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央社记者郭传信新德里二十四日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今天表示，台湾的硬体建设如高楼大厦，或许比不上大陆某些都会，但台湾的民主与人文素养，却是大陆数十年也比不上。他又说，在中共一党专政统治下，党内高层贪渎腐化已到无可救药地步，民怨四起，胡锦涛政权无畏外来势力侵略，却害怕内部人民反抗。

一位要求匿名以避免返回大陆招致「麻烦」的中国学者，在印度新德里一项国际会议的中场休息片刻，接受中央社记者访谈时，对印度首都「首善之区」新德里的脏乱景象表示惊讶，但也不讳言指出，中国大陆若干都会的角落景象也是如此，有些地区甚至更落后。

曾经到过台湾访问的这位学者，赞扬台湾人民的人文素养，包括整洁的生活习惯和遵守秩序的精神，都超越印度和中国大陆人民。他同时意有所指的表示，台湾人民对政府的施政表现，也和大陆人民对中共政权一样，表现了相当大的容忍度，不同的是，台湾人民有选举权。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孤儿」。这位学者说，「中国的崛起，或说和平崛起，却使中国几乎失去所有亚洲国家的信任，不像印度处处受到各国的袒护，例如美国和日本，对印度提供了各种支持和援助」。

他表示，中国大陆幅员广大，国力也今非昔比，全国上下也都始终记取过去遭外来势力欺凌的历史，因此绝不会再听凭外国势力对中国予取予求，中共政权也无畏外来势力的侵略。

但这位学者又说，「中共政权如不急谋改革和补救，最后灭亡中共政权者绝对来自内部人民的力量」。

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头痛的问题，但中共无人敢轻言放弃台湾」。他说，胡锦涛之前以及现今的胡锦涛政权，在大陆经济改革过程中，都不断发现许多问题，有待优先处理，台湾问题只能暂搁一旁。他提醒记者说，「北京已有好一阵子不提台湾问题了」。

他表示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自制，因为台湾问题攸关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如果台湾问题先伤害到中共政权的地位不保时，中共必然会不惜一战，届时两败俱伤，尤其对双方国力而言，台湾必然会更为惨重。

这位学者表示，中共不会畏惧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但独独畏惧内部人民的反抗，尤其是中共党员的贪渎腐化已导致民怨四起，胡锦涛政权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要在打击高官方面做出表现，先压住大陆广大人民对政府高层腐化现象不满的情绪。

他指出，「六四」天安门运动和大陆各地人民的种种抗争活动，其来有自，是人民长期累积的不满和怨恨，并非外力一声吆喝就爆发，中共政权自己也了解，如今中国大陆内部的紧张情势又起，胡锦涛政权当然只有优先处理，以免一发不可收拾。

 

•二月革命、沙皇逊位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政权土崩瓦解，全俄国几乎没有一人感到惋惜，而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二月革命”被史家称为有史以来最受民众拥戴的革命。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个律师，代表一个实力薄弱的非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于博学多才而头角崭露，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他主张在俄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及继续对德国作战。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在背后向他频施冷箭。

“二月革命”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奇特环境下发生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前线俄军败讯频传，俄国的贵族及军事领袖们怀疑沙皇尼古拉二世企图与德国片面媾和，因此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来夺取权力，以避免缔立屈辱的和约。而沙皇本人也已惊觉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他在首都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地区对反战示威及罢工者施以残酷镇压。

通货膨胀、粮食缺乏、以及在前线得不到丝毫进展，已在工人和士兵中形成一种普遍的反叛情绪。示威运动四起，而警察公然抗命拒绝镇压示威，事实上在示威行列中还有许多军警及水兵参加。在短短几星期内，反叛行动如野火般蔓延全国，最后连沙皇的近卫军也叛变了。沙皇在一批高级将领的劝告与压力并施下，终于宣告逊位。

•克伦斯基、被迫垮台

稍早之前被沙皇解散的俄国议会，仍不断秘密集会。当沙皇退位后，议会再度公开活动，并选出了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全国。

克伦斯基下令在六月间对德军发动全线攻击，但六月攻势遭德军击溃，军方归咎于临时政府的软弱无能及领导无方，并密谋要推翻这个政府。同时，在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全面向军队渗透，并且组织了工人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即所谓“苏维埃” （名义上也包括农民，但事实上农民参加此一委员会者绝无仅有）。“苏维埃”的势力渐趋庞大，而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列宁公然主张立即对德缔和，解散军队，土地分给农民，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不管他的理念何等错误，他是伟大的策略家，学渊评）

布尔什维克的停战主张深得民心，使克伦斯基政府极感棘手，但这还不是克氏所遭遇的仅有困难。因为在另一方面，千千万万农民都在等待着分配土地，而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为了避免妨害农业收成而暂缓分配土地，主张在过了年之后在有条不紊的情况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同样的原因使选举制宪议会的全民投票也告押后，因为在选举制宪议会之前必须先举行地方选举，而临时政府深恐在当时的环境下举行地方选举必然会在各地引起混乱。而布尔什维克却以此为借口，指责临时政府不履行诺言，因此骚动日趋蔓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布尔什维克以武力占领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政府 面临了末日。克伦斯基犹图为维护民主政体而作最后挣扎，他下令北方前线的俄军回师彼得格勒，但前线司令皆按兵不动，驻守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骑兵也袖手旁观。原因是军方将领们已决定牺牲克伦斯基来讨好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听任那些没有学识和经验的“苏维埃”人员去执政，必然会造成大混乱，而大混乱的结果将可使拥兵自重的军方将领们成为政权角逐战的最后胜利者。这就是十月革命得以获致“伟大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些心怀叵测的将领没有料到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后立即全力扩展红军，并在德国的支助下把各将领的部队各个击破，根本没有机会让他们角逐政权。

列宁以这种偶然的机运而执掌了政权。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得以成功完全是拜一连串阴差阳错之赐，而竟眞以为自己所主张的暴力政治及无产阶级专政比民主政治为强。因此当他掌握政权后，从来不重视民意，而完全诉诸于极权恐怖统治。

克伦斯基所领导的革命并非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俄国人民长期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实现，但在战争条件下，他所提倡的自由和民主无法立见功效。临时政府的优点既无法为民众所了解，而战争造成的物质条件之困难却为民众所见，再加上军方将领们的存心不轨及布尔什维克的从中捣乱，终于使俄国历史上仅有的这个民主政府只存在了八个月。

以下是记者向克伦斯基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克氏的答复。

•饥民暴动、触发革命（谁能结束战争？谁就是成功者，列宁也没有“左灯右拐”，而是说到做到，学渊评）

记者问：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是谁组织的？
克氏答：根本没有任何人筹划或组织这场革命，而完全是自发的。当时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遭败绩，俄国与英法两盟国的处境完全不同，英法两国可以远隔重洋从加拿大、美国、南非联邦、印度、澳洲、纽西兰等地获得粮食和军火支援，大英帝国属下的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南非、印度等殖民地还皆出兵助战，而俄国则什么支持也没有，我们完全处于封锁状态中。彼得格勒的饥民首先发生暴动，大骚动迅速蔓延全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俄历二月宣告逊位。

问：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临时政府吗？
答：是的。这是一个温和的政府，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仍保持王位，但必须有一个比较开明的人担任国王。尼古拉二世实在要不得，他甚至对“立宪”一词也深恶痛绝，他生平的最高理想是要使俄国回到十七世纪的专制极权统治。

问：你的意思是否认为沙俄政权的末期已比十七世纪时有了许多进步？答：当然罗，这中间经过了两段重要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这是产生了像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其它俄国大作家的时代，同时也是开始建立铁道及在经济上全面发展的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维蒂伯爵——他当时还没有封伯爵——用现代化的方法发展工业，并且全力支持在农业和科学方面的一切进展。

政治观念在这两个阶段中也有了长足进展。把沙俄视为一个在工业上非常落后的国家，是无知之见。一九一四年开始的世界大战，虽然影响到俄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并且使各大工业区之间的运输力量遭削弱，但当时的俄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已经是一个工业先进国家。

问：这样说来，俄国的工业化发展并不是从共产党执政之后才开始的？答：当然不是。

•列宁老史、毫无贡献

问：布尔什维克的头子们如列宁、史大林和托洛斯基是否参加了“二月革命”？
答：没有。列宁当时在瑞士，托洛斯基在纽约，史太林在西伯利亚。他们皆对“二月革命”毫无贡献。我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天起就参加政府工作，先是担任司法部长，后来担任国防部长，一九一七年七月起出任总理。

问：是不是在你扑灭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夺权阴谋后才出任总理的？答：是的，在“二月革命”成功后，列宁仓促赶回国内组织这项阴谋，但立即被粉碎。事实上，列宁此举反而使临时政府更为巩固而稳定。

问：你的政府是否准备继续对德作战？
答：当然。大战一开始我就不断呼吁国人与盟国联合一致对抗共同敌人。战争开始时我是国会议员。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在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呼吁我军将士“保卫俄国，作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求取俄国自由。”（这才是致命的政治错误，即如胡锦涛要学北朝鲜，学渊评）

