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按：王朔此次出场，“成功地诱拐”媒体，闹出了大动静，随后据报道365万也就到手了。他以特有的市井语言，对几个超级大导演和顶级文化口红的解构确实大快人心，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感激，反知识分子的心态没有任何改变，他对记者神侃时再次说出了下面这些话：

“有一天，我看到说雍正这个人，他有十大政绩，其中一条是废了贱民，我一看这突然明白过来，毛泽东这个人不管后面怎么样，他开始一直坚持着平等。而且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差别是最小的，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是最小的，他在精神上给我们奠定了基础，这个得承认。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让知识分子现了一把。”

“我天生骨子里有这个，我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怎么理解权力斗争，那都单说），他把中国的士这个等级给废了。两千年以来，儒家的士这个阶级一直被吹捧，好像他们代表中国的良心。你们代表什么了？算英雄吗？跟烈士怎么比啊。那么多人为什么前赴后继，烈士为什么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啊！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想，革命党转成执政党一切问题就是平等，不惜毁灭整个国民经济他也要平等，不要你什么人高高在上，觉得你很纯，你是清白无辜的。知识分子从此‘现’了，经过‘文革’的成年人，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干净的。他们失去经济基础以后，全塌了，至少不敢讲话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先进就是说要平等，这跟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拥有知识就炫耀，凭什么瞧不起别人？”

1999年，我曾写过一篇《亵渎神圣——对两次王朔现象的一点思考》，当时是为百华等编的《皇帝与流氓》一书写的，已收入2006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集子《偶像的黄昏》中。其中一部分就是批评他的反知识分子观，8年后看来也还没有过时啊。摘录如下：]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朔通过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以北京小伙子街头巷尾耍贫嘴的彻底通俗化、口语化的小说语言，以他所特有的风格亵渎神圣，解构了占有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把一切貌似神圣之物踩在脚底，以十足的天子脚下独一无二的市井文化冲淡了意识形态的苦涩和咸味。从这一意义上，他对于神圣的主流话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解构作用。到了90年代末，他以“无知者”自居、自嘲，同时嘲弄一切知识、知识分子，亵渎一切神圣之物，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姿态则是颤巍巍骂街一般吸引观众（读者）的表演而已。王朔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

王朔在9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成为热门人物，借助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被传媒炒得轰轰烈烈，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众媒体这一光明大道九二年铺在了我的脚下”。七年后他再度出山渴望的是同样的轰动效应，想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所以无论卖书（以销书送光盘等商场炒作手段争夺市场，据说创下了20万册热销的记录）、还是骂街都是明星作秀、男子卖俏式的表演，他的小照印得满书都是，总是令人恶心，这样一个王朔的书能够畅销也显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犬儒心理的作用。他也许真的不明白文学就是文学，是任何商业手段代替不了的，文学只属于人类的心灵，是人的文学，决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的不是市场，不是自卖自夸，这一切不过是泡沫。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多得是，但如王朔这样反文化、反知识，从而对人类文明传统丝毫没有敬畏之意的却没有第二个。沈从文不过是小学文化，而他的作品众所周知是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的，他笔下的边城世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凄美之极的故事，把一个真实的、非常富有文化特色的湘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片养育了沈从文的古老土地，那里的山水和人民都给了少年沈从文深深的教益，所以他写到那片土地时才那样充满深情。也就是沈从文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他对这种独特文化的虔诚，才造就了一个光照文学史的作家。

王朔自称写的是新中国（1949年后）的“新北京”，以及“这一路人”的生活，但他缺乏的是这种真情，所以他没有一丝谦卑，没有对“新中国”、“新北京”人民的血肉感情，有的只是嘲弄，无情的嗤笑。他没有对人类文明的敬畏之心，有的只是李逵式的“无畏”，批评精神当然是人类的可贵精神，但这种莽撞的无知批评到底能叫批评吗？

他以无知为荣，以反知识的面目出现，公开表示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仇视，当然知识分子中奴颜婢膝、妄自尊大的大有其人，但是人类的哪一进步又离得开知识分子的努力与奉献呢？能够想象没有布鲁诺、没有爱因斯坦、没有鲁迅，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他们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人类盗火的普鲁米修斯。我们在90年代的王朔作品中看到的只是他笔下的人物对文化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对一切知识的不屑一顾。这一次却是他本人粉墨登场，扮演同样的角色。和他小说中的“顽主”们一样，他也把这一切表演得淋漓尽致，他们共同的法宝就是——侃，天南海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侃。也可以说七年后王朔终于从书中走了出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王朔在他的自选集自序中解释自己“爱往知识分子身上泼脏水”的原因时说：“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他们那么不同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里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的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无知者无畏》，107——108页）他不知道这些人性的弱点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弱点，因此而仇视知识分子，走向完全反知识、反知识分子、反文明的极端，这是王朔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王朔唯一的可爱之处是他有时候会讲几句老实话，他曾说：“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无知者无畏》，142页）这就难怪了，他的小说是有“功利目的”的，是“敲门砖”，而反知识分子恰好能迎合我们这个时代某种最迫切的需要，是一块最有力的敲门砖。王朔于是便不能不成功了。

所以他说“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无知者无畏》，141页）“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象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对另一只旁观羊拉说，那是狗们的私仇。”（《无知者无畏》，142页）把中国社会最可恶的根源归结为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受迫害称为“最大的神话”，完全无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无视连执政党都已作出结论的曾让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受尽迫害的“反右”、“文革”。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文字狱”史不绝书，把被侮辱的灵魂统统叫做“狗”，把杀人者和被杀害者同样叫做“狗”，以“旁观羊”自居，将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一律归之为狗咬狗，一笔抹杀了人类为捍卫人的尊严所付出的全部血的代价，这是对整个历史的亵渎，对神圣的人的基本原则的亵渎。谭嗣同、秋瑾、黄花冈、“三一八”的死难者……他们抛洒热血、慷慨赴难，竟然都被王朔认定是狗争“骨头”。到这一步，王朔一边以乖宝宝（“旁观羊”）自居的献媚，一边恶狠狠地大骂知识分子，把一切罪恶都推到他们身上，其丑恶嘴脸已暴露无遗。这是王朔90年代初大红大紫、成为时代骄子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踩着知识分子登上了明星的宝座，这个世纪末斑驳陆离的大舞台。

 

人大代表理应是人民意志的代表。中国大陆人大代表虽然是选举产生，然而根据有关法律，人大代表候选人无须和选民见面，无须征求选民意见，不能在媒体公布自己的主张，无须向选民汇报自己的履职情况。这样的代表怎么可能代表民众利益，反映民众意志？

与之相反的是，主流媒体铺天盖地，一天到晚宣传党是三个代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也就是说，党代表了所有美好事物。老百姓只管挣钱过日子就行了，政治上的事完全交给党就行了。

如此指导思想通过严密的组织形式予以保证落实：人大代表候选人由共产党各级组织部门推荐，经党委领导批准后，由基层党组织严密监管选举全过程，确保组织推荐候选人以高票当选。

如此这般，所谓“人大代表”就成了“党大代表”——体现党的意志代表。因为代表职务来自党组织的授予，其必然会向党委领导负责，而不是向选民负责。

进一步说，“党大代表”不可能代表绝大多数普通共产党员的利益。因为他们的产生与广大普通党员没有丝毫关系，是由共产党党委书记、组织部长等极少数人一手掌控。所以“党大代表”的准确定位应是共产党内高官的代表，简而言之就是“党大代表”。需要说明的是，人大代表中固然有少部分人不是中共党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履行代表职责过程中唯中共马首是瞻，与中共保持高度一致，称他们是“党大代表”完全是名符其实。某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十二年换了八任市长，百姓怨声载道，体制内的大都非常不满。明明是中共某些部门违反地方组织法，可是十二年来，人大代表们无不全票通过新市长的任命。由此一例不难看出，这些所谓人大代表，其实就是“党大代表”。

河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附后）很能说明问题，里面有两个百分之七十：一是中共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二是体制内官员占百分之七十。其余的百分之三十要么是借权势发财的富商，要么是没什么文化的劳模。如此人员构成的“党大代表”们怎么可能反映公众利益？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各级人大代表尽管数以百万计，但是几乎所有当选者无不唯党组织之命是从。在各级人代会上，“党大代表”们循规蹈矩地充当“三手”代表（见面握手，听报告拍手，见了名单举手），极少看到他们为民众争取权利，更不要说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批评监督了。

