式与文笔是否炫目。不过,他沉迷形式的时间并不长,他很快意识到这样的写作也许到30岁以后会有问题,于是不时反省:这样写小说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这么写吗?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写作方式?当时他担心在写作上走到死胡同,就同时进行两种方式的写作,一方面继续写作形式上的实验,另一方面也在为日后真正地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做准备。比如,在《欲望的旗帜》中他并未把背景完全虚化,而是开始尝试很多现实的处理。但是,他心中关于写作方向的疑问并未消除,这种疑问等到他写完《欲望的旗帜》之后更加明显。“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当时很多人,包括我的父母看到我的小说都很不解,说这是在写什么呀?我也觉得那时候的写作做作得有些过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此后,格非集中重读了《包法利夫人》、《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卫。科波菲尔》等名著,这些作品带给他巨大的震撼:“读了这些世界文学经典,我觉得所谓的现代主义是值得探讨的,即使像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现代主义鼻祖,他的小说也与后来的卡尔维诺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从马尔克斯及一些南美作家的传记中,我发现这些作家身上都有从超现实主义向传统写作回归的现象,马尔克斯曾经引用艾略特的话:”一个人从起点出发绕了一大圈一定会回到这个起点。‘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回归传统写作不等于与先锋写作绝缘。”格非认为现代写作并非是走向传统写作的简单过渡,“比如超现实主义的出发点就不止是要在叙事上做一些变化。现代主义有些好的传统被我们误解、丢弃了,我和余华、苏童聊起过这个问题,无非是怎么做、舍弃什么的问题”。他觉得,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表达应该建立在他有话要对读者说的基础上,如果无话可说,大可不必写。关于作家内心感知的表达,现代主义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方式。“西方现代主义有很多部分是不应被放弃的,好的一面还是要继承,现代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

    强调写作顺其自然的格非,写作之路可算顺利。然而,他也曾有写不下去的经历,那是写《戒指花》的时候。“当时是法国方面定的题目,叫做‘引文’,小说中必须要有引用别人文章的部分。中国作家选择了我,还选了一位法国作家,让我们二人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分别写出两部同题的小说。我写了大概一个月,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写下去,后来突发灵感,几天就写完了,所幸大家评价还不错。”他因此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这样的命题写作。

    在格非心目中,好的小说一定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应,他很难想象一部作品跟传统毫无关系,此外,他认为好小说还需要具备对传统的再发现和再创造,两者兼备就是伟大的作品。“当然,衡量一部小说是否成功还有其他的标准,比如通俗、好看,小说中所蕴含的作者所有的才华和表现出的美感要均衡,还要有灵活性,可以让读者有不同的解读。好的小说都是丰富的。”他补充道。

    “三部曲”终曲明年动笔

    格非告诉记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还未动笔,而且今年内都不会动笔,因为接下来他即将着手进行一个关于“中国小说叙事研究”的课题,这一课题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他的打算是:“我想利用一年时间集中力量做一些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写出课题的开头或是引言部分。我计划2008年动笔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可以一边写小说一边为研究的课题搜集资料。写小说的同时想着课题,已经成为我的写作习惯,这样对时间的利用比较有效率。”

    前不久,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生动而犀利描述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众生相的《小世界》中文新译本出版,评论界和读者读到这部作品的同时频频联想到《欲望的旗帜》,格非的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写知识分子群体的佳作。其实,他近期也有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计划:“我想写一系列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第一篇《不过是垃圾》已经发表。我计划写十个人物,为每个人物写一个故事,人物之间又彼此关联。我的同学已经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大款有的当了明星,有的无所事事有的已经去世。他们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可以折射出知识界从80年代到今天的变化。原来我给这个系列起的题目就是《我的那些资产阶级同学》,后来改成了《废墟英雄传》,是写废墟中的英雄,带有讽刺意味。我将采用织布的方式,写一个人可以引出下一个人,这样一个个牵引下去,十个人物之间就都有关系了。”这个题材他已经构思成熟,可是目前还很难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地完成。

