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
我国高校招生大跃进的问题，已被注意到，提出要控制招生规模。然而所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压缩招生规模所能解决的。您非常焦虑地提出，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然而更值得焦虑的是，能否培养出合格适用人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300万，就其规模已是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的成败，关系我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腐败触目惊心，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痛心、愤慨、忧虑。为此，送上我写的《中国高等教育需开展一场打假运动》，请您酌处。
此致
敬礼
徐景安
2007.2.22
是办“教育”，还是搞“诈骗”？
——中国高等教育需开展一场打假运动
（徐景安2007.2.22）
2006年11月20日，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是怎么培养合格人才的问题。近三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从2003年的380万增加到2006年540万。与此相应的是高校开展了升级运动，专科向本科、学院向大学、普通大学向重点大学、专科大学向综合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大跃进是什么原因？怎么判断中国教育史上的这个创举？看了来自各方面揭露的材料，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这实在是一场出于谋财动机的涉嫌诈骗！当然，不是所有高校、所有教师，但是相当多的学校、相当多的人卷入了这场中国教育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诈骗活动。
压缩课时以补教室不足
请看一位大学教师的揭露：
我身处的大学不足350亩的校园，教师不到1000名、只有一栋8层的教学楼，居然能够接受13000多名学生。因为教室不够，很多课程就安排周末和晚上，学生可以轮流上课，而教师和教室永远没有轮空的时候，有相当部分老师每周上30多节课，最多的每天要从早到晚上10节课。我们学校把大学标准课时从每节50分钟压缩到40分钟，每天上午安排5节课、下午安排3节课，晚上安排3节课，也就是每天11节课。不仅如此，由于学生多，教师少、教室少，很多专业必修课都还得采取大班制，一个巨大的教室常常容纳近200人，这样长期疲惫的上课和这样超规模的班制，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老师在无奈地完成教学任务，就是在讲台上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他们在为任务忙碌而不是为教育忙碌。在紧张的教学任务中，教授们已经无暇顾及所谓学理、所谓知性的建立，连标准的装配都谈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谓人文传统的延续。在市场欲望膨胀下的教育里，我们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
学校根本不具备教育条件，连教室都不够，先把学生“骗”进来。然后压缩教学时间、增加教学班次、扩大教学班制。教师就是“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这从我听到的一位学生所说的情况得到印证。他说，他们老师讲古汉语，学生打瞌睡、聊天、中途退场，他全不管。讲完课，到时间，他就走人。
集体舞弊闹升级
把学生“骗”进来，就得有旗号，这就是学校升级的动因。这位老师说：就目前我校升级过程来看，几乎就是一场闹剧！在迎接检查、考评之前的突击冲刺、各项指标的东拼西凑就不去谈它了，单是在上级考评小组到来之前我们手中接到的校当局用于统一口径的小纸条就让人大倒胃口，上面有这样一些数据：正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有许多是外校临时借来的），博士学科多少（当时根本就没有）、重点学科多少，图书馆藏书多少等，数据都是虚假的。“我院”成功地升为“我校”以后，校门重新修建，花园更加洋气，但10年不建教工宿舍的传统仍然延续着，公共设施仍然没有添加的迹象……升级，不过是学校当局领导下的集体舞弊！
坑蒙学生设热门专业
不管师资情况如何，也不管对该学科有无实际研究，一时间各个大学竞相开设广告、影视、商品学、经济管理、文秘与公关等热门专业。
这位老师说：我所在的大学，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师范学院，老师们也不过是这个学院或别的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这些没有实际经验的人，突然之间就开始对市场指手画脚。最不可容忍的是，学校开设这样的课程，从来就不愿意在师资培训上下功夫，尽管知道老师们对这样的学科也只是门外汉，但是培训需要金钱，这个投入在当局看来是不划算的，所以这些新学科的老师们在学生面前的优势只是早一天熟悉教材而已。恰恰是这样的学科竟然成了当今大学的显学，也成为大学开拓市场树立形象的一张标签，似乎没有这样的专业就没有市场，就不是现代化的大学。究竟这样的专业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大学是不会去考虑的。至于有没有教专业的人，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合谋骗取文凭
成人教育被看成是大学的另一棵摇钱树。他说：鄙人作为全国最差行列的大学中最优秀的教师，每年必然会被派往一个又一个成人教育面授点。就我所上的课程来说，有几个关键问题让我“出奇愤怒”。
一是学生来源十分可疑，因为上课的过程中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完全没有知识储备，对你费力讲授的东西一脸茫然，起初我检讨自己的讲课方式，继而怀疑课程设置，但很快我就彻底明白他们茫然的原因了。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数拿的专科文凭都不是本专业的。他们来上学是因为所在单位强迫他们读本科，为本单位学历结构作贡献。这个难堪的现实，就把大学推到了与学生以文凭合谋欺骗社会的轨道上，至于这一点，天地良心，大学最为清楚。