再把话说回来，党如果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始终做到了“三个代表”，老百姓落得省心，大家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远比参与政治有意思多了。问题在于，你当了甩手掌柜，伙计就要兴风作浪。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垄断政治舞台，在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也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这类人为灾难共产党自己已经基本或彻底否定，咱们就不多说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在许多方面如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南辕北辙。腐败升级、环境及治安恶化、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如此乱局，与执政党制定政策、落实政策不能充分反映公众利益和愿望有直接关系。以公款大吃大喝现象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个人掏钱吃工作餐，后来四菜一汤免费，现在则是成千上万元一桌白吃白喝。老百姓早在三十年前就强烈要求官方公布招待费开支情况，然而时至今日，官方没有任何回应。

公款吃喝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纳税人交的血汗钱，本应由政府为公益事业开支，却满足了官员的口腹之欲，对此民众深恶痛绝。然而几十年过去，这么一个小小问题不但解决不了，反而愈演愈烈。由当年的一百多亿元，猛增到近三千亿元。这足以证明，执政者和“党大代表”们并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所谓党只是一部分人，结成党的人往往要实现和保证自己那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两回事。同理，“党大”代表也不可能成为民众利益代表。

人大作为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能充当橡皮图章：党决定人大代表人选，党又决定官员候选人。党让人大代表确保党委指定的官员当选，由这些官员保证落实执政党的利益，同时又要人大代表放弃这些官员进行监督（如果有谁不识相公然监督，就难成为下届代表。有河南省姚秀荣、湖北潜江的姚立法为证）。所以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什么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党大”代表。

所谓民主政治无非是不同利益的代表者协商解决问题，以推进社会发展。各界代表能够充分表达意愿，社会才可能进步，这也是民主国度不会出现政治领袖制造人为灾难的原因。反之，不给不同利益代表者在政治舞台表明态度的机会，正是中国大陆人为灾难不断发生的根源。

文革结束后，中共领导人都认识到毛泽东无法无天会殃及每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因而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但是，中共领导有意回避了依治治国的根本前提——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不能落实，公民政治权利没有保障，法律只能成为权势的附庸。多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猛增，众多大法官成为阶下囚，长此以往，东欧诸国剧变就是前车之鉴。

党大了，民众必然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没人会关心或听取民众意愿。民众失去了政治权利，党和党的领袖就会无所顾忌的玩弄宪法和法律，各种灾难必然接踵而至。

一边倒的政治必然是灾难政治，百家争鸣的政治才是健康和谐政治。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认真解决“党大代表”问题，使他们早日成为真正的选民代表。

附：河北省出席十届人大全国人大代表全名单共120名代表

　　 王秀珍 (女)、衡水市人大副主任
　　　　王恒勤（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党委书记）
　　　　王君清 、邯郸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王昆山 、保定市市长
　　　　王福强 、企业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
　　　　王亚洲（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
　　　　石广生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
　　　　马英林（河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 神甫）
　　　　龙庄伟 (苗族)、河北省副省长
　　　　白克明 、河北省委书记 人大常委主任
　　　　白俊杰 、张家口市林业局局长
　　　　冯文海 河北省委副书记
　　　　成思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曲修霞 (女)、唐山市环境检测中心站站长
　　　　刘希光 、张家口市桥西区民政局长
　　　　李光震 、邯郸人大副主任
　　　　李寿龄 、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省农工党副主委
　　　　李蕴祺 、河北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显国 、河北省廊坊市长
　　　　佟卫东 (满族)、保定电业局局长
　　　　佟淑芸 (女，满族)、第四届廊坊市人大副主任
　　　　沈小平 、河北省发改委主任
　　　　张力 、河北省邯郸市市长
　　　　张成起 、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张和 、唐山市委书记
　　　　张洪义 、河北省邢台市市长 < BR>　　　　陈小兵 (女)、石家庄市侨联副主席
　　　　尚金锁 、河北柏乡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
　　　　季允石 、河北省省长
　　　　郎国平 、石家庄铁路分局局长
　　　　赵殿轩 、九三学社河北省衡水市委主委
　　　　胡光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俞定海 、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
　　　　袁妙枝 (女)、河北省张北县张北镇林业助理
　　　　贾体新 (女)、保定市副市长
　　　　高金浩 、张家口市市长
　　　　郭华 、河北沧州市市长
　　　　郭庚茂 、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菅瑞亭 、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市长
　　　　韩生雨、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韩青梅 (女，回族)、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县长
　　　　韩荣华 (女)、邯郸侨联主席
　　　　韩葆珍 河北省人大副主任、省工商联会长
　　　　景春华 、承德市市长
　　　　窦树华 、唐山市副市长
　　　　臧胜业 石家庄市长
　　　　廖波 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
　　　　冀纯堂 衡水市长
　　　　于英太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么志义 （唐山三友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王天义（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自修（河北雪驰集团董事长）
　　　　王金忠 、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王建军 、河北宣工集团董事长
　　　　王树柏 、河北宝丰线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保林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超 、河北宏润新型面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卢瑞刚 、河北张家口卷烟厂厂长
　　　　邢荣利 、河北衡水远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邢登华 、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刘如军 、邯钢董事长河北省冶金协会会长
　　　　刘明忠 、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长庚 、河北恒利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宝元 河北建设集团董事长
　　　　李振江 、石家庄神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晓恩 、河北药都集团董事长
　　　　杨中 、开滦集团董事长
　　　　吴振山 、河北天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邹晓珊 (女)、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汪利娟 (女，满族)、河北保定依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现国 、河北华龙面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周山 、河北省宝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宝诚 、河北唐山开元企业集团董事长
　　　　贺国英 、河北省肃宁华斯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袁大炳 、河北源兴电力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世臻、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耿建明 、河北荣盛集团董事长
　　　　晋心翠 (女)、河北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徐骁力 、河北胖龙温室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宝华、 河北春风银星胶辊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集团公司总经理
　　　　常玉珍 (女)、唐山市路南常记商场 总经理
　　　　董培城、 河北省广平县宇康农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玉臣 、邯郸市阳光百货集团总经理
　　　　解仁义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蔡东晨 石家庄制药集团董事长
　　　　魏志民 河北裕丰实业公司京安分公司总经理
　　　　申桂茹 (女)、邢机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志祥 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河北省工商联副主席
　　　　武四海 (回族)河北北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周振德 、河北沧州化工实业（集团）公司总裁
　　　　靳保芳 、河北省宁晋县电力局局长、 松宫半导体公司总经理
　　　　刘金鱼 (女)、河北省涉县西戍镇党委委员、村党支部书记
　　　　郭文香 (女)、河北省秦皇岛市郭文香旅馆老板 村民 个体老板
　　　　郭成志、 邢台县人大副主任、前南峪村党支部书记 村干部
　　　　王菊（2001年是保定市县街小学副校长，现在资料没查到）
　　　　孙大业 、河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严金虎 、河北师范大学教教授
　　　　李兵 (女)、全国优秀教师
　　　　肖玉田 、承德画院院长
　　　　何文杰 、在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何香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知学 河北大学教授
　　 李萍（女）、张家口市青年晋剧团演员
　　 赵军、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丛斌、病生学博士现任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
　　 刘大群、河北农业大学校长
　　 刘作田、河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德馨（女）、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何兴身、承德日报社，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俊玲（女）、唐山市评剧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张维业、武警河北省总队总队长，武警少将
　　 陈丙珍（女）、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
　　 陈秀丽（女）、沧州市新华区文教局教研室，全国优秀教师
　　 邵喜珍（女）、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中学校长
　　 金宝龙（回族）、河北省河间市教师进修师范学校教导处主任
　　 信春鹰（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袁行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淑梅（女）、石家庄市评剧一团副团长
　　 郭淑芹（女）、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
　　 康庆德、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谭秀玲（女）、邯郸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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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很多人都在哭穷。北大新闻学院兼职副教授周忆平（即著名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在北大的工资单，他的月工资为四千七百八十六元。阿忆抱怨说，这点工资少得可怜。

其实，这份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大学中同级别的教师的收入。北大毕竟是政府重点扶植的“最高学府”，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门面，北大有充裕的教育经费。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闻学院，教师待遇更是高出平均水平。阿忆自己也承认，有些“开源”能力比较弱的系科的正教授，也拿不到此数目的工资。

