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报载，广州市总工会于节后首个工作日走上街头，向农民工派发万份维权手册。而我印象中的工会，无非就是发发水果、电影票，或者组织员工出游，而在员工权益遭到侵犯的关键时刻，就往往躲到不知哪里去了。广州市总工会竟超出传统的休闲范畴，开始问津农民工维权，开始履行自己的天职，这让人耳目一新，也让人感到时代的进步，感到鼓舞。

但是，这种令人鼓舞的进步的苗头，却似乎不那么受欢迎。报载，不少农民工并不“领情”，根本没兴趣领取维权手册；即使领取了小册子的农民工也不把它当回事。在集中派发维权手册的广州火车站东站，派发开始不到半小时，出口已经满地都是被随手扔在地上的小册子，有的甚至被撕得粉碎。

这个场景，无论如何是让人尴尬的。

什么原因造成农民工的这种冷淡呢？是农民工轻贱自身权益，因此并无维权需求吗？我想不能这么说。农民工此起彼伏的讨薪事件、上访事件，在在说明农民工权益问题确实是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农民工确实有着强烈的维权冲动。广州市总工会按理没有自作多情。他们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应该是恰逢其时，农民工应该如大旱之望甘霖才对。

但现实恰恰是，一方面，强烈的维权冲动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工会提供的维权服务却受到农民工冷遇。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反思大致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展开。一个是工会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会信用。帮助农民工维权竟遭农民工冷遇，做好事人家也不领情，也不理会，这反映了一个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是工会的社会信用堪忧。从这个思路出发，检讨一下工会的哪些自身因素是破坏性因素，极大地损耗了工会的社会信用，应该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只有找到了这里的症结所在，也才能弄明白，工会的信用重建，出发点在哪里；工会如何为自己准确定位，如何改善自身形象，需要从哪里做起。

另一个更关键，更紧迫的反思，就不是单单工会一方的努力所能完成的，而应该是各级政府都重视的问题。如果我们总是看轻人民自己的力量和人民自己的道德水准，而总是过高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准；因此总是习惯为民作主，而不习惯让人民自己作主。这种心理支配下，即便我们出于善意，即便我们做的确实是好事，我们遭遇广泛的冷遇乃至是抵制，其实也是事理之必然。因为这其实是把我们摆在了布施者乃至救世主的位置上，而把人民摆在了乞求施舍的位置上，客观上构成了对人民的轻蔑甚至是歧视。

维权本质上是一种博弈。人是世界上自组织能力、自救能力最强大的动物。在涉及自身权益尤其在涉及攸关基本生存的权益方面，人都很聪明，没有傻瓜。只要其公民权利没有受到过多局限，那么农民工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组织，对等博弈，来跟对方达成平等交易的。现在农民工的维权冲动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终极原因，决不是农民工自己的蒙昧和低能，而是农民工的权利受到过多管制，农民工自我维权的组织通道、言论通道和法律通道开放不够。

开放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让农民工自己救自己，才是农民工维权的真正要务所在。与其用行政手段指令资方组建工会，或者向企业强行派工会，倒不如制定一条破坏工会罪，谁阻挠工人组建属于自己的工会，或者谁阻挠工会在法律范围内的正常活动，就把他绳之以法，以此充分保障自组织这个本来属于人的天赋权利，让工人可以通过行使这个天赋权利，来捍卫他们个人的和整个阶级的正当权益。俗话说的好，鞋合不合适脚知道，自己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通道，农民工其实比谁都清楚。所以，为农民工代言固然必要，但这应该建立在开放言论通道，让农民工自己说话的前提下；为农民工维权当然必要，但这也应该建立在开放维权通道，让农民工自己维权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做农民工维权的顾问，可以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专业化服务，但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不能越俎代庖，以压缩农民工的维权空间为代价，以牺牲农民工的公民权利为代价，来彰显我们的高尚和英明。

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就不难理解广州市总工会的善举为什么遭遇尴尬了。如果让农民工走出历史的迷雾，做他们自己的主人，通过自组织实现自救济，以此重建他们的尊严和自信；那么拥有尊严和自信的他们，就不难保持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不难理解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善意。这种情况下，他们跟社会和政府的良性沟通和合作，也才是可以设想的。广州市总工会派发的维权手册乃至广州市总工会自身的尊严，也才不至于遭遇那样的蔑视和践踏。

 

一位制片人表示，因为纪录片关注的经常是民工、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或市井生活，所以经常被扣上“丑化国情”等帽子，勒令反复修改。 “甚至有时候，你所用的一个手法他们没看懂，也会认为你的电影有问题，要修改。”

一提起“金鸡”、“百花”这些国内电影大奖，几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不约而同在腮上拱出个笑容来：“那哪儿是我们去的呀。” 参加这些官方电影节的电影，首先必须是经过相关机构审批，有拍摄许可的作品

一名年轻导演被逼急了，怒喝：“谁不想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可我没办法啊！我怎么办？”

《中国青年报·冰点探索》记者 张伟

贾樟柯影片大多将镜头伸向底层社会《三峡好人》花絮

“你拿了几个奖了”

2月初，北京一场关于独立电影的小型酒会上，李红旗编剧并导演的故事片《好多大米》，制成DVD，摆在人们面前。

简单的封面上，最打眼的，是赫然印着该剧在“洛迦顿国际电影节”、“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节”等10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的奖项。

与之相对应的，是《好多大米》在国内的沉寂：除了在几个民间影展上的几次播出和零星影评之外，很少有人提及。李红旗承认，除了做电影的朋友推介小圈子里一些人看过，国内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寥寥无几。

独立电影发行人、北京现象工作室的朱日坤表示，大多数优秀的独立电影，都面临着这个问题。由于本属于电影正常传播范畴的渠道不畅，许多优秀的独立电影，如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和《铁西区》等，国外声誉颇高，国内的观众，却往往只是制作者的一些朋友。

因此将作品拿到国际电影节中参展、获奖，已经成为国内独立电影制作者推广自己作品的最主要方式。

独立电影的概念，最初是指由拍摄者自筹资金，独立创作的电影作品。如今，随着“独立”概念的逐渐泛化，“独立电影”的界限也渐趋模糊，主要用来定位区别于“主流”、“商业”电影的电影风格。不过，经济上独立、思想表达自由和创作上摆脱国家制片体系等，仍旧是其基本标准。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中国至今，中国独立电影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已属较多。同时，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开始获得较高国际声誉。这其中，国际电影节功不可没。

酒会上，灯光幽暗，着装前卫的青年男女三三两两分坐，低声交谈。

“你拿了几个奖了？”刚毕业两年的年轻人杨瑾被反复问及。

2004年，他拍摄的故事片《一只花奶牛》，在瑞士一个小电影节上获了两个奖，并开始在圈子里获得自己的名声。

“你别采访我。”他有些腼腆地笑着，然后迅速报出三五个人名，“你应该找找这些人，他们都是牛人，拿的都是大奖。”

“不错了，第一部片子就这样，有个著名导演拿的第一个奖和你完全一样。”旁边有人鼓励。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言谈中，“拿奖”，成了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国外大大小小电影节的名称，时时蹦出。除了微薄的奖金，对许多中国电影人来说，获得国外电影节的认可，是自己作品得到认可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不过，只限于国际电影节。一提起“金鸡”、“百花”这些国内电影大奖，几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不约而同在腮上拱出个笑容来：“那哪儿是我们去的呀。”