•孤立无援、终于失败

问：你的政府是否曾获得美国或欧洲盟国的大量援助？
答：我已经说过，俄国受到严密封锁。美国的威尔逊总统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无法像他对欧洲盟国的支持一样给俄国大量援助，我的政府没有得到过美国政府的任何金钱、物质或军火援助。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们曾获得一些美国私人企业的援助，但所有援助物资皆取道英国运来，我的政府为了取得这些援助品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给史太林以大量援助，如果我的政府当年能获得后来美国给史太林的援助之中的十分之一，则我的政府就能支撑下去，历史的发展将完全改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也根本不会爆发。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仍有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推翻你的政府？
答：当时只要有办法截断列宁从德国手中获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钱，就有可能制止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从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境。在同年七月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夺权行动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先是躲藏在彼得格勒，后来在彼得格勒无法立足，逃到与芬兰边界相距不远的一个小村，最后逃入芬兰境内。到九月下旬，他抵达在俄国边界附近的芬兰维堡市。十月初，他化装潜回彼得格勒，并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出了夺权号召。

•德国支持、列宁活动

问：列宁的活动是否一向受德国支持的？
答：列宁与柏林参谋本部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一五年底。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批档案资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落入英国政府手中。列宁与德国参谋本部的间谍召募组织之间的勾搭过程，非常曲折离奇。负责与列宁打交道的德国谍报机关的大间谍自称巴伏斯，而他的眞名则是希尔芬博士，他全力支持列宁，而且也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扯线人。巴伏斯与当时的德国驻丹麦大使兰佐伯爵合作拟具了一项分化俄国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

•列宁主张、阶级斗争

问：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俄国人民为列宁所承诺的“停战”计划所吸引。你认为这说法对不对？
答：列宁绝对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不赞成国际间的互相杀戮，而主张每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自相残杀，这叫做阶级斗争。列宁在瑞士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阶级战争不会在俄国发生，因为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太年轻也太软弱，无法组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而“眞正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将在德国、英国及美国等工业大国内组织起来”。列宁写这些话，并不是表示他不忍心看俄国人民的自相残杀，而是认为俄国人民还不够自相残杀的资格，他认为在美英德等国可以先进行自相残杀然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在俄国则须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然后才大刀阔斧地自相残杀一番。因此他的所谓“停战”，只是停止对外战争，而是对内战争的开始。（列宁停止了一种错误是正确的，开始了另一种错误是错误的，不能混为一谈。学渊评）

•德援巨款、共八千万

问：列宁究竟从德国人手中得到些甚么样的支持？
答：列宁从德国人手中接获专为推翻俄国民主政府而用的四千万金马克。另外，德方又为巩固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政府而供给他四千万金马克。即总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八千万金马克。

问：这些钱是否皆是偷运进俄国境内的？
答：不错。当时要把钱转入俄国是毫不困难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可以径向银行领取款项。这笔钱之中的大部份，是由德方存入斯德哥尔摩的一家瑞典银行，然后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全俄各地设有分行。

问：你怎会知道这些事情的？
答：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德国的国家机密。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暴动失败后，我们才知道列宁是个卖国贼及这次暴动的组织者。这次暴动在时间上是完全配合着德军在前线的反攻而进行的。列宁在暴动失败后逃之夭夭，我们对他在彼得格勒的住所作了搜查，这座屋子是属于已退休的芭蕾舞明星许辛丝卡雅的，而被布尔什维克据为总部。我们搜获了有关列宁活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包括他与西伯利亚银行的银钱往来关系、及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组织计划。

问：列宁是否曾利用这笔钱来进行反对你的政府的宣传活动？答：对的，布尔什维克印发的宣传品大多针对着我。他们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克伦斯基准备出卖“二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以挽救俄国的大资产阶级政权。布尔什维克对我恨到入骨。（列宁用德国人的钱无可指责，学渊评）

•罢免柯氏、铸成大错（只是技术错误而已，学渊评）

问：你刚才曾说，假如你的政府得以生存，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有何根据而作此论断？
答：首要原因是因为第二次大战是由于原有的均势遭破坏所致。其次是因为在缔结凡尔赛和约之后，欧洲再度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如果俄国是一个民主而强盛的国家，则欧洲的实力均势不会改变，而希特勒也就没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

问：当时的俄国民主政府是否眞已无可挽救，抑或仍有挽救余地而你没有尽力为之？你在事后是否发觉曾铸下了一些可以引为未来殷鉴的错误？答：五十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曾经反复思考过许多次。我发觉在处理柯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柯尼洛夫事件也许是我的政府的致命伤。?（学渊按，‘柯尼洛夫’大陆通译‘柯尔尼洛夫’）

问：柯尼洛夫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同事？
答：拉维尔•柯尼洛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由我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当时有许多人怀疑柯尼洛夫将军可能发动一次反革命行动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他调遣了一支骑兵队到彼得格勒，引起了临时政府中的许多人疑神疑鬼，以为军事政变已迫在眉睫。于是我罢免了柯尼洛夫的最高统帅之职，并在阿里西耶夫将军的坚持下，由我兼任俄军最高统帅。克里莫夫将军率领下的哥萨克骑兵队，于柯尼洛夫事件发生的第一夜向彼得格勒推进，但在首都附近的卢加被挡住。柯尼洛夫毫无抗拒地交出兵权，并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柯尼洛夫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

问：柯尼洛夫后来怎样？
答：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的第一天，他从彼得格勒监狱中逃出。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柯尼洛夫将军领导了一支白卫军在俄国南部地区继续对红军作战。一九一八年四月，红军发射的一枚炮弹直接命中他的指挥所，当场身死。

问：你在临时政府被推翻后的处境怎样？
答：我在事发后的初期，在俄国转入地下，后来逃到国外。

•共产主义、是失败了

问：克伦斯基先生，经过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对俄国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你认为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答：失败了！马克思对人类前途所作的一切预测，在五十年来的实践中证明与事实恰好相反。例如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将日渐集中于愈来愈少的几个大资本家的手中，中产阶级最后终将被消灭而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级济地位大为改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并不是中产阶级沦落为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发展为中产阶级。只有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中，才出现了像当年马克思所“预料”的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情况，即中产阶级被消灭而并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由反共书报或宣传所 造成，而是共产主义本身所造成。这种情况现在正在苏联开始发生。

问：但苏联自称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已获得了非凡重大的成就，例如在太空发展及工业等方面皆的确有所建树，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答：苏联的科技发展开始于史太林时代，皆是与战争工业有关的，其目的是要把苏联建立成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据点，作为夺取全世界政权的基地。但在科学和技术上达成的这种成就，对俄国及其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呢？共产党沾沾自喜而大肆吹嘘的一点成就，都是在俄国人民受到巨大牺牲和摧残的情况下达成的。你只要想一想千千万万投入奴工营和在整肃中遭残杀的人，然后再看一看共产党所渲染的成就，你就会明白这些成就是否值得崇敬。

•年青一代、不谈革命（共产犬儒，学渊评）

问：你是否认为马克恩的共产主义已临日暮途穷之境？
答：一点不错。不仅在俄国是如此，而且在其它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也都是如此。年青一代的共产党人，对于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牺牲自己人民的利益，已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像 我这样的人，在和年青一代的共产党人交谈时，有时也能谈得很投机。例如有一次我问一名到美国访问的苏联共青团员：“你的主要目标是否达成世界革命？”他听了哈哈大笑，并说：“管它什么世界革命不世界革命，在非洲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建立共产政权，对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的希望是使自己的人民生活过得稍为好一点，有更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你看，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共党政权仍无法保证给人民以足够的面包。直到今天，在俄国仍有许多人得不到足够的面包，也没有第二条裤子。他们已经明白，共产主义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统治基础，尤其是在发生战争时更为明显。

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想来还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的窘境。因此现在柯西金正在努力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准备万一在遭到中共或美国的攻击时，能使人民对政府表现较大的忠诚。

•老毛梦想、取代史魔

问：那末你是不是和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今天在柯西金领导下 的苏联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答：今天克里姆林宫所走的路线，当然不再是眞正的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工业方面的转变，克里姆林当局命令所有工厂必须根据人民的需求而进行生产。这种方针在苏联是从未有过的。

问：苏联与中共的势成水火，是否也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又一例证呢？答：是的。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表现在它已停止进步及停止经济上的发展，而是表现在共产主义的信条已经停止产生效率。事实上，这种信条所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只是回到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问：你是否认为苏联和中共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
答：有此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毛泽东在目前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则中共与苏联的军事冲突将无可避免。在毛泽东的许多基本理想之中，有一项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那就是他一心要据有俄国远东边区及西伯利亚的大幅土地，他甚至还梦想着要夺取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毛泽东企图取代史太林的地位，使自己成为世界革命的组织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决心要使共产小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但是毛泽东的才干与史太林相差得太远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且成为今天共产小国内部一切大混乱的根源。?（毛泽东有着无政府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双重人格，他的一切成功都必然在自己的手中毁灭，学渊评）

•极权统治、罪恶之源

问：在当今的苏联领袖之中，有谁的才华堪与史太林相比？
答：你老兄请勿误会我景仰史太林的才干。他是个极倔强的共产党徒，他对列宁的战略和政策的了解，比列宁左右的任何一个人更为透澈。而今天，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苏联蜕化变质之际，已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史大林。（他比托洛茨基强，他镇压了托洛茨基的左倾机会主义，尽管手段太残忍。学渊评）

