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单刃毒剑》
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三 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的反日风潮——看中共官方如何操控的反日风潮
（一）不许游行的政权却纵容大规模反日游行
众所周知，尽管中共宪法列举了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自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制定了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但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中，也在稳定第一的统治策略下，自发游行示威却遭到严格限制，八九运动遭到的血腥镇压，就是最惨痛的例证。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禁止游行示威法。
特别是三大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一直是中共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这几大城市发生大规模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因为，大规模街头政治一旦出现在三大城市，其示范效应就会迅速波及全国，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六四后，官方对三大中心城市的控制之严，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都不允许，何况发生上万人的游行示威！
然而，最近，在游行示威遭到严格限制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到20多个省区的近四十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确实罕见。更为醒目的是，三大中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一向是中共要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在这几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平时，就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也绝不允许。而现在，三大城市，不但都有游行示威，且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尽管外界怀疑反日风潮由官方操控，但中共官员在回答这样的提问和指责时，铁嘴钢牙，一律否定。
大陆发生反日风潮，在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的同时，也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形容为“火山大爆发”，还出现“反日浪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华”这样耸人听闻新闻标题。同时，担心失控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在我接受国的境外媒体采访中，几乎每个记者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反日风潮是否会失控？”
然而，在我看来，这类反日风潮，既不是“火山大爆发”，更不会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失控程度，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否则的话，官方面对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街头政治，何以能保持着进退自如的“潇洒”，使反日风潮召之来而挥之去。不要说参与游行示威的个体是木偶，整个反日风潮也是个“大木偶”。
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但仔细分析这次反日风潮的一些现象，还是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二）官方操控反日游行的规模和过程
1，操控反日风潮的中心和顺序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日风潮有两次高峰，皆是南北呼应的两大城市扮演中心角色，每次高峰持续两天，之后是官方的警告。
第一波风潮由南北两大中心城市完成：4 月9日是政治中心北京，10日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广州及深圳。
风潮过后，针对网上贴出的第二波反日风潮的号召，北京市公安局于14日发出警告：游行示威必须依法向相关机构申请并得到批准，而“对没有得到相关机关许可的示威，将依法追究责任。”果然，北京没有再出现游行示威。
第二波风潮也由南北几大城市来完成：日本外相访华前的4月16日，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上海和北方大城市天津等地，同时出现游行示威。17日，北方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和南方的四川省省会成都等地出现游行示威。
风潮过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马上发出警告：“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同时宣布：“抓捕了极少数混迹其中的违法人员”，“并将依法惩处。”
与此同时，中共最大的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在4月17日发表题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评论，再次重谈邓小平的老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对游行示威活动完全沉默的三大门户网站，却都把该评论置于新闻首页的醒目位置。19日，中日两国60家民间友好团体的代表日前在东京联合发表了中日《和平与睦邻友好呼吁书》。20日中共派出以外长李肇星为首的宣讲团，为反日风潮降温，主要喉舌都刊登了李肇星所作《中日关系形势报告》，特别强调：“不要参加未经核准的示威游行和其他活动，不要作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务必以冷静、理性、有秩序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最为吊诡的是官方公告的发布时间。北京和上海的当局都是在游行完成后才发布公告进行警告，而号召两波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显然是既要一定规模的街头反日，又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上和时间内。
另据香港明报18日报道，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喝停了一场有可能刺激日本的军方研讨会。
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当局发出的警告，党魁的亲自喝停，外长出面宣讲，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街头反日到此为止，不会再有第三波高潮。
2，控制风潮的规模和力度
三大中心城市的反日风潮，在参与人数、反日方式和行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
首先，承担反日风潮中心的大城市，其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1-2万之间，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其他类型城市控制在几千人以内。
街头反日之前的网络反日，也可以作为透视反日风潮规模的参考数字。网络反日活动，签名者高达二千八百万，可谓名山名海，群情激昂。而各城市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只有2万多人。两种活动的参与人数简直不成比例，前者高出后者1400倍。如此巨大的差异，不能不让人充满疑窦。
其次，各城市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基本雷同，诸如：爱我中华、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
再次，各城市反日风潮的力度也基本雷同，除了焚烧日本国旗和小泉画像之外，抗议行动中大都有少量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瓶子等杂物，砸毁日本使馆等建筑的窗户，沿路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游行之外，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