“国内官方电影节的一些规则，先天就决定了‘独立电影’无法在其中出现。”一位影评人表示。

这个规则就是：参加这些官方电影节的电影，首先必须是经过相关机构审批，有拍摄许可的作品。一些导演用“合法”这两个字形容这类作品。而仅此一条，就把绝大多数民间自发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拒之门外。

“一个国家电影节对电影的选择，本身体现着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态度。”作为经验丰富的策展人，朱日坤对国外电影节的独立性印象深刻。他们大多有自己的基金和自己的管理系统，评价上也不依附于任何机构，而是由评委和选片人主持。

在他看来，国内的电影节则不同，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电影管理机构权力的延伸。而标榜“独立精神”、“独立制作”的这一批民间作品，由此失去了在国内宣传自己的最佳舞台。

“谁不想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事实上，独立电影在国内失去的舞台，并不只是电影节。朱日坤说：“目前的中国独立电影，正受到传播的限制和商业化的夹击。”

“一部电影作品创作完成后，首先要进入评价系统。这个评价系统除了电影节，就是各种影评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他表示，与国外许多专业的电影报刊相比，国内甚至还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影评杂志。而独立电影也经常遭遇“不和你玩儿”的冷遇，相关评论，很少出现。

朱日坤认为，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因为许多独立电影无法获得正式传播许可，或涉及有关部门不喜欢的话题，许多媒体往往有意规避对其进行评价。而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化对媒体的冲击。

他清楚记得，2004年前后，纪录片作为一种很时尚的行为，形成一股热潮。当时，许多媒体对一些民间制作纪录片争相采访报道，十分热闹。不过，这股热潮转瞬即逝，媒体也随即失去兴趣。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一部商业大片出来以前，因为有相应宣传经费，几乎所有报纸杂志的娱乐版都在连篇累牍报道。”媒体和影评人的趋利性，让朱日坤感到无奈。

与评价系统的式微相比，发行渠道的堵塞，对独立电影的影响更加致命。

因为未经过审批的程序，加上娱乐性低，大多数独立电影作品都不会被购买，因而无法获得在电影院、电视台播放的机会。

一方面，这使该类影片得不到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失去这一最有效的传播渠道，独立电影尤显冷落。

在许多国家，存在专门放映独立制作纪录片的小规模私人电影院。一些优秀的纪录片，也可以进入大型院线。许多影院是既放商业电影也放“小众”纪录片的。

而这种情况，由于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相反，许多中国纪录片在国外通过成熟的电影体系的运作，经常被院线购买放映，并且获得不错的票房。

既然失去了官方的公开传播机会，一些电影人便通过私人电影节和展览，进行民间传播的努力。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从2002年起，曾连续数年和一些院校等机构合作，举办过纪录片交流周。

然而连这样的民间努力，也脚步踉跄。四届交流周过后，朱日坤疲惫不已。

首先是钱的问题。因为没有经济效益，很少有机构愿意赞助交流周。有些企业曾经找到朱日坤，希望通过交流周的活动，作商业广告。出于对“独立”品质的爱惜，他都拒绝了。每次怀揣着“讨来”的一两万块钱办电影展，他都要再搭进去一些。

而各种阻碍，也总是伴随着电影展的过程。2004年，他们与北京某半官方机构合办第三届纪录片交流周。原定进行两周的放映刚进行到第三天，该机构的一名负责人知道了所放片子的内容，“害怕出什么问题”，强行中止了合作。

类似经验还有很多：几乎每次放映，都会有相关部门的人到场“监督”，甚至出动警察禁止放映。

种种原因大大限制了民间拍摄的独立电影的传播。杨瑾的《一只花奶牛》拍摄完成后，在国内只在公开场合放映过一两次。他所能获得的放映空间，就是到一些酒吧里，点过饮料以后，才被允许用酒吧提供的机器，放映自己的作品。

“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这就够了。”许多独立电影的制作者“嘴硬”地表示。但在这次酒会上，一名年轻导演被逼急了，怒喝：“谁不想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可我没办法啊！我怎么办？”

“什么是独立”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由北京中唱时代音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好多大米》，目前已经可以在一些音像书店买到。

尽管没有经过审批，但是通过与相关出版社的合作发行，一部分独立电影的精品，也得以进入市场流通。此前，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经过发行，也获得了不错的销量。

“这的确是钻了制度的空子。”一位发行人私下承认。不过他认为，这是个善意的“空子”，只是想为中国电影“做些事情”。

民间电影制作和电影审查制度之间的博弈，处处可见。主动放弃进入审批程序，成了许多独立电影制作者的惯性选择。

相关人士称，其中一个原因，是管理机构的“胃口”，和这些纪录片的内容相去甚远。

一位制片人表示，因为纪录片关注的经常是民工、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或市井生活，所以经常被扣上“丑化国情”等帽子，勒令反复修改。

“甚至有时候，你所用的一个手法他们没看懂，也会认为你的电影有问题，要修改。”他说。

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这是许多电影人无法接受的。因此，许多人不再走这个程序，而这一习惯又被许多新入行的电影制作者延续下来。

不仅是刚性的行政压力，对独立电影也有一些似乎更温和、更学理性的质疑，认为它们过于关注边缘人，不够主流。对此，朱日坤很笃定地说，农民、残疾人等关注对象“并不是边缘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其实占很大比重”。他认为，动辄把某个群体归为“边缘”，反映了一些人的无知和傲慢。

另一个原因则似乎简单得多。一名独立电影人在网络论坛留言称：我拿出很少的钱，用自己的DV，随便找几个演员，拍了一个东西，恰好这个东西的长度和电影接近，难道我也需要审批吗？

对此，朱日坤表示，许多人开始尝试独立电影制作时，心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只是“有话要说”，就拿起机器开始拍。

随着制作影像作品的手段越来越简单，成本越来越低廉，其门槛也越来越低，“僵化的审批程序已经很难适应对所有拍摄行为进行管理，甚至根本就成了对拍摄行为的一种限制”。

不过，管理部门也正在逐渐改变自己的管理办法。不久前，中国电影基金会宣布对贾樟柯等16名导演进行资助。朱日坤注意到了这条消息，但在他和周围一些朋友看来，这可以视为对这批电影人的“招安”。

事实上，面对电影审查制度，独立电影制作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固守着民间的拍摄方式，另一批人则进入“主流”，并开始商业电影的制作。

独立电影导演段锦川以前喜欢用“独立制片”这一名词，如今却不用了。他认为，这个词在使用过程中，“被染上了意识形态色彩，并成了一种姿态”，结果，讨论电影，往往不是从艺术本身，而是从姿态上进行。

“什么是独立？”《好多大米》的导演李红旗也发出疑问。尽管《好多大米》没有得到许可证，但他表示，这不过是因为自己并没想过这部片子能得到认可，只想先尝试一下。而他的下一部片子，会通过正常的程序送审，进入主流传播渠道。

“真正的独立是精神上的，而不是一种姿态。”他说，“而且，拍电影要对投资方负责，要盈利的。”

而另一位独立电影制片人则忧虑，转投商业电影的导演，“给年轻人带了个很坏的风气”。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制片人为这些导演总结了一个“套路”：先拍独立纪录片，到国外赚名声；出名以后，争取国外电影基金的赞助，拍两部片子；然后被人看好，拉赞助，回国拍“大片”。

他担心，“这样的风气蔓延开，真正潜心搞创作的人，会越来越少。”

 

赵紫阳去世时，在众多挽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儿女献上的挽联：

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

与赵家人见面，谈及赵紫阳，从他的子女言谈和表情之中，时时都能感觉到这幅挽联。

近读宗凤鸣老先生所著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最让我感佩的赵紫阳先生，不仅是他对生命的珍惜，而且是他对家庭的责任感，让我更深切地理解了赵紫阳的儿女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挽联。