问：你认为“十月革命”的结果对今天的世界是产生了好处抑或坏处？我所谓的好处，是指五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妄而使世 人致力于探索一种更好的理想社会。
答：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政变，不仅对于俄国而且对于全世界说来，都是一大悲剧。极权统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论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或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或者是今天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皆有连绵不绝的整肃和暴行、骇人听闻的杀戮和镇压。共产主义带给世界的是仇恨、战争以及对人性的摧残。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所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都像俄国人民一样，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其他共产民族是有了教训，而中华民族已经被一个湖南流氓彻底阉割，学渊评）

问：认识了这一点，又怎样呢？
答：这不是共产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问题。“福利国家”的新理想正在世界各处蓬勃发展着。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向“福利国家”之途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到怎样维护个人的社会、思想及政治独立性。

••••••以上全文完••••••••••••

以上《苏俄“十月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克伦斯基访谈录》，原题《克伦斯基感慨万端话当年》，是以中华民国五十六年《春秋》杂志总第248期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正体中文原文校正版因特网首发◆析世鉴◆。
为便于阅读，此处文本已略去原文开篇《春秋》杂志编者按，若阅读含原编者按之全部内容，可至：http://www.boxun.com/hero/xsj5

 

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於2003年掌权後，「胡温新政」成为中国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不过，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认为，他个人着作在中国被禁的经验显示，胡锦涛比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保守，中国政治改革无法在胡锦涛任内实现。

余杰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胡锦涛是接受毛泽东教育出身，两相比较，江泽民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也较倾向现实主义。

他指出，1998年，他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出版杂文着作「火与冰」，批判性的内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幸好，由於美国总统柯林顿当年访问中国，同时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火与冰」并未遭禁。

余杰说，江泽民执政时期，通常在每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期间，以及「八九民运」发生的6月4日前後，新闻出版管制会比较严，随後管制较松时，就有批判性或敏感书籍出版的空间。

然而，2003年胡锦涛上任後，他的作品再也无法在中国出版。

By Yang Hengjun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experience. From when I was very young, I wanted to be a writer. One can say that was my dream. Everybody knew that it was an unbounded glory to be a writer.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had given their bodies and souls to the Party and Chairman Mao. Old Mao also used his little red book, four or five natioanl newspapers and eight model operas to achieve the unprecedented and unrepeated: he tamed the most difficult group of human thinkers into uniformity.
In that age, if you can be a writer, or if you have the passion of Guo Moruo in praising the red sun, or if you have the lively pen to describe the shining golden boulevard of our utopia, you will bring glory to yourself and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your ancestors.
Times have changed. Although the reforms have caused the positions of writers to deteriorate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now have the same standing as prostitutes, I did not give up and I still wanted to be including in the ranks of writers.
I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en I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I was assigned to work at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I then worked at several more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During my spare time, I liked to read foreign novels about politics and espionage and watch Hollywood hit movies. After seeing so much, I discovered a problem — the great nation of China does not have any novels of this genre. This discovery astonished me. Weren’t we always blaming the Americans for cultural invasion of the grand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Why can’t we have similar works? When we look at the big Chinese movie productions, they are either about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or some Manchurian Emperor. When you write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you have to hark back to ancient times. There has been some recent progress when Shakespeare is being adapted.
In the early 1990’s, I got the idea of writing political novels and espionage novels. At the time, I wanted to begin with a novel about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No sooner did I get this idea then I wiped out the idea of having this idea. The reason is simple. I had been working in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most of my friends work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le I know that if I wrote novels abou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t will have greater depth than inexperienced writers can do (even if it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literature). Precisely because I know too much, I recognized clearly that even I wrote it, it would be hard to get it published. If I cannot get it published, then why should I bother?
So I held back. More than a decade passed by, and I did not lift my pen. I did not write a single word.
I learned about the Internet first in 1997. At the time, I used it mainly to read the news. After using the Internet for several years, I realized that the Internet is not only a new medium, but it is a platform through which you can express opinions (such as discussing at forums and making friends). Later on came the blog, which is a platform through which you can publish your own work. In so speaking, I have to thank Boxun. My first essay and some of the stories were all published at Boxun.
The appearance of the Internet changed me. When I found out that I could publish the works that I wrote on the Internet, my creative passion could no longer be reined in. In a short three year span, I continued to perform at work as required while using my spare time to write close to 2 million Chinese words in creative literature. My family and friends were shocked, and so was I. Several editors who read my works were stunned. One editor said, “What happened? It was like a flood had busted out in order for so much to be written. Were you holding back before?”
That cuts right to the point. I was holding back. Ihad all sorts of experiences, I had all sorts of ideas and I had all sorts of secretions inside my brain. I held back for ten or twenty years with nowhere to release them. Now that the Internet is here, what was I waiting for except to release them?
I write because I want to vent the ideas inside my head — the so-called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I am an outsider insofar as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I don’t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wording. I am even uncertain about basic grammar and I often have the punctuation marks in the wrong places. But I write because I have ideas inside my head. After toiling for two years, I was the first of the 1.3 million Chinese people to write a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 I want to challenge, I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I want to challenge the rulers who limit the writings of others and the writers who want to set limits for themselves.
A person with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free will does not need too much talent in order to write. All one needs is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In the future, I will be writing about certain themes and topics that have not appeared yet in mainland China. I feel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has given me convenience and opportunity. If you do not live off your writing and you do not have to count the deposits into your bank account even as you count the number of words that you write, you can treat the Internet as your publisher. Besides,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it is ill-advised to write politically-themed literature for the sake of either fame or fortune; you are more likely to get into trouble as a result.
The list of richest mainland Chinese writers was published. Yu Qiuyu headed the list with more than 10 million RMB. It makes you bitter when you compare that against the money that the lowest ranked mistress of ex-Shanghai party secretary Chen Liangyu made. You can wrack your brains out to quibble over some words, but a young pretty girl can get more with her mouth.
As for the matter of fame, I read earlier that a German said that most mainland literature (especially novels) is trash. I was angry. Doesn’t this German know that the main culprit for creating this pile of trash was a certain German named Marx? Later on, someone said that this was not what that German originally meant. So let me add something to this: under the present publishing system in China,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ny good works that touches upon literature per se, never mind great works. Meanwhile certain works that attempt to curry favor with those in power are not just trash, but they are poisonous trash.
As mentioned above, political literature that passed through censorship will generate neither fame nor fortune.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refuse to restrict yourself and instead you should liberate all the ideas inside your brain. Like those young Super Girls who sing if they want to sing, writers should write what they want to write and express what they want to express. I thank the virtual Internet, for giving each of us our own publisher.
I have said that even though my dream is to become a writer, I will not write on forever. A friend asked me when I will stop. I said when the freedom to publish arrives in China, I will stop writing and venting.
Why?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There are so many creative talents among the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and so many of them can write. If there is freedom of publishing in mainland China, my books can be published but who is going to read me? I don’t have good literary style, I don’t have the patience and I don’t think deep enough — I know what I am.
All I have right now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In a country without freedom of speech and where speech can result in criminal charges, authentic writing requires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Of course, conscience and love are needed as well.
I do not eed to be too humble. As someone who switched into a job that he was not trained for, I am proud. If you enter “???
?”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 into the Google search engine, you can see there is a new set of books (namely, my “Fatal” series which mainland Chinese readers love to read).
The first entry in the series was moderate and the mainland Chinese readers liked it. Three publishers signed contracts with me, but they were all annulled by censorship.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ancellations was that the publishers’ leaders were not sure i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ff would come knocking on the door. The other reason was that the book mentioned the name “National Security Ministry” and characterized it as an espionage agency which sends spies to the outside for the pursose of conducting espionage. The editors said, “This is a matter of principle. Our country denies on principle that it has an espionage agency, never mind sending spies overseas. Therefore, you cannot hint that there is an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China.”
Every country has an espionage agency and every country sends spies outside. No country ever admits that. But similarly, not many countries ban the mention of such matters in literary works. This is a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 a country which sends out the largest number of spies says that it does not have an espionage agency. As a result, Chinese readers were completely cut off from the genre of political espionage from China and have to be stuck with reading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s written by foreigners all the thing. This is the most absurd thing in the world.
Finally, I want to say that after I understood the multiple function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Internet, I believe that it is wrong to keep silent, especially for those intellectuals with conscience and independence. Before Deng Xiaoping came to power, the Chinese literati and writers could not afford to keep silent. You must express your position, you must seriously read the books of Chairman Mao, you must turn in works that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voices and keeping silent was not an option. I am sympathetic towards the writers of that era, and I have more pity than disgust with those intellectuals who praised the red sun against their conscience.
After the reforms began, China showed some progress. At least you are no longer compelled to write what you did not want to write. If you cannot make a living, you can change occupation to become a businessman or set up a curbside stall to sell tea-leaf eggs or whatever. You did not have to write something that is against your conscience, or even cause harm to other people. Furthermore, as hard as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are suppressing freedom of speech without pause, they are running out of tricks. Their current control on publishing is limited to controlling the publishing houses and they are failing to reach the broad mass of readers. At this time, excellent works are appearing through the publisher known as the Internet. At least, this is what I hope.
Will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cause the age of free creative writing to come forth earlier? Will it bring out more independent writers? These phenomena already exist. The good works that I have read all came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ed the numerous works by the audience members who are listening to my speech today.
Finally, I want to offer a prayer. I thank the heavens for giving me that little bit of courage to write. I thank Bill Gates’ software for enabling me to write 10,000 words a day. I thank the virtual Internet for becoming my publisher. I also thank the Internet for letting me read so many excellent works and get to know the audience members here today. Of course, I want to thank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personally on my own behalf because without their strong suppression of freedom of publishing, I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the first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ist inChina …