二是教育目的完全异化，因为在每次面授动员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要保证及格率和过关率，这个保证完全可以翻译为对市场占有率的保证，对收入的保证！谁都不必管什么教学效果人才质量！其他课程其他系科我不知道，对于大多数缺乏专业知识水平的学生来说，我保证其及格的手段只有一个——放水！一般在校本科生必须一学期才能学完的课程，在函授时仅仅安排3、4天时间集中拉完，即使老师是天才，学生是天才也不能胜此重任，我不“放水”我怎么向人民以及人民币交代？——我耻辱啊，我是教师！
为增设博士点而拼搏
与高校招生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掀起了博士大跃进。2004年博士生招生数已经突破三万，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达13万人，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按照这个速度，几年之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几年前，博士还是香饽饽，不少地方开出优惠条件争相引进，可近两年，媒体已经开始在讨论博士生就业难的问题了。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博士大跃进”的势头，各地高等院校仍然在为增设博士点拼搏得不亦乐乎。
暑名陈勤写的一篇文章中披露：湖南湘潭某大学2003年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５个争取８个”的奋斗目标。如今，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的大学，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而湖南的某科技大学，今年竟然一次性打算申请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学科的博士点。
由于对博士点的数量增长仍然有所控制，而想拿博士点的学校又太多，狼多肉少，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申报手段就层出不穷了。现在，为申报博士点四处打点、送钱送礼，早已成了各高校“公开的秘密”。每到硕士、博士学位点授予权申报的那一年，有心人都可看到有一支穿插于全国各地的游说队伍，申请单位的各类人等被动员起来，拿着学科评议组名单，挨个登门。南方某高校，今年就为申报博士点专门设立了一笔总额达数百万元的专项公关经费，除派出各路人马到各地找评委“公关”外，还有校领导常住北京，领着一班人马专门“跑部前进”。至于“公关”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而且年年花样翻新。前几年，兴送笔记本电脑、手机或地方名优特产之类。如今光这样已经不行了。于是，把有决定权或重要影响力的人物，聘为兼职教授或者特级教授，名正言顺拿工资和津贴；或给评委等一个多少万元的课题做做；或到一个风景胜地开一个特邀专家的研讨会，设立奖项，评委的大作就是一等奖，奖金多少万元；或组织评委出国考察研究……
虚名博导与博士烂招
申报博士点中“猫腻”不少，博导资格评定上也是腐败层出不穷。许多学校在申报博士点之际，把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而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拿干薪。至于新评定的博导，则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一些所谓的“一流大学”，居然把港台明星（有些甚至是没上过几天学的影星、歌星）聘为教授，把写武侠小说出名的香港报人聘为博导，更有高校把主管的党政高官聘为博导。而在高校内部，则是博士点越来越多，博导却越来越“水”。
博士生招生中的腐败更是让人拍案惊奇。这种腐败主要表现为：1，官员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学位。近几年，一些高官也纷纷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往往不需参加入学考试，只需让秘书代为上课，而堂堂的大学则为获得官员的权力资源暗自庆幸。2，招生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交换，尤其是赤裸裸的金钱贿赂。近日更有媒体揭露了某大学招生过程中发生性交易的丑闻。
不认识培养博士生
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腐败也同样触目惊心。首先是无暇指导博士生的导师（往往是高校的校或院系领导）却在滥带学生。一个博导带几十个博士生，一年都难得见几回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稀奇，更别提当面指导了。最离谱的是，某高校领导带的一名二年级博士生说：“我现在最苦恼的是，跟导师一年多了，只见过两次面，到现在导师居然还不认识我。” 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当校领导的博导，居然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一所进入“211工程”行列的高校校长，目前带的博士生共有32人，相当于一个班。
其次是花钱买版面发表论文。由南京大学首创、博士生必需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在各高校普遍开花，在催生本校科研成果数量的同时，不仅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而且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有水准的学术论文，没钱怎么也出不了；反之，只要肯交钱，再水的也给你登出来。再就是抄袭行为大行其道。剽窃他人作品以为己有，或剪刀加糨糊，粗制滥造，或干脆请枪手，代笔捉刀。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学术民工”现象的普遍存在。不少有一官半职的博导，通过对资源的垄断，以权谋私，同时申报到几项甚至十几项课题或科研项目，但这些导师肯定难以独立完成承担的项目。于是，他们的博士生就成为最好的廉价甚至义务打工者，为自己的导师来做项目。这些学生不仅听话，且不敢有半点怨言。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学生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课题，而是让研究生为他在校外开的公司或从事的项目进行极其低廉甚至无偿地打工。
学术腐败大跃进