以上暴力行为，除了打人事件之外，其他行为都发生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
《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道，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看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木偶。
这名大学生的感受发自内心，周看先生确实捕捉到了反日风潮中颇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被政权恩准的反日示威就是“政治秀”。
同时，中共政权也表现出一贯的权力恐惧，在允许反日示威蔓延之时，同步加强对异议人士以及反日活动人士的控制。除了严控每到敏感时期都要加以严控的“敏感人士”之外，还把一些反日爱国民间组织的负责分批请到郊外“度假”，比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爱国者同盟网、抵制日货联盟等传统反日团体的负责人，分批送到北京郊外，把他们安排在一家会议中心内，只让他们打球、游泳，而不准他们外出。
3，被恩准的话题和勇气
在民众的公共参与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中国的国家大事也被严格分为“可谈论的”和“不可谈论的”。关心时政大事的人们，大都只能就“可谈论的话题”和“可做之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而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目前已经变成了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也是唯一可以大肆谈论且可有限制地行动的“重大国事”。所以，被垄断喉舌误导的、也被恐怖政治压制的爱国者们，只有通过关注这一绝对“政治正确”的国家大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社会责任感”，最高调抵制日货的年轻一代及中产白领们，也能借此把“被恩准的勇气”发挥到极致。
然而，被操控的民意再强烈，到头来还是伪民意；在充满政治恐怖的舞台上操办的爱国团体操，不能不被“真诚”的虚情假意所导演；只能向大海那边发出的呐喊，不过是精心计算过的勇气而已。特别是那些用石块反日的国人，懦弱得近于下流。
（三）官方如何操控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
最明显的操控发生在媒体报道方面。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来证明：反日风潮到底是自发性还是操控下，但从官方严控反日风潮的媒体报道上，就能看出官方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例证一：内外有别的封锁和热炒
中国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特别是在香港，反日风潮经常成媒体的头条。但国内媒体却基本沉默，似乎极为罕见的街头反日不是新闻。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短讯之外（4月9日对北京游行做了80多字的短讯，14日发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18日发了上海当局的相关发言，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问），其他媒体则是一片空白，就连无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只在“时事开讲”等非新闻类节目中提及。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却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既然官方已经恩准了这些街头抗日活动，媒体为什么不敢报？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时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例证二：对中日外长会谈的取舍性报道
在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之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到北京，先后与中共外长李肇星、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对此次全球瞩目的会谈的报道，中美外媒体也形成巨大的反差。
对比中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在新华社发出的几篇新闻稿中（如，《外交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会谈》，《唐家璇会见日本外务大相町村信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和新闻发言人秦刚的谈话）中，境外媒体报道的以下内容统统不见了：
1，町村表示：即使游行示威是针对日本，日本政府也并不反对中国的这些活动，因为，日方向来赞赏并欣赏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的保护，但前提是示威活动必须和平进行。不幸的是，最近中国数个城市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对日本驻中国使领馆机构乃至日本国民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日方感到极度遗憾。
2，日方认为，造成暴力反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及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所以，日方要求中方正式道歉、就伤害及损失提供赔偿。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有责任保障在其领土上的外国机构，尤其是使领馆与外国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应该依据国际准则真诚地采取立即行动，加强对外国机构及外国公民的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3，町村向中方解释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教科书并非由国家制定，政府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也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与日本政府的现行观点并不一定一致。这次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是根据“近邻诸国条款”等标准，严格进行的。
再看新华社的新闻稿的内容：
1，中方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在包括人权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历史。希望日方将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信守承诺，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都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所以，造成反日风潮的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应该道歉是日方而非中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必须向日本人民道歉的事情，因此没有理由道歉。自然也没有提到赔偿问题。
2，町村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坚持一九九五年“村山谈话”，以及一九九八年《日中联合宣言》的立场：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日本政府将继续谦虚地对待侵略事实，深刻地进行反省，并由衷地表示道歉。日方愿意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
町村还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对华政策。日中两国关系良好，日中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日美的贸易量。如果总的形势保持良好，两国的经济关系还可以扩大和加强。