大凡独裁制度下的党魁都是霸道的冷血动物，对下属对百姓霸道，对亲人也霸气十足。他们为了权位可以不择手段和牺牲一切，不仅无视对国家和民众的政治责任，而且不顾对亲人和朋友的人伦责任。由此产生出“大公无私“和“大义灭亲”的革命伦理。

王朔写过不少以文革孩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动物凶猛》到《看上去很美》。他在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时，描写了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那时，一家人难得进一次照相馆。终于有了一次机会，父母带着孩子去照相。但是，当母亲想抱起自己三岁的儿子面对照相机时，孩子却拼命要挣脱母亲的怀抱。不是因为害怕拍照的师傅，而是害怕“陌生的阿姨”。这个三岁的军人子弟，很少见到父母，对双亲毫无亲切感，以至于，把亲生母亲当作“陌生的阿姨”。

所以，王朔在谈到毛时代的父子母女关系时，才能说出一句让我感同身受的经典语言：“我们的童年象私生子，我们是无父无母的一代。”

的确，在毛时代，父母们最关心的是革命事业和政治进步，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甚至就是没有心情，关心一下孩子们的喜怒哀乐。让我回忆自己的孩提时代，父母亲的形象很干瘪，记忆中几乎没有父母对自己的亲情细节，更不要说让我能够铭记终生的父爱母爱了。

我不知道，毛时代的赵紫阳先生是如何做父亲的，但他在做出反对戒严的重大政治决定时，不仅是一位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命高度负责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顾及家庭责任的好父亲、在乎朋友情义的真君子。

赵紫阳决定反对戒严，他知道，这个决定等于放弃总书记的高位，也必然为他的家庭带来的风险和麻烦。所以，他不是自己决定了就去做，而是郑重地召开家庭会议,充分听取亲人们的意见，尽量争取亲人们的支持或谅解。而他的家人，非但没有劝阻他，反而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边，一致支持他的选择。

赵紫阳叙述说：“在我去开关于”六四“问题会的前一天，我是开了家庭会议的，全家人一致同意我的主张，就是反对戒严、反对出兵。这样，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是意料中的事。我把反对戒严与自己的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是连在一起来考虑的，全家人也都愿意承担这个后果。”（P118）

我无法想象这个严肃的家庭会议的具体细节，但我能够想象，在讨论如此重大的决定之时，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温暖。

失去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很关心他的政治秘书鲍彤。他透露，当时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公安部都认为鲍彤的问题不够起诉，给中央常委打了报告，包括李鹏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们也都同意了。但这信息传到邓小平那里，邓根本不顾事实，也不在乎常委们的态度，连报告也不看，就蛮横地说：“为什么不可以判刑呢？ 鲍彤是个坏人嘛！”。邓的一句话，鲍彤七年牢。

赵紫阳多次为身陷囹圄的鲍彤先生抱不平。在鲍彤刚刚出狱时，他还让宗凤鸣给鲍彤带话，请鲍彤注意自我保护：“不要被抓住口实，要有个防线，保护自己，人员往来也要慎重些。”显示出这位领导和长者的情义。

在我看来，在直接关系到权力之争、社会公益和个人及家庭得失的重大政治抉择中，赵紫阳先生既做到了三者兼顾又坚守了政治道德，这在中共掌权史的高官中是唯一的。

顾及人性常识的责任伦理，之于民间反对人士而言，包含着要顾及自己的政治选择可能为亲人带来的风险和伤害。所以，在作出某种有风险的选择时，要充分考虑亲人的承受能力，而决不能自以为“一心为公”而目无亲人。特别是在作出高风险的决定时，应该主动与亲人商量，征求亲人的意见，尽量取得亲人的支持和谅解。即便最终说服不了亲人，也决不能抱怨或蔑视亲人。

共产革命的大公无私要求“大义灭亲”的冷酷，自由事业的公益原则却要求“顾及亲人”的人性。如果一个自由战士也要求其亲人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无条件付出时，那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大义灭亲”——极端冷酷而自私的英雄主义。

2007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31.中国历史的起点在哪里？

每当中外对比，显出中国的落后时，有人总能找出百般藉口予以辩解。尤其在中美对比上显示巨大落差时，有人就辩解说：人家建国已经200多年，我们才建国50多年，当然比不上了。这一说法的最大误区在于，把中共建政50多年当成了中国建国50多年，即仍然是把中共混淆为中国。

中国历史的起点决不在1949年（中共建政）。作为中国的现代史，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革命），甚或1840年（鸦片战争）。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则至少起源于秦朝，即2000多年前。而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记载的文明史长达5000年。应该说，5000年前的炎黄时代才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点。

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史远非一片空白。从四大发明，到郑和下西洋；从战国百家争鸣，到唐宋诗文璀璨；从周文王之治到康干盛世。在漫长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都领先于世界。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落后、最黑暗、最反动的时代，反而出现在当代，尤其是中共当政的前30年。

中共建政之日，中国刚刚经历了数十年内外战火，但中国经济水平仍然名列亚洲前茅，基础不薄。中共乱世之后，中国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剧滑落。历史是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不能截断，也不容割裂。中共混淆历史概念，目的是为了掩盖其当政后把中国引向倒退、守旧、与野蛮深渊的事实。

32.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是什么？

近代中国落后根源何在？中共官方教材将其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欺凌”。固然，在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相当程度的损害。然而，这一外部因素不可能成为中国落后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同期也有类似遭遇，比如日本。

19世纪末，日本开展“明治维新”，由于皇权的开明和支持，变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实现君主立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结束闭关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同一时期中国开展“戊戌变法”，却由于皇权中的保守派（慈禧太后等人）的干预和压制，变法（即“政改”）失败，中国继续沦陷于封建专制泥潭，仅保持经济改革（即“洋务运动”）。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中日对比又是一个反证。满清经“洋务运动”，国力大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随后发生的“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同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决战，竟致全军覆没。船坚炮利（硬件）何益？祇要制度与人心（软件）未改，表面上的富强，不过是贫弱的面具。

中国人民渴望繁荣和富强，但历史的警讯却一再告诫国人：繁荣和富强未必救中国。繁荣和富强是救国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毕竟，历史上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干之治”，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不止一次，但终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先进的制度和焕发的人心，一时的繁荣和富强，都化作过眼云烟。

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陈旧的制度，在于官场的腐败，在于政府的昏庸。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内部：中共厉行独裁，煽动政治狂热，制造红色恐怖，荒废建设，破坏生产，使中国之倒退与落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即便今日，中共依靠外资和外贸打造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制度糜烂，官场腐败，丝毫未改。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综合指标而言，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犹如“龟兔赛跑”，继续保持落后姿态。

33.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中国历史几千年，多少分合轮回，多少兴衰更替，但始终没有走出极权专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带来短暂的共和与民主，却很快又归于专制复辟。悲情的中华民族，仿佛与自由无缘，而祇能与奴役为伴。

民众起义，为野心家搭起一个又一个舞台，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权力争夺。当每一波动荡归于平静，专制与独裁，便以新的面孔复位。王朝兴起，王朝腐败，王朝没落，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中国反复上演。当今中共专制，更是将这一剧情推向极致。

没有以民权为核心的革命，祇有以最高权力为目标的角逐。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民间摆不脱个人崇拜的情结，强者放不下专制的欲望，国家脱不掉人治的阴影。于是，围绕皇权或最高权力，各种势力殊死争斗，无休无止。