阿忆在北大仅仅是兼职，每周也就两个课时而已。他每天都在天上飞来飞去，穿梭于各地电视台的演播室里。阿忆究竟花多少的时间在北大的教学工作上，只有他的学生知道。这年头，即便是大学里那些全职的教师，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巴心巴肝地对待学生，更何况只是兼职的阿忆呢？这年头，也没有多少学生对他们的教授肃然起敬，教授们争先恐后地往钱眼里钻，或争博士点，或拿项目，或到校外兼课，“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照我看来，阿忆在北大的工资并不低。但阿忆本人却对自己的工资深表不满，因为他有一个迥然不同的参照系。在素有“黄金行业”之称的电视界，过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对这点收入根本不屑一顾。据阿忆说，他在电视台任职，月收入至少可以达到八万元以上，他在北京购买的豪宅亦价值数百万，开的是豪华的别克轿车。北大的这点工资，连养车都不够，哪里能让他维持如此高标准的生活方式呢？

阿忆的哭穷，迅速得到若干北大著名教授的共鸣。某些北大教授正在蜕变成这个时代最无耻的人。在这些名动天下的教授当中，有歌颂皇权鄙视民主的海归博士，有受宠若惊出席北韩使馆招待会的金家王朝的粉丝，有说官僚越腐败则经济越有活力的经济学家。北大已经由一所“常为新的、与黑暗势力作战”的大学，沦为官与商的帮凶和帮忙。北大像血吸虫一样贪得无厌地耗费着巨额的民脂民膏，却不曾想过自己应当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为深陷于苦难中的同胞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昔日，我曾经为北大人的身份而感到骄傲；今天，我却为此而感到深深的耻辱。

就在“北大教授哭穷”成为网民和媒体争议的话题的时候，我却看到另外一则关于一位小学教师的新闻。

刘念友，重庆市开县北斗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开县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北斗村是开县郭家镇北斗地区最偏远、最贫穷的山区，北斗村小学距北斗中心校步行需两个多小时。在当地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背了时都莫到北斗去。”刘念友却主动申请到这个“鸟都不屙屎的地方”去任教。整个学校就他一名教职工，要教一个三年级的所有学科，十七名山里娃。

这份工作未必比阿忆在北大的工作简单。开学第一天，刘念友的心就被孩子们深深震撼了。“本以为开学这天，娃儿再穷也要穿得光光鲜鲜的，可他们一个个都像叫花儿。几乎所有孩子都穿着极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是用其他布料接成几截，有的能明显看出是大人的。大多数没有文具盒、文具，有的只带二十块钱来交学费。”刘念友当即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二百多元，帮几个学生交清学费。当天放学后，他又匆匆赶回家，从家里仅存的三百多元中拿出一百五十元，为几个贫困生买文具、买衣服。“总不能眼看自己的学生因为没钱而辍学吧！”

刘念友在北斗村小学全职工作的年收入，还比不上阿忆先生在北大兼职工作的月收入。谁更穷呢？阿忆教授在网络上高调哭穷，刘念友却如春雨润物默默无声。有人说，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之间，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学识不同，精英与大众也许就应该有这样大的差异。北大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不就说过——如果北大教授个个都有了别墅和豪华轿车，中国就实现了现代化吗？至于刘念友们的命运，那些高傲的教授们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

在一对儿女的眼中，刘念友是一个狠心的爸爸。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父亲并未给他们准备充足的学费。两个孩子在学校里连吃饱饭的钱都没有，只好在学校的食堂里打工，才换取到可以果腹的食物。 但是，在刘念友教书的班上，在他的学生们眼中，刘老师却是一位“很有钱”的老师。刘老师经常帮助那些家中十分贫穷、缴纳不起学费的孩子，甚至连很多孩子的生活费以及生病了买药的钱，都是由刘老师支付的。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从教二十八年，刘念友每年都在资助自己班上的贫困学生，他的班上从来都没有因为钱而辍学的学生。以他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可能承担这一笔又一笔的费用。那么，刘老师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久而久之，学校里的同事和家人们发现，刘念友在周末和寒暑假经常“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上哪里去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北斗村中心校校长发现，刘念友的耳朵背后全是黑色的煤污。经过一番盘问，他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刘念友便到附近的煤矿下井挖煤，靠挖煤换来的钱资助班上的学生。

后来，一位记者跟随刘念友下井，他这样描写刘念友一天的挖煤生涯：“清晨七时，开县郭家镇麒龙煤矿主井。天还没亮，四十八岁的刘念友便和工友一道背着电瓶、顶着矿灯，行进在狭长的主井甬道中。头顶不断淌下的水滴很快将衣服淋湿，空气也越来越差，鼓风机巨大的轰鸣声在井下回响。二十多分钟后，他们来到距洞口一千五百米处的东大巷掘井口。掘井口空间矮，要猫着身子才能活动，地上堆满先前凿下的原煤，被水泡得黝亮，潮湿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原煤气味和汗味。在昏暗的矿灯照射下，刘念友麻利地躺在地上，娴熟地用凿子凿着头顶上方的煤层。煤块松动，煤碴掉在净是汗水的脸上，他用手抹了一把，再凿。二十分钟左右，他就地休息两分钟，继续。”

这样的高强度劳动，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能够承受的。我建议阿忆教授去亲身体验体验，他就知道自己仅仅靠嘴皮子吃饭实在是太容易了。刘念友却这样干了一年又一年。与刘念友一起下井挖煤的农民工，都很佩服刘老师的吃苦精神，同时他们也感到十分困惑：“既然他是个老师，是个文化人，有固定的收入，为什么还要来井下受这份罪，挣这点钱用命来换的钱呢？”然而，正是靠着这笔用生命换来的钱，刘老师才让所有的学生都完成了所谓的“义务教育”。

刘念友从来没有哭穷，即便他大声哭穷，也不会像名人阿忆教授那样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刘念友一边在暗无天日、危险重重的井下挖煤，一边在课堂上告诉学生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阿忆教授却在心安理得地哭穷，因为他傲慢地认为自己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不该只有这么少的工资，尽管北大副教授的职务只是他的一份兼职，他在电视台的那些肥缺并没有统统辞去。

富人总是感到不足和不满，穷人却自己动手改变现状。刘念友便是鲁迅说称赞的“埋头苦干的人”和“拼命硬干的人”。我不知道阿忆在面对刘念友的时候会怎样。想来，这位巧舌如簧的电视人，在公众面前会虚情假意地赞赏刘念友一番，然后又在背后说，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阿忆说出了许多北大教授的心声，他们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分配到更多的利益。北大人已经不再为弱势群体而呐喊，他们只为自己的私利而呼吁。北大不幸地变成了自私自利者的天堂。一群自私的老师，将一群全国最聪明的学生，教育成了新一代最自私的“精英”。这些年来，北大不断伸手向社会“要”，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以文化和科学的创造以及对公平和正义的捍卫来反馈社会。

北大教授阿忆和小学教师刘念友，一个人高居金字塔的顶端，一个人匍匐在金字塔的底部。然而，在我看来，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不是像周忆平这样学识渊博、口吐莲花、食有鱼出有车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像刘念友这样默默无闻、春蚕吐丝、肩起黑暗的闸门的普通公民。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

首发民主中国

 

中国新农村建设现在很时兴，但应该说它并不是个新生事物，因为早在十年前中国就有新农村建设的范例，并且有许多官员因此业绩而累积起上蹿的台阶，赢得提升的机会。然而中国新农村建设究竟是怎么回事？对此局外人固然多是雾里看花，难明就里，连身处其中的农村人竟也是云里雾里地说不清楚。这就不禁让人疑问：中国新农村建设究竟是为谁而建设？又是谁在建设？

可以说我是个典型的农民之子，不仅祖上能数得出的多代皆是农民，三亲六眷也都是在土地上谋生，而且我自己也一直以家中尚有一亩三分地为心灵的最后依靠，面对社会的各种风浪，随时准备回家种地，成了我最后的精神港湾，所以对农村我有割舍不断的情丝，那份牵挂与关心是自始至终的。于此，多年来我对农村的些许变化都记挂于心，对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就自信有份见证。在此本文当然不指望能全部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只是就自己一些亲身所见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记录下来，贡献给大家，以期为有心了解新农村建设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