 

第十七章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

 

所有政治问题因为牵涉到政权的根本，中共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思想
理论，不容外人置喙，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或可理解。
于纯科学、纯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也非要一意孤行不可呢？

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提出“除四害”：老鼠、
麻雀、苍蝇、蚊子。此后五年，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判极刑，各地展
开了捕雀运动。

科学家则提出不能消灭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
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
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
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
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
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
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可是，毛泽
东执意要消灭麻雀，执意要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消灭麻雀。

1958年大跃进时，消灭麻雀的举措臻于登峰造极、旷古未有之境：规
定在某日某时全中国凡能从房里出来的人都出来上街上房，敲响所能
敲响的所有响器几十分钟，以吓唬麻雀疲于飞命，落地殒命。笔者当
时在上中学，与校长、老师、同学一起干了这件震古砾今的大蠢事。
笔者敲的是脸盆，把搪瓷都敲掉了，回家挨母亲好一顿数落。记得是
一阵一阵的敲，不是一直敲，那大概人也受不了。看见几只麻雀仓惶
地飞过来了，就又来劲地敲起来。可怜的麻雀一头栽下来时，万物之
灵的人就一阵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总路线、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
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
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
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
7、8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
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
出了批评，毛泽东为整彭德怀，连带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最
不可思议的是“城门失火”，竟殃及麻雀。毛泽东不仅不理睬任何忠
言，也不听科学家的常识意见，固执地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
还是要除。”

直到1959年11月29日，庐山会议的势头已过，彭德怀蔫了，刘邓周朱
陈林诸人服了，毛泽东才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的一份“关
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上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张
劲夫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
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
雀。

张劲夫的报告是11月27日呈递的，毛只隔一天就作了批示，可见此事
在毛心目中是占着位置的。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
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
臭虫、苍蝇、蚊虫’。”

一个这么简单明白的有关生物学食物链的常识问题，毛泽东硬要折腾
了五年之久，才不情不愿地停止了愚蠢的自杀行为，还不作丝毫的反
省与检讨。为什么？固然，制度导致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所烧起来
的狂热是其弊端，但愚蠢延续了五年之久，毛泽东明知不对，却偏要
拗着干。制造灾难的元凶就不只是制度而应同时归咎于文化的落后和
人性的丑陋了。

毛泽东固执地拒绝马寅初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除了他根
深蒂固的视万民为刍狗的观念、战争中人多好办事的经验外，也有他
不懂几何级数的增长不同于算术级数的增长这个数学问题的原因。毛
泽东自视甚高，不是一般的高。年轻时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
击三千里。”当了皇帝后，更上层楼，历来的逻辑和事实是当了皇帝
要上天。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就有福了。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他
却从来也不糊涂。他把心思放到征服世界，当世界霸主的上头去了。
自视高至此，那会把一般小事小人物放在心上。错就错了，打什么
紧，交一点学费吗，革命路上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何况，这种一呼万
诺，生杀予夺的帝王感觉是十分美妙而引人入胜的。生物链和几何级
数，对于具帝王气象的毛泽东来说，又何须明白深究！

与打麻雀同时的粮食高产放卫星的闹剧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水稻亩产最高13万斤，小麦 12万斤，棉花5,000斤。这些从常
识来说是绝对笑话的谎言竟能让全国人民相信，让毛泽东激动地感
叹：粮食多了怎么办？有人计算过，13万斤的稻谷铺在一亩地里，会
有一米高。能相信这睁眼的瞎话是得有非凡的本领的。笔者一直想不
通想不明白种过地的皇帝毛泽东怎么就成了白痴！直到看到了中国最
大的科学家钱学森运用严格的科学论证，肯定一亩地地能种出十几万
斤稻谷的文章，才明白原来是怎么回事。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
　　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
　　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
　　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
　　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
　　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
　　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
　　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
　　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
　　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
　　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
　　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
　　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
　　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
　　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
　　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
　　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中国青年报》
　　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君子可欺之以方。春秋时郑国首相子产让仆人把鱼放生，仆人偷吃了
鱼，却对子产说鱼已放生，还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始舍之，圉圉
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骗得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这个故事说明了人性是需要欺骗的、乐于接受美好的欺骗的。
毛泽东需要谎言，但他需要言之成理的谎言，他不仅需要欺人，也需
要自欺。钱学森施展帮忙帮闲术，投其所好，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
植物生长所需的日照、养分，加上数学的严密计算，从理论上推算
出、推断出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稻谷。毛泽东正需要这个，正中下怀。
所有地方上一个接一个放得更高的卫星，一亩地的产量从几千斤到几
万斤到十几万斤的谎言，都有了科学上的坚实依据，再不是信口开河
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欢呼三呼。

麻雀的科学不相信，水稻的伪科学就相信，正是从需要出发。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推而广之，祸而延之，试看当今大陆，“就要逆此”的事数不胜数，
变本加厉，其源盖在此也！还是这位大科学家钱学森，对“人体科
学”痴迷不已，故伎重演，著文介绍，成立人体科学研究会，表演耳
朵认字、意念移物之类的魔术，令王震这类武夫目瞪口呆，信以为
真。

称为民族摇篮的黄河，三门峡大坝伤了她的元气，全都见着了；却就
是硬要再在长江上建三峡大坝，任当代大禹黄万里怎么哀告都置若罔
闻，非要把这条父亲河也碎尸万段不行。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
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治国就要逆着干，帮闲如此逆着帮，全国民众视若当然、处之木然。
这还有什么办法？中国还有明天吗？！  
 

第十八章　乱象纷呈碾碎一切

 

古代很讲究星象、占卜。帝王们对于星象、地貌的变化如陨石、地震
之类的自然现象很敏感。于是，应运而生了一批专门的巫师、术士，
专职地解释、禳解星象和地变；连带及朝廷上下和社会民间对此都热
切地关注起来。由此造作出：吉年，则凤凰翔、麒麟现；凶岁，则牡
鸡鸣、妖异出；陨石落，主将帅或人主亡；地震起，兆国家政局动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一切，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把它摆在了一个还算恰当的位置：不尽
信。也就是不是全不信。57年的文化则一言以蔽之：迷信！这“迷
信”的宣传教育有它科学思想普及的一面，也有愚民的一面。毛泽东
自己，则是大体相信的，尤其是关系到他本人身家性命的时候。关心
则乱！尊贵如毛、狂妄如毛、智慧如毛、明察如毛、成熟老到如毛，
也脱不出人性的规范与羁绊！

1976年吉林降陨石、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问身边人孟
锦云陨石的事，他固执地不搬住处，都说明了他对此很在意、很相
信。唐山地震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不到二个月，毛泽东就
在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呜呼哀哉了。

今年离毛泽东之死恰好30年。我特地提到毛泽东之死与天象、地变有
关，是对当今之世的乱象纷呈心怀戒惧。

这些乱象，不只是本书上述的一切，还有更为深层的乱象！

退休或在职的将军闲极无聊，竟集体涉足水利工程，介入之深、人数
之众，闻所未闻。请看有关报道。

　　118名将军支持的朔天大运河方案惊动中央高层

　　开利综合报道。至今仍在中央一些部委与研究机构中广泛传阅的
　　《西藏之水救中国》，其实早在2005年12月就已引起很多人关
　　注，这本书由二炮政治部原创作室主任李伶历时17年跟踪采写而
　　成。

　　此书所描述的“大西线工程”，投资达2,000多亿元，由民间水
　　利学研究者郭开提出，并多次引起激烈争论和质疑。

　　“尽管我们知道中央一直在关注这件事，但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
　　速度还是超出我的意料。”朔天运河筹委会成员于招英回忆。

　　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任职的于招英，在2005年12月找到秘书局
　　的一位老友推荐此书。但秘书局朋友的回答让她吃惊：“早知道
　　了，我们还专门从书店买了，给中央领导一人一本。”

　　原来，此书在此前一个月刚出版，首印的一万册基本被中央各部
　　委买走，仅水利部就一次性买了100本。

　　韩守文则回顾了送书给中央领导的过程与领导的反馈。现年70余
　　岁的韩守文曾在解放前做过邓小平及数位将军的机要秘书，他在
　　十余年前也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今年1月21日，他通过机要
　　渠道把此书送给有关领导。1月26日，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回复
　　他，书已送到领导手中。“2月4日，还在春节期间，国务院领导
　　就批示水利部、发改委与南水北调办，研究书中介绍的‘大西
　　线’设想。”“韩守文回忆。

　　这本书在部队高层中的流传也极为广泛，这和朔天运河筹委会许
　　多成员的从军背景直接相关。十余年前就支持“大西线工程”的
　　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年逾80，用一个星期将书看完。
　　“书写得太好了，我就给一些领导同志送过”。白发苍苍的刘振
　　华介绍了这一送书过程。刘振华回忆，一位部队领导告诉刘振
　　华：“这个意见（指大西线设想）有不同看法。”刘振华问：
　　“不同看法的利弊是不是应该比较一下？”领导回答：“还需要
　　以后再看。”