    作家身份之外,格非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老师,给学生上课自然要对当下文坛的新人新作有所了解,因此他即使平时对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看得不多,但依旧保持一定的涉猎。他几乎不对这些新人新作发表意见,并认为自己对80后的写作不评价并不是刻意回避,因为“写小说是晚熟的过程,作家是要到30岁之后其作品才会成熟,现在对80后作者不能妄下结论,还不到评价他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轻易低估80后的写作,他们的好作品还未写出来”。

    最近这几年,格非阅读了大量从晚明到清代的书,从黄宗羲到顾炎武的很多著作都在他的阅读视野内,这些书带给他很多启发,他说这是受到余英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此外,他对当代西方小说的关注也比较多,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作家就是拉什迪:“他的《午夜的孩子》真是杰作,野心勃勃。一位作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能用那样充满激情的、复杂的宏大叙事去写作,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写作的雄心在中国作家中几乎绝迹。”

    多年的写作,他已经养成了很规律的习惯,规律到有些刻板的程度。他说,每当开始新小说写作之前,他都会把自己大脑的兴奋时间段调整到白天,而这种调整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方法很简单,不断地在一天当中固定的时间段密集地思考问题,这样大脑便会逐渐认可这个暗示,过段时日大脑每到一天中那个时间段就会活跃起来,“这是多年来总结的经验,为了即将开始的写作做准备,磨磨刀。”

    林 达:正视二·二八事件需要道德勇气

     

    今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的纪念。二·二八事件是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最血腥的一次事件。今年必然再次引起各方关注。尤其在今天的台湾,两大政党都有历史的一脉传承,六十年前的伤痛,又和政治纠葛在一起。两派政治人物如何表态,也变得万分敏感。那么,今天大家究竟应该怎么去看二·二八事件?

    在我看来,六十年后,人们首先应该有勇气面对历史真相,假如去看今天的相关文章,“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是一句少不了的话,可是,在这些话里又捎带着极大的情绪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冲掉了历史真相。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大家至少应该对事件的发生,有一个客观描述。长久以来,普遍的描述是,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愤怒追打查缉员,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群众遂砸烂卡车,包围宪兵队。导致暴民滥杀外省人以及随后国民政府血腥镇压,杀害大量无辜台湾人,包括大多数台湾知识精英的事件。

    后面一段是事件引发的后果,暂且不表。最起码应该先搞清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它牵涉一些对事件最基本的判断和说法,例如“抗暴”等等。在去年二·二八纪念日前,沉默将近六十年的当事人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她是烟贩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其实她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事件是因她而起。

    林明珠亲历的事实是:十岁的林明珠在二·二八那天和母亲林江迈分别在相距几米的两个小摊卖烟。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香烟专卖政策,她们卖烟是合法的,查禁私烟的故事根本无从谈起。黄昏,一个配枪的“外省”士兵到明珠那里买烟,他拿起烟盒里的烟,右手夹着点燃的烟,左手放进口袋准备掏钱,以普通话问:“多少钱?”受日本教育只会讲日、闽南语的林明珠一时反应不过来,围在一旁的地痞混混见状鼓噪:“有人抽免钱的烟!”并且大声呼唤林江迈,“阿桑,有人欺负你女儿喔!”他们一哄而起攻击这个士兵,拉扯中,明珠的烟散落一地,在起哄下冲突愈演愈烈。士兵掏枪想要吓退围堵他的人,举起枪,尖锐的枪管刚好顶到了急着冲上前找女儿的林江迈头顶,撞出血来,围观者更加沸腾。被大人拉到一旁的明珠听到有人呼喊:“阿桑,你流血啦,还不快倒下!”“阿山仔,打人喔!”群情激愤,事件最终演成一场席卷全台湾的风暴。待风暴平息,明珠的母亲林江迈才惊讶地从街谈巷议中得知,自己就是那个大家认定的虚假故事里的主角。二·二八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发卖烟执照,查禁无照私烟。她也拿到政府发放的烟牌,继续卖烟。林明珠在成年后和一个“外省”来的退伍军人结婚。她母亲一生内心被二·二八困扰,在1969年去世。