一、未必需要政府的新农村建设

1998年底，我有幸陪前中宣部部长、中国村社促进会会长朱厚泽先生到桂林考察，桂林地方政府的领导带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根据中国官场的扬善避恶特点，我可以肯定那是桂林地方政府最引以为骄傲的、自信能捧出供人学习赞赏的农村建设政绩工程。

当天上午我们到了兴安县境内的一个坡上村，该地位于桂林北部地区兴安、全州、灌阳一线进入桂林的必经通道上，古时这里是个南北往来的商旅驻足歇息之地，如今离湘桂铁路与高速公路均不远。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这里历史上就是以商业服务业闻名远近，因而商品经济意识根深蒂固。中共建政后到改革开放前,这里在极其严酷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刀下，依然顽强地生长着一些冒死外出“投机倒把”者，因此当地成为那个岁月中政治攻坚的堡垒。后来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时，这里就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急先锋，很快涌现一批富裕的先进份子，成为远近致富的领军之地。在这种全村经商蔚然成风的情况下，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村中积淀了较厚的财力，于是建房修路，甚至修坟立碑在村中风起。当地政府看到这种现象就主动参与，请缨承担村中规划，利用政府资
源优势，要求村民统一按照政府提供的图纸来建设。这样几年建设后，该村就成为远近有名的新农村了。

当我们一行进入这个村时，村边一棵大树下坐着一群打牌下棋的人，当然旁边还围着一群指指点点的干着急的看客，更远处的路边坐着三三两两做针线活的妇女。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中国文学作品中所常描述的那种农民见到城里人，或当官者的惊奇，相反一种熟视无睹般的漠然引起了我几份惊奇。

那村庄的确建得不错，一色的占地约一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整齐地沿村中主路两边排开；楼与楼之间的距离是等同的，可以供两辆小车交错而过；墙面都贴着乳白色的磁砖，窗户装着铝合金；楼上都是琉璃瓦，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光辉。我想这样的农村就是在城里相对于那些高楼大厦也毫不逊色，并且看起来有几份象富人聚居的别墅区。这作为新农村的典范，其对农民的诱惑性自然巨大。如果这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那景观当然动人。不过这个新农村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它能否成为中国社会农村的常态？当时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好在我就是桂林人，跟当地农民沟通没有任何语言与风俗的隔膜。于是我就近在路边找了个闲坐着晒太阳的老人问了下。

“老伯，你好啊！请问这个村哪来这么多钱盖楼房呢？村中有什么产业吗？”只听老伯悠然地说：“村中有个屁产业！靠农民种地怎么能盖起楼?还不是大家到外面去打工、做生意赚的钱。村里很早就有人到外地包工，慢慢将村中能劳动的都带出去做工了，当然还有些早年在外地做生意的也挣了钱。”

我接着问：“那当地政府给你们什么帮助、引导了吗？”。只见那老伯向远处看看，慢声应道：“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图纸，规划了村中的建设，据说收钱比市面优惠了些。还有村民若不按规划设计来建，他们就跑来罚款。现在村子建好了，当地政府就常领着人来看。他们就做了这些。”

因我不敢离队太远，害怕到时大家等我，就匆匆告别了那老伯追赶一同来的人群去了。但一路上我在思考：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政府究竟有多大的作用？除了那老伯说的出图纸，要求统一样式，然后就是收费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政府最大的作用就是统一建楼的样式，这在村中建设美观上的确有它的作用，但新农村建设显然不仅仅是个美观问题，农民经济发展、财力增加，应该是更根本的问题，但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似乎没有政府作用的影子，那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政府又怎么能作为自己的政绩呢？

二、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

也是在参观兴安坡上村的当天，我们还去了兴安县的一个水库移民村，那也是当地县干部推荐的新农村示范点。该村估计离坡上村有二十几里路，但这个村距主要公路有一段路程，并且通往村中的路也不太好走。这个移民村座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房屋都是依山而建，村中的路还没有修好。我们在村外坡下一块空地上下车，沿着山坡步行进村。沿途看到一座座没有盖完工的占地在六七十平方米的两层小楼，这些楼大多只建了主体结构，一些门窗都没有安装。村中除了少数几栋楼房做了粗装修外，大多数楼就是处在红砖裸露、门窗洞开的境况。因此整个村庄初看上去很象是个正在施工的工地，然而细看会发现那些没有装修的房子中大多已经住上了人家，并且从村中道路及房屋的外观来看，工程应该在一两年前就停工了。这样个村庄，远看是青一色的、竣工在即的楼房，展示着一幅让人憧憬的未来景象。但进入村中的景象，使人一看便知其中有些问题。果然，紧接着出现的一些村民的表现，马上印证了我的疑虑。

由于我们一行有十几人，有几辆车，并且县里的领导也在其中，这对离主要公路较远的农村来说肯定是件让人注目的事。于是在我们下车进村的同时，一批村民就陆续沿途聚集了起来，从他们的举止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更不是前来欢迎我们的，因为其中几个村民就站在路边用足以让我们听到的声音说着：“我们本来不愿意盖房的，政府一定要我们盖，将我们的移民补助款扣着不发，只有按他们要求盖房的人，才能得到移民款换成的建筑材料，这不是强迫我们盖房吗？就是这样，盖房钱不够的时候，干部又动员我们贷款。我们这些移民贷了款后拿什么来还？现在房子砌成这样，移民补偿款没了，还欠银行的钱，房子又没法完工。弄得我们上不得，也下不得，我们现在怎么办吧？这都是你们政府弄的，逼我们到绝路啊！”……

听着村民自语式的诉说，我明白村民是想借有人来参观诉诉委屈。好在他们都是用当地话在说，那些干部大概以为来的客人都听不懂，也就硬着头皮陪客人在村中走了一圈。当我们离开村子时，村民还远远站在村口大声说着被逼盖房的困苦。因为我就是桂林人，对这种乡音实在是听得太懂了！伴着这些移民的诉说，我的心在往下沉。很显然这个村是当地政府一手主导下，借移民搬迁之机而建起的所谓新农村。这个村新倒是新的，只是这种新对这些农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个新农村的建设都不能以这个新农村中农民的自愿与满意为目的，那么这个新农村又是在为谁建设呢？这个新农村的目的又何在呢？

桂林之行所看到的两个新农村，给我不少触动。我想以见多识广且充满睿智的朱老肯定早从中看出了问题，记得朱老在离开桂林时曾不无感慨地说了一句：“美景很多”。当时我脑中马上浮出“问题不少”的对句，但话到了嘴边，我感觉不便说，于是强行咽了回去。过了一会，朱老又自语般地说“问题不少啊！”从这简短的话语中，我深深感到朱老内心深处的忧虑。

三、路边展示的新农村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桂林市到全州县的咸水镇境内的湘桂主要公路边，就建起了一个新农村。该村共有十几座两层的楼房，建筑样式完全一样，一看就知是用的同一张图纸建造。每座楼房占地面积大约是七八十平方米，每层有两居室，楼顶可以凉晒东西。坐车从公路上远远看去，那依山面水的楼房实在很漂亮，对祖祖辈辈住阴暗潮湿瓦屋的农民来说，这楼房绝对富有诱惑，因为它不仅宽敞明亮，干燥通风，而且便于晒谷凉衣。若排除经济承受力的因素，让农民选择，他们肯定毫不犹豫选择楼房。所以对用楼房代替瓦屋的新农村建设，好坏优劣上无须去讨论，楼房肯定胜过瓦房。问题就在于今日中国农民是否普遍具有了这种享受住楼房的经济承受力？

到县城后，我曾跟在县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谈起这个情况，问他们那个农村怎么会建成那样？钱从哪里来？是村民自愿还是政府动员？有个了解情况的同学跟我说那都是当地镇政府的业绩。那个村也就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普通农村，既无什么特色产业，也没有什么地域优势。但镇政府为了树起一个典型来就动员村民迁至公路附近，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提供给村民建房用地审批的优惠，还通过一些途径从上面拨得一部分援助款，建房基本上就是个人拿主要部分，政府援助一部分，若还不够的，当地政府就出面帮他再贷部分款，这样政府的确是出了力，农民从建房上也的确受了些益。政府的要求就是按它的图纸与规划来建房。这对于那些需要建房并且有一定资金的村民来说政府这种