中央政策研究室问策郭开

　　不过早在出版这本书前，73岁的民间水利学家郭开已亲身感受到
　　高层对“大西线”方案的关注。出书前的三个月，2005年8月2
　　日，他和于招英被中央政策研究室请去讨论“大西线”问题。郭
　　开满头银发，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他给记者的名片上有诸多头
　　衔：朔天运河大西线创始发起人、总设计师；著作家、教授、经
　　济师；中华朔天运河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朔天咨询开发
　　公司董事长。据他介绍自己曾随四野打过仗，在文革期间被关入
　　牛棚，在牛棚的垃圾堆里发现了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英文版
　　《中国地理》，书中提出了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弯”理论。这让
　　解放前在清华旁听水利专业课程的郭开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
　　是否可以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
　　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从而解决整个西北与华北缺水的
　　问题？平反后，他开始请教从中科院到水利部的各路专家，为考
　　察水系自费走遍大半个中国，他不断地修正初始想法。“还把许
　　多人拉了进来。”十多年前，于招英就是这样被郭开拉过来，她
　　从中央机关辞职后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

　　8月2日那天，他俩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负责人相对而坐，
　　另有研究室的三位司局长，六个人就“大西线”谈了三个多小
　　时。郭开等人认为：“大西线”将是可以彻底解决我国水资源危
　　机和沙漠治理的最大国土整治项目，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社会
　　改造的一件大事。大西线也是解决我国耕地、粮食及新农村建设
　　问题的出路之一，并且和国家战略安全问题直接相关。他认为大
　　西线上马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日益成熟。23万铁道兵正枕戈以待，
　　青藏铁路完工后可马上转向延伸线，将青藏铁路修至大西线起点
　　朔玛滩为大西线铺平道路。8月19日，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告诉郭开，他已向中央领导汇报了8月2日的谈话内容，中央领导
　　认为需要慎重论证。

　　这次谈话后，中央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与郭开有了经常性的联
　　系，郭开粗略一算，从去年8月到今年6月，他们就“大西线”问
　　题已商讨11次。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关工作人员称，郭开对这件
　　事非常热心：“从郭开方面讲，（他）这么执著，动机是好的。
　　从国家方面讲，会涉及多少年后的一个大布局，而且还有许多反
　　对意见。反对意见涉及到投资问题、对环境的影响、供水量的问
　　题。供水量达不到怎么办？投入大，产出小，不能成正比怎么
　　办？许多问题还需要考虑。“这位官员提醒，要多听取反对方的
　　意见。

　　100余名老将军支持

　　郭开、于招英之所以在8月2日被请进中南海，和原空军副司令、
　　少将王定烈为他们向中央领导呈送大西线报告直接相关。王定烈
　　少将现在是朔天运河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从1992年参加这一筹委
　　会后，至今年5月已向有关部门先后递送了16份报告，要求上
　　“大西线工程”。将军的努力促成了郭开被中央政策研究室问
　　策。而这位起推动作用的少将和向中央高层荐书的刘振华一样，
　　是老将军老干部群体的代表，“大西线工程”先后得到了 118名
　　将军的支持，其中有16名上将，17名中将，包括赫赫有名的杨成
　　武将军、杨得志将军、肖克将军等，另外包括一些老干部。（原
　　载：《博讯》2006年7月30日）

汉朝一位丞相见路上有死人，不理不睬，见一条牛怕热喘气快死了，
却下车再三询问。人问故。曰：人死有司管，牛怕热死关系年成，乃
我丞相职责云云。

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古有明训。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只有中国，
当代的中国，才会出现这类“牡鸡司晨”的乱象。

军队经商，军队走私，军人贪腐，这些表面的溃烂看得见摸得着，治
理起来并不太难。军人干政，如此出以公心，为民谋利，冠冕堂皇，
才是深层次的难以捉摸的乱象。

无独有偶，除了这118位将军要当水利专家外，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将
军也著文大谈农民问题。文章一出，海内外一片叫好声。确实，文章
写的提要钩玄、深入浅出，既入木三分，又大众能解。比较国务院的
农业问题专家，其见地毫不逊色甚或过之。我却隐忧随至：将军未解
甲，何事恋农家？醉死沙场应大笑，运筹如何不拔刀？

毛泽东当年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解放
军是一个大学校”的最高指示。1968年，毛泽东派遣“工宣队“、
“军宣队”进驻大中学校、文化部门领导文化革命。那是因为毛泽东
当时权势熏天、胸有成竹，有意搅乱捣蛋文化界、教育界，消遣调戏
侮辱文化人知识人和不听话的学生娃子。天下在他股掌之中。他不怕
乱。一旦林彪叛逆，他立即收缩自如，强弩之末亦能穿鲁缟。十大军
区司令调动，也就他的一句话，一支歌。相传毛泽东在十大军区司令
调换的会议上，指挥握有重兵、各镇一方的十大司令及其骄兵悍将同
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还
得在金銮殿上大摆宴席，与将帅们套近乎，交心交底，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才勉强行得。毛泽东却只用起个音，动弹了几下胳膊，就把
天大的事给办得妥妥当当了。毛泽东气魄、胆识、才干确乎当得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八个字。

毛泽东能这样做，那是全局在握、全局在我，要圆就圆，要扁即扁。
现在呢，人事全非，时迁势异。军人干政，不是被动的接指示、受派
遣，做表面功夫，而是主动、积极、深入到实际事务、国家根本；更
是一种其势使然。最可怕的正是这种其势使然！

贪官们只顾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只顾贪墨敛财，只顾安排后路、老婆
儿女，只顾身家性命，顾不上政事、大事，应付、因循都是不错的
了。在这样的乱局乱世中优秀者以忧国忧民为己任，欲脱颖而出，这
是其势必然，人性使然。越俎代庖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这在正常的
政局下是好事，但在乱局乱世中则必然添乱，好事会变成坏事。

刘亚洲是太子党，曾是李先念的女婿。他参军后，从战士逐级晋升为
中将、空军副政委。他也是作家，写过小说。但他与只有一张嘴一支
笔的纯知识人不同，他还有枪。刘亚洲说：“在军人中我读书，在读
书的人中我是军人。”如此意味深长的话。2005年4月，刘亚洲与三
位将军、六位校官伙伴在互联网上发表“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
人為何對我猖狂？”的文章。这是以反日为契机的政治改革宣言。其
特异处在出自现役军人集体之口。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在众多的叫好和批评声中，这段话最引人注目：

　　美国军队比中国军队强大的地方就在于，美国军队绝不会让一个
　　既不会开飞机也从没跳过伞，全部的军事生涯都是在政治部门摇
　　笔杆子的人当上空军统帅，无论他小说写得多么好，背景多么显
　　赫。刘政委的升迁之路正是中国军队真正的忧患。

单是刘亚洲，乱象已三至。此其一。

历史上武人干政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比比皆是。优秀的刘亚洲应该在
其位谋其政，或继续写小说，成为大作家，或当好军队文职干部，将
才华致力为改革军队内部的一应事务。如此以带职现役高级军官的身
分跃跃欲试于政坛，反常的举措必然导致反常的结果！此乱象其二
也。

刘亚洲连篇累牍发表大作，越俎代庖、议政论政，振聋发聩，竟能继
续不断。这种现象的本身就是12分悖情逆理的。放在毛泽东时代、即
或在邓小平时代，是决不会被允许也绝无可能的。三重的乱象已无可
奈何地来临了。有什么办法纠正吗？什么办法也没有！或许无须什么
纠正，乱象乱世的历史就是如此的。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也大名鼎鼎的潘岳。潘岳，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
长。潘岳曾对政事作调查研究、上万言书，引起震动，因不合上意，
被置闲，被调离去管环境保护。一位记者如是介绍潘岳：

　　1991年，面对剧变后的苏东局势，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
　　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
　　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
　　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
　　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张”的经济改
　　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惟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
　　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背后主要策划
　　者，正是潘岳，而那份文件，也是他1991年9月主持的一场研讨
　　会的结果。

　　2001年12月，《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章同时发
　　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
　　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
　　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中共在取得政
　　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
　　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其作者，正是潘
　　岳。

　　2002年上半年，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
　　“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
　　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
　　产党近些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其作者，正是时任国
　　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岳。……这篇文章为潘岳赢
　　取了“中共政改标签”、“当代康梁”的称号。（摘自：
　　《博讯》）

潘岳志在政界，无论这位记者如何溢美，潘岳已经有所作为且在政界
继续大有作为的可能性是很大地存在着的。但是，潘岳被从政界排
除，调任环保部门。这种深层次的乱象与将军对水利指手划脚、去管
农民问题恰好相对照。

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已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国家环境保护局不管
发现多大多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总是只能识其然而不能治其所以
然，总也斗不过地方官，总在层层、重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铁障前败
下阵来。这种乱象又有几人识得其严重性和不可逆转性。少数明白人
也因为身处其中而总冀其“前途是光明的”。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则
只管依着自己的铁则而行，任谁都阻挡不了巨轮的一滚向前。

地方诸侯自身的愚蠢无知所造成的乱象更是不可胜计。

《人民日报》8月12日曾华锋报道：

　　兰州市属于缺水型城市，人均年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742立方
　　米，低于国际规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城市标准。有
　　资料显示，由于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井群开采能力降低，十年前
　　兰州地下取水每天能达到20万吨，而今天兰州每天从地下只能取
　　出50,000吨水。随着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崛起和外来人口的增加，
　　兰州市水资源已供不应求。但记者采访发现，这座缺水型城市还
　　存在诸多浪费水资源的现象。