漫长的中国历史曾经有两度文化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宏论；民国初年言论自由，气象万新。集有大成并影响世界与历史的中国思想家，大多诞生于这两个时期。（比如，远有孔子与孟子，近有胡适与鲁迅。）发人深省的是，前一时期出现在国家分裂或分治之际；后一时期出现在共和与民主初生之时。这种现象，对盲目信奉大一统和臣服专制而不自觉的人们，岂不是当头棒喝？

34.共产党当政，是“人民的选择”吗？

中共当政自诩是“人民的选择”。实际上，共产党从聚啸山林、占山为王，到勾结外寇、抢夺地盘；从挑动全面内战、颠覆国民政府，到建立野蛮暴政、血腥镇压民众——过程离奇、漫长，残酷之至。若真是“人民的选择”，又怎来如此周折、令整个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人民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资讯和自由的意志基础之上。中共封锁信息、控制舆论、剥夺民众选举权，人民的选择，又何从谈起？有的祇是被洗空的头脑，被愚化的心智，被强加的意志。齐刷刷举起的手，仿如机器人的硬臂；人云亦云的口舌，恰似被驯服动物的表演。

事实上，共产党崛起于中国，有其外部因素，即苏联的建立及其对中国的渗透。当共产主义恶潮泛滥于世界之时，中国不幸失身其中。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解放，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恶潮急退。按理中共应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拱让于民主。

当时中国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再选择一党制，甚至要告别共产党（1989年）。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却拒不接受人民的选择，不仅坚拒下台，而且悍然出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民众，将民众的选择权剥夺殆尽。依靠暴力和谎言强行执政的中共，深知：一旦交由人民选择，中共大小官吏的既得利益，一夕都不能保。因此，人民的选择，反而成为中共的恐惧所在。

35.“土改”是革命还是骗局？

“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共夺取政权前后搞“土改”的口号。“土改”，则是中共造反起家的法宝。“土改”及其口号，蛊惑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中共派遣工作组，插入农村，强制划分阶级，强行夺取私产，并发动群众斗地主。随后在“革命”的名义下，对地主予以公审和枪杀。毛泽东亲自指示：“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怖。”以期达到中共专制政权的巩固。果然，每到一处，中共干部必鼓动一些人编故事，作伪证，假诉苦，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人为挑起矛盾，导演仇恨，制造恐怖和血腥。

围绕土地，中国具有沿袭千百年、自然而和谐的农耕结构与雇主关系。中共的血腥“土改”，破坏了自然的农业关系，打乱了和谐的乡村秩序，中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原本相处和睦、相为扶持的农民与地主，被迫反目成仇。农民分到土地，没有兴奋几天，却又被中共的“公社化”运动席卷一空。中共一纸令下，农民被迫交出全部土地，甚至交出耕牛和农具。

这一分一收，所有的土地和资源，都收归中共一党所有，中国农民，从此变得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沦为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所谓“土改”，十足是一场骗局。随后农业大滑坡，大饥荒接踵而至，被饿死的4000万左右民众中，绝大多数都是当年诉苦、分地、斗地主的“贫下中农”。

时至今日，中共仍然规定土地为“公有”（即“党有”），而拒绝交还农民，仅以“租赁”方式（“联产承包”）让农民耕种。一旦需要拿土地牟取更大暴利时，就强行圈占，甚至不惜暴力拆迁，不给农民补偿或仅给予微薄的补偿，还美其名曰：“收归国有” （实为“党有”）。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3月号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福建永安市一名四十三岁的卖淫女子在卖淫过程中遇害。警方调查发现，该女子卖淫的收入主要是为了养育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儿子。民警说，她本应该退出她所从事的“极不光彩”的行业，根据事后的调查，发现她也是出于无奈。她基本没有买过新衣服，她挣钱不是拿回家就是寄给女儿。她女儿的大学学费一年下来，要一两万，而小儿子身体又不好，常常需要住院、吃药等。

与民警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这名女子从事的事业有什么“不光彩”的。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愿她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享安息。没有人有资格居高临下地自责这位母亲。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究竟是谁让母亲成为妓女的？究竟是谁剥夺了母亲的尊严？

真正不光彩的，不是这位忍辱负重的母亲，而是那些将母亲逼成妓女的人，比如是教育部部长周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党魁胡锦涛等人。真正不光彩的，是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是那些在欧美国家纸醉金迷的官太太，是那些开枪杀人的军警，是那些为统治者涂脂抹粉的文人学士。一名卑微而困苦的女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尽到自己母亲的责任，在走投无路之后，惟有出卖自己的身体，来唤取自己的生存以及子女的受教育，这有什么“不光彩”的呢？

温家宝总理很喜欢引用老诗人艾青的一句诗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历届总理中，温家宝是最喜欢表演“流泪秀”的一位总理。不知道当他读到这则报道的时候，会不会为这名悲惨死去的母亲流下一滴眼泪，会不会帮助这名死不瞑目的母亲抚育两个孩子？

中共经常自作多情地以人民的“母亲”自居。“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是大陆的一首家喻户晓的主旋律歌曲。然而，正是这名“抽象的母亲”杀害了我们身边的这位活生生的母亲。中共当局毫不心痛地拿出将近三成的财政支出来作为军费开支，以期实现所谓的“大国崛起”，却吝于在教育方面投入有限的资金。中国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大部分非洲国家而名列全球倒数之“前矛”。这样一个母亲依靠卖淫供养孩子上学、老师兼任矿工帮助学生支付学费的国家，却长袖善舞地在国际上大把大把地撒钱，真是无耻之尤！

正如同孟姜女的眼泪是长城的一个注脚一样，这位卖淫的母亲的死亡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注脚。中共自己亲手打造出了“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在国际舞台上鲜衣怒马、闪亮登场的中国，挥一挥手即召集非洲四十多国的元首到北京朝拜；另一个中国则是四百万卖淫女、数亿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终日哀哭切齿的中国，他们卑贱如草，沉默不语。一个中国是可以发射导弹击毁卫星、震慑西方列强的中国，将军们时时发出核战争的威胁；另一个中国则是民众连最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险都没有的中国，老百姓过的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日子。

如果一个接一个的母亲都失去了尊严和人格、失去了自由与生命，那么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没有崛起便走向了灭亡。《管子》中说过：“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古人尚且明白的道理，中共当局偏偏反其道行之。

──《观察》首发

 

被称为中国“防爱”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不仅在国际上享有高度声誉，在中国国内也拥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最近，本欲前往北京办理赴美签证的高耀洁医生再次被中共当局限制行动自由，被警方软禁在河南家中。这已是高耀洁医生第三次被禁止出境。

中共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限制高耀洁人身自由的行径，显然是担心高耀洁医生在境外发表谈话，揭露中共在爱滋病防治问题上所起的负面作用。由于高耀洁的行程中有与希莱里女士等西方政治、社会活动人士的会面安排，对高耀洁的出境限制显然会在国际上引起相当反弹，不过，既然中共利弊权衡的结果是限制高耀洁出境，这就说明中共最担心的是说出中国社会的真相。

因此，除了对中共的非法行径予以谴责，我们也应增加对中国社会爱滋病问题严重性的关注，并在广泛范围内向世人揭露中共官员非法采集血浆、侵吞爱滋病防治经费、漠视爱滋病病人及其家人权益、借爱滋病病人之名大事敛财等丑恶行为，使中共专制体制对全民卫生保健以及医疗体系建立的阻碍作用被更多人所认识。