优惠与资助的确有用，是能得到村民真诚的欢迎的。然而此中的问题是并非每个村民都能有这个盖房的部分资金，对于那些没有所需盖房的部分资金的村民，他们往往是家里劳力不足、生财无路、或者急需用钱的人。这些人虽然也一样面临瓦房变楼房的需要，但他们往往更急需钱维持生活，或送子女上学，或给人治病，或改善经营生产，总之他们用钱解决别的困难比用钱改善住房更急迫！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一定的利益诱导，使他们在半自愿情况下（即加入建设，眼前的确能受点利，而不加入建设，担心以后又没有了机会。因为那些干部本来就是这样动员的。）卷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将原本紧张的血汗钱用于了房屋建设上，有的甚至因此而背上了债务。这个村如果仅仅从住房改善上来说，那确实提高了一大步，然而毕竟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住房，尤其如一些家庭面临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生产投入等等问题的，住房改善就更是需要中的次要了。如果因为住房的单方面改善而导致其它方面的紧迫，甚至中断，这显然会给村民带来严重的困难。如此住房的改善而导致其它发展受影响的新农村建设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新农村！我不禁要问一个单方面住房改善而可能引起其它困苦甚至灾难的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发展有什么益处呢？

事实上因新农村建设而引起其它困难的事绝不是个假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就的确出现过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盖了房却没法进去住的情况，因为盖房而面临要还债，也因为暂时还不起债而只好不去住那房。如此新农村建设除了增加了人的负担又还有什么作用呢？

四、这种新农村有什么示范作用？

最近我因事回到家乡，顺便调查了一个叫画潭村的贫困乡新农村示范点。这个村是整个县最贫困乡中的一个贫困山村，荒山是村里的主要面积，人均田地不到两亩，并且十年九旱。村中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人口少，全村十来户人家，总人数就六七十口人。正是这个条件让乡政府选中它作为新农村示范点。乡政府要求那个村每户拿出三万七千元钱来，政府统一给村民规划建房用地，提供建房图纸，建房不足的钱由政府补助，但劳力由村民自己提供。那个村所建的楼房都是两层，每层一套两房一厅，占地面积七十多平米。这样的一栋楼在当地盖，若不算劳力钱，材料钱大概在四万元左右。由于政府直接出面，简化了建房办证手续，同时也提供了几千元的建筑材料补助，因而对村民具有一定吸引力。尽管如此，在贫穷的山村要拿出三万多元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村民如果不参加这次统一建设，那今后要建可能批地办手续就会很困难，并且材料运输上也没有政府统一安排的方便。于是村民一方面在一定利益的引导下，一方面在当地干部的动员下，就加入到这场新农村建设中，但全村一半多家庭都到亲戚们那里借些钱来，以完成这项住房改造的运动。经过一年努力，全村的确焕然一新了，昔日的瓦房全变成了两层的楼房。一个原本贫困的山村，终于在住房上追赶出了现代的色彩。

然而当村民搬进新楼房不久后，在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新房的喜悦时，那种债务的压力就让他们无法为这种新农村建设而欢欣。他们不得不穷尽计虑与劳力地去挣钱，以期尽快还清债务。然而对于一个祖辈努力都不能改变贫困的山村，村民怎么能一时就找到发财之路？于是能外出打工的就长年累月地奔波于外，在没有挣到还清债务的钱时，就是春节也只好不回来了，而那些不能外出打工的人，则在原本紧张的日常开支中更进一步地节衣缩食，这样全村就出现了住着现代房子却过着古代灾荒年月生活的怪异情况。久而久之，村民住新房的喜悦竟然被生活困顿带来的怨气所取代。

面对这么个贫困山村所建起的新农村示范点，我实在理解不到它示范的意义。我曾非常诚恳地问过家乡的村民：“你们觉得那个村有示范作用吗？你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呢？”村民直白的回答：“那不是给我们示范的，那是给上面领导来检查的。那个村就算全部是国家拨款，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示范作用，因为国家不可能村村都拨款建的。只是因为那个村太小了，当地政府只要很少的投入就可以建起来，所以政府才拿它来示范，而那些大的村，政府是不可能投入去建什么新农村的。因此我们根本不想，也从来不指望能得到这种改善。”

农民如此看待的一个新农村示范点究竟还有什么示范意义可言呢？当然这种没有示范性，不仅表现在政府在建设之初就决定了不可能去推广，而且它除了建设几座新楼就没有任何新可言，也就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学习仿照的内容。如果真要从中学点什么，恐怕那楼房的建筑式样就是唯一可以模仿参照的东西了。如此的新农村实在贫乏得可怜，又怎么能带给村民示范呢？

五、问题与出路

从我所亲见的中国新农村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村民主导下的新农村。这种新农村是村民根据自身条件走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之路，通过多年努力积累起财富，顺理成章地达成村民住房改造，实现新农村建设的自然提升。兴安的坡上村就是这种类型，还有沿海，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新农村多是如此。在这种新农村中，住房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附带产品。这种新农村是以产业发展为前提，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以住房改善为整体生活改善的部分内容。这种新农村建设有深厚的经济持续发展作支撑，因而是长远而稳定的。而这种新农村通常也是与政府没有太大关系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政府的不干预是造就他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不是相反。可见这种新农村多是经济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政府不干预是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二是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这种新农村通常就是当地政府领导为了政绩的需要，人为地利用一些建设项目，通过一定的利益诱导与行政强迫，促使村民加入新农村建设的洪流，穷尽农民的财力与物力，营造出一种房屋建设的新农村样式。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内地普遍新农村建设的状况，以上所言兴安的移民村、全州咸水与画潭的新农村就是这种典型。应该说村民主导下的新农村是一种健康的新农村，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光明未来，然而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则是病态的、畸形的一种新农村，是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的、是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因而是必须警惕的。

从目前中国内地普遍出现的新农村建设来看，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成为了主流，而这种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反映出如下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其一是颠倒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迷失了新农村建设的宗旨。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应该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基于这种目的就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他们的所需、所愿与所能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而政府只能根据这种需要来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来辅助农民实现愿望。然而现实中所反映出的新农村却常常是政府官员的需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动因，政府官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他们为了创政绩而不计现实条件许可，秉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蛮干信条，人为地造出了一些新农村。这种完全颠倒了主客关系的新农村建设是违背新农村建设的宗旨的。

其二是只追求外在形式，忽视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内涵。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有物资生活条件的改善内容，也有精神生活条件丰富的内涵，同时还有农村社会关系建设的需要，所以那种将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住房改造显然是歪曲的，是只看到一方面形式而忽视了丰富内容的，是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错误的。这种将新农村建设阉割成住房建设的行径，除了显示着中国地方基层官僚的素质外，更显示出体制性痼疾–为民作主、唯上自从、形式主义、权力至上等等。

其三是舍弃新农村建设的路径开拓，急功近利、揠苗助长。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一步步从物资与精神上的积累。应该说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特色产业的形成是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支柱；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公民和平相处、互爱互利、平等协商、自治自有、自尊自享意识的生根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保障；同时农村与世界主流文明相应的现代组织关系的建立也是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无论经济，还是精神，以及组织建设都决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那些指望盖几座楼就建成新农村的想法是极权体制下官僚短视与急功近利的必然表现。

其四上畸形、单调、超前的新农村建设，势必挫败农村整体的发展。中国权力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是一种为建设而建设的面子工程，这种新农村建设，在权力的诱迫下农民常常耗尽钱财，甚至因此影响到孩子上学、家人看病等等。在农民没有整体保障与稳定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只注重眼前住房改善，不计具体村民家庭状况，一味只求整齐划一、追求现代、超前的美观建设，这在行动上，是典型的极权政体好大喜功的一刀切；在工作作风上，是典型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在指导思想上，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因此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一场雷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共产风。它不仅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改观，而且还将在一种畸形住房建设的消费中，耗尽农村的财力物力，影响到其它（如教育与医疗）的发展，最后除了帮助政府拉动内需与增大GDP，别的作用就很难找到，甚至还将遗害农村今后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中国今天的新农村建设！

从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健康新农村建设的路子：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村建设必须遵从广大农民的愿望，立足于实现农民的需要，以传统产业调整与现代产业培植为经济基础，以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为精神依托，以现代文明社会组织形式为社会保障，实现全方位、整体性地协调发展，这是中国新农村建设走出困境的路径。最后，让我们本着对民族负责的精神，赶紧喝止那种畸形、病态、单一住房改造的新农村建设，而开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健康的新农村建设里程吧！

2007年2月

首发民主中国

 