伴随学校升级大跃进、学位职称大跃进，就是学术大跃进。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说：“论文和项目的数量的确是上去了，学位点也增加了，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被权力与金钱严重扭曲的学术体制和荒唐的考核标准，造就了一批“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
张洁平对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作了这样的评价：“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失效，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导致学者不重学术重权术，大学不重教学重创收。”“中国学术体制从上到下早已被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关系评审等腐败行为侵蚀”，“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中国学术界各个器官甚至大脑神经。”他还引用刚从北大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施雨岑说：“说学术腐败，我告诉你，如果北大黑，黑得像煤的话，那其他大学一定连炭都不如！”丘成桐教授直言不讳：“在中国，他们搞的根本不是学术，而是权术。”
罗索著文概括中国学界十大怪现象是：“粗制烂造，拼凑抄袭”、“造假浮夸，虚假引进”、“跑部钱进，钱权交易”、“近亲繁殖，学术贬值”、“师生一气，相互利用”、“内定奖项，关系评审”、“买卖论文，互搭便车”、“热衷社交，注重创收”、“学霸横行，排斥异己”、“派系恶斗，互相倾轧”。
学生是最大受害者
如此办教育，学生能学到什么呢？
直接看得到的后果是大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失业人数从每年100万大跃进至2006年的200多万。按2006年大学毕业人数429万计算，就是一半失业。这里算一笔经济账，对于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来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3200多元，仅支付一年的学费就是5000元，债台高筑供养一个大学生，实指望毕业后就业还债，然而面临的是失业。这对农民是多么大的打击和坑害啊！
现在，不仅本科生找不到工作，硕士、博士就业都遇到困难。当今中国真的到了人才济济、供过于求的时候，还是培养的人不对路、不合格呢？许多企业反映，他们急需人才，但找不到它们需要的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而社会对当今大学生非议之多、评价之低恐怕是中国有文人以来所没有的。黄白兰在《中国教育危机报告》中说：当今大学生中不少是“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自私自利、志大才疏、眼高手低、难以共事、懒惰、冷漠、狂妄”，“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文化没有教育、有知识没有思想、有青春没有热血、有个性没有品行、有理想没有实践”。
堕落于黑心骗钱的学校当局、醉心于造假舞弊或投身于敛财谋利的教授导师，能授给大学生什么知识，能教给大学生什么德性呢？几年的大学生生活，耳闻目睹的是弄虚作假、串通腐败、无廉耻心、无责任感，如那个教师所说，这样的大学带给学生的只能是“冷漠、自私、虚伪、对财富的欲望、对知识的轻慢”，“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
以牺牲中国的整个教育为代价
这样办高等教育，受害的仅仅是大学生吗？否。中国的整个教育制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按高考指挥棒，保升学率的要求，实行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把大多数学生打下去，把少数学生选上来。
应试教育的手段，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考试，来折磨、淘汰、筛选学生。
应试教育的内容，就是一堆有标准答案的、便于考核评分的，对学生来说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
应试教育的方法，就是把亿万学生放到一个模子里挤压，不符标准的是大多数，遭老师白眼、被家长辱骂，就是废品、次品；符合标准的是少数，就是所谓合格品、优等品，但已被挤压得身心残缺、人格扭曲、没有个性、缺乏想象。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损毁学生的健康、摧残学生的心灵、扭曲学生的人格、打击学生的信心、误导学生的追求。中国教育以牺牲德育、体育、美育、智育为代价，就是为了将少数幸运者送上大学。
今天看又怎么样呢？让人震惊、令人痛心、使人悲愤，这些天之骄子有多少能逃脱上下勾结、精心策划的巨大的陷阱而受到真正的负责任的高等教育呢？
以葬送中国的未来为后果
大学是什么，是殿堂、学府，是良知、理性，是自由、理想，是学术、科学，是崇高、神圣。大学生是什么，是风华正茂、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未来。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因此，无论如何，大学不应该是道德堕落、丧失良知的场所，不应该是密谋行骗、勾结腐败的黑地。
谁都明白，当今中国腐败横行。谁都清楚，治理腐败的艰难。作为大学，尽管不能隔绝尘世，但能容忍、允许比社会的堕落更疯狂、更无耻吗？大学毕竟是文人集聚之地，大学毕竟是中国的前途命脉，能听任大学这样腐败、堕落下去吗？
这是教育“产业化”吗
许多人把上述现象说成是教育的“产业化”，那么，我要问世界上有这样的“产业”吗？
第一、作为一个产业必须具备应有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如果不具备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或者伪造、伪称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这是地下黑作坊。没有足够的教室、没有合格的师资，就办教育，设专业，不是诈骗，是什么？
第二、作为一个产业必须对产品的质量、用途负责。制造行业要保证产品质量，不合格可包修、包退、包换。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一半没有销路，就将破产倒闭。今天作为中国大学教育的产品—大学生一半失业，我们的大学却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学生照招，学费照收，教师照教，学校照办。