　　兰州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兰州市目前有
　　8,033户用水大户。由于体制原因，被列入计划管理的只有1,114
　　户，覆盖率仅为13%，距离国家对北方城市要求的95%的计划覆盖
　　率相差很远。

　　来自兰州市自来水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每月特种行业用水
　　量约40,000吨，一年近50万吨，相当于西湖的水量。这些“特种
　　行业”指的是高档桑拿、洗浴、美容美发、纯净水生产、游泳
　　馆、洗车等行业。这些行业用水量大，目前政府采取高水价来调
　　控，成效仍然有待提高。

　　农田里水汪汪一片，照得出人影，令人疑入江南水乡。记者在兰
　　州市、张掖市甚至严重沙漠化的酒泉市看到，为了满足春播种苗
　　极少量的水分需要，农民们普遍采用冬前“大水漫灌”（俗称
　　“安冬水”，为冬小麦安全越冬灌溉），一次用水量常常高达
　　150立方米／亩左右，而研究表明，次年用于作物发芽的水分只
　　有20%～30%，大部分的水分在冬季自然蒸发耗费了。
　　
　　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尚勋武介绍说，全省农业用水约占全部用水
　　量的87%，大部分农民还缺乏科学节水意识，灌溉水的有效利用
　　系数在0.5以下，有的甚至只有0.3水资源严重浪费。（摘自《人
　　民日报》2006-08-12第五版）

如此自杀的行径竟能大畅其道！地方官什么时候能从醉生梦死里清醒
过来呢？十年之差，地下水从20万吨减为五万吨，还不能引起警惕，
采取措施。那么无论如何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未到渴死的程度，大约
是不可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已经自杀了许多回了。其实，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即使明白了，又能如何？大厦之将顷，任谁也回天无力！
也许兰州还有明天、明年，但十年之后呢？20年、50年、100年之后
呢？楼兰古国毁灭景象的重演是势所必然的！

这种种乱象已不是表面现象，已不是文化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斗批
改，它不仅深入了社会和国家的命脉，而且乃势所必然，运会如此！
其力量如一个巨大的齿轮，不可逆转地向前滚动着，碾碎一切！ 
 

－－民主论坛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于2月20日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领了两个人权奖，并参加国会图书馆会同国家民主基金会所举办的题为“异议分子与自由”的演讲会。不仅主办这次盛会的图书馆长毕灵根先生和基金会的格旭曼先生对哈维尔推崇备至，八位与会的来自七个国家的异议人士莫不把哈维尔尊为道德和精神的楷模，强调他对那些尚在专制深渊中挣扎的人们，所发挥的鼓舞和指引作用。

历经人世沧桑，从阶下囚变成了一国总统的哈维尔，三年前从担任了十三年的元首位置上退了下来，常年的政治家生涯并没有改变他含蓄内敛的性格。笔者是第一次聆听这位外表腼腆的总统演说，身材矮小的他，开口说话时，态度平和，既不像英雄、先知或智者那样有魅力，连传教士或大学教授的口才也赶不上。若把他跟中国那些口沫横飞、滔滔不绝的“民运精英”相比，他倒更像个街坊邻里来说事儿的长者。他先感谢大家有耐心听他蹩脚的英文，接着就直接说自己对“异议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个词不大喜欢，因为这听上去好像是个职业的称谓似的。其实这个词远远不能概括自身丰富的内涵，它是一个西方媒体所创造出来的词。正如他在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所指出的“持不同政见”的“无权者”，是一群在黑暗的时刻里抱着希望和期待的人——

“他们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只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 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

这些人都有自己本行的职业，他们拒绝听假话、套话，更不愿重复这种虚伪的游戏。哈维尔虽没有说出口，但我相信他更愿意被称为剧作家，而不是一名定义模糊的持不同政见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即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十年之后，整个捷克社会沉沦到一种消极悲观、道德沦丧的氛围之中，人们得过且过，放弃了精神的价值，只一味追求表面的物欲。哈维尔当时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极有远见地提出“后极权社会”的概念，并且一针见血地将这种社会的特征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写：“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一样是颗螺丝钉，可以被他人取代。若是有个性的人突然冒了尖，不用政府费心，不必劳驾警察劳力，普通人就会冲着他去了：

“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 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这种情况，对于在中国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人们来说，实在太熟悉了。可怕的是，五六十年代，甚至直到毛泽东去世的七十年代，中国还未达到“后极权社会”的高度，还停留在“原始极权社会”的阶段，那时候的人们沉迷在造神运动的狂热中，所以上面一声令下，一个最高指示，就能有千万个揣摩朕意的喽罗们冲锋陷阵，死而后已。那时候的打人、杀人、吃人全是没有自己个性、没有自己意志的盲目螺丝钉们，对付那些“背叛”了主席和党的叛徒们的惩罚。

如果将哈维尔的这个“后极权”模式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来看，也可以说许多人都是当前那个腐败、畸形、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这对怪胎体制的制造者、受益者和拥护者。专制体制因而能够延续，甚至被打上“和谐社会”的标签，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进行“意淫”式的自我陶醉。

哈维尔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了两个警告，要人们注意异议分子头上的光环并非都是真实的。他指出，异议分子背景复杂，这些人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中间有时混杂着间谍和疯子，跟他们打交道时，应当识辨清楚。另外，很多异议分子和民主力量的挣扎和努力并不见得会成功。我们的世界喜欢快乐的结局（happy end ），像捷克就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世事并非总是这样。哈维尔说得很对，西方的社会和媒体那种并非发自“居安思危”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加上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往往很单纯地推崇所谓的烈士和英雄，对于专制国家的异议分子， 特别是那些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的人，非常信任和支持，结果一旦识得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这些人身上带有许多比常人更多的缺点，不免感到失望。

且不说东欧、前苏联和中东国家的海外异议分子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中国的海外民运分子中，有道德操守，又有能力、并且继续保持纯洁理念的人，简直屈指可数。这一点也不奇怪，很多自封的“精英”，不过是风起云涌的时势所造就的昙花一现的短命“英雄”，浪潮一退，他们平庸的资质和未经陶冶教育过的人品就暴露无遗。在异常并且移位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较强的自我把持力，那么性格中所有的缺点甚至污点都无情地暴露在公众界了。这本来值得原谅和同情，可惜有些人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还在观众已经散尽的戏台上流连盘桓，这就十分难堪了。有少数的人还豁出去作孤注一掷的拼搏，所谓的回国闯关者是也。既然他们求仁得仁，“成功地”成为真正的异议分子，在监狱中度上一段时光，增加了自己光环的亮度，也算是公平的交易了。

然而有很大一部分的异议分子，他们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之中的，这些人在进行为自由民主的争抗时，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在车臣、白俄罗斯、在伊朗、土耳其，在新疆、西藏以及中国内地，许多人为了拒绝谎言，寻求真相，保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良知，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哈维尔所说的那些间谍、疯子和机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他们。自由世界应当关注支持这些真正的勇士和斗士。

从孩提时代，人们听惯了的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王……”，故事里的好人总要遭遇到巫师的魔法或坏人的陷害，而结局多半是好的，坏人完蛋，灾难过去，“如果他们还没死的活，一直还快活地活到今天”，这样的快乐结局是大家都期待的。现实生活中往往刚好相反，但是一有机会，人们还要做梦，媒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愿干这碎梦的煞风景差事的。虽然人的偷窥癖使读者观众也有嗜血的一面，但是温馨的场景，高贵的人物，勇敢的斗士，惊险的历程、圆满的结局是大多数人所爱好的。除了局部的巴尔干半岛上的杀戮，欧洲半世纪以来虽有民主共产阵营的对峙，却没有经历战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本营1989年开始的解体，也是未动干戈的和平群众运动。连后来各国新政府对前共产政权的清洗、纠错和反思运动都是和平理性，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人们应当记忆犹新，当初俄国革命成功是如何屠杀旧俄的贵族、军官甚至沙皇家族的。二战后，残暴的斯大林主义又横行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受迫害、被杀害、监禁的人有
千千万万。两相对照，就显出民主和极权制度的根本区别。

在这方面，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总统，采取了宽容敌人、赦免未直接参与犯罪的前共产政权官员的柔性政策，对邻国发挥了良性的影响。哈维尔的这种做法不是和稀泥，更不是怀柔，在他内心深处， 他是一个仁者和智者。他的做法受到过受害人的指责，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宽容策略加速了社会伤口的愈合，积极地制造了相互理解的祥和之气。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地分家，未动兵戎，连口水战都没有，真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么潇洒地成为两个国家了。它们之间现在是很友好亲密的邻居。

哈维尔在国会图书馆演讲完了，有听众问他，在我们这个乱糟糟充满暴力的世界，捷克怎么能够有天鹅绒革命，又能和平地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哈维尔只轻声地吐出几个字：“我们的人不好斗”。一时间内，听众没反应过来，接着才有稀落的掌声。我也愣住了，接着感到眼眶有些湿润。试想，伊拉克的逊尼族和什叶族也能够和平地分成两个兄弟国家，永远不再有人肉炸弹，人民安居乐业，互通有无。试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临界的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共同分享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圣地。试想，北韩不去造什么核武器，而把他们的小孩子们养得个个有红红的脸蛋儿。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回到阔别48年的拉萨故乡，藏民将沿途跪拜迎接他们的神明。如果，台湾人不必担心被武力解放，阿扁也不致狗急跳墙。如果，中国人能自由选举，农民们会兴高采烈地在选票上盖指印画圈圈，这个世界将多么美丽…..