某个政府部门与中央电视台合办专业的春节文艺晚会，除了公安部以外，尚无第二家。此举足见公安部在中国的地位之特殊，称其为“中国第一部”绝不夸张。与这个“中国第一部”的特殊地位相对应，关心中国政情的民间人士可以随手抄录一大串公安系统的黑腐案件清单。换言之，在国家权利机关中，公安系统的犯罪率与案件恶性程度是最高的。看一下2006年末与2007年初官方媒体公布的两大涉黑案，就可见一斑：

其一，湖南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某作为“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竟然是黑社会的头头，该王把看守所和拘留所称为“两宾馆”，随时抓人并投进“两宾馆”。案发后，新华网发文称“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成了一些人随心所欲、牟取私利、向人民滥施淫威的工具”，云云。

其二，江西省原公安厅副厅长（后调新闻出版局任正职）许某为黑社会服务，收受巨额贿赂以供其情人享用。案发后，新华网发文称：该许另有非登记枪支6枝私存于办公室和家中及两朋友处，还涉及为重要通缉犯报信等重大违法行为，云云。

再回看近几年来公安局系统正职犯罪的情况也足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也不得不对新华网的“马后课”表示认可——“黑白合流”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在公安部门表现尤为突出。以下即为“公安系正职犯罪不完全统计名单”：1.贵州省厅长郭某，2.湖北孝感市局长廖某，3.江苏南昌市局长曾某，4.湖南益阳市局长齐某，5.辽宁阜新市局长白某，6.广东惠州市局长洪某…。在这种系统权力败坏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公安部还是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搞全面的正面宣传而不是自我反省。

央视与公安部合办专业晚会至今整整20年，这20年的专项经费从何而来，外界仍无从知晓。也没哪个媒体触及这个“重大的国家机密”，记者的利嘴也就不再长在头上而是被座在了屁股下面了！

公众虽然无法知晓这么一个腐败的系统连续搞如此声势浩大的晚会，其专项资金是哪里来的，但是有一部分至少可以说是“罚来的”，因为到2006年底国家才在《公安机关组织条例》中正式表示：今后将所有罚款全部上交财政，不再沿续以罚养警的路子。这个条例实际上也表明了另外一种情况的存在：在公安系统从基层取得罚款收入到逐级按比例地上交，再集中到公安部使用，应当有一部分是用在奢华而无用的专业春节文艺晚会上。

公安系统罚款之不择手段是为社会所痛诋的事实，无须赘述，并且官办媒体也时不时地有所报道。现在，20次春晚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用至少是相当一部分滥罚（即伤人尊严与权利）来的钱来搞什么“警民大和谐”，实在是太过份了。这既是不想自我反省，又是为自己遮丑的行为。不进行自我反省，还谈什么“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吗？如果中国公安系统真地有心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那么以下两项就成为必选其一的抉择：其一，以后就别办这样的晚会了；其二，若继续办，先向人民道歉——为滥罚之过而说声“对不起”，同时公布半晚会专项资金的来源。

2007年2月21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291期

 

现年80高龄的高耀洁教授长期致力于防治艾滋病工作，她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10年前，高耀洁教授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教授揭开了中国河南艾滋病肆虐的惊人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2007年2月，再次获得国际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并应邀于3月份到华盛顿领奖。高耀洁教授原定乘坐2月4日下午3点左右的飞机从郑州前往北京，准备到美国大使馆办理赴美签证。

从郑州至北京仅有1小时航程，但直到2月4日傍晚19：00仍然没有她到达的消息，经北京方面志愿者核实高耀洁教授在郑州根本没有上飞机。直到晚上20：00方得知高耀洁教授早在2月1日就被河南政府派人非法拘禁在家中。据维权人士胡佳透露，河南省一位副省长（通常会是负责卫生工作的王菊梅）曾经到高耀洁教授家中，劝高教授不要赴美，并且告诉高教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也准备前往她家“沟通”，但被她严词拒绝。同时，高教授家门外和楼下出现大量警察，凡是前往高教授家中探望的朋友和志愿者，均被警方扣留、调查。

在高耀洁教授被河南当局非法拘禁后不久，中国民间人士创办的维权网便发表了《就高耀洁医生遭非法拘押的声明》，该声明对河南地方当局软禁高教授和剥夺她出国权利的做法表示了强烈抗议，并衷心希望河南地方当局能够秉承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还高教授以自由。就在高教授被软禁期间，河南地方的喉舌报纸《河南日报》刊登了题为“陈全国看望慰问专家学者：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一文，文中竟然厚颜无耻地捏造说：“高耀洁激动地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高教授在事后和曾金燕通电话时澄清了这一事实，表示当时只说了“谢谢，不好意思，你们一次一次地来”，其余皆为他自己编造，她根本就不会说这样阿谀奉承的话。

高耀洁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坚持为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奔走呼号，她的义举既为自己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又使得自己成为了河南地方当局的眼中钉，她多次出国领奖都因有关部门的阻挠而难以成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竟然能让河南当局有如临大敌之感，不能不说是出乎人之意料。此次领奖，高教授立场十分坚定，即使已经有不少人给她做思想工作，但她仍然坚持要去，对她的软禁使得这此赴美几乎没有可能。河南当局甚至一度切断高教授的电话线路，只有她承诺不去美国领奖才能恢复。在媒体高呼“和谐社会”和“依法治国”的今天，河南当局的做法无疑是在和中共最高层的精神背道而驰。现在正值奥运召开前期，河南当局的恶劣行径可以说又是在给中共抹黑，为中国政府树立负面形象。

事情终于峰回路转，高耀洁教授2月17日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16日晚间到她家，告诉她可以去华盛顿，甚至表示河南政府愿意帮她办赴美的手续，不过遭到她的拒绝。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官员曾自欺欺人地向美联社表示，河南省一直没有禁止高耀洁前往美国领奖，并说任何其它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高教授被禁止赴美又得以解禁，据称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了专门批示。

中国官场向来都是下级对上级惟命是从，在行政执法方面也是宁左不右，虽然中国的法律赋予了每个公民自由出境的权利，但诸如高教授这样关注底层百姓命运和敢于说真话的人士都无一幸免地被有关部门打入另册，并加以监视。在经历过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官场的保守派势力日益强大，自江泽民时代开始，每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侵犯人权事件就数不胜数。一些执法机关在地方党政干部的纵容下，肆无忌惮地充当着践踏人权的先锋，民众对此无不怨声载道、恨之入骨。高耀洁教授在从事防治艾滋病工作之初，一直遭到河南地方当局的骚扰，即使她在2003年走上了央视“感动中国”的领奖台，但她在河南当局的眼中依然是不伦不类的“刁民”。

在河南地方当局的权力威逼之下，高教授从来都没有表现出畏惧和屈服，她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心语采访时表示：“这个年纪我不怕死，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有自己的主意。”就在高教授即将起程之际，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和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一起，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酒店房间拜会了她，并与她会谈了90分钟。据胡佳透露，王陇德还希望能多从高教授那里获得基层真实的情况。

自从高教授揭开河南艾滋病泛滥的真实内幕，她便不得不忍受河南当局长达十几年且至今未能停止的骚扰，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对民间防艾人士人权的侵害不能不说是令人发指。据香港《动向》杂志报道，在陈良宇倒台以后，各省市的党政干部、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纷纷致电中央政治局、中纪委，要求派遣工作组进驻，解决本地区腐败滥权黑幕。这其中就包括河南省，有些人在反映情况时直接将现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视为陈良宇的同类。徐光春主政河南既无政绩又无廉耻。虽然保障和尊重人权是胡锦涛所力倡的“和谐社会”理念的应有之义，但徐光春治下的河南依然是侵犯人权的重灾区。不是因为克里顿夫人希拉里亲自给胡锦涛和吴仪写信，高教授赴美领奖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从胡佳所传出的两位卫生部官员和高教授的合影照来看，高教授在他们面前并未表现出受宠若惊之状，而是对他们不屑一顾，即使他们在卫生部位高权重。高教授面对照相机的神情自然而和蔼，而两位官员则显得很不自在，好像是做贼心虚。最为让人惊讶的是，一位官员竟然毫无愧色地翘起了二郎腿。这就是中国官员的一贯作风，在无权无势的民众面前，他们总是表现得高高在上、不可一世。高耀洁教授这些年的遭遇虽然主要是河南地方当局所致，但卫生部不可能全然不知，卫生部对河南当局非法行为的沉默其实就是对他们的默许，难怪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行我素。非常可笑的是，王陇德还希望能多从高教授那里获得基层真实的情况。从阻挠高教授赴美的情况看，卫生部对高教授的言行不知道有多么痛恨，他们此时此刻能说出这样开明的话完全是不要脸的作秀行为。