说出真相，尽量把真相的声音传得更远，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爱滋病问题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们负有与高耀洁医生相同的使命。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3月号

 

早就听说四川有两兄弟周伦佐周伦佑，都是独立作家，民间异议人士。3年前就听说周伦佐写了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稿。在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帮助下，这部书稿终于在去年8月由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书名叫《“文革”造反派真相》。21世纪基金会执行长、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周伦佐在文革期间以造反知青的身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曾于1971年和1978年两次入狱，现在四川西昌居家读书和写作。

正如周伦佐所言，如今，造反派已经被完全妖魔化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造反派已经成为文革所有罪恶的主要承担者——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就是造反派。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文革中的群众是分成两派的，有造反派，还有保守派。文革中由群众干下的坏事，很多并非出自造反派，而是出自保守派。早在1968年1969年，很多造反派就受到严厉的清算，这种清算一直延续至今，其中相当部份是不公正的。实际上，造反派中有很多人在过去长期深受共产党歧视和压迫，在文革初期更是被打成狗崽子、右派、反革命。他们的造反行动包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因而有值得肯定之处。在《“文革”造反派真相》这本书里，作者对造反派这一概念的由来和演变作了很细致的梳理，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勾画和分析。这对于澄清长期以来流行的混乱和误解，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按照作者的分析，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误会。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励造反的本意，是为了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和阻止体制内那些多少比较务实的、多少有一点自由化色彩的改革。在当时，最可能与这种改革产生利益契合的人群，正是对现实不满并渴望改变现状的那些有朦胧自由化思想的人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本来就有朦胧的自由化倾向的人，那些在原体制内受压抑的人，本来正是刘邓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照理说，他们是该站在刘邓一边，而不应该站在毛的一边。可是在运动初期，刘邓沿袭过去阶级斗争的惯例，把大批有自由化思想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一反常态，给受打压的群众平反，于是就把这部份群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这些群众在毛的支持下得到解放，感激涕零，他们以为毛的路线能使他们得到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因此就站在毛的一边反对刘邓，不但反对刘邓对自己的压制，也连带着反对刘邓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理性务实的政策，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权力，同时也帮助维护和强化了毛的那套极左路线。这就造成了一场巨大的历史误会。但是，本能的力量更强大，群众或迟或早总会认识到这一点。等到毛战胜了政敌，回过头来收拾造反派，人们终于发现，他们面对的政治压迫丝毫不比刘邓路线逊色，而他们面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却要比刘邓的还要恶劣得多。所以了到文革后期，造反派群众大多已经从历史的误会中脱身而出，其中不少人走上了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

倘若上述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说，在文革中，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周伦佐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又反过来问，造反派是不是也利用了毛泽东呢？我的答覆是，造反派当然也利用了毛泽东。其实，任何利用都包含有相互利用的成分。你可以利用猫去捉老鼠但不可以利用狗去捉老鼠，因为捉老鼠符合猫的利益不符合狗的利益。你想利用某人做某事，那必定是某事对某人有利，因此某人能够通过你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否则你就无从利用。问题是在这种相互利用中谁占支配地位。这就决定了是谁利用谁以及谁被谁利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说是毛利用了造反派，而不是造反派利用了毛。

宋永毅在序言中指出：“造反派问题无论在文革研究中还是在中国的社会的现实里，都成了一个亟待澄清的历史真相和继续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在这方面，周伦佐这本《“文革”造反派真相》可以给读者很多启示。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3月号

 

在中共统治下尽享好处的中国各级领导阶层，四处畅通的特权正是一种中共特有的既得利益分配秩序，但却不是一种“潜规则”。“潜规则”随时可以取消，而特权却是公开并很顽固，特权给予这个一党利益专制集团统治的社会只是“一时的稳定”，但决不会长远。

中国人以往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现实之中的特权阶层，因为在普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达）还没有由理想成为现实之前，某些人已经率先实现了，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中共领导基层的特权。

前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当年的特权阶级已经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导致腐败贪污，甚至苏共解体。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点，提出公开化和新思维，于是就葬送了苏共。这是必然，特权必然导致民主停滞，导致法治退化，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不能来临，必然导致共产党走向穷途末路。

现在，中共却是苏共解体后惟一的庞大的标榜共产主义的政党，可其领导人同样是和苏共领导人一样提前过着共产主义生活，专车、专供、专机……就连特别的电话号码和车牌照号码都一样被垄断“专用”。特权就是共产党的惟一不可割弃的特大好处，随着权力带来，但却不随着丢失权力而失去。比如江泽民，前中共总书记，现在已经退休，却同样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新华社记者写报道都是这样写的。江泽民任职时可以享受各种待遇，但卸职后却没有卸下这样待遇，所以就形成了高级领导人追逐高级别的潮流，以前有7名政治局常委，现在就“扩大”成了9名。在职领导人享受某种待遇毫不奇怪，但卸职的人却太“例外”了：他们仍享有专车、专机（专列）、专门的保健医生，专门的病房，专门的秘书，专门的厨师，专门的其他待遇，比如江泽民还专门出版了《江泽民文选》三大卷，李鹏把一天的日记分门别类成“三峡”、“核电”、“经济工作”、“人大立法与监督”等各种专门日记公开出版，李瑞环还出版自己的专著“学哲学、用哲学”，钱其琛、李岚清还专门出版自己的工作手记等，比如外交、教育等访谈集，出版费用高昂，他们不但有退休后的名声，还有稿费等利益驱动，更有官方的新闻机构和出版发行机构一路绿灯鼓吹，何其容光。

前领导人的这些特权已经在网络上被网民批评了，其实在职的某些领导人特权之举也已经开始被公开批评了，比如去世前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国政协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去世时已超百岁，在他垂死挣扎之时，已经表示愿意早日死去，可“党和国家”还需要这样一个无法为党和国家继续工作的老人“继续为党增光添彩”，不让他死，他的家属也不让他死，所以他才说出“我是为你们而活着”的遗憾之言。就这样一个老人，仅仅是“活着”，却耗费国家的大量资源，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安全保卫措施，专款，还有专门的记者为他报道……这样的特权何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并立法规范过？特权又不是“潜规则”，却又没有被合法批准，这样的特权难道就不是强奸民意，挥霍民脂民膏？

江泽民、巴金如此，中国还有多少个江泽民、巴金等等，需要专门用国库的巨额财政资金养护？

200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标榜党中央“和谐社会”方针的文章“内心和谐之悟――近访季羡林先生”（作者化名“沉石”，不知何许人也），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背书”。该作者称，他1月17日（大年三十）约好了拜见96岁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穿着病号服坐在小桌前，看着书……病房内侧坐着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

通过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专门在第四版头条篇幅报道来看，季羡林已非一般人物，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国宝”，他的病房还曾有温家宝、陈至立这样的高官前来看望，可见他的待遇不低――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给季老比较高级的待遇，而是认为这样的特权没有得到合法的授权，同样有专门的病房，专门的医生，专门的医护人员，专门的医疗费用，耗费的是广大纳税人的血汗钱。假如这样的待遇经过了合法的授权，季老是有资格享受，而且还可以心安理得，可我们的特权政府认为没必要这样做，因为权力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季老的待遇，正好应了一句中国古话：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2007年2月14日，另一个高官――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国办三局局长张重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和副书记杨河的陪同下，特意到北京301医院看望他。据“北大新闻网”报道称“陈至立关切地询问了季羡林先生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称赞季先生今年的气色比去年更好，季先生高兴地说：’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国家更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季羡林先生对陈至立同志和教育部领导在百忙之中来看望自己表示衷心感谢”。他还表示“在党、国家、301医院、北京大学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周到细致的照料，自己也希望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继续见证国家的日益强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到有了好的医疗照顾条件和待遇，他老人家一点也不糊涂，念念不忘感谢“党”，为什么不感谢人民呢？他的医疗费和医生的费用，都是人民纳税供应的，没有人民，还能活到今天？所以季老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这样“得寸进尺”地公开对于寿命的期待：“我从未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最初我以为只能活四十几岁，像我父母亲的寿限。米寿（88岁）时，听说巴（金）老和臧（克家）老相期活到茶寿（”’茶’字在’八十八’上头又加了个’廿’，茶寿就是108岁“），我说我也入伙。但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论证人的寿限可以到150岁。所以，当人们问到我时，我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活150岁！”这样的老人，遇到这样的党，真是有福气。