第三、作为一个产业，它的顾客、用户、消费者应享有一定权利。而今天我们的大学生，在交了学费之后，一切听任处置摆布，能对提供的假冒伪劣的教育提出任何疑义吗？能对浪费了、耽误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向学校索赔吗？
教育是“产业化”不了的
办教育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成为产业吗？凡是可以弄到钱的都可以成为产业，那偷盗、诈骗、贩卖、走私自然都可以成为产业，那是黑社会经营的产业。教育之所以不能成为产业，就是对教育的质量难以用一个标准考核，对教育的结果不承担民事责任。供给者与受用者不对等，无法进行平等的交易。如果赋予教育产业化的功能，如果教育以赚钱为目的，一定会走上邪路。因此，教育不能产业化，产业化的一定不是教育。
办教育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资格的教师，二是有良心的师德。符合资格的教师，可以看学历职称。而是否有良心、有德性，是没法验证的。所以，中国的传统，一般都是由社会公认的德高望重者来办教育。
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号召下，搞起了大学扩招，其目的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而是高昂的学费带来的滚滚财源。于是，为了骗学生进来，就造假、欺骗、舞弊、腐败、勾结、串通，可谓不择手段。这是在搞教育吗？“教”什么、“育什么”？
教育部门难推其责
大学扩招所发生的一切，教育部门不知道吗？学校升级、专业设置、博士点申报……都要他们审查批准。然而，对于发生的如此严重的造假谎报，没见他们一个通报批评。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是由教育部审核公布的。请看公布时教育部加的按语：为加强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确保高等学历教育必要的规格，质量和正常的办学秩序，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现将2004年具有高等学历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予以公布。这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在扩招旗号下的种种诈骗行径是得到教育部的认可批准的。
教育部长周济说：“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05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质量稳步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增强。” 在教育部长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形势一片大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运清也如此认为，向温总理汇报说：“1992年前，我到高校去，都愁眉苦脸；现在去，都兴高采烈。”“都兴高采烈”？大学生毕业一半找不到工作，怎么会“兴高采烈”？显然是大学的领导们“兴高采烈”。他们培养的学生一半找不到工作，怎么高兴得起来？显然，他们不是为学生而高兴，而是为招生扩大、升级成功、圈地到手、大楼盖起而高兴，为已经进入囊中的滚滚财源和将要进入囊中的滚滚财源而高兴，为老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没被揭穿、新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又搞定而高兴！
那个大学教师说：大学是从市场角度来考虑其规模，生源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代名词，成为大学滚滚财源的保证！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几乎是放弃教育。就我所见，在我的学校（相信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每年招生季节是最让某些人兴奋的时候。这恐怕就是周会长所说的“兴高采烈”！
建议打假作为突破口
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教育领域怎么改革至今没有一个说法。一方面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向五十年代全面倒退，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掀起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潮。如果说前一种倾向是摧残学生的话，后一种倾向是欺骗学生。如果说前一种倾向还有帮学生升学的理由，后一种倾向则完全是出于谋财的动机。中国的教育再不拨乱反正、再不推进改革的话，中国的未来、前途、希望统统完了。
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是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改革领导机构，没有制定教育改革的总体规划，教育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反而问题越积越多。因此，我建议国务院尽快成立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先抓打假，树立正气，发现有德之人；再抓改革，制定方案，双轨探路，分步实施。
高等学校中的造假问题是相当严重、相当普遍的，因此打假应注意政策和策略，对上严、对下轻；对集团作案严、对个别舞弊轻；对策划者严，对协从者轻；对屡犯者严，对偶犯者轻。可先宣布自查、自检、自纠，然后对暴露问题严重的，应坚决予以撤换、处理。从中也一定会发现忠诚教育事业的人，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
我国教育究竟怎么改革，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但没有渠道反映、没有部门倾听。像当年搞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成立一个教育改革的领导机构，抽掉精干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教育改革的总体规划，才能推进这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