胡锦涛能够关心高耀洁教授一时，却无法关心她永远，在专制阴影的笼罩下，高教授今后的防艾路依然布满荆棘。(2007年2月24日)

首发议报第291期

 

Looking for courage in China

By DAVID O’ROURKE

ZENGCHENG, CHINA

THE 50-MILE road from Zengcheng to Guangzhou is lined with small stone or brick buildings that serve as both business and living quarters. Garbage is strewn about, and from my American viewpoint aboard a bus, the scenes reinforce the idea that the occupants live in abject poverty.
从增城到广州，50英里长的道路两旁满是石头或砖瓦结构的低矮建筑，商住彼此不分。我坐在车上，窗外垃圾满地。用美国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一场景，无疑又加深我认为这些居民还生活在赤贫之中看法。

Recently, as the bus came to a jolting halt to pick up a rider from such a building, I was bewildered by the contrast. A stunningly beautiful young woman in clean, bright clothes stepped aboard. We made eye contact. I smiled. She smiled back. Such is China – the unexpected waits around every turn.
然而不久之后，随着巴士陡然停止，一位拦车的乘客引起了我的注意。从路旁建筑中走出来的这位年轻女士，容貌惊艳夺目，衣着光鲜，拾级款款而上，这样的反差令我感到困惑不已。我们眼神相会，互致微笑。这就是中国——意外无处不在。

You cannot know what to expect, in part, because you will only hear the good from any Chinese national you ask. The ugly is ignored; the bad is tolerated.
你无法预料什么将会发生，一部分是因为你无论询问哪个中国人，听到的只会是美好的一面，丑陋被漠视，而丑恶被容忍。

I had never been outside North America until September 2006. That’s when I began a 10-month teaching contract in China. It’s a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for me to learn, explore, and experience this once-forbidden land. I teach oral English at a small colle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My assignment is to engage firstyear students in conversation. It’s not easy.
在2006年9月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北美。而如今，我却要在中国开始履行一份为期10月的授课合同。这对我来说，真是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可以让我了解、探索以及体验这片曾经的禁土。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小院校教口语，具体工作是通过会话与大一学生进行交流。但这并非易事。

Forbidden topics禁谈的话题
At times, both hands are figuratively tied behind my back. Political discussion is forbidden, as well as topics related to religion, or any subject that could vaguely be seen 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China.
我时常会觉得双手被束缚在背后。因为讨论政治是不允许的，同样还包括宗教，或一切可以含糊的视为与中国传统和习俗不一致的话题。

Customs I can learn, but which tradition? The new tradition of consumerism, which appears to be the driving force in daily life, or the ancient traditions of hospitality, respect for family, and polite reticence?
习俗我倒是可以去学习，但传统是指什么？是消费主义的新传统吗？这似乎是日常生活的推动力。还是指好客、家庭互敬以及儒雅含蓄的古老传统？

On my two-hour bus ride back from Guangzhou, cash and credit cards were stolen from my bag i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I was careless to place my bag there, and foolish to take a nap. I wondered how the thief could manage to carry out his crime without other passengers seeing.
在从广州返回的2小时车程中，我放在行李架上的提包中的现金和信用卡就被盗了。把提包就放在行李架上，是我不小心；在车上打盹，也是我愚蠢。但我只想知道，小偷是如何避开众人耳目而行窃得手的。

My Chinese colleagues were sure there were witnesses, but no one would report anything. The culture of silence is still dominant. Another Chinese colleague was robbed by knifepoint at a nearby gas station a week later, but she refused to report the crime.
我的中国同事认为，当时肯定有目击者，但没人会站出来告诉我任何事情。中国的沉默文化还是占据统治地位。例如就在加油站附近，我另一位中国同事被持刀抢劫了，但她拒绝报警。

Tolerating corrupt local leaders, censored Internet access, lack of legal recourse, denial of religious practice, and free speech are some communist-rooted traditions that remain unchanged amid the capitalists’ revolution. Just how much can a polite and reticent people withstand? That is the test for modern China.
纵容腐败的地方领导、网络管制、缺乏法律追索、否定宗教实践以及言论自由，这仍然是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而这些都没有在资本主义革命的狂潮中得到改变。现在的问题是，儒雅而沉默的中国人能对此容忍多少，这是对当代中国的一个考验。

Although policy won’t let me voice my disapproval of some parts of Chinese life, I am allowed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my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udents have asked my opinion of President Bush and the Iraq war. I answer (in English) honestly, and I receive praise for my honesty. It is not only my right to object to my government’s objectionable actions, I explain, but it is my duty. This point seems lost on them. Maybe it is their youth, but I fear it is the political culture that has raised a generation unwilling to object to anything.
尽管政策不允许我对部分中国生活发表不满，但还是允许我回答有关在美国生活的一些问题。我的学生曾问我对布什总统和伊拉克战争的看法。我如实的用英语作答，并且因我的诚恳而获得了赞扬。我解释道，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确反对政府这一令人反感的行动，也是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但他们对我第二个观点似乎反应冷淡。也许是他们还年轻，我担心这样的政治氛围会使他们都变得不愿反对任何事情。

Never before have I believed more firmly that the right to protest, to argue and disagree, and to vote is where America’s true power resides. Take that away and you have China, minus 1 billion “tolerant” people.
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向现在这样坚信，抗议、争论、争执以及投票权是美国真实力量的所在。如果没有了这些， 那美国也变成了中国，只是少了10亿“宽宏大量”的人民。

My students like the Americans they have met, but seem to have a low opinion of America in general. They believe it is a nation besieged by crime where there is no respect for marriage, family, or the lives of non-Americans.
我的学生对见过面的美国人很友善，但一般对美国却知之甚少。他们总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斥着犯罪的国度，美国人视婚姻为儿戏，家庭观念淡漠，而且对非美国人很不友好。

Most of their knowledge, however, has been gleaned from movies. If only Hollywood understood how its movies have influenced the opinions of so many, and not in a good way. But Hollywood did not ask to be the so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America for an entire nation.
当然，他们的很多认识来源于电影。看来要使他们改变认识，只要好莱坞明白他们的电影是如何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而且认识到这些电影并不是从一个很好的角度来展示美国即可。但好莱坞没有被要求成为反映整个美国的唯一信息来源。

Change is coming…变革在即
Maybe change is just over the horizon. Information is power. Can China’s government continue to censor all that is available online? Probably not, but the desire to learn the truth must come before the truth is learned. That desire must be born of frustration, discontent, and yes, intolerance.
也许改变已经悄然而至。信息就是力量，中国政府能够继续管制所有网络资源吗？也许不能吧，但是了解真相的渴望一定要先于真相的到来。而且这一渴望定能在沮丧、不满中开花。对，没错，不能沉默了。

In the few frank conversations I have had with a Chinese teacher, he admitted that China has many problems: overpopulation, crime, pollution, lack of freedom, poverty. I asked why it seems problems are ignored. “To preserve our sanity” was the reply.
我曾与一个中国教师简短而坦诚的交流，他也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人口过多、犯罪、污染、缺乏自由以及贫穷等等。而当我问他为何这些问题似乎都被忽视时，他回答道“明哲保身”。

In my time here I question why I tolerate China – the crowded buses, packed streets, vendors who see every Westerner as their next target. Then I go to class and see my students. Not unlike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they want to have fun, fit in, find love, and someday secure a worthwhile job and a prosperous life for their families. My efforts may help them reach those goals, I tell myself.
我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能够容忍中国——拥挤的公车、逼仄的街道以及把每一个西方人都当成目标的小商贩。而当我走向课堂面对学生，他们也都像美国学生，想得到的是娱乐、融入、寻找爱以及某天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为家人谋取富裕生活。我的努力应该能帮他们达成这些目标，我暗暗告诉自己。

Most of my students are the only child in the family. Only children aren’t known for handling adversity especially well, and there will be much adversity for them to handle when they graduate.
我的学生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而独生子女不懂得应对逆境，尤其是在顺境中面对困难。而当他们毕业时，将会有很多麻烦事需要自己去处理。