再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提到的“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穆善初”，我通过网络查阅，发现这个名字有问题，网络马上提示“穆善初”不对，而是“您要找的是不是：牟善初”，难道《人民日报》每天经过三番五次的校对和政治考核，也有这样明显的错误？

现在可以证实，“穆善初”应该是牟善初，我从资料上可以看到，牟善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前副院长，专业技术一级教授、中央领导保健小组副组长，也是邓小平生前的专门医生。邓小平去世后，牟善初还荣列以江泽民为主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在301医院专门病房里住着邓小平，当晚上9点8分，邓小平出现最重的危机，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时任解放军301总医院副院长的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由此可见，这位著名的保健医生，不是为普通百姓看病的，而是御用“太医”，难怪北京各大医院的专家门诊连挂个号都几百块钱，老百姓看不起病，则说明中国的“太医”太充足，而给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太短缺了，这难道不是共产党一党“特权”造成的腐败和乱相？

2007年1月份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张末等记者的采访报道更进一步曝露了中共高级医生专门医治中共高级领导人这一公开的秘密，这篇题为“精诚大医牟善初：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的文章称：像“御用太医”牟善初照料过的共和国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大人物一样，此人多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一直是个谜……他已年逾90.在中国的最高层享有颇高的知名度――除毛泽东外，他给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王震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保健诊疗，众多名震中外的开国元勋弥留之际是他坚守在病床旁……尽管年事已高，这位老人每天仍然忙个不停，早上8点准时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看完“新闻联播”――笔者注，原来他上班是应党的需要照顾一些政治老人，以迎合党关心知识分子的所谓光辉形象。自1974年，牟善初就奉命由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调到解放军总医院，由主要负责内科教研工作转为主要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此后30多年里，他先后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副组长或组长工作，在多次抢救中力排众议，制定出得力有效的治疗方案，被誉为“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据报道他的表现“既给首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令医疗保健组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们心悦诚服”，“很多重大抢救，往往也只有他到场作出决定，首长们才放心、安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名保健医生，牟善初的医术与医德早已是有口皆碑…1997年，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牟善初一等功。同年，他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2005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和国家人事部授予牟善初’中央保健杰出专家’荣誉称号。”这就是当今的“御用太医”，以这样的方式“一心报国，服务为民”，其实不过是服务于党，服务于党这个特权机构。所以，党对这样的“太医”需要大肆宣传，而像揭露北京SARS真相的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老先生，我们的新闻报道却只字不提了，新华社记者也装聋作哑了。

由此可见，这个党对党的利益阶级给予大量的特权，而对于民众却就不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有限，用于党的太多，用于民的就太少了，比如北京图书馆，现已经改为国家图书馆，这个等级森严的公益机构在中国特普遍了，普通借书证件借阅图书、阅览海外报纸资料的权限等级被划分十分严格，比如有的借书证能借阅的书籍刊物，一般大众的借书证就不能借阅，而有点权力的人，却可以搞到一般人不能搞到的只有教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借阅的借书证。可在美国，他们的国家公共图书馆，都是先来后到的，谁先到就先借阅，即使是总统也得守规矩排队，总统到医院看病这样的一样，上海的《报刊文摘》已有专文披露。我曾去过美国的米德兰市，他们的图书馆专门有读书人专用的免费停车场，而我们中国的图书馆，不但看报纸看书要收费，前些年停个自行车都要收费，现在改为存包收费了，自行车不收费了，但改成停（汽）车收费了，所以开车到图书馆的人自然就少了。所以说，国家公共图书馆实行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民众百姓掌握知识大搞权限限制，就是不想开启民智，让老百姓糊涂一世难道不是特权阶级的目的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中国至今都不能实现民主现代化，无论是对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特权就这样一直在统治着中国上下，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教育失衡，人才流失，社会无序，穷人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越是这样失衡的社会，说明特权越严重。神层面，特权就这样一直在统治着中国上下，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教育失衡，人才流失，社会无序，穷人住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越是这样失衡的社会，说明特权越严重。

首发民主中国

 

金：你好！秦晋！

秦：你好！

金：原本来澳洲是为了游山玩水，并没有计划进行这次的访谈，但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产生了采访你的想法。你愿意接受吗？

秦：当然可以！但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我希望能随便谈，免去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说些实在的。

金：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促使我产生访问你的原因是我在这里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

秦：什么节目？

金：记得应该是澳洲电视台转播的一个美国新闻片，具体哪个台播放的记不清了，但内容实在令我难忘！就是记者拿着王维林17年前在长安街上挡坦克的照片去“北大”采访，问了一些学生，竟然没有人能准确说出这张照片的背景来。我很感慨！你在海外坚持民主运动已经很多年了，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秦：这个节目我没看，有一位朋友把这个节目预告传到了我很久不用的电子信箱里了，等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节目已经播放过了。虽然没看这个节目，你说的情况我是有感受的。说实话，这种感受很令人悲哀！悲哀的是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竟然那么容易被忘却，那么容易被掩盖。这说明在专制制度之下，人们道德和良心并不可靠，这些东西会在高压下发生扭曲和变化，也说明了共产党在这17年来对新闻和言论的封锁压制是相当成功的。（杀己先杀人，同归于尽“很成功”，学渊评）

金：那段历史在海外是不是也同样被很多人忘却了？

秦：我看是这样的。随着时间年复一年的推移，“六四”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从没有停止过，但参加的人数是只减不增。（螺旋式上升，学渊评）

金：也就是说当初以“六四”事件为理由留下来的人，在得到永居以后就把这件事儿抛在一边了。

秦：真正的苦难和哀痛，只会永远陪伴着那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如丁子霖老师等受难者家属。我没有要指责什么人的意思，我只想希望那些“六四”事件的受益者，能在心里去感谢和记念那些在广场上死去的同胞，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人们哪里得来的安逸的生活呢！（天下何处无败类？学渊评）