3，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都十分重要。双方同意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互不威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两相比较，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中日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中共各媒体上转载的几篇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中方对日方的强硬态度，町村信孝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还突出报道了小泉希望与胡锦涛尽快举行高峰会的急迫意愿，而中方的回答则是要视日本的态度而定。也是为了突出中方的道义在握且牢牢把握着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只等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完全低头就范。
同时，日本国内对小泉的负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被中共媒体大量转载，而对日本人不满中国反日风潮中暴力行为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有转载。
例证三：对日本教科书的选择性宣传
正当中国的反日风潮如火如荼之时，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又审定通过了八本历史教科书，其中有极右势力编纂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
该教科书确有篡改和歪曲中日战争历史之嫌，为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进行辩解。特别是该教科书把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描述成“南京事件”，而对被日本军人杀害的30多万中国人却只字未提，并为屠杀辩解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还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时日本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
对于大陆眼下如火如荼的反日风潮，这样的教科书自然火上浇油，从官方到民间一片声讨之声。但最具中国特色的是，此次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八本教科书，而在中国的各类媒体上，对其他基本教科书基本不提，而是一再突出日本右翼编纂的扶桑社教科书，好像日本右翼已经独霸了日本政坛，右翼教科书已经占领了日本的所有中小学课堂一样。
那么，如此激烈地反对日本篡改历史的中国人，究竟知道多少日本教科书的“篡改”呢？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了廖建明先生的文章《中国梁木对日本小刺》，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政府及其媒体的卑劣的宣传手法：通过不遗余力地“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方式，来丑化整个日本和煽动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
廖先生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找来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八本历史教科书的中文译本，特别摘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段落：
东京书籍：战火由华北扩大至华中，同一年的年尾日军占领南京。在占领过程中，大量杀害了中国人，当中包括女性和小孩（南京事件）。（附注）这件事件称为1南京大屠杀受到国际批评，但当时国民并未获悉。
大阪书籍：日军虽在各地遭到激烈反抗但不断扩大战线，十二月占领了首都南京，在此除了俘虏之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多市民（南京事件）。（附注）在日本，人民并不知道南京事件的事实，直至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中，才首次明确了事件的规模和牺牲者的实际情况。但是，经过各种调查和研究，对于受害者人数仍未能确定。
教育出版：日军逐渐扩大战线，同一年十二月，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当时，日军在混乱当中，杀害了许多俘虏和市民，受到国际批评（南京事件）。（附注）这件事件当时国民并未获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才知道。
帝国书院：在南京，日军除了兵士以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对此，各国批判称「日军的野蛮」2（南京大屠杀）。但是，当时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日本书籍：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当时被杀害的俘虏和平民据称有二十万人，暴行和抢掠其后仍继续，遭受国际社会严厉批评（南京事件）。（附注）被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众说纷纭。
清水书院：抢掠物资、放火、屠杀等行为不时发生，尤其是在占领南京的时候，俘虏、弃械投降的士兵、老弱妇孺等市民毫无区别地遭到杀害。加上战死的士兵，估计死亡人数甚多。各国均对南京大屠杀提出强烈批评，但当时的日本人几乎无人知道这件事实。
日本文教出版：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候杀害大量中国民众（南京大屠杀），虽然遭受国际社会批评，但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扶桑社：日军认为攻陷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十二月占领了南京（附注），其时，遭日军攻击，中国军民死伤者众多（南京事件）。此外，有关该事件的牺牲者人数，有众多见解，至今争论未休。
从廖建明先生提供的资料看：
第一，日本是民主法治国家，保障国民的基本自由，尊重言论自由和多元观点，政府无权禁止国民的言论和观点，哪怕某些言论有明显的错误，哪怕某些观念是反对现政府，政府也只能给予尊重和容忍。所以，日本政府既无权禁止“扶桑社教科书”，也无权鼓励不同于“扶桑社”的其他教科书，而只能给予平等对待。
第二，八本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和评价，只有“扶桑社”的叙述有明显的歪曲，评价也充满暧昧。而其他七本教科书则基本尊重历史事实。其中，四本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一本提出了杀害20万中国人的数字，另外二本虽用“南京事件”的称谓，但都提到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和抢掠，不仅屠杀军人及其俘虏，还屠杀包括老弱妇孺妇女在内的平民。同时，其他几本教科书还指出：1，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向本国国民隐瞒了“南京大屠杀”。直到战后日本国民才逐渐有所了解。2，“南京大屠杀”被国际社会视为“日军的野蛮”，受到了普遍谴责。
在独裁中国，官方的操控和民间的狂热，使反日风潮掩盖了太多事实，扭曲了太多价值。更可怕的是，指控日本右翼歪曲历史，本来是光明正大且理直气壮的，但中国人的指责本身，却充满了比日本右翼更多的掩盖和歪曲。无怪乎廖建明先生感叹到：“活在不自由国度的人，无法明白言论、思想自由的真谛。受长期奴役的人，深受党八股洗脑，以为东京可以像北京一样任意篡改历史。谁不知在民主自由之地，没有人可以独霸解释历史的权利，在百家争鸣下，历史反而才较接近真相。”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制度还是谎言制度，中共政权还是不允许言论自由的政权，中国民众还是生活在谎言中的民众，所以，就掩盖和歪曲历史而言，只有大约20万人的日本右翼所编纂的只被不到1％的学校采用的教科书，纵使把历史写得面目全非（何况写得还没有如此不堪），也只能算谎言中“小刺”。而中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历史谎言，简直就是谎言中“梁木”。所以，廖建明先生才在文章结尾说：“中国共产党教训人要尊重历史，太好了！请先处理自己眼中梁木的吧。”
2005年4月30日于北京家中
（四）中共操控反日风潮的政治目的