*本文的引言出自哈维尔著《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78），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2005/h/haweier/000/007.htm

──《观察》首发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连锁公司近日宣布，已在中国总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份以来，沃尔玛先后在中国建立了五个类似的党组织。

在此之前，沃尔玛已经顺应中共的要求，建立了工会。在西方市场上，沃尔玛一向我行我素，拒不建立工会，拒不接受美国劳联产联的批评。但在中国，它却不敢违背中共当局的命令，乖乖地建立了工会。

中共以工农运动起家，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里，却将工农运动视为仇寇。八九民运中，判刑最重的往往都是那些工运积极分子，而非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近年来的农民维权活动中，当局甚至悍然命令军警向群起抗议的农民开枪。这说明中共最害怕的还是蕴藏在工农之中的力量。那么，中共为什么对在沃尔玛建立工会如此积极呢？因为在沃尔玛所建立的工会，是在“全国总工会”牢牢控制之下的“黄色工会”，它与雇员的权利无关，仅仅是中共延伸其权力的御用组织。

沃尔玛以为作出此让步便可万事大吉。然而，邪恶势力往往得寸进尺，其野心永远也没有满足的那一天。紧接着，中共当局又下令在沃尔玛中国公司中建立党组织。

沃尔玛再次顺应中共的要求，不战而降。此举颇有象征意义。按照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基本原则，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成立党支部。此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可以例外，但这次沃尔玛的屈服，中共势力再度扩张。表面上党支部不会插手公司的管理，但它会积极活动，搜集各种情报和信息，甚至帮助资方控制雇员的言行和思想动态，将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针移植到外资企业之中。对于资方来说，当然乐见其成。因此，沃尔玛此举会引领更多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

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冠冕堂皇的“共产党”会自告奋勇地为资本家“保驾护航”。中共已经完全背离了其建党宗旨和指导思想，完全沦为一个惟权是用、惟利是图的权力和利益共同体。

沃尔玛对中共的要求照单全收，卑微地接受中共“党天下”的事实，固然说明“商人没有祖国”的老道理，这种做法却伤害了西方世界民主人权的基本价值。沃尔玛单向度地强调“入乡随俗”，遵从中共的独裁体制，为什么不要求中共也遵循一些普世价值呢？比如，沃尔玛应当提出，在雇员的生活区内设立教堂，方便那些有宗教信仰的西方雇员和中国雇员实施敬拜活动，这样做也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沃尔玛以及其他在华的外企为何不做这样的努力呢？

从帮助中共实施信息控制、迫害网络作家的雅虎到建立黄色工会和中共党组织的沃尔玛，若干跨国公司惟利是图，已经沦为黑暗势力的帮凶与帮忙。让这些幕后的交易暴露到阳光之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观察》首发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跷着二郎腿拜会高老太太，无礼无知无德无耻

八十岁的高耀洁老太太，原定二月四日到北京美国驻华使馆办理赴美的签证，准备三月份往美国领取美国联邦参议员、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颁发的一个人权奖。然而，老太太却被河南当局拦劫了。早在二OO一至二OO三年，河南政府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限制老人家出国访问、领奖。

据胡佳先生获悉，高耀洁医生早在二月一日就被河南政府派人非法拘禁在家中。河南省妇联官员和一位副省长曾经到高耀洁家中，劝阻老太太不要赴美，但被老太太严词拒绝。於是，老太太家门外、楼道和楼下便出现大量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凡前往高耀洁家中探望的朋友和志愿者，均被警方扣留、调查。甚至发现有北京的警察在其中，老太太的子女也受株连、受到跟踪监视。

胡佳指出：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对民间防艾人士人权侵害令人发指，尤其是对一位从事民间防艾工作达十一年的老人家。河南的徐光春之流既无人道，亦无廉耻。中国在即将举办奥运会之际，发生这类恶劣事件，联系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对《人权观察年度报告》的无理指责，让人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保証都是天方夜谭。

结果，搞到天怒人怨、万众声讨，要劳驾希拉里??克林顿亲自写信给胡锦涛和吴仪，才迫使中国当局解除对老太太的非法软禁。看到“崛起”的胡锦涛们在一个洋婆子面前的胆怯心虚，可知不可救药的可哀中国也还没有走出一百多年来“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怪圈。

老太太终於在二十二日到了北京，到北京机场接老人家的只有胡佳、曾金燕夫妇。据说“在机场还稍有曲折”，难道又有人想劫持她？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不幸的是，颟顸、虚伪又无赖的中国高官还要继续不要脸一番。二十二日下午八点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和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还要厚颜无耻地代表什么吴仪到酒店房间“拜会了高耀洁教授，并与她会谈了九十分钟”。

看那王陇德们在父母辈的高老太太面前架着二郎腿、皮笑肉不笑的嚣张又得意的丑态，他们可有一点“拜会”的诚意么？王陇德们连做人的一点基本礼貌、起码礼节也不懂，居然还高踞庙堂、靦覥为官。至於王陇德“希望能多从高教授那里获得基层真实的情况”，更是不要脸的屁话。

我真不知中国官员的心为什么这样黑！请问吴仪、王陇德们：年轻力壮、靠吃中国人民的肉喝中国人民的血养得又肥又白的你们，难道除了作威作福之外，便只能永远赖在北京城里吗？“基层真实的情况”还要靠一个八十岁的老妪帮你们去“获得”！真是的，你们给了八十岁的老太太多少劳务费？

世界上还有这样不要脸的政府，还有这样不要脸的官员么？！

 

现代市场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交流沟通的需要大大加强，但另一方面，交流沟通的对象、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人们一年里见过的人物事件可能比传统社会一生的总和还多，为了一点信息的传播，人们不得不支付时间、精神、心理以及交通、招待等物质费用方面的高昂成本。尽管有现代技术的介入，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反而更困难了。一个人跟所谓的朋友能在很多场合遇到，他们都会称对方为朋友，但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对方，这种点头之交，白首如新，每个人之于对方仍是孤独的个体。哲学家们因此思考交往沟通的“主体间性”。人人都是主体，但主体间性却非常可疑。

在这些主体间性中，最可疑的不是技术平台，不是人生经验，甚至不再是单位身份，而是体制化带来的名声。它跟名誉不同，名誉带有德性意义，名声只具有市场标识。名誉需要共同体的某种“承认”，名声则只是人们的广告、人们存在的被感知、被宣示。二者虽然可以转化，但市场经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发展，名声本身即为目的。我们今天的交往最习惯接受的就是名声，我们把一个人的名声当作交往的前提，在介绍一个人时也不吝惜地为其名声添油加醋。“这是大记者、大作家、名律师”，“他就是网上追捧如日中天的学者”，“这是教授”，“这是官员”，“这是某某方面的权威”，“这是网络高手”，“这是影视新秀”，等等，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被介绍者在名声的面具下朗笑着、受用着、虚荣着。一个转型社会最经常的交往就是借助于这种名声实现的。

名声当然是当时人们交往成本较低的切入方式，它使我们很快进入了交谈、合作、做局的圈中。据说古人看人，得跟人交流三天三夜，如此沟通方能确定对方是否名实相副。现代人走马观花，只能假借名声来沟通。名声是一种方便，不幸它成为人人觊觎的“神器”。它带来的问题也是多而严重的。一句话，转型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泛滥，就是因为人们沟通的主体间性建立在名声之上。

转型社会的许多关键词语都跟名声相关，注意力经济、点击率、眼球吸引力、做秀、炒作、签名、声明、圈子、标签、流派、触电、混个脸熟等等。传统的名誉观念，像爱护眼球一样爱护自己的名声荣誉，已经完全颠倒了。既然眼球生病了，可以戴上眼镜，那么名声也就无所谓好坏，无所谓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也无所谓道德高标或声名狼藉。成就名声也就不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而是比赛着走捷径。既然人们的生活可以预支未来，可以按揭、买楼花，那么人们也可以预支自己的名声。于是，人们跟其朋友、圈子一道，互相吹捧，共同提高：这是有良知的社会企业家，这是大师，这是仁人志士，这是英雄圣贤，等等。网络时代，加剧了这种名声。人人可以是三分钟的明星名人，尽管只有三分钟，有名就可以了。

“成名要趁早啊”。只要有名，就有一切，就可以跟权、利交换；只要有名，名者，命也，就有无数的附加值，有无数的机会，无限的好命运。在年轻人中，比芙蓉姐姐更聪明、优秀、智慧的女孩子多得多，但芙蓉撞了好运，她自己赚到了名声，也就有了到全国各地抛头露面的机会，以至于她到市场买一猪蹄都会被人写进博客，成为新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易中天、于丹上电视一周，他们的利益获取就比同行轻易得多。古代的成名不出熟人圈子、口耳相传也受道义德性的监督制约，今天的名声比脱缰野马跑得还快，一举成名天下知、横空出世者大有人在，他们在网络上、影视里以光电速度传播，没有缰绳可以制约。

何况人活图名，所以尽管利心易去，名心却难除。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种名声给予当代人的人生或生命存在感，远远重于利，更重于道德，重于群己权界之分。重利是商人之职，是土财主的活法。重道重德是家族观念、血缘同胞感觉，是人格意识。名声完全是个人的、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国人急于预支名声的原因。