    不管此后是如何混乱,事情平息之后,这样的事实是很容易核实的。例如,政府发贩烟执照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事人都活着,发生了什么,也可以问清楚。可是,就是会六十年不明不白,最奇怪的事情,是直到林明珠终于鼓起勇气出来说明真相,还是有很多人完全回避真相,继续虚假言说。

    马英九表态也历来含混,只说事情太复杂。最近,他在事件的定性上突然清楚表态,“这是官逼民反,不是族群冲突”。其实,如果大家愿意面对事实,再复杂也是讲得清楚的。回避事实,只是因为有许多事实令大家难堪。而假如快刀斩乱麻,简化判断,反而给人不顾历史事实,迎合民意的感觉。

    比如说,二·二八事件会席卷台湾,当然有它背后的原因,首先就是台湾民众尴尬而困扰的历史位置。中日交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民众常常注意的是割地赔款下,自己民族自尊心受到怎样的伤害,很少有人想想伤害最大的正是被母国抛弃的台湾国民,他们又是何等的困扰。但从理论上来说,签订条约之后,台湾人突然从中国人变成了日本人,这个状态持续了整整五十年。假如我们肯面对事实,就必须承认,台湾民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事情是适应。尤其是台湾新一代的孩子,他们生在日本统治的土地上,只会说日语,接受日本教育,欣赏日本文学,他们在事实上成长为一代日本人。成为日本人不是他们的选择,被母国抛弃更不是他们的耻辱,这只是必须接受的事实。而在五十年过去,台湾人差不多适应了身份转换和文化转换的时候,大局势的变化又要他们“变回来”,做中国人。台湾人再次被迫面对现实:他们要在两个敌对国家之间转换国民身份,随同一起要转换的,是许多复杂的东西——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感情等等。保留中国记忆的人可能容易些,大部分人是困难的。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历史牺牲品。

    就在这样复杂的转换初期,他们看到的国民政府,本身处于朝不保夕的生死存亡关头。无暇顾及也无力应付复杂的社会背景,对台湾国民政府来说,也没有经验面对一个已经离心,甚至“外国”、敌国的台湾。例如,当时台湾有许多作为日军参战的退伍军人,他们的伤亡抚恤就得不到妥善处理。还有对中国存在的属于日本右翼的敌对情绪。即便是普通民众,他们和政府是脱节的,两者之间没有一般国家存在的、可以调节的宽容度。另一个今天大家觉得尴尬的事实是,在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台湾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认同度总体较低。

    而对一些台湾本土人来说,又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台湾人当时合理的不满情绪和诉求,最终却是以流氓滋事、暴民行凶的形式爆发出来,而不是那么道德化的“官逼民反”、“民众起义”、“反抗暴政”。暴乱中被追杀的并不都是“官”,大多是同样为“民”的普通外省人。这也是林明珠在制度转型后,仍然迟迟不敢说出真相的原因。因为有些人更愿意留在原来的历史描述之中。更何况,在平定社会混乱过程中,国民政府任意扩大了追求罪责的范围,把应该做的寻找刑事罪犯,变成了一场对台湾本土居民的政治清洗,甚至是对本土精英的铲除,本土冤死者远远超过死于暴民的外省人,具体数字至今不明。在国民政府的独裁阶段,自知理亏,就以封杀的方式封存讨论,使得台湾本土的怨恨长期郁积,郁积的结果,又使得今天转型后的国民党政治领袖,不敢以同样的程度,为二·二八事件中被暴民屠杀的“外省人”伸张历史正义。如今马英九政治化的盖棺论定,又如何面对死于暴乱的一千多名外省人?

    其实,所有从独裁制度转型的社会,都要面对这样的历史血腥,只是程度和具体情况不同。是否有勇气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如何处理,在考验政治家和民众的成熟度和智慧。今天,台湾民众最有利的一面是,不同的族群可以发出自己一方的声音,当年二·二八的后代,在成立纪念父母的网站和纪念馆,拼在一起,真相渐渐清楚。最终,不论今天是不是还有双方政治家利用历史悲剧为政治服务,在一个真相明朗的明天,民众最终会成熟,理解什么叫做昨天,为什么要走出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