金：十几年来，你一直坚持从事在海外的，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活动，但我觉得海外的“民运”并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反而纠缠在各样的是是非非中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秦：“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七年了，但我一直觉得就发生在昨天，对我一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另一方面，世界的潮流是向着民主和自由发展的。我们从民主制度国家的全球发展和分布可以看到，在19世纪，只有英、美等为数不多的民主制度的国家；20世纪还出现了苏联共产革命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历史现象，但是毕竟西风东渐；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更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反观中国的政治现实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想一个逆历史潮流的政治制度能走多久？在世界潮流的裹挟之下，中国终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政治转型将成为21世纪初叶国际重大事件之一。这是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我对中国终将发生有利于朝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所具有的耐心。这就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理念的原因。尽管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专制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都受到中共政府的侵犯和剥夺，我相信有否极泰来的一天。对于海外民运组织，我不想辨明孰是孰非，总的来说，这20多年来，中共在不断地对海内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打压中，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进步”了。而我们的民运组织的进步很有限，有不少人退出了，89年以后短暂的风光不再。留在民运运动和组织中的人还有一些，在目前的情形下，客观地说，作用比较有限。民运组织有例行公事似的大会和小会，理论的开展多，具体策略的少。我说这样的话虽然不好听，给人以自我贬低的意味，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个实际情况，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说真实，不能自我满足而不面对事实。我越来越发现，同一战壕或者阵营里的人，由于距离近，相互够得着，有着力点。相对距离上与中国集权专制远一些，力量上对比上绝对的不对等，往往不容易找到着力点。距离远产生美感，距离近一览无余，的确是非多，再好的人也是灰头土脸的。去西天取经路上出现了真假唐僧和真假悟空，都72变的变化，没有佛眼还辩不出真假。圈外的人还不是矮子看戏？

金：你觉得海外的民运组织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秦：其实海外民运组织的努力所产生的实际效应上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甚至是无能为力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看清这一点。因为毕竟我们身在中国大陆以外，由于中共政权全力封杀政治异见的存在空间，任何政治反对都被视为非法予以取缔，活动人士遭受逮捕；动用巨额建成的金盾工程有效地阻隔信息的内外交流，使得海外民运组织的政治影响进入中国非常的困难。尚能发挥某些作用的，还是在国内进行抗争的同道。海外民运组织的任何行动都应该本着对国内同道从精神到物质的支持方面，使那些冒着坐牢、牺牲个人和家庭、却坚持抗争的朋友不能流了血再流泪。

金：听说你和黄河清以及盛雪等朋友为喻东岳捐助了一些帮助款？

秦：是的，这要感谢黄河清，他是倡议人，我只是协助而已。喻东岳、鲁德成、余志坚的伤痛是永远也无法弥合的。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只能十分有限地从金钱上资助一些。说到这里，我真的很内疚！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别的忙。

金：如同你说的那样，十七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消磨，很多人似乎忘却了那段历史，可有的人还依旧在努力，依旧在坚持。我想知道在民运相对低潮的现阶段，你们的坚持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秦：我觉得这个实际意义就是让世界和国内的人们知道，只要中国继续专制不民主，民运作为自由和正义的反对声音，作为改变专制实行民主的一种政治诉求，对中共就是一种压力，对人民就是一种鼓舞。（是专制主义的痛苦，学渊评）

金：但是这个反对的声音对改变中国的专制制度能起到直接的作用吗？

秦：中国的改变，到底是什么力量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专制制度必然消亡，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到底何时出现？或者说谁是那最后一根草？我真不好说。中共政权就好象已经服了蒙汗药，就等着被说“倒也倒也”了。（倒行逆施愈多，时间愈快，学渊评）

金：你觉得会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和民主力量共同的作用吗？

秦：我不认同共产党内有改革派或者说开明派这样的说法。

金：为什么这样说呢？

秦：如果说共产党内有开明人士，或者试图改良人士，我同意，但不会有什么派。如果说有的话，我相信在89年的时候还存在由思想认同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小集体，比如中央高层有胡耀邦、赵紫阳、芮杏文、阎明复等人，有致力于改良的体制内人士，如鲍彤、严家祺等人，还有一些由具有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形成的呼吁团体，如许良英、吴祖光等人。但今天共产党内有什么？有的只是由不同利益来源而分化成的诸多利益团体。我不认为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比如这次胡锦涛整肃陈良宇，名义上是陈腐败透顶，但除了陈良宇，中共又有哪个官员不是腐败透顶呢？如果真是整肃的话，下台的又何止一个陈良宇？所以说，中共高官的下台，没有一个是因为腐败而导致的，陈良宇的下台和当年陈希同的下台一样，是政治利益勾兑的结果。（内斗是党内稳定的万灵药，学渊评）

金：我记得有位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要加速共产党的解体，最好的办法是加入共产党，如同“特洛伊木马”一样，把堡垒从内部攻破。

秦：我并不反对这位先生的说法。但问题是一场89年的运动，就使已经进入内部的改良人士无处栖身而不得不流亡异国他乡了！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甚至有的原因是无法预先知道的。比如89年4月26号，《人民日报》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题，发表了《四。二六社论》。紧接着4月27号就爆发了全北京市的高校学生游行，虽然有警察拦阻，虽然学生们对政府的三令五申表现出漠视，但那天的游行最终还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的。而且当天政府就同意了学生希望对话的要求。但历史的契机就是在瞬间被忽视了。由于处在胜利状态下的学生并没有回应，使得双方都愿意进行的对话没有促成，也导致继续发生的事态越来越无法驾驭了。所以有些良好的愿望并不见得就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导致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入了这个党也没用，想巴结它的，都被它看不起的，而且还要被它捉弄，学渊评）

金：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最终导致中国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也许是一个很偶然或者说是很意外的事件造成的，是吗？

秦：也许是。但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

金：为什么呢？

秦：因为由于意想不到的因素而导致社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因素的产生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会不会促生一个更加铁腕的政权？都很难说。因为社会的动荡会使人们产生渴望秩序的心理，也许就是受这个心理因素的影响，最终出现的也许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另一个新的强权政治的诞生。因为千百年来，中国百姓更不能忍受的，并不是独裁与专制，而是无秩序的混乱。所谓的“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就是这一层意思。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希望这种变革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和人力物力的牺牲是最小，甚至是零付出的。

金：那么你认为把代价减少到最小，把牺牲降为零的可能性存不存在呢？

秦：我认为还是有这种可能的。但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正是一个契机。但构建的方法并不是压制不同的声音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靠强力掩口的方法获得的“和谐”。“六四”屠杀以后，中共自己也一直没有停止表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一直是停留在口头上。17年来非但没有任何的政治进步，甚至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出现了倒退，及至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大批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被监禁。以这样的态度来决心建立和谐，也许胡锦涛自己也不信。中国的结局只有一个：共产制度彻底消亡，独裁专制彻底结束。导致这个结局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渐进式的改革，一个是由于人民的不堪忍受苛政而产生的反抗的爆发，而后一种路径是充满危机和不稳定的。一个是社会风险小，人民痛苦少，共产党能体面告别历史舞台的逐步改良。另一个是也许要经过血雨腥风的你死我活的厮杀的革命，而这样的革命同样挽救不了共产党灭亡的结局，并且死得更难看。（胡锦涛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进步的代价提到最高，目前没有‘最小化’的现实性，学渊评）

金：那么现在国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或者民运组织有没有首先提出改良的建议呢？

秦：在美国流亡的中国民主党领袖徐文立先生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路线图，澳洲的自由知识分子丘岳首先生也提出了不同政治见解群体和解的建议。

金：这样的和解和渐进式改革的建议有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呢？

秦：至今我还没有听到。（我党不期待任何良方，只期待自体免疫，通过内斗吞噬自己的细胞，直到死亡，学渊评）

金：那么你认为这样的建议会不会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呢？

秦：我不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不过，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分析，比如，最近达赖喇嘛又一次宣告西藏并非要求独立，而是要求高度的自治。可以相信达赖喇嘛要求的自治对于中共来说在有些方面是难于接受的，但并不是不可以谈的。但中共的回应却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宣称达赖喇嘛要求的自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自治的真实目的是分裂中国的。以中共这样的态度，达赖喇嘛是无法回到西藏的，因为中共也许根本不希望达赖喇嘛回到中国，或者是不希望达赖喇嘛现在回去。但一旦达赖喇嘛圆寂以后会怎么样？大师的转世灵童如果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达兰萨拉怎么办？如果宗教认同的灵童和中共指定的“灵童”产生冲突，会不会引发世世代代信奉达赖活佛的藏民去暴力抗争？面对这些问题，中共是实质性地与达赖喇嘛和谈？还是继续拖延，最终导致流血，导致藏汉两族同胞水火难容？（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就是“没有策略”，自己在等死，但又在等达赖死，学渊评）