在这个时代，名声就像房子一样，可以一下子贷到。传统的做法，或说名誉却需要一点一滴地努力，需要持久地付出，才能获得。当代的名声却让不少人提前享用了。名利我自征享，笑骂由人笑骂，不管死后短长。这就是转型社会官腐民败的秘密之一。人心的浮躁、贪婪、无耻无以复加，官吏和国民在名声的后面无视任何现世的制约，父母妻子亲友都不足以制约他言行的张扬无道，他的处世之道是进攻的、掠夺的，家庭社区都不足以让他展现温暖的笑容，他的笑容是自恋的、得意的。这就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呼转型社会“原子个人化”的秘密之一。那些成功名者，那些作威福作享用者，大多只是孤独的、不可沟通的孤家寡人。我国国民中的一些成功名者以为自己希圣成贤，是个历史中的英雄，其实多无足道于公民本份，更无足道于独立的、与众人沟通的人格。

 穆旦有诗：

不知哪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乡
他选择了这种语言，这种宗教
他在沙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帐篷
于是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
他开始和事物做着感情的交易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在征途上他偶尔碰见一个偶像
于是变成它的膜拜者的模样
把这些称为友，把那些称为敌
喜怒哀乐都摆到了应摆的地方
他的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
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
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
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午夜不眠时他确曾感到忧郁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
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
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
还有多少谣言都等着制造他
这都暗示一本未写成的传记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孤家寡人，这就是当代大部分成功名者的归宿之一。因为既然预支了名声，就得为其付出代价；如果不能付出实在的代价，那么报应迅速到来，生命被宣告破产，生命的泡沫在瞬间破灭。务虚名而处实祸。那些大红大紫的人转眼就锒铛入狱，今天还在台上做报告，明天就家破人亡。那些人五人六的人转眼就被公众吐了口水，那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很快被民众抛弃。其原因就是如此。转型社会的规模、进程使得这些实祸偶然性地只是以孤家寡人的形式出现，牢狱之灾、性命之失等情形像赌徒的轮盘一样，不一定必然发生，但这一孤家寡人却足以成为文明的最终判决，烙印其人生后期的身心。报人成舍我曾回忆，大军阀张宗昌作恶多端，晚年回归个人了，但他常闷坐在中山公园里，想找人谈话，搔首无聊，总是讪讪而笑，无人答理。东欧革命后，无数作威作福的社会成功人士想求做看门人而不得。是的，他们都回归“真正的个人”了，他们的人心多少有所复苏了，但他们得承受报应，承受当年张狂的代价。

有人会问，如果我们被人推举成名，我们被当作电影界的旗帜、思想界的光荣、企业家的领头人，我们不曾预支名声，但我们被人抵押给了名声，怎么办？这很简单，我们不能拿名声抵押权力、兑换利益。如果我们心向往之，那么我们得准备以一生的时间去还贷。如果我们德才不济，最好还是回到我们应有的位置上来，平实地生活，让自己、亲友和周围感觉到温暖，可以交流沟通，可以分享人生。否则，名声就像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会反噬人：吃了我的你得吐出来，拿了我的你得还回来。

－－权衡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刊出的《马克思与“秦家店”》一文，把秦始皇的“郡县制”、“秦家店”与波拿巴主义联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是一篇颇耐咀嚼引人入胜的好文章。

毛泽东“劝君少骂秦始皇”，肯定“百代多行秦政制”。并说：“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公社，基本还是郡县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喉舌当然亦步亦趋，197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大谈郡县制：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儒家和任何反动派都改变不了的。”

“维护这种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更是直接把“郡县制”这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挂钩等同了，而且“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马克思之灵倘在天有知，会同意如此“套瓷”吗？

众所周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极为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不但《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誉之为马克思“少数历史著作皇冠上最为璀灿的明珠”，恩格斯对这部作品也是极为推崇，说马克思对那段历史的描述“以致后来所有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但毛泽东不以为然，1970年8月31日，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甚至断言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却对马克思的“天才著作”不顾事实妄下断论，令人惊讶。爱起来恨不得插上翅膀，恨起来恨不得生个疔疮。马克思这部“少数历史著作皇冠上最为璀灿的明珠”哪些地方不合毛泽东的意，竟遭如此冷遇呢？

读了《马克思与“秦家店”》，我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遭忌的最大一个原因，在于马克思鄙视波拿巴主义，亦即鄙视与“秦家店”相类似的法式“郡县制”。

关于法式“郡县制”的实质，《马克思与“秦家店”》引用恩格斯的话说：

“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整个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直到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以地方长官管理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

“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而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中国层出不穷的“破家县令”、“夺命书记”，更是在不断地验证着恩格斯的这个结论。假如恩格斯知道中国“郡县制”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用“郡县制”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这个词儿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巴黎公社为“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向政敌全面夺权。更说明“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是中国“郡县制”的天敌。

广义的郡县制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语）。这种体制固有其行政效率高的一面，但它从一开始也是中国人祸的源头。“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是帝王可以为所欲为得心应手的工具。简言之，郡县制以帝王之心为“心”，与现代法治现代民主制度毫无相通之处。“我们要团结在以XXX为核心的XXX周围”，这等不知宪法为何物，为了政治表态便奋不顾身的违宪话语不时出之于高层官员之口，令人作呕。

所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自属理所当然。舍此之外，还有无更令毛泽东厌恶忌恨的呢？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通过拿破仑第三恢复帝制的历史，剖析了波拿巴主义的十大特征，相隔155年，今日读来却犹如新闻。随手从尹文中摘录些许略加评点：

1、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很难说它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如果非要说成是阶级的专政，并且官吏、军队、警察是一个阶级的活，那它就是官吏、军队、警察这个阶级的专政，正确地说，它是依靠官吏、军队、警察这三大杠杆无限制的君主专政。

[中陵]腰缠万贯，却以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自居，三个代表与三大杠杆堪有一比。

2、波拿巴主义不仅对人民大众实行专制，而且也对统治阶级实行专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

[中陵]囚禁自己的领袖，以家法代替国法。台前拥抱，幕后动刀，无所不用其极。难怪有人呼吁先在党内实行民主，称陈良宇为“同志”，党内民主之“良”好开端乎？

3、它也依靠一定的阶级，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但却不是那么固定。“时而拉扰这个阶级，时而侮辱另一个阶级”。……本来革命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但结果发现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从君主专制制度那里夺来的进步。革命所夺得的民主主义成果，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中陵]翻云覆雨，引蛇出洞，借刀杀人。昨天拉拢无产阶级，今天带头先腐起来。

4、国家又回到了古老的状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革命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人民群众被奸污，……议会不要妄想有什么立法权、监督行政权、……议会仅有的权力是奉命表决，奉命执行。

[中陵]毛泽东在延安发誓要消灭一党专政，到头来却食言自肥。其继承人更以种种理由拒绝政治改革。

5、波拿巴可以随时任免高级官吏、将军、大使、法官。各级主要官吏都是任命的。

[中陵]人身依附，汲引同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窝案层出不穷。这个帮、那个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党的每一“大”，其唯一目的只是为后一“大”设置麻烦。换言之，党的每一“大”，先为前一任动刀，再为后一届埋雷。

6、作为“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的地方的省区自治，波拿巴主义登台后立即取消。

[中陵]痴迷于郡县制、秦政制的盲众代不乏人，舞文不触独裁，奋臂枉谈“统一”。

7、他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官吏、警察、宪兵、军队，他们的生存与荣辱，家业与希望，一切都仰赖于一个集中的机器、一个人。而小拿破仑则靠的是军队的贿买……

[中陵]擢拔将军，提高待遇，换取其保驾护航。然兵不厌“诈”，无底洞的支出终要摊薄到所有纳税人的头上。

8、军队、剌刀、马枪，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

不听话的笔，要折断。乱说一气的嘴，要封住。压制和消灭社会上、学校中能讲话和能写文章的分子。

[中陵]温总理号召作家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岂料言犹在耳，新年伊始，新闻出版署就一口气封了八本书，起戈培尔于地下，亦当自愧弗如。

9、彻底消灭出版自由，彻底消灭不同调门的报刊。绝大部分报刊勒令停办，剩下的全部官办，或是在警察官吏的绝对控制之下。

[中陵]听不得一点点异样的声音，真真正正的纸老虎！如果“美帝”指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如此畏惧应予理解。

10、把讲坛上、报刊上的言论，变成一个音调，一样的面孔、一式的身材、一律的穿着。

[中陵：所谓“主旋律”、同一首歌。]

如此生动鲜活呼之欲出的波拿巴主义，称之为毛泽东的“秦家店”有何不妥！

拿破仑在雾月政变成功后曾不无得意地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愿做的一切”。口含天宪，先使四院（参政、立法、元老、保民）成为花瓶，后来干脆连立法、元老、保民三院也不要了，取消所有民选官员，中央及各省高级官员统统由他任命。1802年，宣布自己是终身执政。1804年登上皇帝宝座，“自我”加冕。进而继续查封报刊、箝制舆论，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拿破仑如此得心应手，完全得力于法式“郡县制”。

道破波拿巴主义的十大特征，撕开并鄙视其法式“郡县制”实质。这恐怕才是令中国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不欣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主要原因吧。如果毛泽东面对的，是华盛顿开国时的新大陆13个州的自治，而非“秦政制”，他还能翻云覆雨登峰造极“史无前例”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开头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由是观之，毛泽东的“秦政制”可以休矣。

欲建设和谐社会，不妨先从鄙视“秦家店”始。

－－民主论坛