Because China’s leaders fear chaos,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ntrol and silence their citizens, even as China experiences profound change. But courage can’t be constrained forever. And everyday Chinese citizens will need extraordinary courage to speak out against injustices. It is in the world’s interest to watch and assist when that starts to happen.
由于中国领导人害怕出现动乱，他们还将持续控制其国民的思想，并让他们保持沉默，尽管中国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然而勇气不可能永远都受压抑。而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非凡的勇气去控诉一切不平。一旦开始了，全世界将会关注和推动事情的发展，因为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Thirty years ago, few could foresee China’s move to a free-market economy. What unexpected change is around the next turn? Beauty walked out from a garbage heap; maybe progress will emerge from the silence.
30年前，很少有谁能预测中国能加入自由市场经济体。那么下一个难以预料的改变是什么呢？看着凤凰能从鸡窝里飞出，也许进步将会在沉默中爆发。

David O’Rourke is a writer who teaches oral English at a colle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目录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崔卫平：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
王思睿：后极权社会的两种前景
徐 贲：后极权和东欧知识份子政治
萧 瀚：后极权时代的改革困境
邵 建：后极权时代的自由主义策略
张博树：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研究
丘岳首：后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

崔卫平：分享哈维尔，分享共同的底线
崔卫平：李慎之论“后期极权制度”和“后极权制度”
党治国：哈维尔的发现
傅国涌：米奇尼克对中国的意义
冯崇义：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
刘晓波：后极权时代的精神景观
徐 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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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

作协书记处的诸位书记：

最近，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然违反宪法查禁女作家章贻和等人的八部作品，引起作家沙叶新及文学界、知识界群起抗议的事件，想必你们也已经知道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作协对此事的表态。这是不正常的！作家协会有义务维护作家的权益，特别是对于作家言论出版的自由，涉及作家的基本人权，作家协会是决不可以袖手旁观、三缄其口的。

禁书，限制作家言论出版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封建法西斯式的政治施为，与世界潮流和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都是不相符合的，根本是倒行逆施的侵犯人权、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这种公然违反宪法、违反道义、也违反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领导人历次讲话中之政治诺言的行为，若不及时制止，必将导致类似“文革”时期，“宪章毁弃、法制废弛、左祸横流、人为鱼鳖”之灾难的重现。所以，决不可以等闲视之！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国家领导人经常把“以人为本”、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为执政者所追求的目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的政治契约，即使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必须严格遵守，不可废法行私。这在现代世界各国，早已是公认的准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应该坚定不移地维护宪法尊严，才能在国际上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现在区区一个新闻出版部门的副署长居然敢于蔑视宪法，违反国家领导人历次讲话的准则与指示的精神，肆意妄为，公行其恶。这是什么原故呢？拆穿来说，这决不是邬书林一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邬书林的背后，还有不少“文革”遗留的“极左势力”的遗孽。他们对国家现在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一向持顽固的反对与抵制的态度，他们曾经一再兴风作浪，企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直至十五大、十六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改革措施，都采取明的或暗的阻挠与破坏的态度。例如：他们曾经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的理论，视为“唯生产力论”；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企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把邓小平关于“创作自由”、“不要横加干涉”的讲话，视为鼓励“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对“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与“改正错划右派”等最得人心的政策，也全都视为“错误”而不以为然。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仍旧把章贻和视为“敌对势力”，竟然采取“因人废书”的狂妄作法，把宪法和人权都踩在脚底。这些“极左势力”，过去曾经使国家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使亿万人民沦于史无前例的浩劫，现在，他们仍然不愿退出舞台，还要潜藏在政府机构中，以明的暗的种种极其恶劣的手段，来破坏国家的法制、政策，破坏政府与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与作家）的关系，破坏国家领导人的信誉。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容许的。

为此，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为维护作家权益，主持正义，声援章贻和等被迫害的作家，对以邬书林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进行必要的讨伐：一、请以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发动全国作家签名抗议，维护宪法尊严，反。对禁书，反对邬书林等人的违法行为。

二、请代表全国作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控诉，请求人大作出对邬书林等人违反宪法行为的弹阂，撤消邬书林等人的职务。

三、请代表全国作家吁请全国人大尽快为保障作家创作权益及言论出版自由正式立法。并规定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条例。

四、请通知中国作家协会的各个机关刊物，以及全国各省市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立即辟出专栏，提供全国作家发表声讨邬书林等人的文章。以求提高全国人民及文学爱好者对宪法尊严与作家权益的关注。使邬书林等人的邪恶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天下同声共讨，以杜绝极左势力死灰复燃的祸患。

以上四项，是关系文学艺术命运的事情，请你们仔细考虑。

文安！

石天河 2007年2月1日

 

尼采云:“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者。”读傅国涌《文人的底气》，竟生出一种错觉，以为尼采此语，说的便是近代中国的言论史。从沈荩被清廷杖毙，到邵飘萍、林白水死于军阀之手，再到羊枣死于国民党狱中，在追求言论自由的道路上，献出自己青春和生命的，不可胜数。作者统计，仅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即袁世凯统治时代，“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捣毁，60名记者被捕，24人被杀”。这是何等的惨烈？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言说自由之路，实以鲜血铺就。

近百年来，洒在言论史上的斑斑血迹，已凝固成一个伟大的传统，就像一粒生长在知识分子心底的种子，不屈不挠，迎风而长。言论报国，从其小而言，乃是履践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从其大而言，乃是为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的中国。所谓现代，当指崔卫平所谓“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崔卫平《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现代社会应该有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而言论自由，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身上拥有传统的贫贱不屈的文人气节，又经过了欧风美雨的栉沐，两者相互激荡，于是开出了鲜艳的奇葩，使得他们在求索的路上，拥有了超越恐惧的可能、藐视死亡的底气。

言论史，是傅国涌创造的一个词语，用来涵盖不同于思想史、比新闻史更广阔的一个概念。自由思考、自由表达，乃是天赋的、不可让度的权利，用傅国涌的说法就是“民以说为天”。他认为，言论是一个民族生命的根系所在，是世界的公法，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尺度之一。考察百年中国言论史，正可照见百年来国人追求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的努力。大国崛起，究其实，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归根到底，就是要让全体公民享有更多的权益和福利。如陈独秀言，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国家、民族；救亡、启蒙……只有将百年中国言论史，放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相互冲撞、停滞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条鲜血铺就的路上，知识分子凭自己的血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也。但最为关键的，我以为，还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破天荒拥有了近代意识，超越了书生清议的古代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自觉地认识到了近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这个命题。这是一道光亮，照破中世纪的暗夜。蒲柏说，自然法则隐藏在幽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世界一片光明。而言论自由这个近代命题在中国知识者心中生根、发芽、传播，何尝不是一种光明？这些知识者在写文章、办报刊的时候，心中是清楚的，是有自觉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正是要以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来“新”一国之民。中国从专制皇权社会进入共和社会的进程中，梁启超的言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文体被称为“新民体”。邹韬奋、王芸生等人都是读着梁启超，才获得了启蒙。

《新青年》时代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那是一个狂飙突进式的启蒙时代，从人们的思想到社会宽容度，都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陈独秀因此继梁启超之后，成为执思想言论界牛耳的人。

最值得一提的当为《大公报》。《大公报》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不”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便是不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不卖，便是经济独立；不私，指报纸为天下公器；不盲，便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四不”，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全方位地阐述了《大公报》同仁独立办报的思想。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提出自觉、明确的独立办报主张，是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言论自由这一命题的呼应。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名字，因此而显得不同凡响。胡适评价《大公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乃在于登载确实的消息，以及发表负责任的言论。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国际新闻界大奖，颁奖词说:“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办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从张季鸾的《无私与无我》，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再到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始终坚守着“四不”的追求。多年以后读到《大公报》的政论，读到这些负责任的文字，仍不免叫人心生惆怅。故人已乘黄鹤去，欲采苹花不自由啊！

书生论政，文章报国，在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的进程中，知识者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强权，是枪杆子，是赢家通吃的逻辑。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可以看做是一个报人的处境和其底气的隐喻。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答道，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吴宓诗云，终信文章胜甲兵。吴宓的诗句有一种确信，相信历史，相信社会的进步。我觉得，如果甲兵指代强权，那么吴宓的话说得还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要胜过的，除了强权，还有强权逻辑，那种因为几千年皇权专制而深入人骨髓的唯权力是从的观念。告别中世纪，跳出历史周期律，以言论史观之，便是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傅国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26.80元。

《文人的底气》，傅国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