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的政治变革，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中共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维护一党私利，置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还是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重，放弃独裁，还政于民。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有没有以国家前途、民众福祉为首要，放弃既得利益，率领共产党告别历史舞台的胆魄。（共产党没有必要告别历史舞台，但应该改变脚色，不是当专制霸王，而是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积极作用，学渊评）

金：那么你认为胡锦涛有这个胆识和气魄吗？

秦：你在中国，你比我更有可能了解胡锦涛总书记。（以他的能力和见识，担任国立金日成大学的“博导”，还有点差不多，学渊评）

金：你在海外，也时常接触澳洲的政要，你觉得西方政府希望中国怎么改变呢？海外的民运组织是否更容易得到西方政府的帮助呢？

秦：西方政府希望中国改变，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不能指望他们在现在这个时候为中国的民运组织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和以前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态度有很大差别的。西方与苏联进行了40多年的冷战。现在的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比较良好，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9.11”恐怖袭击事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格局。对西方民主社会来说反恐显然优先于反专制。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中东反恐、东北亚北韩核武试验，都需要中国的配合。在这么一种世界格局下，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期待西方社会对中国进行大力支持是不实际的。西方民主社会在民主和专制不同阵营对抗的问题上是一向出错的。在现阶段期待西方政府给与海外民运组织帮助是不实际的。得到西方政府对民运的观察也许有可能。我所处在的澳洲，游刃于美、中两国之间，既要保持美、澳之间的传统关系，为的国家安全，同时示好中国，为的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态，也是一个国家动物的常态。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我经常有机会接触的澳洲政界要人，都是善良而且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人。他们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变革需要视西方国家的取舍，而是要视中国未来发展能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未来福祉有正面作用为取舍。我们希望我们的政治诉求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但不能一厢情愿地仰仗西方国家的支持，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西方不了解中国，西方人不理解一个等死的民族，为什么要等死？学渊评）

金：好，今天就这个话题就谈到这里好吗？我觉得你的神色已经开始凝重了。

秦：好吧！

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越来越好，实现民主和自由。

秦：我做梦都想！（无梦就无真，学渊评）

                  

宗凤鸣先生所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终于出版了，大家都很高兴。于是，我们同几位朋友约好，一起去看望宗老，向他道贺。

我是第二次去宗老家里。一如上次所见，他的家依然那样老旧，那样杂乱，却让人感到温暖。很巧，这天没有别的客人，正可以畅开心扉。宗老已经87 岁了，行动虽有些迟缓，但精神很好。大家坐定，没有寒暄。我递过刚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本《谈话》，请宗老签名留言，他一口答应。我又把自己写的一本书《寻访六四受难者》送给他，他也高兴地收下。这一来一往，令我平添许多感慨。赵紫阳先生有关89 学潮和”六四”事件的谈话片断，前些年我已零零星星在一些报章、书藉里读过，当时的那份激动和感佩，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然《谈话》一书的出版，让我想象到两位饱经忧患的老人一次又一次促膝谈心时的动人情景。如今，其中一位已经仙逝了，而我与健在的另一位——宗凤鸣先生，不仅人走到了一起，书也走到了一起。这大概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吧。

赠书、留言的”仪式”完毕，宗老慢悠悠地落座在紧靠我丈夫蒋培坤的一张藤沙发椅上。蒋侧身靠近宗老，向他道贺，怕老人耳背，蒋大声地说：”宗老，您为大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是没有您这本书，赵紫阳先生的最后十五年，将是一片空白。您的这份记述是独一无二的。”宗老一定听清了蒋的话，但他没有答话，却是在微笑中透露出一丝无奈。接下去，他向我们谈到了这本书出版过程中的种种艰险和曲折。他说有一段时间他都准备坐牢去了。他风趣地自嘲：”我没有坐过牢，还真想进去看看牢房是什么样子。我要是进了秦城，就不打算活着出来了。”说完环顾我们几位，又作补充：”我一个 87 岁的老头，活不了多少年了，还能怕死？”一个老人坦荡如斯，我们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人的一生在很多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但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些时候成为胜利者。此刻的宗老，虽已届耄耋之年，却终于昂首阔步于胜利者之列。”不管怎么样，书总归是出版了！”大家都这么对他说。他频频点头，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出了他一直藏在心里想说而不好说但现在终于可以痛快地说出口的一句话：”我总算对得起我的老朋友赵紫阳了，也总算对得起在那一场惨案中死去的人了。”在场的人，听老人说出这样的话，都为他松了一口气，却又不免生出些许悲凉之感。为了死去的人，也为了活着的人；为了今天的人，也为了子孙后代，老人已经尽力了。对宗老所做的这一切，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老人还向我们表示，他做这件事不图得到多少稿酬，只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他说他打算把所得稿酬的一半捐给”六四”受难亲属，另一半想用于成立一个紫阳基金会。

我尊敬这位老人，但我说不出对他表示钦敬的话。我想，此时此刻说那样的话完全是多余的。回溯以往的岁月，我要感谢这位长者的事情还多着呢！平时，我与宗老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不是不想见，而是不能见，不便见。但是，他在我心目里早已是一个老熟人。李锐先生说宗老是他们与赵紫阳先生之间的”联络员”，其实，宗老在我们受难群体与赵紫阳先生之间，又何尝不是一位热心的”联络员”呢。上个世纪 90年代，我出版的几本书和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通过宗老送到赵紫阳先生手里的。从这些书稿，想必赵紫阳先生一定知道了在1989 年流血惨案中那一个个罹难者的名字，一定知道了死者的父亲、母亲、妻子为讨回公道而进行的艰苦的抗争，也一定知道了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而抱有的信念和追求。我始终坚信，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凡顺应或追逐这个潮流的人们，总是会汇合到一起的。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在 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前夕，又请宗老向赵紫阳先生带话，希望先生能就”六四”事件说几句话。后来，我们果然见到了紫阳先生写给中共十五大的那封信，要求中共中央及早地重新评价”六四”。这在当时，给予了我们受难群体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现在，这封信也已收录到了《谈话》一书中。今天读来，依然倍感亲切。

我不想去评论《谈话》一书的重大历史意义。但我要指出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这场大屠杀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在以往的岁月里，历届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以至今天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六四”。一个对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灾难漠然处之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对这样的灾难刻意掩盖、淡化的政权，是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不负责任，甚至犯罪的政权。就这点而言，《谈话》一书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历史见证。这本书的出版，使得那些企图要掩盖”六四”真相、淡化”六四”记忆、改写”六四”历史的人变得极其困难。赵紫阳先生是当年那场民众抗议运动和血腥屠杀的第一见证人。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所提供的证据还在，这些证据是任何人都销毁不了的。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不想多劳累宗老，就起身告辞。临别的一刻，我们才知道，宗老本人作为这本书的作者，当时也只拿到了一本。这本书一出版就被中共有关当局查禁了，海关查得很紧，不准在内地流行，仅有的几本可以说是”漏网之鱼”。一天后，我们又得到消息，深圳海关又扣没了一批禁书，其中就有宗老的《谈话》和我的《寻访》，我和宗老又成了同案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