既然当局一般不允许自发的示威游行，且有能力制止事前张扬的游行示威，那么，当局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发生在数十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显然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所以，中共当局才会纵容反日风潮发展的大规模街头反日。当蔓延多个城市的反日风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时，在中共外交部的多次例行记者会，两位新闻发言人非但没有指责反日行为的违法，反而都在外国记者面前为民间反日风潮辩护。以下是摘录：
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主要回答了针对网络签名和抵制朝日啤酒的提问，他先后回答说：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日情绪，相反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3月24日）
“我们注意到众多网民在网上签名，对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态度。这再次说明，日方应对历史问题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3月29日）
“之所以中国的公众对日方的一些态度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日方在历史问题上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没有正确、客观、负责任地对待历史。一些中国民众对这个问题有不满，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不是针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日方的错误态度。”（3月31日）
另一位新闻发言人秦刚的回答主要是针对反日游行及其暴力事件的提问，他曾先后回答说：
“日方不断在涉华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敏感问题。”（4月5日）
“日方不断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中国民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民众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意愿。”（4月7日）
“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示威群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北京市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民众能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前两次记者会上，我也表示，希望民众以理性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意见。我要重申，对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4月12日）
“近来，中国民众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日关系及目前两国间一些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会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高度和发展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本着对国家和民族认真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民众对日本表示强烈不满，是针对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不是针对日本人民。……我们希望日方能多做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与友谊、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事，而不是混淆视听，误导公众。”（4月19日）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
对内，中共既要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来赢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密监控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
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就此次中日冲突而言，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显然是为了达到多种政治目的：
1，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反日风潮，是为了防止风潮由对外转向对内，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2，向境外媒体推销反日风潮，是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能显示中共政权的开明：尊重民意的亲民和允许游行示威的宽容；又能显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政府与民间在反日上的高度一致。
3，纵容反日风潮，是为了借助所谓的强大民意向联合国和日本政府施压，即便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也要逼迫日本向中国妥协，以“低头认罪”来换取“入常”。
4，最重要的是向国内爱国者们展示现政府的大国外交风范，和凸现现政权的“外交政绩”，塑造一个敢于和善于抗拒外敌的政权形象，以加强现政权的道义凝聚力。正是政府恩准的反日风潮和政府对日方的强硬立场，才迫使日本外相来北京道歉求和，迫使小泉急欲与胡主席会面，以缓和两国关系。
5，反日风潮正好可以利用把民间对“内忧”的关注转向对“外患”的关注，特别是，以此转移人们对频繁发生的群体性官民冲突的注意力。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独独在对日外交上日趋强硬……这一切，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事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的重合之处。于是，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却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困扰着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好恶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仅以近两年的中国现实为例，一面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底层维权，导致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尽管，依靠暴力镇压、小恩小惠和封锁信息，中共现政权可以暂时平息民怨的大爆发，但烈火干柴之态已经令世界瞩目。另一面是权贵私有化导致的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尽管胡温不断地高调反腐，但谁都清楚，只要不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公权力必然无法限制地被用于谋取小集团的和个人的私利。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的关键，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如果中共政权仍然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就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无法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也就无法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换言之，解决不了“内忧”，也就化解不了“外患”，长期困扰中美日关系的瓶颈便无法突破。即便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物质意义的国力和军力，但有违国内民意和国际潮流的道义劣势却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也决不会达成长治久安的局面。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5年4月18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